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上北大是能力说了算，不该是教育部(转载）
西部地区教育不行，教育部就每年从东部各省送去十几万个招生名额，一送就是8年。把原本的经济不平等，变成了政策不平等，让“相对公平”的高考也变得没那么公平。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教育还在计划经济时代。
作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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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几日闹的轰轰烈烈的湖北、江苏两地家长抗议行动，在两省教育厅反复强调“省内录取率不会下降，反而会提升”后，渐渐冷淡了下来。家长们所抗议的“西部教育 支援计划”和过去的八年来一样，照常执行；今年的高考中，湖北和江苏将各调出4万左右的招生名额，送给中西部的几个省。
这 样的事情，教育部已经干了8年了。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就和国家发改委一起，启动了一个支援西部教育的计划，“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简单来说， 就是让几个高校多的教育大省拿出一部分招生名额，送给中西部那些没什么高校的省份，让这些省份里的考生能有更多机会去教育资源好的地方上大学。
从文革结束以后，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中国教育才从“阶级内的平等”转向了“分数面前的平等”，让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尽管在形式 上平等了，各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资本的差异，却带来了新的不平等。中西部地区由于缺乏经济资本和优秀教育资源，在学力提高上无法与东部地区相抗衡，面对高 考的独木桥时往往也是有心无力。
在高考恢复不久的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包括西藏以内的西部八省中，拥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数是281.08万人，占总人口的1.2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6个百分点；而文盲率则有26.5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9个百分点，其中只有四川和新疆两省达标，其余六省的文盲率都在 30%以上。
直到如今2015年，中西部在教育资源上依然落后于东部。江苏省有162所高校，比河南多出33所，而校平均运动场地面积、图书册书、教学仪器设备值等指标都高于河南，江苏的校平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是2亿多，而河南只有1亿出头，只有江苏的一半。
在这样的地区不平等下，“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确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受教育人数。然而这种目的明确的行政调控，尽管取得了数据上的胜利，却造成了更多的副作用。
2008年第一次实施协作计划时，东部省份多招收了3.5万个西部学生，2009年扩大到6万人，2010年再扩大为12万人，2011年15万 人，2012年17万人……这个数字逐年增长，2016的计划招收学生数为21万人。八年间，全国累计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招生92万人。在协作计划实施前的 2007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是56%，西部地区录取率只有39%，整整低了17个百分点；而到了2015年，西部地区的录取率和全国平均录取率的差距 已经缩小到了5个百分点。
今年4月25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的《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是“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一部分， 也是这次家长抗议风波的始作俑者。它明确解释了这次给西部多送去16万个生源计划，是为了“缩小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这样目的明确的政策 最容易用数据实现政绩，但也最容易顾此失彼，让各省录取率的数字接近了，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却并没有本质上的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全国文盲率最高的几个省份，前六名全都是西部受援省份，包括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其中西藏文盲率远超其 余各省，达到39.93%。中国的平均文盲率为4.92%，西部各省中，除了内蒙古和河南刚刚达标，其余省份都远高于这个数字。
在录取率无限接近的外壳下，掩盖的是不同地区学生学力水平的巨大差异。
想通过人为缩小地区间录取率的不平等，来达到教育平等，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各地区之间的基础教育水平一致，招生的不平衡只是源于高校的地方保护主义。但事 实并非如此。地方保护主义当然也有脱不掉的干系，但真正导致不平等的是中西部地区薄弱的基础教育限制了学生的发展，无法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他们在面对有备 而来的东部地区学生时，自然少了许多竞争力。而所谓的“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并没有考虑到地区间的学生能力差距，只是简单地把名额扔过去，谋求一个数 据上的公平。
根据《2015年高考理科试题分析》，2015年西部省份使用的考卷“全国卷二”的难度系数为0.44，而东部各省使用的“全国卷一”难度为0.52。在 已经使用了难度系数更低的试卷后，西部各省的录取分数也远远低于东部省份。2015年湖北地区理科二本录取线为448，比西藏一本线420还高出二十多 分。
同样的分数，放在某些省份只能连一本线都上不了，在另一些省份却可以轻轻松松上顶尖大学，这是政策补贴带来的新的不平等。也是真正激怒了江苏、湖北考生家长们的原因。
尽管两省的录取率相对较高，2015年江苏省录取率为88.8%，湖北为87%，教育厅说还会往上调；但这个录取率包含了所有的一本二本三本大专，也就只 是能保证学生能有学上，至于上的是武汉大学还是南京职业教育学院，就不是录取率关心的事儿了。所以家长们实际抗议的是一本率，也就是能够上一本线的人数比 例。江苏的一本率长年在10%以下徘徊，在全国31个省份里排名第18；湖北则更惨，能上9%的一本率就是喜庆事儿，长年蜗居第21名。这与北京动辄 25%的一本率放在一起简直寒碜。
与此同时，江苏、湖北虽然享有“教育大省”的盛名，那更多是因为这里的学生比较刻苦努力非常会考试；它们本身省内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虽然也很多，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多。江苏有11个“211大学”，2所“985大学”； 湖北则更少，7所“211大学”，2所“985大学”。这比起北京的26所“211大学”和9所“985”大学的庞大规模来说，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但最后 被要求腾出名额的却是小巫。虽然教育局声称并不影响省内高考录取率，但毕竟平白多出这么些竞争力来，必然会稀释一本率，自然也就惹的当地家长们火急火燎地 抗议起来了。
而只要试图用人为的力量来操纵教育的配额，必然会有不平等滋生的空间，不如让市场来解决难题。
教育平等包含两重原则：机会均等、差别性对待。 既要让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人，都能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也要承认每一个个体因为天赋和机遇的不同，理应获得不同层次的教育。前者是指基础教育，后者便是指 高等教育了。然而，中国通过名额分配的方式，既破坏了公平的竞争机会，也让教育的差别性对待里多了更多的随机、投机成分。这也难怪跨省高考风靡一时，屡禁 不止，毕竟只要把高考的考场从湖北挪到西藏，这比任何奖状证书的加分都来得轻巧。
治标不治本的录取名额补贴，只是让教育从资源优势滑向了政策优势，终究不是真正的平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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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2015).获奖致辞：中国教育公平的基本情况.Prix Charles & Monique MORA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