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王夺嫡案是怎么收场的?

韩安国的劝谏之下,梁王刘武做出让步,逼羊胜、公孙诡自杀,以两个所谓凶案主谋者的尸体向朝廷使者交差。这样一来,案子虽然可以告一段落,但真正的幕后元凶也就不言自明了。

其实事情也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梁王刘武不妨早一点负荆请罪,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说自己和袁盎结有私怨,咽不下这口气,一时之间情绪失控,这才做了傻事。这样的话,不管刘武被怎么处置,只要兄弟之情不受影响,一切都好说。但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随着羊胜、公孙诡的死,案情进入了一个很敏感的阶段——要查的话,可以彻查到底,非要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不查的话,也可以蒙混过关,大家心照不宣。

邹阳斡旋

梁王恐,使邹阳入长安,见皇后兄王信说曰:“长君弟得幸于上,后宫莫及,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穷竟,梁王伏诛,太后无所发怒,切齿侧目于贵臣,窃为足下忧之。”长君曰:“为之奈何?”阳曰:“长君诚能精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长君必固自结于太后,太后厚德长君入于骨髓,而长君之弟幸于两宫,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杀舜为事,及舜立为天子,封之于有卑。夫仁人之于兄弟,无藏怒,无宿怨,厚亲爱而已,是以后世称之。以是说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长君曰:“诺。”

这个时候,汉景帝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而梁王刘武并不傻,察觉到了哥哥的恨意,于是派邹阳到长安,找王信想办法。

邹阳在前文有过出场,他是当时的辞赋名家,在文学史上很有一席之地,先前投靠吴王刘濞,见势不对就转投了梁王刘武,成为梁园雅集当中的活跃分子。王信在前文也有出场,他是奇女子臧儿和前夫王仲生的儿子,如今大妹妹做了皇后,王信就是国舅的身份了。

邹阳说动王信,抓住的要点是皇亲国戚同气连枝,一旦袁盎遇刺案被追究到底,梁王死了,窦太后的怒火没处倾泻,一定会找王信这帮人的麻烦,怨恨他们没有及时援救。王信没少违法乱纪,浑身上下到处是破绽,到时候窦太后要想找茬收拾王信,肯定一找一个准。所以呢,王信就应该赶紧替梁王求情去,只要保住了梁王,那还不被窦太后另眼相看么。

邹阳的这套逻辑,确实入情入理,而且就算退一万步说,无论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亲戚之间劝和不劝分,这是赚好感的经典操作,大概率上当和事佬总是最能给自己加分的。而那些袖手旁观和煽风点火的亲戚,即使一时得了好处,也难免将来倒霉。即便王信很认同袁盎曾经说的那套“君子大居正”的道理,但也同样应该明白自己是皇亲国戚,袁盎是外姓人,两者谋求幸福生活的策略一定不一样。

乘间入言之,帝怒稍解。 是时,太后忧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

就这样,王信找机会开导汉景帝,稍稍缓和了汉景帝的愤怒情绪。

那么,窦太后现在怎么样呢?并不好。窦太后知道小儿子闯下了滔天大祸,整日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就让汉景帝特别为难。

我们读这段历史,还是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在皇帝的家庭生活里,亲情依然占据着很高的位置。无论景帝也好,梁王也好,不论再怎么利欲熏心,到底还是一家人,有着很自然的血缘感情。景帝后来疏远梁王,也属于很自然的情感表现。窦太后说起来贵为太后,其实也就像一个农村老太太,眼睁睁看着老大和老幺闹矛盾,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熟人社会

会田叔等按梁事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狱辞,空手来见帝。

就在这个时候,田叔、吕季主一行人办完公差,从梁国回来了。快要走到长安的时候,他们把所有案件卷宗烧个精光,空着手来向皇帝交差。接下来的这段对话相当经典。

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问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

景帝问道:“梁王参与了吗?”

回答是:“参与了,梁王有死罪。”

景帝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答是:“陛下您就别问了吧。”

景帝很费解:“为什么呀?”

回答是:“如果梁王不伏诛,那么朝廷法律就是一纸空文;而如果依法办事,太后她老人家吃得消吗,陛下您又该怎样面对太后呢?”

先前之所以要找田叔、吕季主侦办袁盎遇刺案,为的正是这样一种办案精神。田叔他们在梁国,办案办得急如星火,板子高高举起,震慑力必须有,还必须大。但结案结得轻描淡写,高高举起的板子必须轻轻落下。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处置犯错的员工,往往也是这种风格,背后的道理很简单:真正处罚一个人,甚至裁掉一个人,在当时难于登天,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不处罚的话,一来犯错的员工会得寸进尺,二来无数双眼睛盯着,队伍从此就没法带。

儒家伦理是从熟人社会里边诞生出来的,也特别适用于熟人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其实也是熟人社会,同事之间要处一辈子。

汉帝国虽然在一路推进中央集权,打破熟人社会,但像汉景帝这样,皇族的核心成员依然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那么案子到底该怎么侦办,就算田叔他们不是儒家出身,只要看得懂这一层基本的人情世故,自然就会心里有数。

药到病除

上大然之,使叔等谒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在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已伏诛死,梁王无恙也。”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

汉景帝于是让田叔一行人去窦太后那里做汇报,屎盆子全扣在羊胜、公孙诡两个死鬼头上,梁王刘武仍然是一朵纯洁无瑕的白莲花,是老太太最疼爱的小幺儿。

这可真是药到病除,窦太后马上就有胃口了。

当然,窦太后也不傻,她对案情的真相肯定会有自己的判断,只不过在她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梁王刘武到底是不是无辜,而是汉景帝能不能法外开恩,放过这个兄弟。

而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假如窦太后前些年就已经死了,那么汉景帝这一次会不会放过梁王刘武呢?

估计并不会。

这才是梁王刘武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可不能因为案子结了,羊胜、公孙诡当自己的替死鬼了,就能相信“风穿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所以呢,案子虽然结了,但事情并没有完。

如果梁王刘武因为自己被判无罪,就真的拿出白莲花的姿态如常生活的话,那么灭顶之灾就离他不远了。也就是说,在国家大事的层面上,梁王虽然洗清了嫌疑,可以挺直腰板做王爷了,或者说,他可以不认错,而在家庭关系的层面上,他必须拿出十足的知错悔改的姿态,去软化哥哥的心。

这种事情,分寸感很难拿捏,既要伏低做小,又不能直接认错请求宽恕。

疏远梁王

梁王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果杀吾子!”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

刘武的做法,简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他先是给朝廷上书,请求进京朝见,然后在到达函谷关的时候,把大部队留在关外,只乘坐一辆很不起眼的小车,带着两名骑马的随从,无声无息地前往长安——但不是直接入宫,而是躲进了自己的亲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家里。于是,当朝廷使者迎接梁王的时候,却发现梁王神秘失踪了,只有随行的人马留在函谷关外。

窦太后当即就哭了,说梁王一定是被汉景帝杀了。

汉景帝又是担心,又是焦躁,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就在这个时候,梁王突然现身,不再是以前那种车马如云、光鲜靓丽的样子了,而是孤零零的,摆出一种类似于负荆请罪,但并没有真的负荆请罪的姿态。这就像一个犯了错,受不得爸爸妈妈的批评而愤然离家出走的小孩子,在出走了一整夜之后突然出现在家门口一样,紧张、害怕、想家,似乎心里知道错了,但紧紧抿着嘴唇,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泪珠马上就要掉下来的样子。

好吧,回来了就好。窦太后和汉景帝如释重负,一家三口顿时哭在一起。

家人嘛,没有隔夜仇,关系恢复如初。

擢为鲁相

然帝益疏王,不与同车辇矣。帝以田叔为贤,擢为鲁相。

当然,只是貌似恢复如初,扎在汉景帝心里的那根尖刺早已经生根发芽了。等这一时的亲情下了头,从此他就疏远了梁王,不再像以前那样两兄弟同乘一辆车了。至于田叔,因为办案表现出色,有大局观,因此很受汉景帝赏识,出任鲁国国相。

这位田叔,前文已经有过出场了。那还是刘邦时代,赵王张敖被控谋反,案子搞得血雨腥风。逮捕张敖的时候,刘邦下过严令,张敖的官僚、宾客如果有谁胆敢追随张敖,一律灭族,但田叔、孟舒等人自己剃掉头发,套上枷锁,自称是张敖的奴仆,追随张敖到了长安。《史记》的记载比较详细,说追随者一共有十几个人。后来案情水落石出,刘邦将这十几个人尽数授予要职,要么是郡守,要么是诸侯相。在这些人物当中,田叔是最耀眼的一个。(S3-155)

交代几句后话。田叔的儿子田仁颇有乃父之风,在汉武帝时代名扬天下。后来发生了巫蛊事件,汉武帝疑心太子刘据造反,当太子兵败,逃到城门,想要逃出长安的时候,负责把守城门的正是这位田仁。一个两难的局面就这样摆在田仁面前:忠于职守的话,就必须严守城门,甚至捉拿太子。但人家只是父子之间闹矛盾,不管现在的阵仗看上去有多大,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办呢?田仁故意卖个破绽,由着太子出城逃走了。(《史记·田叔列传》)

那么问题来了:田叔放过了梁王刘武,因此被汉景帝提拔;田仁放过了太子刘据,因此被汉武帝批捕处死,到底谁做对了,谁做错了?

景帝中二年(前148年)的大事件到此结束

posted @ 2024-02-29 09:30  freedragon  阅读(5)  评论(0编辑  收藏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