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雾霾下

12月8日，就在北京市应急办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的第二天，北京双鹿艺术幼儿园的家长们匆忙组建了一个家长微信群，经过一番仓促的投票，其中一位家长代表赶在中午之前在网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这台空气净化器将会放在幼儿园，或真或假地为孩子们提供清洁的空气。

另一所公立小学停课两天半，但安装在一间教室外的新风净化机却等来验证自己的时刻，这是一家新风净化机企业奖给学生的礼物，并提供空气检测仪，以收集净化空气后的数据。

事实上，这所公立小学不少班级已安放了空气净化器，均为班级家委会自筹购买。不过，这种为孩子们提供清洁空气的方式最终被学校制止了。

这所公立小学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校长告诉经济观察报，“现在没有专业部门给出专业的建议，我们也不知道安装什么是合适的。我们最初是好意，教室里有了空气净化器，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又发现一些弊端。这到底是装还是不装，不是一两个人，一两所学校能给出的答案。我们需要实际应用中的一手数据证明这个方案确实有效，学校才能够再跟家长沟通，再跟上级部门提出申请。如果统一安装新风净化系统，这也是一个需要耗大笔资金的学校工程，需要整体研究。”

2015年12月8日，时隔仅仅一个星期，北京的空气重污染再次降临，当天下午6点，北京市应急办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整个城市的地铁内都在用冰冷的声音反复广播着同一条消息，“乘客，您好，北京市空气重度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红色预警，12月8日7时至12月10日12时空气重度污染，请您做好健康防护，减少户外活动”。

地下的世界仍然热闹而有序。限行使得北京的地铁单日客流量增加了200万。下午3点钟，地铁1号线的地铁广播中持续播放着空气重污染预警信息，安检人员熟练地进行例行安全检查。在这个庞大的地下网络里，1200万的行人涌进，涌出，然后各奔去处。

从天安门东地铁站A口出来，距离天安门城楼前的石狮子大概200米。以往，通往天安门的这段通道几乎全天候挤满游人，他们将在此排队通过安检，进入天安门和广场。

但如今，这个接待游客数最多的著名景点已不见了往昔的热闹。

在金融街工作的周浚依然钟情长安街景致，每逢加班之夜，开车穿越长安街是他最享受的时刻，那个远离喧嚣、回归宁静的长安街只有在接近午夜才会看得到。

不过，雾霾天气的北京，午夜PM2.5　浓度将达到一天中的峰值。

在PM2.5浓度峰值一度刷新的雾霾天，却是部分商家推广业务的最佳时机，防护口罩、空气净化器、新风净化机等防护产品同时迎来了销售峰值。

自2012年北京PM2.5数据被公布之后，北京格润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仲南决定把公司的工业技术民用化，并开始了民用产品的研发。此前，这家公司主要为疫苗生产车间，P3实验室等提供空气净化产品。

今年，包仲南开始和联想集团合作，按照联想的工艺和质量要求，做新风净化机，成为联想的ODM（原始设计商）企业，十月底，产品刚刚通过联想检测，其自主品牌的产品已经迎来了第一波销售热潮。

包仲南说，“北京这两次严重的雾霾，我们产品的销售量是成倍增长，安装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和建筑科学院沟通，希望能推动室内空气净化标准的设定，让市场能够更快接受最好的空气净化技术。”

二

12月1日，北京雾霾天气导致能见度极差，航班无法按时起飞及入港，大批经停首都机场的航班延误，当天PM2.5浓度峰值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成为北京有史以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面对突如而来的严重雾霾，政府部门显然尚缺应对经验，不过，最终他们启动了橙色预警。

12月8日，北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并采取更加严格的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根据情况可实行弹性工作制；全市范围内将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公车在此基础上再停驶30%。

2015年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57.5万辆，接近上海的两倍，而常驻人口2100万，少于上海常驻人口的2400万。557万这个数字，足以使北京将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的机动车数量远远甩在身后。

即便因为雾霾，机动车出行量减少了一半，从东三环去往天安门的一路依然拥堵如常。车行缓慢，一种集体的焦躁情绪在这个下午依旧隐隐浮于城市的上空。人在车中，似乎感受不到车辆减少一半带来的轻松。

12月8日下午4点半，协和医院的挂号处已经停止了当天的挂号。这所被评定为“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榜首的医院，单日门诊量最高可以达到1.5万人次。每天上下午，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会带着为病所苦的亲人，慕名来到这所拥有90多年历史的著名医院，期求重新找回失去的健康。

在位于门诊楼二层的呼吸内科15诊室，一对青年夫妇安静地坐在门前的长椅上。妻子依偎在丈夫的身边，脸色略显苍白。她的喘气困难症状来自于幼时，她认为，近期老病再犯与空气欠佳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53岁的老北京人石雨贵身形粗壮，肤色黝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一轮。早年修过地铁、后来经历下岗、身患残疾的他，如今做起了朝鲜冷面的小生意。在这条小街上，他每天下午四点出摊，一天卖掉700份冷面。除了食材成本和一个伙计的工资，石雨贵每个月剩余3到5千元。今天，石雨贵依然会像以往一样，在晚上十点半左右回家。

相对于雾霾对健康的伤害，石雨贵更在意他小摊的生意，在他眼里，雾霾不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意，影响生意的是下雨和刮风。

从东单北大街驱车，穿越被彩灯精心装饰的金宝街，来到CBD核心区。12月8日下午5点半，天色已经半黑，仰望高达330米的国贸新地标——国贸三期，这座北京的最高建筑、也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似乎穿云而上，高不见顶。孙照宇从国贸三期18层的中国银行国贸支行办公室走出来，准备回到位于海淀的家。

清华大学本科、纽约大学硕士毕业的孙照宇，今年夏天从美国回到北京，对于北京不大讨人喜欢的干冷和雾霾，他有一些不以为然，在他眼中，这是全中国最富有机会和资源的城市，甚至很有可能，也是世界最富机会和资源的城市。

相比起来，雾霾显得微不足道了。根据孙照宇的职业规划，两年后他将回调中国银行总部，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北京长久地生活。

同样从国贸三期高层办公室中走出来的顾铭庭，却计划走向一个在地理完全相反的方向。在北京工作十年、从事外贸行业的他，对于这座在外人眼中高档豪华的写字楼，以及这栋写字楼所代表的北京生活，顾铭庭没有表现出太多眷恋。明年他将离开北京，去往美国生活和定居，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人生。

国贸三期一公里外的银泰中心里有一家长安街最高的餐厅——249米，位于银泰中心66层的“北京亮”，从餐厅四个方向的落地玻璃，可以360度俯瞰北京的中心城区。据说，没有雾霾的时候，东半城的夜景尽现眼底，最远处可以看到天安门的轮廓。如今，缓慢移动的汽车透过重重雾霾，在夜空下只见一条流动的彩带拼凑成东长安街的模样。

三

晚上9点半，三里屯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临近圣诞，西式休闲文化氛围浓厚的三里屯也会更晚地歇场。从这个路口进入太古里，看电影，喝咖啡，购物，装扮时尚的年轻人在这里乐此不疲。

在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一头，做了十年酒吧招应的彬子在店门口殷勤地召唤来往的年轻人。重雾霾让酒吧间里透出的灯光更显迷离暧昧。这丝毫不影响里面的尽兴演出、推杯换盏、甚至喧闹尖叫。混混沌沌的雾霾似乎一点都没有打扰到里面的一切。

都雪辰和刘可凡是这里一间酒吧的驻唱歌手。两人在一间营业面积不足50平米的酒吧每天唱上4—5个小时，六年来一直没有出走。这个晚上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疲惫，但唱到了陈奕迅的《淘汰》，依然会从脸上和声带处升起兴奋和力量。除了在酒吧唱歌，刘可凡会在余下时间通过网络直播，获得人气赚取第二份酬劳。像多数歌手的梦想一样，刘可凡的心愿也是发片。他一直和投资人保持密切的联络，甚至在一个人默默努力，争取参加明年的卫视选秀。

也许，他们未来会离开这间酒吧，但是，他们不太可能离开这座拥有最多演绎机会的城市。这里有雾霾，但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而言，更多的是机会。

三里屯路口的车流和人流，依然穿梭不息，和平时不同的是，叫车更加困难了。必须长期在室外工作的王春临看起来干练、有精神，她负责国贸财富中心附近大约400米路段保洁工作，是已有10年环卫工龄的老人。为了防止长期室外作业对于呼吸系统的危害，环卫局为工人们发放了带有过滤芯的口罩。然而，王春临并不会随时罩在脸上，那样会令呼吸不畅。

按照劳动保障部门的相关条款，从事有毒有害工种达到8—10年以上的人群，可以提前5年退休。王春临在清扫街道之前，是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的电焊工人。他准备年底申办，明年退休。

12月9日下午两点，北京PM2.5小时浓度在300左右徘徊。28岁的声乐讲师陈占邦和父亲还在天安门广场踱步。他说，这已经不是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和天安门。事实上，每次到北京看望儿子，父子俩都会来到天安门城楼前走上一圈。陈占邦说，“他（父亲）说每次来这里看看，生活就会有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