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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id="over" style="text-align: center">超越阶级的政治的人性之书</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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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写《生死场》时才23岁，但已经历了母亡、挚爱的祖父去世、抗婚求学、被软禁、出逃、流浪、与汪恩甲同居怀孕、被遗弃、官司败诉、被扣人质、向报社求救、与萧军相爱、产女送人、出版与萧军的合集《跋涉》、从哈尔滨到青岛——《生死场》的初稿，便创作于1934年在青岛期间。之所以开列她《生死场》之前这些人生传奇，当然是想给一个23岁的女子竟然能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作品找寻些原因。可是我罗列的这些，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不同寻常的经验并不能直接打开通往智慧之路。“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安忆探访萧红故居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人的命运忽然之间就都有一种觉醒，对现实的生活很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直至出走。”王安忆的那个问题，正是我读萧红作品时心里最为挥之不去的，疑问也好，惊奇、惊叹也罢，总之是不解她那些清醒和洞察力、才华和深刻劲儿，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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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作为她和萧军、叶紫“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三（“奴隶丛书”的另两部是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1935年在鲁迅帮助下，假托“荣光书局”之名自费印行。“萧红”，便由这部作品的作者署名而来。“生死场”，是胡风从书中一章节名取定的，本名“麦场”。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胡风则撰读后记。据许广平《追忆萧红》中说，鲁迅总是向朋友推荐《生死场》，并且认为就写作前途论，萧红比萧军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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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的帷幕由一头在大道边啃榆树皮的山羊挑起，接下去的一句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荡动遮天的大伞。”读了，心里就小小一惊：好别致灵动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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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脚农夫二里半和儿子罗圈腿在找羊。二里半的老婆麻脸，人傻，名“麻面婆”。萧红在她身上用了大量的比喻。麻面婆脏水洗脏衣，再脏手抹眼睛，留下脏污的大黑眼圈儿，“若远看一点，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抱柴草进屋，“麻面婆是一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二里半找不到羊，骂骂咧咧地回家，麻面婆招呼他吃饭，“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听说羊丢了，去柴堆里翻找，“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可傻妇并不自知傻，翻得很带劲，最后“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扒拉着头发里的草。又置灶上的饭锅于不顾，尾随丈夫出门找羊。二里半一转身，发现老婆“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后面。”麻面婆午后再接再厉闷头往高粱地里去找羊，“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她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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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没？萧红所用以比喻麻面婆的，尽是极贱的。丑角、母熊、猪、羊、狗、稻草。爬虫已经够渺小了，还要加上“微点的”。《生死场》中大量使用比喻，基本如此。一开始，可能会被这种强烈的“轻贱”吓着，可是读下去就明白了。萧红要呈现的正是故乡百姓的卑微、困苦、悲惨和愚昧。写出人类的愚昧，是她认定的作家的责任。1938年4月在由胡风召集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文艺座谈会”上，她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从《生死场》中不难看出，她在文学创作之初，便忠实于自己的创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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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萧红往人物内里挖，“她一遇到不快时，或是丈夫骂了她，或是邻人与她拌嘴，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她都是像一摊蜡消融下来。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这带有强烈批判意味的议论，当然含着作者的观点：只有反抗才有出路。萧红短暂的一生一直在抗争，以逃离、漂泊的方式。她从呼兰到哈尔滨，之后北平、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固然有战乱年代迫不得已的颠沛流离，但更有主观意识下一次次清醒的出走，或者说追求。为逃婚、为求学、为自由、为独立、为疗伤、为写作、为温暖和爱……虽然一路伤痕累累，战乱的局势也给不了她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可她仍在极有限的创作时间、极动荡艰难的生存条件、极痛苦挣扎的情感纠葛中写下了百万字左右的作品。
在题为《祖父死了的时候》的散文中，她写道：“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斗着生活。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不得不惊异她女性意识出现之早，她由小女孩的双眼看出去，竟然就看清了男女不平等，看清了男权制下女人所受的压迫；同时，那样小的年龄，就深晓了人世间层层的压迫和不平等。
金枝担心肚里的孩子，恍惚中错摘了没长熟的柿子，妈妈扑上去就是一通厮打。“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什么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这讽刺可真狠！金枝妈妈夜里每翻一回身，就冲金枝骂一句：“该死的！”痰不往地上吐，往金枝脸上吐。“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当孩子把爹爹的棉帽偷戴起跑出去的时候，妈妈追在后面打骂着夺回来，妈妈们摧残孩子永久疯狂着。”平儿穿了爸爸的靴子，王婆追着强脱下来，平儿只能赤脚在雪地里走回家，冻伤了脚，许久好不了。
月英曾是打鱼村最美丽温和的女人，“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后来瘫痪，起初丈夫也为她请神、烧香，不见效后，便骂，便打，后来打骂都省了，把她靠在一堆砖头上，被子也夺了，让她一日日淹在自己生了蛆虫的排泄物里等死。“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死了，乱坟岗上一埋。
《生死场》中的女人全以血肉之躯出现，她们的血肉之躯被侮辱、被践踏、被撕裂、被损毁、被牺牲。
在《刑罚的日子》的章节里，赤裸呈现的是“妇人们的刑罚”——生育。原来萧红将生育看作上天对女人的刑罚。从《生死场》中女人们的故事看，从生到死，从身体（性和生育）到命运，女人都对自己做不了主。她们的身体是由男人摆布的，怀孕和生育之苦，不仅全由女人承受，甚至在男人眼里，还成了女人的罪过。五姑姑的姐姐快生产了，光着身子爬在土炕上的尘土中挣扎。丈夫醉酒归家，差唤她拿靴子，未应，嘴里骂着“装死”，拿起长烟袋就打了过去。“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这是何其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产妇一夜苦挣苦扎仍然生不下来，丈夫又进来了，兜头浇下一大盆冷水。“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在这里，她将男权制下女人和父权制下的孩子刻意混写，将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揭露个彻底。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死婴。“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当然是刑罚，如果这还不是刑罚，什么是刑罚？当个体之痛被书写到极致，便带有了最普适的意义。萧红的《生死场》是对整个乡土中国的控诉。
金枝未嫁先有了孩子，“等她确信肚子有了孩子的时候，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索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她对自己鼓出的肚子满是厌恶。婚嫁尚未落实，占有她的男人只管对性的索取。金枝一面给他看肚子，一面叫不行。“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婚后四个月，金枝生产。生产前夜丈夫还在“干”。女儿出生仅几天，就令父亲生了厌，说摔死就摔死了。
读《生死场》，是很需要一点心理承受力的，否则那样苦难深重的画面会刺痛到心肝颤索，不敢直视。
牛和马在交配，萧红称它们“在不知不觉中裁培着自己的痛苦”。她不仅将女人的生育定义为“刑罚”，也将动物的繁衍视作“痛苦”。她有意混淆人与动物的界线，将人与动物的生死并列书写。让人卑微到尘土里去，猪、狗、马、牛里去。“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小狗出生，伴随着麻面婆的生产，母猪也产下了小猪。“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的笔端，是直接贴伏到地面去的。在文字与现实间，作者不留一丝缝隙，不让幻想、假想、美梦、欺骗有生存的空间。我想，因为那就是她看到的乡土，那就是她熟悉的乡民。她视角的诚实、书写的朴素，正是来自她的悲悯和赤诚，对家国，对故土，对人民。
王婆是刚烈的，丈夫赵三要搞“镰刀会”，密谋铲除恶棍刘二爷，她直接递给丈夫一杆枪，还传授用法。可她的人生一样苦痛。她一嫁二嫁三嫁，讲起三岁的女儿如何跌在铁犁上摔死了，“孩子死，不算一回事” 一个秋天她不哭不嚎，闷头干活，可到了冬天，看到别人的孩子长大了，想起自己死去的女儿来。多年后述说这段往事，却说“要小孩子我会成了个废物。”我一哆嗦，那孩子原来是被她摔死的。围绕着对萧红的非议，除了男女关系，最狠的莫过于说她把跟汪恩甲的女儿送人，而跟萧军白白胖胖的儿子“夭折”得如何蹊跷。“那时我才二十几岁。”王婆跟邻妇讲，我心里又是一凛。虽然在萧红和萧军儿子之迷上，我更倾向于季红真的观点，那就是孩子未必真的像萧红所说抽风死了，而可能是为了彻底了断和萧军的关系，把孩子送了人。但人的心理就是这么怪，有时候哪怕仅是风过，都会留下痕迹。
王婆还是绕不过儿女事，听说儿子被抢毙，她服了毒。丈夫赵三跑去乱坟岗挖好了坑，进城买好了棺材，衣服也给她换好了，可她就是不咽气。男人们一再催促着“抬呀！该抬了。”赵三也像是等得不耐烦了。人们吃饭喝酒，并不恐惧。王婆却突然活动着想要起来，男人们叫着不能让她死尸还魂，赵三一扁担狠砸在她腰间。王婆的肚子和胸膛霎时高鼓，鱼泡似的，双目大睁，嘴角牵动，喷出血来。终于，王婆气息全无了。人们把她放进棺材。全村女人借机放声一哭，因为她们的一生可哭的机会并不多，心里再苦，平白哭起来，是要被骂挨打的，而她们可哭的痛苦又那么多。终于要钉棺材盖子了，王婆要喝水。她活了过来。
小说一共十七章，从第十一章起，转入对日本侵略和东北人民觉醒、反抗的叙述。日本人来了，女人的苦难更加深重，她们却不再怨恨丈夫，而是把所有苦难的帐都算到日本鬼子头上去了。“村中的寡妇多了起来”，金枝也是其一。日本人抓女人，剖孕妇的肚子，女人在乡下呆不住了。金枝勇敢地进了城，却在城里被中国人强奸，被中国人盘剥欺凌。她羞恨地返回乡村，妈妈接过她挣的钱，急催着她返城。无望的金枝决定出家为尼，可是庙庵早已空了。“‘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 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男人们一下子爱起国来，赵三从前不知道什么叫国家，甚至可能根本不记得自己是哪国的国民，更不明白他在中国人中属于什么阶级。但这不妨碍“他可以代表整个的村人在进步着”。他也闪过这样的念头：“这下子东家也不东家了！有日本子，东家也不好干什么！”萧红对赵三这一丝“快意”的揭露，一下子刨到了国人阴狭的心底。进步的赵三热情地宣传抗日，“他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这一些出奇的字眼，”他得意地告诉儿子，听了他的宣传，寡妇怎样送儿子去投义勇军；小伙子们又怎样准备集合。“老头子好像已在衙门里作了官员一样，摇摇摆摆着他讲话时的姿式，摇摇摆摆着他自己的心情，他整个的灵魂在阔步！”
乡民分不清各支抗日队伍，弄不明白这军那军怎么回事；这军那军也说不明白他们的队伍是怎样的队伍，王婆寻问她女儿是不是在队伍里死了，如何死的？一堆空言虚语连唬带吓：”老太太你怎么还不明白？不是老早就对你讲么？死了就死了吧！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萧红说那说话人，“弄得骗术一般”。
反正一切都变了样了，日子不像日子，节更没法像节。有队伍经过，“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
村民们要搞个宣誓仪式，无鸡可献祭，抬来了二里半的老山羊。二里半在羊快被杀时，找来了一只公鸡替下他的羊。“对于亡国，他似乎没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小说最后，二里半的老婆孩子死了，这个曾经被老赵三骂做“老跛脚的物”，也追着去抗日了。
如果将《生死场》的叙述切分为苦难和反抗，前者的分量远远超过后者。可这，不正是这部作品最为了不起的地方吗？她超越了阶级、政治，甚至超越了国家。她是一部关于人类苦难和愚昧的人性之书。胡风在《读后记》中指出《生死场》存在着三条“短处或弱点”：题材组织力不够；人物性格不突出；语言修辞锤炼不够——他先是说“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我仅对“语法句法太特别了”稍有同感，却不认为是修辞锤炼的问题。因为一读之下略微费解的句子，再读，不仅释然，而且惊奇。鲁迅在《序》中用“越轨的笔致”——我理解这五个字的意思是：超越规范的用笔风格——形容《生死场》的文字，我十分钟意这种说法。“越轨的笔致”加上“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鲁讯认为它们为《生死场》“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至于胡风批评的前两个问题，说全篇尽是散漫的素描，没有向心力，读者感受不到紧迫感；人物描写综合想象加工非常不够，人物性格不突出，不大普遍，不能明确地跳跃于读者面前……我则不仅完全不敢认同，还与之南辕北辙。的确，《生死场》是散漫的，没有主要人物，也没有主题。但一个个悲苦、麻木、屈辱的个体，特别是一个个女人赤裸裸的惨痛人生，其本身不就构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吗？那便是对男权制度、对一切强权施加的不公不义、对一切非人性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未来深重的担忧。由这样的个体构成的乡村、社会、国家，能期望什么样的未来？这是萧红没有说出口的担忧吗？《生死场》对困苦、对挣扎的书写都是力透纸背的。也有光亮。在我看来，光亮仍然发自个体。金枝勇敢地出走，虽然被迫返回乡村，但她的见解，令王婆感到学识”有点不如金枝了。”觉醒，一定是一件个体的、自我的事，而不是集体齐刷刷地被唤醒。说到《生死场》中的人物，他们岂止“明确地跳跃”于读者面前？他们于我，简直是一头撞来，直撞进心里，撞得胸口生痛不说，一下子就生了根，想拔出来都困难。这样一群人物，哪里还需要“综合的想象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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