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价格_价格管制
一 最省事的违反价格管制
1. 张五常最重要的论文
每当价格受到人为干预，就会出现价格以外的竞争，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短缺或过剩。但短缺和过剩究竟会引发那些类型的竞争呢？
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一种价格管制理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首先就是了什么叫价格管制。价格管制和税收不一样。如果一间公寓的租金市价是100元，政府从中要征收40元的税，政府就变成了二房东，也就是说房租的60%归房东，40%归二房东——政府。这叫税。
但价格管制不是收税。政府不要钱。政府只是说，这房子的租金100元太高了，需要加个限制，租金不能超过60元，这样房东就少拿40元。这少拿的40元，政府并没有得到。
这时，张五常在它的论文中提出了两个命题。
2. 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价值耗散
一间租金市价明明是100元的房子，非要按60元租出去，它最后就会落到那些使用价值只有60的人手上。这房子最后就只值60元，而本来应该实现的那40元的价值，就白白的耗散掉了。
只要有价值管制，房东就不会把房子用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房子的价值就会耗散掉。简而言之，就是每当资源不能用到刀刃上时，它就不那么值钱。
3. 人是追求损失最小化的动物
只要存在价格管制，就会产生资源价值的耗散。但人是有对策的，人可不愿意看着那40元白白耗费掉。在人们被迫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时，他们就会选择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的竞争方式。
这些方式，能让资产重新落到估值较高者得手上，要么能改变契约的结构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和竞争损耗，要么是这两种方式的有效组合。不管怎样，人们希望将价格管制所引起的价值耗散降到最低。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损失最小化，是人性同时具有的两个测量。
4. 人们如何应付价格管制
依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在房租管制下的房东，会有什么样的对策？
第一，他首先会纵容一下自己的偏好，比如选择租户。过去，房东唯利是图，谁出的钱多，他就把房子租给谁。现在，反正价格管制了，反正收不到那40元了。这时他就可以纵容一下自己的偏好，实时歧视：有小孩的租房，养狗的不租，养猫的不租。这时第一种对策。
第二，房东可以用捆绑销售的办法。房东对租户说，这房子因为政府的管制，现在只收60元，不过顺便问问你，你要钥匙吗？而钥匙就值40元，这时所谓的“钥匙金”。
第三，在实时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还可能有一些工厂的老板，把房子租给自己的员工，房子的租金不会违反政府的管制，60元而已，但另外的那40元老板可以从员工的工资里扣除。说起来名正言顺：员工能够享受低房租的宿舍，工资低点也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这样的办法，老板就把损失的40元挽救了回来。
实际上，租户最终也要付出代价。去讨好那个房东，是一种成本；去讨好那些中介，也是一种成本，毕竟要让中介给我们找一家原来市值100元，现在只需60元的房子并不容易。
最终的结果是，租户要给中介付“鞋金”。就是说，中介替我们找房子，实在太辛苦，把鞋子都给磨破了，我们另外给中介40元买鞋子用。最后租户付出的全部价格，其实也接近这100元。
这些做法虽然违反了政府的管制政策，但其实还算一件好事。因为他们能够使得这房子尽量回到那些用途价值更高的人手上，只不过是竞争的方式更迂回了，没有直接付钱那么直接了当。
还有另一种规避房租管制的办法，就是房东改变房屋的用途。
不难看出，价格管制月严格，价值耗散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而政府围堵的力度越大，人们采用的对策就越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价格管制之下，形形色色的违法活动以及它们出场的次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二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我们说经济学其实并不难，因为它的原理都很简单；经济学的难，是难在运用上：难在一颗不忘、随时随地地去使用它；难在客观地评价周围的事物，将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剥离出来。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讲经济学理论时没有问题，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整个思想就会发生改变。可见，这些人没有养成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
1. 经济学思维的试金石
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应不应该涨价”这个问题，就是一块很好的检验人们是否建立起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的试金石。
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城市化高度发展，每到春运期间，大量在外工作的人就要回乡，这时就会产生春运的高峰期。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是知道，高峰期就要用价格手段来调整，价格规律可以有效缓解高峰期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这么抽象地说，在经济学课堂上指着需求曲线这么说，没有人会不同意。但我们一旦把它带入一个具体的商品——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人们的感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他们会搬出种种理由说春运火车票不该涨价。
2. 不承认火车票是商品属于鸵鸟心态
人们反对春运火车票涨价的第一个理由是：回家过年不是商品。人们常有这样的鸵鸟心态，在讨论价格的时候，会说那些正在触动神经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价格规律不起作用。谈水费的时候，说水不是商品；谈学费的时候，教育不是商品；谈药费的时候，健康不是商品；谈旅费的时候，回家过年不是商品。然而，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能让人脱离现实，而无法正视问题和寻求对策。毕竟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回家过年不仅是商品。而且可以是昂贵的商品。媒体渲染说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在特定的时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事实上，春运综合征已经不间断地发生了很多年，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正是因为那么多人要同时回家，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这就变成俄奢侈的需求。
3. 春节回家过年不是刚需
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回家过年时刚需。意思是不管价格多高，人们还是要回家过年，因此提高价格只会让铁路系统多赚钱，而不能降低人们回家过年的愿望。
事实上，春节回家过年并不是刚需。过去中国人离开家乡，就很少回去，更不可能每年都回去过年。我们现在之所以每年过年都要回家，主要原因就是交通成本下降了。留学在外的留学生很多年没有回家，其实也一样能过年。
4. 黄牛党可以为社会减少无谓的损失
其实我们掌握了价格理论以后就能明白，之所以会出现黄牛党，原因在于火车票价不够高，人们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也就是排队。排队的过程，会带来无谓的损失。而人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人们为了节省自己宝贵的时间，会请一些时间成本比较低的人去排队，因此黄牛党的存在，可以减少因为排队而产生的无谓损失。黄牛党是为社会减少无谓损失做了贡献的。
5. 春节运力不可能做到毫不吃力
还有一种观点，把问题归咎于我国铁路部门运力不足。这总观点也经不起推敲。我们要想想，每到春运期间，我国就经历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几亿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很快又从另一个地方回到原来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把铁路运输的运力，提高到在春运期间都毫不吃力的话，那剩下11个月，铁路的运力不就闲置了吗？这回造成多大的浪费，造成的损失又有谁承担呢？
6. 垄断商品不是反对市场定价的理由
还有些人认为，火车票之所以贵、之所以难买，是由于铁路垄断。他们接下来说，既然铁路是垄断的，就应该对火车票实施调控，让火车票的价格降下来。
实际上，一件商品，无论是垄断企业还是竞争企业提供的，价格都应该由市场决定。否则，就会出现前面所说的短缺或过剩现象，从而产生无谓的损失。
对于垄断企业——主要是那些通过行政保护而形成的垄断企业，合理的矫正办法，并不是对它们的产品实施价格管制，而是停止行政保护，打开市场的进入通道，鼓励竞争者得进入。否则，仅仅搞价格管制，就不仅不能消除行政垄断，而且还会造成产品分配过程中的无谓损失。行政垄断是错，价格管制也是错，错上加错，并不会变成对。
7. 火车票定价应该参照航空公司的做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买不起火车票。一个人在城里工作一年，付不起这个钱吗？如果他付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在最高峰的时候跟别人竞争呢？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定价完全可以参考航空公司的做法，或者的做法就是票价非常灵活的上下波动。飞机票最贵的时间是腊月二十七值二十九，最便宜的时间是大年初一、初二。
8. 限制火车票价诱发官员腐败
由于过年，人们的需求有了变动，价格本应该随着波动，但是有人否认回家过年时一种商品，于是就去限制火车的票价。火车票价被抑制后，人们就不得不展开价格以外的竞争方式，那就是排队或者找黄牛党。政府再进一步执法，把黄牛党扭送到公安机关，这样人们就不得不展开更加迂回的竞争。其实一种方法，就是对那些有特权能够批火车票的人行贿。曾经就有报道过一名铁路局局长，长期通过票价的差额获得黑色收入的故事。
9 三条对策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的问题，其实有三条基本对策：
第一，火车票提价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运恢复正常秩序时算充分。
第二，怎样提价才合理？年前逐日递增，年后逐日递减，从而鼓励时间成本低的人早走晚归。
第三，提价的后果是什么？部分出价最低（但未必是最穷）的人，不能再春运高峰期成行了。除此之外，其他旅客照样可以回家，但他们并不通过排队来争的车票，而是凭劳动所得，购买充分提价的火车票回家。
春运火车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尾巴，是习惯了市场经济的年轻人了解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个样本。不妨设想，如果其他比“回家过年”更基本的必需品——包括水、电、旅馆、粮食和药物——都实施和火车票一样的价格管制，我们的生活会倒退到什么程度。当然，今天随着高铁和动车的逐渐普及，它们的票价从一开始就定的足够高，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不足的问题，可能会逐渐消失。
三 解除价格管制——果断与沉稳的拿捏
中国过去实施计划经济，人们争夺商品不是靠价格，主要凭票。当时不仅有粮票，还有布票、糖票、自行车票、电灯泡票。那么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取消所有的票证，只用一种票，那就是钞票。
但这个改革并不顺利。1988年第一次“价格闯关”，政府决定放开价格，消息一传出，人们开始抢被单、抢暖水瓶，甚至有抢火柴的，有人买了500盒火柴放在家里，后来发生了火灾。结果第一次价格闯关失败，整个放开价格的行动停止了。过了好多年，价格才慢慢再次放开。
对这个问题，周其仁老师在他的《改革的逻辑》这本书里，有过这样的评论：“全盘私有化，挺上去很过瘾，但这种主张看轻了制度变迁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得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中都寸步难行。”
周老师这本书发布时，我参加了他的发布会。当时有一个圆桌讨论，我就问周老师：要放开中国的价格管制，您觉得要慢慢来，但是您看德国放开价格管制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艾哈德跑到电台里宣布一声，德国的价格管制就解除了。人家是有勇气，咱们是有耐心，勇气和耐心之间，应该怎么拿捏？
周老师反问我：德国一夜之间解除价格管制时，盟军在不在？我说在。他说：盟军在就好办，盟军在，德国就乱不起来，盟军这个稳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改革，是自己给自己改革，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改革就会遇到危险。
周老师的这番话给我很大启发，价格管制时不对的，这一点我们容易理解，但是解除价格管制，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就复杂得多。
当然，现实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不愿意改革的人，总拿社会稳定当借口。不管怎样，要在勇气和耐心之间、大胆和沉着之间进行合理的拿捏不是容易的事情。
四 实物补贴和价格补贴的权衡
我们前面讲竞争方式的时候说过，价格竞争跟其他方式的竞争相比，是最优效率的一种竞争，带来的无谓损失也是最小的。但这时人们会问，如果都是凭价格来分配，那穷人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略作回答，即如果富人不能享受一定的优先，那价格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这一讲，我们将集中讨论针对穷人的解决方案。
1. 桑德尔来到中国
以公正出名的哈佛教授桑德尔来到中国，他记住了这里的黄牛党：有钱可以买黄牛票，看病可以不排队，春运可以不受罪；有钱还能让孕妇超生，让污染企业排污。在这个金钱的时代，我们应该让金钱在社会中大获全胜吗？市场的伦理边界是什么？金钱不能买什么？
这时桑德尔提出的质疑，掷地有声！但我对桑德尔教授的观点却不以为然。
2. 桑德尔的享受要不要花钱
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桑德尔教授自己的个人享受，主要是靠公正的排队来获得的，还是用金钱购买的？
桑德尔教授来到中国推广自己的书，行程非常密集，第一天北京，第二天上海，第三天武汉。这么密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要考飞机、考酒店。但是飞机和酒店争夺的人非常多，要是排队，他是排不上的。他靠的是用钱把需求较低的人赶走。
3. 桑德尔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桑德尔教授的一个策略，是不间断地提问题，但从不给答案。他没有回答一个其实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用钱来决定，人们竞争一种稀缺资源时，应该凭什么？
不用钱，就只能通过别的竞争方式，而我们知道别的竞争方式带来的问题更大。
4. 帮助穷人：事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
事实上，经济学家之间早就形成一个共识，不论是左派的经济学家，还是右派的经济学家，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识——怎么帮助穷人的共识。他们说：帮穷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以金钱的方式给穷人补贴，同时让市场发挥它自身应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商品的价格。
我们给穷人一瓶牛奶，他就只能得到一瓶牛奶；给穷人牛奶劵，它就能够从不同牌子的牛奶汇总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但如果给穷人钱的话，他就不仅可以选牛奶，还可以选鸡蛋、蔬菜、肉类、甚至还可以选择不要食品，而要更好的居住环境，或更好的教育条件。
大部分经济学家总是相信，给穷人钱比给穷人食物，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中，政府经常不给穷人钱，而是给他们实物；或者不给实物，仅仅是对那些实物，例如住房、面包、牛奶等，实时价格管制。
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穷人，原因有很多。第一，如果给穷人钱，政府必须自己先有钱。政府自己找钱的本事不大，只能印钞票或收税，但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而实施价格管制，好处在于自己不用掏钱，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了，就算把好事做了。这种举手之劳的事情，官员比较乐意干。
第二，政府有父爱主义。他们不相信穷人，怕钱给了穷人以后，穷人会乱花。因此他们就给穷人实物。政府知道穷人缺面包、缺牛奶、缺教育，就把实物发给穷人，觉得只要给了实物，就能真正帮助到他们。至于穷人深层次的匮乏和难题，政府官员很难深入体察和救助。
第三，实物补贴可以假公济私。实施实物补贴，官员就可以优先让那些跟自己有关系的商人给穷人提供实物。例如给穷人牛奶，谁来提供牛奶呢？当然是跟官员关系比较好的牛奶供应商，他们能得到政府的订单。
5. 公交补贴：把钱交给公司还是市民
补贴穷人，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是补贴那些商品的提供商；而是以货币的方式，直接补贴那些受益人。前者补供方，后者补需方。两种办法，效果迥异。
例如一个城市，要补贴公交系统，有两个办法：一是把钱直接交给每一个市民，二是把钱交给公交系统。在这两种不同的补贴形式下，公交系统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别。如果钱直接来自政府，那么公交系统要讨好的也就只有政府一家了，它只要集中精力公关政府，让政府相信它就可以了。至于乘客是否能得到优质的服务，则不在它关心的范围内。很多大城市，随着时间的变化，市民居住的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公交线路本应随着居住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进行新的规划，但我们发现很多大城市里，公交路线多年都没变过。
如果反过来，钱是直接给乘客的，那公交系统就会从讨好政府转为讨好每一个乘客，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重新规划公交路线的积极性就会大增。
6. 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建议
补贴教育，也是类似的事情。政府要补贴教育有两种方法：一是把钱交给家长，二是把钱交给教育机构，交给学校。
政府通常都采用后者，把钱直接交给学校。这时学校要讨好的对象就是教育管理部门。而教育质量如何、学生和家长是否满意，则很难说。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常年主张在美国实施教育券制度，其实质就是要从补贴学校改为补贴家长和学生。他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向家长发放教育券，让家长自由择校，那些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由于教育质量更好吸引到更多学生的学校，就可以凭着家长交来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教育经费。这种补贴方式的转换，实际上就给了家长和学生更大的自主权，让教育体系市场化。
当然，弗里德曼的这个建议，到今天都没有实现。因为美国中小学都要强大的工会组织，他们对这种市场化的建议一直有着顽固的抵抗。
在权衡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之后，我们发现，要真正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货币补贴是更好的选择，不仅浪费更小，效率更高，而且还给穷人更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