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观之正解

    说来惭愧，考研政治复习时，反复绕了很久的知行观，其实我并不清楚它们究竟有何意义，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而且分析来分析去，最后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今天看书，短短数句，我才有恍然大悟的感觉。虽然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但是十分的透彻。所谓知行观，其实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做一个事情，或者做好一个事情，与了解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倾向：想做好一个事，先找一堆书、资料学习，以为学完了就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好。但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复杂而艰难的，理论学习很难坚持到底，往往半途而废，结果，放弃的时候，往往连事情本身一点都没有尝试！

    而正确的知行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知并不决定行。看书：

　　如今，国门乍开时的新奇感逐渐淡去，大陆各门学科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祖先留下的思想遗产。这其中也包括心理学史研究家。中国古人重人不重神，发表了那么多关于“人”的议论，想从中找到一些散碎的心理学思想，那是太容易了。
　　笔者以为，在“知行关系”这个问题上，中国先哲的研究冠绝世界。还没有其它哪种古文明，甚至现代学术界中的哪一门，如此细致地咀嚼过这些问题。人真的是想什么就能做什么？如果思想和行动不是一回事，那么谁主谁次？思想和行动哪个难，哪个易？几乎所有顶尖的中国古代哲人都要回答这些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富于特色的“知行关系论”。
　　在史籍《尚书·说命中》里，有一句话——“知之非艰，行之唯艰”——认识一个道理很容易，落实到行动上就难了。清人考证此篇系后人伪作。不过，上千年里中国古人都视这句话为“知行关系”论的开端，所以“伪”不“伪”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提出了问题：针对一件事的思想和行动不是一回事。熟读兵书不等于能打仗，熟读政论不等于能治国。这句话奠定了后世“知行关系论”的两个主基调：行难于知，行重于知。
　　先秦诸子里，孔子的思想对后世自然有着最大的影响。不过孔子本人对“知行关系”直接讨论得并不多。作为教育家，他主要谈“学”与“知”的关系，但有些言论也涉及到知行关系。比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希望弟子要“讷于言”，“敏于行”，少说多做。
　　在《论语·公冶长》一篇中，孔子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当年我听见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他能够作什么。现在长见识了，听完别人说话，还要看看他是否能作到。相信这条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在“知行关系”上，老子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五色令人目肓，王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在这里，老子正确地认识到，人们在一件事物上过于投入感情，必然妨碍他对这件事物的客观了解。
　　很多人都有这么一段爱情经历：一见衷情——激情澎湃——后悔——分手。很久以后，当事人再追忆这段经历会自嘲道：当年我怎么会看上他（她）。吃完这一垫，总要长一智，那就是老子的这段话——越投入，越肓目。
　　到了宋儒程颐那里，他摆出了一个接近于常识的错误。“人既有知见，岂有不能行？”《二程遗书·十七卷》，“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 （同上，十五卷）。这些片言只语都是一个意思：人有一个行动，必然是因为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知道得多做得多，知道得浅，做得少。
　　直到今天，普通人还在这样看待知行关系。比如自家的孩子有某种不良习惯，家长就会苦口婆心地给他讲道理，以为他“知得浅”。发现讲一遍没有效果，就再讲，继续讲，直到讲到自己精疲力竭，孩子不厌其烦为止为止。
　　实际上，对一件事的认知从来都不会必然导致相应的行动，行动自有行动的规律。直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出现，人们才真正从科学角度发现了这个区别。
　　朱熹不仅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在他手里，“知行关系”也最终奠定了系统理论基础。朱熹在这方面的贡献如下。
　　将讨论“知行关系”的前提明确为“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
　　后人分析朱熹的观点，常常忽略这个“就一事之中以观之”的前提。就心理学应用而言，这个前提有重大意义。在现实生活，而非实验室环境里，我们不可能抽象地，孤立地去认识一个人。作为旁观者，我们只能看到他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中的行为表现。我们只有结合这些事件来研究他的行为，才能去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
　　比如，你在观察你的同事：今天他为什么愁眉苦脸？刚才他那说的那句话是否话里有话？他听我的讲话时心不在焉，是没兴趣还是内急要上厕所？诸如此类的疑问，如果你并不知道此人现在身处哪个事件中，你怎么能得到答案呢？
　　反观现实生活，人们恰恰习惯于脱离具体事件的前因后果，抽象地谈当事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就走错了。
　　二、明确“知”与“行”是互相独立的两部分，绝非一一对应。但同时强调它们“相须互发”，即互相促进。仿佛人的两脚，抬起一脚肯定要落下一脚。人们有时候重“知”，有时候重“行”，但“知”和“行”要互相配合着向前迈进。光行动不思考的人是莽夫，光思考不行动的人是书呆子。
　　在朱熹那个年代，尚未出现职业知识分子阶层，谁也不能光凭学问挣饭吃。但那个时代里，不同的人在“知”与“行”上就已经畸轻畸重了，否则朱熹不会发这样的议论。到今天，“知”与“行”的分立几乎成为某种社会鸿沟。以朱熹当年立下的标准，如今在过度重视知识教育的学校里成长的学生几乎都是在“跛足而行”。
　　到了明代，王夫之提出了“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的论点。意思是，做事的人肯定具备关于这件事的知识，比如作生意的人一定知道他那家店铺的业务、顾客和环境。而光有知识的人却不一定能做事，比如读完一车经济学著作的人，不一定能作成一笔生意。
　　知行关系论几乎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儒释道各家对此都有广泛讨论。大家有时间不妨阅读一下前辈的观点。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