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改革，争论得沸沸扬扬。但遗憾的是，焦点都集中在谁该拿饭碗的利益之争上，很少涉及“大学的精神”这样实质性的问题。其实，中国大学的精神，乃至中国文化的精神，都应借此有一番改造。但这番改造，首先必须要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理念。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还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怎么为年轻人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这一基本精神，和中国大学的精神就很不一致。中国大学是传播知识，我说你听，好好记笔记、好好考试。本科4年大课一上到底。很少有讨论班，很少写期末论文。知识不少，但创造力贫乏，出来常常适应不了社会。一些本科毕业的优异学生，到了美国的名校，常常无从适应。特别是文科学生，表现令人失望。
美国的一流大学，本科高年级都要上讨论班。研究生的课基本都是讨论班。笔者在耶鲁大学读了这么多年，竟一次大课没有上过，上的全是讨论班。这种讨论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阅读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本科生的大课，其实也离不开讨论班。因为虽然每周坐在阶梯教室听课，但听完还要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可以说，讨论班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
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个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课堂讨论作贡献的压力。所以，当毕业后突然被要求为社会贡献他们的智慧、而不是仅仅学习时，他们不感到突然。他们已经在讨论班上习惯了。而且，他们有和教授“过招”的机会，教授的权威也就相对化。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学生来源的多元化，而不是以考分单一划线，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不同背景的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大学实际上也是社会的黏固剂。
这样的大学精神，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受之熏染。我女儿从1岁就上当地的幼儿园，现在快到4岁，幼儿园却不教认字。而国内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经很有“学问”了。认字不说，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呀，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呀。可女儿全无这些压力，每天几个同龄孩子坐在一起，边玩边谈话。一日，一个大一岁的孩子突然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谁造了我们？”另一个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们。”女儿马上问：“谁造了上帝？”讨论没有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知识的积累。但这种讨论，要一直跟着她进大学。
回想这样的讨论班，在我们上北大时，只有晚上图书馆占不到地方，几个好友决定在宿舍“放纵”一下时才有。而且这么聊一晚上，事后常常有负罪感，觉得误了功课。直到毕业多年后，才意识到那几个晚上的聊天是在北大最有价值的经历。如今许多知青出身没有上过大学的学者能比一些享受了优越得多的教育的后生有创造力，除了个人因素外，和他们干完农活后地头的这类“讨论班”大概也不无关系。
《论语》和《理想国》，两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但其风格却似乎预定了中西文明的传统。《论语》是年纪越大越读得有滋味，对孔子的敬意越多。不过有一点，读《论语》你总要面对一个大权威。《论语》中，常常一方是圣人的训话，一方是受训者小心问老师应该如何如何。孔子比别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话是：“我一无所知，惟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他用他的问题，把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逼入绝境，面对自己无知的真实面目。
如果说中西大学真有什么不同的理念的话，那中国大学的理念是孔子式的，西方大学的理念是苏格拉底式的。在这种不同理念的背景下，北大改革的切入点就很好解读。所谓“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之说，是否符合实际先且不论，却生动反映了我们中国大学的理念：老师一定要比学生高出许多。北大的改革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现代孔夫子的运动。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国际论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权威请来，往几百人的课堂上一站，镇得学生连大气也不敢喘。
事实上，就算美国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并非没有问题。耶鲁一位出身人文学院的博士对耶鲁的本科教育就批评说：“你想想看，耶鲁教授的名气，大得如同神灵一般。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见了他们，话也不敢说。等到了四年级慢慢醒过来、有点信心和教授交流时，也到了毕业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到人文学院这样的小地方，和教授与同学一起像家庭一样地过几年，学到的东西反而多。”
其实，哈佛、耶鲁这些名校，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很有意识，所以严格限制课堂里的上课人数。平均课堂人数一多，排名就下降。道理也在这里。
如果能够学习人家这样的理念，北大完全可以以更小的阵痛进行更有实质的改革。比如，老师人数过多，正好是为增加小型讨论班提供了机会，教学质量也会提高。国家给北大十几亿，北大用来做什么呢？请百万元教授吗？其实，在美国，衡量一个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是给学生奖学金的数量。普林斯顿这方面最富，甚至取消了学生贷款，全部代之以奖学金，在大学排名中频频领先，给哈佛、耶鲁巨大的压力。
事情明摆着，在大学里教书的，不仅是教授，还有学生本身。给得起钱，才请得起那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付不起学费的学生来上学（同时教学）。富家子弟才能了解社会底层是怎么回事。在一个社会产生分化、各阶层日益隔膜的时期，奖学金可以把社会底层的优异子弟的智慧和经验带进大学。这是名牌教授所无法提供的财富。
我1979年进北大时，“文革”刚结束，一批比我们这些刚毕业的高中生大10岁左右的知青和我们同班。这些人在农村呆了10年，社会经验丰富，实际上成为我们在北大最好的老师。现在的北大学生成分就单纯多了。从这个角度说，北大是学生“师资”的水平下降了。
周其仁所谓的“北大对不起学生”，并不在于他讲的用“二流老师”教“一流学生”，而在于北大还没有把社会各阶层的一流学生聚集在一起。更没有为这些学生互相激发彼此的聪明才智提供机会。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还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怎么为年轻人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这一基本精神，和中国大学的精神就很不一致。中国大学是传播知识，我说你听，好好记笔记、好好考试。本科4年大课一上到底。很少有讨论班，很少写期末论文。知识不少，但创造力贫乏，出来常常适应不了社会。一些本科毕业的优异学生，到了美国的名校，常常无从适应。特别是文科学生，表现令人失望。
美国的一流大学，本科高年级都要上讨论班。研究生的课基本都是讨论班。笔者在耶鲁大学读了这么多年，竟一次大课没有上过，上的全是讨论班。这种讨论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阅读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本科生的大课，其实也离不开讨论班。因为虽然每周坐在阶梯教室听课，但听完还要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可以说，讨论班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
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个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课堂讨论作贡献的压力。所以，当毕业后突然被要求为社会贡献他们的智慧、而不是仅仅学习时，他们不感到突然。他们已经在讨论班上习惯了。而且，他们有和教授“过招”的机会，教授的权威也就相对化。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学生来源的多元化，而不是以考分单一划线，变得特别重要。因为不同背景的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大学实际上也是社会的黏固剂。
这样的大学精神，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美国的孩子从小就受之熏染。我女儿从1岁就上当地的幼儿园，现在快到4岁，幼儿园却不教认字。而国内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经很有“学问”了。认字不说，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呀，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呀。可女儿全无这些压力，每天几个同龄孩子坐在一起，边玩边谈话。一日，一个大一岁的孩子突然问：“我们是怎么来的？谁造了我们？”另一个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们。”女儿马上问：“谁造了上帝？”讨论没有结果，似乎也没有什么知识的积累。但这种讨论，要一直跟着她进大学。
回想这样的讨论班，在我们上北大时，只有晚上图书馆占不到地方，几个好友决定在宿舍“放纵”一下时才有。而且这么聊一晚上，事后常常有负罪感，觉得误了功课。直到毕业多年后，才意识到那几个晚上的聊天是在北大最有价值的经历。如今许多知青出身没有上过大学的学者能比一些享受了优越得多的教育的后生有创造力，除了个人因素外，和他们干完农活后地头的这类“讨论班”大概也不无关系。
《论语》和《理想国》，两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但其风格却似乎预定了中西文明的传统。《论语》是年纪越大越读得有滋味，对孔子的敬意越多。不过有一点，读《论语》你总要面对一个大权威。《论语》中，常常一方是圣人的训话，一方是受训者小心问老师应该如何如何。孔子比别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话是：“我一无所知，惟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他用他的问题，把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逼入绝境，面对自己无知的真实面目。
如果说中西大学真有什么不同的理念的话，那中国大学的理念是孔子式的，西方大学的理念是苏格拉底式的。在这种不同理念的背景下，北大改革的切入点就很好解读。所谓“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之说，是否符合实际先且不论，却生动反映了我们中国大学的理念：老师一定要比学生高出许多。北大的改革计划，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现代孔夫子的运动。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国际论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权威请来，往几百人的课堂上一站，镇得学生连大气也不敢喘。
事实上，就算美国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并非没有问题。耶鲁一位出身人文学院的博士对耶鲁的本科教育就批评说：“你想想看，耶鲁教授的名气，大得如同神灵一般。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学生见了他们，话也不敢说。等到了四年级慢慢醒过来、有点信心和教授交流时，也到了毕业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到人文学院这样的小地方，和教授与同学一起像家庭一样地过几年，学到的东西反而多。”
其实，哈佛、耶鲁这些名校，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很有意识，所以严格限制课堂里的上课人数。平均课堂人数一多，排名就下降。道理也在这里。
如果能够学习人家这样的理念，北大完全可以以更小的阵痛进行更有实质的改革。比如，老师人数过多，正好是为增加小型讨论班提供了机会，教学质量也会提高。国家给北大十几亿，北大用来做什么呢？请百万元教授吗？其实，在美国，衡量一个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是给学生奖学金的数量。普林斯顿这方面最富，甚至取消了学生贷款，全部代之以奖学金，在大学排名中频频领先，给哈佛、耶鲁巨大的压力。
事情明摆着，在大学里教书的，不仅是教授，还有学生本身。给得起钱，才请得起那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付不起学费的学生来上学（同时教学）。富家子弟才能了解社会底层是怎么回事。在一个社会产生分化、各阶层日益隔膜的时期，奖学金可以把社会底层的优异子弟的智慧和经验带进大学。这是名牌教授所无法提供的财富。
我1979年进北大时，“文革”刚结束，一批比我们这些刚毕业的高中生大10岁左右的知青和我们同班。这些人在农村呆了10年，社会经验丰富，实际上成为我们在北大最好的老师。现在的北大学生成分就单纯多了。从这个角度说，北大是学生“师资”的水平下降了。
周其仁所谓的“北大对不起学生”，并不在于他讲的用“二流老师”教“一流学生”，而在于北大还没有把社会各阶层的一流学生聚集在一起。更没有为这些学生互相激发彼此的聪明才智提供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