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知行合一

一、气场

王阳明办书院讲学，可谓盛况空前，但树大招风，不知不觉间惹恼了一个人。

此人就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思州知州。按道理，王阳明虽是被贬谪，但有龙场驿丞之职，思州知州就应为之提供日常所需，但这位知州实乃官场小人，巴不得王阳明在这儿自生自灭。现在听说王阳明不仅置之死地而后生，还办了个龙岗书院，竟然还办的风生水起。他怒了。

他找来一帮手下，让他们扮成流氓地痞去砸砸场子。

有一天，王阳明在书院里讲课，讲到一半，一帮小混混冲了进来，张口便呼喝：“哪个是王守仁？”

王阳明一看，来者不善！但他端坐在杏坛之上，丝毫不为所动，只是沉声问有何事。

小混混们叫嚣，你个小小的龙场驿丞不得了了？来龙场这么长时间，拜见过长官了吗？还在这儿搞一个书院。弄这么多人干嘛呢？非法聚众啊？

这些小混混跋扈惯了，以为王阳明不能拿他们怎么样。但说着说着发现形势不对，那些苗民、彝民孔武有力，看到一帮流氓上来捣乱，二话不说一顿乱拳把小混混打得哭爹喊娘，狼狈逃窜，跑回去了。

思州知州气坏了，立刻告了王阳明一状。告到了贵州的按察司，告到了按察提学副使毛科那里。按察提学副使相当于贵州省副检察长兼教育厅厅长，权势很大。毛科工作非常踏实，听说龙场有个叫王阳明的驿丞把上级官员派去视察的手下给痛打一顿，这可是不得了的事。他决定亲自跑去龙场驿调查，去见王阳明。

思州知州告了黑状，王阳明也不辩解。毛科来了，王阳明便落落大方地与其一叙。一番交谈之下，毛科觉得王阳明的学问不得了，见识尤为不凡，还在这不毛之地搞了个书院，更觉感慨，甚至心生赞佩。

但是，他毕竟是来解决问题的，于是毛科嘱咐王阳明说，好歹写封信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吧。毛科回到贵阳后，两天后就接到了王阳明的信。《答毛宪副》文采斐然，字里行间，大义凛然，毛科为之深深折服。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毛科的，锋芒却是直指知州本人。思州知州欺软怕硬，吃了哑巴亏。王阳明和龙岗书院名声大振。

这就引起了另一个头面人物的关注，此人是手握当地军政实权的土司——水西宣慰使安贵荣。

安贵荣听说王阳明才学很大，名气更大，连思州知州都栽到他手里，真是个人物，便想结交一下，特意派人将金银珠宝、米粮酒肉送到龙场来。

王阳明一看，告诉来人说，龙场穷乡僻壤，金银珠宝无用武之地，所以，米粮酒肉我留下，金银珠宝请拿回去。

安贵荣一看，收了米粮酒肉，看来这位阳明先生愿意交我这号朋友。

过了两天，安贵荣就写了封信给王阳明，说咱们算是朋友了，有个事想请教一下该做还是不该做，贵州这个偏僻之地共有九个驿站，好多都荒废了，像龙场驿，在您来之前就彻底荒着。荒着等于什么都没有，还不如把这些驿站都撤了，这也您也不用当这个小小的、连品级也没有的龙场驿丞了。我想向朝廷申请一下，先生以为如何？

王阳明当时就回了一封信，毫不客气地质问安贵荣：你这是意欲何为？一个小小地安西宣慰使就想裁撤朝廷的驿站？不过就是觉得翅膀硬了，想试探一下朝廷。一旦这个意图上达天听，皇帝雷霆大怒，你一个小小的水西宣慰使，承受的了吗？

安贵荣读了王阳明的回信，惊出一身冷汗。他平日里土皇帝做久了，野心确实有点膨胀。王阳明可不是什么旁人，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就把他这点小野心给点破了。

安贵荣看王阳明如此厉害，居然可以把自己骂的狗血喷头。也越发敬佩王阳明，平日便不敢去招惹他。结果他不招惹王阳明，王阳明却主动来招惹他。有一天，王阳明给他写了封信，又把他骂了一顿。

原来，安贵荣治下一个部落有两个家伙突然反叛，动静闹得很大，当地酋长管不住，就向安贵荣求援。安贵荣手上有兵，但他按兵不动，一直旁观。

安贵荣之所以如此，是想看看朝廷对这件事会有什么反应。他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待久了，家底儿很厚，总想弄出点事来。正好底下有人叛乱，他就静观其变。

这件事本来和王阳明无关的，但此时王阳明的行事，没有佛教的圆融，他立刻写了封信给安贵荣。信中劈头就说，安大人，你昏头了吗？在你的治下，有人叛乱，你居然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叛乱事小，你居心何在？朝廷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看你？况且，如果朝廷调动其他地方的兵力来扑灭叛乱的话，要你何用？你不是明显在告诉朝廷你安贵荣有二心吗？你这个水西宣慰使还要不要当了？

安贵荣一看这信，冷汗直冒，连声称自己错了，立刻派兵。《年谱》里说：“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难，民赖以宁。”

这既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创立心学之后的强大气场与行动风格。

大彻大悟之后，不是什么都不作为。逃避，根本不是真正的悟道。阳明心学的真正悟道是什么？是勇于担当、勇于负责。而且这种担当与负责还充满智慧，让问题迎刃而解。这种胸怀本质上是儒家的胸怀，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二、象祠记

安贵荣因为两封信，既被王阳明批得体无完肤，又对王阳明的心学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潜心向王阳明请教，并引进王阳明得教学模式教育彝族子弟，甚至首开了贵州历史上彝汉双语教学之风，也算功德无量了。

有一天，安贵荣提了一个看似普通却又独特的请求，他的请求不过是想请阳明先生为他新修缮的祠庙写一篇记文，这本来没有什么，但这个祠庙的祭祀对象居然是“象”。这让王阳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一篇名垂史册的《象祠记》横空出世。

当地苗民、彝民等少数民族所祭祀的对象居然不是贤君舜，而是舜那个品性极端恶劣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象，这确实出人意料。

其次，经过王阳明反复求证，灵傅山上的这座象祠由来已久，曾经数度被毁，又数度重建，数度修缮，可见反复之间，一定有当不当祭祀之争。

象作为反面典型，在儒家的价值评判上一直是一个极为负面的形象。现在，苗民和彝民祭祀的对象居然是象而不是舜。《象祠记》里，王阳明根据文献的记载、象后来所具的封地，以及事理逻辑的推论，断定“象之不仁，盖其始焉尔，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

象一定是在哥哥舜帝潜移默化的教化与影响下，最终改弦更张，成了一个好人，并有功于封地的少数民族百姓。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即便历经千年的迁徙，对象的祭祀也一直保留了下来。

毁祠的人看到的是改变之前充满恶的象，而重建修缮象祠的少数民族百姓只看到后来那个痛改前非、显露善良并有功于百姓的象。

王阳明由是发出了一句重要的感悟——

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这句话里潜藏着阳明心学的终极归宿——“致良知”的萌芽。

三、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的提出和一个人的关系很大，这人叫席书。此人性子很轴，之前在朝廷做御史，后来被挤兑来了贵州。

席书是当时贵州的提学副使，他的前任也就是那位毛科，是毛科向席书详细介绍了王阳明，不然身居高位的席书是不会知道小小的龙场驿丞的。席书对王阳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去龙场见识一番。

身在龙岗书院，亲自聆听心学，听课之后，席书主动向王阳明请教。

席书也是大儒，所提问题中规中矩，意即你要讲理学，讲心学，先讲清楚朱陆异同。

王阳明淡淡一笑，不讲朱陆异同，只讲“心即理”、“心外无物”，只讲自己最近悟出来的心学。

席书回去之后，琢磨了很久，更加困惑王阳明为什么不正面解答，只讲“心即理”。

他第二天又去，又问朱陆异同。王阳明还是不讲，只讲“吾本性自明也”。他说最重要的不是陆九渊和朱熹讲什么，而是你席书那颗心应该想什么。

席书一连来了数次，请教了王阳明数回。后来又往复书信请教，当他固执己见之意终于全然放下，心学之语则如春风化雨，一下荡涤了所有旧识。席书突然之间领悟了。

席书这样的理学老顽固，“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感慨自己今日终于重见圣人之学。

《年谱》记载：“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随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最后两句很关键，是说席书带着贵阳诸生，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带头行师礼的就是席书。

论资历，席书可以做王阳明的老师，可席书却愿意对王阳明行师礼，既可见席书的博大胸怀，又可见心学的巨大魅力。

王阳明终其一生都把席书当作知己对待。席书辞世后，王阳明亲自为他写祭文，即以“平生知己”相称许。

从席书后来的人生表现可以看出来，他受阳明心学的影响确实很大。宁王之乱时，江南官场普遍举棋不定，作壁上观，而席书当时远在福建任上，闻听消息，毫不犹豫，立刻招募了两万人，准备平叛。

席书纯是一介文官，又不像王阳明学过军事，会打仗，但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赶到江西评判，只不过他赶到南昌时，宁王之乱已经被王阳明平定。这仍然足以说明，心学所提倡的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席书身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史》就评价席书“遇事最敢为”。

席书为何能如此“敢为”？因为心学的“知行合一”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口诀，叫“事上练”。遇到事，不怕事，一有事，刚好事上练。就像“宝剑锋从磨砺出”一样。

后来到了嘉靖朝，因为心学，王阳明已经被朝廷边缘化。嘉靖三年（1524）大同兵变，席书就向嘉靖上疏，说平定天下祸乱，成就一代功业，本朝只有王阳明有这么大的本事。由此可以看出席书对王阳明的推崇。

后来王阳明最终答应了席书的请求，主讲贵阳文明书院。

王阳明到了文明书院后，在不断讲习中，其“心即理”“心外无物”之说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为纠当时世风浮泛之弊，纠知识分子空谈虚论之病，在讲习实践的过程中，终于逐渐产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

王阳明一朝悟了“知行合一”，喜不自胜，便写信把这一成果告诉千里之外的大弟子徐爱。徐爱正在故乡准备来年的进士考试，一接到这封信，马不停蹄赶到了贵阳。

作为老师的大弟子，还有什么事情比追随他更重要呢？

真正的弟子，真正的传人，真正的同道中人，是可以教学相长、相互裨益的，而不只是机械地追随。徐爱到了贵阳之后，直面灵魂地首先提出疑问——

“知、行”明明为二，老师如何“合一”？

知与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很重要地两大命题，从古至今，就存在着两大命题——一是行先知后，还是知先行后？二是行易知难，还是知易行难？

王阳明别出心裁，居然提出了“知行合一”。可谓石破天惊。

徐爱又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应该讲孝悌，可事实上做到的人很少，这说明知道和做到明明是两件事，怎么能合一呢？

王阳明回答说：徐爱啊，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他举了个例子，说《大学》上有句话，叫“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你看到那个美色心生欢喜，开眉舒颜，但你是看到美色之后才决定开眉舒颜的吗？不是，你一看到就心生欢喜，这个眉头立刻就展开了；而那个恶臭你一闻到，鼻子就皱起来。你是闻完了，判定他是臭的，才决定皱眉头的吗？不是，你那个眉头一时开一时皱，和你的那个审美行为或审丑行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放到孝和悌，也是这一的。光说并不是知道，他去做了，做到孝、做到悌才能说明他知道孝悌。

王阳明讲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人生中最常见的一个困惑：知道，但做不到。王阳明是说，做不到就不是真知道，真正的知道就是能做到；你做不到，就是不是真知道。所以王阳明说，知、行，其实是一个整体。

徐爱一听很有道理，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承认老师你说的知行可以合一，但是古代圣贤为什么要把知、行分成两个呢？是咬人在这个地方有用功有分晓吗？

王阳明点头，徐爱有悟性，一点就透，王阳明说，古之圣贤为什么要把知、行分开论了呢？是因为有两种人，一种人冥行妄作，一种人好说空言，不着实躬行。

王阳明说得很深刻。世人皆可对镜自照，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两种人。你或许不一定认为自己是那两种人，但你有没有冥行妄作和不着实给躬行的时候呢？

有，一定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什么伟大？因为他解决了人生的三大困惑之一，即习性的问题。

人生其实有三大根本困惑——欲望、情绪、习性。

欲望指向未来，情绪指向当下，而习性则是根深蒂固的积累。社会学上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人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往的习惯造就的，也就是习性。成功是由好的习性造就，失败则是由坏的习性造就。

今天，文明愈加发展，科技愈加进步，我们被“异化”的习性反而愈加明显，愈加严重。

马克思当年借用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预言了资本的贪婪与无序扩张会使得人们成为金钱的奴隶。如今，除了金钱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还成为了手机的奴隶。人们的习惯与习性，已经被手机所绑架，导致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越发“碎片化”。同时，大量的碎片信息涌入，完全挤压了精神空间，导致王阳明当年所批判的“枝枝叶叶外头寻”的现象愈发严重。

王阳明讲的冥行妄作与好说空言、不着实躬行，其实就是人的两大根本习性。曾国藩就说过一句名言，叫“败人两字，非傲即惰”。所谓“败人”，就毁于这两大恶习。

儒释道三家各有各的智慧，道家讲超越擅长解决欲望的问题；佛家讲慈悲，擅长解决情绪的问题；儒家讲修身，擅长解决习性的问题。

在儒家所有的思想智慧中，解决习性问题没有什么比心学的“知行合一”更有效的了。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心即理”“心外无物”能帮你找到自己，“知行合一”能够帮你塑造、改变自己，“致良知”则最终帮你成就自己。

这就是阳明心学的伟大之处，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获得自我的解放，而每一个人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对了。

有一天，一位姓汪的朋友请王阳明小聚，当晚，王阳明于阁楼之上，看向文明书院、龙冈书院的方向，写下一首小诗 ——《夜宿汪氏园》。诗云：

小阁藏身一斗方，夜深虚白自生光。
梁间来下徐生榻，座上惭无荀令香。
驿树雨声翻屋瓦，龙池月色浸书床。
他年贵竹传遗事，应说阳明旧草堂。

立身，不过斗方；俯仰，无愧天地。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五百年来，谁不在说心学？谁不在说“阳明旧草堂”？

四、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正德五年（1510，三十八岁），朝中时势剧变，刘瑾失势，终被凌迟处死。在经历三年的贬谪岁月后，王阳明改任江西庐陵知县。

临行之时，门人弟子都来送行，王阳明当场写下《将归于诸生别于城南蔡氏楼》。诗云：

天际城楼树杪开，夕阳下见鸟飞回。
城隅碧水光连座，槛外青山翠作堆。
颇恨眼前离别近，惟余他日梦魂来。
新诗好记同游处，长扫溪南旧钓台。

来时“此境奇绝”，别时青山绿水，此刻是如此难舍难分。王阳明对弟子说，不要忘记我们一起同游过的黔山黔水，记得时时打扫好溪南旧钓台，即便身不能回，我的心也会时时在梦中归来。

成为一代宗师的王阳明在走出贵州那一刻，也别有了一番人生气象。接下来，王阳明的人生，可谓是气场全开、境界全开。

先是在江西庐陵任上大显身手，七月而使庐陵大治。

接下来因庐陵政绩奉调入京，在北京与好友湛若水、黄绾大兴讲学之风。

但天子脚下理学顽固，岂容心学之讲传？王阳明不久后就被调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这是个闲职，主要是管理马匹，而官衙署所位处在安徽滁州，于是，王阳明在滁州大讲心学，形成一时盛况，天下儒生纷纷远赴滁州听讲。

阳明心学的宣讲使得王阳明受到兵部尚书王琼的推荐，在王琼的力荐下，王阳明连升数级，出任督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

南赣匪患积数十年，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已成明王朝心腹大患。朝廷用兵已久，却无尺寸之功。王阳明出任南赣巡抚，如秋风落叶般荡平四大贼寇，南赣地区绵亘数百里、迁延三十年的匪患，一朝而解，朝廷上下，为之震动。

王阳明却觉殊无可喜，说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千古名言。

正德十四年（1519，四十七岁）六月，王阳明奉命勘处福建军士哗变事宜，行至丰城，闻宁王朱宸濠叛乱，遂孤身返吉安，起义兵，平宁王之乱。前后仅四十三日。

因平宁王之乱，王阳明受封新建伯。但武宗荒诞无稽，率奸佞张忠、许泰南下，王阳明不得不打起精神来与前来抢攻的宦官二人周旋。在忠、泰之难中，王阳明“揭致良知之教”，心学思想体系最终走向完善。

嘉靖皇帝登基后以理学大师自命，加之桂萼、张聪等人忌惮王阳明的影响力，虽经席书等人力荐入阁，王阳明终究入阁无望。王阳明坦然面对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压，一心以教育诸生、宣讲心学为重。嘉靖六年（1527，五十六岁），广西思恩、田州叛乱，朝廷无人可用，危机之时，终究还是要依托王阳明。

王阳明兼督察院左都御史，后又兼任两广巡抚，远赴广西评判。出发千叶，有著名的“天泉证道”，王阳明与钱德洪、王畿立下善恶“四句教”法。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嘉靖七年（1528，五十七岁），王阳明行至广西，二月平定思田之乱。十月，王阳明病重，上疏告老还乡，被桂萼压住，留中不发。

十一月，王阳明听从自我的良知，毅然启程返乡。二十九日辰时（1529年1月9日），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舟中，时年五十七岁。临终时有门人周积等人陪伴，王阳明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千古名言，含笑而逝。

隆庆元年（1567），朝廷下诏赠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世称“王文成公”。

万历十二年（1584），王阳明从祀于孔庙。“立德、立功、立言”，世称阳明先生“真三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