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形象依旧彰显着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稳固地位之时，这个每年酝酿超过3000亿元GDP的区域经济体背后所蛰伏的巨大危机，已经让“东莞模式”成为影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代名词。
当2008年8月中旬的一天，记者坐在东莞市城区开往其辖区长安镇的公共大巴上，沿途所见“转租厂房”等类似字样的巨大横幅比比皆是时，十字路口上的东莞所遭遇的“阵痛”已经开始显现。
东莞是否正在遁入“20年产业转移周期”规律？在东莞市被中央确定为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城市大背景下，广东省政府于8月19日宣布把东莞市确定为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城市，副市长万庆良强调东莞要争当广东省和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排头兵。
广东省给东莞的时间是5到10年。届时，东莞能完成一个漂亮的转身吗？
“东莞模式”的困局
1978年9月，一个叫张子弥的香港人来到东莞市虎门镇，提出要开办一间手袋厂。当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开业，并获得由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自此，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开始承接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三波浪潮。外资陆续涌入，农田变为厂房，当地农民成为第一批产业工人。
就东莞外资而言，张子弥是第一批来东莞投资的港商代表；在这之后到来的是一批从深圳转移过来的，以轻工制造业为主的工厂；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的电子、IT产业作为东莞市第三批投资大户也纷纷向深圳、东莞转移，这一类产业发展到目前，已经成为东莞市GDP增长的重要力量。
对于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当中成长起来的东莞而言，它崛起的密码是什么？为什么是东莞，而不是内地其他城市？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东莞紧邻香港和深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客观上成就了东莞。
相比于深圳，东莞是一个低成本洼地，同时他又可以利用深港两地齐全的基础设施，包括便捷的货物输香港通道。
其带来的效应是明显的。深圳的基础设施沟通了东莞和香港港口及服务中心，亦使得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便捷地来到东莞。同时当1990年代初深圳成本上升并驱赶“三来一补”产业时，东莞成为它们的最佳选择：1-2个小时可以到达香港，而成本则远比深圳低得多。另外，还有香港所建立起来的全球贸易网络。
而这一优势同样被台资所倚重。
事实上，从其成长史看，东莞模式潜在危机蜇伏已久，因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使得东莞在产业分配中只能赚到两部分钱，一是内地外来工的剩余价值，一是东莞本地赚到的土地增值(地租和房租)以及低层次生活服务业的收入。
在另一方面，粗放的“东莞模式”的资源消耗极快。采访中，东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人员，及其下辖乡镇的镇长书记、当地居民，普遍对东莞的“市场化”和“灵活性”赞不绝口。而实际上，他们给东莞“市场化”所作的注释是：市政府对各乡镇，以及乡镇对各村在经济发展上给予的充沛“分权”。土地的批租权以及收益权掌控在乡镇以及各村手中，虽然调动调动了各镇、村招商积极性，但同时也使有限的土地资源消耗殆尽。
于是乎，当东莞稳居“世界工厂”位置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基本无地可用了。
在区域政经评论家金心异看来，到2001-2003年前后，台资的电脑制造产业从桌面电脑时代开始走向笔记本电脑时代之时，东莞的土地都已被此前台资的PC组件和电子元件工厂填满，在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台商开始寻找更低的成本洼地，这回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了苏州和昆山——这是IT制造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的原点，从而也将东莞模式复制到了长三角。
东莞模式：转变基因？
“其实东莞的产业一直都在转型和升级。只不过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加剧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莞产业的严峻程度。”东莞市长安镇镇长陈福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莞产业早就在调整之中，其中，本地的民营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东莞进行产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以长安镇为例，据陈福坤介绍，该镇民营经济税收已经占到全镇税收总额的40%，与三资企业基本持平。而真功夫、步步高、王老吉、方达等知名品牌无不和长安这个乡镇划上联系。
东莞也在设想，未来尽量扶持更多的民营经济，同时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逐步迁走，包括一些历史上贡献较高的企业。
陈福坤举例说，由于环保政策，全国印染大户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福安公司”)年底前将彻底搬离东莞长安镇，结束其在当地长达20年的辉煌历史。福安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是香港上市公司福田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也是福田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占地面积二百多亩，员工近1万人。福安公司是上世纪90年代东莞全市投资规模最大、出口创汇最多的外资企业，年出口创汇最高时达50亿港元。
福安出走东莞，反映了东莞模式的无奈。
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描述了东莞面临双“边缘化”和“两个难以为继”，即靠大量消耗资源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东莞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工格局中继续处于低端已经难以为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19日，广东省正式将东莞定为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城市。
“通过5-10年努力，加工贸易企业经营业务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转变；经营方式从OEM(贴牌加工)向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由品牌营销)转变；经营路径从加工制造环节向营销服务环节转变；实现产品和产业升级，拥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广东省为东莞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出的试点目标。
“在具体试点过程中，东莞面临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江凌提出东莞模式要转变基因，需要从税收征管、所得款出境和大通关等16方面营造大环境。
江凌提到目前东莞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均由地税部门征税，如变更成三资企业，则需将税收征管关系转到国税部门。对此，广东省国税局、地税局表示，在来料加工企业转三资企业后，原有的税收征管关系维持现状不变。
江凌还建议广东省政府支持东莞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建设，支持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虎门保税物流(B型)、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加工区的申报和建设；同意东莞建立“电子口岸”，允许东莞在“电子口岸”建设方面先行一步，为全省推进加工贸易联网监管提供经验。
据悉，目前广东省政府将在政策、审批权下放和资金三方面对东莞转型提供支持，希望东莞能成为中国制造转型的样本城市。
作为全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点城市，东莞，准备好了么？
从台湾，到东莞，再到湖南郴州
此去东莞市区约20分钟车程，石碣镇地处东莞东北东江河畔。位于深圳、广州两大现代经济重镇的中心位置——南距深圳78公里,北离广州62公里，在地缘上石碣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现代加工制造的流程控制中，物流时间成本尤为重要。” 东莞投资规模最大的台资IT企业——台达电子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说，1992年，正是东莞石碣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让他做出了台达电子在大陆的第一个投资决定。
遵循这样的产业逻辑，石碣镇在短短十几年中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到到中国投资的第一个落脚点，从而使这个原本户籍人口不到4万、面积不足36平方公里小镇，现在聚集了450多家包括台达、雅新、田村制作、莫莱克斯、三星电机等全球知名电子企业的IT重镇。
然后，随着新一轮产业淘汰升级赛的到来，石碣镇也开始与东莞大多数城镇一样，成为“重灾区”。
“我们有的供应商也部分关停，这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曾纪坚说，东莞，这个依托改革开放政策迅速崛起的边陲小城，轮回三十年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阵痛。
承接台湾产业转移
上世纪90年代初，促使台达转战大陆的原始动因是，大量订单与短缺的劳动力资源之间的矛盾。
“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是有订单，但是出不了货。”曾纪坚介绍，制约其台湾工厂不能扩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的人力资源匮乏，尤其是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之时，人力紧缺局面加剧。
“我在1992年第一次来到大陆东莞考察，相比台湾，这里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让我很吃惊。”曾纪坚回忆说，当时他在东莞支付给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在350元人民币，而这在内地还算偏高的，相比之下台达台湾工厂的平均工资是这里的七倍。加之东莞政府在土地方面给予的诸多优惠，这使得东莞在当时变得很诱人。
曾纪坚是台达电子来大陆投资的负责人，内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曾做出一大胆决定：台达东莞工厂先期规模一下扩张到3000人——相当于曾当时所管理的台湾工厂规模的一倍还多。
尽管如此，在投资初期产业配套依然是台达面临的首要难题。“很多配套产业，我们需要从台湾直接搬迁过来。”曾纪坚给记者提到一个细节，由于大量的设备是从台湾转移到东莞，而台湾的适用的电压是110伏，而内地却是220伏的电压标准，为此当时的生产设备不得不捆绑大量的变压器。
“由于大量的设备从台湾搬迁，我们运输成本不菲。”曾纪坚认为，台达早期在配套搬迁，以及相关成本上亦为搬迁东莞付出了巨大成本。但是此后的成本优势开始日益显现，以台达东莞厂最初的主打产品交换式电源设备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刨去产业配套及运输成本，其依然能达到15%的利润率，而该产品在台湾工厂的利润率仅10%——内地低廉的制造业成本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在投资的第二年，台达电子就决定在东莞自建工厂，计划产值4亿台币，这是当时台达台湾电源厂产值的四倍。
“那时，台达已决定将生产基地陆续向内地转移。”曾纪坚说。
珠三角优势渐变
在内地低廉成本优势的刺激下，台达电子在东莞开始了急速扩张。
1994年下半年，16000平方米的台达东莞一厂建成，并在电源设备产品基础上，增加了风扇产品线。1996年底，台达东莞二厂建成投产，而1997年台达在东莞的产能扩充达到极致——一年时间先后建成三、四、五三家工厂，产品涵盖电源供应器、通讯产品组件、网路及无线传输产品等。
随着台达，以及更多IT整机企业在当地扩张，围绕着他们而生的核心产业配套产业群也逐渐形成。记者在东莞采访了解到，因台达电子的落户，在石碣镇周围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五金产业链，这里大部分的工厂生产的螺丝、散热片都直接给台达电子定向供货。
“这是一个庞大的低成本循环产业链，由上至下，越往低端利润压缩越低，成本也就越薄。”东莞当地一加工厂人士告诉记者，一旦产业链的任何一环节出现问题，其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不可避免地传导至整个产业链条。
这个曾经堪称完美的链条曾经制造了世界工厂——东莞的辉煌，但随着近年各种经济要素的变化发生，链条的连动效应开始危及到链条中的每个个体。
今年年初，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趋紧、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涨，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东莞众多五金类企业首先受到冲击，纷纷关停。
“包括我们的一些配套企业在内，有的也关闭了。”曾纪坚表示，尽管公司能够即时调整配套供应商，但对生产“多少会有一点影响”。
而对于90%产品出口的台达电子来说，更大的影响则是来自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据曾纪坚透露，今年以来汇率变动带给台达的成本增幅预计在10%左右。
根据今年4月份，国家有关部委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包括台达电子在内的曾经被认定的高科技企业，将面临更为严格的重新认证，由此决定是否将继续享有15%的优惠税率。
曾纪坚透露，在新的“认证办法”下，台达在内地的四家公司中，其中的一家生产直流风扇的公司，目前尚未获得认证：“我们正在跟有关认证部门积极沟通。”曾说。
研发中心首次转移至大陆
在曾纪坚看来，产业升级是沿海经济发展的必然，顺应潮流实现企业产品结构升级也是台达的必然选择。
为此， 2007年，台达电子在东莞投资8000万美元兴建研发中心，这是台达电子首度将台湾的产品研发向内地转移。
据曾纪坚介绍，此前台达电子在上海有一个基础研发部门，但从事的仅为基础研发，而非产品研发。知情者透露，台达一直不愿将产品研发内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制于台湾当局关于技术转移的系列政策限制。
但在珠三角劳动力成本普涨的现实背景下，产业升级成为产业“突围”的必要路径。
“产业转移的趋势，让我们不得不考虑，把产品研发部门迁至内地。”曾纪坚解释道，一方面台达位于台湾岛内的工厂实际上已经陆续关停，将研发中心迁至内地，将更靠近生产工厂；此外，随着近年内地成本优势的减弱，提升产品附加值迫在眉睫，这也是台达研发部门内迁的战略考量。
此外，台达电子生产部门向更低的成本洼地转移也已开始，截至目前，台达电子在天津、江苏、湖南相继投资建厂。
2007年，台达电子在湖南郴州的项目正是落户，这是台达在内地最新的一个投资项目。据曾纪坚介绍，在沿海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对承接产业转移的热情空前高涨，并给予目前在沿海一带难以获得税收等政策优势。
“我们不打算在东莞再扩产了。”曾纪坚明确告诉记者，新近投资的台达郴州工厂，将作为东莞厂的产能补充，这中间可能包括那家尚未通过最新“高新技术企业认证”的台达直流风扇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