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好经济学、金融学
------一位北大CCER研究生的经济学、金融学学习感悟（转）
一、“活的思维”与“死的知识”
由于现实世界太过复杂而且布满不确定性，远非有限的生命用经验能够理解，因此先哲们基于一系列假设把现实世界简化到从概率上来说正确，从复杂程度上来说可认知的程度，就得到了知识（理论）。但正因为简化，所以知识是不完全的，即使是对于同样一个事件，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简化的标准不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艺术等学科会从中得到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的，但也都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是对已发生的事件的总结，而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总是布满了向其他方向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些已经被简化的“死”的知识不能使人有效的把握这些“不确定性”；只有“观察——简化——推理——判定”的“活”的思维习惯才能帮助人相对正确的简化现实的世界，超越表相，把握脉络，在理论上做出创新，在实践中高瞻远瞩；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才能让人在实际生活中把那些简化了的东西还原回去，把握好细节，把握好不确定性，使得具体的措施具有可操作性，使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得以调和。
当一个人开始思考人生和社会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复杂，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等方面无不影响着这个世界的进程。自己在那一时刻深感这种复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个人如此的无力和渺小，天真的想要博览群书，全面的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以“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希冀找到一条由“真理”铺就的道路，然后“坚忍不拔”但却“一劳永逸，不加思考”的走下去，以获得一段幸福的人生。因此自己奉行着“博而不专”的学习方式，把文学、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军事等所有的知识都视为自己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考入北大也是爱这里“兼容并包”的理念，幻想自己可以大量的阅读经典的书籍，旁听许多名师的课程。自己艳羡钱钟书先生“横扫清华图书馆”那样的生活，而且为之付出似乎所有的心血。
但我还记得三年前自己初次踏进图书馆的那一刹那既兴奋又痛苦的心情:兴奋的是这里有这么多好的藏书，六年的奋斗使他们终于属于自己；痛苦的是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看不完这里的藏书。我已经意识到“横扫图书馆”的生活并不属于我，因为这既不可能，也不可以。
说不可能，是因为即使只在社科的北侧，那里有历史，传记和所有的外文书，一个个的架子，我又能读多少？即使只是经济学中的金融学中的资本市场，涉及的已经成形得基础知识也包括Asset Pricing , Corporate Finance，Microstructure, Derivatives等等，还有与之相关的Accounting, Banking，以及太多太多的数学，更不用提Google上永远搜不完的working paper。看到三个架子的书，敬畏和惶恐的心情已经彻底压倒了当初的兴奋。
说不可以，是因为自己本科无系统无方法的阅读过不少的书籍，但这样的四年使自己既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维持自己的生存，又不能在学术上看到哪怕是点点的希望。而且自己逐渐发现，虽然每一个领域都如此的吸引人去思考，每一套理论体系都能解释很多的现象，但没有一个理论能解释和预言所有的现象，没有一个理论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
虽然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梦想“既不可能，也不可以”，但又不知应如何。我顽固着“博而不专”的偏好，很辛劳也很痛苦。自己很诧异这世上优秀的人怎么会用同样的时间融合那么多的知识？我猜测他们有独特的方法，能够简化如此复杂的知识，能够如此有力的面对这个布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想知道他们的秘诀，让自己心安，让自己过的不那么艰难。
衣带渐宽的折磨，总会有蓦然回首的欣喜。到了研二，有一次问林老师“您有那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做，有那么多的会议要参加，您怎么会有时间看那么多的文献，然后在那么多的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呢？”林老师的回答很精炼:“我不是看了那么多的文献才提出自己的见解的，对每一个现象我都是先自己观察，自己思考，理清其中的逻辑脉络，形成自己的观点后再去看别人的文献，这样你可以知道每个人的贡献在何处，缺陷在何处，你会发现事实上很多文章是不值得看的。活的思维，远比死的理论重要。”
随后的日子里，我不断的思考这段话，相信“活的思维，远比死的理论重要”。开始放弃自己的“博而不专”的习惯，不再以“真实有用”作为评价理论的标准，注重培养自己的思维，分析理论观察了什么，简化了什么，如何推理。不再希冀自己有一天能汇聚百家之才，了解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史实，而只是练习自己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观察、简化、分析每一个事件，要求自己去思考而不是记忆。研三在政府管理学院听课，路风老师、傅军老师和朱天飚老师也非常强调这种“观察——简化——推理——判定”的思维过程，而不是那么在意事实和理论。有了这样的练习，自己就很清楚大量知识性的书籍是不需要阅读的，也逐渐在摸索应该怎样阅读人类历史上不多的经典书籍——虽然这些书也不少，但相比于北大图书馆，已经是大大简化了。慢慢的，自己终于了解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习知识，也没有任何知识可以在复杂多变的真实世界中给出确定性的答案，可以让人不加思考的执行就获得幸福。教育的目的只在于培养人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使人形成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懂得如何去观察这个世界复杂的现象，对其进行简化，提取重要的信息分析、综合，然后做出推理、判定，最后依据事实反思、修正自己思维的过程（能得出这个结论，可见CCER的经济学教育是比较成功的）。有一个合适的目标，把握了一个合适的方法，这样就少却了很多的痛苦。自己也逐渐建立起了面对未来的自信，知道虽然没有什么知识能把握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但思维可以面对一切的不确定性！
更何况，无论对于学术还是社会来说，创新都是最重要的。在学术上，沿着别人的道路，用无意义的技术手段得出已知的结论无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在社会上，现有的商业模式已有了漫长的历史，只有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创新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既有的理论和知识有助于创新，但假如没有良好的思维，一个人很难对复杂的世界提出更加有效、一致的简化标准，提出好的理论；也很难发现一个新的市场，使得自己和消费者同时获得收益。
现实不但要求我们简化纷繁的表相，也要求我们把那些理论简化了的东西还原回去。假如一个人不知道是如何简化的，有时也难以还原出来，可能导致他在理论与现实之中挣扎。我自己就曾错误的理解了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一来忽视了校长这句话很可能是针对那些已经在某一方面很有造诣的学长们说的，二来没有把握到“兼容并包”也有一定的度，越过了这个度只能一事无成。
虽然思维比理论更加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学习理论而自由的放纵思想；恰恰相反，要获得思维，理论是最好的练习。好的理论能有效指导对现实的观察，把握社会中最重要的变量，除了极少数天赋极高的人物以外，很少有人能不学习理论而直接从现实中悟出应该思考什么，可以放弃什么。很多商人作了一辈子的生意，总觉得国家的经济政策毫无规律可循，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假如上一辈的人可以只依靠勇敢致富，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知识和更深一层的思维可能更加重要一些
(二）数学和经济学
经济学是可以不用数学的，个人认为数学最重要的优点在于增强了理论的可证伪性，同时能够简洁地说明整个逻辑过程，避免了在论证过程中“偷换概念”的现象。首先，一个无可证伪性的理论是没有学术意义的，例如我们无法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这样的命题进行证伪，因为作者总可以声称失败的国家“不够强大”。这样的理论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帮助。其次，在金融、宏观、计量等方面很多事情用文字来说往往说不清楚，简单的数学推理却能使人一目了然。最后，用文字叙述时往往会出现一个要害变量在上下文中内涵不一，这使得文章很不严谨，假如用数学变量来定义就会减少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但经济学绝不等于数学，很多概念很难被精确量化，例如公司治理；很多事件发生的次数太少而难以用计量的办法，例如经济形态的变迁。数学只是一种工具，让人
更好的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数学不是目的，数学化经济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经济学中所用的数学知识其实并不那么多，也不那么严格，而且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时代所用的数学工具也很不同。因此，学好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与统计就足够了，保证自己有把握任何数学工具的能力，而不要奢望自己能穷尽所有的数学分支。假如发现自己应付考试都有问题，那原因很可能不是数学不好，而在于没有了解理论的脉络，被动的应付孤立的模型，而没有能够简化出一个脉络。
（三）受经济学练习后值得注重的一些问题
正如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同一品质，每一个学科也是如此。经济学基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理性人的假设抽象出这个世界某些重要的变量，构建了相对完美的理论框架，对现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是，不能认为经济学解释了整个世界，忽略甚至排斥其他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或变量是非常狭隘的。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经济学是一个有很强实证主义色彩的学科，认为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被观察和解释，因此倾向于采用定量的方法以来解释这个“客观”的世界。但事实上解析主义对现实也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方法论认为思想集成决定社会，而思想集成是变化且难到寻找的，因此偏向于定性研究，理解社会是如何形成的。索罗斯《开放社会》一书就有很强的解析主义色彩。
另一方面，经济学是一个强调“演绎法”的学科，她完整的理论框架使得对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理论出发得到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但千万不能只演绎理论解释现象，更要学会归纳现象得出理论。例如，对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往往只会看到市场经济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逻辑演绎表明经济发展的原因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
当他们发现市场的作用可被验证以后，对理论的迷信就更加深了一层，往往不再去想有没有其他理论没有阐述过的重要变量在起作用。在这一点上，对比亚洲四小龙与其他未能发展起来的国家的异同，归纳四小龙所共有而未发展国家所缺乏的变量，林老师发现了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而政治经济学者则从中看到政府的作用和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提出了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
最后，不要对自由市场的理念、经济学、甚至经济本身有过度的崇拜。自由市场来自于鼎盛时期的英美的经验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用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但我们不能仅仅从这一个视角去分析现实，把这些理论当成“真理”甚至进一步的想用“真理”来改造世界就很危险了，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约束条件，而很多这样的条件是被经济学所“简化”了的。经济学有很强的分析横向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能力，但却很难分析纵向威权关系（hierarchy）配置资源的能力，而家庭、企业、政府、法律和军事系统都是以威权关系构成的重要社会组成部分。最后，随便翻一本历史书，你都会发现经济仅是其中的一章而不是全部
三、理论与实际
假如思维是对理论的简化，那么理论就是对实际的简化，也就是说，“理论是一种信息节约的工具”。正因为是简化，所以理论永远是“不真实”的“地图”，但正是这“不真实”的“地图”，才能使我们与实际拉开距离，了解这个世界的概貌，超越无聊的琐事。当我们有了一张“地图”以后，回到这个复杂而且信息高度不完全的现实世界，我们才能捕捉和把握时代的机会，节约有限的生命，走得更远些。
“理论结合实际”或许是我最顽固的意识形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就在中考以来的历次考试中被背得滚瓜烂熟，不知不觉中早已被洗脑。从本科到研二，我一直不能理解理论和实际的区别与联系，总觉得自己学习的理论是“不真实”的，天天都会问自己:“我学的东西有什么用？”在经济中心的第一年自己极端的郁闷，因为选择中心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学习经济学，了解市场的运行机制，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可能的话作一些建议和分析以帮助穷苦的人民过得好一些。但经济学告诉我，最优时企业的利润应该是0，宏观的经济波动可以用一棵树上长果子来解释，这与我的常识截然相反。整个一年自己的思维相当的混乱:常识没有错，这世界上有很多企业有高额的利润，它们的利润不是0；宏观的波动与千万个市场主体以及政府有关，这和树上长果子有什么关系？理论也没有错，很多人在学习它并用它对现实做了很好的解释，而且其是用数学“严格的”推导出来的；我的大脑似乎也没有问题，“真实的世界”是和理论不一致。于是，我怀疑经济学，害怕自己不断地在浪费生命学习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我也怀疑自己，认为自己的智商有问题，不但因为自己没有找到理论和实际的桥梁，更可怕的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寻找这样的桥梁。
对于这个问题，同学之中有些人认为理论很美，而且现实就是如此；有些人认为理论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在中心的学习只是为了将来的工作有一个更好的起点，是必须支付的没有什么意义的代价。老师之中，有人认为经济学很大程度上是nonsense，有些也认为经济学解释了一切，有些则认为我们应该为了学术而学习，因此受学术规范的练习比问现实是什么更为重要。我不断被这个谜所困扰，我需要一个答案，否则我的内心没有前行的动力和信心。
很幸运的是研二林老师第一次上课就谈这个问题，他为我们挑选了几篇文章，最重要的就是Friedman, Milton (1953)，“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我从那里深刻的理解了“假设与现实的无关性”，了解了“理论只是一张地图而不是现实的路径”。读完那一组文章是一种解脱，隐隐体会了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亦”的心情。从此明了我不用在“真实性”上做任何纠缠，我不需要精确的描绘每一方面而只需要抽象出轮廓，这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已经足够了。逐渐的喜爱上经济学的假设，惊叹于其能从一个个活生生复杂甚至疯狂的人身上提炼出“理性人”的假说，而且以此为基础对这个世界作了如此精妙的解释。用竞争导致的0利润刻画出市场的均衡，为市场的效率找到了一个如此简单的参照系；用一棵树上长果子描写了整个经济的波动，抽取掉复杂主体的复杂动机，用如此简单的数学严谨的表达出“波动”，实在是很美。
现在在我的心里，理论是对现实的简化，简化后的理论既是现实又不是现实。理论来源于现实，但决不会和现实“一致”。每一个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某一方面在这个理论的意识形态下做了一定的刻画，因此其必定是不完全的。只是现实太复杂而人的分析能力、记忆能力和生命都是有限的，因此我们非常需要用不完全的理论来简化现实，节约信息以帮助我
们了解这个世界。所以，尽管理论只是一张很模糊而且有很多错误的地图，但拥有它比自己茫然的摸索要好得多，因为很少有人有那么好的天赋，不学习理论就可以了解全局的概貌，拥有理论能帮助人减少犯方向性错误的可能性，从概率上提高猜测的精确度。当然，不同的理论对“同一个现象”有不同的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哪一个理论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要害在于这些理论的假设（assumption）截然不同，相信或者说更偏好哪一种理论则
是个人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不同情况下运用不同的理论去分析则是一种艺术。
虽然理论与现实“无关”，但并不意味可以随意的对现实做出简化，理论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一致、简化和可猜测性。一致性指的是运用理论去分析已知现象（被解释变量）时，其解释变量是固定的，不能增加或者改变；若非如此，则还需要另一个理论来指导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变量，这就达不到理论信息节约的目的了。例如股票市场中的技术分析（technique analysis），事后总可以用一个标准来证实市场的走势（被解释变量）是可猜测的，可惜的是事前很难在矛盾的标准（不同的解释变量）中做出选择。
所谓的简化，是指要用尽可能少的变量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不但要在空间上稳定，而且要在时间上能够承受历史的考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节约信息。正因为追求简化，所以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一定相当抽象，相当的“不真实”。很多人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但这些理论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其不是为了中国现阶段的情况而写的，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分析整个世界各个时代的现象。用50个变量对中国现期的市场可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但一方面这么多的变量已经很难节约信息，也无助于人脑分析，因此是一种描述而非理论；另一方面这些变量很可能是极不稳定的，例如某份文件的精神对另一个国家或者在中国的另一个时期可能就毫无作用。
可猜测性是指理论所猜测的结果在可接受的置信区间内应该成立。理论的正确性不在于能够100％猜测未来的，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假如把握两三个变量就能使你做出相对精确的判定，已经大大节约了宝贵的生命。
假如同时学习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注重不要把两个体系的框架混淆起来。同样一个事件应该从不同的方面展开思维，但在严格阐述问题时一定要注重学术标准。自己在写毕业论文时就犯了这样错误，初稿阐述完经济意义以后就开始论述政治经济学上的“发展意愿”，还用管理学里的“strategic determination”做比喻，这些问题的确相关，但对于经济学论文来说，是非常不严谨的。
基于理论与现实无关的看法，我也比较赞成朱天飚老师所说的，假如你只想研究理论，实践是不必要的。每一个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工作很轻易陷入无穷多的琐事，这些琐事对于理论所要求的抽象的能力有害无益，甚至让人把一切都归结于人际关系。更何况，每一种理论都有很长历史的积淀，有自己的体系和范式，学者只需要在这一框架下用既定的逻辑分析问题就可以了，即使是颠覆性的创新也来自于对既有框架的深刻了解。而没有理论的指引，仅仅实践也无益于提出理论上有价值的问题。即使是Coase，他也是先受过理论练习，才在理论体系中找出未被人解释的一环，他在企业的经历只能被视为是研究的一部分而决非实践。客观上，这么多在企业“实践”的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知没有理论的练习而在“实践”中提出好的理论是怎样的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假如一个人只是想做学术研究，实践实在是不必要的。
理论决不是枯燥的，高深的数学相对于现实是一种简化，一部部巨著，一首首诗篇、一部部电影、一幕幕舞蹈、一曲曲音乐相对于这个世界如何不是一种简化？《战争与和平》展现了伟大的1812，《长恨歌》描述了浪漫的爱情与残酷的现实，《Citizen Kane》刻画了一个生命的光荣与悲哀，《天鹅湖》让人看到爱情的冲动与脆弱，《田园》激发人对自然的向往……没有谁能用更简洁的文字、画面和音符展现给人类如此深刻的美感，所以说热
爱理论，并不代表不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