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些生态文明指数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量化评价体系，指标的计算方式是杨老师提出的，虽然这个评价方式引来了很多学术争议，但是从研究角度讲，也确实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以量化比较和考核的参考体系。
生态文明水平即生态效，其概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中，通常作为企业和地区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广义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就是指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其本质就是以更少的生态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产出。国内方面，建设生态文明，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之路是我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七大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出发，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着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此背景下，提出生态文明指数这一考量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
人们通常使用经济价值增加量和资源环境消耗增加量的比值来衡量生态效率。但以往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单项生态环境要素，相对忽视一个国家和地区整合的生态效率。随着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人们开始用单位生态足迹所支持的产出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综合的生态效率。这也是生态文明指数的核心内容，即采用人均GDP比上人均生态足迹的方式计算生态文明指数。
这一计算方式非常简单，但内涵则比较复杂，特别是生态足迹的计算中，涉及到的能源消耗、生活消费以及土地利用的状况，具有非常丰富的指标内涵，而这其实也正是生态文明指数引起争议的原因。也就是说，对生态消耗的量化很难有统计的全面的令人信服的标准，只能是从一个侧面放映生态占用及消耗的程度，另一方面，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一定完全通过本地的生态消耗来实现，他们之间直接关系和敏感度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复杂性，不一定是线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以GDP的方式诠释“文明”和“效率”似乎有点有失偏颇，即使加入所有的经济指标，也难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是正是这个指数的最大争议之所在，但反过来讲，有总比没有强，至少已有的计算方法可以从一个角度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因此我们后来对指标进行了一些增删，即考虑到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解读生态文明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生态文明本身的内涵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民生改善、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因此需要从经济、社会、人文等多个视角来测度和刻画生态文明水平，我们加入了人文发展指数这一内容，与经济指标一起作为生态文明的解释变量。当然，这里面的问题还是很多，比如人文发展指数对生态足迹依然不敏感。
计算的过程就没什么可说得了，在计算完指数之后，可以有很多对比和描述分析，包括对近几年生态文明演化的模式分析，得到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致轮廓，另外，通过对这些指标之间的组合和分类，可以对我国各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和前景进行划分，分析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路径。例如根据地区生态文明中人均GDP、人均生态足迹、人文发展指数的组合及其增长关系，采用“经济发展—生态冲击”矩阵、“人文发展—生态占用”矩阵、“经济发展—人文发展”矩阵的方式对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及其发展思路进行探讨。这种波士顿矩阵的表达形式在很多研究中都需要用到。另外，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得到一些生态文明指数的影响因子。
我原打算对08年的生态文明指数进行计算，但09年的年鉴里很多需要的数据都没有，所以到最后，很多数据还是07年，所以很惭愧，我们的生态文明报告只停留在07年的水准，学术研究尚可，但进行成熟的排行榜炒作和成果包装就有点相形见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