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应如何发力

2015年的中国经济压力不减，在世界经济低迷未见全面逆转和国内结构性矛盾日益升级的背景下，经济触底反弹预期再被延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走向中高端”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的中国经济新趋向，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和未来实现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必然要求，但这一过程是艰难的，政策方面的变异体现了这一点，需求政策效果的日渐乏力，迫使中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供给的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管理措施重点是解决结构性矛盾，理论基础也在于此，其将在缓解日渐严峻的结构性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亟待供给侧管理措施发力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区域经济持续分化，结构性矛盾凸显。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经济总体增速继续下滑，虽然部分区域经济发展向好但总体低迷。从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细分数据看，前三季度有7省未实现“保7”，包括东部三省、中部一省和东北三省，其中辽宁垫底。从趋势上看，东部地区增速分化且持续放慢，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缓慢提升态势，特别是重庆和贵州再次领跑经济，成为仅存的增速达到两位数的城市，而同时东北经济虽有缓慢提升的迹象，但问题仍然严重。从1995年以来区域经济增长数据来看，如果以2015年前三季度平均增速估计全年，过去20年间中国各省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都达到了10%以上，除了海南、黑龙江和新疆以外。虽然各省平均增速差距并不明显，但仅从各年经济增速的变化趋势看，剔除波动较大的内蒙古和山西，各省经济增速分化自2008年以来有所扩大，直至2013年有所收窄，但2014年以来又有扩大趋向，2016年这一差距可能再次放大。

另外，除了区域经济增长情况的分化外，中国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协调、政策分布不均匀、主体功能不明确以及城镇化率不协同的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一直维持着“西高东低”的态势，在国际进出口贸易影响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的背景下，率先进行各领域转型升级的东部地区增速仍缓慢下降，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回暖的同时，西南、西北地区增速差距明显，而主要依靠传统工业和明显国企依赖的东北地区增速仍明显落后于其他各地区。

针对区域分化日渐严重的问题，中国需要继续推行一系列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措施，协同发挥作用，促进各区域结构的升级，如继续推进区域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同时继续鼓励主体功能区建设，发给各区域供给优势培育，缓解区域分化问题。

第二，产业结构继续调整，工业领域通缩明显。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这一不合理不仅表现在三大产业占比失衡、产业内高附加值占比偏低的问题上，还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上，新需求对中高端供给的需要难以满足，这促使中国产业结构比较随之调整。另外，产业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分化现象，如战略性新型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分化、传统制造业与新型制造业的分化、新型消费与传统消费业的分化以及行业内分化等，这些分化表明中国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在产业结构问题逐渐升级的情况下，中国工业领域的通缩压力也要重点关注。

再从区域角度来看工业分化趋势，占据中国工业增加值半壁江山的东部地区增长下滑明显，平均增速为3.2%，辽宁、北京和上海9月份工业增加值分别为-7.6%、-4.1%和-6.3%，中西部地区相比增速较快，但分化严重，山西负增长，而西藏增速高达13.6%，东北地区下降明显。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看，前三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3%，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6%，主要依靠福建和广东增速18.5%和17%的拉升，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宁同比下降21.1%的负增长；中部地区同比增长14.5%，各省增速较为平均；而西部地区则同比增长8.7%，同比回落9.2个百分点，增长较快的西藏与较慢的内蒙古增速相差20多个百分点。

而从20年间的数据看，自2010年以后，中国工业增速持续下滑，并且各省的工业化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差异较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有所差距，中西部部分地区相对落后，新时期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北京和上海一线城市的新工业培育、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老工业转型以及西部偏远地区青海和宁夏的工业挖掘，而在这一过程中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侧管理措施将是十分有用的。

第三，地方财政收支分化和税收结构调整。从前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速为7.4%，2014年为8.6%，自2011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当前高负债和生产领域通缩并存，未来债务风险逐渐积累，各省的地方财政收支和债务问题也受到关注，除了总量的不平衡外，各省财政收支的增速差距也较大，与部分省市维持10%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长不同，辽宁和山西财政收入降幅再次扩大，辽宁同比下降27.4%，山西同比下降11.4%，同时，广西、山西等财政收入情况也十分严峻。

第四，要素结构、收入结构等也是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对于土地、资本、劳动等一般生产要素的依赖仍然较大，而对于技术、知识、创新等的投入还是不足，特别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向中高端迈进，对于后几类生产要素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如果供给跟不上，将极大地制约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升级。另外居民收入分化以及农民工收入分化的现象也需要重视。从公开数据看，虽然中国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已经实现了六连降，但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中指出，城乡间，收入最高20%家庭的收入与最低20%家庭的收入差距高达19倍，而农民工收入近年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和工业通缩的显化，农民工收入的协调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入了深水区，也表明在需求侧管理乏力之时，国家开始重视供给方面结构性改革措施的运用，以应对当今全球经济分化，国内经济结构矛盾凸显的现实新形势，也为未来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打下基础。这些都无时无刻不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民的生活，制约着经济长远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已根深蒂固，在供需侧政策发力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经济的短期低迷或失速，对于这一点要做好相关应对。另外，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措施必须相互协同，共同发挥作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单一思路的管理导向将难以实现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