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原定计划:
以纯朴的眼光看，人类至少面临四项普遍约束：（1）东西不够；（2）生命有限；（3）互相依赖；和（4）需要协调。人类种种制度安排，一概是为了应付这些约束而衍生的。粗略地概括，这四项约束对应着四类经济理论：（1）需求定律；（2）利息理论；（3）制度理论；和（4）宏观理论。这既是通过经济学原理看社会万象的视角，也是本书排序文章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东西不够
还是那个认识价格是一切商品属性的体现，供需是交易的核心。没有刚需这一说，所谓的刚需应该是一种强词夺理，混人试听的欺骗。不合理的分配才是一切的导火索。
共用品同一时间可以多人共用的，不影响他人使用的物品。私用品同时时间只有一个人可以使用的物品，火车票就是私用品。CD 影视作品就是公用品，但是电影院的座位就是私用品。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很多东西就能很好的描述的清楚了。
当你想知道某事，认识某事，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去体会感悟，觉知此事要躬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以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视问题闻名，他给“歧视”下了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者享受，以便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放弃利益满足个人偏好的才是歧视的定义真的很有趣。
例如，如果一个女性求职者比别的男性求职者更能干，而雇主却偏要招收男性，那么雇主歧视了女性；如果一个黑人歌手唱得比白人歌手更动人，但顾客却执意只买白人歌手的唱片，那么顾客歧视了黑人。这里，雇主和顾客，都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来满足自己在性别或种族上的偏好。
选择就是歧视，歧视就是某种标准，势利就是某种歧视标准，加快选择的效率。但是同时他也放弃了很多其它的选择，那么也就必须要为选择负责，如何选择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是说，会计课里教的是“成本决定售价、售价影响供求”，而经济学的逻辑恰恰相反——是“供求决定售价，售价决定成本”。是供求关系首先确定了成交价，而成交价转而确定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进而影响这些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用途之间的分配，而不是相反，不是生产要素先有了与生俱来的成本或原价，再汇总并加上“合理的利润率”成为最终售价。
分析: 成交价再股票市场中是由买卖双方根据对于标的的理解产生的买卖意愿而产生的。而买卖意愿就是供需，供需的巨大变化就导致了股票的涨停和跌停，是由于单边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本书中一直描述的一个东西就是供需，一切以供需为茅来作为理论基础，我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猪肉的狂飙和各种蔬菜的保障也是由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例如糟糕的天气，政策的变化和一点点人为的推波助澜导致了供需的失衡。
在购买机票的过程中，我会有个最高价，最低无下限。但是这个最高价随着假日的接近，我的上限也在不断提高。哈哈，这就是需求的变化。
那么房价的成交价应该就是买卖双方结合过去和未来综合考虑的价格，他不是未来的价格，也不是过去的价格，就是当前的价格，而这个价格在此时代表的过去和未来。
开发商的盈利和亏损不取决余地价的高低，之取决与需求的大小，而需求可以本性的产生，或者外部的刺激产生。不论怎么产生需求应该就是需求吧。没有好的需求和坏的需求，需求就是当下的，当下就代表未来，在禅师的博客中很多时候都在强调当下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问题值得反复思考哎。
故事的含义是：稳定而统一的交易平台，有助于交易双方进行横向比价，从而缩窄了交易价格的落差。
价格是竞争出来的，需求也是吗？当商品处在竞争之中，价格是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出来的，由多个参照可以比对，会根据个人的需求和认识来产生一个心理价位。
<<发明创造→专利确权→资本筛选→生产制造→全球营销>>
反垄断的问题，仔细回想一直是私营企业的反垄断，国有企业的垄断却从来没有，开放竞争的前提下，垄断的形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用户的选择一定是对自己最优的选择，生活中永远不要让自己处在一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否则剩下的只有痛苦，孤注一掷并不是生活的常态，也不是最优的解决办法。当多种选择再竞争和比较的境遇下，最优解会自然而然的出现。
额，这显得荒谬。反垄断的意义现在来看并不是为了用户的利益来进行博弈，完全是针对权力的归属来看，针对普通人的利益完全没有涉及。反垄断并不是能让用户能够用最低廉的价格享受最优质的服务，这.......
理解: 消费者本身并不在乎垄断，在乎的产品各种特性能否满足自己当前的需求，而垄断证明了在行业竞争中是胜出的，通过服务产品获得了垄断的地位。
但是这种垄断不是行政上的垄断，当他不在占有优势时就会逐渐衰败。对于普通人而言，垄断能让自己用最小的价格获取最大服务的机会，那么反垄断的问题我常常会想
反垄断我能得到什么，是否能用更低廉的价格获取更优质服务，但事实往往不是。反垄断恰恰不能让普通人获得收益。二十利益相关方，power 或者有竞争关系的人。
第二章 生命有限
第一节 利率的原理和应用
股价不可预测
商品或资源分为易耗品和耐用品两大类。
这是两个并行而独立的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按照自然规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另一个是观念世界，人们时刻在形成、比较、交换和修正对未来的预期，这些预期的变化直接决定着资源现值的变化。价格不属于前者，而是属于后者。不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影响了价格的变动，而是“人们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的变化”决定了价格的变动；不是说事物发展是没有规律的，而是说认识的变化是没有规律的。
预期决定价格，价格是现在的的，当下的，但是也是将来的。啊啊啊 当下的，未来的。好难懂啊。
认识是由知识决定的，而总有知识是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才能知道的。那么由知识所决定的资产价格也是未知的。那么股价的含义是什么？那么股价的大的反转就是知识的大的反转，当我们新获得的知识对于资产有了重新的认识之后
那么价格随之变动。股价整体是可以一直向上的，也可以是一直向下的直至退市。并不存在跌的够多就能反转的问题，一直都是由认识决定的。 哎哎哎
不理性被理性的运用。
利率由谁制定
利率和价格的问题，价格是供需博弈出来的，交换出来的，不是被制定出来的，由市场决定价格，不是由供应商决定价格，价格是变动的，也是当下(结合之前)。
利率的产生是现货和期货的差价，利率的变化是由人们的"不耐" 产生的，而不耐是人对于当下和未来的预期(也是由人的知识决定的，闭环了) 兵荒马乱利率高，对未来不看好，需要获得现货。
和平年代利率较低平稳，对未来有一定清晰的轮廓。不急于套现未来的收益。
那么股市呢?
只有“不耐”增加，才会提高利率。“不耐”增加，意味着社会上更多人需要“现货”，更少人愿意接受“期货”。一幢刚盖好的使用期为50年的房子，假如社会变得急躁了，那么这幢房子往后49年能提供的服务，其价值在今天看就下降了。使用期越长的物品，由于利率升高而产生的贬值就越严重，这是因为该物品大部分价值都分布在未来，而不是集中在现在。
有人说利率升高会打击买房子的热情，那是对的。但这不是因为按揭提供楼得多交一点货币利息的缘故。要是货币利率上升是因为“通胀预期”而不是“不耐加剧”引起的，那就更应该买房才是。利率升高之所以会打击买房的热情，是因为房子这种耐用品，其价格大部分分布在未来，其现值会因利率升高而跌得厉害。
一般情况下，当你急于当下的获取某样物品时你往往要支付较高的筹码，而当下你急于卖出某物品时，你会使用低于平均价格的方式来做。
费雪
货币就是购买力，反过来是商品购买货币。
国有资产贱卖，因为他就是贱的，不值那个钱，投入成本是沉没成本无法体现现价。
纯利率影响文化品位
我现在的答案是：因为国内的纯利率还是居高不下，所以只有急功近利才是合理的选择。不论是读者还是设计师，在文化的鉴赏力上都缺乏充分投资，对文艺产品的长远价值也缺乏信心，所以整个文化市场充斥的，仍然是稍纵即逝的讨巧，而不是久经考验的推敲。文化品位的转变，取决于纯利率的下降，而那需要几代人对耐心的积累。
第二节 保险的机制与实践
灾难预报与保险公司
商业必须要加入竞争和博弈否则必将失衡，也会违背交易这一属性的的初衷，变成除了商品或者服务和金钱交换会包含许多其它灰色地带。
保险机制的另一项功能是规范行为。直观的例子是美国的驾车保险。在美国开车，司机普遍比我们国内小心得多。究其原因，是法律严格规定司机必须事先购买足够保险；而司机一旦违反交通规则，他要交纳的保费必定大增。虽然保险公司从不直经提醒司机要遵守交通规则，但它向投保人索取的歧视性保费，不折不扣表明了它的立场和分寸。
保险公司的目的是盈利，并不是服务用户，盈利是目的，提供服务是过程，当目的不达预期时，那么 就具有极大的动力去修改过程，而他们有比普通人多的技术和能力来侵害一部分利益。
中国医疗保险的特点和症结
放开行医执照并没有问题，但是对于类似莆田系这种行医的打击基本没有，基本失效。人的行为受到大脑的控制，会比较做一件事的收益，风险，收益大于风险才会做。那么对于不法的事请让风险大于收益是否是个好办法？
“医疗税”并非“医疗险”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列举过四种效率递减的花钱模式：一，花自己的钱替自己办事；二，花自己的钱替别人办事；三，花别人的钱替自己办事；四，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办事。奥巴马的医改计划，规模庞大，枝节甚繁，但性质很清楚：它并非基于自愿、精打细算、自给自足的商业保险，而只是通过政府的征税权来施行的又一种收人再分配，其效率属于“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办事”之类。
第三章 相互依赖
第一节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的应对
医患之间的信任
病人对需求的有限和无限，解决病痛和解决长生的问题 ，有人愿意下无限的需求中迷失。
限制搭售和捆绑销售的问题。一个能在市场中靠其产品获利的的卖家，不会通过搭售其它产品来获取超额利润。搭售是出于价格管制，或者强行搭售其它产品和服务，把价格管制
压制下去的差价补回来。
何谓优质
优质的第一层经济学含义是指匀质，控制同类型产品的差异，也就是良品率
“优质”的第二层经济学含义，是指这么一种状态，即厂商改善产品品质所需投入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它带来的“边际收益”。大白话是：不是“质量”越高越好，也不是“价格”越低越好，而是“性价比”越高越好。
在1976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并与学生座谈，一位同学向他提及一个“厂商无良”的例子。那位同学说：“某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在邮箱旁边加一块挡板，只需要16美元，但如果每辆汽车都加这块挡板，那么新增的生产成本就数额惊人，以致超过了制造商在意外发生时所必须支付的赔偿，因此制造商就不会去添置那块挡板。然而，生命无价，所以这显然是厂商无良、导致市场失败的例子。”
弗里德曼回答：“驾驶坦克可以避免你说的事故。但显然你并不主张汽车公司停止生产汽车，而只向市场提供坦克。为什么？因为坦克太贵了。只要你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你就和汽车公司一样，是在‘成本’和‘生命’之间权衡和取舍。你们都在进行计算，而只是计算的结果未必相同而已，可见你也并不认可‘生命无价’的说法。”
弗里德曼接着说：“汽车公司生产的这种车型，究竟是否加上挡板，表面上由制造商决定的，而实际上是由消费者决定的。显然，如果消费者不乐意增加这块挡板，那么消费者就会去选择较便宜的车型；而如果消费者乐意，那么制造商就不仅会添置那块挡板，而且会顺利地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我们观察到汽车制造商没有为某款车型添加挡板时，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消费者不愿意。”
读者会问：消费者买得起汽车，怎会不愿多付16美元来增加汽车的安全？答案是：那块挡板只是众多增进安全的措施之一。如果把同类的措施都加上，那么整款汽车的制造成本就必定大幅提高，从而变成另外一款价位更高的车型了。
产品质量是复杂的问题，讨论的起点是弄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究竟是防止“伪造”（事关诚信），还是防止“劣质”（事关技术和生产条件的进步）；究竟是要“匀质”（事关预期），还是要“高质”（事关成本），还是要“高性价比”（事关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不从这个框架去看，结论难免偏颇。
标准的定义需要符合实际情况，否则标准会成为反作用力。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走程序，即便一个事情非常的离谱非常的不合规，但是程序赋予了这件事情的合法性，代表把手程序的每一关的人否默认了这件事情。所以挑战程序的难度非常的大，触动太多的利益。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
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克莱因（B. Klein）和莱佛勒（K. Leffler）曾经写过一篇名文，解释企业为什么要斥巨资请明星做广告。他们论证，企业这么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自我担保的作用，而不是一些政府官员以为的，要让明星来鉴定产品的质量。因此，政府不必立法，要求这类广告中的明星真的使用其代言的产品，或要求他们替产品作品质鉴定。这是说，假如某天皇巨星为生发水作代言，他自己既无须是秃子，也无须懂得医学。明星代言是一种抵押和证明。但是明星代言时说的假话怎么说处理呢。
第二节 劳动力的权利与福利
失业不是浪费，是成本的计较，报酬的计较。
失业是果不是因
失业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失业的原因，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原来有需要的一些工种，后来不需要了，找不到买家了，这才是失业的原因。比如网站的频道编辑，去年这个时候很吃香，但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了，所以很多频道编辑失业了。
这边是空置的电脑和办公桌，那边是待业的频道编辑，实在是浪费。是的，的确是浪费，但这浪费，不是现在裁员造成的，而是过去决定兴办网站公司时就已经造成的。是那时候估计错了。其实市场并不支持网站的这种商业模式。所以，现在频道编辑失业，矫正了过去的决策错误。
是“过去的决策”造成了损失，所以现在才会裁员。“现在的裁员”，只是在矫正“过去的决策”。如果现在不准裁员，那么损失就会更大。是跌断了腿，所以才打石膏；而不是先打了石膏，才跌断了腿。是劳动力资源先出现了错配，才需要靠“失业”来调节；而不是先出现了“失业”，才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错配。
国企为什么要关停并转？国企职工为什么要下岗？道理是一样的：是社会无法承受国企的浪费，国企才不得不退出市场，职工才不得不下岗；而不是反过来。不是国企停业和职工下岗造成了社会的浪费。要禁止亏损企业停业，或禁止国企职工下岗，很容易做到，但是，谁来付账呢？
失业是一种矫正过程
失业不是浪费，而是一种矫正过程。无论是寻找新的工作，还是重新培训自己，都需要时间和费用。如果硬要消灭失业现象，那么一遇到工作就干好了。但这样就很难碰上合适的工作，大家的潜质就很可能被埋没。一遇到工作就干，那才是浪费。
有位市长曾经许诺“48小时内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知道，这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个世界的商品和服务都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充分的。那位市长的做法并不成功，否则早就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了。为什么？因为谁都不愿意“一遇到工作就干”，尽管这样可以完全消灭失业。
同样，医生不会许诺“48小时内让病人出院”。生病是不好的，但住院是为了治病；我们要防止生病，而不是防止住院。要病人48小时内出院，一定做得到，但那没有意义，病人不接受。大家想一想，要消灭“失业现象”，就跟要消灭“住院现象”一样荒谬。
“失业救济”有别于“创造就业”
每个失业的人，都需要一段重新求职的时间。较富裕的人，可以动用储蓄来维持；而较穷困的人，则需要救济。人人都希望自己“失得起业”。“失不起业”才可怜，那意味着必须“一遇到工作就干”，没有喘息机会。
政府对失业者发放救济，有助于人们“失得起业”。但是，“政府失业救济”有别于“政府创造就业”。政府的失业救济，是把钱财直接交给失业者，让他们生活下去，并寻找报酬得当的工作。失业救济是一种投资，失业者可以靠这笔投资来寻找更好的工作，并靠这份好工作来偿还失业救济的成本。
政府创造就业，则是政府为了消灭失业现象，开办本来不需要的项目，招聘本来不需要的劳动力，让他们从事本来不需要的工作。这一切只是为了“购买”一个发放救济的借口。大量的钱财消耗掉了，但只有一小部分落到了被救济者手上。要救济的是人，而不是厂房，何必为了救济一群人，而苦苦撑起一座厂房呢？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失业，然后直接把救济金交给他们呢？
价格战减少了失业
有些经济学家反对价格战，理由是价格战会导致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现在，您能否运用上面的原理，指出他们的错处呢？
企业入不敷出和职工下岗，不是价格战造成的。而是当初企业投产的决策造成的，或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的。是当初不该引进这么多电视机生产线，不该买这么多飞机，不该盖这么多电影院。早在当初拍板和动工的时候，亏损就已经形成了，只是亏损暴露的时间滞后了而已。
我们知道，生产线一旦安装妥当，飞机一旦买回来，电影院一旦盖好，就全都成了“沉没成本”，追悔莫及了。到这个地步，企业便只能要求维持工人的工资，而不能要求连“沉没成本”也收回了。所以，“低于成本销售”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
这种价格战，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彩电、机票、电影票还不降价，那么顾客就更少，企业的收入就更低！如果投资过剩，要收回“沉没成本”就没有指望，那是泼出去的水。但幸好还可以打价格战，企业还能增加一点收入，多养活一些工人。不要责怪价格战。价格战不仅不是职工下岗的原因，反而是减少失业的合理措施。
就业是不能被创造的，只能由需求产生。
重提旧事，是想引起讨论：雇主和雇员之间诚实相待、谋求双赢、自由缔约、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究竟应该受到何种程度的法律保护？交易者之间的买卖，是否得听从非交易者们的闲言碎语？更具体地说，中国工人的工资和待遇，是否得取决于美国工会所施加的舆论压力？
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供求关系决定了价格，价格再决定成本。价格可以低于成本和高于成本，这取决于供求关心，并不取决于成本。
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力
万一我沦落到要讨饭，请您不要禁止我讨饭，那只会进一步伤害我。您或许会说我该去学点会计或英语，但“应该”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给人擦鞋，请不要规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资。
如果您爱护我，就请保护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权利——擦鞋，以及保护我的顾客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服务的权利——被擦鞋。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红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死亡。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以不体面的方式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
可与《财经》的这篇报道相提并论的，是先前《中国企业家》杂志声称：“富可敌国的苹果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巨抠：苹果生产线上，每个工作桌上原本有两根灯管，要求关闭一根后，每条生产线每个月可以节约101.46美元；32G容量3G版本的iPad2，制造成本仅287美元，毛利率高达60%。成本低，价格却不便宜，业界对苹果的‘暴利’产生了疑问。”
我的评论是：（1）所谓“暴利”，其实是应归股东所得的“资本的市场回报”。若股东拿不到这“暴利”，就会把资金转投别处，苹果就无法顺利开展研发和再投资。（2）这些拿“暴利”的股东，与富士康工人之间，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越南工人才是富士康工人的竞争对手，前者的竞争力决定了后者的工资水平。
人人都有同情心，见到“血汗工厂”不免难过；但受过经济学训练后，我便知道之所以有“血汗工厂”，是因为有更血汗的农村的缘故。我不希望自己购买的衬衫和电子产品是由童工在恶劣的环境下生产的；但受过经济学训练后，我便知道如果我抵制这些产品，那些童工的处境只会变得更糟，而不会因此就去上学。的确，有人应该受到谴责，但那往往不是企业家和消费者。
人生最好还是永远有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总是孤注一掷，很容易滑向深渊。工资是竞争出来的，想获得高工资那就要去工资高竞争小的地方。竞争小不代表工资就低，要看壁垒高不高。
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
人人都想争取福利，但这主要是由生产条件和劳动力市场条件决定的。工人和雇主间的劳动力买卖关系，始终是平等的，没有说一方必定就能欺负另一方的。而那位推广SA8000的朋友，言外之意分明是：强行提高你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吧，否则有人就要被你们打垮了。
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劳动力的买卖，都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自愿交易。中国工人始终应该争取自己的福利，好比同卖水果的小贩总得讲价。但争取到什么程度，既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须量力而为。生搬硬套外来标准，即使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没有必要的。
别人给你争取的东西也很可能不是你乐见的，也并不是你想要的。
罢工的性质
经济学家阿尔钦说得准确：“竟争从来是在需求者和需求者之间展开的，或在供应者和供应者之间展开的。需求者和供应者之间不存在竞争。”
尽管工会在民歌和小说中被广泛传颂，被当作了受压迫工人的大无畏的支持者，但经济学家们并不这样认为。研究工会的经济学家，包括其中公开支持工会的那一部分，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组织只不过是一种卡特尔，它们通过限制公司和企业的劳动力供给，来获得高于竞争市场的工资。工会就是一种资源的垄断。
我的回应是: 户口制度不是富士康造成的, 物价飞涨不是本田造成的; 相反, 是这些企业向农民提供了更多选择, 帮助他们切实改善了待遇。如果说收入差距与“权利的影子价格”有关的话,那当然也跟“性别的影子价格”“教育水平的影子价格”和“基因的影子价格”有关。试问企业主必须为“矫正”这些影子价格而承担义务吗？制度性的剥削。
富士康工人的工资，恰恰是反映了所有当前因素后的工资。富士康既没有义务，也不可能支付那些经济学家在黑板上演算出来的理想工资。如果我们硬要以黑板演算为据来支持罢工，那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支持敲竹杠和暴力，而结果会适得其反，我们会损害经济的业绩和工人的福利。纵观世界，那些工会势力强大，罢工此起彼伏的地区和行业，都是走向萎靡和衰败的。
即使在不完备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给工人的价格，都不可能持久而普遍地低于工人的边际生产率。这个边际生产率不是谁用什么模型算出来的，而是市场结合所有因素后自然产生的。经济规律恰恰不是只在“完美市场”和“充分自由”状态下才起作用的，它在任何条件下都起作用。
剥削论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某个群体——如农民工或妇女——是特别容易被剥削的，那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就会争相雇用他们，雇用得越多，劳动力成本就越低，利润就越高。有趣的是，资本家争夺容易被剥削的工人的结果，就是这种工人的工资上升到与其边际贡献相当的程度。换句话说，越是容易受剥削的工人，就越是应该期盼唯利是图的雇主，因为这些雇主直接对容易受剥削的工人的争夺，恰恰会使得所谓的剥削趋于消失。
维护自由和市场，不能只靠直觉，而需要专门的知识。如果对市场运行机制的致命威胁——包括公会罢工和最低工资等政策——缺乏否定性的认识，那么对自由和市场的支持就是名不副实的。
第三节 收入与公平
收入如何分配
针对穷人的补贴会让中产阶级受益，由极穷者和极富者支付。行政的分配那就是要定规则，定制度，定流程，穷人没有这个技能。富人无法使用这个技能。
归根结蒂，收入不平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原因有多种，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公的。我们应该直接去反对不公，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不平。置不公于不顾，而去反对不平，只会造成更多的不公和不平。
追求幸福
毕竟，昨天的“结果”影响今天的“机会”，今天的“机会”又影响明天的“结果”，这样环环相扣，谁能分辨“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同样，“幸福程度”和“幸福人数”是不同的目标，而不同目标不能同时追求最大化，因此“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注定是句空洞口号。若以空洞口号作为社会改革的准绳，就是哈耶克（F.A.Hayek）所说的“致命的自负”了。
第四章 需要协调
第一节 汇率与膨胀
汇率形成的机制
汇率由供需决定，
货币就是购买力，当前美元和人名币的购买力对比。
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
很多年前，我见有愤怒青年烧美元，就在网上写过一句话，几天后《南方周末》把它登出来，是劝那些青年“不要烧美元”，理由是“美元是美国的负债证明书”，烧了美元就是免除了美国的债务。我明白愤怒青年是爱国，但爱国可不应该这样爱。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99年初1450亿美元，逐月逐年稳步递增，到达2008年末的19460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说，中国十年来替外国人干了很多活，而换来的是增加了十倍的欠条。那些欠条本来还是活期的，拿出去就能当即换回服务；而拿着这些外汇再去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那就是把活期欠条再换成远期欠条了。
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欠条激增的现象：一是我们对外国人贡献大，所以换来的欠条多；二是我们对外国人的需求与索取少，所以兑出去的欠条少；三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所以持美元的人都纷纷跑来换取人民币占便宜。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外汇就涌进来了，而人民币流通量也由此激增，形成了通货膨胀。
在2005年．经济学教授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走廊拉着我问：“中国人只想收藏美钞，却向美国提供真材实料的商品，这是为什么？”我回答：“我知道中国人就是喜欢收藏美钞。”塔洛克摇头：“我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国人愚蠢。”
过了两个礼拜，我跑到塔洛克的办公室问他：“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岂不也是很蠢？”塔洛克答：“美国政府是因为―些美国公司有意见，被迫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只是说说，还没做什么；但中国是实实在在地把货物运过来，以过高的价格收藏美元，所以还是中国人蠢。”我说：“美国这么一施加压力，中国人就更不愿意升值了。”塔洛克了解中国人爱面子的脾气（他曾是驻中国的外交官），听了连连称是。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数以兆计的乱花钱大计，美金在过去多年已经、而在未来多年也很可能继续膨胀。这样中国人手上的“活期欠条”和“远期欠条”就必然贬值。本来在今天能换回一个汉堡包的钱，到明天就可能只能换回半个，这效果与“把收回来的外汇烧掉＂并无差异。
中国如果不按照市场信号而是出于政策倾向过分压低人民币汇率，那么就会同时导致以下几个后果：（1）外国政府在其本国生产商的施压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2）外国广大消费者占便宜；（3）过多外币（欠条）流入中国；（4）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势头加剧；（5）如果国外——尤其是美国——由于其救市计划产生了其本国货币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国人持有的欠条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意味着中国人过去白干了；（6）中国货过分便宜，导致中国人将来还要白干。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为了（1），即不向外国政府屈服，而宁愿同时接受（2）、（3）、（4）、（5）和（6）？
加息和调控都不能抑制通胀
央行“宣布”加息，表明央行十分慎行的认为，通胀还会继续。要指出的是，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经济学者）都以为加息是抑制通胀的举措。那不对。通胀必然是多印钞票和过度放贷引起的。加息只能说明通胀，但绝不能抑制通胀。要压制通胀，只有一条路，就是少印钞票和收紧银根。那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他手段无济于事。
结语
认识“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是把握整个问题的关键。这个替代关系本来就不难理解，但一些经济学谬见形成了认识障碍。最大的谬见，在国际贸易上。许多人认为，出口多就是好的，为了能多出口，似乎可以不计较代价。硬是不让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人们认为这能促进出口，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真是这样，这个世界还有穷国吗？贬自己的货币，易如反掌，但物价飞涨，会使农民的生活大打折扣；而不能从外国人那里换回等值的商品，更是在逼本国人替外国人做免费劳动。屏除经济学谬见，有助于我们平心静气地权衡和选择货币制度。
征地还是征税
先谈挣钱。古今中外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不善于挣钱，尽管政府官员可以很聪明，政府可以拥有海量市场数据，政府也具备做事的权力和魄力，但致命之处是：政府官员不是公共资源的私有者，他们对资源利用的决策，只可能顾及任期之内的效果，不可能看到遥远的未来。
“争取和保住位置”是他们的目的，“做事”是他们的手段；而不是相反，他们不可能把“做事”当目的，而把“争取和保住位置”当手段，不是说政府官员中缺乏志向高远之人，而是说政治的现实约束，决定了官员必定“先占位置，始能做事”。
手段向目的服务
因此，我建议直接把庞氏骗局的特征，即“举债人刻意、反复、系统地向放贷人谎报其经营所得和还款来源”，代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集资诈骗罪”的要件，从而减少界定“集资诈骗罪”的适用困难，消除法律条文与实际罪行之间出现错位的空间。
第三节 民主与自由
钞票与选票之争
亚当·斯密说，当人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公共的利益就会自动得到增进。可是，布坎南告诉我们，在不恰当的选票机制下，当人人都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公共利益的根基就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挫伤。只有严格限定选民和政客对市场的干预范围，才能防止选票政治侵犯个人产权和违反合约精神。当下的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选择，一般会选择自身利益，这个应该属于博弈论或者怪行为里的一点内容，当你不顾他人利益时，那么他们也不会估计你的利益，会伤害你。
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今天许多人已经很明白：种种或明或暗的“投票程序”，至少有三个缺陷或难题。一是“什么人有资格参加投票”。就拿“春运价格听证会”来说，“应该”请的人很多：有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律师、教师、工人和农民，还有航空公司和汽车运输公司等潜在对手。涉及利益的人多如牛毛。他们为什么有权参加？他们表决的“加权系数”有多大？要回答这些问题，没有准则可言。
二是“投票未必能够反映民意”。投票的候选方案不可能太多，只能约略设计出几个典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ArroW）证明：只要巧妙地设计候选方案，就可以有效操控投票结果。例如，铁路部门如果只提供两种方案给选民投票，一是提价100%，二是提价30％，那么第二种方案就就不难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尽管它离“民意的真实分布”的差距未必必不小。参照的作用会让人忘记本来的出发点，例如你想吃蛋炒饭，但是你看到打折的牛肉时你会想吃牛肉。忘记了自己是来吃炒饭的。从心里上来看你把打折的那部分钱看成了收益。不吃就是损失。但是牛肉当前就值打折的价格，终究会有人支付，你或者他人。这就是又便宜不占王八蛋吗？嘻嘻
三是“投票既不能反映代价，也不育能刺激生产”。无论“春运价格听证会”最后谈妥的价格是多少，只要有人为或行政因素影响，价格就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需求。“市价”受到歪曲，就不能诱使人们积极提供替代服务。本来可可以通过“价格信号激发的客运能力,现在反而没有实现。
每当谈到这个话题,我就不禁想到康德的一句话:“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友人的攻击——要是攻击来自敌人,我们倒能设法自卫。”
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
2006年4月11日
一位读者来函，认为政府有能力向社会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他可能认为：政府修公路，谁都可以通行，不是很“公平”吗？政府盖图书馆，谁都可以进去借阅，不是很“公平”吗？政府建公园，谁有空就可以去休闲，不是很“公平”吗？
显然不对。我认为这位读者错得浅，但答案可以往深处去，从而联系到经济学一个新兴分支的核心内容，即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80年代经几个诺贝尔奖确认、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且让我从那位读者的来函说起。
我说他错得浅，是因为只要多想五秒，就能明白免费通行的公路，对有私车的人好处大，对无私车的人好处少；公共图书馆对邻近的居民好处大，对远地的居民好处少；免费的公园对时间成本低的老人好处大，对分秒必争的上班族好处小。政府从来不会无端端推出公共服务，让某些人无端端地得益。任何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怎么提供、在哪里提供、从哪里拨款，都是精明算计和激烈争夺的结果。
好几年前，克林顿争取连任。为了讨好女性选民，他利用特权，拨款支持乳腺癌研究。朋友，听到这则新闻时，您是怎么想的？我的反应是：即使所有女性都能平均享受这笔拨款的成果，它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也还是不公平的。
没办法，既然看准了中年女性的票源，克林顿就得出这一招。当然，一部分本来犹豫不决的中年女性，就因为这一点实在，甚至只是潜在的好处，投了克林顿一票。这是礼尚往来，是“选票交易”（side payment），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投票机制的起点。
在投票过程中出现“选票交易”，不仅正常，有时还是有益的。最近在一个讲座上，经济学家布坎南就说起一件他企图作选票交易而未遂的往事。那是多年以前，他参加一个由多学科教授参加的会议，议题是评选出优秀的科研项目，以便把一笔奖金分给提交这些项目的学生。
参加会议的，除了像布坎南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来自社会学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等领域的教授。各领域的奖金份额，事前已有规定。评选的办法，就是让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教授，对那些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项目投票，而各大领域的最高得票者将胜出。
布坎南对其中一份由经济系学生提出的项目特别感兴趣，便对坐在旁边的一位不知道来自什么领域的教授说：“我特别喜欢这一份，但咱们这么投票，它未必获胜。要不咱俩做个交易：你投我喜欢的这个项目一票，我也投你喜欢的项目一票，好吗？”那位教授一听，脸色大变：哪有人这么明目张胆、光天化日地选票交易？他断然拒绝了布坎南的建议。
那位教授恐怕不知道，身边这位选票交易未遂的教授，不仅是对投票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创始人，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布坎南和塔洛克（G.Tullock）在1962年合著的经典《同意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中，就讨论了选票交易带来的好处。具体而言，若是那次评奖会议搞了选票交易，那每个学科都更能选出符合专业标准的获奖者。
不少人把政府看作处理社会问题的靠山，动不动就呼吁“政府要管一管”；也有不少人把一人一票看作直达公平的捷径，对选票交易感到不可饶恕。然而，“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的结论：政府不可能提供绝对公平，也未必比市场更有效率，而投票因其过程充满“猫腻”，所以其结果也绝不是正与邪、黑与白那么简单。
理性胡闹
2007年7月14日
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兰（Bryan Caplan）研究民主投票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
要寻求知识是辛苦的，保持理性是吃力的，但如果得自己承受后果，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何妨放纵一把，图个爽字？
好莱坞明星不乏老左，整天呼吁公平啊、缩小贫富悬殊啊。他们都是大富翁，真的实施起来，他们可是要首当其冲缴重税的。理性吗？理性。因为他们的言论，影响投票的结果的概率为零。喊一下，博取公众好感，利大于弊，于是毫无顾忌，放声大喊。是为“理性胡闹”也。
其实，我的一位老朋友20年前就告诉我：人的思想五花八门，而人的行动却大同小异;因为前者不承受代价，后者承受代价。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极其宝贵的两个见解之一。我也因此深信，思想界的伪劣商品，比市场上的伪劣商品多得多。
老朋友10年前写道：
我有一位颇为自私的朋友，平时总爱想方设法要别人请他吃饭。例如动不动就鼓动别人打赌，但是自己永远做裁判。甚至大家一起坐中巴，他从不付钱，次次都让别人代付，坐的士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人觉得很抠门的人，我发现他却极其爱国。在一次有关钓鱼岛的讨论中，他对我的“世纪大拍卖”极其不满，虎目圆睁。对小日本喊打喊杀比谁都凶，真正表现出一种寸土不让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
于是，我想到并郑重地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人类的美德何其多，孝心、爱心、同情心、宽容心……无法逐一列举。仅就最应该具有的孝心来说，天底下的不孝之徒你我见得少吗？但是我确实很难找到一位不爱国的人。正如网上的一位朋友提到的“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如何如何……”
以最基本的孝心为例，它需要我们对父母不断付出时间、金钱、精力去维护。唯有我们那廉价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操，无须付出成本，只要发泄式地叫几句“中国人不想战争，但是我们不怕战争”云云就足以满足我们那颇为虚伪的爱国主义情怀。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中日怎么打，也轮不到我们这些网虫上战场。
我们身边可以观察到大量“理性胡闹”的实例。人在美国上班，但呼吁同胞不要为世界打工，是一例；自己买大屋，却坚持预测楼价普遍大跌，是一例；用塑料瓶子砸所谓仇人，以确保对方毫发无损，又是一例。还有吗？
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
多年后，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我，铅笔的故事>之序言》）以铅笔为例赞叹市场的美妙时，他写道：“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发号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却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哈耶克（F．A．Hayek，《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把这一奇妙的过程，归功于价格。他解释道：价格有三个作用，一是传递信息，二是激励最有效的生产，三是分配产品。市场上每个人都根据价格所蕴含的信息，选择生产方式和调整生产节奏，并以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分配产品。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时刻进行着“平衡边际”的盘算。当每个人都最大化地利用其资源时，全社会的资源也自然达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以此为基础，卡普兰认为大部分人对公共政策所发表的意见，是与其个人在市场上的行为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也就是说，人们会说一套为了标榜，做一套为了实惠。有些人赞成保护民族工业，但他们自己却去买进口货甚至是走私货；有些人积极的参与节水公益活动，但自己坐飞机旅行则从来没有迟疑过；有人爱跑去非洲关心那里素不相识的穷人，但跟自己的邻居甚至是配偶却相处不来。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
这样，公共选择理论家们便为其三难境地找到了出路，终于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为什么不良公共经济政策挥之不去”的难题了。也就是说，人首先是理性的，这个经典假设不需要改动；但要补充的是，人们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由于必须自己付出全部代价，也必须自己承受全部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格外谨慎和克制。然而，人们在公共领域作选择，则由于既不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也完全无力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所以会理性地把“放纵情绪和标榜自我”作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追求。这里，“理性人假定”丝毫未改，而只是被深化了——如果无需负责，人们会理性地去随心所欲一番。人人如此，公共舆论就会偏向那些效果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为什么说这些经济政策的效果不良？因为它们带来结果，是若由市场来处理则不会出现的。这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了。
由此推断，要减少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还不是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我们应该先问市场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就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社会的“公共选择”。消费者到底要不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来作为个人选择，而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再让公共决策机制按照民意来决定。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立的消费者独自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民主不是自由
内容较多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一句“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至今被知识分子们引为至理名言，这一现象就恰恰彰显了普遍存在的盲目——没有细节、环境、证据和逻辑，谁也无法分辨那一方是墙，那一方才是蛋，而只有细节、环境、证据和逻辑，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起点。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昔日把“地富反坏右”视为墙，与今日把“官商富强左”视为墙，两者其实一脉相承。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属于抗辩制，值得剖析和深思。法律经济学家塔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应邀为《新帕尔格雷夫法律经济学词典》（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Law and Economice）撰写“陪审团”（Juries）条目时，阐述了他对这一制度的长期批评。
他是说，世界上没有谁会为了了解某个真相，或作出明智的决策,而故意跑到街上找12个对事由曲直肯定一无所知的人来作出判断的。况且，尽管充当陪审员是公民的义务，但由于要找借口逃避并不难，所以最终选定的陪审团员，往往是时间成本、智力、经验以及责任心都偏低的。
塔洛克进一步解释，当“有理先生”若与“无理先生”当庭对峙时，在雇请陪审团的抗辩制下，“无理先生”有很强的积极性投人各种诉讼资源，来达到诱骗陪审员的目的（当然也为诉讼剧提供了大量精彩的素材）；而在由法官判案的纠问制下，“无理先生”的活动空间显然要小得多，而被用于扰乱视听的诉讼资源的比例也就小得多。问题是，若陪审团的副作用真那么大，美国为什么不废了它？塔洛克的回答是：培训在法庭上面对普通老百姓演戏的行业，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
显然，抗辩制与纠问制的比较，非三言两语可以了结。但这里的要点是：司法要独立．就是要将司法过程与“颐指气使的行政权力”和“捉摸不定的汹涌民意”隔离开来，并把它尽量交给对司法结果负有长期责任的专业群体来完成。我曾经说过：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现在也就拿140万左右人民币的年薪；即使我们高薪任命100位终身法官，每位年薪200万，每年开支也只是2个亿。有100名只求以其逻辑思辨和睿智博学名垂青史、而其薪俸和职位不受行政和民意的影响的独立法官依法工作几十年，中国的法治状态会变成怎样，是颇有想象空间的话题。
行善的困难
既然如此，为什么行善的效率不能令人满意，甚至如伊斯特利教授所描述的那样触目惊心？我认为原因至少有四。
其一，行善往往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在商业世界里，做对了的决策，就得到奖励；做错了的决策，就自然引来惩罚。这种负反馈机制非常灵敏，以致人们会迅速地往符合目标和减少浪费的方向靠拢，结果就是效率的提高。行善者往往只注重付出，不仅不在乎反应，而且往往没办法得到反应——接受捐助的人只能报以赞许，而不能以钞票准确地为行善人所作所为作评估。在这种很弱、乃至缺失的反馈机制下，行善往往达不到行善者期望的目标。
其二，行善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投资者未必是行善者，前者是委托人，后者是代理人，而代理人未必依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上期专栏提到，这是捐资者亲自“花自己的钱替别人做事”，与代理人“花别人的钱替别人做事”之间的效率区别了。依斯特利教授曾经服务过16年的世界银行，就属于后者这种代理人。据依斯特利教授介绍，世界银行里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迫切地要把资金和资源用掉，以便保证该部门次年的预算得到保证，他们因此很少真正关注自己和资源带来的真实效率。
其三，当地政府的管治。许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并非缺乏启动资金来摆脱“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而是其政府管治机制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把国际救援送到这些本身就是贫困的始作俑者的政府手里，那就无异于“肉包子打狗”。不解决政府的治理结构，而是向其注资，那么在浪费巨额捐助的同时，也丧失了挽救生命和减少痛苦的机会，那就无异于谋财害命。
其四，永久的和官办的慈善体系会自动地制造贫困。人是会对政府和制度做其适应的。只要慈善体系对穷人给予无条件的捐助，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变成接受捐助的穷人。对此，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cille）曾在其1835年出版的《济贫报告》（Memoir on Pauperism）中睿智地写道：“我深信任何永久的、例行公事的、旨在满足穷人需要的行政体系，都会滋长更多它本身所不能缓解的不幸，诱导它本要帮助和安抚的人们变得堕落，而随着时间的推延，最终将富人沦为穷人的佃农……现代文明的进步运动将渐渐让越来越多的人依赖慈善而生存。”
人类社会需要慈善，也一定存在慈善，而慈善要提高效率，比商业还要困难。解决之道，就是让捐助者和行善者以自愿的民间方式结合，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来提高行善的效率，达到以有限资源最大程度地扶贫除弱的目标。
企业家需回报社会吗？
看来，商学院的训练与经济学院的训练，是有很大差别的。学经济的朋友，往往会读弗里德曼的《企业的社会道德》。弗里德曼说，企业家是股东的代理人，所以必须尽忠职守，不负委托，通过提供产业和服务，尽量为股东赚钱。企业家无权拿股东的钱去回报社会，否则就是盗窃。
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实干家
要明白这个道理，须从成本的概念谈起。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Cost i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egone）。作一个选择所带来的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所有选项中最佳的那个。我在长安街黄金地段有个祖传的铺位，是属于我的，根本不用交租金，用来卖茶叶蛋，这个铺位有没有成本？照样有成本。成本就是把这个铺位转作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最大收益。我的生命也是属于我的，但使用起来照样有成本，用来专研经济学，就放弃了专研法律、专研文学或下海经商的收益。
只要存在选择，就存在成本。我们无法摆脱成本，而只能努力让收益大于成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浪费”“滥用”“糟蹋”和“污染”， 都有独特的含义，它们指的是收益小于成本的那些选择。与此相对，只要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不论使用哪种资源，都不是浪费、滥用、 糟蹋或污染。
喝水不是“浪费”水，因为健康更重要；穿皮鞋不算“糟蹋”牛皮，因为双脚舒适更有价值；乘飞机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也可能不算“滥用”石油，因为维系某些友情比保存原油更有意义。不分青红皂白地节制用水、爱护动物或弃用石油，那才叫得不偿失，那才是对健康、舒适和友谊的浪费、滥用、糟蹋或污染。
读者或许会惊呼：“难道你认为值得就真的值得？水、动物和石油都是不可再造的自然资源啊！”我的回答是：只有人才是价值判断者；如果非要置自然资源于人的价值之上，那人只能主动退出世界了；而如果以人为本，那就应该认识到人的生命也是不可再造的，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使用自然资源，就是在浪费生命；至于何为使用，何为浪费，人说了算。
第二节 经济学的误用和纠正
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假设用横坐标代表需求量，纵坐标代表价格。需求曲线必定向下，代价越大需求量越小，也就是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
最基本的前提：一条需求曲线，只能代表唯一一种固定不变的物品，而不能有时代表一种物品，有时又代表另一种。我们不能画一条向上的曲线，解释说它的前半段表示“臭蛋”，后半段表示“鲜蛋”，然后断言鸡蛋”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我们也不能画一条波浪线解释说它的前半段表示“小学文凭”中间段表示“中学文凭”后半段表示“大学文凭”，然后断言“文凭”的需求曲线线是向上、向下、再向上波动的。
“价格”观的谬误
2001年12月24日
中国至少有三代人，都是在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下成长的。这些人对于“如何衡量价值”，有如出一辙的观念，即认为“价值”不仅是商品内在的本质属性，凝聚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还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换句话说，价格是围绕价值波动的，它不应该背离价值。价格只能用需求来确定，不能用内在价值来衡量。
要指出，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不仅不符合科学规范，也缺乏对现象的解释力，甚至还衍生了很多更为严重的谬误。
这个定义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不存在什么内在的、本质的、客观的价值。任何“个人估值”都是与某个“个人”息息相关的, 没有了个人的评估, 就没有物品的 “个人估值”。第二，“个人估值”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行为”。光说你“觉得”一副对联很有价值, 那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拿出真金白银才能作数。 只有可观察的交易行为,才能反映“对联”和“银两”在你内心的轻重。
知数据不知情况
绝知此事要躬行
数据不结合实际情况往往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看的见的与看不见的
巴斯夏写道：“好经济学家与坏经济学家的区别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只能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权衡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通过推测得到的后果。”全篇文章的主旨，是说任何选择必有“成本”，即“放弃了的最有价值的机会”；我们不能只看到容易看到的“得”，还必须尽力去看到不容易看到、甚至无法看到的“失”。
把退休老人的房子和存折烧了，的确会促使老人增加收人，因为他得去工作了。看得见的，是老人增加的收人流以及他的工作成果。但看不见的——而受过经济学基础训练的人应该看得清楚的——是老人（或说整个社会）的净损失，即老人本来可以自己享用或转让给别人的财富存量,以及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精力和由此产生的成果。一时流量有增，多年存量覆没，可不是什么好事。
巴斯夏大文发表至今161年，还是有很多人，包括不少经济学者，不明白灾害为什么叫做灾害，不明白什么叫“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不明白“破坏、损坏和浪费都不能增加国民财富”的道理。其实，坦然地承认洪水、飓风和地震是灾害，不仅显示了正常的思维和反应，而且也不影响关于如何救灾重建的理性讨论。
第三节 经济学巨匠的成就和纪念
法律经济学从科斯开始
科斯理论的这两个思想渊源，有三个重要的含义：一，在解决生产资源分配时，要紧的永远是边际的数值，而不是平均或总计的数值；二，在协调资源的争用时，要紧的是要存在私有产权；三，只要存在私有产权，产权所有者的个数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说，不管生产要素由多少人拥有，只要他们能保持充分的理智，他们就会达致相同的生产资源分配方案。
官员不是天使
受维克塞尔启发，布坎南与塔洛克于1962年合著了《同意的计算》。该书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纲领文献。它不仅打破了人们 对“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迷信教人们对这种规则究竟如何得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产生了质疑，它还挑战了“官员比商人更高尚＂的信条。
在这部著作出版以前，政治学研究是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分法开始的，政府被看作是由官员组成的铁板一块的黑盒，其核心问题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分配”资源才符合正义的标准。而布坎南和塔洛克提供的框架，则是把经济学看问题的视角引人到政治领域．从而让人一下子看到，官官与官民之间均是以交易关系为连接的网络．这样政治学研究就实现了从“分配范式＂到交易范式＂的转变。在一个理解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生眼里，政府扶持、关税保护、市场管制等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再也不是什么民族大义，而只是个体利益罢了。
因纯真而深刻
——纪念经济学家阿尔钦
二战结束后，阿尔钦成为兰德公司首位常驻经济学家，并初次显露了经济学的威力。当时在兰德公司里,人们正在猜测氢弹的原料究竟是什么。阿尔钦找人查阅了五种稀有金属制造商的股票价格，发现只有一家公司的股价，在短短4个月内，从2美元飙到了13美元。阿尔钦即写了一篇题为《股市露天机》（The Stock Market Speaks）的文章在，在兰德公司内部流传，但两天后即被上级没收；而两个月后氢弹试爆，他的猜测得到印证，那家公司的股价也站稳了。
话说1997年，互联网刚刚兴起，我学着制作个人网站，想把心目中的学术英雄摆到网上。寻遍网络，找不到阿尔钦的照片，只有他的电邮地址。我去信索取，他很快就把照片寄来。我回信致谢：“我一收到你的信，就给女朋友打电话分享惊喜了；礼尚往来，附上我的照片。”阿尔钦回复：“谢谢！寄你女朋友的照片来更好。”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