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中国人曾经的政治禁忌

　　

 

　　到了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英国教练说，日本的海军，已经达到了欧洲的水平。但是，这个时候，中国的英国教练，已经被他的学生给赶走了——这又是一个政治或者说文化的禁忌，无论跟西方学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早早地实现中国化，国产化。

　　越是原始的民族，禁忌越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开化早，文明昌盛，但禁忌还真的不少。文化禁忌有，政治禁忌更多。近代中国人学西方，拿来捆自己的，主要是政治禁忌。

　　中国人学西方，是被逼的。打痛一次，多学一点。西方人是从海上来的，船坚炮利。国人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一打听，人家是用机器造出来的船和炮。于是，买来机器，造船，造枪，造炮。后来发现，自己造的比买的还贵还不好，于是就买。船有了，没人会开。请外国人驾驶，让中国人跟着学。但是，一上阵，被法国人打了个稀里哗啦。福建海军全军覆没，南洋海军被撵得东躲西藏，北洋海军干脆就没敢露面。

　　打痛了才明白，光买船不行，请老外驾驶，也不是长久之计，得编练海军。从头开始，办海军学校，走出去，请进来。船得买，炮需添，人得学。有船，有炮，有人还不行，还得用人家的章程，人家的制度，人家的规矩。不这样，船也好，炮也好，就成了摆设。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世事练达的老官僚，有本事说服慈禧太后，集举国之力，建设北洋海军。添置的大型军舰，都进了北洋，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送出去留学的人，回来之后，也都进了北洋。还下本钱请了英国教练，不，教练团，前来训练北洋海军。为了培养海军军官和水手，还学英国，建了北洋水师学堂和后备兵训练营。为了学人家的章程和制度，还派人把英国海军章程抄回来，翻译成汉语，然后稍加删改，就山寨成了北洋海军章程。

　　可是，学没问题，抄也没关系。但是，有些东西，必须得避讳，即使内容上学了，但形式上还得保持中国特色。比如人家的海军，有军衔制度，将、校、尉官。这个不能学，还得坚持我们的这一套，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千总、把总。坚持中国特色不要紧，但中国特色的武官官阶，此时已经滥得臭大街了。太平天国战争，朝廷为了鼓励士气，官帽子可劲儿发。为了筹饷，开门大拍卖。结果是官帽子满天飞，光从一品的提督就发了七千多顶。其余总兵、副将俯拾皆是。至于千总把总，连妓院里伺候小姐的茶壶，都有一顶。武官滥到这个份上，战争结束了，也不说改改，就让它这么滥着。

　　如果说，整体上学西方，另起炉灶，海军按新官衔，新军衔来，里面的人，多少还会有点新气象，头衔跟旧军人不一样，高人一等，精神头也不一样。但是，不成，老规矩不能坏，只能坚持中国特色。说是海军，但还是得跟老掉牙的绿营一样，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水师学堂毕业，优秀生给千总，一般的，给把总。如果官衔不滥的时候，也就将就了，千总从六品，把总正七品。但是，人家那边连茶壶都有这个衔儿，都是朝廷给的，货真价实，你这边五年学堂熬出来，也是这个，你还能有那个神气吗？

　　军衔有麻烦，服装更麻烦。西方的海军，基本上服装是统一的，大抵都是跟英国人学的。什么样？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儿。水兵是无檐帽，帽子后面，还有两个飘带。但是，中国人不能学这个，制服当然有，就是绿营兵那个鬼样子，当官的顶戴花翎，身上是袍褂补服，当兵的头巾包头，身上是号衣，前胸后背，一个大大的“勇”字。别看衣服丑，这事，关系朝廷体制，改不得，只能这样。即使朝廷允许改，改起来也难，因为官兵们头上的辫子是绝对不能剪的。不把辫子盘起来，操作机器和枪炮，容易把辫子绞进去，出大事。把辫子盘起来吧，这帽子又不好戴了，勉强扣上去，隆起一座富士山来。

　　这些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问题，在当年的北洋海军，都是克服不了的天大难题。因为，这点事，事关朝廷的体制。朝廷体制不想有丝毫的改动，那么你这边的制度，规矩，包括服装帽子，就都得从权变通。变通完了，你的麻烦也来了。军衔不学，海军将士，下大力气，学了新玩意，在社会上获得不了荣耀感，当兵的无非为了吃粮，当官的，则一门心思琢磨着考科举，对自己的业务马马虎虎，成天背四书五经。至于服装问题，更是啰嗦，中国海军的水兵，临战一定要把包头裹好，否则上了船就容易把辫子绞到机器里，平白地，比别人多一道手续。

　　跟中国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日本，没有中国这种有关“体制”的讲究，英国人什么样，他们就什么样。不仅军衔，连水兵服都一模一样，民间好一阵儿，部分男女，都流行穿水兵服。到了甲午战前，日本海军的英国教练说，日本的海军，已经达到了欧洲的水平。但是，这个时候，中国的英国教练，已经被他的学生给赶走了——这又是一个政治或者说文化的禁忌，无论跟西方学什么，中国人一定要早早地实现中国化，国产化。

　　关于作者

　　张鸣，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