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快要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时候，空姐过来收餐盒。我的邻座，一位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将几块连包装也未打开的甜点，塞进用脏的餐盒，递了过去。机舱里，很多乘客都是这么做的，或许已经吃饱了，或许不喜欢甜点，空姐的手推车上，堆了很高一摞这样的餐盒。
我忍了又忍，还是憋不住。我侧过头轻声对他说：“扔了太可惜啦！可以带回去送给乞丐。”邻座有些不好意思，但甜点的包装已经污了。我微微一笑，我的希望并不高，若是再有下一次，但愿这句话能在他的心里，哪怕浅浅地留个印儿。
事后，朋友“呸”我，说我像居委会大妈，我也自觉蛮像，因为直到现在我还后悔，当时没弄个麻袋，把整架飞机上扔掉的甜点都撸过来。虽然，我衣着光洁，我有型有款，可把这些甜点带走的勇气，我还是有的。何况，这只是举手之劳。我把甜点分送给昆明街头上的乞丐，不但一点儿也不掉价，而且还能安稳踏实地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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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时常有一些媒体抛出“乞丐高收入”和“乞丐行骗”的猛料，干扰了我们听从自己的良心之声。不能否认，现在的乞丐，有了职业化的倾向，可谁若认为这个职业做得容易，不妨试试，尝尝风风雨雨中下跪叩头的滋味，尝尝匍匐街头饱受冷眼、白眼的滋味，若果真“高收入”，为什么不见那些职业体面的人奋不顾身地跻身其中、大秤分金呢？如果一个人不想施舍，又良心平静，完全可以心如铁石地迈过他们，也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不找借口，但当一个人听见了自己的良心发出呼唤的时候，哪怕它很微弱，也不要阻止它。因为，它是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是挣脱各种观念干扰的真实的声音。难道，为了决定是否掏出一枚硬币，我们必须先调查求乞者的真实背景？为了不被骗走一枚硬币，我们必须硬起心肠，凉薄所有可能急需我们帮助的求乞者，直到他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从街上走过的时候，曾被一个衰弱不堪的穷苦老人拦住。面对那双无力、颤抖的手，屠格涅夫窘极了，因为他摸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没摸到钱包，甚至没摸到一块手绢。于是，屠格涅夫紧紧地握住那只肮脏的手：“别见怪，兄弟，我身边一无所有呢，兄弟。”“哪里的话，兄弟！”老人口齿不清地慢慢说道：“就这也该谢谢您啦，这也是周济啊，兄弟。”我时常想，倘若我们的面前，是一位身有残疾、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我们可以真诚地伸出援手；倘若我们的面前，是一位累饿交加、流落他乡的年轻汉子，也许仍是最需要我们播撒良心和爱心的时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如果有人像年轻时的美国文学巨匠杰克•伦敦那样纯净浪漫，愿意背着薄薄行囊，风餐露宿，四处流浪，在他困顿无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杯热水、一块面包、一枚硬币，帮他支撑起前方的路、未来的梦？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
当然，许多人并不缺乏对于乞丐的同情心和同情力，也许他们怕麻烦，不愿为一个乞丐满口袋地找零钱；也许他们矜持，怕被别人嘲笑为“多愁善感”，而抑制了表达。但做与不做之间，相隔的不是万重山，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如果有可能，我们不要丢失听从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机会。我一直忘不掉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我将手中的缅桂花，分出一朵给路边那个满脸污垢的小女孩的时候，她缩回要钱的手，羞涩地低头，悄悄嗅香的样子——一朵花，一枚硬币，也许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如果举手之劳，我们就能把它送到心的裂缝里，让一颗心瞬间变得温存、友爱，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犹豫、要和自己的良心作对，而不去真心实意地表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