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快要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时候,空姐过来收餐盒。我的邻座,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将几块连包装也未打开的甜点,塞进用脏的餐盒,递了过去。机舱里,很多乘客都是这么做的,或许已经吃饱了,或许不喜欢甜点,空姐的手推车上,堆了很高一摞这样的餐盒。
我忍了又忍,还是憋不住。我侧过头轻声对他说:“扔了太可惜啦!可以带回去送给乞丐。”邻座有些不好意思,但甜点的包装已经污了。我微微一笑,我的希望并不高,若是再有下一次,但愿这句话能在他的心里,哪怕浅浅地留个印儿。
事后,朋友“呸”我,说我像居委会大妈,我也自觉蛮像,因为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时没弄个麻袋,把整架飞机上扔掉的甜点都撸过来。虽然,我衣着光洁,我有型有款,可把这些甜点带走的勇气,我还是有的。何况,这只是举手之劳。我把甜点分送给昆明街头上的乞丐,不但一点儿也不掉价,而且还能安稳踏实地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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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时常有一些媒体抛出“乞丐高收入”和“乞丐行骗”的猛料,干扰了我们听从自己的良心之声。不能否认,现在的乞丐,有了职业化的倾向,可谁若认为这个职业做得容易,不妨试试,尝尝风风雨雨中下跪叩头的滋味,尝尝匍匐街头饱受冷眼、白眼的滋味,若果真“高收入”,为什么不见那些职业体面的人奋不顾身地跻身其中、大秤分金呢?如果一个人不想施舍,又良心平静,完全可以心如铁石地迈过他们,也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不找借口,但当一个人听见了自己的良心发出呼唤的时候,哪怕它很微弱,也不要阻止它。因为,它是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是挣脱各种观念干扰的真实的声音。难道,为了决定是否掏出一枚硬币,我们必须先调查求乞者的真实背景?为了不被骗走一枚硬币,我们必须硬起心肠,凉薄所有可能急需我们帮助的求乞者,直到他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从街上走过的时候,曾被一个衰弱不堪的穷苦老人拦住。面对那双无力、颤抖的手,屠格涅夫窘极了,因为他摸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没摸到钱包,甚至没摸到一块手绢。于是,屠格涅夫紧紧地握住那只肮脏的手:“别见怪,兄弟,我身边一无所有呢,兄弟。”“哪里的话,兄弟!”老人口齿不清地慢慢说道:“就这也该谢谢您啦,这也是周济啊,兄弟。”我时常想,倘若我们的面前,是一位身有残疾、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我们可以真诚地伸出援手;倘若我们的面前,是一位累饿交加、流落他乡的年轻汉子,也许仍是最需要我们播撒良心和爱心的时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如果有人像年轻时的美国文学巨匠杰克•伦敦那样纯净浪漫,愿意背着薄薄行囊,风餐露宿,四处流浪,在他困顿无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杯热水、一块面包、一枚硬币,帮他支撑起前方的路、未来的梦?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
当然,许多人并不缺乏对于乞丐的同情心和同情力,也许他们怕麻烦,不愿为一个乞丐满口袋地找零钱;也许他们矜持,怕被别人嘲笑为“多愁善感”,而抑制了表达。但做与不做之间,相隔的不是万重山,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如果有可能,我们不要丢失听从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机会。我一直忘不掉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将手中的缅桂花,分出一朵给路边那个满脸污垢的小女孩的时候,她缩回要钱的手,羞涩地低头,悄悄嗅香的样子——一朵花,一枚硬币,也许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如果举手之劳,我们就能把它送到心的裂缝里,让一颗心瞬间变得温存、友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犹豫、要和自己的良心作对,而不去真心实意地表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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