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
“ 兼爱”即是“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社会动乱攻伐，相互残害，就是由人们“不相爱”而造成的，所以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不只单方面的爱自己，而是还要爱别人。不是单方面的使自己有利，也要使别人有利。墨子认为，“兼相爱”就是大家都要树立把别人的国看成是自己的国，把别人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家，把别人的身体看成是自己的身体。有了这种思想，就能把别人与自己同等看待了。而且他还认为，必须我先做那些爱和有利于别人的亲人的事，然后别人再报答我的爱和有利于我的亲人的事。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互相残害了。因此，他说，要想天下太平，而厌恶天下动乱，就应当贯彻“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
“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认为要把别人与自己同等看待，首先是我对别人亲爱和有利，然后别人也回报我以爱和利。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平等了，也就是“爱无差等”。与儒家讲爱有亲疏厚薄是不同的。“ 兼爱”反映了墨子的一种理想，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反映了他企图调和统治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他希望维护自身的利益，使各方面的利益 相安无事。但是这只能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空想。
非攻
“非攻”即反对战争，是“兼相爱，交相利”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墨子反对破坏生产，保全其生命财产安全的价值主张。在墨子看来，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都是违背“ 兼爱”原则的。他揭露这种战争在春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耕种庄稼，在秋天进行就使农民不能在 田间收获。因此，它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这反映了小生产者为确保其生命财产的愿望。但是，墨子并不一概反对战争，他只是反对无故“攻伐无罪之国”的侵略战争，对防御性的战争，他是支持的。他也曾帮助宋国抵御楚国的进攻。
尚贤
在墨子看来，依靠血缘关系而取得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这种与生俱来的富有和高贵是“无故富贵”，有悖于他所主张的“ 兼爱”思想。墨子反对世袭制度，主张政治地位的获得必须要靠才能，没有才能不能做官。他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做官的不能永久都保持高贵的地位，而民众不能永久都处于卑贱的地位。只要有才能就应该被推举出来当官，而没有才能的官吏则应该降级或罢免。即使是农民与工匠，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举出来做官。这表明他反对靠血缘关系取得特权地位，认为劳动者只要有才能，也可以做官。相反，原来的贵族，要是没有才能，就应该降级。这种主张，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取得政治地位的思想。
尚同
“尚同”则是“尚贤”思想的扩大，不仅一般官吏要“尚贤”，而且“天子”也要由贤者来担任。墨子认为，在国家出现之前，意见不能统一，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标准，因而天下大乱。所以，他主张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能言善辩的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然后，天子又选择贤者来任“三公、诸侯、国君”与各级的“ 正长”，以帮助天子统一民众的思想。这样做就是尚同于天的意志，因为天的意志是“ 兼爱”。若是人人都做到“ 兼爱”，天下当然也就太平了。墨子“尚同”的主张，在当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这种学说倾向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有其积极的意义。
“节用”、“节葬”
“节用”、“节葬”的思想，是墨子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墨子认为，为政者应该增加生产，使物质财富成倍增长。他说“圣人为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并不需要扩张领土，只要尽量开发本国的资源，而又厉行节约，去掉不必要的开支，物质财富就可以成倍增长了。同时，墨子还主张国家的财政开支要对人民有利。他说：“诸加费不加利民者，圣王弗为”。根据这个原则，墨子激烈反对儒家的“厚葬”、“ 久丧”，而主张“节葬”。他认为葬礼不分贵贱，一律“ 桐棺三寸”，也不需守丧。埋葬以后，马上就去参加生产劳动。他指出，“厚葬”要把财富多埋在坟墓里，而“ 久丧”则影响劳动生产。这样做要想使国家富强，是根本办不到的。
“非乐”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墨子·非乐上》
墨子把音乐作为享乐的部分，认为统治者欣赏音乐，占用了治理国家的时间，老百姓欣赏音乐也要占用劳动生产的时间，而且浪费资源，有碍天下进步，否定对音乐于人们的调节作用，因此要废除音乐。
“天志”、“明鬼”
“天志”、“明鬼”是他的“ 兼爱”学说的理论根据，即要论证“兼爱”学说是天的意志，是鬼神的意志。
墨子认为，天下无论是大国或是小国，都是天的城邑；人无论是年长、年幼、高贵、卑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墨子思想中的“天”，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说：“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同时，天还希望人们有力量要相互帮助，有好的道理要相互教诲，有了财富要相互均分。而且，墨子思想中的“天”，还有赏善罚恶的威力。如果是顺从天的意志，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就必然得到奖赏；而违反天的意志，即“别相恶，交相贼”的，就必然要遭到惩罚。因此，墨子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这就是墨子所谓的“ 天志”。“ 天志”在墨子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无论是“ 王公大人”，还是“万民”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用它来量度。他说：“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发言谈也。”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墨子的宗教思想。他认为天对一切国家、一切人都一视同仁。天还有赏善罚恶的威力，顺天意的必然得到报赏，逆天意的必然遭到惩罚。他还认为“ 天志”是衡量“ 王公大人”和“万民”的规矩。他的“天”是小生产者的幻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他只是想利用“天”的观念为他的主张服务，使他的学说易于为人所接受。
“ 明鬼”，也就是相信鬼神，是从“鬼神”可以帮助“天” 赏善罚恶而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使天下的人都相信鬼神能够“ 赏善罚恶”，则天下怎么会乱呢！但是这是一种幼稚的迷信思想。
“非命”
墨子主张“ 天志”，但是又主张“非命”。他认为强调“命”的危害性很大，如果相信天命的学说并用以指导行动，则 王公大人必然懒于断案和治理政事，卿大夫必然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然懒于耕种田地，妇女必然懒于纺纱织布，其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社会财富必然不足。墨子认为，“ 命者，暴王所作”，“此皆疑众迟朴”，即认为命是由古代暴君制造出来欺骗民众的。“ 天命”的说法，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主张这种论调，是一切坏言论、坏行为的总根子。因此，墨子认为，天下的士人君子，若真要要天下富裕，而不是贫苦，要国家大治而不是混乱，就不要那种“ 天命”的言论，因为它是天下最大的祸根！
墨子揭露了“命”并非是“天”产生的，而是人制造出来的，这是对“ 天命”论的有力打击，这里包含了无神论思想的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