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王阳明的人，不再有烦恼
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
由于开罪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刘瑾，挨了四十大板、并被“流放”的王阳明，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蛮荒之地”——贵州龙场驿。
受尽折磨的王阳明，却无暇顾及自身遭遇，而是始终在思考一个哲学问题“人如何才能做圣贤”。
久久上下求索而不得，终于在某个夜半时分，他激动地大喊大叫，说出那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
贵州龙场，今天的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众多企业家前来此“寻道”、追随王阳明的步伐。
王阳明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的“老中医”。比如马云就曾表示，自己把《传习录》看了不止两遍，受益颇深。
为什么王阳明心学能“药到病除”？大概是因为中国企业家是烦恼最多、精神高度痛苦的一群人，他们需要从阳明心学中“获得光明”。
同样地，在疫情三年、外部挑战不减的今天，如何从人心内部寻找动力，也成为摆在大多数普通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如何找到答案？我们可以翻翻王阳明心学。
复旦大学哲学院退休教授王德峰，对王阳明的研究颇有心得。本文为王德峰在中智视野文化讲坛上所作“王阳明心学及其当代意义”的演讲精编，内容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收录于第31期《进化》，此为上篇，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院退休教授
01
今日之中国
欲望汹涌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题目——王阳明心学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人生哲学。而王阳明心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因此就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最高成果。
王阳明心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是《传习录》。它是每个中国人必读的书，就像教国家必读。但中国传承哲学教育的传统，失之已久。
我们对下一代最重要、最根本的责任是什么？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安心立命。
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到了40岁还不相信有命，此人悟性太差”。年轻人不相信可以理解，但到了40岁还不知道有命，不是智商不够，只能说悟性太差，不能领会人生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知道，人生富贵穷通，莫非命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比如我们出生于怎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成了我们的父母？
这件事不容我们选择，你恰好出生在富豪家庭，他恰好出生在贫苦家庭，在这件事上，我们一律相信有命；在其他事情上，我们不相信有命。
孟子有句话很重要，他说人生总是有所求，但是“求”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追求的“求”，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第二种“求”，叫作“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举个例子， 尚未结束前，我曾在中学读书，但学的东西残缺不全，后来中学毕业进工厂做了3年半的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二年报名参加，但准备得根本不充分，忐忑不安地走上考场，但我一看考卷，凡是我做不了的题目，它偏偏没有出；它出的恰好都是我懂的，全都做出来了，最后一举考进复旦。这是真实的，绝非虚言。
后来我读孟子的书，发现他说得真对，比如某个人考大学，那应该努力，只要有方法地复习，最终增长了知识和能力，这段时间就不会白白过去，这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但最后是否能有一个很好的分数，让自己能考进清华北大或者复旦，这件事不归你管，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很简单的道理，但大概要到40岁后才能相信。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中国哲学、谈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王阳明心学。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应该重温王阳明心学？
因为今日之中国，众欲汹汹。各种欲望汹涌澎湃。
我认识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总，他跟我讲，自己现在在单位开会要放到3点钟以后，因为3点钟前开会，你在上面做报告，他们都在下面看手机炒股。一场报告做完，已经完成几次交易了。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形成这样一个民风——各施其能，各谋其利，纷争付诸于法律，前途交给了偶然。
我们的GDP增长得很快，甚至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大量的资本，如流水一般静来静往。这无可厚非。
但一个民族不可能以它所拥有的货币，作为这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如果整个民风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因此，社会信任的普遍危机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病症。当父母与孩子对簿公堂时，我们作何感想？当兄弟姐妹间为了那么一点点财产而骨肉相残时，我们又作何感想？
这个民族靠什么站起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如何站起来，靠教吗？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有教的民族。虽然我们这个民族也有一些，比如 徒，中国 徒跟欧洲 徒从表面上看差不多，都参加相同的仪式——到教堂做礼拜、吃饭前祷告，等等。
但当一个中国 徒祷告时，他心中在想什么？他可能在想，“我儿子今年高考，主啊，我向来忠心地侍奉你，你一定要帮我”。
这时，他心中不会再想着他灵魂的拯救问题，“我这个有罪的灵魂，主啊，希望你能够拯救我”这种西方神学观念并没有在一些中国 徒的心中出现。
宗教信仰并不是指向人间幸福的，而是指向灵魂的安顿。所以当有些中国 徒在祈求上帝时，他们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中国式的。
我们是一个没有上帝管人心的民族。那么，靠什么？中国将来靠的是哲学。
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处理人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麻烦，所以佛家讲现实世界是什么？尘世。尘就是烦恼。人世间到处都是烦恼。
生命外部的麻烦比较容易对付。我们凭借着文明发展，积累起经验和知识，可以把生命的外部环境安排得更适合于人的生存。
人最难对付的是自己生命内部的问题，就是我们心的安顿。我们的身体一旦得了病，有了肉体的痛苦，烦恼马上起来。
甚至没有病时，照样有烦恼。烦恼来自哪里？来自人心。在肉体根本不痛苦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照样能生出烦恼来，这正是我们必须对付的棘手难题。
孔子在《论语》里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什么叫“不仁者”，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指的是坏人，不是，而是指心没有安顿好的人——心中无仁之常体，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这叫左也不安、右也不安。
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不仁者，因为心没有安顿好。
中国哲学刚起步时就面对这个问题。东周末年，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上百个诸侯小国彼此征战。
我们的民族在东周时遇到大痛苦，而人类以痛苦为代价学习真理。进而出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其中主要是6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开始论道，因为大痛苦来了。
中国哲学因此起步，面对的就是如何安排好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人生为什么成了问题？因为能生出烦恼的那颗心，是“无限心”。
一个简单的说明，就能让大家相信“无限心”的存在。人都是在时间中存在的，对于人而言，时间是三维的，由3个东西构成：一个叫过去，一个叫当下，一个叫未来。
我们怎么活在当下？以筹划未来的方式活在当下。比如我此刻在讲课，但我在讲这句话的同时，也正在筹划着下一句话。
未来还不是事实，并不存在，但我们已经正在去筹划那个并不存在的未来了，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心有无限的一面。
它说明我们超越世俗、超越现实，去筹划那个尚不存在的未来，烦恼都从此而出，但人生的精彩也从里边来，因为筹划未来也是提出理想。
我们假设一下，某人经过许多年的努力，积攒下一大笔钱，终于买下他梦寐以求的一栋豪华别墅。在他买下豪华别墅的那天，他心中这么想，从今天起，我的幸福人生开始了。
各位想一想，他这个想法对不对？肯定错了。因为这栋别墅将来一定是别人住，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是谁住，他自己只是暂时地住一住。我们都是人生的匆匆过客。
可见再豪华的别墅也好，再高的权位也罢，都是有限的事情。我们的无限心，无法安顿在有限的事物上。
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找一找，能找到无限的事物吗？不能，构成这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是有限的。于是一个结论来了，我们要想去安顿好那颗无限心，是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去安顿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超越现实世界，叫作“出世”。我们要早早地让下一代明白这个道理，先指引一条让他的心出世的路，从现实的利害得失中超拔出来。而这一步，我们从来没有指引下一代去走过。
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告诫他们，现实是残酷的，因此利害得失要搞清楚，要学会在这世界上趋利避害，却从未想过要教他们另一件事——先出世，后入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入世的前提是什么？入的前提是出。你从未出过，谈什么入，你不就在世中吗？“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句普通中国老百姓都会说的话，恰好就是中国哲学的境界。
前些年，我到中国台湾考察他们的通识教育，向他们取经。席间，一位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看来，大陆现在是没有“文化”的。
我当时听了很不高兴，马上就说，我就是搞文化的。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大陆的社会生活现在是没有文化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这位台大中文系教授在跟我说什么了。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在哪里？很简单。
假如你办一家商店，从经济学角度看，追求利润的目标无可非议。但你除了知道这个目标以外，没有忘记在商店大堂的墙上书写4个字“童叟无欺”，这叫文化来了；
假如你办一所民营医院，同样是投资行为，但你没有忘记在医院门诊大厅的墙上书写4个字“生命至上”，这叫文化来了；
假如你办一所民办学校，有利润目标同样无可厚非，但你没有忘记在教学大楼的墙上书写4个字“有教无类”，这叫文化来了。
这个文化要想到来，前提是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先要有出世的精神，而后回来做入世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中国哲学，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如何安顿好自己这颗“无限心”。这就在根本上把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区分开来了。
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生问题，而西方哲学的主题是知识问题。这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考虑人生问题，而是它认为人生问题解决的前提是知识问题的解决。
所以西方哲学追求什么？追求人类获得客观、可靠和有效知识的方法。这是他们处理的中心问题，在知识问题解决后，顺带回答人生问题。
而中国哲学从公元前5世纪起步，一直发展到今天2000多年，一直是人生哲学，最高峰就是王阳明心学。
02
儒释道
如何指点出路？
上面说到东周末年百家争鸣，后来许多学派衰退，以儒家和道家为主。
到了两汉之际，佛教来到中国。经过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到唐朝终于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让佛经说汉语。它意味着佛学思想的中国化。
从此，中国人生哲学分成三大块——儒家、道家、佛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儒释道3家，分别是如何指点一条出世道路的：
1. 儒家：无所为而为
儒家指点的“先出世而后入世”的路，简要概括就是一句话：无所为而为。
“为”就是做事情。人生在世，不能不做事情。比如你有两只脚就得走路、有一个头脑就得思考和学习。如果你有两只脚，偏偏不让你走路；有个头脑，偏偏不让你学习，这是对你很严重的 。
不做事的人生不能称为人生。但该如何做事？儒家概括出一句话“无所为而为”，它针对的是“有所为而为”。
我们平时做事情，如果从未有过出世的境界，做事情总有一个目标、目的，始终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看作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和途径的话，这就叫“有所为而为”。
因此“无所为而为”指的就是，我们并不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当成是达成另外一个目的的手段和途径；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因为它本来就应该做、不做是不对的。
它自己就是自己的价值、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成某个有利于我们的结果。这样的人生，将永不失败。
举个例子，假定我发现上海杨浦区人口密集，但是缺医少药；再假定，上海就两家医院——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它们的医疗力量无法覆盖整个杨浦区。
我发现了这点，于是办了家医院。但由于我一不懂经济学、二不懂金融学、三不懂管理科学、四毫无经营企业的任何经验，于是我的这家医院开了半年就维持不下去了，只能收场。
请问我失败了没有？没有失败。因为我在这半年里至少做了这么一件事：救死扶伤。并且产生一个效果——提醒别人，这里真应该有家医院，于是让有本事的人来吧，他就当仁不让地来了；而我呢？当仁而让，没有失败。
我们能否跟年轻一代讲讲儒家的这个道理呢？什么叫永不失败的人生？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努力地去做某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去做。
我们甚至可以凭借经验和知识，提前知道做某件事的后果对自己是不利的，但我仍然去做，这叫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儒家出世精神和入世的统一。
2.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指点出世的路，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不是指不做事，而是不人为地做事。“人为”两个汉字合起来又是一个汉字，叫“伪”。伪就是造作。
道家反对人为就是反对伪、反对造作。造作为什么不好？伪为什么不好？
因为但凡是中国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立场，叫“天人合一”，只是儒家、道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的重点在人，后者的重点在天。
按道家的说法，人类生活的幸福都来自于天，麻烦和苦恼都来自于人自己。因此，从这个出发点出发，道家叫我们做减法，“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为的因素减得越干净越好。
以吃饭为例，人都要吃饭，这没办法，因为天道规定每个人都有胃。但是如何吃饭就彰显出道家的精神了，比如你偏要吃到法国大菜不可、非得餐餐美味佳肴，不然就叫没吃过饭。这就叫人为。
战国时期有个道家的人叫列子，他说过一句话“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我们看今天的中国人离开道家的精神多么远，充斥于市场中的各种保健品，全是什么贵之、爱之，但我们的肉体难道因此就“厚”了吗？
那么，按照道家的原则，吃饭该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是8个字“已饥方食，未饱先止”，这就叫顺应天道。吃饭如此，人生的各个方面无不如此，都要做减法。
从此以后，你带着这样的认识去读《道德经》《庄子》，要从这些著作里获得什么？指点。指点我们如何做减法，学习做减法的方法，最终要学会做减法的实践，顺应着去做，不知不觉你的行为就在天道里了，于是叫“无为而无不为”。
这是道家的出世精神“无为”，做事情不要去增加自己人为的目标、人为的企图、人为的期待。
什么是最好的人生？没有目标的人生。你不要自己定目标，天道已经把你的人生都规定好了，你顺着它走就行。这与我们的当代文明相去何远？我们现在要么不做事，一做事马上认为目标要明确，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要加以确定、加以坚持，立刻人为起来了。
3. 佛家：无心而为
佛家出世的路可以概括为4个字：无心而为。我们千万别误解了佛家，其实它也主张我们做事的。
此话怎讲？佛家告诉我们，人生在世，非做事不可。但你做什么事情，是有来历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很大。
我有时也想，我也去做个钟点工试试，想是可以想，浪漫得很，但不可能轮到我做，因为我的“来历”规定我不能做钟点工。
但我也不要因此就得意，这只是因为我没资格做。只能做开口饭、教书匠、吃粉笔灰，这是我当做的事。
再比如，我做不了董事长，这是肯定的。假如我现在还在想，我本来应该早点下海，那今天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说不定有我王德峰的名字。如果我今天还这么想，我就是多么愚蠢。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和各位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带着东西来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二年报名参加。当时我在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里做工人做得好好的，大家都认为是很好的一份工作。但我还是要高考。
我父亲支持我不断求知上进。但他没想到，在我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写了哲学，然后他就找我谈话了，问我为什么要报考哲学专业，不是听过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我应该去学一门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将来有本事在身上。
我是这么回答我父亲的，我就喜欢“空”的学问，越空越好，唯恐其不够空。为什么我要学哲学？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这些学起来比较容易，要学就学难的。一本哲学著作，我打开来看，如果其中10句话里有9句我都看不懂，我认为这是对我智力的严重侮辱，所以我要学哲学。
我父亲看我是个年纪蛮大的孩子了，就让我自己做主，他也就算了。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后来才明白，这是业力规定的。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间都带着业力，我带来的业力规定我就是去追求那个“空而又空”的学问。
所以，为什么偏偏在我“贩米”的心理产生了一个要读空洞学问的愿望呢？这个愿望是我让它产生的吗？没有这回事。
我们有这个愿望，还是有那个愿望，其实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某个愿望来了后，我们去选择实现它的道路，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一点自由。
至于什么愿望来到我们心里，这不是我们的自由，它就这么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业力来，我的活你干不了，你的活我也干不了，各自的业力不一样，先要明白这个道理。
各位可能会说，你王德峰相信这一点，还算是哲学老师吗？你在讲迷信呢？拿出点科学证据来。我告诉你，拿不出来，确实没办法给出科学论证，这件事超出科学思考的范围了，全凭我们的悟性去领会。
因此佛家告诉我们，人这辈子来到世间，非做事不可。为什么？做事就是消业。因为你是带着业力来的，这是你躲都躲不了的事情。
由于做事是为了消业的缘故，所以我们不求结果，最好没结果。如果它有了结果呢？很可能旧业未消，新业又来。
但是做事怎么可能没结果呢，佛家也看到了，只要做事一定有结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结果跟你没关系，这就不是你新造的业了，所以叫“无心而为”。
“无心而为”并不是教我们不要认真做事，而是事情一定要认真做，但心别上去，对它的结果不关心，甚至暗中期待它没结果。
禅宗把佛家的精神表达得特别好，叫“出心不出世”——事情是不能拒绝的。该你做的事，你怎么好拒绝，那就把它担当起来吧。为什么？消业。但记住，心别上去，要“出心”。
所以有个禅宗祖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丝纱”。
什么叫咬着一粒米？我非得吃某个东西不可，否则不叫吃饭；我一定要穿品牌衣服，否则不叫穿衣服，那叫挂着一丝纱。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始终回答一个问题——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
第一步是什么？出世，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超拔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有无限的一面，它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被安顿好。
但中国哲学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年轻一代没有在中国哲学里走过“出世”的路，我们遗忘了那颗心，只知道头脑的事情。
03
吾心便是宇宙
宇宙即是吾心
接着，我们讲下一部分——心学。儒家说“无所为而为”，道家说“无为而无不为”，佛家说“无心而为”，把三者结合起来，就到了宋朝和明朝的心学。
我们要先搞明白，什么是心学？心学不是心理学；心学开端于谁？孟子。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心”。孟子认为，人心有4个方面的善端。道德的根源在人心中。
这样一来，荀子就跟孟子争论关于人性的问题：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
为什么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的论证逻辑很简单：人首先是生物，而生物必有自保的本能。比如我们都有一个胃，饿了就需要食物。但倘若食物有限，会怎么样？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争夺、一定会有利益纷争，所以他认为人性本恶。
但人比动物聪明一些，知道在利益争斗之中，双方可能会同归于尽，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人类的聪明让人发明了道德。
什么是道德？就是把利益纷争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以避免社会解体的结果。
我们遵守道德，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让利益斗争被控制在合适范围内。因此荀子认为，道德从哪里来？来自人的智力水准比动物的高，可以预先避免同归于尽的结果，从而发明了道德规则，这是荀子的学说。
而孟子认为道德来自哪里？我们的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心的4个善端。但这个“心”字，该如何翻译？
比如假设用英文翻译，译成Heart，它完全可以指什么？心脏，是生物学的研究对象；那能不能翻译成Mind呢？仍然不可以。Mind是意识状态，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所以孟子的心学既不是心脏学，又不是心理学，他讲的那个“心”既超生物层面又超心理层面。
很多人认为孟子和荀子的争论，永远没有答案。但其实绝非如此。当荀子讲人性本恶时，他讲的人性是什么？是生物心、自然心；而当孟子讲人性本善时，他讲的人性是生物的、自然的吗？都不是，是超生物、超自然的，叫“心”。
所以这两个思想家的争论其实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荀子在生物学层面，而孟子在心学层面。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孟子所说的“心”是否存在？要是请孟子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他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但我们可以为他做一个论证，他所说的“心”是存在的。
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在路边摆摊，她的食品铺里有面包、苹果等。这时，迎面走来一群饥肠辘辘的小伙子。
若是按自然界的法则，这老太太得赶快逃跑，因为她手无缚鸡之力，如何抵挡得住这一批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呢？但老太太没逃，反而安然地坐在那里。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来了一群动物，因为他们都有胃，对她的食品有需要；但她同时知道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来的是一群什么动物？有心的动物。
所以他们来到食品铺面前干吗？不是来抢东西的，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另一种只有心才能够认知的东西，叫Money，然后跟她进行商品交换。这就是孟子讲的心。
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什么？人有心，这就够了。假如把孟子讲的心拿掉，还有人类社会吗？我们就在动物界里了。所以孟子何须我们再为他做辩护呢？不需要。
人因为有心才能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比如，你把100块钱拿在手里，在狗面前晃，有意义吗？它就闻闻看有没有肉的香味。100块钱是社会存在物，唯有孟子讲的心才能让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如何而来，否则我们就叫自然存在了。
孟子学说最精彩、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说出这个心。他举了个例子“孺子入井”，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必定让我们生出什么心？怵惕恻隐之心。怵惕就是惊恐，恻隐就是哀痛。
孟子就说了，你之所以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救这个小孩，不是想要跟他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想要通过拯救他的这个行为在乡邻乡亲那儿获得好名声，更不是为了避免不救他、自己的名声就不好了，并不是出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怵惕恻隐之心起来了。
我们跟这个小孩是两个不同的人，我有我的肉体，他有他的肉体，这叫“形骸间隔”；但当你看到小孩掉到井里，怵惕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这个心一起来就把形骸间隔突破了、打通了。这时你跟这个小孩就连为一体了，叫“仁心感通”。
那么假如非我同类呢？比如鸟兽发出哀鸣，你也同样会产生恻隐之心；植物花草呢？王阳明讲，如果我们看到花草被无辜地践踏，也会生出悯恤之心；花草还算是有生命的存在，那么没生命的呢？比如瓦石被无辜地毁坏，我们也同样会生顾惜之心。
这些都叫“一体之仁”。所以仁心发动，感通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中国的宇宙观从而也就来了。宋朝思想家陆象山说了一句话，“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
西方人给出一个科学的宇宙，而中国人给出一个道德的宇宙。按照中国的宇宙观，整个宇宙趋向于生命，而生命趋向于生命情感。
因此，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才是合适的，我们的仁心感通万物，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西方哲学发展成西方科学，于是要征服改造世界、征服改造自然，最后开始受报应。
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出那个心来了。今天这个文明、这个社会状况已经被遗忘的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指的不是西方哲学所认为的理性认识能力，那是头脑里的事情，而指的是生命情感。
用头脑去认识外部世界，然后头脑以它的理性帮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趋利避害，这种趋利避害的道理是在心之外的理。
可怕的是，今天的文明到处在用“心外之理”。差别在哪里？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跟我说，炒股票有个融资融券，股票市值达到50万元就可以借用杠杆，让你借钱炒股。
这种融资融券的方法是用金融学推论出来的理。但假如我们用这个理来做事情，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在引诱你，让你去借钱赌博。我们完全可以赌输到什么程度？跳楼。
所以我听到后，就跟我朋友说，这叫心外之理。你抛弃了你的心，取出一个理，这个理将伤害我们的生活、在根本上威胁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心学，会知道“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要认识到理都在自己心里，在心里站不住脚的理叫“心外之理”。
有人可能会反驳，它不会威胁我们，因为我们聪明并且有足够的技巧。这其实依然还是在心外讲这句话。
我们一旦跟着心外之理走，结果会怎么样？叫作“心之亡失”。中国人今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每去信心外之理，于是跟亲人的关系处不好、跟同事的关系也处不好，人人彼此互相防范、互相争夺利益，并且振振有词。
当父母跟他的孩子对簿公堂时，不管谁胜诉了，谁都不会有幸福。你在法律上战胜了父母，或者父母战胜了你，会高兴吗？只会心痛。因为走的是心外之理的路。
因此王阳明用了一个词：良知，“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为什么王阳明讲“心即理”，听起来似乎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是吧？但这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一命题，是从孟子那里来的。
孟子说，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原话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意思？做学问就一件事——找回已经亡失的心，把它再求回来。
以养鸡养鸭打比方，我们白天把它们放出去，到黄昏时还记得把它们找回来。但偏偏我们的心放出去了，却不把它找回来。如果我们把它找回来就叫“学问”。
但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基本上不能理解他所说的心学，倒是荀子学说大行天下。它是对孔子学说的另一种解释道路：第一，人性本恶；第二，道德就是限制利益争斗的规则，让利益争斗被限制在合适范围里。
这套规则叫什么？礼仪。所以荀子学说的核心观念：以礼治国。他抓住“礼”来谈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比如中国人以前彼此相遇要拱手作揖，现在我们就用西洋方式握手，有时甚至手都不握，讲话直截了当。
但荀子学说的问题在哪儿？我们可能礼仪遵守得很好，但心中并没有仁心，于是会演变成表面上恭敬有礼、温柔敦厚，但其实是把道德规则当作一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人格叫“乡愿”。
因为荀子让我们相信，“道德在人心中”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因为头脑的聪明，发明出了限制利益斗争的规则，然后我们遵守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利益。
荀子学说养成中国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性的病症“乡愿”：人们遵守道德规则不是出于内心自觉，而是出于利益考量。
04
烦恼即菩提
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中，理解他学说的人非常少，所以孟子心学就被淹没了，到后面被中国人重新把它记起来，当中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禅宗。
禅宗就是用佛家语言说的心学，原则是16个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成佛是所有佛教宗派的共同目标。但成佛的道路是什么？成佛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佛在哪里？其实我们人人都是佛、都有佛性，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所以修佛的道路就是“直指人心”。因为人人都具备佛性，所有学佛不用到心外去求，但由谁来见性成佛、见者是谁呢？心。
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和尚，叫僧肇，他写过一篇《宝藏论》，里面这么说：
有一个人来到金库，里面有种种金器，比如金戒指、金项链、金碗、金筷子等。这个人看到种种金器后，僧肇描述他是“不睹众相，常观金体”。
金戒指跟金项链的差别，是不是“相”的差别？从而金戒指不同于金项链、金碗不同于金筷子。
但这个人在金库里看到的是什么？金子本身，把相与相的差别都消解掉了，叫“不睹众相，常观金体”。这个比喻很重要，不是看不到相，而是不为相所惑。
一般来说，我们看世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相”，比如，你背着LV包向我走来，我一看你的是世界顶级品牌包，然后我再看我的包，它简直不是包。
你的LV包是一个相，我的包也有一个相。你的包比我的价值昂贵得多、质量也好得多，这是事实，没有问题；但你的包再昂贵、质量再好，也绝不妨碍我的包还是包，这叫不住相，我看到了包本身。
当我们看到LV包和普通包之间的差别时，是用什么来看的？看到包本身时，又是用什么来看的？可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心的。此心一来，就叫“常观金体，不睹众相”，禅宗就抓住这点来修心。
《金刚经》中的8个字是它的思想核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住”是什么意思？住相；“相”就是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事物或人，都区分出高低贵贱。
如果停留在这种区分里，就叫住相；不停留在这里边，本心起来，就叫“而生其心”，也就是这颗心见了佛性，就好像那个人到金器仓库看到金子本身。
再问第二个问题，金子本身可能单独存在吗？不可能。金子本身叫晶体，它只能在不同器物里存在。若是想脱离种种器物，另寻一个金子本身，可能吗？不可能。
它又说明什么道理？别把佛性从现实世界中抽出来，希望它专门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看见，就好像金子本身总是在不同金器里存在一样的道理。
所以修佛不要离开现实世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离开现实世界去寻找最高智慧“菩提”，就好比要求只有耳朵、没有角的兔子长出两只角。
很朴素的话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两层意思：
第一，要摆脱众相对你的迷惑。这步叫“常观金体”，出世了。并且还要回到世界中来，要求金子本身也要在种种“器物”中求；
第二，禅宗教我们用什么来修行？拿烦恼来修，烦恼即菩提。人世间充满烦恼，所以叫灰尘的世界，但别把灰尘拒绝了，因为烦恼来自此心。
如果没有心，就没有烦恼，只有肉体痛苦。所以烦恼来了，不要拒绝它，因为它跟我们的智慧来自同一个根源“心”。
所以“心”有两种用法，一是用出烦恼来，二是用出智慧来。
烦恼证明了我们的无限心。因此，烦恼就成了修行的材料，这是非常自信、勇敢的修行方法，叫禅宗。
就“如水遇风”，一片水域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风呢？风一来，水面就不平静了，那就是烦恼来了；但你不要跟着烦恼走，烦恼是水的波纹，其实水还是水。
水的波纹起来或下去，都不会增加或减少水。大海的海面每天都汹涌澎湃，但大海的总量是增多还是减少了？不增不减。所以禅宗要我们抓住烦恼来修心，因为烦恼来自于心。
上面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每每被我们丢失，再把它求回来。比如在孩提时代，本来有颗童心在我们身上，但慢慢长大后，知道在这世上要学会趋利避害，进入人生所谓的功利境界，从而童心泯灭。这就是心之亡失。
然而，人生也就不自在起来，就像中国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我们现在教育下一代的方式，是让他们早早地不自在，在幼儿园阶段就要设置算术题，最好进的还是双语幼儿园，到了小学要学奥数。
早早地把我们的孩子推上人生竞争的舞台，让他们知道利害得失，知道自己的前程如何取决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手段。这时，要让他们找到丢失的那颗心，再把它求回来，很难。
他们到了要去求那颗心的时候，大概是30多岁左右，比如80后，他们就正在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反思自己的三观问题。我是80后的父母，凡是80后几乎都是50后生出来的，而50后对80后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债务——精神上的债务。我深深地感受到这点。
我们下一代最缺少的不是知识、不是技巧、不是运用逻辑和符号的能力，而是缺乏人生的基本信念。
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我们脱贫、发财了，但40年过去，我们留给下一代一个怎样的社会状况？我们是否曾经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教育中缺失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追求卓越，但失去了灵魂的卓越。
年轻一代中现在最痛苦的是白领，他们一方面想上升到资产阶层的队伍中去，又随时害怕落到无产阶层里去。这个阶层的心理状况普遍极坏，焦虑或者抑郁的发病率极高。这绝非虚言。
我旁听我儿子的同学聚会，发现他们十个里有八个有焦虑症或者抑郁症。怎么办？先是寻找心理医生，开始教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一开始有点效果，后来就不行了。几次不行以后，心理医生最后一招在他的口袋里，叫做药，从此患上药物依赖症。
根本问题在哪里？心。他们最需要的是心学，而不是心理学。什么叫心学？改变人生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事。他们的人生态度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他们只是受制于这个时代的驱迫，时代把那些价值标准、成功目标全部压给他们了。
有人曾问我，王阳明心学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这就是。
我们能不能还我们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像王阳明临走前留下的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那样的中国人。不管周围怎样黑暗，我们的心依旧光明。
05
做一个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
我们接着讲禅宗。如果没有六祖惠能，即无后来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禅宗为宋明心学准备好了思想材料。
禅宗五祖弘忍法师第一次见到惠能时，劈头两句话，“你从哪里来？你来求什么？”惠能如实回答：“我从岭南来，来求佛法。”
弘忍法师说：“汝是獦獠人，如何学得了佛。”什么叫獦獠人？中原地带的汉人瞧不起南方人，把他们看成南蛮子，给他们起了一个贬低的称呼叫獦獠。
惠能当即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本无南北。”此言一出，弘忍法师心里明白了：此獦獠根器大利，这样的人最适合把佛法传给他。
但弘忍法师没有马上收惠能做徒弟，怕有人害他。因为当时是唐朝，朝廷支持寺院方丈同时是寺院的地主，广有田产。
弘忍法师年岁大了，他所主持的东禅寺的核心问题是衣钵传给谁，衣钵传承的同时就是田产的继承。从此寺庙里就不清静了。
弘忍法师有很高的智慧，跟惠能说，我不收你做徒弟，但我也不赶你走，你到舂米房去劳动。这是对惠能最好的保护。
后来，弘忍法师觉得该传衣钵了，就把众弟子叫到跟前，“世人生死事大，汝等跟我学佛，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佛何可救”。
言下之意就是对他们都不满意，叫他们做偈句，就是佛教里用一首短短的诗来表达对佛学的领会。
弟子们回去后，都在思考做还是不做，因为眼看师父最喜欢的弟子神秀已经当了首座弟子，将来衣钵肯定是他得。如果我们也去做偈句，等于跟他竞争，将来他得了衣钵，没有我们好果子吃，所以大家最后不约而同地认为不必做。
神秀也在想做还是不做，他心里想，如果不做的话，肯定拿不到衣钵；但如果做了之后，师傅见了，说做得不好，不光得不到衣钵，还在众弟子面前失去威望。
进退两难之际，神秀想出一个妙计，做还是要做的，但不要署名，半夜三更里把它写在墙上。若是师傅见了，说做得好，就承认是自己做的，否则就不吱声。
他的那首偈句蛮出名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第一句话，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是肉体，而且要看成法身，像菩提树一般。因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所以菩提又成了智慧的象征；
第二句话，我们的心本来很干净，像明镜一般，但来到这人世间，由于人世间到处都是“灰尘”、到处都是烦恼，难免要沾染上灰尘；
那怎么办？时时勤拂拭，要不断地擦擦擦；最后，莫使惹尘埃，不要让它沾染上灰尘。
弘忍法师看到后，心里明白一定是神秀所作，就跟众弟子讲，你们从今天起每天都要背诵这个偈句，对你们修行有很大的好处。
然后，弘忍私下里把神秀叫到方丈寺，问他“这偈句是不是你作的”。神秀说，是我作的。
弘忍对神秀作的这个偈句不满意，说“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让他再去作一首来看看。随后几天里，神秀神思恍惚，再也作不出第二首。
就在众弟子都在背诵神秀的偈句时，惠能在舂米房劳动，被他听见了。于是惠能问一个小和尚，你们在念什么？小和尚跟他讲，师傅说，神秀首座这个偈句每天都要念诵，对修行有大利益。
惠能就说，我不识字，你能不能完整地念给我听。那个小和尚就念了。念完后，惠能跟他说，我也来作一首。边上有个和尚就笑起来，你这个獦獠还作什么偈句，到舂米房去舂米吧。
惠能马上回答他，“切不可轻视初学者，轻视他人有无边无量的罪”。上纲上线了。那个人听到后有点慌。惠能继续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
后来中国人有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是从惠能这句话里套出来的，下下人就是指最卑贱的人，但却可能有很高智慧，而上上人、地位很高的人却可能没智慧。
惠能接着说：“我不会写字，烦劳你帮我把我的偈句也写在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法师看到后，脱下自己的一只鞋子，用这只鞋子擦掉墙上的惠能偈句，说了一句话“亦未见本心”。当然，这是对惠能的继续保护。众弟子一看，师傅也不怎么欣赏他的偈句，惠能就继续是安全的。
但这句话仍然是真话，弘忍法师没说假话，出家人不打妄语。惠能偈句的境界虽然是比神秀的高，但也还没见性。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这两个偈句的差别。神秀认为，我们本来有一颗干净的心，但来到世界后就沾染上了灰尘。因此他认为，修行就是不断地擦灰、不断地把我们的心跟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并且要保持这种隔绝。把心和烦恼二元对立起来了。
惠能的偈句境界比神秀的高，但为什么弘忍法师会说“亦未见本心”？因为他的偈句针对了神秀偈句的毛病，这叫针锋相对。
惠能的偈句，其实表达的是《金刚经》最核心8个字的前半句“应无所住”，不要把自己那颗本来干净的心当一回事，否则就叫“住了净相”。
比如有的人原则性太强，干净和肮脏区分得清清楚楚，他保持自己的干净，不能接受任何污垢，这也是一种病态，叫“住了净相”。
我们看，莲花是佛教的象征，但莲花生长在哪里？生长在污泥里。所以智慧从哪里来？从烦恼中来。如果世界上本无烦恼，还要智慧干嘛？所以惠能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把心跟外部世界的对立给无掉了。
但无了以后，又不能停留在这个“无”里，否则就叫执着于空，又是烦恼。因此，还要把这空再空掉，叫作“空空”。
就像禅宗讲修行要达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境界，该怎么进？回到生活中来，再入世。
所以说，当时的惠能尚未见性，因为后4个字“而生其心”的境界还没达到。但他已经到了悟的前夜，已经站在门槛上，只要再跨一步就进去了。
弘忍法师看到惠能的偈句后，用鞋子把它擦掉，这个动作其实暗藏禅意。惠能的偈句表达的是“无”的境界，那擦掉是什么意思？对这个无再无一次。
弘忍法师已经明白，今天晚上一定有人悟、有人成佛，这个人一定是惠能。所以他在黄昏时分，到舂米房去见了惠能。
惠能当时正在舂米。舂米是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块很大的石头系在一根又长又粗的木棒上，这一头踩下去，对头往上升，然后这头一放。
惠能又是个身体瘦弱的人，没那么大的力气，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找了一块很大的石头绑在腰间，增加体重，叫腰石舂米。
弘忍法师看到他如此舂米，第一句话就说，“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接着问他，米熟了没有，意思是米舂好了没有。
惠能是何等人物，怎么会光从字面理解弘忍法师的问题呢。他回答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弘忍法师立刻明白惠能在告诉他什么，这个“筛”字把竹字头拿掉，就是师。他知道惠能在告诉他，我惠能老早就准备好了，就差最后一个环节，由师父你来帮我开悟。
弘忍法师也不说话，举起手中的手杖敲了3下，而后就走了。惠能心领神会，这是要我半夜三更时分到方丈室去。
三更时分，惠能到了方丈室。弘忍法师用一块很大的袈裟把窗户遮严了，不让灯光透出去，终于在灯下给惠能讲《金刚经》。
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8个字时，《六祖坛经》里没留下弘忍法师是怎么讲解这8个字的话，而是说惠能听了弘忍的讲解后大悟，连说5个“何期”：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就是自本性，也就是自本心，就是“而生其心”的那个心，也就是人人都具备的佛性；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佛性，它不生不灭；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万事万物的真理，我们自性本来具备，这恰巧就如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真理不要到本心之外去求；
何期自性，本无动摇。无论我们的生活处境怎样，顺境也罢，逆境也罢，恐惧也罢，都不足以撼动它；
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法就是事物，万法就是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的真实意义像我们的佛性呈现，平时我们所把握到的事物的意义都不是真实的。当你见到佛性后，万事万物的真实意义才向你呈现。
弘忍法师一听到惠能说出这5个“何期”，知道他悟了，就把衣钵传给了他。禅宗通过惠能奠定了基础，我们明白了佛性人人都具备，平时没看到是因为心没起来。
佛教讲“观想”，不是用眼睛看，是本心起来。这个本心可了不得，大如天，叫“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小我放下了，把“人我别”去除掉了。
我们非常重视自己这个“我”，不断地拿出来跟别人比。如果发现别人比自己高，心生嫉妒；如果发现别人比自己低，心生傲慢。
但我们不断拿出来跟人家比的那个“我”，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是自己的自性吗？不是。所以禅宗修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这个东西，减去这样的小我。
假如惠能尚未圆寂，那么他就还在广东韶关的南华寺，在那里主持东禅法会，然后我王德峰去参见他。
我前去参见惠能是带着一个目的。我想要在惠能面前印证一下我王德峰悟过没有。他接见我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甚麽物（什么东西）？第二个问题，恁麽來（怎么来）？
假如我应声回答，复旦教授，坐飞机来。完了，惠能一定知道此人没悟过，就没什么往下交流的必要了。
我该怎么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复旦教授不是我的本来面目。 爆发时，我当时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然后我很快就知道“我是谁”了，我父亲叫走资派，我母亲叫逃亡地主，于是我叫狗崽子。
狗崽子肯定不是我的本来面目。多少年过去了，昔日的狗崽子成了今日的复旦教授，但难道我因此就可以说复旦教授才是我的本来面目吗？我可以这么说吗？照样不可说。
就像狗崽子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一样，复旦教授也不是我的本来面目。
那我到底是“甚麽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也不是我的本来面目，这是法律规定，假如我有朝一日加入他国国籍呢？
再换一个回答，某人丈夫、某人父亲，这同样不是我的本来面目。哪有一个男人天生是丈夫的，他成为丈夫是被他妻子做成的，也没有哪一个人天生是父亲，他成为父亲是他儿女出生那一天，他的儿女把他作为父亲也生出来了。
所以我说什么都错了。那么，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东西，没来。来的只是我的肉体，佛性不来不去”。假如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相信惠能会应和我，此人还算是悟过的，底下还有交流的可能。
禅宗的心学，我们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很根本的一点——去掉“人我别”，放下那个不是你本来面目的东西，你别把它搬出来跟人家比，它并不是本来面目。
所以惠能跟嘲笑他的那个和尚说，“切不可轻视初学者，轻视他人有无边无量的罪”。这句话虽然上纲上线，但是这纲上对了、这个线也上对了——社会文明中的种种病症有一个总根源，轻视别人，所以叫无边无量的罪。
假如你去读一读希特勒那本书《我的奋斗》，你一定会发现写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崇高的灵魂，他想要“拯救”世界，但恰恰就是这个导致希特勒犯下滔天之大恶业。
为什么？轻视别人。他首先轻视了谁？犹太人；其次又轻视斯拉夫人，犯了种族灭绝的滔天恶业，这都是有根源的。所以佛家把这个文明病症的根源点得非常清楚。
禅宗第一祖是达摩，从印度来到东土传心学，遇到梁武帝。梁武帝笃信佛教，达摩就想度化他。梁武帝问达摩，我这辈子不知造了多少庙、供养了多少和尚，你看我这个功德大不大？达摩回答说，这不叫功德。梁武帝听了就很不高兴。
有人就拿这个典故问惠能，这时惠能已经悟了，他说“切不可怀疑”。那个人就继续问惠能，那在你看来什么是功德？惠能回答了8个字，“见性是功，平等是德”。
“功”是什么？我们心灵所达到的境界，见了佛性，自见本性，就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
“德”是什么？人与人打交道的原则应该是平等。平等是德。合起来叫功德。
所以学习禅宗第一件事要守戒。守什么戒？戒轻视他人。真正的、根本的戒是平等，永不轻视任何人。
有的人学佛很恭敬，每天做功课。我有个同学就是这样，五体投地地拜佛。有次我去造访，正好遇到他在拜，时间还没到，他不能站起来。大热天的，空调都不开，我看他拜得大汗淋漓。
等他拜好了，站起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某人的是非。我就跟他讲，你白拜了，你刚才那个叫体育锻炼。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六祖坛经》看过吧？拜佛是必要的，但并不是你面对那个泥塑的或者木头造的佛像去拜，那只是偶像。
为什么要拜佛？就是把小我放下来。拜的时候头一定要碰地，否则就是你还有东西在那里自负、自以为是，要把小我彻底地放到地上去，这就是五体投地拜的原因。
到现在我都不敢说自己在修行，为什么？第一件事平等就做不到，很难。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周围打交道的人当中难免会碰到这样的人，笨一点倒也算了，还坏，叫“既笨又坏”。
我有时候想到这种人，心中难免起了对他的轻视之心。这个念头一起来，我就知道我错了。戒这个事情真难，比戒酒和戒烟难得多。
还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弟子有一天终于忍不住问他的师父，师父，你能不能告诉我，佛究竟在哪里？他的师父是这么回答的，在你面前听你说佛法的就是佛。
就这一句话，那个弟子悟了：众生是佛。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
所以严格来讲，佛教不是宗教，它是无神论。释迦牟尼是普通人。用汉字翻译梵文中的“Buddha”的本意是什么？觉悟者。
每个人都有佛性，这佛性跟宇宙一样大，只是还没见到。没见到的情况下，叫凡夫。前面迷是凡夫，后面悟即是佛，所以永不可轻视任何人。
禅宗的心学讲，我们本心起来即是佛，即心即佛。它讲出中国思想以前没讲到过的一个最重要的境界——众生平等。
众生之间差别很大，出生门第不同、资质不等，有人聪明，有人笨，性格也有很大差别，男人和女人还有性别种种差别，但这都不至于让一个人可以比别人低，因为他有佛性在。所以每个人都要堂堂正正、自作主张、自性自度，禅宗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禅宗思想就为宋明心学做了准备。我们中国人如何树立起自己的独立人格？什么叫独立人格？道德自觉的主体，彻底地打破主奴关系的文化。
王阳明后来这么讲：“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
人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你叫贩夫走卒，我叫引车卖浆者流，但这不妨碍我们成为大英雄，这叫收拾精神、自作主张。这个就是宋明心学的共同目标“破心中之贼”，打破主奴关系的文化，这是中国人自己伟大的启蒙运动。
06
只管栽培灌溉，
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
因此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是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心学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命题——心即理，心外无理。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心即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4本书合起来叫四书。
第一本是《大学》，它是中国人培养哲学修养首先要看的书，叫“初学入德之门”。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叫“三纲领”。
什么叫“明明德”？第一个明字是动词，后面的名词“明德”指的就是心之德。那么“德”又是什么意思呢？用英语来说叫Virtue，指的是一个事物的特征、属性，比如我们两条腿的Virtue是跑步弹跳、头脑的Virtue是思考学习、心的Virtue就叫明德，我们本来有，但是它被遮蔽了，因此再让它彰显出来就叫“明明德”；
那么，“明明德”该如何明？第二句话来了，在亲民。“民”就是人民生活。我们明明德不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途径在哪里？在体察、体会人民生活。
为什么？因为天道在哪里？在人民生活中。你要领会到百姓平常生活里有天道，这叫“亲民”；
然后“止于至善”，最高目标是让我们的心跟天理一致，不掺杂任何小我的私欲，把偏见清洗掉，叫 “此心纯乎天理之极”。这是王阳明对至善的理解。
那么，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阳明在少年时曾问他的老师，什么是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读书，然后做官。
王阳明听了不能接受，跟老师说，那不叫第一等事，读书、学做圣贤才是。他的老师听完哈哈大笑，你也太高了、太空了，我们做不了圣贤，还是好好读书去做官吧。
我们看，少年王阳明的境界已经来了，第一等事——读书、学做圣贤。后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学了，就有人告诉他是有途径的，就是朱熹所教的先从格物开始。
什么叫格物？对事物进行观察和理解。比如，我们看一根竹子，要盯着它看，然后一定要想清楚竹子为什么被称为竹子，而没有被称之为另外一棵树，比如榆树。
这一步做到后再说致知，“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王阳明听了后觉得好，有信心了，原来圣人是可以学的，而且有路径，于是他第一步开始格物，格什么？竹子。
结果他格了七天七夜，没格出道理来，反倒格出一身毛病来。这时他失去信心，就躲到道家学说里去养病了，后来又接触佛学，开始领会禅宗，这是他做学问的第二阶段。
那时他已经科举成功做了一个官，但在官场上被人参了一本，皇帝把他贬谪到贵州的一个蛮荒之地——龙场。
王阳明到龙场做什么官呢？管一个驿站。他在那里吃足了苦头。但有一天的半夜三更，他顿悟了，非常激动地大呼大叫，把周围的人都惊醒了，这叫“龙场顿悟”。（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顿悟后的王阳明，走了一条“背叛”朱熹学问的道路。朱熹让我们从外部事物中去发现天理，而王阳明突然明白，天理不在外部事物中，在我们心里。
中国人要解决“破心中之贼”的问题，程朱理学指点一条什么道路？先从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中去领会到天理，然后把它说明白，接着让全体中国老百姓都懂它，并以此克服个人私欲，这叫“存天理，灭人欲”。
但问题出在哪里？天理如果在人心之外、在人心之上，脱离了人心，它就是僵死的教条，没有力量。你认识到它，对你的生活、行为和生命事件毫无影响。
举个例子，那些跟父母对簿公堂的儿女们，他们难道不知道孝之理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耳濡目染这个道理，但只是头脑知道有用吗？这个理在他的心外，所以他照样跟父母对簿公堂、争夺财产，问题的关键在此。
陆象山和王阳明发现程朱理学走的路不对，把天理高高在上地端在那里，向老百姓解释清楚，然后大家去服从他，这个天理就成了僵死的教条。
天理在哪里？在人心里。王阳明说，“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良知又是什么？王阳明有次带兵打仗时，他手下抓到一个大盗贼，把他押到王阳明面前。
王阳明就跟他说，你做如此伤天害理的事，良知何在？那个盗贼蛮有意思，“王先生，我久仰你大名，我知道你天天说良知，但你能不能把良知拿出来给我看看？”
王阳明说，好，我现在就拿出来给你看。这样，我现在决定放了你，但有一个条件，把你身上所有东西给我留下来。
这个盗贼看到王阳明愿意放他，很高兴地就答应了。王阳明底下的人开始剥这个盗贼的衣服，剥到只剩最后一个裤衩时，这个盗贼叫喊了出来：王先生，求求你，把这个裤衩给我留下吧。
他刚说完这句话，王阳明大喝一声“良知，当下呈现”。你不是要我拿出来给你看吗？它就在你身上、就在你心里。
大家请注意王阳明所说的“当下呈现”这4个字。大思想家说话不随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这不是头脑中经过概念判断的推理，而是当下呈现，就是说他的生命情感的真相，在此时此刻不由自主地呈现、情不自禁地来了，所以这不是头脑的事，是心的事情。
头脑和心有区别。要说明这两者的区别太容易了。比方说有一个人失恋了。失恋是一种很大的痛苦，他无法排解，后来只有一个办法，找到一个知心朋友，向他倾诉自己的痛苦。
那位知心朋友听了他的倾诉后，想劝他把这件事情放下，但想想看该怎么劝？没办法劝。后来那个知心朋友很聪明，想出一句话跟他说，要知道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这句话倒是符合理性的，他的潜台词就是你如此钟爱的女子现在离你而去了，你很难过，我能理解，但你要知道，她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子。
那个失恋的人听了这句话后，头脑想通了，因为它完全符合理性，所以他的头脑做出一个决定，把这件事情放下。但就在他头脑做出这个决定后，心里又一阵地难受起来。
就像李清照写的那首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下眉头”的意思是头脑想通了，“却上心头”是说心里又来了情绪。这就是头脑和心的区别。
头脑和心哪个更根本？心更根本。因为在头脑里活动的是概念判断、推理，在心里活动的是生命体验、生命感受。
试想一下，我们是否有可能用头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把我们心中的生命情感消解掉？不可能；我们头脑中理解了一个道理，它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动力？也不可能。
生命实践的动力来自哪里？心，就是生命情感。因此，我们在世界上行动、实践的动力绝不来自头脑，驱使我们去行动的是情感的力量，而情感发自于心。这个发自于心的情感要在它本真的真相里，叫做“天理”。
这就是“心即理”的意思。此“理”并非概念的判断、推理，也不是自然科学的定律，是生命情感的真相。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朱熹跟王阳明彼此对立的学说中，对立点在哪里？
朱熹告诉我们，天下先要有孝之理，人才会有孝敬之心。孝的道理是不朽的、本来就存在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认识它，所以就不会孝敬父母，因此孝亲之心就没有了。“孝之理带来孝亲之心”，这是朱熹理学的出发点。
这道理对不对呢？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刚才讲过，时下中国社会一切丑恶社会现象的发生，不在于我们对“理”不了解，像孝之理，我们都了解，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孝敬之心。
因此，王阳明把孝之理和孝敬之心的关系颠倒过来——天下因为有孝敬之心，才会有孝之理。
这个道理在哪里？查一查《论语》就知道：孔子有一位弟子叫宰予。宰予有一天问孔子，你主张恢复周礼，而周礼当中有一条，如果我们的父母亲去世的话，要服丧3年。但3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短一点？
孔子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宰予，假如你父母亲去世的话，你吃得好、穿得好，会心安吗？（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
宰予回答：“安。”孔子就说了一句，“汝安则为之”。宰予得到这个答案就走了。宰予刚一走，孔子忍不住说了一句，“予之不仁也”。
孔子拿什么作为标准判断出宰予这个人不仁呢？心安与否。儒家的核心观念“仁”，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生命情感的真相。
我们对父母的爱从哪里来？不是来自我们的头脑对道理的认识，而是因为我们亲身感受过父母亲给我们的关爱和恩典，如果我们还不去回报，我们会心安吗？不会。孝敬之心就是这么来的。无此心即无此理。
中国人什么时候最明白“什么叫孝”？倘若子欲养而亲不待，一旦你在此痛之中，是无法挽回的，你一定全然明白“什么叫孝”。孝不是概念，是生命情感一个方面的真相，我们在此真相中了，就在孝之心当中，于是才有孝之理。
而且良心不安是会有声音的。这个声音叫什么？良知的呼声。比如说，你是一名企业家，假如你在企业里做了一件事，它在理性上通得过、完全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规则，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名员工的命运。
然后，你回到家里坐下来吃饭，吃着、吃着你又想起这件事情，突然心里一阵不安，于是你又把这件事在头脑里想了一遍，发现自己没做错，完全符合理性，于是继续吃饭。但吃着吃着你又想起了那件事，那个声音来自于你的心，因为你不安了。
所以我一直跟企业家们讲，你们学管理科学很有必要，现代企业制度要根据管理科学建立起来，但这绝不是根本，在跟企业中的每一位成员打交道时，还有一种更根本的道理。
他们问我是什么道理？我说，天理。他们又接着说，你说说看什么是天理？我说不是说的，是回到你心里去求，就马上会知道的。不知道也没关系，到时候它就发出声音了。
什么声音？良知的呼声，就是王阳明讲的，“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
而我们的那颗心，又来自哪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人是单个地生活，一定是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活。生命情感就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来，我们的心就是这么来的。
每个中国人在人生历程中或成功、或失败，这些成功或失败的价值最后都落实到哪里？落实在我们跟亲人的关系中，也落实在我们跟民族的关系中。
你在人生舞台上取得成功，按照西方的说法，你应该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了，但中国人不是这样，要让父母知道、让妻子和丈夫知道、让孩子知道，以告慰他们，这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和落实处。
这个民族真有意思。80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曾一度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后来终于发现还是中国人——在我儿子有了女儿的那一刻，他后来跟我讲，自己心里最柔软的东西被触动了。他说知道以后该干什么了，那份父女之情不得了的大，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再也不说要自我实现了。
我们这个民族因此而了不起，下一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根子，真正的中国人都为下一代而奋斗的。
我们家请了一个50多岁的钟点工。我问他，你在上海混了几年了。他说大概19年。我说，那你也挣了不少钱了吧，回老家的话，房子盖得起吧？他说盖得起。我说那你还在这里干嘛？你应该退休了，享享清闲的福。
他说不行，自己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结婚了，生了孩子，第二个儿子现在在读大学，还需要帮助他们。他想到的是孙子还有第二个儿子，所以继续每天干5户人家的清洁。
我真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为未来而奋斗的民族。下一代就是未来。哪怕这一辈子吃了再多苦，只要下一代的生活超过我们就好了。为下一代开辟光明幸福的人生道路，自己吃再多苦都可以。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是这样的吗？没有，就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人生价值的境界在儒道佛里，不在西方宗教和西方哲学里。
因此第二点，王阳明心学的全部学问，如果概括起来就3个字“致良知”。
这个“致”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有一个真理在某个山顶上，然后你攀登到山上终于看到真理了？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致”不是指获取。为什么？我们本来就有啊，何需要去取它呢。那能不能理解为创设，把良知创立起来？仍然不是。那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到，良知是有声音的。这个比喻蛮重要的。
在我看来，致就是听，致良知就是听良知。怕的是你有时候受到干扰，你就听不到了。干扰来自种种因素，一种叫私欲，还有一种叫逻辑。
我们该如何去听？一个叫无私欲之蔽，要去掉私欲的遮蔽；还有一个，要把逻辑对我们的干扰去掉，把认为做事情按照理性做就完全对的想法去掉。
然后，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听。这个听也就是行、也就是生命实践。我们请年轻一代都坐在教室里，然后跟他们讲一番做人的道理，这解决问题吗？绝不解决问题。
所以王阳明心学的第3个命题就来了：知行合一。知和行，不能分成两件事，而根本就是一件事。
我们不能以为在行之前要先有知，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朱熹理学了，就是说我先要认识到天理，然后去行动、去实践。
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所谓“知是行之始”，这个“知”指的是什么？对真理的领会。而凡是真理一定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比如你看到美好景色，就会想融入其中，因为你心向往之。
所以心向往之，表明“知”是什么？是行动的动力。因此叫“知是行之始”，不由自主地心向往之。
那么，行又为什么是知之成呢？这个真理，你既然心向往之，所以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跟你所向往的东西融为一体。
不“行”，又如何能融为一体呢？因为我们向往了，所以去行动，行动就是让我们自身跟它融为一体。这样我们的生命因此有了意义、有了精彩，让我们生活在真理中，这叫“行是知之成”。
全部的这一切都是实践的，而不是理论的。《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中这个“习”字很有意思。“习”的繁体字怎么写？“習”。羽就是鸟的翅膀，指的是一只鸟白天需要数次飞翔。
所以就拿“習”字来说，我们学做圣贤就是不断实践，如鸟一般一日数飞。学而不习，非学也。
整个心学绝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生命实践之功夫。王阳明心学是教我们去身体力行的。
比如你练毛笔字，按照王阳明心学，不要求字好看，只是一个用“敬”的功夫。
而现在我们很多人一练习书法，就想着自己最好成为书法家，写的字到处有人欣赏，那么你就开始求了。
错了。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浇灌你的树根，不要作花想，不要作叶想，不要作枝想，这是王阳明的原话。（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就好比我们种一棵树，你总在想它应该开灿烂的花、应该有茂盛的树叶、应该有很好的枝桠，你带着这样一个目标去种树，却殊不知花也罢、叶也罢、枝也罢，只要树根扎得深，最终是它自己生长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你求的。
你只需要把一件事情认认真真地做，用“敬”的态度。只要树根浇灌得好、根扎得深，还怕什么呢？冬天一定会来，这棵树的花叶都会凋零，但哪怕只剩光秃秃的树枝也没关系，当春天到来时，它又花繁叶盛起来了。但如果树的根扎得不深呢？那就冻死了，就这个道理。
因此，如何知行合一？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听良知。良知乃是我们生命意义的根本。而不是说，枝枝桠桠地去学习王阳明心学，最后积攒下100多条王阳明教我们的人生箴言，那是记不完的。
为什么王阳明让许多人折服？比如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无一不是王阳明的信徒，比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因为王阳明达到了儒家讲的人生最高成就“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
立言，是指他的学说；
立德，是指他一生的行为留下的榜样；
立功，是指他多次带兵平定叛乱。比如当时有一个割据的诸侯宁王朱宸濠，叛乱了，势力很大，但没想到在短短时间里灰飞烟灭，就因为王阳明去了。
王阳明如果只是光立了个言，我们会觉得那是空言，但他做给我们看了。
所以我们不要在那里空翻书，空空讨论来、讨论去。真理不在口中的辩论，而是在你的生命实践中去听到天理。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