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若干领域4——形象学

这里的西方指的是相对于东方的西方,仍旧是一点四方的传统认识

一、定义

文学理论所定义的形象,指的是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是作家根据人类生活的各种现象集中、概括、创造出来的具有强烈感情色彩、思想寓意和审美价值的人生图画。是作家的艺术创造力的结晶。(个人的独创性)

比较文学形象学所指的形象,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异国异族形象和与之相对相生的自我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国家民族的整体想象物,作家是媒介,研究的是背后的文化差异和冲突)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它关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但它并不要求从史实和现实统计资料出发,求证这些形象象还是不象;它拒绝将形象看成是对文本之外的异国异族现实的原样复制,而认为它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影。形象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异国异族神话的创造过程和规律,分析其社会心理背景以及深层文化意蕴。

二、形象学的若干重要概念和研究范式

2.1 异国异族形象

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形象,在文本中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它可以是具体的人物、风物、景物描述,也可以是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的相关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
客观物象的总和。

法国比较学者在形象学研究中十分关注“套话”。在形象学中,“套话”指“一个民族在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描写异国或异国人的约定俗成的词组”。

社会整体想象物

作家对异国异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作家在其中只充当了一个媒介。 法国学者把这种在“他者”形象创造中起支配作用的,来自其所属社会的影响源称为“社会整体想象物”。社会整体想象物的两种作用力:认同作用和颠覆作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2.2 自我形象

狄泽林克说:“每一种他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他者形象生成时,一定会伴生出一个自我形象,二者是李生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毛姆在他的海外小说中,在表现他者形象的同时,也冷静而严厉地观察了散居世界各地的英国人士和团体。这些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臣民,远离本土,远离英国社会的道德禁忌,他们各种隐藏的私欲和邪念也表现更加放纵、露骨。他的短篇小说《雨》。

再如美国小说家赛珍珠的创作。她的《大地》三部曲,《东风,西风》、《母亲》、《闺阁》等作品,一扫西方作家描写中国现实生活时惯用的贬损态度,塑造了崭新的中国形象,被公认为是“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的”。《大地》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移民潮大规模频繁涌动,作家的族属和国籍已很难单一划定,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给创作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复杂。

2.3 形象的力量

基亚在《比较文学》中说:“如果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群体或国家都用简单化的形象来想象别的民族,把这个民族有时是主要的特征看成为偶然的特点,那就另作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就不复存在了,只有卡莱尔的德国、哲学家们的德国和法国人的德国了。这个群体越大,想给这个群体确定形象的人就越要冒抽象化的风险,事实上,这个形象将会越显得是漫画式的、图解
式的和使人惊奇的。”

保罗·瓦莱里这样解释“东方”:“为了要使‘东方'这个名词在头脑中产生充分作用,首先必需不曾到过它所指的那个朦胧的地区。”

法国学者乔治·居斯多夫在评论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时说:“欧洲的学者们自开始世界探险以来,就发明了东方学和人种志,作为适于了解劣等并通常不发达的兄弟的认识方式。稍加思考便会知道,不存在什么东方,东方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其根本理由就是在于东方人从来都是某个人的东方人。”

东方主义在欧洲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欧洲人几个世纪的海外扩张和殖民侵略中,它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决定了欧洲人对非基督教文化体系民族的基本认识。东方主义者描述的东方的虚构性,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异国异族形象的普遍特性。但尽管如此,异国异族形象对于本民族来说,它又永远是可信的,切题的,合乎逻辑的。

狄泽林克特别强调异族想象在国家关系、地缘政治中所起的负面作用,他说:“这种由形象而产生的后果今天还到处见到,而且往往是有害的。”苏珊·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同样深刻地论证了异族想象如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例如纳粹德国时期的游记作者关于冰岛的描述。

三、形象学的学科史

形象学脱胎于影响研究。但它基本摆脱了文化、文学交往中“事实” 的羁绊(不是放任不管,只是摆脱中心,这一点与影响探究注重实证和考据恰恰相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体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侧重研究文学本文中不同文化面对面的冲突和对话。

法国是形象学的诞生地。法国早期比较文学学者路易一保尔·贝兹认为比较文学的任务之一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照样互相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解或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

巴尔登斯伯格的《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

让一玛丽·卡雷的《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 00-19 40》 (1947)把形象学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1951年,基亚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用“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一章,对法国的形象学研究作了概述。他称影响研究向形象学的靠拢,“是近五十年来法国的一种远景变化。” 他欢呼这种变化“使比较文学产生了真正的更新,给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基亚的博士学位论文《法国小说中的大不列颠:19 14-19 40》(1954)。

德国比较学者狄泽林克的《关于形象和幻象的问题及其在比较文学范畴内的检验》(1966),《在内在作品与超验作品之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1982),法国D.H.巴柔《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角度:文学形象》(1981),《文化形象:从比较文学到文化人类学》(1983),费舍尔的《作为比较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民族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产生》(1983)。

当代美国学者菲利普·D·贝德勒《美国文学和越南经验》,欧文·奥尔德里奇《龙与鹰一-美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形象》,米拉顿《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意识中的法国形象》,C·F·霍夫曼《 浪漫主义的非洲人》,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顾彬《关于“异”的研究》等。

形象学的当代发展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获益。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它的要点是“从原殖民地文化出发,反思过去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长期形成的一整套思想体系,解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它认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形成的种种规范、观念已经潜移默化,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无形中制约着当今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

美国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东方主义》。

形象学同样能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获益。苏珊·巴斯奈特把重视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文化的日记、书信、故事的研究看成“比较文学最近一些年最重要的变化”,而且认为它是比较文学研究“最富成果的领域”。

1929年,中国学者郑振铎撰写了《西方人所见的东方》一文,批评了西方人对东方形象的歪曲和夸饰,他感慨:“ 东方,实在离开他们太远了,东方实在是被他们裹在一层自己制造的浓雾之中了!”

四、形象学的若于研究范围

4.1 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

中国古代有关异族异域的想象,受到一点四方的中土观、华夏观、天下观的强大制约。《诗经》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汉代贾谊在《过秦论》里说过“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记载了上古时期中国先民对异族异域的描绘。其中的《海外经》,所述山川风物民族,在中原地区之外。远古人类的神话幻想能力,使他们把异族异域想象为“异形异”,于是有了反舌国、三首国,女子国,一目国.....凡数十种。

中国古代关于“西方”的想象:《诗经》《邶风·简兮》(一点四方的认识): “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
魏晋时代诗人阮籍《咏怀》:“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 在秦汉之前,对西方的想象,成就了周穆王西征、西王母与瑶池故事、崑仑仙境等等传说,西方是理想之地、神仙居所。 魏晋之前中国人的“西方”想象,其只是中土的西部,并非中土之外的另一所在。

自佛教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西方” 与西天佛国、极乐世界联系了起来,西方意味着中土之外的真理和信仰的发源地。以玄奘为代表的无数佛教徒赴西方取经朝圣,表达着这样的世界观。《大唐西域记》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记录了玄奘法师西行求法19年,在西域和印度138个国家和地区的所见所闻,其中玄奘西行亲历的国家和地区有110个,另外28个国家地区的记录来自听闻与传说。(佛教中心和一点四方传统中心,两套中心系统)

明代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演述明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服外族,三十九国咸入贡中华之事。其异域异族的想象模式,与《西游记》中所描写的在中土与佛土之间的那个化外区域大体相似《红楼梦》里也旁涉异国。 晚清之际,中国人的天下观受到严峻挑战。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初步获得了对近代世界格局的认识,经历了现代性的世界体验。1980年至1986年间,著名学者钟叔和先生主编出版过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收了晚晴民初的外交官、留学生、政治家、旅行者亲历欧美和日本的记述共36种。

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徐建寅的《欧游杂录》 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张德彝的《航海述奇》、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广注》、王韬《扶桑游记》《漫游随录图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等。 这批初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人的游记,其现代性体验被学者称为“惊羡体验”和“感愤体验”(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这种现代性体验代表初涉世界的一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观感;两者都属于现代的世界体验。

“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作品中,异国异族形象大量增加,认识也发生了转变。总体上,现代中国作家关于异国异族的想象,比较多地集中在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西方先进国家,希腊及中东欧等弱小民族国家,此外还有苏俄,印度、缅甸、以及南洋(现在的东南亚)。 现代文学中呈现出来的异国异族形象有很大差异。如郁达夫《沉沦》中的日本人形象,与许地山小说集《缀网劳蛛》中的缅甸佛国形象,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英国形象。

4.2 西方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

西方国家内部的相互对视

  • 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各个国家之间他们不断相互发现、认识、阐释成为常态。法国人眼中的英国人,英国人眼中的俄国人,俄国人眼中的德国人,西班牙人与意大利人的相互对视等。 欧洲人总体上都可归入欧罗巴人种,但又可分为不同类型。西欧人主要有两大类型,即日耳曼人和罗曼人(也称拉丁人)。日耳曼人以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人居多。罗曼人以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土耳其人居多。从地域上看,日耳曼人属于北方人,罗曼人属于南方人。

法国19世纪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和《德意志论》中把西欧文学按地域划分成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她认为北方民族气质偏向忧郁,喜欢沉思,其文学感情强烈,富于哲理,崇尚想象,富于来世色彩。南方气候温润,阳光充沛,山水灵动秀美,使人容易生出对生活的乐趣,其文学崇尚古典,情调欢快,但思想性稍逊。

  • 法国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把欧洲人分为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和南方的拉丁民族。他比较了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及其文学艺术的不同之后,更肯定拉丁民族的优越性。在他眼中,南方的拉丁民族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成熟优雅,而日耳曼人是“鄙俗粗野”的蛮族后代。
  • 19世纪中期以后一些人类学家、政治家、种族主义者将西欧人种的差异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层面,利用这种区分为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服务。所谓“雅利安人种”(Aryan) 的说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炉的。 臭名昭著的法国人类学家戈宾诺(Joseph-Authur de Gobineau,18 16-18 82),在他的《人种不平等论》 (1853-1855)一书中,据此认为日耳曼人最优越。英裔德籍哲学家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在他的《19世纪的基础》 (1899)中认为,西部的雅利安民族( 日耳曼人)是欧洲伟大创造力的泉源。他们的观点后来被希特勒种族主义政策所利用,成为其种族灭绝的依据。
  • 20世纪初叶,英国杰出的作家劳伦斯认为,高度理性和机械化的北方日耳民族(以英国为代表)正在走向衰败和没落,而灵动、感性的南方拉丁民族(主要是意大利)代表了新生的希望。《恋爱中的女人》、《迷途的少女》《阿伦的杖杆》等,都是把英国视为垂死的种族,主人公都是最后都出走英伦,踏上奔赴意大利都旅程,从而获得了新生。

西方文学中的异国异族

  • 荷马史诗开了欧洲文学描写异域异族形象的先河。其中描写的特洛伊战争,交战的双方是希腊军队与特洛伊军队。荷马史诗主要是从希腊人,也就是“阿开亚人”的视角展开史诗叙事的。特洛伊人是希腊人的征讨对象,是他们眼中的异族人。史诗中关于东方特洛伊的想象,介于“自我”和“他者”之间,是摇摆性的,显示荷马时代希腊人表现的还是一种原始朴素、基本平视的异族观。
  • 波希战争之后,希腊人的民族热情空前高涨, 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由此拉开。例如古希腊古典时代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是现存唯一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古希腊悲剧,以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年-前479 年)为背景。《波斯人》在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将丑化的蛮族人形象搬入公共空间。 埃斯库罗斯通过将波斯人及其所属的一切刻画为落后的、专制的蛮族特征,把这场战争看作是希腊自由城邦制度对波斯君主专制制度的胜利。希腊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被极度感发,并且形成了文明的希腊人——落后的蛮族人的二元对立的异族观。
  • 在中世纪,出现在欧洲文学中最常见的异族人是阿拉伯人。原因其一是阿拉伯帝国在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发展到极盛,阿拉伯势力在欧洲地区的扩张,其文化对欧洲产生了持久重大的影响。其二是公元11一13世纪,在基督教会和封建君主的支持和鼓动下,欧洲基督徒和骑士们组成十字军,先后发动了八次所谓“十字军东征”。 先进阿拉伯文化对欧洲的经济、文化、以致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文学上,这种来自东方的影响(如东方题材、爱情诗歌、华丽风格),成为这个时期西欧文学,特别是骑士文学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动力。
  • 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列强海外殖民、冒险、商贸活动日趋活跃,更遥远的异域异族形象开始大量进入到欧洲文学之中。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就是一部折射了英国海外殖民侵毗活动的作品。这部剧中的海岛事实上是在地中海,但莎士比亚有意模料了海岛的具体位置,而把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对遥远美洲的探险、殖民验和想象,尤其是1609年英国“海洋冒险号”船员在百慕大群岛的经移植了进来。

在启蒙运动时期,一些异域形象被启蒙作家用来寄托启蒙理想。18世纪法国启蒙作家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写老实人在南美洲大陆旅行时,无意中闯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所在---黄金国。 在浪漫主义时代,异国异族作为一种“异国情调”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作家的作品中。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展示了北美洲印第安人富于传奇色彩的生活。拜伦笔下的“东方”,普希金笔下的“南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浪漫主义作家吉卜林笔下的印度,以及众多作家用众多作品描绘出来的土耳其人,迦太基人,摩尔人,吉卜赛人,阿拉伯人等,都给读者新鲜奇异的印象。

作家们热衷于表现异国异族,常有深刻的思想动机和文化背景。 法国科幻小说家如勒·凡尔纳笔下的环球历险,英国19世纪后期新浪漫主义作家吉卜林笔下的印度,19世纪后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亨利·哈葛德笔下的非洲,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海外扩张过程中西欧民族的文化优越感。英国作家劳伦斯、毛姆这样一些作家对异国异族的描绘,则反映了对欧洲文明的幻灭。

3、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最早出现在西方文学典籍中,大约在1250年前后。 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写出了《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年之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指的就是中国。 创作于1298-1299年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以亲历方式感知东方中国的第一部著作。在马可·波罗笔下,蒙元时期井然有序、广袤富饶的中国,给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提供了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它超越了基督教欧洲文化的困境,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1585年,西班牙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的出版,标志着中世纪欧洲建构的契丹传奇的终结,它把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中华帝国形象,而且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这个完美、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欧洲“中国崇拜”,提供了知识与价值的起点。(总结性的、权威性的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世纪达到高峰。这个“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孔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字、瓷器、丝绸、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大量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

1750年前后,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趋向于负面:

  • (1)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在已经发现的土地上,并没有以往欧洲人向往的人间乐园。
  • (2)随着欧洲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相继成功,使西方 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古代、对异邦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价值取向向心化。
  • (3)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在此框架内,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成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关系。

文学中越来越出现负面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高峰。正是西方所构建的这种停滞专制的中华帝国形象,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为19世纪中期开始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和殖民侵略提供了所谓冠冕堂皇借口,掩盖了其毒品贸易、原材料掠夺、商品倾销的罪恶根源。

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西方社会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泛滥,西方建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观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西方知识界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域外文明,尤其是非洲、美洲原始文明,以及亚洲传统文明,开始受到重视。中国形象发生了分化: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专制虚弱的封建王朝,和古代典籍诗歌丰富的文化大国并行不悖)

  • 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史》;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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