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的艰难岁月

作者：周宏禹

在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中，大哥是老大，我是满崽，他比我大18岁。
我出生那年，已从临桂卫校分配到旺塘公社卫生院工作了一年的大哥接到一份证书，内容是：该同志响应党的号召，精简还乡第一线，今后工作需要优先录用。落款是“灵川县人民政府”。

这一被“响应”还乡，一过就是十八年。

我老家在桂北山区深处，县际边缘地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从旺塘到老家差不多60公里。那时基本没什么公路，爬山越岭走一趟不容易。相对深山老家，旺塘离桂林市区要近得多。这一“还乡”真要返回大山深处去吗？大哥第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艰难的选择。幸好大哥在卫校读书处的对象就是旺塘邻近南圩村人，双方商定就地领证结婚成家。

大嫂是独生女，家境也还好，日子过的还算安定。可是好景不长，一场变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六八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大哥一家人正在吃午饭，两个挎着56式半自动步枪的民兵突如其来地把他岳父带走了。一家人顿时张皇失措，厄运瞬间降临。

过了一个时辰，有人来通知去收尸。家人拿着两张破席，裹尸拉到村头草草作了掩埋，恐怖的阴影从此笼罩着这个家庭。晚上睡觉都要把大门拴得死死的，还要拿些农具撑紧，生怕再出意外，夜里偶尔听到脚步声或狗吠，都会吓得心惊肉跳。大哥从此得了一场怪病，一蹶不振，四处求医，均无疗效，一拖就是一年。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个现状了，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他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搬家回山里老家去。他自己主意已定，大嫂却有顾虑，她很不情愿在“地无三尺平，出门就爬坡”的大山里呆上一辈子。大哥软磨硬缠、半哄半骗，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亲朋好友十几个挑着全部家当，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举家搬迁回到了老家。

历尽劫波，一家总算团聚了，自然满心欢喜，大哥的病也好了。但生活的艰难又接踵而来，大哥搬回来形成了一个十口之家的大家庭，房子虽然勉强够住，但壮劳力也就三个，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本来就差，支撑一家的生活显然是捉襟见肘。两年后，一家一分为二。

大哥不是个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他从箱底翻出县政府发的“还乡证”，看到“今后工作需要优先录用”字眼，自嘲地冷笑了一声，心想：沦落至此，还“录用”个屁啊！他把证书塞回箱底加上锁，从此死了这条心。他像一头犟牛，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他要拼命干活让家里日子过得好一些。在生产队出工，他很卖力，表现积极，生产队安排他做保管员，他把生产队的粮食收储、保管、分配搞得有条不紊，得到大家认可。收工回家，他养猪种菜，马不停蹄忙到三更半夜，把自留地整得生机勃勃，猪养得肥肥壮壮。不久，他在老屋边建起了一栋新屋。

住进了新屋，他似乎信心更足、干劲更大了。开荒辟地，种粮种菜，家庭副业搞的红红火火。他坚信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改变缺吃少穿的状况，让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可是，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席卷而来，又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公社派出的工作组到生产队来丈量自留地，结果我大哥是生产队自留地超面积最大的三户之一。丈量工作人员在他家门口地坪边发现有9棵荔浦芋，告知每棵折扣5斤稻谷。原来这芋苗是他读小学的儿子种的，此时他儿子正在屋檐下看书，见到这一幕，他拿起镰刀就要割芋苗，工作人员说割了也要算的，气得他“呜呜”直哭，如临大祸。这9棵荔浦芋被折算成45斤稻谷，加上其他超面积作物，一共要在生产队应分给他家的口粮中，扣除230斤粮食。这一刀割下来，辛劳的汗水顷刻付之东流，让他从头凉到了脚。

养猪更是艰难。当时国家搞统购统销，生猪实行购一留一，上交一头“任务猪”，自家才能留一头。在我们那大山里，交一头任务猪也十分折腾，杀好一头猪挑去公社食品站，要走30来公里的山路。为了尽量保持肉质新鲜，凌晨两三点就得杀猪，四五点就要出发，走六七个小时才到位。那一年大哥杀好了“任务猪”，夫妻两挑去食品站，验收员盯着猪肉的杀口看了又看，问大哥口子怎么那么大？大哥就照直说，小孩缠着要吃猪红，没油煮，我在口子那割了大概二两肥肉煎油。验收员没说什么，就填了验收表，数量质量都没问题，但在表格边缘作了个注：不能开证。不开证就等于白送了，家里的过年猪也杀不成,这可怎么办？他看那“注”写在边角，想了个歪点子，找来小刀裁去表边的“注”，居然开到了“统购证”，他诚惶诚恐，拔腿返回。

那时生猪的派购，公社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交一斤鸡蛋和一只鸡，年复一年大家也习惯了。这一年大哥交了任务猪，去交鸡蛋和鸡时，又遇上难题了：验收人员说政策改了，要交两只鸡。从山里走出来几十公里去哪再弄一只鸡呀？验收的才不管你呢，说你去市场上买来交呗。买市场鸡几块钱一斤，卖食品站几毛钱一斤，谁承受得了？大哥据理力争，与工作人员相持不下，于是工作人员打电话向公社领导请示，领导倒是挺开明，说先打个欠条，今后养有了再补。这才弄到可以杀过年猪的“统购证”。

日子就这么磕磕绊绊地过着，使出浑身解数，也就勉强维持生存。以前家里人围在一块掰玉米、拨种花生壳，大哥总是一边干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的。现在繁重的劳动、身心的疲惫，他是越来越少言寡语了，有时还莫名其妙地怼人。好在还保留着读书看报的习惯，时常关注些农业科技的发展和时事的变化。有一天，生产队耘田，邮递员拿报纸来了，大伙就在田边歇息。大哥接过报纸，只见头条赫然登着*复出的消息，他立刻兴奋起来，大喊着“我给大家念个好消息啊”。他念的振振有词，听的关注不多。有个老者抽完一斗烟，起身把烟杆别在腰间，喃喃着：还是耘完那点田早点收工吧！他不晓得这些与他有什么关系。大哥不一样，他似乎嗅到了点什么，感觉隧道尽头有了一道曙光。

实际上政治气候随之起了变化，上头抓整顿、搞生产的力度大了，东批西斗的紧张氛围有了缓和。大哥的心境似乎好了许多，读书看报也更热心了。他有读文学作品的习惯，每有佳作，必挑灯夜读。有一次他拿一本胡万春短篇小说集《过年》，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念些精彩片段给我们听，还推荐给我读了。这样平静的日子没延续多久，报纸电台又开始鼓噪些奇谈怪论，政治氛围直转直下。这一年他和生产队社员送公粮，一进粮管所就看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巨幅横幅，他顿时怒从中来，牢骚怪话一股脑蹦了出来。粮管所李所长惊出一身冷汗，赶忙跑出来拉开他，劈头就骂：你嚷什么啊，你晓得你讲这些传出去会是什么后果吗？你不怕挨斗？大哥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怕呢。李所长跟大哥很熟，也不客气：你不怕我还怕呢，你给我消停点，赶紧老老实实回家去，大哥悻悻然而返。

又过了风雨飘摇的两年，历史总算走向了拨乱反正的拐点，大哥的命运也随之出现转机。先是他岳父的事平了反，获得了赔偿；接着组织上根据他的表现，发展他入了党；后来又先后做了大队农科员、副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离开了“精简还乡第一线”。
虽然没有得到还乡证上说的“优先录用”，但还是得到了招干考试的机会，通过体检、笔试等程序，最终被录用为乡政府干部，渐次走向副乡长、乡人大主席岗位。

退休了，他又回到山里，拾起农具，过起熟悉的农耕生活，怡然自得。回顾走过的历程，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爱人常自责不该那么早和我结婚，耽误我出去工作的前程，我倒不这么想，不早结婚可能会有早出去工作的机会，但那时的政治运动频繁，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或许现在这个状态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