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的时候不经意看到中央2台对林左鸣的专访，他的谈话不仅对自身职业有着透彻的理解，而且对整个国内经济也有着清晰研判，当时就把他的名字记了下来，下边的文章是从网上摘抄下来的，希望能作为以后技术之路的借鉴！
美俄两国在军工产业发展改革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一个商办官助，一个官办无助。两条不同之路，留给我们诸多思考。中航工业的掌门人林左鸣，用独具的慧眼，洞悉了不同道路背后隐藏的深刻原因。本文是他在2010年3-5月间在国防大学学习期间思考的成果。原文的标题是《关于国防工业企业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为军民融合奠定坚实发展基础的建议》，文章观点独到、鞭辟入里，对我国国防科技工业走出一条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军民融合式的发展道路具有借鉴意义。文中林左鸣提供了5条锦囊妙计，具有很强的实操价值，它们是，多主业发展、转变产业资本、借助资本市场、政策支持和集约化经营。现全文发表，与诸君共享。
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去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专门研究了军民融合式发展的问题。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式发展，实现军民产业良性互动，不仅是新军事变革条件下提升国防装备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迫切需要。
一、美俄两国军工产业发展道路的重要启示
上世纪“冷战”时期，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军备竞赛。两国为保证武器装备的技术领先，均不遗余力地发展国防工业，长期保持高额的国防预算。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竞赛中，美苏两国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美国在军事工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并最终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前苏联的军工产业虽然也得到显著提升，甚至在某些军事科技领域曾一度领先于美国，但其国民经济却在这场竞赛中被彻底拖垮，最终以国家解体而收场。
盘点这次军备竞赛，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美苏两国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才导致了上述完全相反的结果。在管理体制上，美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各军工企业在政府军备采购需求牵引下，充分利用军事高科技给人们的心理预期，通过产融结合、企业上市、企业兼并在资本市场上广泛吸引社会资源的支持，为武器装备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这样一种“商办官助”的体制为美国军工产业发展奠定了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而前苏联在僵化、封闭的计划经济约束下，其军工企业完全依赖国家投入，为了维持军备竞赛，政府不得不消减事关民生的经济领域的投资来满足军工企业需要；而一旦国民经济支持不下去，就停止了应有的发展活动，企业只能坐等政府财政预算的投入来“输血”，甚至通过转让已经形成的技术能力，“变卖家当”来勉强维持生存。这样一种“官办无助”的体制，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挤死。在运行机制上，美国军工企业坚持军民融合发展，在开展军备竞赛的同时，高度重视军事高科技向民用产业的转化，在军事科技领域取得技术成功的同时，迅速将其广泛应用于民用产业，实现商业成功后又“反哺”军工产业，如此形成了良性循环。而前苏联则是军民割裂，几乎所有高科技和重工业都围绕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来运转，忽视利用军工技术来服务于发展国计民生的其他行业，高额的军费开支由于不能通过军工技术应用于民用产业来实现另类的“转移支付”，因此犹如投入了无底洞，最终导致其国民经济崩溃，出现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
海湾战争后，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并快速发展，西方军工企业率先从武器装备供应商向军事体系的服务供应商转型。美国军工产业的体制机制在政府主导下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和转型。以1993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J·佩里主持的“最后的晚餐”为起点，美国军工企业掀起了合并浪潮。到2003年，美国就完成了从当初的50个主要军工供应商，合并成为了5个高度集中的跨军种、跨平台的军备体系的供应服务主承包商，他们通过“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集约化经营”，形成强大的研发集成实力和全球竞争力。同时，美国加大军工产业在资本市场的运作力度，进一步促进了其发展由单纯需求牵引向需求牵引和资本市场驱动相结合的形式转变，这样一种转型为经济学中“供应可以创造自己需求”的供应学派理论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资本市场也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军工企业快速成长的沃土，美国军工企业借此不仅吸收了大量资金，而且获得了上水平、高速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力，终于实现了美国军工产业加速集约化整合，加快做大做强、提高全球竞争力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也给银行和投资公司进入军工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军工企业快速成长为产融结合的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的大集团。通过一系列变革手段，美国军工产业终于较好地实现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所以尽管美国到处打仗、穷兵黩武，但是国民经济不但能够有效支撑，甚至步入良性循环，不但越打越富，而且军工产业成为了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引擎。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制定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改革双管齐下的目标，在经济改革方面采取“休克疗法”，结果使军事工业领域的改革走上一条与美国完全相反的道路。以航空工业为例，1992年解散了航空工业部，使其迅速化整为零，结果成了洒在地上的“一堆土豆”，各军工企业为了求生而各自为政，几乎把前苏联几十年倾尽国力换来的军工高技术悉数变卖。2005年，普京总统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实行军工行业集约化改革，然而受累于传统的经济思维，在如何整合实现集约化的思路上举棋不定，对于按现代企业制度打造军工企业和实现上市几乎只留在口头上，行动异常迟缓，最终使得这种联合仍然只是基于在产品平台专业化这种低级层面上的联合，与西方“全产业链、全价值链集约化经营”的转型相差甚远，远未形成军民融合的新格局，“一堆土豆”不过变成为“一麻袋土豆”而已，没有根本改变被动局面，因此可以说至今俄罗斯航空工业还没有走出困境。
二、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历史沿革与面临的挑战
与西方国家军工产业走完全市场化道路不同，中国现代军事工业从清末诞生的一系列枪炮局、船政局开始，到民国的兵工厂，完全都是政府直接操办。由于现代军工科技的落后，还要仰仗帝国主义分“一杯羹”，实际是一种官办加买办的“官办外助”的体制，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我国克服重重困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并参考前苏联建立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种模式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我国国防工业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严格地说，并没有摆脱始于曾国藩的那种“官办外助”的旧军工格局，“官办加买办”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军工企业。长期以来军工企业在体制上一直是处于完全依赖政府投资，运行机制上又是被旧的计划经济方式束缚着的“半衙门”运行模式，严重缺乏市场经济的滋养，自主创新乏力，关键技术主要依赖引进，形不成发展活力，走不出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这种状况对中国军工企业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在我国军工企业近三十多年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谁摆脱这种旧格局快，谁就在发展中掌握主动权，谁就会发展得好一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积极探索，通过努力实现了单一军品型的军工企业向军民结合型企业转变，由内向型企业向内外结合型企业转变，在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实践。特别是成立军工总公司初步实现政企分离，接着又进行改组为集团公司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国真正迈出了国防科技工业政企分离、走向市场的步伐。尽管如此，中国军工企业也和俄罗斯一样，在实现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化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也像俄罗斯一样是“一堆土豆”，没有实现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的集约化整合，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坚持走市场化改革道路，紧紧围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锐意创新，团结拼搏，奋力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发展军民结合型产业，以船舶集团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军工企业，在军工技术向民用产业转化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西方的世界军工产业强国相比，与贯彻落实我国新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相比，与肩负“富国强军”的历史使命相比，我们军工产业仍有很大差距。譬如，武器装备的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整体上仍存在差距，一些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企业运营尤其是军事装备发展仍然是沿用计划经济模式，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严重依赖中央政府投资，自身造血功能不强，自我发展能力弱；军工技术转为民用的转化率不高，民用产业在经济上“反哺”军工技术发展的能力弱，军民融合式发展格局还未形成，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中开拓创新，大胆探索，力求早日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三、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建议
实现我国军工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产业发展道路。
1．把大型军工企业集团建设成为体现国家高科技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平台。大型军工企业集团过去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国家安全方面，有着其他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按现代企业制度将其打造成大型的军工产业化集团，则必然使之成为我国完成大国崛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性竞争力平台。军工企业集团作为军事装备体系主承制商和主服务商，他们具有强大的核心科技能力和充分聚集社会资源的集成网络，最有实现与现代战争中体系与体系对抗相适应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竞争的核心能力。新时期大型军工企业集团肩负着“富国强军”的双重使命，只有加快推进其改革发展、才能做大做强，建设成为体现国家高科技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平台。
因此要大力支持军工企业集团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成为母子（总、分）公司体制、资产紧密关联的大型产业化集团；实现母（总）公司多元化、子（分）公司专业化、通过上市形成强有力的自我造血机制，最终发展为产融结合的财团式（混合式）大型企业集团，在产业发展上以军工主业为标志性核心竞争力，形成品牌效应、辐射进入相关民用产业，从而发展成触角遍及全球的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集约化经营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军工企业集团不宜片面提单一主营业务的发展思维，切忌陷入狭隘的单一主业发展模式。通观今天世界产业界，单一主业模式的企业集团不具有成为国家战略性综合竞争力载体的能力，只有高科技加多元化、产融结合的财团式的产业化集团（即全产业链、全价值链集约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才可能形成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国于军队之外的另一支战略竞争力量。在这方面，不论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韩国这样新露头角的国家，都通过自己的产业发展实践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他们的大型跨国产业集团，成为和平时期比军队更具影响力的国家综合竞争力的载体，并以此来实现国家的全球战略。
2．尽快改变军工企业内部企事业两种体制混杂在一起、科研生产分离、互为羁绊的被动局面。在推进军工企业市场化改革中，不失时机地把事业资产转为企业资产，尽快实现科研生产一体化，把“第一生产力”融入企业之中，促进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同时，通过把事业资产转为企业资产，也有助于促进军工企业整体上市，实现资本证券化，在改革中实现国有控股的公众公司体制加“民营”机制相结合的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中，公众公司体制着重解决规范、科学的公司治理和有效进行筹融资的问题；所谓的“民营”机制则着重解决用人激励机制、分配激励机制和决策激励机制的三大激励机制问题，创造一个使人力资本可以脱颖而出、并充分发挥作用的企业环境。而对于其中的基础技术科研类资产，也应尽量贴近企业，才有利于把科技成果尽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对基础技术科研类资产，可以采用委托企业管理与国家收购专利成果相结合的形式予以管理和扶持，国家所收购的专利技术成果可以通过技术成果交易市场有偿转让给所需要的企业，促进基础技术科研自身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这样就形成了基础技术科研的企业化运作加政府扶持这样一种“官有商办、商办官助”的新局面，既有利于减少企业负担，提高运营效率，又能保持国家支持的渠道，把原有的行政化管理转变为市场化管理，把原有的行政投入转变为市场投资，从而彻底解决目前军工企业内部存在的事业、企业两种体制并存、科研生产分离、形不成活力且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落后局面。
3．积极推动军工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尽快完成军工产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快速发展、规范运作的重要平台，是西方军工企业之所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也是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军工企业的一些民品业务。我国军工产业要加快发展，必须要充分借助资本市场的功能，一方面降低融资成本、增强“造血”机制和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市场的刚性约束，强力推进军工企业转型。
当前，西方反华势力加紧对我国和平发展进行围追堵截，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如果军工产业不能根本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一旦我国被迫卷入军备竞赛，武器装备的发展仍然单纯依赖政府投资，国家财政将不堪重负，势必危及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从国家的战略而言，就要陷入被动和导致失败，而苏联即是前车之鉴。我们要充分借鉴欧美军工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推动军工产业整体上市，实现资本证券化，这是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国防工业，集聚社会资源甚至全球资源发展国防工业的最有效形式。
为了确保国家对上市军工企业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引入国家“主权基金”或如“社保基金”等这样的“社会公益基金”作为主要战略投资者，并带动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也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由政府持有象征性的“金股”用以实施体现国家意志的管控权，这样既能确保国家对军工产业的有效控制，又能让军工产业实现市场化运营，完成由单纯需求牵引向需求牵引与资本市场驱动相结合的重要转型。
4．制定有力政策支持军工企业走产融结合的发展道路。国际经验表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是企业加快发展的最佳途径。全球500强企业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有自己的金融财务公司，福特、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等公司的金融业盈利能力很强。对这些企业而言，金融业不仅是重要的业务板块，更是确保现代制造业商业成功的金融杠杆，从而形成了产融结合的新型商业模式和超强竞争力。
国外军工企业也普遍采用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美国GE、波音公司就是典型代表，GE金融业务年收入占GE公司整体收入的近40%，利润占50%左右，仅次于花旗银行；凭借金融支持涉足航空租赁，拥有1200多架大型飞机，全部选用了GE公司的发动机，极大拉动了GE航空主业发展；利用低成本资金优势，强力支撑了GE公司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快速扩张。可以说，如果不采用产融结合的产业发展模式，西方军工产业绝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特别是在今天的武器装备产业发展中，一定要加强国际军贸市场的拓展，才能使武器装备通过规模化发展，降低盈亏平衡点，提高武器装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军拥有成本较低、买得起、用得起的优良装备。而要大力开拓国际军贸市场，所需的研发资金甚至卖方信贷等等，都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尤其是离不开受产业集团控制的金融运作的支撑。同时，在产融结合的环境下，更有利于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因此，在现有的经营环境下，我国军工产业要做大做强、问鼎世界强者的地位，没有内部金融业务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建议国家在推进金融业改革调整中，出台有关政策支持像军工这样的特定行业实施产融结合发展，引导和指导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军工企业集团有序发展金融业务，促进我国军工产业全球竞争力的提升。
5．推动军工企业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集约化经营。新军事变革要求军工企业实行军民融合，把军工产业深深地根植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强大的“保军”基础和实力。我国军工行业中的军民产业远未实现融合式发展，自我“造血”功能不强，自我发展能力弱，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国家投资。借鉴西方军工行业的成功经验，我们要通过国家对军工产业的投资，加快把军工企业做大做强，形成强大的核心技术并衍射到民品上形成品牌效应，进而把这种品牌效应拓展到一些关系民生且利润较丰厚的民用领域以实现商业成功，实现了丰厚的利润后又“反哺”军工产业，这样就形成军民产业的良性互动，打造出强大的竞争力。
特别是一些武器装备发展中急需的重要基础元器件和原材料，按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留下来的布局，就是依靠“民口”企业支撑。但改革开放以后，指令性计划的约束力对这些“民口”企业已基本丧失，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由于军事装备所需的配套元器件和原材料市场规模有限，对“民口”企业失去利益驱动，因此国产配套元器件和原材料不能完全满足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对我国实现武器装备自主创新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而对于例如航空发动机这样的重要关键技术，西方国家长期对我实行全面技术封锁和“禁运”的政策，国内又缺乏“民口”基础工业支撑，致使航空发动机产业长期处于落后的“短板”，成为航空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这样一种状况必须抓紧解决，而解决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军工企业集团要用资本化运作的手段参股或控股“民口”相关基础元器件和原材料企业，从企业的决策层面上切入来施加影响，促使这些“民口”企业高度重视发展武器装备所必须的基础原器件和原材料，并且加快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从而支撑军工企业集团的武器装备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我们要从产业和经济协同的战略层面来思考军民融合发展的问题，既要重视技术相关的产业链延伸，还要重视品牌效应的价值链衍射，按照全产业链与全价值链集约化经营的发展原则，支持军工产业集团既高度重视技术延伸，还要重视品牌的衍射效应，利用技术和品牌优势，实现跨行业、跨专业的多元化发展，构建相关技术和专业领域的集成网络，形成军民产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全产业链、全价值链集约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以上五点建议，是我国的国防工业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急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和必须实现的历史使命。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军工产业放飞思想，开拓创新，大胆实践，一定能够早日开创我国军工产业军民融合的崭新局面，在服务国家和平发展、民族伟大复兴中，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