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之厄人性之恶——陈应松《母亲》读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作家，均以其显著的个性见长，诸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而新世纪以来，湖北作家陈应松专注于“神农架”系列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愈来愈鲜明。他专注于神农架小说世界的营造，保持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生存追问的执著。作家精心创作的《猎人峰》、《失语的村庄》、《八里荒轶事》、小说集《松鸦为什么呜叫》、《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等多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篇小说《母亲》就是产生于此时的作品。该小说一发表，即引起文坛较大关注。王宏图在2006年“中国文学网·当代文坛·名家推荐原创小说．12月推荐榜”推荐该文时，评价道：“《母亲》沿续了《松鸦为什么呜叫》、《狂犬事件》、《望粮山》等神农架叙事系列作品的一贯风格，以青香一家兄弟姐妹为母亲治病为线索，以粗砺的笔触展示了底层民众生活残酷的真相。全篇最揪动人心的高潮发生在儿女们在万般无奈之际毒死在病榻上挣扎的母亲。对这一大逆不道的事件的描述构成了作品特有的阴郁底色，作者在他所擅长的极端化的叙事中不断探索着人性中不为人所知的黑暗面，展示出当代生活中伦理的困境与脆弱。”陈应松也说，自己写的是一个人伦的悲剧，通过这篇小说反映了人性在面对生活艰难的复杂。“我的小说就是要为底层呼吁。”

一、人世之恶

这部中篇小说具备了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共同表征，继承了作家近年来小说的一贯效应。它以来源于生活底层的真实生活的力量，击中人们内心的最底层。而这种底层人们触目惊心地艰难生活的表现，不是拘于理念的演绎，而是通过丰富的生活场景的描绘加以揭示的。

母亲是生活在神农架偏远山区的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底层女性。丈夫还健在的时候，她还只是个“喂猪做饭，割草挖药，听公婆话的一般家庭妇女，”并不算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可是在丈夫去世之后，“妈突然很有主见了。该吃的，该穿的，该做的，该花的，妈全装在心里。”“不仅把几个娃儿穿暖了，吃饱了，连公婆也穿的暖热热的；”沉重的生活的苦难没有压垮这个女人，反而使她更加坚强，但是到最后，贫穷还是彻底把她压垮了。

因为贫穷，母亲生了病却无钱去医院医治，在被儿女们送进医院住了几天后，又因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而不得不连夜逃出医院；因为贫穷，母亲两次偏瘫，始终绕不过疾病的关卡；因为贫穷，儿女们面对重病全身瘫痪的母亲束手无策，被压的喘不过起来。在五个儿女倾尽所有而山穷水尽的时候，决定用毒药来结束母亲的生命。小女儿青香感觉，“此时的母亲仿佛是被她的兽群抛弃的一匹老兽。”最后，母亲在她曾经最疼爱的小儿子面前，“突然伸出一只手来，一下子就抓住了那个碗，青留没想到妈会抓他的碗的，妈不是瘫了吗？妈却抓住了碗，青留反应过来去与妈夺碗时，他发现妈的手劲真大，比他的还大，比健康人还大。青留与妈争夺着，可妈已经将药往嘴里倒了。青留拉那碗，碗被妈的牙齿紧紧咬着，就像碗长在妈的嘴里，他撼不动了。”母亲以羊角七水完成了绝望而悲愤的自戕！这绝不仅仅只涉于孝道和亲情，这是一个因为贫穷而导致的悲剧接着悲剧的故事。

因为贫穷，因为物质条件的极端贫乏，如同蝼蚁一般奔走与挣扎的神农架山民不得不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或者说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而互相撕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度紧张的。在挥之不去的、困境重重的灾难与厄运面前，他们陷入了更加绝望、更加悲哀、更加孤独的深渊。小说以母亲的生存困境来组织材料，在主人公充满生命悖论的遭遇中，以深刻的笔触展示出社会底层具有原生态意味的社会弱势者生活的现状。荒僻的山区像是被文明遗忘的角落，贫困导致了人们生存的艰难和道德的悖反、人性的丧失。陈应松在这里所作的结论是，人性恶与贫穷互为因果，贫穷的绝对存在使人性恶也绝对存在。他们永远走不出悲哀与绝望，永远走不出人性恶的生存困境。

二、人性之恶

如果说苦难和绝望对于小说的主人公——生活在贫瘠山区最底层的母亲来说，既是物质的也是心灵的，那么人性的匮乏和扭曲则是五个子女的重要特征。

本家队长出于同情给母亲介绍了一个公社的炊事员，大哥为了使妈彻底死了这条心，竟残忍地自导了一场剁指恶作剧，“大哥突然去厨屋，从背后呈递给妈一截血淋淋的指头，再现出那剁出的伤口——拿开按住的手，一股鲜血就喷向了妈。妈不看则已，一看就尖叫一声，一下子晕倒在地。”就这样，“妈老老实实成了爹，成了妈。”失去了男人的女人，甚至要承担比两个女人更重的担子，也要承担比两个男人更重的担子。“大哥把妈下半辈子的幸福给毁了，全毁了。”

在母亲没有偏袒之前，她精神、能干，是大家的纽带，给子女带来的是团聚感和幸福感。而母亲第一次中风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儿女们就已经觉得：“妈突然变成了废人，成了一座山压在五个子女的心头。”五个子女用心照顾了母亲好长一段时间，“妈也似乎白了，胖了。”然而，贫困的生活似乎印证了“他人即地狱”的看法，兄弟姐妹几个一个一个挺不住了，眼看着就要倒了下来。“而面对依然重病而且似乎永远可不可能治好的母亲，他们陷入了道德现实两难的困境。”这时，二哥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这样下去大家都受不了了，我看只有把妈搞死算了，让她轻松地走去。”陈应松很冷静也很残忍地用大段的笔墨分析了大家的心理：“当二哥说出这句话，好像正说出了大家想说的，大家都准备好了，好像这是大家的预谋一样，好像他们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找到了一条化解之路，说出了子女们心底的话。人人的脸上有一种久雨初晴，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层迟早要捅破的窗纸，被二哥捅破了。”

 

严峻的生活不仅导致了人与人的冲突，又进一步带来了生与死的强烈对立。从文章一开始的母亲第一次偏瘫开始，全篇就都笼罩着死亡的气息，对母亲的“死”的渲染透露了兄妹们想“生”的不易和弥足珍贵。在兄妹们每一次与死的接触中，精神创伤都增加了一层，人性的丑恶也随之增长一寸，小弟弟青留哀哀地哭诉出了最严酷的现实：“我不想搞死妈的。可不想搞死妈我们都要被妈搞死，没个活路，唉嘿嘿！……”逃避死亡的人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兄妹五人遭受到了最刻骨铭心的、最致命的一击，现实的死亡的气息一直不停的充斥在山穷水尽的兄妹的梦里。最后，众人不得不“搞死妈”变成了唯一合理的，虽惨绝人寰却也无可指责的选择。以母亲的“死”来求得兄妹的“生”，在最初的争相尽孝与最终的“搞死妈”的强烈错位中，在生与死的强烈对立中，兄妹五人蜕变成了残忍、凶狠、丑陋的集中体。在人性沦丧的状态中，亲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消解和颠覆。

 

《母亲》讲的是一个贫穷的故事，通过贫穷表现了生活的残酷及这种残酷对人性的逼迫，这是贫穷对良知与人性的挑战。贫穷使人性扭曲，生活的艰辛则让人完全回复到了生命的原生态。也许对于艰难地生存着的人们，人性的美好与善良本身就像幸福一样是奢侈的。《母亲》的深刻之处在于，即便是善良的人们，他们的人性中也会存留自私的根苗，一旦超出必要的限度，同样会蜕变为恶。

三、黑暗中的一丝光亮

陈应松向来擅长描写人性的种种阴暗面，然而作家并没有耽于对生活的贫穷、精神的贫穷的津津乐道的描绘，反而从此间超拔出来，通过对非人性的冷酷深刻的否定，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肯定与渴望。

例如发表在2007年11月《小说月报》上的《八里荒轶事》，作家就在继续深入挖掘人性卑劣深处的同时注入了一丝温情，不再是一味的黑暗、血腥、让人透不过气来，而是以一缕光照亮了更深的黑。小说讲的是一个女人——端加荣和两个男人——王昌茂、洪大顺的故事。这是三个生活在神农架腹地的山民。端加荣和王昌茂本来是一对夫妻，丈夫王昌茂高兴了就缠着做爱，不高兴了就毒打。为实现贷款致富的想法，逼迫妻子端加荣用身体去诱惑信用社年轻的洪大顺。声名狼藉的端加荣不堪忍受丈夫充满报复意味的毒打施虐，被迫离婚，带着两个女儿来到更加偏远的“八里荒”搭窝棚开荒。小女儿小丫被狼吃掉，王昌茂带人将端加荣和瘸男人洪大顺毒打，并放火烧了窝棚。野狼、大雪、火灾、死亡、打架、流血、冲突、生活的磨难、富裕的期盼，子女的争夺，情感的交错，伦理的纠结，贫困的“八里荒”、“草浪坪”、“二十五块半”像是被文明遗忘的荒原，那些生活在没有文明光亮的底层人物的挣扎与困顿，带来的只有生存的艰难和人性的纠葛。好在小说留下了一个让人欣慰的光明的结尾：在新任乡政府领导的干预下，端加荣终于可以和洪大顺一起离开八里荒这个让她伤心和绝望的地方，在文明照耀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她在更远的地方找到了她的幸福。”至此，端加荣和洪大顺身上所蕴含的人性善最终打败了作为反面形象的王昌茂所代表的人性恶。

在充满象征性的叙事中，这一修辞性的对结尾的处理，隐含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期待。陈应松通过对人性弱点及乡村残酷生活的审视，构建了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阳光与月光的精神世界，是城市的物质与乡村精神的结合，是物质富足与真善美的呈现。

陈应松曾经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文学的同情心”，他说文学的同情心，就是“对劳动人民给予的深深的、刻骨铭心的同情，”“同情心在我们（和前苏联）的教科书称为人民性，在基督教国家称为人道主义，在佛教国家称为善。记住，要同情，不要冷漠。”陈应松并没有将自己惯于描写的苦难升华，也没有将神农架经营成自己的象牙之塔，更不像阎连科那样对苦难顶礼膜拜一一一当对战胜苦难无能为力时，就对生命的抗争表现出狂热的赞美。在神农架这个“并非远离尘嚣的山乡，陈应松发出这样的感慨：‘苦难只成全丁作家的作品，而苦煞了生活的人们。’”而作家本人在埘神农架山区这一贫瘠地区劳动人民所投注的感情，注入的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深深地打动了我们。陈应松的小说不是平凡无奇的简单叙述，更没有肤浅的价值评判，而是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记叙了种种命运的惨剧，充满了人与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与人的、人与自我的重重矛盾冲突。“他专注于表现人性隐秘的痫疾和内在的痛苦，具备了直接进入心灵的强大能力，揭示出了人的内在的困境。”：在命运的无情、人生的尴尬、生存的无奈中，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灌注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情怀，触发了我们对于生命与生命间的冲突、胶着、背离的思考，并最终彰显了人性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冬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一读陈应松中篇小说（母亲）[J]．小说评论，2007(1)：62．

[2]陈应松，石在中．在大地-卜索取营养[J]．作家访谈录，2002(11)：4，5．

[3]陈国和．陈应松乡村小说的生命哲学[J]．当代文坛，2008(3)：1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