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田趣事

　　 回乡以后，我就在生产队劳动。不管当时政策如何，乡亲们对我这个“知识分子”是很看重的。从一九七零年以后的几年，我一直在生产队当棉花技术员。
　　 我当棉花技术员给别人不一样，从棉花一种上到收摘完，一直住在棉花地。一是地里有电；二是喜欢地里的夜景，反正是个光棍汉，住在哪里都一样；更重要的是也为队里守了夜，每夜二分工呢。
　　 棉花地有口机井，机井上有一部电动水车。靠着机井台，我盖了一个小屋，这里就是我的精神家园了。夜里，我可以在电灯下看看书，弹弹三弦琴。三弦琴是借朋友的，由于没有音乐底子，好长时间才自学会了《国际歌》《东方红》两首歌。由于田野空旷，夜深人静，琴声传得很远。很久以后，无意中见到一位老教师的回忆录，其中一段是这么写的：“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在田间野地，茫茫黑夜，弹着《国际歌》，度过了他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我很以为知己。
　　 夜间寂寞，便想找点事做。我找了两个旧式电话机上的大电池，取出中间的两只碳棒，相距十五公分，固定在一片胶木板上，放在水桶里烧水喝。后来，便开始煮红薯，毛豆角，豇豆角。试想一下，夜色美好，朦胧而神秘，一边品着这新鲜美味的稀罕物，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享受啊！
　　 一个人玩得不过瘾，我让我的助手好朋友喜春也来参加。我们扩大了“?索”范围，凡是能吃的，花生，毛豆，南瓜，冬瓜，都弄来吃了个遍。反正生产队地块大，我们又小心，吃了之后，“痕迹”打扫利索，任谁也没发现我们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我们煮了半桶红薯，已经煮熟了，正要动手来吃，忽然听见地头有脚步声。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去，看见一个人影朝我们走过来。我连忙拔掉电源，让喜春把水桶掂到棉花地深处去。来人走到跟前，原来是队长偏头哥。他在大队部开完会，看见灯光，就信步走过来。他走到小屋里，用鼻子嗅了嗅，说：“怎么有煮红薯味？”不用他说，煮红薯味儿大得很，谁都能闻得到。虽然在队里我以诚实出名，可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让队长知道。我给他打哈哈，说：“什么红薯味？是你想红薯了。”“真的是煮红薯味儿。”“这里没火没灶，哪来的煮红薯味？是你的幻觉。”偏头哥想了想，自己先笑了，显然相信了我的话，随便给我聊了几句，便起身走了。等偏头哥走远了，我和喜春笑得肚子痛。完了，我们掂来水桶，大快朵颐，饱餐一顿。在我的印象中，包括后来发达，吃过的海参鲍鱼大宴，也没有那个煮红薯美味。
　　 口福是享了，可心里总像有一块东西压着。每当夜深人静，我看着正北方向漯河市上空冲天的灯光，问自己：“难道我一辈子要终老在这无人知道的野地里吗？”
　　 自己的心事，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努力工作，选种、育种，打叉治虫。第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十亩棉花就突破了百斤，成为全公社产量最高的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