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镇正好千年的景德镇拥有近千年的光荣，但如果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重新证明自己，那么过去的历史越辉煌，“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失落感就会越强烈
瓷都之争
2004年是江西景德镇建镇1000年。从1004年（宋景德元年）宫廷诏令此地烧制御瓷至今，中国凭一个产业兴旺千年的城市，绝无仅有。
但是，当本报记者7月份来到景德镇时，却在与当地官员和市民的接触中，嗅到了一股浓烈的焦灼气息。
今年4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将“中国瓷都”的称号授予了广东潮州。6月19日，潮州将“中国瓷都”的牌匾扛到北京，推出规模宏大的珍品展销会和新闻发布会。
对于一座以陶瓷为图腾的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瓷都”封号竟然旁落，此事对景德镇的震撼可想而知。
整个7月，当地官员一提“封都”二字无不动容。围绕“封都”事件的当地舆论随之沸腾，纷纷抨击该评选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乃至有6名律师自愿组团，要为景德镇“讨回公道”。
在景德镇看来，“瓷都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评出来的”。随意使用瓷都称号“是一种滥用协会权力，挑战市场规则，损毁民族精粹，自毁世界品牌，败坏世界无形资产的恶劣行为”。
但在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看来，景德镇代表的是过去的荣耀，在历史基础上评价中国各大陶瓷产区的实力消长，才是客观公正的市场原则。
贡品文化
不管景德镇是否会同上述两家协会打官司，能否打得赢官司，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近20年来景德镇陶瓷产业已经走向衰落。
据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介绍，改革开放之后，景德镇陶瓷仅以艺术瓷为主，日用瓷上的新进展几乎是空白，全市陶瓷年产值长期徘徊在10亿元之下，仅相当于佛山一家上市公司鹰牌陶瓷的年产值。
该协会说，现在全国八大陶瓷产区的竞争正风起云涌，领先的地区，其产业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国内，更体现在出口贸易中。而无论出口还是产值，景德镇均不及潮州的十分之一。
撇开古时的辉煌不提，直到1970年代末，陶瓷产业的规模，无论潮州还是曾与景德镇并称三大古瓷都的福建德化，均难望景德镇的项背。
但是，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开始走向市场经济，近千年来一直主要为官方服务、靠官方订货生存的景德镇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由于景德镇瓷器长期作为贡品，景德镇的陶瓷行业也打上了深深的“贡品文化”烙印，其中的一大特色便是“不计成本”。
在景德镇成化官窑遗址中，有许多破碎的瓷片。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一平分析了其成因：“根据目前的发掘成果可以基本断定，为了保证皇帝们独享最高水平的陶瓷产品，在很长时间里，因为怕民间仿制官窑，所有的试制品、残次品，甚至超过皇帝需求的合格品都要被统统打碎，细心挖坑掩埋，留下一窝窝陶瓷碎片”。
计划经济时代，“贡品文化”继续延续。景德镇几大国有陶瓷厂的产品多数由政府采购，其中相当部分是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赠品，这使其国有陶瓷企业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工艺改造上，成本意识淡薄。
景德镇辉煌了将近千年，但那里的陶瓷行业却从未形成市场经济下企业经营的基本概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步履维艰
到1990年代初，主导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国有陶瓷企业就跟同一历史阶段的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在体制、机制、冗员、债务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积重难返、步履维艰。
那时，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省份的民营企业正在积极引入资金，迅速放大产业规模。但是，景德镇并未在同行的崛起中迎来自己的“梦醒时分”———当地政府没有选择股份制等市场经济手段改造国企，相反，为了快刀斩乱麻地卸下包袱，1995年10月，采用了“化整为零”的策略，十家大的国有陶瓷厂迅速瓦解。
这一年成为景德镇陶瓷产业加速衰落的第一个“拐点”。此后，在传统产品式微、销售渠道衰落、市场低价混战、民营企业出国展销困局的系统性紊乱之下，即使拥有历史遗产，景德镇瓷业的产业竞争力也难免江河日下。
曾经名列景德镇十大国有陶瓷厂之首的建国瓷厂前总工程师邓希平对本报记者回忆说，1995年该厂被切分成32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她就是在那时被迫选择创业的，而建国瓷厂随后不到10天就停发了工人工资，至今她仍然觉得气愤。
国有陶瓷企业的衰落侵蚀了传统名牌产品勃发的根基，又迅速殃及江西省陶瓷销售公司和江西省陶瓷出口公司———这一内一外两大国有陶瓷销售主渠道随之瘫痪。
由于景德镇地处内陆，国企化整为零成为民营企业后不可能迅速培养出打开国内外市场的营销能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景德镇的陶瓷企业自然而然地首先陷入价格战。
比如，玉风瓷厂的名牌产品“玉风”走俏市场时，就有仿造厂商以“王风”、“玉凤”等鱼目混珠，价格上，真品卖5元，仿冒品则只卖2元，甚至1元。其恶果是传统名牌产品的迅速下滑和民营企业的利润微薄、成长乏力。
海外展销则因为缺乏严密组织而弊端丛现。当地陶瓷协会资深人士透露，民营企业自己组团海外，经验不足，常常亏本，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南非，展销会门可罗雀，短短几天，有一名私营业主最多亏损10万元———无计可施的小老板们竟然聚集在我国驻外使馆前“反映情况”。更离谱的一次是在德国，恰逢国家领导人出访，展销不但效果不佳，反倒拖累名声，以致国家领导人都大皱眉头。
其恶果超乎一般人想象：景德镇市政府在2002年11月开始严格限制本地民营厂商出境，用了“管理护照”的怪招，当年签发的8000多本因私护照，据说大部分放在公安局“代为保管”，要出国时，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取出来。这使民营企业海外开拓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消彼长
谁走在改革前列，谁就赢得市场的青睐。与景德镇恰成对照的，是福建德化和广东潮州这些改革开放政策最早惠及的沿海地区。短短十几年，它们就将引领中国陶瓷行业近千年的景德镇远远甩在了身后。
1995年时，潮州陶瓷产业的规模与景德镇大致相当，5年之后，潮州已经坐拥1万多家民营陶瓷生产厂，其“原料标准化、燃料洁净化、生产自动化、配套专业化、产品高档化”的产业集群模式，爆发了极大的产能———卫生洁具的生产占全国总产量57％，年产3400多万件（套），出口额占全国一半以上；电子陶瓷年产1200亿只，占全国70％、世界50％。产业资本集中后又自然寻求专业化生产，最快形成拥有工艺瓷、日用瓷、卫生洁具、仿古瓷、圣诞瓷、环保瓷、电子陶瓷等门类最齐全的全线产业链条。
德化也在这一阶段独辟蹊径，迅速赶超景德镇。在景德镇陶瓷海外展销屡战屡败之时，德化利用闽商的海外关系，陶瓷贸易和工业制造双管齐下，发展成以出口为导向的陶瓷产业，目前德化1100多家陶瓷企业，绝大多数以外销为主要赢利点。2003年，德化县陶瓷的产值为53.1亿元，其中出口约5亿美元，占总产值80％以上。
事实上，潮州在宋代便拥有绵亘两公里的“百窑村”，产瓷的历史几乎与景德镇同样悠久。但与景德镇不同的是，潮州作为著名侨乡，有着相当成熟的企业家群体和营商传统，潮州商人在海外更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
在市场本能的驱动下，潮商不断寻求产业升级的新动力，最典型的表现是利用陶瓷技师的“挖角”行动加速工艺改造———最激烈时，甚至由潮州分管陶瓷工业的副市长亲自带队，到景德镇展开“技术专家招聘”。随后，来自景德镇的大师级技师都被潮州的陶瓷企业高价“供奉”着，———吸引力据说有三点：汽车、房子以及新创产品按产值提成。潮州企业家开出的优厚待遇，甚至连日本的设计师也“孔雀东南飞”了。
人才外流反过来减缓了景德镇的产业研发。景德镇开始“留不住人”了。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的学生，分赴沿海知名陶瓷产区，光流失到佛山的，保守估计在3000－5000名之间。
这一趋势到了2000年之后，已经难以逆转。2003年，潮州陶瓷以116.8亿元的年产值和6.43亿美元的出口额，成为现代陶瓷生产的“集大成者”。
国宝民粹
和丝绸、茶叶一道，瓷器曾经是中国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中国瓷业的象征。因此，在景德镇的瓷窑里烧制出来的，决不单是瓷土高温化学反应的工业产品，而且是附载了中国传统工艺和审美文化的文化载体。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但像景德镇陶瓷这样千年积淀、传承至今的文化载体，如果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
24户“陶瓷世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传承。1994年，在建镇990周年之际，景德镇市政府授予24户人家“陶瓷世家”的称号。正是这些中坚力量的存在，景德镇才得以成为陶瓷教育、科技和品牌之都。
景德镇红旗瓷厂高级工艺师孙立新家就是“陶瓷世家”之一。孙立新是孙家从事制瓷业的第四代，他的曾祖父孙洪元是景德镇制作大件和琢坯的高手，曾经经营“孙荣记”作坊；祖父孙振东是建国瓷厂的高级技师，父亲孙同鑫则是工艺美术师。
孙立新的祖父孙振东供职的建国瓷厂是新人辈出、藏龙卧虎之地。196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外来女青年邓希平，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为在颜色釉研发上屡建奇功的总工程师。
1976年，作为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邓希平第一次用“0号柴油”取代耗资巨大的松材（此前该产品一次窑要烧掉7万斤松材），并创造了一个新品种———“钧红”釉。随后，她又试验用稀土发色，把0.5毫米厚的稀土上在瓷胎上，经过1350度的高温后，形成一圈圈七色的彩虹，这一“陶瓷彩虹釉艺术瓷盘”在1990年获得国家发明奖，并获第39届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
邓希平的职业生涯全部系于“高温颜色釉”，这是与“青花、玲珑、粉彩”并称景德镇四大名瓷的产品，工艺之精纯，在全球的文化渗透力之大，至今仍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世界名牌。
即使国有瓷厂瓦解，景德镇工艺创新的民间动力一直存在。陶瓷世家孙同鑫和孙立新父子在红旗瓷厂开办了“孙公窑磁器研究所”；邓希平在建国瓷厂瓦解后成立了“邓希平工作室”。
虽然“邓希平工作室”目前才20余人，规模化生产尚需时日，年产值不到100万，但近十年的积累，她开始有能力在当地“新都民营陶瓷园”购买1000多平方的厂房。
从产业角度看，邓希平的工作室仍是不折不扣的小公司，但这特别容易掩盖其真实价值：邓亲手制作的作品已是国宝级的，不少作品分别被景德镇陶瓷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收藏。2002年，中南海紫光阁在景德镇收了二十几件作品，其中邓的作品就有6件。邓的“300件郎红釉美人肩花瓶”多次选作国家主席出访的国礼，其中一件被收藏在日本天皇宫中。
重振之道
这些从建国瓷厂等老牌国有企业脱身创业的工艺人才，能否成为景德镇重振雄风的中坚力量呢？
答案似乎仍未明朗。
即使是脱胎其中的工艺人才，优秀如邓希平等，在接近10年的摸索中，也很少走上现代规模化企业的康庄大道。
究其原因，首先是分解国有大厂之后遇到难以形成规模和工艺提升的难题。邓的突破性研发，均在建国瓷厂；“邓希平工作室”仍未获得足够的资本原始积累以供研发升级，邓感慨道：“希望要有很高的经济效益的话，可以搞特种陶瓷，但我连测试的设备都没有，怎么搞啊？”
更重要的，或许是企业家人才稀缺。景德镇从来都不缺优秀的工艺师，但几乎没有出现过能把工艺师们的工艺产业化规模化的企业家。这正是邓希平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记者注意到，邓希平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她说：“我们现在没有专职的营销人员和策划人员。新厂房建起来之后一定要有。”
当地政府很可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几年内，景德镇市长7次带队赴潮州“取经”。
显然，走出传统思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谈到是否有意引进资本扩大产业规模，邓希平的忧虑是，“产业规模一旦做大，可能导致产品单价下跌”。对咄咄逼人的潮州现代企业运营模式，邓希平仍持观望态度。谈及最大的愿望，她说：“我要在新厂房建一个很大很大的陈列室，将历代高温颜色釉的精品集中展出，告诉人们哪些才是历史上最好的颜色釉。”
邓希平所经历的建国瓷厂和“邓希平工作室”，可以说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在景德镇采访了一周，记者感到，文化归依和文物心态，几乎是景德镇官民共同的情结。
景德镇在保护历史文物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这一点有目共睹———景德镇市政府以前在御窑旧址办公，为了保护御窑址，已下大力气全部迁出，并将这里建成御窑址公园。
但是，历史和现实能否在今后找到结合点？在重振千年瓷都的路径选择上，“历史与现实失衡”是否会演变为“文化和产业失衡”？在由历史荣耀转化而成的现实压力面前，景德镇是否会走上摈弃传统、押注产业规模的歧途？
采访中的一天，记者路过御窑址大院前，追古思今，忽然想到，景德镇瓷器会否同御窑址一样，永远定格在历史文物上？
此时恰逢夕阳西下，余辉散淡，周围一片寂寥，记者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颤。
表1：三个主要陶瓷产区产业状况比较
地区 2003年销售额 出口额 陶瓷企业数量
景德镇 10亿元左右 约1000万美元 2400家
德化 53.1亿元 约5亿美元 1100多家
潮州 116.8亿元 6.43亿美元 1万多家
（资料来源：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德化部分是本报记者调查所得）
表2：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评出的陶瓷八大知名产区
●广东：佛山、潮州；
●湖南：醴陵；
●江西：景德镇；
●江苏：宜兴；
●河北：唐山、邯郸；
●山东：淄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