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菲利普·拉摩(Jean Phiipre Rameau,1683-1764),1683年9月25日生于第戎,1764年9月12日逝于巴黎。他是巴洛克时期法国最伟大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S.Bach,1685-1750)、亨德尔(Handel,1685-1759)、多美尼科·斯卡拉蒂(D.Scarlatti,1685-1757)和泰勒曼(Telemann,1681-1767)生活在同一时代,不但是当时法国乐坛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在戏剧音乐方面,还是和声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拉摩的父亲是第戎的圣·艾蒂安的一位管风琴家,也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位音乐家;他的母亲克洛迪娜·德玛迪娜库特,来自热梅奥克斯附近的村庄一个地位稍低一些的贵族家庭。让-菲利普在家中十一个孩子中排行老七。他被送往戈德朗斯的耶稣会学院,在那里他把时间更多地用于了歌唱和作曲,而不是学习。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学习法律,然而这个梦想随着拉莫被学校开除的事实而破灭了。拉莫18岁那年,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他从事音乐,并且将他送往意大利,在那里,拉摩在米兰逗留了几个月。在1702年,他成为阿维尼翁大教堂的临时管风琴师;5月,他被任命为克莱蒙大教堂的管风琴家。直到1706年,他才到了巴黎,并且成为了圣·雅克大道的耶稣会和肖梅大道的梅塞德利昂的管风琴师,在那里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羽管键琴曲集。1709年,拉摩又重回第戎,并且继任了父亲在巴黎圣母院的工作;1713年7月,他在里昂的雅各宾演奏管风琴,并且于1715年4月回到了克莱蒙大教堂,在那里他又度过了八年。为了在合同到期之前保证自己能够得到自由,他在一次宴会上让别人对自己忍无可忍:首先是拒绝演奏,接着是拨动管风琴上所有最不悦耳的音栓,并加上了尽可能多的不和谐音。牧师会允许他离开那里后,他于1722年或1723年初再次前往巴黎,并在那里定居。在里昂和克莱蒙,他已经创作出了一些经文歌和世俗康塔塔,并且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和声学》(Traite de l’harmonie),这本书由巴拉尔(Ballard)在1722年出版,那时拉摩仍然是克莱蒙大教堂的管风琴师。
在巴黎的最初九年,他似乎没有担任过什么职位。为了法尔剧院,他和他的同伴皮隆(Piron)参加了短剧和滑稽剧的演出。在1724年和1728年,拉摩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管风琴作品集。1726年,他同一位年方19岁、名叫玛丽·路易丝·芒戈(Marie Louise Mangot)的姑娘结婚,这位姑娘是一个里昂音乐世家的闺秀,后来,在她的哥哥帮助下,拉摩的音乐在帕尔马宫廷得以闻名。1727年,他与达坎(Daquin,1694-1772)竞争圣保罗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但是最终败北。1732年,拉摩已经是布雷托内里的圣·克鲁瓦的管风琴师,并且在1736成为了耶稣会的修道士。他的《和声学》和《音乐理论的新体系》(Noveau systeme de musique theorique,1726),还有这之前在《墨丘利》中的几篇论文和论述,使人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理论家的潜力,但是他最大的愿望却是舞台创作。1727年,拉摩请拉·莫泰-乌达尔(La Motte-Houdar)创作一个脚本,但是却有头无尾。大约在1726年,皮隆给他引荐了拉·里什·德·拉·布普里尼耶(Le Riche de la Poupliniere),这个人经营者一个私人的管弦乐队,而且他的太太玛丽-泰雷兹·德莎耶丝(Marie-Therese Deshayes)是拉摩的一个崇拜者。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里,拉摩遇见了剧作家西蒙-约瑟夫·佩尔格兰教士(Abbe Simon-Joseph Pellegrin,1633-1745),他创作了15部悲剧、悲剧性的抒情诗和芭蕾,此外他还创作过一部歌剧脚本。拉摩的第一部歌剧《希波吕托斯与阿里奇埃》(Hippolyte et Aricie)就是1733年7月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里首演的,并且于同年10月1日在歌剧院公演。那里年他刚好50岁,而佩尔格兰已经70岁了。<BR>从那时开始,拉摩就同时在作曲和理论领域中展现着自己的才华。他为金融家(即拉·布普里尼耶)的管弦乐队担任了22年指挥,从1744年至1753年,他住在拉·布普里尼耶的豪宅中(现址为Richelieu大道59号)。当拉摩离开了那里后,便回到了他曾经于1739年至1744年居住过的邦斯·昂法特。从此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764年去世。
拉摩认为理论研究与作曲同样重要,对这一点他至死都坚持不渝。从1732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所创作的书籍、论文和歌剧总是源源不断地出版。奇怪的是他从不阅读自己所写的书,却很乐意欣赏自己的音乐,然而,他却更希望自己所提出的理论被大家认同,并且更喜欢自己被称为一名思想家而不是作曲家。在他的晚年,随着自己创作源泉的枯竭,他告诉夏巴农(Chabanon),自己很后悔把时间投入到了作曲当中,因为他更乐意将这些时间用在研究自己的艺术原理上。拉摩获得了应该得的赞誉,他的两部著作《和声的形成》(Generation harmonique)和《和声原则的论证》(Demonstration du principe de l’harmonie)被呈送到艺术学科协会,并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德·阿朗贝尔(D’Alembert)以比原作更为通俗的方式,在《音乐理论与实践的要素——依据拉莫先生的原则而作》(Elements de musique theorique et partique selon les principes de M. Rameau,1752)一书中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概括。他同样很重视国外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有伦敦的汉斯·斯隆(Hans Sloane),年轻一些的有居住在巴塞尔的让·伯努利(Jean Bernoulli)、柏林的奥伊勒(Euler)、波伦亚的帕德雷·马尔蒂尼(Padre Martini),在这些人中,并非所有的人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同卡斯特尔教父(Father Castel)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后者是羽管键琴上用色谱校正音律的装置(clavecin oculaire)的发明者,也是拉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言辞激烈的评论家,他和德·阿朗贝尔一起,对拉摩的作品从支持转向了批评。此外,他还因1745年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中听到卢梭(Rousseau)的《优雅的缪斯》(Muses galantes)后语出不敬,而得罪了这位大人物,卢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还抨击了在德·阿朗贝尔 与卢梭于1755年至1760年为《百科全书》写作的几篇关于音乐的文章,为此他又得罪了德·阿朗贝尔。另一方面,他却对建筑家兼作家夏尔·艾蒂安·布里瑟于格(Charles Etienne Briseux)赞赏有加,而后者也与之持同样的一些观点。
拉摩不可能有所谓友好的同路人,而且看起来也并不需要亲密的友谊。达戈蒂(Dagoty)对此解释说:“是社会的空虚令他逃避现实”。夏巴农看着他在杜伊勒利宫和皇家宫殿的花园里踱来踱去,却不敢首先同他打招呼。一天,他鼓起勇气和他说话,出乎意料的是,拉摩并没有回绝他,反而对他表示欢迎,并且告诉他说自己这个老头非常乐意与他说话,从而排解自己的空虚。然而,他却很少说话,甚至他的太太对他的前半生都不是很了解。只有在讨论音乐理论的时候,他才能侃侃而谈。皮隆这个和拉摩交往长达40年的人,将这些有趣的细节告诉了拉摩的医生马雷(Maret)以便作讣告之用,但这位医生却从未敢将这些最生动的描述用在讣告当中;夏巴农的悼词则对这位老人的性格作了最全面的描述。狄德罗(Diderot)在《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中对拉莫的描述则是不可信的,甚至是歪曲的(拉摩的这个侄子有一段时间为此受审)。拉摩的吝啬名声与他对亲属的几次慷慨举动不相符合,尽管拉莫为人不随和,但是从没有人说他行为卑鄙,也没有人说他趋炎附势。他面对公开的谴责显得十分坦诚,然而他却不能容忍人们在他背后说他坏话。
拉摩去世的时候还差几天就81岁了,四个月前他被封为贵族。从1745年开始,他就享有“皇室作曲家”的名号。他被葬在他所在教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中,然而一个世纪后矗立在那里的拉摩半身像,却没有标示出他的安眠之处,因为具体的位置已经不为人知。
人们对拉摩的体形很熟悉:颀长的身材与伏尔泰(Voltaire)很相似,五官一点儿也不像他同时代的人;它们同样能够令我们想起当时的另一位作曲家和理论家——塔尔蒂尼(Tartini,1692-1770)。塞巴斯蒂安·梅西埃(Sebastien Mercier)说:“他有着尖尖的下巴,腹部干瘪,腿很细长。” 夏巴农写道:他特别瘦高,“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幽灵”。拉摩像鹰一般的侧面像是如此富于美感,以至于除了在第戎的那幅由阿维德(Aved)绘制的肖像以外,我们很难找到他的正面像。
拉摩的父亲是第戎的圣·艾蒂安的一位管风琴家,也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位音乐家;他的母亲克洛迪娜·德玛迪娜库特,来自热梅奥克斯附近的村庄一个地位稍低一些的贵族家庭。让-菲利普在家中十一个孩子中排行老七。他被送往戈德朗斯的耶稣会学院,在那里他把时间更多地用于了歌唱和作曲,而不是学习。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学习法律,然而这个梦想随着拉莫被学校开除的事实而破灭了。拉莫18岁那年,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他从事音乐,并且将他送往意大利,在那里,拉摩在米兰逗留了几个月。在1702年,他成为阿维尼翁大教堂的临时管风琴师;5月,他被任命为克莱蒙大教堂的管风琴家。直到1706年,他才到了巴黎,并且成为了圣·雅克大道的耶稣会和肖梅大道的梅塞德利昂的管风琴师,在那里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羽管键琴曲集。1709年,拉摩又重回第戎,并且继任了父亲在巴黎圣母院的工作;1713年7月,他在里昂的雅各宾演奏管风琴,并且于1715年4月回到了克莱蒙大教堂,在那里他又度过了八年。为了在合同到期之前保证自己能够得到自由,他在一次宴会上让别人对自己忍无可忍:首先是拒绝演奏,接着是拨动管风琴上所有最不悦耳的音栓,并加上了尽可能多的不和谐音。牧师会允许他离开那里后,他于1722年或1723年初再次前往巴黎,并在那里定居。在里昂和克莱蒙,他已经创作出了一些经文歌和世俗康塔塔,并且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和声学》(Traite de l’harmonie),这本书由巴拉尔(Ballard)在1722年出版,那时拉摩仍然是克莱蒙大教堂的管风琴师。
在巴黎的最初九年,他似乎没有担任过什么职位。为了法尔剧院,他和他的同伴皮隆(Piron)参加了短剧和滑稽剧的演出。在1724年和1728年,拉摩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管风琴作品集。1726年,他同一位年方19岁、名叫玛丽·路易丝·芒戈(Marie Louise Mangot)的姑娘结婚,这位姑娘是一个里昂音乐世家的闺秀,后来,在她的哥哥帮助下,拉摩的音乐在帕尔马宫廷得以闻名。1727年,他与达坎(Daquin,1694-1772)竞争圣保罗大教堂的管风琴师的职位,但是最终败北。1732年,拉摩已经是布雷托内里的圣·克鲁瓦的管风琴师,并且在1736成为了耶稣会的修道士。他的《和声学》和《音乐理论的新体系》(Noveau systeme de musique theorique,1726),还有这之前在《墨丘利》中的几篇论文和论述,使人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伟大理论家的潜力,但是他最大的愿望却是舞台创作。1727年,拉摩请拉·莫泰-乌达尔(La Motte-Houdar)创作一个脚本,但是却有头无尾。大约在1726年,皮隆给他引荐了拉·里什·德·拉·布普里尼耶(Le Riche de la Poupliniere),这个人经营者一个私人的管弦乐队,而且他的太太玛丽-泰雷兹·德莎耶丝(Marie-Therese Deshayes)是拉摩的一个崇拜者。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里,拉摩遇见了剧作家西蒙-约瑟夫·佩尔格兰教士(Abbe Simon-Joseph Pellegrin,1633-1745),他创作了15部悲剧、悲剧性的抒情诗和芭蕾,此外他还创作过一部歌剧脚本。拉摩的第一部歌剧《希波吕托斯与阿里奇埃》(Hippolyte et Aricie)就是1733年7月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里首演的,并且于同年10月1日在歌剧院公演。那里年他刚好50岁,而佩尔格兰已经70岁了。<BR>从那时开始,拉摩就同时在作曲和理论领域中展现着自己的才华。他为金融家(即拉·布普里尼耶)的管弦乐队担任了22年指挥,从1744年至1753年,他住在拉·布普里尼耶的豪宅中(现址为Richelieu大道59号)。当拉摩离开了那里后,便回到了他曾经于1739年至1744年居住过的邦斯·昂法特。从此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764年去世。
拉摩认为理论研究与作曲同样重要,对这一点他至死都坚持不渝。从1732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所创作的书籍、论文和歌剧总是源源不断地出版。奇怪的是他从不阅读自己所写的书,却很乐意欣赏自己的音乐,然而,他却更希望自己所提出的理论被大家认同,并且更喜欢自己被称为一名思想家而不是作曲家。在他的晚年,随着自己创作源泉的枯竭,他告诉夏巴农(Chabanon),自己很后悔把时间投入到了作曲当中,因为他更乐意将这些时间用在研究自己的艺术原理上。拉摩获得了应该得的赞誉,他的两部著作《和声的形成》(Generation harmonique)和《和声原则的论证》(Demonstration du principe de l’harmonie)被呈送到艺术学科协会,并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德·阿朗贝尔(D’Alembert)以比原作更为通俗的方式,在《音乐理论与实践的要素——依据拉莫先生的原则而作》(Elements de musique theorique et partique selon les principes de M. Rameau,1752)一书中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概括。他同样很重视国外专家的意见,这些专家有伦敦的汉斯·斯隆(Hans Sloane),年轻一些的有居住在巴塞尔的让·伯努利(Jean Bernoulli)、柏林的奥伊勒(Euler)、波伦亚的帕德雷·马尔蒂尼(Padre Martini),在这些人中,并非所有的人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同卡斯特尔教父(Father Castel)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后者是羽管键琴上用色谱校正音律的装置(clavecin oculaire)的发明者,也是拉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言辞激烈的评论家,他和德·阿朗贝尔一起,对拉摩的作品从支持转向了批评。此外,他还因1745年在拉·布普里尼耶的家中听到卢梭(Rousseau)的《优雅的缪斯》(Muses galantes)后语出不敬,而得罪了这位大人物,卢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还抨击了在德·阿朗贝尔 与卢梭于1755年至1760年为《百科全书》写作的几篇关于音乐的文章,为此他又得罪了德·阿朗贝尔。另一方面,他却对建筑家兼作家夏尔·艾蒂安·布里瑟于格(Charles Etienne Briseux)赞赏有加,而后者也与之持同样的一些观点。
拉摩不可能有所谓友好的同路人,而且看起来也并不需要亲密的友谊。达戈蒂(Dagoty)对此解释说:“是社会的空虚令他逃避现实”。夏巴农看着他在杜伊勒利宫和皇家宫殿的花园里踱来踱去,却不敢首先同他打招呼。一天,他鼓起勇气和他说话,出乎意料的是,拉摩并没有回绝他,反而对他表示欢迎,并且告诉他说自己这个老头非常乐意与他说话,从而排解自己的空虚。然而,他却很少说话,甚至他的太太对他的前半生都不是很了解。只有在讨论音乐理论的时候,他才能侃侃而谈。皮隆这个和拉摩交往长达40年的人,将这些有趣的细节告诉了拉摩的医生马雷(Maret)以便作讣告之用,但这位医生却从未敢将这些最生动的描述用在讣告当中;夏巴农的悼词则对这位老人的性格作了最全面的描述。狄德罗(Diderot)在《拉摩的侄儿》(Le neveu de Rameau)中对拉莫的描述则是不可信的,甚至是歪曲的(拉摩的这个侄子有一段时间为此受审)。拉摩的吝啬名声与他对亲属的几次慷慨举动不相符合,尽管拉莫为人不随和,但是从没有人说他行为卑鄙,也没有人说他趋炎附势。他面对公开的谴责显得十分坦诚,然而他却不能容忍人们在他背后说他坏话。
拉摩去世的时候还差几天就81岁了,四个月前他被封为贵族。从1745年开始,他就享有“皇室作曲家”的名号。他被葬在他所在教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中,然而一个世纪后矗立在那里的拉摩半身像,却没有标示出他的安眠之处,因为具体的位置已经不为人知。
人们对拉摩的体形很熟悉:颀长的身材与伏尔泰(Voltaire)很相似,五官一点儿也不像他同时代的人;它们同样能够令我们想起当时的另一位作曲家和理论家——塔尔蒂尼(Tartini,1692-1770)。塞巴斯蒂安·梅西埃(Sebastien Mercier)说:“他有着尖尖的下巴,腹部干瘪,腿很细长。” 夏巴农写道:他特别瘦高,“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幽灵”。拉摩像鹰一般的侧面像是如此富于美感,以至于除了在第戎的那幅由阿维德(Aved)绘制的肖像以外,我们很难找到他的正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