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直觉--不要被细节迷惑

      当我们进行决策或者是判断的时候，有时候会直接运用“直觉”或一般性常识进行决策。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省时省力，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一个粗略的答案就够了，所以一拍脑袋就作出决定，比较美，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即使答案错了，我们也会有自我保护机制来逃避决策失败带来悔恨的方法）。既然有利，必然有弊，这种方式的决策在某些时候可能导致一些系统性的偏差，这篇文章主要扯下“代表性直觉（representativess heuristic）”下可预测的偏差。(本文内容源自《决策与判断》的第10章)

     有一个关于代表性直觉的解释：人们通常会根据“A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B，或者A在多大程度上与B相似”来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原则被称为“代表性直觉”。而在上述过程中，什么是“A”和“B”，这取决于决策的情境，如果你估计A来自B的可能性，那么A可能是一个例子或样本，而B是一个种类或样本总体。例如，A可能是一个个体，而B是一个群体，则决策的问题可能是A成员属于B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你试图判断A在多大程度上是B导致的，那么A可能是一个事件的结果，而B是事件的过程或原因。为了更好地解释上面提到的东西，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代表性直觉在特定情境下如何起作用，以及偏差是如何产生的。

     一个问题：琳达，31岁，单身，坦率直言，性格开朗。所学专业是哲学。当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非常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同时参加了反对核武器的活动。请从下面选项中选出可能性更高的选项。

A.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

B.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同时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超过90%人（被试有86人）选择B，尽管有可能你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答案违背了概率的基本原则：两个独立事件(琳达是银行出纳和琳达是女权主义者)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高于单个事件发生的概率。这被研究人员成为“结合谬论”。研究人员(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在一些情景下得到类似的结果，“比尔”被认为“更可能是一个会计和爵士乐演奏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爵士乐演奏者”；同时，“一个温网的选手更可能在输掉第一局比赛以后赢得整个比赛的概率大于仅仅输掉第一局的概率”。

     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情境中细节数量的增加，该情境发生的概率只会逐渐降低，但是它的代表性和由此带来的外显的可能性却上升。我们相信，基于代表性的决策判断是人们选择喜欢选择毫无根据的细节话情境的主要原因。例如，“被告由于害怕被起诉谋杀而离开犯罪现场“的陈述似乎比“被告离开犯罪现场”的陈述更有说服力。

     所以，不要被细节迷惑，正是情境中的细节使整个情境看起来更加具有代表性，但是同时减少了发生的可能性。一般情境越具体，生动，其发生的概率越小--即使这样的情境看起来能够非常好地代表最可能发生的结果。所以，小心忽悠，当在听某人说的天花乱坠的时候，可以考虑下这篇文章。

下面还有一个题，大家可以再尝试下：

在未来10年中，你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是：

A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

B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核战争，但一开始两国都不想使用核武器，只是在卷入异常局部战争后，例如，伊拉克，利比亚，以色列或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战争，才被迫使用核武器。

文章实验内容来自《决策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