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谭凯

这本书是探讨中国中古门阀大族缘何在唐代末年销声匿迹的。此书相关的有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历代政治得失》。黄永年
作者的观点是黄巢起义导致的。
较为新颖的是大量利用出土墓志资料，背景是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客观上导致大量坟墓被挖掘，从而获得了以往没有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数据发现公元880年之后的墓志被发掘出来的异常得少，于是得出可能因为战乱导致原本可以负担制作墓志并进行奢华葬礼的家族已经无力负担或者没有机会负担的结论，从而结合当时正值黄巢之乱的背景，判断黄巢之乱导致了大量门阀的消亡。
科举当时并不能让寒门出贵子，有说是因为科举而使得非门阀贵族可以通过科举入仕，然而把持高位的仍然是大族子弟。
大族的葬礼耗费很大，所以有时甚至花费金钱百万，制作墓志铭对石材要求也高，造价也不低。所以能有墓志铭的墓主必然富裕。
从安葬地来看，会有家族墓地，即便客死他乡也希望以后能葬入家族墓地，同时家族墓地离该家族的生活地方也很近，甚至有时可以葬到姻亲家的墓地，或者将夭折的孙子葬到爷爷旁边，这都表明以前中国人的思想是希望人在死后也能不孤独，能有亲属作伴。
820？年左右到880年之间，中央政府甚至顺利地指派行政官员去河北近乎独立的藩镇，那么最终又为何会导致藩镇割据呢。这里有一个技巧却是常用的，处于近乎独立局面的藩镇也需要某种与中央政府的关联，来名义上显得自己不是伪政府。
当管理国家需要的技术不高时，尽管管理者需要认识文字或者是巫师之类可以通天占卜，但是比起现如今的社会，只能说是门槛高但是对智力和经验的需求不够高，于是可以借用门阀这种形式来维持统治，即便此时出现一个政治精英，也会因为没有他可以治理的复杂对象而使他有用武之地。
正史未必可靠，所以墓志铭的可信度更高，不可否认其中存在过度美化墓主的可能性，因为毕竟都是亲近的人撰写。同样，采用韦庄等人的诗句来证明黄巢起义带来的惨象非常有道理，因为如果有很多当时的人议论安史之乱惨象的记录被保存下来，而黄巢的相对较少，确实有一种可能就是黄巢的时候战乱已经导致连能以文字记录的人都大量死亡了。
墓志铭中会宣称墓主是属于哪些大族，提高自己的出身，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可以有助于被其他人肯定，但是实施的效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河朔三镇，幽州、魏博和成德可以让提供大量的在政府就业机会，很多正规仕途上没有就业机会的人投奔此三镇，虽然背景是当地经济发达，但是为什么存在这种需求呢？因为政事更多相应需要更多的人管理？同时政事更复杂，解决一件问题可带来的政绩更明显？还是仅仅是像雇佣清客一样雇佣了更多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过多地参与到具体的地方管理中来？
相对比于如今的社会网络研究，利用出土墓志铭进行数据分析时可用的数据少得可怜。最近还有用南美某个国家的一千万左右人口的手机通话数据以及国民银行账户数据，来建立利用手机通讯的模式预测机主社会经济层次的论文，有钱人他打电话的对象更广，而穷人的电话网络则会更局限于部分人，这里倒是可以类比于本书作者统计姻亲关系的大图表（Inferring personal economic status from social network location）。
政策的失败案例：唐高宗对某些大姓禁止其互相联姻，这些大族成了“禁婚家”，目的是削弱他们的声望，但实际却反而抬升了他们的身份。
一个类比于今日北京的现状：权势之家的富裕子孙抬高了京师房产价格，某座宅院可以可值300万，于是即便是大族中人也难以置业，于是，他们会在两京走廊地带（即长安和洛阳之间以及附近）购置房产，效果是既能维持一个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能负担得起房产价格（《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书颇为有趣，可以得知晚清物价等信息）。但也有家族搬迁至更偏远的地方，虽然他们的财产可以维持在偏远地区的优越生活，但从此切断了与中央的人脉联系，从而难以在中央就职。同时在京城的拼教育情况也于今日类似，京城精英客观上比地方经营更占优势，除了明显的社会背景外还有的优势即是文化因素，他们的教养（能掌握微妙的清流言谈），以及在京城这样的谄上欺下的地方练就的自我保护能力。铨选本身也会青睐带特定京城口音的人（好像英语的RP）。今日有高考移民，唐代也有“拔解”这一制度，形式上与高考移民完全相反，但性质一致。即，在京城考试名额之外把京城学子以地方政府的名额再解送礼部应试。考试之前可以认识权贵，比如将自己的文章呈递给知贡举，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宋朝应该还是这样。之后明清师生关系又是一层牢固的网。这里又涉及到人性，天然地用某些纽带进行关联，这些关联可以省去试探的麻烦，从而直接获得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是合作的前提，而合作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而采用的更好的策略，囚徒困境中互相告密的选择根本不是对于集体而言的最优解（最近有论文说群体中有适当的噪声，即不和谐的声音，可促进群体更快地解决问题Locally noisy autonomous agents improve global human coordination in network experiments.）。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政府更迭时，除了大领导之外，具体负责行政的人以及部门是如何更迭的。把前政府所有的人全都换掉必然是低效的，但是如何保证前政府的每个人都俯首帖耳呢。卜正民的《秩序的沦陷》可能会有启发。明末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还有尚书层级的人物被李自成政府关起来之后跟关押他的人说“大不了让我当一个别的更低级别的官，为什么要关我呢”。在辛亥革命之后，各省的都督巡抚改旗易帜也是非常之快的。黄巢之乱后，也有很多长安的唐朝官员加入新政府。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被全部撤下，低品级的仍然继任。新任命的宰相也是先唐以来的旧家族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