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部金融史》读后感

在历史的长焦镜头中，金钱永远可以代表利益，所谓“民心”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这才是一个社会最大的“道德”；在绚丽多姿的历史长卷中，金钱又永远不可能成为主角，它只是财富的一个符号，对与错，只在用钱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封建统治者给予人们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显示出来；夺取人民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能暴露，所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得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垄断性技术，否则是一定会出事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道与术，就是规律，富国强兵只能按规律一步一步来，认识规律、服从规律，绝不可急于求成（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所谓实，确实很实在，就是粮食；所谓末，确实很虚无，就是勾践个人的享乐。
人们经常鄙夷“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现在，我告诉大家，共患难是因为穷哥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利益，也就谈不上叛变；不可共富贵，实在是因为没有什么人不会选择背叛，暂时没有背叛是因为筹码还不够大。
十六两秤的发明者就是范蠡，称杆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了。 对缺乏商业道德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诅咒。
孔子是整个周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位后世的“万世师表”为我们完整阐释了那个时代的财富精神：获取财富的途径必须是道德，义利并重才是财富的结晶，更是金融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经济秩序的根基。
权力只对来源负责，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却永远无法消灭生生不息的货币，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
皇帝是社会最高层，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等封建官僚，拿皇帝的钱，逐级管理小农；最底层是万千小农，他们对帝国纳税，用自己的血汗钱养活帝王与封建官僚。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没有摆脱“皇权—封建官僚—小农”这个三位一体的窠臼。
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先进”，也没有绝对的“落后”，所有的“先进”、“落后”都是从今人口中折射出来的。
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兵器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还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
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 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铸造刀枪、打败其他土匪。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作“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细胞单元。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那帮子封建官僚，那些人掌握着后世史笔，愤怒之余也就把曹操和王莽画成了大白脸。 只不过，王莽推行“王田制”的阻力实在是太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社会无法从大乱恢复到大治；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数不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
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贫穷的人要仰望富人，天下才能安宁；如果骤然废弃货币，那么士族高门就会丧失所有财富。
当代，西方列强的历史也证明，要想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首先要发展的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形象表述就是：教育→文明→制度→科技→财富。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
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借此，封建官僚壮大，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
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所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国王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感到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 自古以来，人类都靠祖先的积累传承利益：日耳曼氏族首领逐步演化为骑士，中国士族的官位也来源于祖荫。无论士族还是骑士，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利益，不可能对皇帝（国王）唯命是从，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分权博弈，成为制约皇权最强大的力量。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否则，如此暴利的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但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一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武则天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仅武则天本人的密友陈硕真就于永徽四年在扬州起事，并于同年称帝
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
所有善政，必须让天下黎民先实现温饱；国家富强，必须让所有人都有赚钱的机会；治国之道，先要满足庶民的需求！高明的封建统治者，一定会先培养民间财富，然后再享受。培养财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培育富裕的黎民，只要让黎民百姓有谋生之道，圣人在不干涸的泉水中饮水，圣王治国必须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不做就算是积德了（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清净之政，同归清净，共守玄默）。
帝王无为、无事、好静、无欲，庶民自然、自化、自富、自正、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治国之之术必须遵循财富之道，财富之道贵在清净，封建官员清净则不会打扰黎民，黎民才能真正安心生产，黎民安心生产才会没人闹事，如此，太平盛世自现（曹参相齐，贵于清净。清净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
所谓货币，也就是一种价值的符号。在交换过程中，人们最初觉得贝壳、金、银、铜这些玩意价值高、易于分割，这些东西也就成为货币。所谓“货币天生是金银”，是因为金银矿产储藏量小、价值高，在没有电解铝技术的时代，西方世界一样把铝作为更贵重的一种货币。 可以说，货币的出现，完全是商业自然演进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官府意志。 国家出现以后，货币铸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成为敛财的工具。在西方，罗马帝国经常铸行不足值货币，克劳狄、安敦尼王朝都曾因此灭亡。罗马帝国衰亡后，脱离贵族庄园的商人开始在城镇中铸造银条——这是西欧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完全属于私铸。在中国，自春秋时期起，刀币、贝币、布币也是由商人自己铸造，只有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才号称要统一全国货币，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从未实现。
张说这样描写金钱：钱的味道甘甜，性热，有毒，既能有利于邦国，也能让贤达堕落；如果天下人钱财平均则为太平盛世，如果天下人钱财不均则是乱世之源（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
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会提高社会公众福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都一定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通俗地讲，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都是财富再分配的手段。通货膨胀，富人手里的债务会越来越不值钱，穷人手里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所以，通货膨胀对富人有利。 看到这些，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通货紧缩就一定对穷人有利，穷人手中的货币确实增值了，实际上，富人控制的货币更多。而且，通货紧缩会提高所有人的赚钱难度，直接降低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毕竟现在赚钱少了——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所以，无论通胀、通缩，都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规则永远是强者的规则。
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开元盛世”当然不是毁于安史之乱的兵灾，一个强盛的帝国根本就不可能被一个异族野心家突发奇想式的叛乱毁灭。
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均属腐儒的梦呓。中国自唐朝科举开始“点状元”以来，一千三百多年中只产生了五百零四名状元，很多状元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做青春梦的富家小姐无论如何不可能对这种人一见钟情。更重要的是，这五百零四名状元绝大部分出身于巨富之家，富家小姐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美救英雄”。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也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作“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