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好书——《变革中的思索》

变革中的思索

张亚勤 著 / 电子工业出版社

张亚勤简介：

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中国当年最年轻的大学生。

23岁获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做出该校校史上首篇满分博士论文。

31岁荣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是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此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

33岁回国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出任首席科学家兼副院长。

38岁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

【放飞的爱】

在我的成长记忆里，母亲永远都处于我心中最明亮的位置。我的性格、意志和品质都是在她的培育下逐步磨练和慢慢形成的。我家有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母亲是一位老师。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方法和自学能力，需要漫长的过程和不断的坚持，母亲在这个过程中为我付出了很多精力。尽管这些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不是什么奥秘，但我觉得我之所以能用六年时间学完小学及中学课程，十二岁考入中科大，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这对我以后的学习、科研和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喜欢做的事情很多，绘画、音乐、体育等。每次我拿着画好的画给母亲看时，她都会笑眯眯的说：“画得真好！”一句简短的赞美也会使我受到很大鼓励，因而又想获得更大的进步。和别人的死记硬背不同，我对图像有着天生的敏感。读小学时，老师让我看5分钟的报纸，然后把报纸上的内容背出来。我的记忆是影像式的记忆，在脑海中保留一幅画，回忆时照着图画念就行，就像放电影一样。

11岁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讲的是一个13岁的神童，江西的，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知，还是数学的天才……最后被中科大破格录取。我被深深的吸引了，对母亲说：“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母亲觉得我的想法有理，尽管有些担心，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结果在准备的过程中，我生了一场病，母亲心痛的说：“今年不要参加高考了，身体要紧。”但我那时一心只想和中科大的那些孩子在一起，坚持要考。最后母亲也同意了，说：“你能行，去试吧，不试就是完全的失败。只是你一定要注意身体。”

现在回忆起来，当年愉快的参加高考，实现梦想，是母亲的民主做法成全了我。世上有一种爱，叫“放飞”。母亲对我的爱就属于这种。她不会把我捧在手心，许多事总让我自己去做。当别的孩子还在母亲的怀抱里时，我却经历了许多，也渐渐长大成人。轻松平常，自在成长，我享受着这种母爱给予的“放飞的爱”。

【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

2000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和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前身）的伙伴们去向比尔·盖茨做工作汇报——在微软，直接向比尔汇报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荣誉，它表明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在过去的一年中，微软在全球的四个研究院共得到比尔8小时的做汇报的机会。

似乎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跃跃欲试的心冷静一下，这次出行刚一开始就碰到了很多“麻烦事”。李开复所搭乘的从澳洲飞往西雅图的飞机在途中遇到强气流，做自由落体运动足足有五秒钟，以致于李开复吓得紧紧抓住邻座老太太的手。沈向洋和张宏江的美国之行也不是很顺利，从旧金山前往西雅图的航班因故取消，事后大家开玩笑说他们两位当时急的心律间歇。我的航班也由于机械问题不能按时起飞。当我们费尽周折终于赶到预定地点与李开复碰头时，竟已经是周四上午9点半了。

周五早上11：30，我们多媒体小组的同事们准时在会议室集合。史蒂夫·鲍尔默偶然经过时，顽皮地向屋内的每个人致意，让大家的心情放松了不少。我们向比尔介绍了多媒体研究组的阵容，以及取得的一些学术成绩，包括在最权威的学报和会议上发表了80余篇论文、已经申请注册40项专利、拥有60项新发明，并已经有8项成熟的技术转移到相关的产品部门。听到这里，比尔非常欣慰，赞许的说道：“做得好！”

接着，汇报进入有关多媒体研究进展的实质性内容。我介绍了研究院在多媒体压缩及传输方面的工作，张宏江介绍了多媒体信息的搜索及浏览方面的研究成果，沈向阳介绍了基于图像的绘制（IBR）的实用化技术。在整个报告过程中，比尔都非常专心和投入，并不时做出积极的回应。汇报的成功让所有人都很兴奋，晚上，大家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特别的“雪茄庆祝晚会”——用于庆祝的古巴雪茄是李开复从澳大利亚“偷偷”带过来的。从此，这就成为了我们庆祝的传统。

【倾情研发十年记】

比尔·盖茨说：“它是微软一笔最大的财富。”——“它”指的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但是，今天“它”所涵盖的范围肯定更为广阔。在1997年的那次访华之行中，比尔看到很多特别聪明的学生，他敏锐地洞察到了中国的潜力，并且坚信中国一定会涌现出许多一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行程结束之后，他决定把微软的第二个海外研究院放在中国。

研究院成立之初时，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科学家、人才。幸好开复、我、还有沈向洋，在美国已经做出了一点成绩，也有一些能力强的朋友。所以当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游说自己的朋友。我当时找到了凌小宁、李劲、李世鹏，还有张宏江等。一个机构，包括研究院，最重要的就是最早的几个人。如果前面几个人都是领军人物，后面再找人就相对容易。这些人会定义一个企业、一个机构的文化和性格。

我们现在有3000多名员工，里面有300多位是做基础研究的，有500多位是做技术孵化的，其他人都是做产品开发的。十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向微软的重要产品贡献了超过250项技术，在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和期刊上累计发表了3000多篇论文，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端科技人才。但是，今后十年这些数字的意义就不大了。我们应该聚焦的是，有没有做一件事情真正的改变了这个世界。

微软的前任CTO曾讲过一句话：研究院一定要冒风险，如果你每个项目都成功了，就说明你失败了，因为你冒的风险不够。对研究来说，一定要冒风险、冒更大的风险；但对产品来说，所冒的风险就要很小，这时候要对市场有更强、更准的预测。研究院对微软来说，更像是风险投资，给未来买一个保险。我们两到五年的技术会由工程院去做，马上可以投入市场的产品则由产品部门去做。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微软其实有很多好的想法、好的产品、好的创新，就是因为它有近期、中期、和远期的投入，有非常明确的战略部署。

【云计算三部曲】

在我看来，纯云计算并不是启动计算未来的“万能钥匙”，“云-端”共存、“云-端”互动才是未来计算架构的发展趋势。被誉为“革命性的计算模型”的云计算，其实是网格计算、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等既有理论的延续，其愿景是以互联网为中心，提供安全、快速、便捷的数据存储和网络计算服务。

看似高深的“云计算”理解起来并不难，其实就是把所有的计算应用和信息资源都用互联网连接起来，供个人和企业用户随时访问、分享、管理和使用。眼下，数据、软件、平台、基础设施都已成为“云计算”的战略资源，而今后“云计算”的发展，则取决于上述战略资源同“集中计算、按需应用”模式的整合与关联的程度。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就是：

云计算=（数据+软件+平台+基础设施）×服务

未来计算资源或许像电和水那样可随时获取，但也要看到，和数据完全不同，电和水不需要“智能”和“逻辑”。可以说，整栋“云-端”计算的大厦是以服务为基础、由海量的“0”和“1”作为基本元素，但从“云”端里推送过来的“0”和“1”——无论它是高清视频、游戏还是实时路况、动态新闻——都必须要有合适的“端”来破译、解码和呈现。

当下，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等都越来越薄，越来越轻便，同时功耗也越来越低。支持柔韧材料和高清显示的OLED（小分子有机致电发光显示）和PLED（高分子有机致电发光显示）有望在未来5~10年内成为主流。也许有一天，你的房间墙壁和窗户都是基于PLED技术的巨型显示器。这些显示技术的重大突破，将会为各种“端”的研发提供更多的思路。

【中国智造 慧及全球】

如果只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历程：那就是从“自造”到“制造”再到“智造”。中国“智”造的动力来自于良好的创新环境、渐趋完善的创新机制、丰富的创新泉源和广阔的创新市场。

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成立为表征，跨国企业开始深度参与到中国“智”造的进程中。有别于以往外企研发机构扁平化的职能设置，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旗下包括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中国技术中心，以及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多个研发机构，职能涵盖了基础研究、技术产品孵化、产品开发和战略合作。微软在中国的完整创新链和多赢生态圈业已形成。

作为中国“智”造的助力者和参与者，在分享“智”造资源的同时，跨国企业也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例如，跨国企业应利用自身的资金和经验优势，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兼具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应帮助国内同行提升创新实力、孕育创新成果、寻求业务机遇。跨国企业还可以在深入研究和开掘本土用户需求的前提下，开发出中国“智”造的产品，再将之推向国际，使之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用户发挥影响。

微软希望在中国“智”造的征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来自中国的伟大技术越多越好。” 比尔·盖茨的这句话，概括了微软对于中国这一迅速崛起的全球创新峰峦的基本态度和美好预期。中国正在成为全新的创新源，中国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无限的机会，中国“智”造也势必将“慧”及全球！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