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山王
中国登山史内幕长篇实录《山王》
－－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队双跨珠峰后记
赵牧
http://zhaomu.blog.sohu.com/2799.html
一、引子──天庭与梦想
二、决战前夜
三、靠山吃山
四、渴望走向文明
五、一个永恒的故事
六、人生的瞬间
七、“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吗？
八、谁是真正的山王？
题记：
珠穆朗玛有“万山之王”的威名。能登而绝顶者，是谓山王之王。然而，决定谁可以获得登山权的人又该叫什么呢？
一、引子──“天庭”的梦想
1988年５月１日，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队离预定跨越世界最高峰的突击日仅剩四天。
随队采访的中国记者合撰的长篇通讯《伟大的跨越》已经由我统稿“定型”，除了那个末知的“光明的尾巴”──跨越成功的消息外，其余全部通过大本营的无线电台发往各自在北京的新闻机构。
“‘翻山越岭’，自有人类以来，便被不断然地实践着。然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1988年５月５日，才达到它光辉的顶点…
…”
这是通讯的开篇语。
一个投身或目睹重大历史事件的人，总会感染到某种激情的。他还会意识到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自己，你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找令自己信服的动机，甚至是光荣的理由。
人类发现珠峰已有二百年，从第一次试图征服它也有近百年历史了。在此期间，间长眠于此的人，仅有案可查的就有百余人。然而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登山家还变着法子试图从各种不同的路线、季节征服之，还在为它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里展示的人类的心灵是何等奇妙而难解啊！
存在主义大哲萨特说：“人们投入一个短暂的计划，而照耀他的却是遥远的希望，为了追求永恒而使自己成为历史……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知道历史有无意义，而是当我们身在其中时，试图给它一种我们认为的最好的意义。”
事情是象萨特说的那样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跨越世界最高峰，在世界地理上是对自然的一次重大挑战。
１９６０年，中国人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在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成功，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接见他们时曾问道：“珠穆朗玛，你们能否从北坡上、南坡下？”
这是一个有想象力的提问，虽说就人类的本质精神而言，从发现珠峰的第一天起，人们就随时可能萌发这一念头：“翻过去，看看山的那一边……”
现代登山运动发源于欧洲的勃朗峰，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但自从一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登山家都不约而同遵守着同一个戒律──从哪上山，就从哪下山。
在高山探险中，登山者在登顶途中要依次建立储备物资的高山营地，它既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遇险撤退时的有力保证。
１９８８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的行动似乎就是基于这种历史感、基于这种想象力的结果。三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兵分两路，从珠峰南北两侧同时跨越世界最 高峰，整个行动计划耗资数百万之巨。为了向世界转播这一壮举，日本电视网还动用了价值高达一千万人民币的电视转播设备，在海拔５１５４米的大本营建立了卫 星地面站，这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双跨珠峰是人类在地理上向自然发起的一次伟大挑战。
二、决战前夜
４月中，三国队员在北坡海拔8300米建成六号营地返回大本营，为突击顶峰进行最后一次休整。
22日晚饭后，北侧中国队队长曾曙生掀开帐篷门帘卷着一股雪花钻进中国记者的帐篷，他开门见山地向记者通报一条机密:第一次和第二次突击顶峰的队员名单已经确定。你们有什么意见？
曾曙生，外号“老工人”，这一绰号不知来历。这个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中年汉子在众多的“山民”(登山者)中间独具一格。进山前，他还留着一头指挥家般的长发，到大本营的第三天便顶着一个光头出现了。不过在不羁的外表和外号之外，曾老工人其实不乏细腻和心机。
确定突击队员的人选技术性很强而又十分微妙。
此时中方人选不仅对日尼两队保密，对中方队员也是保密的。这不是一般的信息通报，他这样做，显然是想看看记者的态度，并希望计划能得到记者的支持。
其实，当天下午，这一计划已经通过无线电台传回数千里外的北京总指挥部，坐镇北京遥控的中方总队长史占春发回几点意见:
“１、同意安排汉族队员李致新进入第一突击队，因为第一次突击是高潮，该咬牙的要咬牙，该付出代价的就必须付出代价！
２、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第一次突击往往不成功，是否考虑把北坡最强的次仁多吉放在第二突击队？”
\u0001 按常理日尼两队在第一次突击中都会排出最强阵容，曾曙生据此力陈维持原计划，他的意见最后为史占春拍板通过。
中国记者对登山运动知之甚少并无高见可言，但内心深处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了那决战前夕浓重的宿命氛围。“尽人事，待天命”就像这句老话那样，人生机遇无常，切盼已久的时刻和巨大的担忧总是同时而来。
\u0001 “如果第一次成功了，第一二次突击可能就会撒鸭子──不干了。因此必须把李致新放在第一突击队，这么大的登山活动没有一个汉族人登顶是无法交待的。”曾曙生交底了。
记者们都默默无言。这里没有潜台词，此次登山过程中，中国队中只有李致新表现出有可能登顶的竞技状态，但他的脚趾已冻伤，在最后关头能否咬牙挺住，谁也不敢断言。记者虽然相信，此时李致新本人一定会豁出去的，即便横躯山路，换上别人大概也会如此。只是事关生死……
“现代登山史上的最伟大的梦想就在眼前，谁能进入突击队的名单？谁不想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哪怕是用血，用生命……”
我们在通讯中如是写道。在探险史上为了荣誉用生命作赌开不新奇，但是此时记者已知道1988年珠峰历史的全部意义绝不仅限于此.
４月２３日下午，北坡的全体中国队员开会，等待宣布突击队名单。期待与失望的担忧混杂之情弥漫于队员的帐篷之中。
“在宣布突击队的名单之前先把队员体检的结果通报一遍。”曾曙生以此作为开场白，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第一突击队，跨越──次仁多吉；”
次仁多吉闻声而起，他笑了，举起拳头，同伴们也抱以掌声，在北坡中国队中，这位藏族队员是最强的。
“支援队员──李致新。”
一片沉默！
“第二突击队，跨越──达穷，支援──罗泽。”
话音才落，一米八的壮汉小加措掉泪了，“为什么不让我上？为什么？！”
１９５８年，小加措的父亲曾参加过中国第一次攀登珠峰的侦察活动，进山之前他父亲嘱咐他要争取登顶。
在登山活动中，能参加突击的常常总是少数人，可为什么是别人而不是自己？这就是命运和机遇！
这样的机会于我只有一次，希望一、二次突击后不要马上撤营，给我一个机会吧！”大齐米红着眼睛发话了。
决定不能更改，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
“我走前，父亲刚病逝不久，母亲对我说：‘你去吧，一定要登顶啊’！”
会后大齐米向记者诉说着他的伤心事，眼圈又红了。
“临行前，我给母亲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想让她听听我的好消息，可是不能参加登顶，母亲到时问我：齐米，登顶时你在哪里？这让我怎么说呢？再说能不能参加突击，关系到能否转为正式队员，今后的待遇也不一样……”
没人能安慰他们，只有默默的听众。再说“任何安慰本身都有着软弱的宗教味道”。
兴高采烈的次仁多吉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沉默的帐篷。闷了半晌，他对一位记者说：“我也很难过，齐米他们为这次登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登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认为奖励不应该拉得太大，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他们。”
1988年双跨珠峰，国家体委批文规定：凡登顶者均享受奥运会冠军奖励的待遇，奖金一万元人民币。但是对非登顶者却无明文规定。
如果然仅仅是一万元奖金，这个跨越也就庸俗得可笑了，事情自然不是如此简单。
“听说还有第三次突击，到时会尽可能安有登顶实力的人。”一位记者这样宽慰说。
“骗人！以前几次登山都说任务完成后就转正，可一结束，一星期后什么都没有了。”
“带雇佣兵打仗真难啊！”从北京出发前曾曙生曾这样说。
“在中国登山队里的藏族队员很多人是健将级或一级运动员，但多年来他们都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参加登山的。这个问题多年未能解决，队员情绪极大。”
在中国体育界，这一现象是独一无二的。最初我们这些记者并不明白此事中间的奥妙，但是到了遮没半壁南天的珠峰脚下，我们才明白“请你们不要忘记他们”这
名话的份量，我们是这段历史的证人，在未来“勾玄提要”的探险史教科书中，这些细节都会被淹没，只剩下那个伟大梦想的故事的梗概。
珠穆朗玛，藏语的意思是“第三女神”；
尼泊尔人称之为“萨迦玛塔”，意为“高达天庭的山峰”。
这是两个极富诗意的名字，这个行动本来也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和诗意的行动，然而当我们身临其境并力图赋予这一行动以“最好的历史意义”时，我们也渐渐发现那带有玄学意味的猜想与斑斓的人生之间，在“天庭”的梦想与现实的人生之间，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
人们所说的历史往往是被诗化了的历史。大多数人的动因与这个梦想无关。
突击日临近，中日两国记者都加紧了采访活动，日本记者甚至还来采访中国记者对登山运动的感受和理解。
“你们中国队员登山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吧？”
遇到这种提问心里不是滋味，但这似乎又是事实。
有的日本记者还断言：“我想是这样的。”
在八十年代末的今天，第三女神”在与国家的对抗中还有多少诗义呢？如此一来“人”又在哪里呢？幸好，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三、靠山吃山
1988年３月1日，我随三国登山队刚到达珠峰北大门的定日县。在县油库加油时，一位藏族女工问我：“三国之中哪个队最强？”
“大概是尼泊尔队吧，听说他们当中已有多人登上过珠峰。”
谁知这位藏族女工一撇嘴甩过一句：“尼泊尔队员就是藏族队员！”
“尼泊尔队员怎么就是藏族队员呢？”我哑然失笑了。但不久我就发现了自己的迟钝。
原来，尼队中绝大多数是夏尔巴人，历史上夏尔巴人曾生活在藏东的金沙江东岸，是藏族的一支。后因战乱他们迁移到定日县一带居住，最终又越过中尼边境的聂拉
木山口，沿着喜玛拉雅南麓的山地，过上了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习俗和语言迄今与藏族没有多大差异，那位藏族女工所说盖缘于此。
在神女峰脚下，我第一次目瞪口呆地看到夏尔巴人直接用绒布冰川的冰水擦身，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强壮的夏尔巴人。在那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在现代喜玛拉雅探险的历史热潮中，他们付出的无与伦比的牺牲，还有第一个站在地球之巅的夏尔巴人──滕辛格。
这个只有十数万人的小民族象一卷图画，在“天庭”之下展示在我们的眼前。
昂·拉克巴，在这幅图画中最令人难忘的小伙子。
一天，他红着脸，在同胞的簇拥和起哄中，他被请进中国记者的帐篷，接受记者集体采访，这在他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难怪他那么紧张又那么兴奋。
拉克巴毕竟是个性格极其外向的人，扭捏了一阵，便又“故态复萌”了。
“我真想参加你们中国队。”
“为什么？”
“你们的队员登顶有奖金呀！”拉克巴大笑起来。
在珠峰北坡拉克巴的笑声是出了名的，它极富感染力、尽情近乎放纵。这个具有罕见登山天赋的小伙子今年才２７岁，他已有１５座７０００米以上雪山的登顶记录，只是和绝大多数夏尔巴人一样，他从来不是以登山家，而是以高山搬运工身份出现在雪山之上的。
这次三国登山队联合双跨珠峰，他第一次以登山者的身份“为自己登山”。一个奇妙的颠倒是，这次登山他们除了免费得到一套登山装备外，一文也得不到。不可思
议的是，尼泊尔官方既然把这些没有公职的人组成一支登山队，却不出一分钱。因为有这个差别，拉克巴才有如此一说。
那天说不上是谁在采访谁，个性张扬的拉克巴不时地向中国记者发问，诸如中国人的婚姻、风俗、工资、奖金等，还不时迸发出炒爆豆的笑声。
采访这样的人真是难得的快事，不过真正使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他的身世──夏尔巴人命运的缩影。
“我曾陪同梅斯纳尔登过洛子峰（世界第四峰）和马卡鲁峰（世界第六峰）。”
梅斯纳尔意大利人，世界著名登山家。他以第一个征服地球上所有八千米以上高峰，在国际登山界有“登山皇帝”之称。
我本以为拉克巴会说，与梅斯纳尔同登雪山真是三生有幸一类的话，谁知大谬不然。
梅斯纳尔有一年到尼泊尔境内登山，他原先雇佣的夏尔巴人患病，拉克巴是作为补
缺被一家高山旅游服务公司推荐给梅斯纳尔的。最初梅斯纳尔对这个矮小的青年很不满意，但当他一日之内从6000至8000米间进行两次往返行军后，梅斯纳
尔大为震惊。“从此他每次到尼泊尔登山，总是指名要我陪同。”
记者问：“听说梅斯纳尔每登完一座山都要写本书，他是否提提到过与你一起登山的经历？”
“不!他连一本书也不会寄的，在山上我们身体好时，他从不给我们拍照，一旦我们生病他又拍个不停，他想借此显示比我们强，其时我比他强！”
拉克巴说到这狂笑起来。这时所有中国记者都笑了。但这笑声中透着一股悲凉，这就是多少代夏尔巴人的命运？为了赚钱谋生，很多夏尔巴人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
语，为了争取更多的陪同外国登山者登山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卖力表现自己的登山天赋，但光荣却不属于他们，而只属于出钱雇佣他们的人。
“既然你在登山天赋上并不逊于梅斯纳尔，那么你是否想过要超过他呢？”
“太难了，有人给他出钱，而我没有。再说我父母已故家里还有姐弟要我照顾，我虽然喜欢登山，可老登山难免出事，万一出事，我的姐弟怎么办？我想再干几年挣点钱就去经商。”
这次拉克巴没有笑。
不可计数的夏尔巴登山天才就是这样自生自灭的。
“登山，对他们而言就象在家中的后院散步一样轻松。”日本攀登队长，著名登山家重广恒夫用诗义般的口吻称赞夏尔巴人，但他也没忘记在一个恰当时机，向采访的记者补充说：“有很多人能为兴趣自费、至甚辞职来登山，这是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之一，当亲历了高原缺氧、严寒，面对或目击过令人胆颤心惊冰雪崩、头晕目眩的深渊，就会意识到诗义般的想象确实只属于少数幸运的人。所以每个记者都会喋喋不休地追问具体的采访对象：“你为什么来登山？”
拉克巴并非不懂站在八千米雪山绝顶的荣耀，只是当他象骆驼祥子那样昂着头、跺着脚炫耀着“二头肌”时，就不难明白他们何以与光荣无缘。
高山之国尼泊尔的外汇收入的最大来源就是高山旅游业，因此，它的旅游部是仅次于外交部的第二大部，这种纳入国民经济轨道的“靠山吃山”的国情，决定了大多
数夏尔巴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肯定，如果他们有更容易的谋生手段，登山应该只是他们当中少数人的业余爱好，而不是生活本身。
拉克巴说他想家了。他用手指了指南面的珠峰：“过两天，翻过这座山就到家了。”
我怀着莫名的情绪向他表示祝福。这是他们第一次以运动员的身份为自己登山，登山一结束，他们又要去当高山搬运工，虽说工作一天有三十美元的可观收入，但它的代价却是承担死亡的风险。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些写进那个长篇通讯中，可又想不出让自己信服的理由。
四、从险途走向文明的渴望
在靠山吃山之外还有另一类人。
还在４月初，北坡三国队员进入打通８３００米营地道路的行动。
4月9日，拉克巴和日本登山家山田升、藏族队员大齐米三人同组执行这一任务，那天拉克巴又习惯地炫耀起本领了。三人带的安全绳架设完毕已近黄昏，这时离目的地还很远。拉克巴说：“你们还上吗？如果不上，我就一个人上。”说完独自而去。
“你能上，我为什么不能？”
事后大齐米说他当即尾随拉克，展开了一场较量，“我就不信我不如别人！”
这一较量远非一般的竞争。拉克巴登山速度惊人，在珠峰众所周知的，但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性也引起藏族队员的反感，那天大齐米死死的盯往了拉克巴，先后只差几步到达终点。拉克巴大惊：“没想到齐米原来这么厉害！”
回到大本营休整时，拉克巴当着记者的面向大齐米伸出大拇指，大齐米却面无表情。拉克巴并不知道，大齐米在那次较量中付出的代价，当天晚上他呕吐多时、水米
未进。山田升没有参加这种竞争，他保持平常速度，途中遇到折回的拉克巴和大齐米。拉克巴对他说：“天晚了，不要上了吧。”山田升说：“我是组长，必须亲自
勘察一下新营地的情况。”
４月１５日，北坡又出了轰动新闻：次仁多吉小组三人顶风冒雪，只用了六个半小时，便从7023米上升到８３００米营地，完成了计划两天完成的运输任务。
北侧三国首席攀登队长重广恒夫公开表示怀疑说：中国队大概是为了显示实力，特意这样安排的吧？
但是他猜错了，因为在大本营，中方人员当天也在纷纷猜测次仁多吉为什么要这么干？
回到大本营，还是次仁多吉自己揭开了谜底：“我估计第二天天气会变得更坏，这样罗则和加拉可能就没机会攀登到８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度了。”
当时有一个说法，西藏登山队规定：凡是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的队员，这次可以转为正式队员，这意味着他们将从牧区的牧民身份，真正变成拉萨的市民。罗泽和加拉从未到达过这样的高度，次仁多吉的用心即在于此。
又回到这个“古老”的话题上来了。在中国登山界，藏族队员历来是中坚力量，奇怪的是这些队员大多数只是领工资的农民，有登山任务时，他们被招之而来；登山结束又被挥之而去了。
这个问题后来有如一支无休无止的“卡农曲”一直缠绕在采访活动中。
4月７日，大齐米和小加措正要上山运输时，听到拉萨电台传来消息说：西藏一个慰问团将到达大本营，届时将宣布藏族队员转正一事，大齐米指着脸上的冻伤眉飞色舞地说：“这样也值了。”
他们为何偏要从事风险如此之大的职业？这对中方的记者是个很有诱惑力的谜。
２月下旬，队员还在拉萨集训时，南坡主力队员大次仁就曾对记者说：“本来我并
不打算来，以前每次有登山活动，都说会给我们转正，可是每次都说了不算，我已经不相信了。这次又说能转，我女儿也能转，我知道这次登山任务很伟大、很光
荣，我就来了。1986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征服卓奥友（世界第六高峰），我是第一个开路上去的。这次我也一定能完成任务。”
已经３５岁的大次仁发誓要跨越珠峰，这位汉子有众多子女，负担很重，他来登山由于家中没有成年男丁，只好雇人耕田，但的工资收入不足付给雇工的工钱。他很希望女儿拉吉也能成为正式队员，拉吉本人也有过7000米以上的登纪录。
４月９日，藏族队员开增刚从８千米运输返回6500米的前进营地，便找我咨询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说登山是不是一个很差的工作？”
这意料不到的问题使我大吃一惊。
“我想是的。”
他的自言自语又让我吃一惊。
“为什么？”我反问道。
“你说当工人有文化吗？”开增只管自言自语，我跟不上他跳跃的思维。绕了半天圈子，我才明白他要问的是，“当工人能学到文化吗？”
“这很难说。”
也许是他理解错了，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开增接着说：“那我还是去登山吧，登山结束后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
那天开增的嗓子累得完全嘶哑了，望着他那疲倦而又真诚的面容，想起他和队友曾在危险地段默默地把我们记者夹在队伍当中的情景，想到他们微小的期望，记者落泪了。
在这次心情沉重的对话后，我又采访了1975年攀登过珠峰的老队员嘎亚，他向
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这些藏族队员大多数都是从当高山协作开始登山生涯的。他们在七八千米高的山上替别人运送物资每天只有几元钱收入，尽管许多人在家
乡的生活要比登山舒适得多，可是因为登山走南闯北，见了世面，有的还出过国，他们就不满足过去闭塞的牧区生活了。登山是很危险，可是想见世面，也没有比登
山更现实的道路了。”
嘎亚的话间接证实了我的猜想，在这条艰险的山路上，他们冒着生命的风险，为的是走向现代的文明，我不知道此前是否有人描述过他们的境遇和心情。
在前进营地，嘎哑还提到过一名先期到达拉萨宾馆的记者，“这位记者整天除了睡觉就是吃饭，我不明白一个记者怎么能这样？他为什么不采访队员？那一刻我曾
被强烈震憾。进藏之初，因缺氧头痛欲裂，我也在床上趴了近一星期，在6500米高度，我更能想象和体会登山者在八千米以上的身心体验。
嘎亚如此明确地表白他们渴望被理解，也渴望得到某种支持。
但我们能给他们何种支持呢？也许最好的期待就是次仁多吉说的：“希望你们不要忘掉他们！”我不会忘记他们的。
人生就是这样，有的人努力加上机遇便会成为英雄，有的人终生不遇，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和夏尔巴人一样，中国队员也不可能把登山当作饭后散步，他们的天赋、理想和愿望，只有附缀于国家任务的名义下，才可能被捎带着实现。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中国的登山运动有明显的超前色彩，个人的经济实力的不足，国家登山组织的登山活动，不可必然地要染上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必然染上征服的色彩，使之成为政治象征。
时至今日，中国人才进了一步，这次三国联合登山，不再鼓噪登山的伟大政治意义了，这时我们才发现那曾经的“伟大意义”的肩负者－－他们的动机和理想原来是如此“渺小”，如此的实际，在来珠峰前，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条险峻的山路，竟然还是一些人走向现代文明的桥梁。
许多谜就之样解开了。中国是山的大国，为何没有出过一个世界声誉的登山家？为何许多极具天赋的登山者总是在成功后，就不再重上雪山？为什么中国的登山总是兵团式，而看不到独立的个人行为、自由意志的行动……？
在前进营地，嘎亚也曾隐隐约约向我吐露过他的愿望──希望能够进入突击队。1975年，还很年轻的嘎亚参加了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活动，在那次多
达500余人的特大规模的行动中，有十人登上顶峰。但嘎亚那时只是个很不起眼的一员。如果当年他也是登顶成员，今天他还会出现在这里吗？还有正在南坡的中
国攀登队长──仁青平措，1975年，他作为“人梯”式的铺路队员冻掉了六根指头，他得到了一个奇怪称号－－“小愚公”。如今他已四十出头，但在南侧的活
动中，在南北三国六名攀登队长中，一直走在开路前列的，只有他一人。
４月30日，南侧突击队名单也确定了，仁青平措和大次仁进入突击队，仁青平措为他人也为自己铺平了登顶之路。
现代登山史200年来的一个重大事件的高潮就要到来。在这时刻，有人兴奋，也有人失望，还有人感伤。
“人们投入一个短暂的计划，而照耀他们的却是遥远的希望……”
对少数人来说，希望已不遥远，而对另一些人却仍很遥远。
三国突击队陆续登程，４月27日，大本营人员纷纷走出帐篷为突击队员们送行。与队员握别时，许多人潸然泪下，久久凝视着那淹没队员身影的绒布冰川峡谷。没人真正知道此去关山是福是患。
五、一个永恒的故事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山田升的死讯传来了，这个酷爱雪山“破产不为家”的人，1989年３月22日在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滑坠。
山田升25岁才开始登山。1975年，他去巴基斯坦观光，顿时为雄奇的雪山迷住了。
“在美丽而神奇的雪山面前，我内心充满了渴望，我想亲自到上面存看看这奇妙的世界”，在大本营他对中国记者说，为此他选择了一家日本高山旅游服务公司工作，并从28岁起开始尝试攀登八千米以上的雪山。
“我曾多次遇险，遇到过雪崩，也掉进过冰裂缝……不过我的运气不错。这是我第三次攀登珠峰了。1983年和1985年我两次从南坡登顶，后一次是为了拍摄已故登山家植村直己的传记片，在电影中我扮演的是植村的伙伴。”
1984年冬季，日本著名登山家植村直己死于攀登麦金莱峰的途中。据说，直到今天，冬季征服麦金莱的只有一人生还（注，此人是美国人沃纳·蒂杰斯Vern tejas）。
在珠峰脚下，山田升说他想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登遍地球十四座八千米以上高山的人。双跨珠峰结束后，山田升加快了实现他这一梦想的速度，不到半年中，他又登上
了卓奥友峰和希夏邦马峰，有九座八千米以上山峰被他征服。没有相关的报道解释山田升为什么在冬季选择麦金利，他当然应该知道严冬的麦金利……。
山田升与植村直己走了一条几乎完全相同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不是先行者，但这也许更能说明他对雪山的挚爱。
在双跨珠峰行动开始前甚至直到结束，大多数中国记者对日本登山家的理解都是相当肤浅甚至是轻视的。因为他们没有夏尔巴和藏族队员的天赋，他们的优势似乎只不过是有钱而已。
“因为登山妻子离开了我，他受不了无休止的生与死的惦念。”
山
田升对登山有着在我听来非常独特的见解：“我来登山自然要争取登顶，不过我以为登山的乐趣不仅仅在登顶时刻，也存在于为登顶准备的过程之中。就象创造一件
艺术品要有构思过程一样，为了准备登山，我要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游历和体验奇异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这些都使我深感快意。”
面对山田升这样的登山家，我有些惭愧。因为是他让我明白了一个只有三千米“小山头”－－富土山的国度为何能产生植村直己这样世界知名的登山家。
有的人登山是为了谋生；
有的人登山是为了借助这块跳板进入现代文明；
有的人则是为了兴趣、为了爱。
“次仁多吉技术扎实，力量强大。如果他的攀岩技术再细腻些，他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登山家。”山田升多次由衷地赞美次仁多吉，但现实能为这合理的推论提供多少可能？
三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文化、语言的登山者……在“天庭”上下互相审视、交流认知着，在世界地理上的重大跨越中，很多人也经历了一次心路旅程的跨越，这就是那篇通讯结束语的来由：他们“完成了一次从地理到心灵的伟大跨越。”
山田升死了，从珠峰到麦金利又多了个相似的人与自然间永恒的故事。有句话说得好，评价一个男人，一要看他娶个什么样的妻子，二是看他有怎样的死法。
与山田升同时遇难的还有个叫三枝照雄的小个子，双跨珠峰时，他与另外两名同伴担任了登顶电视摄影工作，成功地到达顶峰，向全世界转播了这次登山的实况。
重广恒夫也是个幸运的人，这位脸上长着威武虬须的壮汉十分得意地对记者说：“我的女儿叫Ｋ２（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的英文名）；儿子叫珠穆朗玛。”这一女一儿是在他先后登上这两座山相应的年份出生的。
“可惜我登上干城章嘉（世界第三高峰）时没有儿女出世。”他哈哈大笑起来。如果他有三个儿女，那么又有一个就要叫“干城章嘉”了。
“我认为，很多人可以为兴趣辞退工作去登山，这是社会成熟的标志。”重广断然说。
在日本没有官办的登山组织，只有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民间团体。团体组织登山活动实行AA制，参加者要根据攀登的山峰交纳为数不等的费用，参加这次登山的日本队员都要交20万日元。
这点钱对他们算不上什么，但与“吃山”的情形相比却有天壤之别。
“在突顶峰前，没有主力与非主力之分，所有的人都得参加高山运输，并完成规定的任务，主力与非主力是在为突击顶峰准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来的。”
北侧的沉重运输任务甚至使次仁多吉和达穷这些硬汉都有些吃不消：“我们都成了牦牛、包工队了。”很多人担心会被沉重的运输工作压垮，丧失登顶的机会。
“从整体实力讲，日本不如中国和尼泊尔队，比起中尼两队，我们的处境更艰难，前两次行军，我们是咬牙挺过来的。”山田升这样说。
但北侧高山营地物资运输任务，在首席攀登队长重广恒夫的指挥下按计划完成。
双跨珠峰大获成功后，曾曙生说：“北侧突击之所以进行的如此顺利，重广夫功不可没，他是个真正的登山家。”
从珠峰归来才知道，在珠峰时重广的小腿骨伤未愈，还固定着一根钢钉。但这时已来及再采访他了。不过我还记得他说过：“我这是第四次到珠峰了，但是我每次都把它当作处女峰看待，登山技术年年发展，我也要追求更有效的办法登上顶峰。”
六、人生的瞬间
巴尔扎克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此时所有的原因都在起着作用，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耀的精力达到平衡的境界，焕发出灿烂的光芒。”
1988年５月５日，对所有参加突击的三国队员来说，情形就是如此。
这一天，中日尼三国十二人登上珠峰，其中三人由北向南，三人由南向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双向大跨越；
这一天，三国南北两侧六名队员在世界最高峰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会师；
这一天，人类第一次实施了在八千米以上雪山绝顶的登山实况转播；
这一天，三国队员还创造了一日之内在世界最高峰登顶人数最多的纪录。
５月５日凌晨，北京时间4时许，在大本营的日方营地人员用步话机唤醒了已于前一天晚上进入8680米突击营地的突击队员。这时珠峰地区一片漆黑，因为它与北京的时差长达四小时。
整装已毕，次仁多吉出去试了几次，被狂风劈头盖脸地打回帐篷。他们一直等到８时50分才陆续登程，比与原定出发时间晚了2小时。在此前的20分钟，南侧突击队员却比计划提前了1小时踏上征途。
１１时３０分，日本电视队开始通过设立在北侧大本营的卫星地面站，向印度洋上空的通讯卫星发送登山实况转播的信号。
此时次仁多吉、山田升、昂·拉克巴早已越过了素有天险之称的“第二台阶”，他们三人走得太快了，高山摄影队员三枝照雄、中村进、中村省尔戴在头上的头盔摄像机已经无法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１２时２５分，次仁多吉报告，他马上就要登顶了。北侧大本营无线电台里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上次报告的位置估计还有一小时路程。１２时４０分，日本观测队员突然报告：“次仁多吉登顶了。”在中方营养地人员的欢呼声中，步话机里传来了次仁多吉的声音：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西藏登山队，代表三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世界最高的地方是我们三个人。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我能首先登顶是因为队友们的帮助。”
聚集在大本营电台帐篷里的中方营地人员起忘情欢呼，都忘了记录登顶时间。
但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却把这一重大事件的所有关键时刻一一记录下来：
12时４０分，次仁多吉登顶；
12时４３分，昂·拉克巴登顶；
12时５０分，山田升登顶……
狂欢过去了，我们忽然想起时间要素，于是紧急与日本队核准时间。此后，通过无线电台向北京总指挥部发布了核对后的时间，但是中央电视台转的播解说时，已经把次仁多吉登顶时间错报成４４分。
不可思议的事从此接踵而至。
“我决定，次仁多吉登顶时间统一按12时44分为准报道！”
远在北京业余无线电台遥控的是史占春在接到珠峰大本营的登顶准确时间的报告后，这样发话了。
“登顶时间怎么可以乱改！”大本营电台里当即有人予以驳斥。但紧张的通讯联络，已无法插入其它内容。
“次仁多吉，请拍国旗……”
曾曙生向他喊话，一一交待登顶后要完成的事项，包括为健力宝空罐、苏州登月表拍广告照。苏州手表厂是在登山期间不失时机插进来的广告的客户，其后在北京 举行的庆功会上，这家慷慨的手表厂还为四名中国登顶英雄。可是节外生枝，在庆功会上，四只金表有三只先送给了到会的中国官员，据说厂方还要补制三只，迄今 不知是否补赠了。
这些插曲与那个伟大梦想似乎很不谐调，所以一概被我们摒于那篇《伟大的跨越》的长篇通讯之外了，包括次仁多吉带到顶峰与国旗一起飘扬的五色经幡（藏传佛教的信仰表达物），也只字未提。
次仁多吉的氧气已经没有了，他的手套在第二台阶修路时已经弄湿，他没带备用手套，也没有带睡袋。
这时史占春下达命令了：“告诉次仁多吉他们，在顶峰等待南侧队员会师，如果一小时后南侧还上不来，就不等了。我重申：前线指挥员只有下达前进命令的权力，而没有命令后退的权力。”
该隆重介绍这个人物了－－史占春，男，是年62岁，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兼中国登山队队长，行政级别副司级。在当今所有国家运动队中，他是年龄最大的队长。 作为本次登山的三国总队长之一，他参加过中国第一次攀登珠峰活动，当时他以队长兼突击队员的身份，参加了突击顶峰的行动，但遭遇失败。这个登山不多资格却 很老的人物，在**前便因利用手中权力“生活腐化”而被遣下放。1975年，中国队再次攀登珠峰，时来运转的史占春以“人才难得”被召回登山队，又成为登 山界大拿人物。
５月４日，在登山前期已经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时间中，几乎没露过脸的史占春，这时才俨然以总指挥的面目出现了。
“我宣布，前线指挥员只能下达前进的命令，不能下达后退的命令！”
在珠峰南北两侧的两名队长曾曙生、王振华全部上机，接受他千里之外的耳提面命。他的第二条训令是：５月５日他将亲自到设立在北京业余无线电台的总指挥部上机进行遥控指挥。
１时56分，南侧报告，大次仁、仁青平措还有尼泊尔队的安格·普巴即将登顶，会师在即。次仁多吉三人在顶峰向南了望，南侧白茫茫一片根本不见人影。这时，由于角度关系，南侧大本营也观测不到南侧突击队员的身影，而且联络也处于中断状态。
5月３日的一场大雪，已使南侧突击队员大次仁他们陷入不极为困难的境地，从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后，他们便一直处于没膝有时甚至齐腰的深雪苦苦挣扎。
北坡登顶队员次仁多吉三人等待的时间已起过一小时，但南侧情况依旧不明，次仁多吉开始频频报告寒冷难当，并强调说会师可能不大。
“登山是要付出代价的！请转告次仁多吉，再坚持半小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史占春的声音中透露着一股豪气。
13时59分，次仁多吉报告：“没有其它困难，只是手脚冷极了。”曾曙生立即请他检查手的颜色，他报告说：“已经发黑了。”
这是冻伤的征兆，空气骤然紧张。
“请你直接向总队长报告！”曾曙生说完，把步话机对准电台话筒，让史占春直接听到次仁多吉的讲话，因为史占春已经规定了只有他才有权下达撤退的命令。
北京，沉默。熬过漫长的十几分钟后，史占春终于下令允许他们实施跨越，大本营人员长舒一气，在顶峰苦等了92分钟的次仁多吉三人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六分钟后，李致新在支援组中率先登顶，时间为14时20分。李致新不辱使命，解决了中国队最为担心的问题。
１４时23分，李致新报告，在顶峰上已创纪录停留１０３分钟的次仁多吉三人已经向南跨越。
等待会师的任务落在李致新的身上。
14时57分，在下山途中的次仁多吉三人终于遇到了大次仁，南侧突击队的确切消息终于传来：大次仁他们遇到了严重的深雪障碍，安格·普巴的氧气已经耗尽，行动尤为缓慢。李致新在顶峰苦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支撑不住了。
15时30分，北侧的尼泊尔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李致新请求下撤得到北京批准。
史占春又下达命令：要索那接替会师任务。
尼泊尔突击队员索那曾因走错路线，一度搅得大三营惊慌不已。这时他也疲惫不堪，他向本队队长帕坦巴请求下撤，曾三次登上珠峰的帕坦巴队长立即同意了这一请求。他没有理睬史占春的命令。
15时５３分，历尽千辛万苦的大次仁终于登上顶峰，因咽炎发作，他的嗓子此时已完全嘶哑说不出话来。按事先约定，他用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指挥部报告了成功的消息，蒙在鼓里的北侧指挥部却仍在为他们的命运受着煎熬。
登顶后，大次仁又原路返回接应仁青平措去了。在他离开后，三名日本登顶摄影队员也到达顶峰……
16时05分，北侧突击队的最后一名队员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三国六名队员终于在顶峰会师。至此，双跨珠峰的全部目标都已实现。
在这个会师过程中，曾出现过发人深省的一幕：
精疲力竭的山本宗彦在手脚并用往上爬行，先期登顶的电视摄影队员默默拍下了这一幕，没有任何人下去援之以手。
北侧卫星地面站的日本工作人员大呼小叫，忘情挥泪；中方有人表示不解说：“为什么山上的日本队员袖手旁观，那么冷酷？”也有人这样说：这时你去帮他，他会恨你一辈子的！
预定计划全部实现，大功告成，人们的神经终于松驰下来。
日本《读壳新闻》的“珠穆朗玛支局”头目冈岛成行也来与中国记者攀谈了，他话里有话地说：“我猜次仁多吉第一个登顶，果然。”但他还不知道，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次仁多吉的登顶时间已被史占春“决定”为12时44分。
５月５日，三国队员十二人在这历史的一瞬间名垂史册，达到他们个人人生的一个光辉顶点。但很多人没有达到这一顶点，心结难解，故事仍然无法完结。
七、“历史是胜利者写的”？
悲剧的色彩总因为有强烈的喜剧反衬而显得更加强烈。
５月６日，三国第二突击队队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一场人为的悲剧突然降临了。
１６时０９分，史占春突然宣布：取消第二、三次突击计划。他同时声称，他是得到到了日、尼两国总队长的全权委托才做出这一决定的。
这一决定遭到日本队的强烈反对。
日本北侧队长说：“我们很理解总队长的用心，如果中方决定不登，那么日队就和尼泊尔队按原来三国协议，继续进行第二三次突击。”
北侧的尼泊尔队队长表示，登不登无所谓。不过，尼泊尔南侧队队长态度坚决，表示坚持要登，因为这次登山尼队登山行动得到了军方资助，而南侧尼泊尔队中的军方人员还没有人登顶，因此必须完成这一任务。
１６时５３分，史占春从北京电台发表了他的“最后意见”：
“一、我以总队长的身份，接受日尼两国总队长的委托。现在意见不统一，因此我受日尼总队长的委托，宣布取消第二次突击的设想；
“二、在第一条的前提下，日尼两队要进行第二次突击的话，我本人不反对，但中方不参加也不承担义务；
“三、不要使日尼两队感到是我个人反对，我不反对，只是在三方意见未取得一致时，日尼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作为总队长无权干涉。”
听了这席昏话，没人没法不“糊涂”，到底谁在反对？实际上，５月５日当天，在总指挥部采访的两名中国记者（梁悦、章新新）便听到史占春表示要取消在三国登山协议中已规定的第二、三次突击计划。
史占春的心态阴暗，手段却十分露骨。
“南侧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队要登是否要经过尼政府的同意？但北侧是中国的领土，日方单方面采取行动是不行的！我命令：严格限制日本队在北侧的登山行动。日本队单方面决定行动是不友好的！”
“尼方总队长已经把指挥权交我回国，日方的意见我已不要听了！我本人不赞成搞，闹翻天也不怕！”史占春终于忍不隹跳将出来，承认是他反对了，他还对大本营的中方日、英翻译说：“要忠实地把我所行讲的话通通翻译过去。”
“不要把登山的友好行动纳入政治范畴，如果这样做，你们是要负责任的！现在发生的问题不在中方，我们不能把少数人的利益放在三国人民的利益之上……”。真羞于为这段高论加一个字注解解。５月６日中午，三国北侧队长还在一起商谈第二次突击事宜。
在大本营电台收听史占春演说的日本大冢博美教授、队长桥本清听到此处愤然而去，随后拿来一张卫星地面站传来的《人民日报》当日报
纸说：“贵国最有权威的报纸，不也写着要进行第二次突击吗？”
中方大本营人员无言以对，势成骑虎，不能也不敢抗拒史占春命令的南北侧的中国队队长队员们，只有袖手旁观看戏的份了。
在大本营，中方副总队长许竞只是在私下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搞不搞三方可以商量，老史这样做太没道理。”
史占春继续在电台发表演说：“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护送登顶队员安全下撤，不能出任何问题！”
真是奇怪得很，史占春这时突然严重关心起队员的安危来。他不断强调着这句话；稍有记性的人都不会忘记，就在几天前，这位魄力无边的总队长还三番五次发出号召：“我现在要复古，这就是要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登山是要付出代价的。”
５月４日，他还向南坡中国队下过一个命令，要南坡的预备队员小齐米、边巴扎西于5日同时突击顶峰，这时他俩的位置在7900米的南坳营地，而且没氧气装备。
“让这些没有多少经验的青年队员从这么远的地方突击，不是让他们送死吗？”南侧队长王振华暗中抗拒了这道“圣旨”。
“这次登山本来打算死两个人的，而且都是汉族。”双跨成功后，史占春飞赴拉萨，在庆功会上他无所顾忌地地向李致新摊出了他原定的赌博筹码。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如果李致新失败，按他的逻辑，就会有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突击。新华社记者李贺普为此提供了有力注脚，1984年中国队攀登南迦巴瓦峰失败后，史占春的反应就很能说明问题。那一次他曾当着新华社记者李贺普的面说：“这是给我丢脸！”
史占春不肯收回成命，矛盾激化了。
尼泊尔南侧队长贡嗄在步话机里大骂：“史占春算老几？南侧是尼泊尔领土，我们要登，他管不着！”他要求北侧大本营的中方电台，将他的原话转达给史占春。
在珠峰北侧的中方英语翻译营道水在电台对中方记者说，他没敢将贡嘎队长的原话翻译过去，怕引起更大对抗。
僵局中，没了主意的日本队北侧队长桥本清频频呼叫北京，要求与日本总队长今西寿雄直接通话，然后确定是否执行史占春下达的命令。
当天深夜12时30分，今西寿雄来到北京业余无线电台与大本营通话，他上来便问日本第二突击队目前的高度，并要他们继续上。原来他根本不知道，也从没有授权史占春同意过什么取消计划一事。
对话说到这里突然中断，在北坡大本营电台帐篷里监听的人全都莫名其妙。
原来，在一旁的史占春见今西寿雄不予配合勃然大怒，夺过话筒吼道：“你出去！这是中国的领土。”今西寿雄走出电台，史占春又尾随而至，在另一间屋子里继续拍桌子、摔板凳……
事后，史占春对两名目击全过程的记者说：“这事你们不会给我说出去吧？”
深夜１时30分，奇妙的是才过了一小时，中国登协秘书长王凤桐很得意地与大本营通话说：“今西寿雄软了！”……
“这有何奇怪，”一位知情者说：“中国山峰管理权在中国登协，平原3500米以上，高原５000米以上的山峰，没有中国登山协会许可，谁也别想登！史占春是登协的大拿，闹僵了，今西寿雄的日本山岳会还想到中国登山吗？”
５月７日上午，今西寿雄向珠峰南北两侧的日本队正式下达命令：撤营。
尔后，在北京电台工作人员向珠峰大本营通报：史占春已经拉着今西寿雄到“烤肉季”（北京一家风味餐馆）“统战”去也。
“烤肉季”宴罢归来，春风满面的史占春突然发现大事不好，在南坡中国记者发来的稿件中竟有这样的字样：日本南侧队与尼泊尔队联合，打出了“日尼友好登山队”的旗帜。
史占春当即下令扣压中国南侧记者发来的稿件，一面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双跨珠峰圆满结束”。
于是中国的报刊电台都出现了“圆满”的字样。
但长了心眼的史占春并不放心，随后他又向珠峰南侧的中国队长王振华下令：必须及时汇报日尼两队动态。
５月８日，南侧日本队队长汤浅道男继续抗命，今西寿雄被迫走到前台唱起了“主角”。今西声称：如果拒不执行命令，就开除汤浅道男的会籍。汤浅道男闻讯强硬反击：开除我吧！开除了，我也就不是山岳会的成员，日本山岳会就更无权干涉我的行动了！
8日下午，王振华报告，尼泊尔总队长、国王附马库玛尔发来军用密电，内容是要尼泊尔队继续干，并指示尼泊尔南侧队的队长，同时邀请南侧的中日两队参加。
这个电文表明，要阻止尼泊尔队进行第二次攀登已经不可能，而南侧日本队也在“失控”之中。电文还说明，尼泊尔总队长库玛尔从来没有向史占春授权同意取消第二、三次突击。史占春竟在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玩了一个并不高明的骗术。
不过史占春真要阻止在尼泊尔境内的日本队行动，还必须借助今西寿雄的权力，这个今西寿雄倒也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对汤浅道谢男说：“要登可以，但是不得动用三国登山装备。”
这一绝招终于堵死了南侧日本队的登山之路。但这也激起了汤浅道男的愤怒，他为此扬言：如果这样决定，他将剖腹自杀！随后，他开始着手日本式的剖腹仪式的准备。
此言一出，北侧大本营的日本队指挥部人员乱作一团，他们在中方电台的帐篷里进进出出，在北京与珠峰南侧之间疯狂接力传话……
万幸的是，汤浅道男最后心回意转，一场血腥事件得以避免了。
几番周折后，史占春更不敢掉以轻心了，他再次指示南侧的中方队长王振华，密切关注日尼两队的动向，看他们暗中是否还有默契。
王振华报告说：“不清楚，５月６日以后，日尼两队根本不与中方接触，一句话也不说了。”
王振华就此向史占春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说：“我不认为日尼两队是有意与中方对抗。总队长七再下强硬命令使人很反感，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阻止别人登顶。”
但三国联合登山至此还是解体了。
５月１０日，南侧的中国队员怀着沉重的失落感特别珠峰。
“平日，日尼两队有事经常来找我们商量，但５月６日以后，见了面都不打招呼。我们离开那天，没有一个日本和尼泊尔的队员出来相送。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队员罗申如是说；
“为了这次登山，我们准备了十个月月。可是准备好了，却命令下撤，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回来后大家都安慰我，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太难过……想起这些，我现在心果还很痛苦。”年轻的藏族优秀队员加布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专题节目中，这样叙述了自己心中的苦闷。
就在中国队员告别珠峰的那一天，尼泊尔队单独突击顶峰，两名队员成功登顶，其中松德瑞是第五次登上珠峰。
中国也有许多天赋优异的而且是吃苦耐劳守纪律的登山队员，然而，这些品质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５月２７日，加德满都举行三国双跨珠峰的庆功会。尼方给三十八人授勋，其中尼方十九人，日方十二人，中方只有七人；最高荣誉获得者是松德瑞，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越珠峰的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位。
史占春对此结果当然有理由表示不满，但他在与尼方交涉要求曾加名额时，不是为在前方出生入死的队员，而是为了一个从未进山的官员李梦华争名额。他的这一要求没有被满足，尼方拒绝的理由非常充足，他们问：“此人在本次登山中有何功绩？”
史占春号称“圆满成功”的双跨珠峰，现在并不令史占春满意了。令他更不满的还在后面。
珠峰归来，随队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李贺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玉泉先后用内参和通讯的方式小小地披露了双跨珠活动中的黑幕。史占春闻讯大怒。
７月２７日，第二届泰山国际登山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被请来当顾问的史占春就在这个场合攻击新华社记者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文章，他宣称：“历史是活着的胜利的人写的！”“历史不惩罚胜利者！”
史占春这通话与泰山登山活动一点不沾边，这让与会的众人摸不着头脑，泰山才不过1584米，这与中国登协的权限“平原地区3500米”差了近两千米。但他还是在这一新闻发布会上肆无忌惮地攻击了中国的新闻记者。
史占春在会上发泄一通意犹未尽，一出闹剧不久又拉开了帷幕。
八、谁是真正的山王？
在叙述接下来的这出好戏前，先看看在尼泊尔上演的一出好戏。
1988年５月２６日晚，尼泊尔国王附玛库玛尔举行家宴。
席间，尼泊尔登协秘书长夏尔玛将一份英文新闻稿送给史占春，请他过目签字。
在场的中方翻译营道水译到第四款的文字如下：“这次双跨珠峰任务完成之外，有十四人登顶……”
史占春突然打断问道：“翻错了吧？”
“没错。”营翻译说。
史占春不信，又叫来另一名中方翻译再译，再译也是如此。
史占春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他签字，就等于承认了５月10登顶的两名尼泊尔队员也在双跨珠峰活动之内，与他５月７日宣布登山结束便自相矛盾。
想了一会，史占春提出请今西寿雄先签，然后他再签。
几分钟后，夏尔玛拿来今西寿雄签过的新闻稿，史占春突然又提出要修改第四款。在他的口授下改为：“此次登山，除了完成伟大的双跨任务外，中日尼三国（包括十日登顶的两名尼泊尔队员），多达十四人登顶。”
如此修改虽然纯属脱裤子放屁，但还是遭到库玛尔的坚决反对。史占春拗不过库玛尔，又叫翻译修改为：“中日尼分别与５日登顶：尼方三人；中方四人；日方五人。十日登顶尼方两人。”
库玛尔再度拒绝了史占春的改稿，索性亲自操刀改为：“1988年，尼中日三国双跨珠峰过程中，多达十四人登顶。”
面对这出文字游戏的闹剧，库玛尔当着史占春和中方翻译恼火地说道：“我从来都没有同意过取消第二三次突击，中国有时不拿我们当朋友！”
史占春改稿不成，便对专程到尼泊尔参加庆功会的李梦华说：“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反正回国后我们按自己的口径宣传”。
史占春就这样在新闻稿上签字画押，典当了他这位胜利者的意志。
加德满都归来，6月3日，三国登山队在北京召开庆功会，这次史占春总算可以操纵新闻界了。
庆功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鹏接见三国登顶队员时，史占春搬来一只方凳，坐在通常是翻译的位置上正对着电视镜头，向李鹏介绍双跨珠峰的成就。
在介绍这一成就前，还有个值得介绍的小插曲，我作为记者在会前曾问史占春：为何把仁多吉的登顶时间“决定”为12时44分？他笑喝喝回答说：“以总队长的表为准。”
庆功会领导接见、合影，一项项过后，轮到颁奖了。
但颁奖情形又令熟悉内情的中方记者吃了一惊：
获得中国体育运动最高荣誉──荣誉奖章的登顶队员人数不是十二人，而是十四人。尼泊尔10日登顶的两名队员居然也在其中。
我向登协一负责向记者发放新闻稿的女士问，这是怎么回事？她回答说：不知道，“这个名单我也是中午以后才见到的。”
另一位在前方登山的指挥人员说：“我也不知这个名单是如何评出来的，也没有任何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早知如此，我们也不该撤。”因为服从命令而失去登顶机会的几名中方队员在台下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再看看这个授奖的清单的完整面目：
最高的荣誉奖章获得者：除了十四名登顶队员外，还有－－史占春、李梦华、今西寿雄、库玛尔、樱内义雄、小林与三次……清一色的三国官员；
一级奖章获得者：三国南北两侧队长六人中有五人（汤浅道男被排除在外）获奖，日本总括队长斋藤淳生、日本电视队队长岩下莞尔、《读卖新闻》的编集委员牛木素吉郎，还有中国登协秘书长王凤桐；
二级奖章获得者：有三国南北攀登队长五人，以及在登山过程中负责后勤供应人员三人。
在所有获奖人员中，没有一名为登山做出过贡献、却被剥夺了登顶权力的队员。
奖章发放完毕，庆功会结束了。中方队员全都被集中到怀柔水库（中国登山队训练基地）的一个半岛上，他们将在这里总结此次登山的“经验和教训”。此时，一 批中方登山协会的官员则忙着准备和四名登顶队员去日本参加庆功会。队员在基地一住十余天，这期间他们的总队长史占春从来没有和他们照过面。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们被利用完了也就完了。”大齐米和小加措一边喝着闷酒一边说：“我们全都白干了。”
他们的酒喝得太多了，食堂额定供应的不够，就自己跑到怀柔小县城去买。
6月25日，参加双跨珠峰活动的所有北京人员到紫玉饭店为西藏队员饯行，史占春依然没有露面。酒席之间，王凤桐神色严肃而紧张地问：“中央台记者王玉泉来了没有？”
原来，王玉泉采访藏族队员加布的专题节目已经播出，王凤桐找他就是为了理论理论这篇文章的是非的。
究竟谁是真正的“山王”？
1988年7月27日，在泰山国际登山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问题终于以极不寻常的方式提出来了。史占春会上堂皇宣布：“我还要请客，
还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真相。”
史占春没有食言，第二天晚上，7月28日，他在前门饭店以回请泰山方面人员的名义，摆下了几桌酒席，但这桌酒席显然不是泰山客人摆的。让我们看看赴宴的几名重要客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新华社一位副总编、体育报的一名副总编端然在座。
酒杯未举，好戏便开场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王玉泉，电台后方协作的记者梁悦也被请到了。他们刚到，立即被史占春、王凤桐拉到一边：
史占春面对王玉泉：“你的稿件有问题。”
王玉泉：“请你指出来。”
史占春：“你同不同意我取消第二、三次突击计划的决定？”
王玉泉：“我的稿件没有涉及个人看法，只是反映队员的意见。因此我没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倒要反问，既然你取消了第二、三次突击，为何要在尼泊尔的新闻稿上签字？为何又给十日登顶的两名尼泊尔队员授勋？”
史占春：“我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承认过；给尼泊尔队员发奖只是为了照顾小国。”
这出戏进入边吃边演的境界后，席间有人悄悄对王玉泉耳语暗示道，是否认识在座的一位陌生人，然后对他说：“此人就是某某某的秘书。”
“那又怎么样？”王玉泉大声反唇相讥。………
史占春看来是觉得这出戏很难导演下去了，他又一次做出惊人之举：
“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你还是我的队员，我要和你握手。”说着，史占春拉了拉王玉泉的手。
“天那！这太有意思了，那天他居然真的来拉我的手。”王玉泉事后向我描述他的感受。
但我的感受却是：“中国的记者，真是太可悲了！”
1988年，去采访双跨珠峰的中国记者，无一例外由中国登协“包吃、包行、包装备”，还加上“包人生保险”。如果没有这个“三包一保”的前提，可以肯定，当时没有一家新闻单位会派记者进入珠峰。
难怪史占春可以这样自豪地对我说：“你这次去珠峰还是我批准的呢！”
在前门宴上，还有个“该到”而没到场的记者，他就是在新华社内参上参了史占春一本的新华社记者李贺普。史占春派人去请他赴宴，但李贺普恰好不在。史占春在席间当众骂道：“李贺普这个兔崽子，我们过去关系不错，却在背后捅我一刀子。”
史占春动怒理由也很充分啊，他包吃包喝，记者反过来偏与他过不去。
前门宴后，史占春没有兑现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诺言。
有一天，史占春见到李贺普，他对李贺普说：“咱们的关系一直不错，这件事到此为止，谁也别提了。”
猜想史占春已经把内参了结了。在前门宴上，包括新华社副总编在内的几位新闻界有头脸的人物既然欣然赴宴，边吃边看史占春与新闻界
的一个小卒子唱对台戏无所表示，“此事到此为止”也就是必然了。
1988年永远过去了，“第三女神”亘古不变地屹立在喜玛拉雅群峰中。
她依然在向每个登山者发问：“谁是真正的‘山王之王’？”
她依然以乖戾的个性拷问着每个登山者，照亮你希望的究竟是什么？
１９８９年４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