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佛学的中国化

心学思想在佛学中的重起

首先要讲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生命的衰落。

从儒家的经典中找到建立名教或礼教的根据，叫两汉经学。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纷争，逐鹿中原、抢夺天下，就进入了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人人自危。中国知识分子曾经相信的儒家学说不能维持中国的社会秩序，所以知识分子对儒家失去了信心，进而进入了道家思想，精研三部道家的经典。

一部叫《周易》，一部是《道德经》，还有一部《庄子》。这三部经典合起来叫“三玄”，这叫魏晋玄学时期。对道家学说的研究，想要做什么？在这乱世中全身避害。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研究道家经典，一方面身体力行，用自己的生命实践来体现道家的思想境界，就形成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魏晋名士。魏晋名士的生命实践展现给我们风流潇洒的人格，最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他们的生活原则就是这样一句话：“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越儒家对人的生活的种种规范，他们认为这些规范都是人为的、造作的，要回归自由的生命。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们一头扎到道家的学说中去，寻求大自然，个人的自在。我们有个成语叫“相濡以沫”，这是儒家精神的形象的比喻。

“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每一条鱼各自游开，，各自去寻找广阔的水域，相忘于江湖——这才是好的生活。道家学说当然是智慧的一种境界，但是能用道家的思想为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它的社会秩序奠定精神基础吗？不可能。

所以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生命衰落了。每个人寻求个人的自在，衰落的文化生命亟待拯救。中华民族的幸运是得到了来自释迦牟尼的启发，也就是得到了佛学的启发。

中国人本有智慧，主要是儒家和道家的智慧，现在又得到了来自古印度佛陀的智慧的启发，这样中国思想发展就进入了隋唐时期。

佛经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佛经来了，但中国的文人在阅读、翻译它的时候遇到巨大的困难。佛经中有许多用梵文单词所表达的观念，这些观念在汉语中找不到现成的词来表达，这表明中国思想缺这一块，从语言中就能发现。

现在我们佛经中还能看到好多音译的词，但我们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两汉之际一直到隋唐，好几个世代，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翻译、理解、消化、吸收，到了唐朝终于做到了让佛经说汉语。

在佛经的翻译的过程中也就逐渐展开了佛学的中国化。

佛教有许多宗派，不讲小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有八大宗派，都传入中国：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另外还有律宗、密宗、三论宗、唯识宗，加起来八大宗派。

八大宗派里的前四大派，都中国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的佛教”——意思就是说这已经并不是原本的佛陀的思想了，是中国化了的。

后面四大派，没有中国化，可以称之为“在中国的佛教”。

其中，中国化程度最高的就是禅宗。到了后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佛教就是禅宗，禅宗就是佛教。

中国化有两个标志，一个是让佛经说汉语，第二个是深入每个老百姓的内心深处。主要标志就是惠能，六祖惠能做成了这件事。

由于翻译佛经的缘故，我们的汉语多了一大堆本来没有的词，比方说：觉悟、真理、境界、缘分、思维、意识、心心相印等等这些词。

还有一个“度”字，出家的第一步——剃发，称之为“剃度”，意思就是从此岸度到彼岸。以前有个“渡”字，那叫渡河。现在把渡河的三点水拿掉，就表示我们要“自度”，在充满烦恼的娑婆世界当中抵达没有烦恼的彼岸。

汉语当中多了这么多词语，中国人就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了佛学思想，还对佛学的展开作出贡献。

释迦摩尼说人世间到处都是烦恼，有八万四千种尘劳。有八万四千种尘劳，就有八万四千种法门来对付。但我们从来没数过。佛陀喜欢用大的数字说话，而中国人会概括。

中国文人做学问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概括。结果把八万四千种烦恼概括为三个：贪嗔痴。

那八万四千种法门呢，我们又概括了，无非三个门：戒定慧。

那么修行是什么意思？转变——变贪嗔痴为戒定慧。这是很高的概括。

更大的贡献是为禅宗真正地奠定了基础。禅宗开端于灵山法会，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了，到了达摩就来到了中国。达摩因此就是中国禅宗地初祖。从达摩传到慧可，慧可传到僧璨，僧璨传到道信，道信传给弘忍，弘忍传给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