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的“阶层分析”

延迟退休乃是重大的利益调整和转移，那么应不应该延迟退休？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应该还是不应该”，而是“谁将获益谁将受损”，即这是一道需要用“阶层分析”方法才能回答的问题。

现行养老金制度的实质是转移支付，政府通过养老保险金的扣除和发放机制，不断地将年轻人的钱转移给老年人，又不断将寿命短的人的钱转移给寿命长的人。从这个实质上讲，延迟退休对每个人都不利，因为它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将要增加工作的年限，而相应的减少养老的年限。

那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因为随着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以及人们养育子女意愿的降低，缴费的年轻人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享受养老金的老年人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就使得养老金支出的压力不断增加。因此解决养老金的发放问题，首先是要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在中国的国情下就是要放开生育，这样才有可能在根本上维持住年轻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所谓延迟退休，只是权宜之计。

那么，中国目前是否到了养老金无以为继的地步了呢？暂时没有，因为养老保险基金的头寸还有3万亿，而且这部分头寸的入市（即管理部门可以用作投资保值）规模可以达到2万亿。如此看来，至少在没有全面讨论并推行放开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就匆忙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总是有些不妥的，因为这些政策的每一个环节，都似乎各自从本部门的视角和利益出发，无论是计生部门的利益还是养老基金管理部门的利益，而没有通盘考虑民众整体如何更好养老的问题。

在这3万多亿养老金头寸当中，包含有一部分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若没有全国性的财政补贴，一些经济不发达的省份的养老金账户出现了入不敷出，这也是事实。可问题出在，财政本身也是纳税人所付出的成本，不应当将这部分收入从养老金的账户当中剔除出去而不予以考虑。不但财政可以支持养老，庞大的国有资产也应该支持养老。

当然，未雨绸缪是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如果在生育率的提升不能阻挡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的情况下，延迟退休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假设此时已经经过严格的论证，延迟退休已经是最后也是最好的选择，那么利益格局又将如何调整？为了看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现行的养老金体系的一些制度要点，其次要了解延迟退休的思路和方案。

第一个要点是享受养老金的年限。人社部称中国是世界上平均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但养老金带来的收益表现在可以领退休金的年限，即退休年龄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差额，而不仅仅是退休年龄本身。中国人目前的预期寿命为75岁，男性的退休年龄一般为60岁，女性一般为50岁（女公务员为55岁），即男性平均领退休金的时间为15年而女性为25年，这意味着男性的收入转移给了女性。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男性的养老年限处于中下水平，而女性的养老年限几乎是世界最长的。男女退休时间相差10年的国家是几乎没有的。

第二个要点是养老金的领取金额。由政府强制执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其主要的出发点是要实现老有所依，并且要做到养老公平，而这一点却是迟迟未有妥善解决的问题。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与2014年至2015年在30个省会城市进行的公共治理调查，本身收入较低的普通职员及流动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每月养老金占退休前工资水平）不到40%，而属于较高收入组的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则超过了80%，如果考虑到公务人员养老金的20%统筹部分由财政来支付，体制内外、收入高低之间的不公平就愈加明显了，这意味着养老保障扩大了收入差距，具有累退的性质，这是违背养老保障本身的公平目标的。

在延迟退休方面，目前的总体思路为“渐进式退休”，即每年的退休年龄都增加几个月，但男性延迟的少而女性延迟的多，直到男女的退休年龄同时达到65岁。

在以上所描述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带来的利益变化就容易理解了。当然这个变化是相对的，因为所有人的收益在延迟退休政策下都受损了。但相对而言，延迟退休的第一个利益受损者是目前未达退休年龄的女性，她们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的比重将会在保险金的总池子当中不断增加，享受养老金的年限缩减的也最多。

延迟退休的第二个利益受损者将会是现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不考虑其他因素，假设退休的闲暇比劳动的辛苦要好，那么由于公务人员退休前后工资水平相差不大，他们更愿意退休而不是继续工作。而对那些退休之后工资水平锐减的、本来就属于低收入水平的普通职员和流动劳动人口来说，延迟退休至少可以让他们在工作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多挣到一些工资。

而延迟退休的直接受益者将是养老基金的管理方，这意味着可以掌握的基金资金的进一步充盈，而养老支出的压力也会随之降低很多。

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个定性的、平均的描述，而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对延迟退休的具体感受也不同。比如一些工作岗位的劳动强度不大，退休之后觉得无事可做反而宁愿去上班，那么延迟退休对他们而言则是完全的利益改进了。而对于那些即便退休后工资会有降低，但仍然愿意早些退休的人来说则是完全的利益受损。

延迟退休的“阶层分析”意味着，如何养老这个问题本身凝结了不同人的不同利益诉求，它给每个人带来的政策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需要广泛的讨论和表达，才能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