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长篇连载：《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之四）
长篇连载：《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之四）
七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〇 诸葛亮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证据是“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有，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以“贤相”（管仲）和“名将”（乐毅）自许的。他怎么会不出山，又怎么会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呆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想出山，就是想当官；而想当官，是可耻的。这可真是“陋儒之见”！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刘备帐下，以朋友身份帮帮忙，不可以吗？实际上，诸葛亮出山之后，并无职务。他的“军师中郎将”一职，是赤壁之战后才担任的。第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要看你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做事，何耻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耻呢，还是不出山可耻？至少在刘备看来，是后者。据《三国志·陈登传》，刘备在荆州时，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因为此人“有国士之名，无国士之实”，只知道“求田问舍”，竟毫无“救世之意”。试想，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刘备会欣赏他吗？
所以，陋儒之见，万不可信！相反，在我看来，诸葛亮出山，正说明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听《毕业歌》吧：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诸葛亮，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更混账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就算“此人不可屈致”，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这就是“陷徐庶于不义”了。还有，明明是诸葛亮“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真正的诸葛亮，会这么虚伪吗？
其实，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当官，又要摆谱。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好，写的书也好，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皇帝来请，还请三回。请出来之后，言听计从，恩宠有加；自己则光宗耀祖，大展宏图。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黄粱梦”。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难道不是“权谋”？看不出这一点，只能说明脑残。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比方说，小孩都知道，刘备摔孩子，是“邀买人心”。甚至就连他那个“携民渡江”，真实意图如何，都很可疑。朱苏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说：“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这话我同意！
似乎不必再说什么了！诸葛亮和关羽，是《三国演义》刻意塑造的“正面形象”和“英雄人物”，尚且如此，其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八 可疑的旗帜，有毒的药丸
〇 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举的“道德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被罗贯中（也许还要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整容变性”后的“三国”。显然，它的问题不在“容”（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多远），而在“性”（主题、思想、倾向性）。或者说，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问题，也不在“尊刘贬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代表 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
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
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然，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但拿掉这面旗帜，也就不是《三国演义》。更何况，如果连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删掉，那可真是“多谋寡义”了。
不能没有忠义，又不能宣扬忠义。《三国演义》之不可改编，还用再说吗？
（全文完）
刊载于2010年7月22日《南方周末》第23版，责任编辑刘小磊，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