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所有人都处于文明的对话和冲突中

20世纪国际关系的格局是两大阵营的对抗，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随着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两大阵营的对抗结束了。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题是什么？亨廷顿认为我们要重画国际政治的地图，这个地图怎么画？他说有一条“文化等高线”，每一个国家将重新认识自己属于哪一种文明，所以他这本书的书名就是《文明的冲突》。

如果说20世纪国际关系主题是“我们站在哪一边”，那么21世纪主题改变了。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问，“我们作为这样一个民族，我们是谁？”

21世纪的开局很不妙，这一年发生了911恐怖主义袭击。911恐袭事件的发生，似乎就证明了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所作的语言：文明的冲突全面展开。文明冲突的根源是什么？亨廷顿只是一个国际政治学家，他当然会有一定的哲学修养，但哲学不是他讨论的主题，他认为文明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一定会带来冲突。

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差异，并不直接带来冲突，不同的文化还可以彼此欣赏，彼此交流。冲突的根源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和科技诞生于欧洲，它属于欧洲民族的天命，但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一旦诞生，其本性一定带来世界史。资本就是不断增殖的货币，资本一旦停止增殖，它作为资本就死了，它成了消费资金，资本的生存就是不断增殖，这是它的一个内在逻辑。

由于这样的逻辑，资本一定要突破，一定突破欧洲的疆界，要把全世界人的消费看成是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看成是它增殖的材料，于是它要征服世界。

资本带来了世界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于欧洲之前并没有世界史，只有各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资本的诞生结束了各个民族孤立发展的历史，把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卷入了资本的运动，同时每一个民族又有他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他的生活方式，他曾经的精神家园，这样就一定会带来不同的文明、不同文化在同一个区域中的冲撞。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近代史，就是不断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势的文化挑战的历史，西方文化携带者资本和科技的力量，撬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我们无以招架，一败再败。

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势的异族文化。在这之前，我们的民族每一次与异族的文化相遇，比较之下我们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我们发现我们的文化远远高于异族的文化，我们甚至可能被异族征服，但是我们的文化反而会同化、征服这些征服者。

我们在历史上亡国两次国，一次元朝一次清朝，这些征服了我们的民族，它也必须充分进入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统治这个民族。我们虽然国家亡过了，但是文化没有亡，所以清朝满族入主中原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顾炎武修改了原来那句话。原来那句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家亡了，他把这句话改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是文化的概念。

我们中国文化亡不了，但是终于在近代史开端，我们遇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势的文化，这样就开启了中国人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

洋务运动 → 推翻帝制 → 国民改造

首先学习的是西方的器物和技术。李鸿章创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但是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于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就来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制度。首先学了君主立宪制，康、梁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但很短命，才100多天就结束了，史称百日维新。中国知识分子继续探索：原来我们学的君主立宪制还不够先进，在西方还有更现今的民主共和制，于是革命派起来，推翻了帝制，赶走了皇帝，建立共和的政体。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是章太炎，政治实践家孙中山。1912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中华民国。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又认识到这样一点：光是制度的引进，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再好的制度也要看执行制度的人是怎样的，旧人执行新制度效果还是旧的。于是就提出了国民改造，他们认为国民改造才是根本，于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就来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标志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拿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思想来教导中国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位主将，一位是胡适，一位是鲁迅。鲁迅先生说，什么叫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奴才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只有彻底的打破“主奴关系”，中国才有希望。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它的目标没有？我们真能做到拿西方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的国民吗？我们向西方学，直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我们在许多方面看上去是充分的西化了。

别的不讲，就讲中国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的基本课程体系是西学，只有少数科目有一点中国文化，比方说语文课总要讲一点中国的古典诗词，历史课总要讲一点中国的史学。

那么我们问：经过100多年，我们虚怀若谷、认真勤奋地向西方学，我们成了西方人没有？我们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是一个人种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属性。

我们如何获得中国的文化属性？——在汉语中。只要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对世界的基本理解的框架就是汉语给予我们的，汉语也给我们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命情感和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