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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的没落
发表日期：2007-12-28 来源：新浪博客 发布人：zw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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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长文《诗歌的尴尬：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这篇文章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现代诗在中国的现状。首先要对这篇文章的标题说几句。文章中提到，“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这句话，出自一个诗人之口。文章作者如果仅仅是引用某诗人的话以吸引读者，我觉得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作者的最终认识和借题发挥的感慨，那么，谁能告诉我：诗人生在哪里才是幸运的?
这种说法同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的一个说法性质是一样的。有人说，当今中国没有伟大的诗人，是因为没有伟大的读者。他们把诗人自身的问题，怪罪到读者头上，怪罪到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得难看怪镜子”，“拉不出屎怪茅坑”。
《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诗刊》创办50周年。1957年，《诗刊》正式诞生，文革期间停刊，文革后复刊。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最高发行量达到54万份。到了2007年，发行量只在2万左右。这篇文章通过采访很多诗歌圈内人，回忆着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诗的辉煌。
那个时候，随便一场诗歌评选比赛，都能收到数十万张选票;在工体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比如今周杰伦演唱会还热闹;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诗社;为了“诗歌节”，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刺进自己的手背，宣称：“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诗人，本人注)的爱，对诗歌的爱!”一个“诗人”为了给《诗刊》投稿，沿着铁轨从哈尔滨步行到北京，背着自己的诗稿，因为他担心邮局会弄丢了，沿途一个月，他几乎以乞讨为生;身患重病的诗歌爱好者逃出医院，只为到北京朝拜现代诗的圣地：《诗刊》出版社;人们拿出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订阅《诗刊》;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全国共有84个民间诗歌团体参与;如今大名鼎鼎的陈凯歌，当年也是诗歌朗诵会的积极分子……
但是，这一切都迅速成为“昨日黄花”，落花流水而去。
曾在《诗刊》工作多年的一位编辑兼诗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诗歌，后来离开了《诗刊》。当有人邀请他回《诗刊》“力挽狂澜”的时候，他说：“我疯了吗?”当年风光无限的诗人们纷纷转行丶隐居丶移居国外，很少继续写诗;《诗刊》为了弥补经费缺口，“拉赞助”快成为了乞讨;一位曾经的诗人，现在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常常激动地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首诗写道：“捡起一块石头，随便扔向人群，准能砸到一个诗人的脑袋”;一位诗人说：“80年代你要不写诗，你简直就是一个荒唐的人。90年代你还写诗，简直就是有病”;传说一个著名诗人流浪在外，身无分文，到一家酒馆企图靠朗诵诗歌换一杯酒，结果老板说：“可以送你一杯酒，但请你不要念诗”……
为什么?
有人说，当年人们热爱诗歌，甚至把生命抵押给了诗歌。我要说，如今也有很多人热爱诗歌，因此，这个解释并不说明问题。将生命抵押给诗歌，只能让诗歌承担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人说，中国人爱跟风，是一种文化弊病，他们称为“全民文化势利眼”。当年诗歌热了，大家就追着捧，现在诗歌冷了，大家就一起唾弃。我要说，这种说法还是没有找到“热”与“冷”的原因。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没有时间丶没有心情读诗。我要问，为什么人们有时间丶有心情看无聊的连续剧?有人说，在物欲横流的年代，喜欢诗歌是多么奢侈的事情。我要问，诗歌究竟属于谁，属于什么样的时代呢?
有一首著名的诗歌，题目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后来有人模仿这个标题，写了一篇《中国，我的诗歌丢了》，其中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丶不能评职称丶不能带去面试丶不能带来收入丶不能娱乐朋友丶不能讨恋人欢心丶不能成为畅销书丶不能证明其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我要问，难道诗歌和诗人就是如此功利吗?有人说，外国人对诗人很尊敬，绝不像中国人一样兴高采烈地诋毁。我要问，中国还有几个诗人值得人们尊敬?有人说，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我要问，诗人出国了，又怎么样呢?
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模糊的概念。我们不知道“诗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诗歌”究竟是什么。当年，天津小靳庄一夜之间便冒出一大批农民诗人，可见“诗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物种，稍加训练，谁都能成为诗人。也许正因为“诗人”如此疯长，“诗歌”如此泛滥，才使得后来的“诗人”们，反其道而行之地走入象牙塔，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诗。也许正是因为“诗人”概念的模糊，“诗人”身份的可疑，所以，当今戴着“诗人”帽子的人，容易找不到北。
我们也许应该承认，上个世纪80年代席卷全国的诗歌狂潮和诗人崇拜，其实，它的本质并不是诗歌和诗人，而是政治。在那个年代，诗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一种被极度夸张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并非属于诗歌本身，而是属于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那时候诗歌的成功，其实是政治的成功;一位诗人承认：“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当年的诗歌朗诵会常常都有警察和工人纠察队维护秩序;当年一首诗登出来，外国使馆都会打听，它是否是一个政治信号;当年很多反映民心的功能，本该由媒体承担，却由诗歌主动挑起了重担。而现在，这个“担子”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当年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北岛后来说：当年“诗人带错了面具：救世主丶斗士丶牧师丶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北岛的话大多都说对了，有些说错了。当年他们不是“险些以为”，而是“真的以为”;这种“误会”不是“再也不会有了”，而是“继续误会”着。现在中国有多少诗人，还带着这样的面具，面对着虚构的镜子，幻想着自己仍然是在扮演斗士。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搞政治的其他方式，“诗人斗士”早已经被甩出了中心舞台。所以，有些诗人变成叫嚣的谩骂者。《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说了一句“新诗是一个失败”，便引发他们内心深处的暴力冲动。
除了继续做着“政治化诗歌”的梦想之外，另有一些诗人也放弃了政治。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误会”之所以能形成政治上的滔天巨浪，还因为它使用了大量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如今放弃政治的诗人们，很多只是收敛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改变向西方寻找灵感的方向。从此，诗歌的政治误会变成了诗歌的文化误会。如果说当年诗歌的政治成功，也可以推演出未来诗歌的文化成功，我们不作辩论。因为，即便如此，终究都不是诗歌的成功，而是诗歌搭错车的“成功”。
现代诗要重振雄风，为什么不把让中国人是否喜欢，当成第一要务呢?诗人要重登舞台，再次成为明星，为什么不像白居易询问老妪一样，关照中国的读者呢?如果诗人只为了自己，为何又要埋怨社会冷淡呢?如果诗人只想着“高傲”丶“高贵”，为什么不能忍受“高处不胜寒”呢?为何还要抱怨降生在一个“错误”的国度呢?
最后我要明确地说：新诗是一个失败，并不表示要回到旧体诗，而是要在现代口语的基础上，结合种种外来语，寻找新的方向。佛教曾经也是外来物，但是，大量佛教用语现在都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唐宋的诗人们，还把很多这种外来语变成了中国诗歌的精华。这说明了在中外文化交汇的潮流中，中国的诗歌，需要变革，需要接受，更需要在自身内部寻找新的生长点，新的方向。毕竟，我们都是说汉语的人。
(文/刘仰)
发表日期：2007-12-28 来源：新浪博客 发布人：zw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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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长文《诗歌的尴尬：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这篇文章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现代诗在中国的现状。首先要对这篇文章的标题说几句。文章中提到，“诗人生在中国真是太不幸了”这句话，出自一个诗人之口。文章作者如果仅仅是引用某诗人的话以吸引读者，我觉得可以理解。但如果是作者的最终认识和借题发挥的感慨，那么，谁能告诉我：诗人生在哪里才是幸运的?
这种说法同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的一个说法性质是一样的。有人说，当今中国没有伟大的诗人，是因为没有伟大的读者。他们把诗人自身的问题，怪罪到读者头上，怪罪到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长得难看怪镜子”，“拉不出屎怪茅坑”。
《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诗刊》创办50周年。1957年，《诗刊》正式诞生，文革期间停刊，文革后复刊。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最高发行量达到54万份。到了2007年，发行量只在2万左右。这篇文章通过采访很多诗歌圈内人，回忆着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诗的辉煌。
那个时候，随便一场诗歌评选比赛，都能收到数十万张选票;在工体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比如今周杰伦演唱会还热闹;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诗社;为了“诗歌节”，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刺进自己的手背，宣称：“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诗人，本人注)的爱，对诗歌的爱!”一个“诗人”为了给《诗刊》投稿，沿着铁轨从哈尔滨步行到北京，背着自己的诗稿，因为他担心邮局会弄丢了，沿途一个月，他几乎以乞讨为生;身患重病的诗歌爱好者逃出医院，只为到北京朝拜现代诗的圣地：《诗刊》出版社;人们拿出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订阅《诗刊》;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全国共有84个民间诗歌团体参与;如今大名鼎鼎的陈凯歌，当年也是诗歌朗诵会的积极分子……
但是，这一切都迅速成为“昨日黄花”，落花流水而去。
曾在《诗刊》工作多年的一位编辑兼诗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诗歌，后来离开了《诗刊》。当有人邀请他回《诗刊》“力挽狂澜”的时候，他说：“我疯了吗?”当年风光无限的诗人们纷纷转行丶隐居丶移居国外，很少继续写诗;《诗刊》为了弥补经费缺口，“拉赞助”快成为了乞讨;一位曾经的诗人，现在被人介绍“诗人”身份时，常常激动地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首诗写道：“捡起一块石头，随便扔向人群，准能砸到一个诗人的脑袋”;一位诗人说：“80年代你要不写诗，你简直就是一个荒唐的人。90年代你还写诗，简直就是有病”;传说一个著名诗人流浪在外，身无分文，到一家酒馆企图靠朗诵诗歌换一杯酒，结果老板说：“可以送你一杯酒，但请你不要念诗”……
为什么?
有人说，当年人们热爱诗歌，甚至把生命抵押给了诗歌。我要说，如今也有很多人热爱诗歌，因此，这个解释并不说明问题。将生命抵押给诗歌，只能让诗歌承担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人说，中国人爱跟风，是一种文化弊病，他们称为“全民文化势利眼”。当年诗歌热了，大家就追着捧，现在诗歌冷了，大家就一起唾弃。我要说，这种说法还是没有找到“热”与“冷”的原因。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没有时间丶没有心情读诗。我要问，为什么人们有时间丶有心情看无聊的连续剧?有人说，在物欲横流的年代，喜欢诗歌是多么奢侈的事情。我要问，诗歌究竟属于谁，属于什么样的时代呢?
有一首著名的诗歌，题目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后来有人模仿这个标题，写了一篇《中国，我的诗歌丢了》，其中写道：“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丶不能评职称丶不能带去面试丶不能带来收入丶不能娱乐朋友丶不能讨恋人欢心丶不能成为畅销书丶不能证明其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我要问，难道诗歌和诗人就是如此功利吗?有人说，外国人对诗人很尊敬，绝不像中国人一样兴高采烈地诋毁。我要问，中国还有几个诗人值得人们尊敬?有人说，诗人生在中国，简直太不幸了。我要问，诗人出国了，又怎么样呢?
说了这么多，其实有很多模糊的概念。我们不知道“诗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诗歌”究竟是什么。当年，天津小靳庄一夜之间便冒出一大批农民诗人，可见“诗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物种，稍加训练，谁都能成为诗人。也许正因为“诗人”如此疯长，“诗歌”如此泛滥，才使得后来的“诗人”们，反其道而行之地走入象牙塔，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诗。也许正是因为“诗人”概念的模糊，“诗人”身份的可疑，所以，当今戴着“诗人”帽子的人，容易找不到北。
我们也许应该承认，上个世纪80年代席卷全国的诗歌狂潮和诗人崇拜，其实，它的本质并不是诗歌和诗人，而是政治。在那个年代，诗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一种被极度夸张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并非属于诗歌本身，而是属于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那时候诗歌的成功，其实是政治的成功;一位诗人承认：“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当年的诗歌朗诵会常常都有警察和工人纠察队维护秩序;当年一首诗登出来，外国使馆都会打听，它是否是一个政治信号;当年很多反映民心的功能，本该由媒体承担，却由诗歌主动挑起了重担。而现在，这个“担子”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当年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北岛后来说：当年“诗人带错了面具：救世主丶斗士丶牧师丶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北岛的话大多都说对了，有些说错了。当年他们不是“险些以为”，而是“真的以为”;这种“误会”不是“再也不会有了”，而是“继续误会”着。现在中国有多少诗人，还带着这样的面具，面对着虚构的镜子，幻想着自己仍然是在扮演斗士。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搞政治的其他方式，“诗人斗士”早已经被甩出了中心舞台。所以，有些诗人变成叫嚣的谩骂者。《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说了一句“新诗是一个失败”，便引发他们内心深处的暴力冲动。
除了继续做着“政治化诗歌”的梦想之外，另有一些诗人也放弃了政治。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误会”之所以能形成政治上的滔天巨浪，还因为它使用了大量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如今放弃政治的诗人们，很多只是收敛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改变向西方寻找灵感的方向。从此，诗歌的政治误会变成了诗歌的文化误会。如果说当年诗歌的政治成功，也可以推演出未来诗歌的文化成功，我们不作辩论。因为，即便如此，终究都不是诗歌的成功，而是诗歌搭错车的“成功”。
现代诗要重振雄风，为什么不把让中国人是否喜欢，当成第一要务呢?诗人要重登舞台，再次成为明星，为什么不像白居易询问老妪一样，关照中国的读者呢?如果诗人只为了自己，为何又要埋怨社会冷淡呢?如果诗人只想着“高傲”丶“高贵”，为什么不能忍受“高处不胜寒”呢?为何还要抱怨降生在一个“错误”的国度呢?
最后我要明确地说：新诗是一个失败，并不表示要回到旧体诗，而是要在现代口语的基础上，结合种种外来语，寻找新的方向。佛教曾经也是外来物，但是，大量佛教用语现在都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唐宋的诗人们，还把很多这种外来语变成了中国诗歌的精华。这说明了在中外文化交汇的潮流中，中国的诗歌，需要变革，需要接受，更需要在自身内部寻找新的生长点，新的方向。毕竟，我们都是说汉语的人。
(文/刘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