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记得一句很经典的广告词：“如果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在即将回北京的日子里，我渐渐发现，自己失去的不是联想，而是理想，或者说是人生的目标。其实不应该说“失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
其实，人的目标是有阶段性的，是会随着时间、空间以及周围环境的不同而改变的。
5岁之前，还没有上学，啥也不懂，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理想了。
5－13岁，从小学到初中，属于特别听话的好学生、好孩子，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一。所有认识我的大人们，都把我当作教育孩子时的榜样。作为一个书呆子，那时候的理想，自然是能继续上学了。以至于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当时初中毕业可以报普高和中专），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普高。
14－16岁，进入市里最好的高中就读。虽然竞争激烈地多了，但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高三的几次模拟考试，最好成绩是年级第二，最差也是在前十名。当时的目标，自然还是继续读书了。
17－21岁，高考时发挥失常，平时最拿手的数学竟然险些没考及格。不过还好，以第一志愿顺利被北京一所高校录取，专业是计算机应用。大学四年，学习对我来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经常要为了要通过自己毫无兴趣的垃圾课程，而出没于自习室和通宵教室。大一、大二过得很快，也很开心。到了大三、大四，情况开始有所转变了。都说“大四不考研，天天像过年”，真是一点都不假。看着身边不考研的同学，整天看电视、上网、打星际。这些都曾经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而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为了考研，不得不忍痛放弃。当然，我所放弃的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虽然她现在已经去了国外，虽然我不知道继续争取是不是会有结果，但那时候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她和我不合适）
2000年12月8日，对我来说，是一生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一天，答应系里一个同学，替他参加概率的重修考试。他跟我是这样说的：“其实我自己考也差不多能及格，但我挂的科目太多了。所以想让你替我考，肯定能考到85分以上，这样就能把这门重修的课消了。”看着他无助的眼神，我实在是不忍心拒绝。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能学会怎样去拒绝别人。我的朋友都说我这个人很容易说话，心太软了。我也不知道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没有做太多的部署和准备，我和他就一起进了考场。一般的重修考试，老师都会检查重修证，但也不是一定会查。所以，我们事先说好，如果真的要查的话，我直接离开考场就好了。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老师拿了一张纸，让我们每个人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本来这也没什么大问题，我们两个只要随便出去一个人就好了。可是在这之前，老师又调整了一下座位的布局，我们本来坐在前后桌，调整之后他还是坐在我前面一排，但却是最远的斜对角。考试进行了十分钟左右，老师拿着那张纸，从后往前让我们每个人签名，很快就轮到我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有很大的挽回的余地。如果我当时离开考场，也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但是，我的性格却决定了，我不会离开。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尽力把事情做好——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在纸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想就算我们没有事先约定，他也应该能看到我签的他的名字，然后离开就好了。虽然我觉得这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但还是很担心地看着老师走到他的身边。在我签完他的名字之后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看我，或许他一直在忙着做题。可是签名的时候他也看也不看，虽然我没有看到，但从后来老师的反应，我知道他又再次签下了他的名字。结果可想而知，老师很大声的把我们两个叫到了讲台前，然后没收试卷，把我们赶出了考场。从小到大，我在所有人眼中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可这一次，我竟然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考场。
出了考场之后，很多系里的同学都闻讯赶来安慰我，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帮我求情。记得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对我说：“党员的事情就别想了，现在只要不要给处分，能顺利毕业拿到学位就行了”。（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被宣布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离成为正式党员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这是父亲一直以来对我的期望。）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事情不会这么严重吧，还幻想着连入党的机会也不会失去。
事情的发展正如同学所预计的那样，甚至比他预计的还要严重一些。我们两个都受了处分——留校察看一年，党员的事情更是想也不用想了。这对我来说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如果不能按期毕业，我该怎么去面对父母和家人，怎么对得起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这样以来，考研和找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不愿意去想，也懒得去想了。整天呆在宿舍里睡觉、打游戏，以此来打发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不幸中的万幸，事情后来有了一些转机。在辅导员和同学的多方努力下，在毕业前夕，我的处分被撤销了。终于可以按期毕业了，但却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考研和工作的事情都因此而耽误了，我的档案也因没有单位接收而直接打回了原籍。
事后，很多人都为我打抱不平，毕竟以我的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得到的远远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去说什么、抱怨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也很快做出了几个重要的决定：不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不立即参加工作；继续复习一年准备考研。
2005年7月6日 于福州
其实，人的目标是有阶段性的，是会随着时间、空间以及周围环境的不同而改变的。
5岁之前，还没有上学，啥也不懂，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理想了。
5－13岁，从小学到初中，属于特别听话的好学生、好孩子，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一。所有认识我的大人们，都把我当作教育孩子时的榜样。作为一个书呆子，那时候的理想，自然是能继续上学了。以至于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当时初中毕业可以报普高和中专），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普高。
14－16岁，进入市里最好的高中就读。虽然竞争激烈地多了，但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高三的几次模拟考试，最好成绩是年级第二，最差也是在前十名。当时的目标，自然还是继续读书了。
17－21岁，高考时发挥失常，平时最拿手的数学竟然险些没考及格。不过还好，以第一志愿顺利被北京一所高校录取，专业是计算机应用。大学四年，学习对我来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经常要为了要通过自己毫无兴趣的垃圾课程，而出没于自习室和通宵教室。大一、大二过得很快，也很开心。到了大三、大四，情况开始有所转变了。都说“大四不考研，天天像过年”，真是一点都不假。看着身边不考研的同学，整天看电视、上网、打星际。这些都曾经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事情，而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为了考研，不得不忍痛放弃。当然，我所放弃的还不止这些，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虽然她现在已经去了国外，虽然我不知道继续争取是不是会有结果，但那时候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给自己的理由就是——她和我不合适）
2000年12月8日，对我来说，是一生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一天，答应系里一个同学，替他参加概率的重修考试。他跟我是这样说的：“其实我自己考也差不多能及格，但我挂的科目太多了。所以想让你替我考，肯定能考到85分以上，这样就能把这门重修的课消了。”看着他无助的眼神，我实在是不忍心拒绝。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能学会怎样去拒绝别人。我的朋友都说我这个人很容易说话，心太软了。我也不知道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没有做太多的部署和准备，我和他就一起进了考场。一般的重修考试，老师都会检查重修证，但也不是一定会查。所以，我们事先说好，如果真的要查的话，我直接离开考场就好了。结果，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老师拿了一张纸，让我们每个人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本来这也没什么大问题，我们两个只要随便出去一个人就好了。可是在这之前，老师又调整了一下座位的布局，我们本来坐在前后桌，调整之后他还是坐在我前面一排，但却是最远的斜对角。考试进行了十分钟左右，老师拿着那张纸，从后往前让我们每个人签名，很快就轮到我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还有很大的挽回的余地。如果我当时离开考场，也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但是，我的性格却决定了，我不会离开。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尽力把事情做好——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在纸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想就算我们没有事先约定，他也应该能看到我签的他的名字，然后离开就好了。虽然我觉得这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但还是很担心地看着老师走到他的身边。在我签完他的名字之后的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看我，或许他一直在忙着做题。可是签名的时候他也看也不看，虽然我没有看到，但从后来老师的反应，我知道他又再次签下了他的名字。结果可想而知，老师很大声的把我们两个叫到了讲台前，然后没收试卷，把我们赶出了考场。从小到大，我在所有人眼中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学生。可这一次，我竟然以这种方式离开了考场。
出了考场之后，很多系里的同学都闻讯赶来安慰我，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帮我求情。记得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对我说：“党员的事情就别想了，现在只要不要给处分，能顺利毕业拿到学位就行了”。（就在前一天，我刚刚被宣布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离成为正式党员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这是父亲一直以来对我的期望。）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得事情不会这么严重吧，还幻想着连入党的机会也不会失去。
事情的发展正如同学所预计的那样，甚至比他预计的还要严重一些。我们两个都受了处分——留校察看一年，党员的事情更是想也不用想了。这对我来说犹如一个晴天霹雳！！如果不能按期毕业，我该怎么去面对父母和家人，怎么对得起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这样以来，考研和找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不愿意去想，也懒得去想了。整天呆在宿舍里睡觉、打游戏，以此来打发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不幸中的万幸，事情后来有了一些转机。在辅导员和同学的多方努力下，在毕业前夕，我的处分被撤销了。终于可以按期毕业了，但却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考研和工作的事情都因此而耽误了，我的档案也因没有单位接收而直接打回了原籍。
事后，很多人都为我打抱不平，毕竟以我的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得到的远远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去说什么、抱怨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也很快做出了几个重要的决定：不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不立即参加工作；继续复习一年准备考研。
2005年7月6日 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