在这期的《读者》上看到的这篇文章，我很喜欢它行云流水的描写，很写实、很形象，忍不住想和大家分享。
有一点我想说明的是，喜欢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上海人的优越感。作者说，要求“拎得清”是上海人与生俱来的理性。这一点我不同意，我觉得这是上海人在自身环境中、在客观条件下形成的彼此默契，是长久以来积淀的上海文化的一部分。既然是文化，任何想真正融入上海的人当然需要适应它，这和去美国要适应美国文化是一个道理。所以这里不存在任何排斥外地人的本意和倾向，希望大家随便看看仅作消遣，切莫对号入座。
下面是原文的节选，from 2004年16期《读者》，作者刘业雄：
上海人，对人对己的最高评价是“拎得清”。
看一个人是不是“拎得清”，在上海的公交车上最典型。
上车前，必须先“拎得清”。
到啥个地方，乘什么车子，坐几站，再换什么车，在什么站点换，都必须一清二楚。如果有个人坐过了站，还大叫大嚷，一车的乘客都会白眼相对，嘀咕一声：“做梦一样……介拎不清！”如果乘了相反方向的车，则被众人视为“拎不清”，目光里流露出来的分明有一种鄙夷。当然，这个时候，周围的上海人就会纷纷向司售人员说情，为其说好话，让其尽量不要买票，而在下一站下车，换乘对过的车。因为上海人既然已经把他视为“拎不清”的人，自然归结为“弱势群体”----有一点“弱智”趋势，上海人的这点怜悯之心还是多少有一点的。如果有个人在车上打听“到某地”应该到“啥地方下车”，一般而言，上海人是非常喜欢替他出主意的，司售人员会详详细细告诉他在哪一站下车最合算，可以少走多少路，甚至可以精确到步数，有的就在原地换，那还要“格算”。如果司售人员也回答不出，或者语焉不详，甚至犯了不可饶恕的原则性、方向性错误，那么，众人也会在心里骂他一声“拎不清”。于是，乘客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自动参与“微调”，在车厢里临时召开一个有关换乘的专题研讨会。上海人在这方面显得极其善良，他们实在不忍心看见别人在大上海漫无边际地、不得要领地乱跑，平白无故地浪费许多时间与钞票。上海人反正自己的精明又用不完，闲着也是闲着。
买票或投币的时候，也必须“拎得清”。
乘客与司售人员的对话已经到了“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的地步。一张钞票、一枚硬币、一句短语、一个词组、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种表情，足以说明一切的一切。如果是使用交通卡的，在上车的时候“嘀”过一次，那么，司售人员在他面前的询问，最多换来一声“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拉”，轻轻地，快快地，眉毛扬也不扬，司售人员马上心领神会，无需多嘴。现在在地铁里，对售票处的人也只需一个“2”字，或者“3”和“4”，没有一个废字，玻璃窗里的人就明白无误了。而在公交无人售票车的投币箱前，同样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哑剧。倘若没有合适的硬币，投下了超值的钞票，那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站在投币箱前面，一一接过下一位（或几位）乘客的“适量”的钱币或者预售票，完全不需要对这些后来者多置一词，来个什么“声明”，也无需对驾驶员再一一核对金额。大家都“拎得清”。但如果这个人投下的是10元、20元甚至50、100元，要期望在后来者手里弥补到8元、18元、28元、甚至48元、98元，绝对会引起大家的阻止、嘲弄：“这个人介拎不清！”
挤车时，同样必须“拎得清”。
凡是在上海交通尚很难的时候，在上下班高峰挤过上海公交车的人，都会记忆犹新：这是一个德智体的全面结合。当初，上海的公交车曾创下过1平方米挤下11个人的空前绝后的世界纪录，现在的人会感到不可思议，就连当时的科学工作者也感到不可理解。想想吧，要想1平方米、1平方米地越过N个“11”，谈何容易？在这艰难的征程中，如何利用身体曲线、骨骼分布、肌肉力学恰如其分地在“11”夹缝里挤出来，这是对一个人是不是“拎得清”的最好考验、最关键的测试。“清商”高一点的，是滑行；低一点，是“合理冲撞”；再低一点的就是硬挤，而且往往是端着胳膊、挺着肚子、撅着臀部、抬着膝盖，大大咧咧，横冲直撞。这就绝对又会引起众人的白眼甚至叱骂：“会轧车吗？介拎不清…”而一旦在高峰的时候，遇到似乎可以“避峰”的老太太、老大爷的时候，遇到他们也那么硬挤，许多人都会很不舒服地咕哝一声：“轧啥个闹猛，介拎不清…”现在上海的地铁，同样也会发生这种种挤来挤去的事情，同样也需要乘客们“拎得清”。而偏偏在地铁里常常可以看到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旅人，硬霸着车门不走，摆出一副随时就要下车的模样而似乎永远想站下去，而那些有棱有角的行李对衣冠楚楚的挤地铁的“白领”而言，则是随时可能造成“恐怖行动”的“定时炸弹”----而他们则永远不会表示“对此负责”----也会讨来一声声“不进去，赖在门口头，介拎不清…”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句，许多外地人感到上海人看不起他们，其实往往源自这挤车。其实，这不是排外，而是上海人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的执迷。
下车时，更必须“拎得清”。
必须恰到好处，不早不晚，不紧不松；必须判断出，再越过前面的所有的人时，车子正好停站，这个时间差越短越好。如果遇到前面有一个看起来不像是马上下车的人，就必须轻声问一下：“下车吗？”如果正好这一位也想下车，他就会点点头，你就可以笃笃定定地站在他后面，再前面的“路障”由他负责清除。如果那个人正好如你所估计的，暂不下车，他也不发一言，就会自动侧过身，你就可以轻轻地挨着他置换一下彼此的位置，而力度必须合适。当你没有深刻领会，或者他的感觉有误，造成某一环节有耽搁、出了差错，就必然有一个属于“拎不清”了，弄得不好就要恶言相向。
“拎得清”远不限于公交车辆的正常情况上。
如果上海人用“拎得清”赞誉某一个人，那么，无论这个人的“出身”到底怎么样，家里头的“底子”到底怎么样，文化学历到底怎么样，“家当”到底怎么样，都是最这个人的生存质量的最高评价，是对他的精神的非常欣赏。反之，如果用“拎不清”来描述一个人，那么就是对他素质的彻底否定，拿上海话来说，等于被众人“揩掉了”。
“揩掉”，在上海话里就是指把一个人从有形或无形的“名册”里除去。也许就因为这个人在许多方面“拎不清”，而被众人讥笑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
要求“拎得清”是上海人与生俱来的理性。既然是“理”性，就必须有“理”的特点：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拎不清”的人，很难在上海落脚。
不服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