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推销车子的！”傅金华狠狠合上手机，铁青着脸继续开会。
2007年9月，傅金华打算将自己公司的生产基地从浙江搬到江西。前期筹备时，对公司事务的处理全在手机上进行，当月话费超过2000块。从那以后，从凌晨到深夜，卖房卖车、投资炒股、商场打折的，甚至虚开发票、色情交友的信息，常常塞满了手机收件箱。
今年央视的“3·15”晚会，分众无线、精准等几家短信广告商发送垃圾短信的事被曝光，此后，中国移动关闭7家公司的短信端口，浙江移动也关闭了几家SP公司的端口，傅金华收到的垃圾短信明显少了，但他很快发现，推销电话一下子多了起来，一天不下20个，拒接又唯恐误了生意，他烦不胜烦。
内行人告诉傅金华，只要他的手机号码被SP公司记录，他就永无安宁之日了。
傅金华更可能不会知道，拥有浙江移动VIP用户、浙江企业业主、全国股民、杭州香格里拉贵宾等多重身份的他，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开户时间甚至每月话费等私密信息，早已被多次打包，明码出售。
明码标价的隐私
中国移动杭州VIP客户信息，263万条，2000元；全国股民名单，65万条，3000元；浙江资产千万老板手机信息，1.8万条， 600元……记者在一个名为“信息传播交流广场”的网站上看到了个人隐私在互联网上的价码。
记者随后联系了该公司的业务人员李哲，以有短信群发需求为由约见了他。
李哲的公司位于徐家汇的一幢商住两用楼里，3室1厅的办公室里稀稀拉拉地摆放着7、8台短信群发器和破旧的电脑。公司共13名员工，以前每天可群发150万条短信，“3·15”后每天“控制”在30万～50万条。
李哲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就是以销售数据和代发广告信息为主要业务。他们有几百万名移动VIP手机用户的一手资料，条条真实。很多同行都向他们购买资料。中国各地老板手机号、北京股民名单、07年新股民名单、上海移动VIP客户名单、杭州VIP客户名单、长沙移动VIP客户名单等，在这里应有尽有。
李哲打印出一份杭州移动全球通VIP信息样本让记者验证，在这份样本上记录着每位机主的号码、姓名、地址、身份证、开户时间、上月话费等详细资料，经记者验证的5个手机号中，有3个是相符的。
李哲告诉记者，如此真实的资料，大部分是从运营商处获得。
SP业内有这样的传言：下午从电信运营商那里放出的手机号码，次日凌晨超大规模SP公司就可以得到；临近中午，大型SP公司可以拿到；晚上或者第三天凌晨，中小型SP公司也都获得了。这意味着，个人手机号码从入网开始，就已经迅速进入SP公司的数据库。SP公司从电信运营商处获得的最低级信息是没有经过分类的号段，但他们还需要更加精准的分类号码资源。各地运营商划定的VIP用户、月话费超过500元或1000元的用户，其号码资源都是抢手货，部分号码资源甚至能卖到5毛到1块钱一个。
有钱，就能找到卖号码的人
BD，原意是business developer（业务拓展员），现今已经演变为针对电信运营商的公关专员。他们与电信运营商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着公司的收入。因为SP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号码资源和政策管制都由电信运营商决定。
BD一般昼伏夜出，一到晚上就陪电信运营商相关负责人活动在酒吧、KTV等各种场所，并伺机送出各种赞助费用。一位曾经的SP行业从业者说，他见过一个BD给广东移动一位处长送出20万的红包，对方接钱的时候“连手都不抖一下”。“能公关下运营商管理人员，还有什么人公关不下来？”一位SP这样认为。
除获取资源外，BD还担负着“消防队员”的角色。SP公司一旦出事，BD需要找运营商相关人员出面“摆平”。有时候，BD甚至会在几个省份来回活动，找一个“风声不紧”的区域暂时安身。BD每月收入不会低于一万，有的甚至好几万。年底还能分到业务提成，“有的高达两三百万”。他们手里还有大量“活动经费”。
号码泄密的源头不只是运营商。“企业的找工商，证券的找证券。”为了获得号码资源，各种俱乐部、汽车销售公司、物业公司等都成为“公关”对象。不只是“公关”，SP获取号码资源的手段还有更卑劣的。
广州一家名为众为信息咨询公司的SP不惜以安装软件为饵盗取200万业主的资料。公司以给小区物业安装免费软件为由，将小区业主资料数据库与该公司数据库对接。如果小区物业拒绝安装该软件，该公司甚至直接采用盗窃的手段。每取得一户家庭的个人信息，操作人员能得到五分至一毛五的提成。依据客户回访数量及购买业务花费数额还有二次提成。
此外，SP公司在帮银行、证券类公司做一些群发业务的时候，常会把号码资源私自留作他用。“银行的号码资源是最贵的，每条信息价值2元，而且还有许多是假冒的。”此外，号码资源还可以从商场会员卡、俱乐部、网络注册信息之类的地方得到。
“只要肯付出足够的金钱，总能找到愿意卖号码的人。”他们似乎无所不能。
隐私如何炮制成骚扰？
巨大的利润让运营商、SP、投放广告者甚至黑手机制造者在互相算计的同时走向合作。
一般地说，SP公司赚钱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向投放者收取广告费用，另一种是让用户主动或者被动订阅业务，收取相应费用。短信广告也有两种，一种是商务型短信，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内容一般是节日问候、生日祝福、公司内部重要信息等等，收费是6分钱每条。第二种就是隐秘型短信，如：房产信息、商场打折信息，甚至代开发票和诱骗等不法信息，这是利用短信卡发送，最后在用户端显示的是手机号码。因为隐秘而且发送量巨大，第二种相对便宜，每条2分左右。后者要求有大量精准的客户资源，利用移动端口或短信群发器，SP公司就可以大肆敛财。
钱斌（化名）的SP生涯始于中国手机用户规模迅速扩大的2002年。当时接收短信的用户手机被SP戏称为 “垃圾站”，而不小心落入圈套的用户则被称为“提款机”。钱斌们一面运“垃圾”，一面提“款”，疯狂敛财。 钱斌透露，一台短信群发器一小时能发800条，推送广告一天收入七八百元，比他过去忙乎半个月都多。客户来自各行各业，短信内容也五花八门，有卖六合彩的、拉皮条的、放高利贷的、做形象广告的、诈骗银行卡的、设SP服务陷阱的。合作大多在网上进行，也有着行规和“默契”，钱斌们从不过问客户身份。毫无疑问，垃圾信息也为很多见不得光的“地下生意”提供了活动平台。
2003年，钱斌发现一个更快的来钱办法。当时，SP公司有权直接扣除用户费用，只需要从运营商手中拿到手机号码，将业务绑定到这些号码上，就可以通过发信息收钱了，不需要任何推广。很多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SP公司交纳每个月八元到十五元不等的费用。“这时候赚钱比抢钱还快，因为一天就可以‘抢’好几百人。”说到当年的“好日子”，钱斌意犹未尽。而当时这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运营商的“默许”。“SP的收入都要与运营商85：15分成的。当时公司做了两个月，收入一千多万，运营商可以坐收一百五十多万。”
2004年8月之后，中国移动上了MISC平台，要求得到用户的二次确认信息之后，SP公司才可以进行扣费，这让不少小SP公司接连倒闭。但很快，SP公司找出了MISC的漏洞。他们设置诸多短信陷阱吸引手机用户在无意识的时候回复，使MISC平台默认SP公司收取业务费用。当时，钱斌手下一个拥有30台群发器的中等SP公司，一天可以发送20万条引诱信息，保守计算有3%的回复率，即使只绑定一个8元包月的业务，每天营业收入达48万元，除去给移动的分成和信息费，SP公司每天可以坐收4万元左右。
虽然SP直接捆绑业务没能做多久，但接下来的MISC平台的漏洞成了不少SP公司的救命稻草。很难说这个漏洞是SP聪明地发现的，还是运营商留出来的“后门”。
钱斌还把公司业务预装在黑手机选项中。他认为，相当多比例的手机用户会不小心打开相关选项，被默认为定制了相关业务，之后每月被扣取费用。在与黑手机制造商合作中，除了预装费用之外，黑手机制造商还会与SP公司按比例进行业务分成。使用黑手机的这部分人大多维权意识淡薄，很少去投诉。
就在中国移动关闭了分众无线等短信业务通道后，垃圾短信又出现了变种。目前的短信群发公司改用网络帐号向用户发送垃圾短信。这些公司循环申请手机邮箱账号，一晚能申请1000个账号，每个账号一次可向30～50个手机号码发送短信。
每次管制都会有一批SP公司倒闭，但马上会有找到政策、技术漏洞的新SP公司“脱颖而出”。
电信运营商难逃其咎
对于SP公司的猖獗，电信运营商是防不胜防，还是有意“放水”？
运营商和SP公司之间千头万绪的关系让业内人眼花不已。运营商一面对SP公司进行管制，另一面又放不下SP公司带来的海量营收。SP公司则一面逃避运营商的管制赚取暴利，一面找机会“黑”运营商的话费——“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在继续。
今年3·15分众短信门事件被曝光之后，业内专家认为，运营商的措施简单粗暴，而且治标不治本。
中国移动某区客户经理张涛（化名）承认，单纯从技术上来讲，运营商对垃圾短信是可以治理的。SP发送信息无非两个渠道，一个是利用移动的端口直接发送，另外一个就是购买普通的SIM卡，利用短信群发器进行操作。利用端口发送的信息，通过后台技术操作，运营商可以得到所有在册SP公司的详细行为数据，进而决定对SP公司的整治力度甚至端口的开放与否。而利用群发器操作的垃圾短信，运营商亦可通过单一号码发送多条重复信息以及一些关键词搜索进行限制。
然而，运营商内部复杂的关系使技术措施变得困难重重。张涛曾经的上司在力推SP整治的时候，被一个SP公司的背景人物“公关”下台了。之后，他们部门管理者人人自危，谁都不愿意出头。
具体到操作层面，SP公司与运营商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光靠钱来公关，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SP从业者与运营商内部人员有密切的合作。”有些运营商内部管理人员甚至兼着SP公司的职务，更可笑的是，还有“315”的工作人员在曝光黑幕后看到SP的巨大利润，转做SP。
据摩根士丹利统计，我国现有5亿多手机用户，每天未经许可的垃圾短信约为10亿条，这意味着移动运营商仅从垃圾短信一个项目上年收入就超过10亿元，成为垃圾信息的最大获益者。
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行为，电信运营商基本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例如在郑州，单张SIM卡恶意巨额欠费，电信运营商就会锁定其方位，联合警方一起将相关人员抓获，罪名是“侵吞国家财产”。如果利益受损的是普通手机用户，电信运营商反应就会慢许多。
通信专家指出，第三方监督的缺位使运营商和SP公司难以规范。315之类的监督没有直接约束的效力，而且每年几乎只有一次大动作。而电信运营商是SP的直接获益者，不仅不需要为自己的“不作为”付出代价，反而可以从“不作为”中获得利益。
谁来为我们“裸奔”的隐私披上外衣？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
2007年9月，傅金华打算将自己公司的生产基地从浙江搬到江西。前期筹备时，对公司事务的处理全在手机上进行，当月话费超过2000块。从那以后，从凌晨到深夜，卖房卖车、投资炒股、商场打折的，甚至虚开发票、色情交友的信息，常常塞满了手机收件箱。
今年央视的“3·15”晚会，分众无线、精准等几家短信广告商发送垃圾短信的事被曝光，此后，中国移动关闭7家公司的短信端口，浙江移动也关闭了几家SP公司的端口，傅金华收到的垃圾短信明显少了，但他很快发现，推销电话一下子多了起来，一天不下20个，拒接又唯恐误了生意，他烦不胜烦。
内行人告诉傅金华，只要他的手机号码被SP公司记录，他就永无安宁之日了。
傅金华更可能不会知道，拥有浙江移动VIP用户、浙江企业业主、全国股民、杭州香格里拉贵宾等多重身份的他，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开户时间甚至每月话费等私密信息，早已被多次打包，明码出售。
明码标价的隐私
中国移动杭州VIP客户信息，263万条，2000元；全国股民名单，65万条，3000元；浙江资产千万老板手机信息，1.8万条， 600元……记者在一个名为“信息传播交流广场”的网站上看到了个人隐私在互联网上的价码。
记者随后联系了该公司的业务人员李哲，以有短信群发需求为由约见了他。
李哲的公司位于徐家汇的一幢商住两用楼里，3室1厅的办公室里稀稀拉拉地摆放着7、8台短信群发器和破旧的电脑。公司共13名员工，以前每天可群发150万条短信，“3·15”后每天“控制”在30万～50万条。
李哲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就是以销售数据和代发广告信息为主要业务。他们有几百万名移动VIP手机用户的一手资料，条条真实。很多同行都向他们购买资料。中国各地老板手机号、北京股民名单、07年新股民名单、上海移动VIP客户名单、杭州VIP客户名单、长沙移动VIP客户名单等，在这里应有尽有。
李哲打印出一份杭州移动全球通VIP信息样本让记者验证，在这份样本上记录着每位机主的号码、姓名、地址、身份证、开户时间、上月话费等详细资料，经记者验证的5个手机号中，有3个是相符的。
李哲告诉记者，如此真实的资料，大部分是从运营商处获得。
SP业内有这样的传言：下午从电信运营商那里放出的手机号码，次日凌晨超大规模SP公司就可以得到；临近中午，大型SP公司可以拿到；晚上或者第三天凌晨，中小型SP公司也都获得了。这意味着，个人手机号码从入网开始，就已经迅速进入SP公司的数据库。SP公司从电信运营商处获得的最低级信息是没有经过分类的号段，但他们还需要更加精准的分类号码资源。各地运营商划定的VIP用户、月话费超过500元或1000元的用户，其号码资源都是抢手货，部分号码资源甚至能卖到5毛到1块钱一个。
有钱，就能找到卖号码的人
BD，原意是business developer（业务拓展员），现今已经演变为针对电信运营商的公关专员。他们与电信运营商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着公司的收入。因为SP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号码资源和政策管制都由电信运营商决定。
BD一般昼伏夜出，一到晚上就陪电信运营商相关负责人活动在酒吧、KTV等各种场所，并伺机送出各种赞助费用。一位曾经的SP行业从业者说，他见过一个BD给广东移动一位处长送出20万的红包，对方接钱的时候“连手都不抖一下”。“能公关下运营商管理人员，还有什么人公关不下来？”一位SP这样认为。
除获取资源外，BD还担负着“消防队员”的角色。SP公司一旦出事，BD需要找运营商相关人员出面“摆平”。有时候，BD甚至会在几个省份来回活动，找一个“风声不紧”的区域暂时安身。BD每月收入不会低于一万，有的甚至好几万。年底还能分到业务提成，“有的高达两三百万”。他们手里还有大量“活动经费”。
号码泄密的源头不只是运营商。“企业的找工商，证券的找证券。”为了获得号码资源，各种俱乐部、汽车销售公司、物业公司等都成为“公关”对象。不只是“公关”，SP获取号码资源的手段还有更卑劣的。
广州一家名为众为信息咨询公司的SP不惜以安装软件为饵盗取200万业主的资料。公司以给小区物业安装免费软件为由，将小区业主资料数据库与该公司数据库对接。如果小区物业拒绝安装该软件，该公司甚至直接采用盗窃的手段。每取得一户家庭的个人信息，操作人员能得到五分至一毛五的提成。依据客户回访数量及购买业务花费数额还有二次提成。
此外，SP公司在帮银行、证券类公司做一些群发业务的时候，常会把号码资源私自留作他用。“银行的号码资源是最贵的，每条信息价值2元，而且还有许多是假冒的。”此外，号码资源还可以从商场会员卡、俱乐部、网络注册信息之类的地方得到。
“只要肯付出足够的金钱，总能找到愿意卖号码的人。”他们似乎无所不能。
隐私如何炮制成骚扰？
巨大的利润让运营商、SP、投放广告者甚至黑手机制造者在互相算计的同时走向合作。
一般地说，SP公司赚钱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向投放者收取广告费用，另一种是让用户主动或者被动订阅业务，收取相应费用。短信广告也有两种，一种是商务型短信，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内容一般是节日问候、生日祝福、公司内部重要信息等等，收费是6分钱每条。第二种就是隐秘型短信，如：房产信息、商场打折信息，甚至代开发票和诱骗等不法信息，这是利用短信卡发送，最后在用户端显示的是手机号码。因为隐秘而且发送量巨大，第二种相对便宜，每条2分左右。后者要求有大量精准的客户资源，利用移动端口或短信群发器，SP公司就可以大肆敛财。
钱斌（化名）的SP生涯始于中国手机用户规模迅速扩大的2002年。当时接收短信的用户手机被SP戏称为 “垃圾站”，而不小心落入圈套的用户则被称为“提款机”。钱斌们一面运“垃圾”，一面提“款”，疯狂敛财。 钱斌透露，一台短信群发器一小时能发800条，推送广告一天收入七八百元，比他过去忙乎半个月都多。客户来自各行各业，短信内容也五花八门，有卖六合彩的、拉皮条的、放高利贷的、做形象广告的、诈骗银行卡的、设SP服务陷阱的。合作大多在网上进行，也有着行规和“默契”，钱斌们从不过问客户身份。毫无疑问，垃圾信息也为很多见不得光的“地下生意”提供了活动平台。
2003年，钱斌发现一个更快的来钱办法。当时，SP公司有权直接扣除用户费用，只需要从运营商手中拿到手机号码，将业务绑定到这些号码上，就可以通过发信息收钱了，不需要任何推广。很多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SP公司交纳每个月八元到十五元不等的费用。“这时候赚钱比抢钱还快，因为一天就可以‘抢’好几百人。”说到当年的“好日子”，钱斌意犹未尽。而当时这个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运营商的“默许”。“SP的收入都要与运营商85：15分成的。当时公司做了两个月，收入一千多万，运营商可以坐收一百五十多万。”
2004年8月之后，中国移动上了MISC平台，要求得到用户的二次确认信息之后，SP公司才可以进行扣费，这让不少小SP公司接连倒闭。但很快，SP公司找出了MISC的漏洞。他们设置诸多短信陷阱吸引手机用户在无意识的时候回复，使MISC平台默认SP公司收取业务费用。当时，钱斌手下一个拥有30台群发器的中等SP公司，一天可以发送20万条引诱信息，保守计算有3%的回复率，即使只绑定一个8元包月的业务，每天营业收入达48万元，除去给移动的分成和信息费，SP公司每天可以坐收4万元左右。
虽然SP直接捆绑业务没能做多久，但接下来的MISC平台的漏洞成了不少SP公司的救命稻草。很难说这个漏洞是SP聪明地发现的，还是运营商留出来的“后门”。
钱斌还把公司业务预装在黑手机选项中。他认为，相当多比例的手机用户会不小心打开相关选项，被默认为定制了相关业务，之后每月被扣取费用。在与黑手机制造商合作中，除了预装费用之外，黑手机制造商还会与SP公司按比例进行业务分成。使用黑手机的这部分人大多维权意识淡薄，很少去投诉。
就在中国移动关闭了分众无线等短信业务通道后，垃圾短信又出现了变种。目前的短信群发公司改用网络帐号向用户发送垃圾短信。这些公司循环申请手机邮箱账号，一晚能申请1000个账号，每个账号一次可向30～50个手机号码发送短信。
每次管制都会有一批SP公司倒闭，但马上会有找到政策、技术漏洞的新SP公司“脱颖而出”。
电信运营商难逃其咎
对于SP公司的猖獗，电信运营商是防不胜防，还是有意“放水”？
运营商和SP公司之间千头万绪的关系让业内人眼花不已。运营商一面对SP公司进行管制，另一面又放不下SP公司带来的海量营收。SP公司则一面逃避运营商的管制赚取暴利，一面找机会“黑”运营商的话费——“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在继续。
今年3·15分众短信门事件被曝光之后，业内专家认为，运营商的措施简单粗暴，而且治标不治本。
中国移动某区客户经理张涛（化名）承认，单纯从技术上来讲，运营商对垃圾短信是可以治理的。SP发送信息无非两个渠道，一个是利用移动的端口直接发送，另外一个就是购买普通的SIM卡，利用短信群发器进行操作。利用端口发送的信息，通过后台技术操作，运营商可以得到所有在册SP公司的详细行为数据，进而决定对SP公司的整治力度甚至端口的开放与否。而利用群发器操作的垃圾短信，运营商亦可通过单一号码发送多条重复信息以及一些关键词搜索进行限制。
然而，运营商内部复杂的关系使技术措施变得困难重重。张涛曾经的上司在力推SP整治的时候，被一个SP公司的背景人物“公关”下台了。之后，他们部门管理者人人自危，谁都不愿意出头。
具体到操作层面，SP公司与运营商往往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光靠钱来公关，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SP从业者与运营商内部人员有密切的合作。”有些运营商内部管理人员甚至兼着SP公司的职务，更可笑的是，还有“315”的工作人员在曝光黑幕后看到SP的巨大利润，转做SP。
据摩根士丹利统计，我国现有5亿多手机用户，每天未经许可的垃圾短信约为10亿条，这意味着移动运营商仅从垃圾短信一个项目上年收入就超过10亿元，成为垃圾信息的最大获益者。
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行为，电信运营商基本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例如在郑州，单张SIM卡恶意巨额欠费，电信运营商就会锁定其方位，联合警方一起将相关人员抓获，罪名是“侵吞国家财产”。如果利益受损的是普通手机用户，电信运营商反应就会慢许多。
通信专家指出，第三方监督的缺位使运营商和SP公司难以规范。315之类的监督没有直接约束的效力，而且每年几乎只有一次大动作。而电信运营商是SP的直接获益者，不仅不需要为自己的“不作为”付出代价，反而可以从“不作为”中获得利益。
谁来为我们“裸奔”的隐私披上外衣？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