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政府查货伴随着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在股市和房市都暴跌的2008年夏天，深圳“山寨制造”俨然和“中国举重队”一样，成为最坚挺的代名词。事实上，根源于“中国经济三元化”的 “山寨机”产业在经历一段疯长期后已经危机重重，因为“山寨”产业在打破现有游戏规则后，并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则，其内在的“自我毁灭”机制和外部的“挤压”效应已经显现。
放大了看，“山寨”背后的民营/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来中国奇迹的动力，也蕴涵着中国经济的很多秘密，包括当下的经济问题。为什么“中国制造”频繁受抵制？相比印度,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为什么深圳“山寨制造”和中国经济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归根结底，因为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山寨经济，而深圳“山寨机”产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本(欢迎就此和本文作者探讨panjiutang@gmail.com)。
“最近生意还好吧”？电梯只有我和这个斜挎小皮公文包、穿着像乡镇干部、衣服上有些汗渍、身上散发着烟味，神色匆匆的30多岁男人。作为一个刚入行的销售人员，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搭话机会。也只有在2008年的夏天，深圳华强北赛格大厦的电梯才难得这么清静——就好像广深高速公路上堵车曾会影响全球PC产品的行情一样，赛格大厦电梯的拥挤和汗臭程度也可以部分反映全球手机市场的旺淡。
“好什么啊，现在做手机就是做机(妓)，不仅辛苦，最近还被人抓”。他把玩着手上一台还带着贴膜的新手机，并没有看我，自嘲地似笑非笑答道。在我反应出下一句话前，电梯门开了，他扬长而去，留下有些不知所措的我。不过，随着入行，我很快就发现“做机”这种自嘲竟然是这个行业的标准口头禅。
繁荣和坚挺的“山寨制造”
在深圳，类似这样做机的从业人员可能超过了十万数量级。由他们组成的2,000家左右手机生产商和贸易商，主要分布在以赛格广场、电子科技大厦和现代之窗等写字楼为代表的华强北，以及位于深圳中心区附近的车公庙工业区，并零星散落在深圳科技园等一带——大几十人以上的较大手机公司通常在华强北有销售办公室，并在车公庙或者其它较偏的地方有采购和项目管理部门，而很多小公司只在华强北有小型办公室且集各种职能于一体，只有少数大型公司有自己的组装工厂，而绝大多数公司的生产都是外包的——由于没有工厂加上业务往来以现金结算为主，相比江浙民营企业，他们的崛起和衰退都显得悄无声息。
每天，他们接收手机行业的最新流行信息，在网上或网下接见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来华强北“朝圣”和采购的手机经销商，并通过和配合的手机主板、外观设计、模具、壳料和组装料供应商以及组装工厂和物流公司，在最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将这些需求变成产品——围绕他们的零组件供应商可能数以万计，分布在深圳郊区及周边地区，从业人数以几百万计。
他们可能是这个亢奋城市里最亢奋的一群人，尽管很多人的眼睛看起来明显睡眠严重不足。就好像他们自嘲的职业那样，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到深夜结束，几乎没有周末。他们穿着随便，反应敏锐，有接不完的电话，语速极快而且有些焦躁不安，只有在和客人抽烟、喝功夫茶的时候，他们才会慢下来一会儿，有时会瘫坐在沙发里。他们很多人的办公室在深圳最高的写字楼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拖家带口去公司、当着客人大骂脏话和在茶几上抠脚丫子——他们中有人是海归，有人是博士，有人从前可能是手机店员，甚至也有人刚刚洗脚上岸。同样，他们也愿意在任何时候停下来，倾听新资讯和新想法，哪怕对方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
这些自称做机的草根英雄们，“官方”和主流媒体对他们的最新称呼是制造“山寨机”的“山大王”，取代了过去几年的“水货佬”、“黑手机”等称呼。如果说过去几年还只是《国际电子商情》这类敏锐的专业媒体有所关注的话，那么在2008年夏天，他们的名声达到了顶峰。在奥运会开幕前的2个月，CCTV的报道揭开了政府规范“山寨机”产业的序幕，也掀起了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即使是中国最严肃、最受人尊敬的媒体《南方周末》，在奥运期间也不惜版面报道“山寨制造”，讲述山寨浪潮的第二波如何席卷数码相机和平板电视产业。在股市、房市和全球经济都暴跌的2008年，“山寨”俨然和“中国举重队”一样，成为最坚挺的代名词。
危机重重和欲罢不能
而事实上，表面风光的“山寨机”产业，在成功“伤害”并抢占了外资和所谓国产手机品牌的部分领地后，也开始了“自我毁灭”历程。由于大量厂商的低层次、同质化竞争，“山寨机”产业的真实状况是，供应过剩、渠道库存积压严重加上抛货不断，单机利润已经由人民币数百元，降至2007年的百元左右，到目前的几十元到几元不等甚至不少亏损出货，大多数“山寨机”厂商在为今天的富足甚至只是温饱搏杀，几乎没有人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明天的午餐在哪里。
一位“山寨机”老板估计说，2008年赚钱的“山寨机”厂商不到1/3，另外1/3是持平，还有1/3是亏损的，而2007年赚钱的“山寨机”厂商比例超过1/2，2006年则几乎人人赚钱。而从事手机闪存业务的创兴电子公司市场经理潘华萍也表示，“山寨机”产业其实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顶峰，2007则是2006年的延续，从2007年底开始，“山寨机”产业就进入了低谷，至今都没有大的起色。对于2009年，“山寨机”厂商普遍的预期是更坏。
正因为如此，“跑路”成为2008年的“山寨机”产业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即使是2007年最成功的“山寨机”厂商，也有想跑路的嫌疑。一家非常知名的“山寨机”厂商，在2008年初获得了大笔投资后，一改过去低成本和强调现金流的成功操作模式，开始大量铺货和大打广告，让业内人士看不太懂。联想投资一位分析师表示，他们今年出货没有去年好，还这么狂烧钱，好像有点玄机。这种举动，既可以解读为希望通过树立品牌做强，也可以解读迅速进一步做大销售额以便上市套现跑路。
创兴电子的潘华萍表示，事实上，2008年很多从业人士都在是否“跑路”中痛苦抉择。“跑路”的途径，要么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或者并购退出，要么是关门大吉或者人间蒸发，但无论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即使能够很顺利抽身，但这些人转行后又能够去做什么呢？
他们中有不少人都从当年的电话机/传呼机、VCD、音响、DVD、MP3/MP4等产业一路杀过来，汇集成一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最后都进入了手机行业。我的一位朋友说，类似炒股炒久了的人对普通工作不再感兴趣一样，对于做过手机行业的人来说，其它行业都索然无味。
因为很少有合法的行业能够好像手机产业一让人亢奋和感到惊险刺激。它的独特魅力在于，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带来高额回报，同时也要求你高度兴奋和紧张，全身心投入，确保任何环节都不能够出错——一款“山寨机”的启动资金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产品规划到量产出货，慢则需要3-4月，快则1-2个月，如果大获成功，几个月后就是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利润。如此快速的产品周期，既得益于深圳完善的产业集群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也要求“山寨机”厂商极其有限的员工好像上足了发条般高速运转，有时甚至是夜以继日。
因此，一家手机方案公司CEO的名言是，我不炒股，因为比起股市，我们这个行业惊心动魄多了，比股市更有意思。另一个从手机方案设计转行去做儿童电子玩具的朋友，则深感生活突然变得悠闲，因为传统行业的产品周期是以年计，而手机行业的产品周期是季和月甚至是周。而夏新手机一位德高望重的技术掌门人，在短暂转战视频监控行业后，又回到了手机行业。
在这个行业里，到处流传着“几百万甚至是几十万在几个月时间里变成几千万，保安开上奔驰”的故事，虽然这种故事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每天仍然在发生着。因此，尽管这个行业已经危机重重，他们也比以前变得更加谨慎，但欲罢不能。尽管他们的眼睛隐约可见血丝，他们的脸上写满了疲倦，但他们坚信自己仍会找到那个机会，成就新的故事，很少人愿意服输。
“山寨精神”和“革命者被革命”
表面上，“山寨机”产业由兴转向衰，可以归结为2007年末手机关键器件功率放大器(PA)缺货、2008年初蜂拥上大屏手机、上游方案同质化严重、手机牌照取消导致大量厂商涌入、政府在2008年夏天规范“山寨机”产业等等因素。但事实上，“山寨机”产业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山寨机”在成功打破现有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新的规则，其内生的“自我毁灭”机制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一份华为战略与营销部门潘少钦和杨奕编撰的《山寨机的蓝海战略》报告，很准确地分析了“山寨机”的成功之道：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多层次、多元化；手机的日常消费品化；什么功能都做，只要客户喜欢，而且“价格超低扔了也不可惜”；技术成熟和产业链非常完善。
两位作者总结说，“山寨机”的精神是：极具创新意识，不怕丢脸，不怕低利润，把能实现的功能都实现，想方设法地满足消费者的一切需求；你没有的需求，也给你创造出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而创兴电子的潘华萍也指出，山寨精神的精华是敢为天下先、极富创新精神。大屏触摸、双卡双待、超长待机、GPS 手机、模拟电视手机，CMMB电视手机等功能都是“山寨机”首创或者率先推广。“山寨机”是把握中国消费心理的专家，例如“便宜也要好货、加量不加价”。他们还是引导流行趋势的高手，它们能很准确的把握时尚流行元素导入产品，如奥运会前夕源于“山寨制造”的水立方手机、鸟巢手机。
另外，“山寨”产业机动和灵活，响应速度快，能适应产业链和消费电子市场快速变化。在手机闪存领域耕耘多年的潘华萍对“山寨”英雄们的供应链管理能力印象非常深刻。他表示，由于手机市场变化快，需求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很多品牌手机厂家在做预测时非常保守，导致供应链上游供应商很难把握市场节奏，往往是产能安排大一些就供应过剩，价格战肉搏见骨；刚把产能调下来，就又很快缺货，变成一货难求。而山寨大佬往往能洞息供需变化和供需翻转的转折点，在市场供应紧张前，以很低的价格，能多备一些元器件，以保证缺货时能有料生产。
在《山寨机的蓝海战略》中，潘少钦和杨奕还绘制了“山寨机”的蓝海战略布局图和坐标格：“山寨机”通过剔除牌照和知识产权，减少质量、营销/售后和客户群获得了很低的成本，同时通过增加各种功能和创造独特的个性，开辟了新的蓝海。
不过，十分可惜的是，“山寨机”在打破旧游戏规则的同时，并没有建立可持续性的新游戏规则，其赖以成功的法宝，一是并不具备独创性和持续性，二是难以对后来者形成门槛，其内部的“自我毁灭”机制最终导致“革命者被革命”的悲剧。
相比普通手机，“山寨机”最大的竞争优势可能是价格低、功能新奇和外观独特。但对于“山寨”产业内部来说，低成本和功能新奇或是来自上游主板厂商，或者来自产业集群效应，别人都可以轻易模仿，因此不会构成任何人的竞争优势。因此，“山大王”们都说，目前卖手机就是在功能齐全的基础上卖外观，在业界资深记者《国际电子商情》的孙昌旭的文章里，也看到了中国最大手机方案设计公司的老板将外壳视为手机的差异化所在(《展讯论坛上掌门人最出乎意料的句子》)。然而， “山寨机”自己打倒了知识产权，也得面临自己的新奇功能和独特外观轻易被同行抄袭的尴尬。例如，今年仿伯爵“山寨机”曾一度热卖，但由于多家厂商涌入，质量参差不齐，导致价格一落千丈，由开始的800多元的出厂价跌到目前的300多元。
正如二手市场好东西也卖不起价的道理一样，在“山寨机”市场，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由于 “山寨机”的创新和法则难以形成门槛，因此大量厂商涌入，产品同质化严重，加上不存在品牌效应，必然导致价格大战。一方面，创新者能够获利的时间越来越短，例如CMMB手机电视刚刚推出不久就出现了价格战，因此谁都不愿意付出大成本做深层次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山寨机”的流通市场常常缺少最基本的监管，部分厂商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挑战质量极限，例如 “山寨机”中，5-7元的电池大量使用。因此“山寨机”最终比拼的可能不是谁更优秀，可能是谁更狠——谁更会抄袭、谁敢挑战质量极限和谁更少赚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使整个产业“下流化”。
因此，我的朋友潘华萍总结说，如果长期做下去，“山大王”们迟早都会亏损，例如不少前几年赚得盆满钵满的“山大王”们这两年又亏回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只有那些赚了钱就跑路的人才是真赚了。也就是说，“山寨”产业适合完成原始积累，但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山寨”很难成就变大变强和持续发展的企业。
简而言之，“山寨”产业的根本危机，在于其内部缺少规则。“山寨”产业在为打破现有规则而欢呼后，并没有及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新规则，因此也埋下“自我毁灭”的祸根——就好像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不久后，自己又被另一批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如此反复，悲剧不断。这一点也类似中国封建社会，“革命”一直在进行，皇帝轮流当，但社会并没有大的进步，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意识到改革比“革命”更加重要——革命只是换了一批人，改革改变的是不合理的体制。回到正题，“山寨”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规范和规则的江湖和丛林市场，不脱离江湖，即使再历害的“大哥”也有一天可能会一帮初出道的“小弟”乱刀砍死。
顺便说一句，为什么被“山寨机”伤害得最重的，是所谓的国产品牌，而不是外资品牌。因为说到底，曾经风光无限的国产手机，本质上也是“山寨机”，只不过是披着“品牌”和“牌照”的外衣而已——他们没有好像外资品牌一样形成真正的“品牌、质量、技术和营销”等门槛，又没有今日“山寨机”身上敢想敢拼的狼性，牌照特权让他们成为了“扶不起的山寨机”。
今天我们为“山寨机”的低价和新奇功能所吃惊，但事实上好多年前国产手机走的也是同样的路子，如当年某家厂商推出的“钻石手机”。一位海尔手机的朋友苦笑着说，当年我们对付外资品牌的路数，现在“山寨机”又全用在我们身上——又是一个“革命者被革命”的故事。
“山寨化”根源于中国经济三元化
正如上文所分析，“山寨制造”兴衰背后的原因，从微观上来说，是其不可持续的竞争法则。但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中国经济三元化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让民营/草根企业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是导致部分产业“山寨化”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产业或者市场，简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家垄断产业，如银行、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军工和房地产等，这类行业的进入门槛高但利润率高，以国有企业为主，根据地在北京，二是全球化新兴产业，如金融、信息咨询、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它们的特点是存在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利润同样丰厚，常常是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多分布在上海；第三是竞争型产业，如电子、服装、玩具和小商品等行业，它们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和利润率薄，但进入门槛较低，除了外资和国有企业势力外，也是本地民营/草根企业的乐土，后者大量分布于深圳周边及江浙地区。
对于国家垄断产业和市场来说，它的规则就是身份和关系。虽然很多时候它表现为潜规则，但潜规则毕竟也是规则，它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让产业保持繁荣，让门外的人望之生叹。新兴产业的竞争规则高资本、高品牌、高技术或者高管理要求，这是一个很良性的竞争规则，它能够导致优胜劣汰，让产业不断进步。相比高门槛的前两种产业，竞争型产业存在“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草根企业”更多元的竞争主体，竞争规则更加多元化，也容易出现“山寨化”。
我所谓中国经济三元化的定义是，外资和国家垄断力量占据中国利润最丰厚的产业。民营/草根企业由于身份和初始能力限制，只能够在竞争激烈型产业谋生。即使在竞争激烈型产业中，民营/草根企业有时也无法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因此选择“山寨化”。
为什么在众多竞争型产业中，手机产业“山寨化”最严重？除了手机本身市场规模巨大(可容纳大量中小厂商)、产品不断升级换代(每一次升级都给新厂商带来机会)和平台技术变革(中小厂商无需面对技术门槛)等因素外，根本原因是手机产业是中国经济三元化——外资、国有和“山寨/民营”力量——对抗最尖税的产业之一。在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年中，每当外资、国有和民营/草根力量冲突时，民营/草根力量常常是受害者，外资本身很强大，国有力量过于被保护，而民营/草根力量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角落自生自灭。
早期手机制造作为一个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为外资企业把持，随后的牌照制度让国有企业一夜崛起，这个阶段又让手机产业带有国家垄断的性质。应当说，这个时期的牌照制度是成功的，因为外资力量过于强大，确实是需要用牌照制度有所设防，这也符合国际惯例。
然而，再到后来，随着上游技术成熟和下游需求井喷，一个要求物美价廉的平民和草根市场形成，很多外资和国产手机企业从业人士纷纷下海创业，很多产业外部的厂商也开始加入。也就是说，这时手机产业本应成为一个充分竞争的产业了，但这个时候牌照制度仍没有大的松动。
由于新加入者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也无法以“品牌、营销”等“正当”的方法参与市场竞争，只能利用牌照制度的种种漏洞，创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山寨”产业如野草般疯长，而且随着上游技术门槛消失愈演愈烈——讨论一下，如果在2004年左右手机产业仍存在一定技术门槛的时候就开放牌照，让有一定实力的厂商自由进入，今日的中国手机产业是何局面呢？
在对所谓主流市场维持“高准入”的同时，有关部门对“山寨”市场又缺少最基本的监管，任由自生自灭，这是犯的另一个错误。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我们的法律不认可性工作者，但我们也要承认性工作者确实在我们社会存在的现实，对他们/她们进行必要的预防性病和犯罪教育，既是体现基本的人文关怀，也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安全。
再补充一句，除了微观的“自我毁灭”机制和宏观的“中国经济三元化”监管制度外，传统垄断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挤压”效应也加速了“山寨”产业的衰亡。一方面，“山寨”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人工费用、房租成本和资金费用，都受制于银行、石油化工、钢铁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产业，而这些成本近几年来节节攀升。另一方面，新兴产业让“山寨”产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上游的芯片平台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使得手机开发和制造变得简单，以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让一切都变得透明，让世界变得更平坦，让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
超越“山寨制造”：政府、行业和企业协力
正如上文所分析，手机产业“山寨化”的原因是，“主流市场牌照限制”把大量草根英雄们逼上梁山，导致“山寨”和山大王们涌现。而山寨产业内部本身缺少良性运转规则，政府又对“山寨产业”缺少最基本的监管，加速“山寨”内部的“劣币驱逐良币”和“自我毁灭”效应，结果是——有惊无险、愈来愈强的外资品牌，扶不起的所谓国产手机品牌，以及一大群不强不大的“山大王”们。
因此，要超越“山寨制造”，就要解决上述源头问题。对于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说，要建立以“较低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市场监管和产品质量标准”为特怔的监管体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赛马，不相马”，要降低门槛，让尽可能多的厂商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对于市场上(无论是主流市场还是山寨市场)触犯底线的厂商和产品绝不姑息，如低劣的电池和充电器、菜单上遍布收费增值业务陷阱、1：1高仿、明显夸大和欺骗性的电视购物广告等现象。而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可以协助政府建立行业基本竞争法则，引导企业自律，清除少数害群之马等等。
也就说，针对中国产业和市场的现实，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较低标准的竞争规则，然后随着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这个标准，但绝对不可以没有标准和规则，没有底线，否则产业只会越来越“下流化”。
让人欣喜的是，这方面已经有非常积极的变化。如手机牌照制度开始放开，入网检测时间和费用大幅减少，政府在2008年夏天规范“山寨”产业，重点打压高仿企业，深圳手机行业协会成立……。尽管这些举动在短期内会给某些企业带来阵痛，甚至影响市场，但对于整个产业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就好象《手机配件》杂志一位朋友的邮件签名“你不付出、我不付出、谁来付出。你来索取、我来索取、向谁索取”！
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作为主角的“山寨”英雄们。毫无疑问，“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是我们这个后进国家和产业最为宝贵的精神，仍然值得发扬。不过，随着手机产业竞争激烈和暴利期基本结束，“山寨”英雄们需要端正心态，未来“一机成名和一夜暴富”可遇不可求，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在继续“山寨式”创新的同时，“山寨”英雄们也要充分尊敬和学习品牌、诚信、质量、营销、管理和技术这些全球通行的竞争法则，以便在于自己的细分市场，获得较为持续和稳固的竞争优势——不随便打破竞争规则的底线，既是确保产业和谐发展，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
尽管目前“山寨”产业危机重重，但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机会。如果说第一波“山寨”英雄们成就于草根市场——外来务工人员、三四级和农村市场，那么下一波的“山寨”英雄们(或者说民族手机品牌缔造者)一定源于白领和中产阶级市场。
由于受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洗脑，加之文化自卑和国产无精品，过去白领以上市场一直为外资品牌占领。但随着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一起崛起和觉醒，白领群体越来越大，一个以消费“反映本地优秀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的本国品牌为荣的时代一定会来临——毕竟这个国家曾长期向全世界输出过以琴棋书画、陶瓷、丝绸和茶叶为代表的精致、幽雅生活方式。
这是中国所有产业的机会，当然也是国内手机企业的机会——在互联网领域，Google是全球最伟大的企业之一，但在中国，“百度更懂中文”，相信未来这样的国内手机企业一定会出现。这一点，传统的国产手机品牌没有做到，第一代“山寨”英雄们只做到了一部分。
“山寨式创新”毕竟还是粗糙的，很多时候是迎合温饱时期草根阶层较为低级的趣味——这无可厚非，甚至还是值得赞赏，还记得我们用第一台手机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吗，“山寨机”同样也为很多草根阶层带来了这样廉价的快乐，所以我的朋友《电子创新网》总策划人张国斌一直强调，在评论“山寨机”前，一定要“对普通大众怀有一颗关怀和慈悲之心”。然而，就好像“赵本山”固然值得尊敬，但如果始终是“赵本山”而不是“陈丹青”是我们的文化偶像，那么这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因此，未来能否满足草根阶层升级换代的需求，能否占领“白领和中产阶级市场”，或许可以用来分析现有国产品牌和“山寨”英雄们的长远潜力和未来。
另外，中国和全球市场的多层次、多元化，手机的时尚化和消费化，也让一些中小品牌成就于细分市场成为可能。《国际电子商情》的孙昌旭暗示说，未来手机行业可能象服装行业一样，可以容纳不少品牌和厂商。她表示：“其实这种山寨现象在服装行业流行已经很多年了，然而目前中国服装产业仍然是养活着一大批人，有人买几万元的衣服，也有更多人去买几十元的衣服。只不过潜意识里人们认为电子产业或者手机产业是高科技企业，应该赚更多的钱，其实目前电子产业可能还不如服装产业”。
而对于更广泛的“中国制造”们来说，“山寨”现象则带来了更多的思考与启发，如山寨式创新、高效供应链运作、产业集群效应、外包和虚拟企业等。《电子创新网》的张国斌表示，“山寨机”给了我们两点特别重要的启示，一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并非高不可攀，“农民也能造手机”让高科技产品从神圣的高端走到民间；二是它增强了国人的创新自信力，“山寨机”后，“山寨直升机”、“山寨劳斯莱斯”等的出现，说明“山寨机”已经大大激发了国人的创新热潮！
《电子创新网》的张国斌还认为，“山寨”现象更是对传统“Wintel”(微软Windows+英特尔CPU)开发模式的颠覆，预示着未来研发创新模式从大公司主导向众多小公司参与主导的方向转变。“消灭权威！我是主导”，互联网新经济时代的精髓在山寨机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张国斌甚至宣称，“山寨，中国未来的创新活力源！”
而孙昌旭则认为，全球绝无仅有的中国山寨机市场一直处于“创新”与“模仿”两个完全相佐的意识形态中。认同它的人，认为它就是一种创新，不论从功能、用户界面还是到外型都是一种创新，例如，有些仿苹果山寨机，比真苹果界面更友好和好用；而反对它的人则认为，它仅是跟在苹果、诺基亚、三星等大腕后的模仿。她反问道：“到底什么是创新，你心目中的创新是如何定义的？”
山寨制造与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
如果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下看“山寨制造”，就会发现，“山寨”背后的民营/草根力量，既是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也蕴涵着中国经济的很多秘密，包括当下的经济问题。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活力本质上源于深圳周边和江浙地区成千上万的民营/草根企业，他们组成的“蚂蚁雄兵”，将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带到全球各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去10年间，“金融、石油化工、钢铁、电信服务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社会基础性产业高速发展，说到底是因为以民营/草根企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如企业变大、富裕阶层出现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尽管国家垄断企业有不少巨无霸，包括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但可惜的是，他们只能够在国内称王称霸，在全球市场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相反，在分享“民营/草根”实体经济的成果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在阻碍实体经济发展，例如这几年银行、石油化工、钢铁和房地产等国家垄断产业过度发展导致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大幅提升。
说到底，我们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还是这些“蚂蚁雄兵”和“山寨”们。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本质就是山寨经济。而正如前文所说，“山寨化”在迅速创造奇迹的同时，也会产生两大危害，一是打破现有竞争法则，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所以近年来“中国制造”和中国商人在全球各地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抵制；二是“山寨”的“自我毁灭”机制成长不了大企业，很多时候国内企业在全球各地自相残杀到集体失血而亡。我那位海尔手机的朋友表示，很多时候亚非拉美运营商在招标的时候，一屋子坐着都是中国人。
所以除了华为和中兴等个别企业外，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世界级企业，相比我们邻居印度的塔塔集团、Infosys、Wipro、Dr. Reddy’s Laboratories和Bharat Forge等企业，我们的华为、中兴、联想、海尔和TCL们依然需要汗颜——相比别人是靠资本、品牌和技术等赚钱，我们赚的还是苦力钱，很少正规军，仍以游击队为主。
正是因为如此，深圳山寨制造、江浙民营企业与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一起陷入低谷并不是偶然。其内在逻辑是，由于“破坏性创新”和“自我毁灭”机制，山寨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极致，面临内忧外患——在外部，“中国制造”被很多国家群起而攻之，在内部，“中国制造”自相残杀，都长不大；而过去几年中以金融、房地产等代表的国家垄断/虚拟经济又将山寨式经济成果无限放大和透支，最终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奇迹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产生一批世界级企业，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真正强大吗？
因此，无论对于深圳山寨制造还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充满危机的2008年可能反倒提供了一个契机——打破中国经济三元化，继续学习和发扬“敢想敢拼”的山寨精神, 但超越山寨制造的劣根性，尊重和学习全球通行的竞争法则，和谐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就好像那首“我和你”唱出了我们这个不断打破规则和创造奇迹的国家期望通过2008年奥运会融入世界、获得世界认同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