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之后的张艺谋

《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最好看的一幕应该是片尾：一干明星在强劲的音乐节拍下狂舞不止，就连孙红雷也献上了赖以成名的霹雳舞，小沈阳、毛毛等人更不在话下，拿手的二人转绝活既张扬无羁又洒脱烂熟——真像是憋坏了，在“压抑”了90分钟之后，他们有理由将一部“悬疑片”彻底转化为活色生香的肢体狂欢。 　　

        说实话，张艺谋的新作《三枪》比想象中要好些：简单的故事，夸张的人物，三岔口式的阴差阳错，陡然改变的细枝末节……科恩兄弟《血迷宫》的元素还是依稀可见，那种人算不如天算、无法逃避无法闪躲的当下“存在”还是在小沈阳、闫妮、赵本山的插科打诨之后，被沉默的孙红雷一点一点抖搂出来，只不过，它有其形却未得其神，远不如《血迷宫》那般压抑、精致和深刻。这或许就是很多观众追问的结症：一部向经典致敬的贺岁大片，为什么缺少经典的神髓？

　　张艺谋本人坦承，《三枪》就是拍出来让观众乐呵乐呵的贺岁电影，无需追寻“意义”。于是“悬疑惊悚”被杂糅了太多的无厘头、网络恶搞和春晚台词，这些闹哄哄的段落削弱了它向经典致敬的诚意，也剥夺了观众欣赏悬疑、品味惊悚的耐心——看来看去，这部小品式“大片”虽然故事完整、色彩绚烂、线索清楚、人物可爱(平面漫画式的)，但多少还是“拧巴”了，这就像一个深沉忧伤的老家伙非要冲你做鬼脸才开始讲他那些伤心往事，可他明明用不着挠你痒痒啊；最终吊诡、巧合的结尾就在后现代娱乐狂欢中惨遭消解，甚至连巧妙的细节、精致的机关也被消解了，更不用说那几个本来就不复杂的人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对《三枪》的评价引来热议：《三枪》不是不能看，甚至比同时期一大批搞笑片、小成本商业片都好看些，可是，如果换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起之秀或更能博得满堂彩。“如果一个国际级大导演，仍然完全放弃品位和趣味的底线只顾赚钱……则不仅是张艺谋的悲哀，更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活着》之后，张艺谋早期电影《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菊豆》等影片中的深刻、质朴、淳厚和真诚似乎渐行渐远，中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尚有结结实实的人文关怀，及至后期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大片”，张艺谋已一脚踏上形式主义滥觞加猛烈宣传造势的商业化道路，新片《三枪》为此增加了注脚：票房，或许已经成为衡量他的电影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此，他的“新画面”搭档张伟平说得很直白：不要把电影那么神圣化；现在中国电影要想发展、要走向世界，就一定要迎合大众和市场。 　　细细算来，张艺谋、张伟平自《英雄》开始就瞄准“市场”，但其间尚有一部《千里走单骑》是张艺谋刻意回归的“文艺路线”，该片尽管比从前的张艺谋电影单薄不少，却还有融汇丽江风物的脉脉温情，有追问人心、反省自我的普适值；那之后，张艺谋更像是被商业“挟持”了。拿到戛纳大奖的《活着》犹如一道分水岭，观众看到依然“活着”的张艺谋从险峻的文艺之路上节节后退，除了一路弥漫的商业气味，已经很难从华美依旧的张氏电影中品味深层次的人性撞击与灵魂触动。

　　其实原因并非“挟持”这么简单，第五代式微甚至失语也不是张艺谋、陈凯歌的个人问题，而是某种深刻共性——当初第五代横空出世，凭借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充满启蒙色彩的氛围中，对外来经典、大师们孜孜不倦的借鉴和汲取，形式上的大胆突破与底层生存的奇特结合造就了第五代“反模式化”的凌厉表达。

　　但这种“突破”却又因为缺乏足够的原创思想做支撑而呈现出另一类“模式化”；当时间飞速逾越“启蒙”和“借鉴”，当宁浩、陆川等新生代已经能够在高超技术的湾流与贴近地面的叙事中游刃有余，第五代的原创不足、思想贫弱的缺憾显露无遗。

　　张艺谋最具典型性，早先的一系列著名作品无不取材于当时的知名小说，他本人在上世纪90年代就经常掏钱购买《小说月报》，就看什么题材适合拍电影，后来干脆召集一批声名显赫的先锋派作家来一次命题作文，可惜这部为巩俐量身定做的《武则天》至今没拍。

　　张艺谋的创作困境同样折射于陈凯歌、何平、田壮壮等第五代身上，今年何平的《麦田》、田壮壮的《狼灾记》都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所幸2008年的陈凯歌交出半部精彩的《梅兰芳》，好歹为第五代挽回一些颜面。而张艺谋，或许已经在商业之路上走得太远。针对《三枪》的恶评，他平静回答：“我从来没想过当一位任重道远的电影大师。”

　　而当年为《英雄》做宣传，他骄傲地告诉观众，“我不敢说自己是国内最好的导演，但我一定是国内最勤奋的导演——我的生活里几乎只有电影，我从没泡过吧、胡玩、浪费时间，我的心思全在电影上。”如此勤奋的电影人，真的不再在乎“任重道远的大师”了吗？果真如此，我们是该为一个执导了奥运会开闭幕式、开始以娱乐为重任的张艺谋而鼓掌，还是应该为损失了一位最有潜质、最有担当的“准大师”而扼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