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原文

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01.从简单的商品开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中说，他要在该书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最终目的自然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他在这一卷的开篇讲的就是商品。

有人质疑，为什么《资本论》以资本命名，却不从资本而从商品分析开始？从马克思的原话来看，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于是，又有人质疑了，财富的元素形式为什么不是货币？为什么不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巨额的银行存款和巨量的股票？为了中国化地说明《资本论》为什么从商品开始，国内有一些标准教科书式的说法，说这是因为“商品”是整个资本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然而，这种回答更像是长篇大论的一个开头。

正如高等数学的研究并不是从极限开始，再到微分和积分，但是完成了微积分体系研究的高等数学，在其教科书中的叙述却一定要从极限开始，而不能从微分或积分开始一样，马克思的研究也并不是从商品开始的，但是他的叙述却一定要从商品开始。这是因为，马克思与数学家们一样意识到，“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由于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家和第一个经济科学家的马克思，是第一个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人。自然他不会重蹈前辈李嘉图的覆辙，即在“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

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们常常说他们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开篇却是构成基础知识的西方经济学的几个教条，即所谓的法则和原理。在他们看来，这些法则和原理不应当是研究的结果，而是从上帝那里听来的研究的起点。在这之后，西方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的是供给和需求理论。但是，他们并不研究供给和需求的对象——商品，而只是按照某种神学教义划出两条曲线来：一条是所谓的需求曲线，一条是所谓的供给曲线。每条线表示的就是在随意设定的价格下，某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比如一辆汽车标价10块钱时的需求量和供给量。但是，他们没有说明什么是货币、什么是1块钱，也就是说他们故意回避了什么是价格。他们这样做只是在说与科学背道而驰的虚伪的空话，以回避问题和绕圈子的方式，让人们似是而非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同时，西方经济学家和跟着他们学舌的人，根本不理解“稀缺”是一个相对概念，说资源是稀缺的，就像说动物是瘦的一样，如果没有某种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西方经济学就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种比较，也就是说从来没有研究过资源为什么是稀缺的。比如资源稀缺究竟是因为人口太多，还是因为资源被少数人所霸占？西方经济学家只是断言资源稀缺而已。再者，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研究已有的资源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配置情况：为什么有的人手上有大量的资源，而有的人手上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也从来不去研究将现有的资源如何重新配置，因为在他们看来，拔一毛而利天下，会有损于拔一毛者，尽管天下人获利也不是有效率的配置方式。他们只是研究在已有的资源配置下，也就是说在来历不明的所谓收入约束下，人们如何按照西方经济学家为他们所规定的模式来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结果将会有什么样的特点。而且他们也从不研究人们决策后的行为，比如，从不研究工人在西方经济学家设定的条件下决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后，又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什么样强度的劳动。

西方经济学家这样做只是为了替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他们既无能也无心认真对待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就不是这样的，他“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总之，无论马克思从何处开始研究，科学研究的结果最终都要回到商品这个出发点上来，并要从这个出发点来展开论述。这是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产品所采取的普遍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基本形式。更重要的是，离开了人类社会，比如在孤岛上的某单个个人那里，商品将不复存在。因而，商品本身也体现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正是因为从商品出发进行论述，我们才得以说明价值、说明货币、说明价格、说明经济危机，才能够一以贯之地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新社会的部分运行规律。

不过，只要事物及其互相关系在历史上不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那么，它们在人们的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概念就同样会发生变化和变形。因此，对于它们，不能从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进行研究。只有对简单商品分析清楚后，才能分析清楚变形的商品，正如了解了长方形的面积计算之后，才好了解梯形和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

02.自私与无私之争

在分析简单商品之前，我们先来谈谈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公理”或假设前提：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西方经济学因此认为，必须实行私有制，才符合这个公理。

有人也因此说，马克思的最大问题就是要求人们无私，而人是自私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就是不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的人，竟敢毫不脸红地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有没有要求人们无私，我们稍后再谈。我们先来谈谈人是自私的这个说法。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私”（或“自私”）与“稀缺”一样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且，从哲学上讲，规定即否定。既然规定了自私，那就有否定自私的“无私”的存在。试想，如果太阳一直悬在当空，即始终是白天，那么人们是不会有白天这个概念的，因为那样是不可能有黑夜的，而没有黑夜作对比，人们怎么能认识白天呢？其次，即便人性的自私是公理，也不能证明必须实行私有制，反而证明必须限制私有制。这是因为，如果人人都极其自私，那就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损人利己，整个社会必然陷入混战的状态，从而人人有损无利。这样的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多次出现，但即便出现了，也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生存下来的社会一定是对私有制有所限制的社会。

为了强调私有制，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要求把这一条写入中国的宪法。但是，作为中国西方经济学家所追逐的“理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里却没有这一条。原因很简单，正如恩格斯在他还是24岁的青年时的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后面这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如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可以对私人的财产征税，其政府只能关门大吉，也不能允许破产现象的出现。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破产却是经常的现象。

有人说，马克思也同意人是自私的，因为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马克思所说的完整的话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马克思用“贪杯过度是要跌破自己的脑袋的”话来讽刺“这些聪明人对人和世界的了解首先就是糊里糊涂地跌破自己的脑袋”。

上述那句完整的话表明，马克思并不是从人性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这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从而马克思也不可能去要求人们无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当然，马克思更不会主张人是自私的。实际上，马克思笔下的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并认为，不管一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甚至不要求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人们认为什么东西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本身毫无关系。而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此，在他看来，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把个人感情引人到经济研究活动中，从而无法取得真正有价值的研究，他还强调经济学研究者要残酷无情，要做冷血动物。真可谓，无知者无畏啊！而且西方经济学什么时候对资本家残酷无情过？对于这样的人和观点，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的是马克思对于资产者的“慈善”的看法。既然生产制度是根本问题，那么不触及生产制度的慈善活动就只能是一种借口，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于是，人的贫穷以及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可以成为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肆意愚弄、满足私欲，以及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而慈善事业早就已经当作消遣来高调地举办了。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只是使贫穷被有意识地用来使慈善家享受“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激动，等等”。如今一些大资本家如美国的比尔·盖茨把财产捐给自己所掌控的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也被吹捧。这种现象一来只不过表明控制财产可以不采用法律上的普通所有权形式；二来表明基金会干的并不都是救济穷人的慈善事业，而是颠覆他国政府、收买主流媒体和博学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阴谋等名义上被称为“慈善”而实质是侵害穷人的根本利益的伎俩。对于这样的“慈善”，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道义上的支持或谴责。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慈善沦落到这个地步也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人性的善或恶，自私或无私，都不是经济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而且在对待人性方面，经济科学的态度也是一视同仁的。不像有些人，主张人性本恶，但却是有偏向的，只认为官员的人性本恶，只要求加强对官员的监督，限制官员的权力，以便让官员听命于资本家；同时却有意地忽略资本家也是人性本恶的，而绝不要求加强对资本家的限制，也绝不要求加强对资本家及其手下对工人们的权力的限制。

附带地，我们在这里简单提一下经济研究中的假设问题。西方经济学经常要做出大量的假设，前面所提到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是其中之一。西方经济学还假设人人都能最理性地计算出每一项行为所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也就是说，假设人人都能达到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也未必能达到的水平，并能从中选择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案。但是，一方面，任何选择都要以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为前提，不讨论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而只讨论抽象的选择，就只能是承认既得利益者的权利，维护资产阶级和国际霸权集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设地球是不动的，而且这个假设是那么地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太阳绕地球旋转的结论，并认为过去教会所主张的地心说是无比正确的。但是，现代天文科学和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决不会去做这样的假设。然而，类似这样的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中却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天主教会已经给主张地球是运动的伽利略平反并认错了，而西方经济学界却仍以荒唐的假设而“自豪”。

最后，虽然马克思没有要求人们无私，但是他却给出了判断一个人，尤其一个学者，是否卑鄙的标准：“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按照这种标准，西方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是卑鄙的。

其实就人性而论，与其纠缠于自私还是无私，不如关注是卑鄙还是高尚。马克思曾经建议费尔巴哈“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

03.丰产不丰收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农产品丰产不丰收，并提到很多原因，比如市场难把握、入市环节多等等。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的性质及其价值的决定。

商品的首要性质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商品对人的这种有用性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这种有用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例如，教师们用茶叶泡水喝，用粉笔写字，而不会拿粉笔泡水喝，拿茶叶写字，就是因为不同的商品通常具有不同的有用性。当然，西方经济学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粉笔和茶叶对于人们的效用是抽象的，可以直接比较并互相替代，从而可以拿粉笔泡水喝。

商品的第二个性质是，商品对于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不是使用价值。这是因为，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即转到通常所说的消费者手里。商品的这种可交换性形成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在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手里只是用于交换其他的使用价值，即商品是交换价值的载体，否则它的生产者或占有者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售卖。商品的第二个性质反映了商品的历史和社会的属性。

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或者说在产品成为商品之前，产品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本人的需要或他们所供养的人口（包括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主人，如果他们是奴隶的话）的直接需要而生产的。除少量剩余产品外，大部分产品并不用于交换。这时，丰产就是丰收。因为产品越多，使用价值越多，财富也就越多。但是，在商品经济中，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者或占有者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往往需要用自己的商品去交换别人手里的不同的但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商品交换的比例如何确定？会不会交换出去大量的产品却只换回来很少的其他产品？

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交换的这个比例可以用商品带给人们的抽象效用来确定，比如我之所以用一个苹果换一个馒头，则是因为苹果带给我的效用小于馒头带给我的效用。而对方愿意用一个馒头换一个苹果，则是因为苹果带给他的效用大于馒头带给他的效用。但是，一来，这种交换是基于不等式进行的，即便对双方都有所好处，也不能说这种交换就是公平的或等价的。因为一方得到的好处可能会远远多于另一方。二来，不同商品的效用又该由谁来决定呢？单凭商品交换的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骗。而如果采用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效用标准，那么，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更何况，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比如铁水，对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消费效用，它又该如何根据效用来确定与其他商品的交换比例呢？三来，现在频频更新换代后的电脑的效用越来越大，但电脑的价格却越来越低，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与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注意到，商品的交换首先意味着不同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从而，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完全无关的东西。其次，商品的交换意味着劳动产品的交换。商品的不同使用价值体现了有用劳动的不同的具体形式。例如，纱和书的不同使用价值体现的是纺纱的劳动和印制的劳动在具体劳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与纱和书的使用价值不可以互相替代不同的是，人类的劳动却既可以用于纺纱，也可以用于印制，可以十分方便地在这两者中进行转换或配置。而且无论何种劳动，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就要求人们付出体力、智力方面的人类劳动，而且要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付出。因此，随着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抽去，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同样转化成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而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都转化成一种共同东西，不同形式的人类劳动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即凝结的时间量的长短。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它的多少就是价值量的高低。至此，各种商品才是可以交换的，并能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即按商品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

不过，这种等价交换，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一些变化，商品不再按自己的价值量来等价（值）交换，而是按生产价格来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一方面，商品按自身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期及此前的商品经济时代的一般规律，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不发达的角落里，还仍然存在着。另一方面，商品按生产价格来进行等价交换，仍然是以商品的价值量为前提的。所有试图用其他价值理论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提出过把工厂里的劳动时间缩减到每天不超过4小时的观点，也没有反对过资本家要求工人加班，即延长劳动时间的主张。这有力地说明了，劳动时间的凝结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因此，在叙述经济规律时，我们首先要讲价值量和按价值量进行的等价交换，以后我们再来分析生产价格是怎么一回事。这也让我们的理论符合历史逻辑。

由于商品本身意味着交换，从而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商品的价值量中所体现的劳动，也不是个别人的劳动，而是相同的人类劳动。因此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我们使用的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蒸汽织布机出现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那么，在蒸汽织布机普遍应用之后，尽管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类劳动是指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这个最复杂的劳动能够折算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否则这个产品就不能与简单劳动生产的产品进行（等价）交换。在这里，各种劳动转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毕竟这不是他们个人能决定的。

按照上面的论述，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等。因此，如果同一劳动量在丰产年表现为8公斤小麦，在歉产年只表现为4公斤小麦，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的价值量就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的价值量相同，如果其他商品的生产不受自然条件影响，且劳动生产力不发生变化，那么丰产年的8公斤小麦与歉产年的4公斤小麦在各自当年所能交换回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也相同。这就是在商品经济时代，丰产不丰收的主要原因。

在这里，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与抽象的人类劳动无关，从而劳动生产率也与价值量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却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当然，如果劳动强度提高了，肌肉、脑力比一般情况下更紧张一些、消耗得更多一些，那么在同样的时间内会提供更多的价值量。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是指社会上通常强度下的抽象人类劳动，那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是要算作较大的劳动量的。但是，劳动强度越高，一天中可以持续劳动的时间也就越短。

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劳动生产力越高，单位商品的价值越大，也就要卖得越贵，这就会使得这种方式生产的商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卖不出去，从而使这样的一种所谓较高的劳动生产力被淘汰掉。

既然价值量不能提高，那么发展生产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意味着少数资本家可以在竞争中战胜其他资本家，意味着更多的人失去自由。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而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意味着获得同样的使用价值量，只需要劳动更少的时间，从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更丰富多彩的劳动或其他活动，从而意味着把人从生存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

最后，做一点理论上的说明。实际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说法是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在形成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不成熟的术语，正如物理学家牛顿曾经含糊使用过的无穷小这个概念一样。马克思用精确的理论分析挽救了这些概念。比如，他用物本身的物理量单位来计量使用价值量，像五公斤面粉，十米布料等等，而绝不考虑用某个抽象的单位，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数效用来统一计量使用价值量。但是，由于人们企图撇开马克思，直接回到这些概念的历史来源中去，于是就造成了许多理解上的困惑。其中，最常见的是把使用价值与价值相混淆，试图从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中直接得出价值。比如，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曾感慨，水的使用价值很大但交换价值很小，于是张五常也力图把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直接进行比较，并认为（边际的）使用价值（张五常称为“用值”）不可能比交换价值（张五常称为“换值”）小。还有人则声称商品具有两个使用价值，一个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一个是商品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的价值。这是把物的有用性与物的可交换性弄混淆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有人企图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位一体说来取代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二重性学说。对于这些理论错误，这里不展开分析，只提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者的贫穷，由于资本家要用最小的费用来“养活”劳动者，因而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从而具有最大的效用。而在理想社会里，那些廉价但不能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的商品，将失去它们曾经具有的（较大的）效用。

04.美国不在乎的比较优势

由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中人们习惯于追求产品的使用价值量，而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性质不了解，因而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在国内受到了不少人的追捧，甚至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然而这个理论在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下是不成立的，以它为指导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只是为美国利益而不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

所谓比较优势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具有生产葡萄酒天赋的某甲和具有种植谷物天赋的某乙分别去生产葡萄酒和种植谷物，然后交换他们的产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某甲能得到更多的谷物，某乙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某甲应当专门去生产葡萄酒，而某乙应当专门去种植谷物。

美国西方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教科书中也曾指出，日本在生产汽车上有比较优势，美国在生产食物上有比较优势。因此，日本应该生产多于自己使用需要的汽车，并把一些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应该生产多于自己消费需要的食物，并把一些食物出口到日本。但是，如果比较优势理论真的成立的话，为什么美国没有变成一个农业国呢？曼昆对此的解释是，每个国家都有许多具有不同利益的公民。当美国出口食物而进口汽车时，对美国农民和对美国汽车工人的影响是不同的。然而，他没有解释，是什么妨碍美国的汽车工人去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农民。

实际上，远在曼昆之前，也早在马克思之前，就有人指出，“一个有许多葡萄酒而没有谷物的人，同一个有许多谷物而没有葡萄酒的人进行交易，在他们之间，价值50的小麦和价值50的葡萄酒相交换了。这种交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交换价值的增多，因为每一方通过这次行为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换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马克思就此指出，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其原理其实与丰产不丰收相同。

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把使用价值当作是商品生产的进而也是市场经济的目的。但是，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例如铁水，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中，之所以要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只有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才能使劳动凝结在相应的商品上。因而，资本家才会去生产他本人不想要的铁水，以便获得铁水中与其他商品中同样蕴含的价值量。

马克思指出，“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如果说，在简单商品生产中，比较优势理论尚且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变了形的商品生产，即当前的市场经济中，比较优势理论就对发展中国家有害了，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说明。而在谈到当年的爱尔兰地主和英国资本家关于“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关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饲养牛羊”的自私自利叫嚷时，恩格斯也曾指出，“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都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

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就是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马克思嘲笑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显然，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污染型产业和自然资源消耗型产业是不能与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等量齐观的。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而今天的发达国家仍然是用他们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来统治世界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这种被统治的地位，就必须进入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从而就必须把比较优势理论置于脑后。日本生产的汽车原本不如美国，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日本最好成为一个农业国。但日本坚持自主生产汽车，后来居上，反而使得美国要按比较优势的理论去变成一个农业国。

如果说，当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正如他们弄不懂或不想弄懂，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一样，是一种无知的表现。那么，现如今在比较优势理论的鼓吹者中则有一部分人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故意。因为他们的背后站着对此有着上百年经验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因此，中国至少要按发达国家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那里的或从那里回国来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去做。

05.市场经济助推信教

自从改革幵放将过去中国单一的计划经济，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内的信教者越来越多，各地的教堂和庙宇日益增加。据说有调查表明，私有企业主中信教的比例最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是因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的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

如果说，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即各种神、鬼、上帝等等，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那么，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即商品也是这样的。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相互之间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于是，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最神圣的信条“看不见的手”原理所想说而又没能说清楚的道理。

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商品经济中也“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往往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种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例如今天的生产外包和服务外包。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也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绝不能恰好使他所生产的若干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保证，即不能保证他所生产的这些麻布都能够找到需要它们的人。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这位织麻布者的产品就是多余的、过剩的，因而也是无用的。即便他的产品不是过剩的，但是这些产品交换时的价值量，即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定量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而这种变化是在这位织麻布者的背后，没有也无须经过他的许可，就会发生的。他会发现：分工使他和其他人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一方面是人与人的互相独立，另一方面是物与物的全面依赖。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看不见的手”，即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不过，既然西方经济学所鼓吹的这个全能的神，既不能遏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不能使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那么宗教的神或上帝就粉墨登场了。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象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既然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那么，自然地，随着宗教所反映的这一事实基础的存在和发展，宗教本身也就一起存在和发展起来。^这就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国内信教的越来越多，而企业家尤甚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消除宗教，就必须消除宗教的这一事实基础，消除种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支配。而这一点，只有当实际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极清晰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只有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只有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本身也才会随着消失。换句话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彻底消除宗教。这也是今天我们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信教者的日益增多，也反映出异己力量的日益强大，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存在某种导致历史倒退的势力。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真理、自然科学和无神论的传播，使人民群众自觉抵制宗教这一精神“鸦片”的毒害；另一方面，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宗旨，勇于纠正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方向性偏差；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排除反科学的来自西方的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的干扰，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摆脱物权的奴役，坚定地椎动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发展。

第二章 货币

06.一块钱难倒经济学家

曾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向英国的商会提出过一个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英镑？”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常常是在数章或数十章之后才谈到什么是货币，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大量地谈论以货币来计量的价格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这种安排，就是为了回避“什么是一块钱”这个问题，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劳动价值论上去，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家竭力要回避的问题。

关于货币的定义和说明，西方经济学的著名教科书之一指出，“货币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充当交易媒介的任何一种东西。”西方经济学的另一部著名教科书则认为，“货币是经济中人们经常用于向其他人购买物品与劳务的一组资产。”该教科书还指出，“你钱包里的每一张纸币上都写着：‘这张纸币在法律上可以偿还公共与私人的一切债务。’”

然而，你不可能用一块钱（无论它是一美元，还是一欧元）去偿还你购买一幢住房所欠下的购房款。在过去，纺织品也曾做过货币。但是，在白居易的《卖炭翁》这首诗中，用“半匹红绡一丈绫”交易一车千余斤的炭却是强买强卖。仅仅是因为卖炭翁不愿意接受红绡和绫吗？不是的。而是因为红绡和绫的量太少，如果是千匹红绡百丈绫，卖炭翁是一定愿意接受的。可见，在货币的定义中，说明货币的量是非常重要的。不说明货币的一定量是指什么，就不能说明什么是货币。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定义货币的呢？他是这样说的：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在这里，价值尺度就是关于“货币的量”的规定。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这是因为他首先注意到，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中。能够与商品交换的货币，本身就应当是一种商品。虽然我们今天常用来与商品交换的是纸币，不是商品，但这个纸币只是货币商品的代表即货币符号而已。

在商品交换中存在着两个矛盾，其中一个矛盾来源于商品本身的二重性。商品是以铁、衣服、小麦等各式各样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之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然而，它们并不能同时发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作用，即它们不能既作为使用价值被占有者消费掉，又作为价值承担者被占有者拿去交换其他的商品。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这种内部对立，在商品交换中，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比如，在2公斤茶叶=1件上衣这个交换公式中，茶叶代表对立中的使用价值一方，上衣代表对立中的价值一方。也就是说，在这里，被买来消费的是茶叶，茶叶发挥使用价值的职能。而购买2公斤茶叶付出的代价，是1件上衣。上衣不是直接用来穿的，而是用来购买茶叶的，1件上衣在这里表现了2公斤茶叶的价值。如果把这个等式反过来，即1件上衣=2公斤茶叶，那么含义也就大不相同了，上衣就成为代表使用价值的一方，而茶叶就成为代表价值的一方了。由于茶叶、上衣和其他商品在代表价值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比如不便分割、不便携带，尤其是这些商品单个产品的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髙而贬值幅度较大，于是对立的价值一方，即表现价值的商品越来越固定在某种独特的商品上，并由这种独特的商品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于是货币就产生了。这种独特的商品，也就是金，就成为货币。由于它本身是包含有价值量的商品，因而就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去比较其他商品的价值量。

商品交换中的另一个矛盾是如何使商品交换按适当的交换比例进行。也就是说，在用上衣代表价值且2公斤茶叶件上衣时，如何用1件上衣只换1公斤茶叶并以上衣的形式保有相当于另1公斤茶叶的价值量？随着货币的出现，由于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转换为便于分割的货币商品^金，它们的商品价值量也就都转化为同名的量，即金量，这个问题就由金作为货币商品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来解决了。不同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不同的金量，就可以互相比较和计量了。

但是，这样一来，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贵金属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因而，这些贵金属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即价格标准的名称。例如，1英镑原来是真正1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

要注意的是，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在1件上衣=3克金中，金是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作为价值的上衣的，而在3克金=3×1克金和6克金=6×1克金中，1克金是作为价格标准去计量3克金和6克金的不同的金量。因此，如果金的价值跌去一半，而上衣的价值不变，那么1件上衣=3克金这个等式就要转变为1件上衣=6克金，而等式3克金=3×1克金和6克金=6×1克金则仍然保持不变。金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要通过其他凝结着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商品的量表现出来。

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各国法律在本国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由各国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该国法定的教名，比如在英国是英镑、在德国是塔勒等等。一块钱就是这样逐步转化而来的。

尽管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但是随着分法和名称的改变，在100公斤小麦等于多少克金上所体现的价值关系的痕迹，在100公斤小麦等于多少块钱（如英镑、美元）上消失了，这是因为钱已不再直接表示某种贵金属的具体数量了。不仅如此，它还使人们产生了奇怪的想法，以为金的价值是由国家规定的。也就是说，将1盎司（约30克）的金规定为3美元，原本是给作为金的符号的美元规定其所代表的金量，从而使得1美元可以像1克金那样作为价格标准去计量商品的价值量，结果竟然被误认为是以美元来确定金的价值，并由此把美元称为“美金”了。

在这种误解下，当二战后期一些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达成协议，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时，人们就以为世界货币就由金本位制改为美元本位制了；而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切断美元和黄金之间每盎司3美元的固定比价联系时，人们就以为进入了多元化的本位制时代了。

实际上，今天的货币制度仍然是金本位制，这不是政治，也不是国际政治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商品的二重性所决定的。历史上，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而不是某种符号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了。纸制或电子货币的美元、欧元、英镑和人民币等都只是货币符号，只是货币的代表，而不是货币本身。货币，尤其是世界货币，仍然是金，只是金与代表它的纸币之间的比值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浮动的而已。2010年9月20日美国纽约黄金交易价格达到1盎司金可兑换1278.美元，这说明从金本位来看，美元自尼克松时代起已经贬值了97.3%。换句话说，尼克松时代持有的美元的价值量已经被发行美元的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攫取了97.3%，只剩不足3%。尽管从使用价值量来看，剩下的会比3%多一些。这是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较少的价值量可以体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量。如果说存在温水煮青蛙这回事，那么这个就是。如果在这个期间金本身的价值即生产一定量的金所需要的劳动量有所下降，即金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的话，那么美元就贬值得更多了，拥有美元的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被剥夺得也更多了。

07.良心和古董的价格

随着货币的出现，商品在货币上的价值表现，比如1件上衣=1盎司金，就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当然这个价格又会进一步地用一定金量的教名，如英镑，或者一定量的货币符号，如38美元，来表示。

尽管价格只是以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但是，价格的这种表现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量。假定丰产年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现为1公斤小麦和1块钱。1块钱就是1公斤小麦的价值量的货币表现或1公斤小麦的价格。如果为了防止丰产年谷贱伤农，政府强行把1公斤小麦标价为2块钱，那么作为小麦的价值量的表现，2块钱就多了。但是1块钱和2块钱都是小麦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商品通常就是按比价值量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我们将看到，在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价格能够在长期的平均运动中表现出商品的价值量。

由于价格会偏离价值量，于是，导致这种偏离的一些调节价格的因素就被西方经济学视为决定价格的因素。供求关系就是如此。的确,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会下降；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会上升。然而，就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供求均衡价格而言，当供求均衡时，为什么玩具汽车的价格会低于真正的汽车的价格，就不是供求关系所能解释的。实际上，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么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例。举例来说，假如1件上衣的价格从100块钱上涨到10块钱，那么茶叶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上衣来却是跌价了。人们在交换中必须拿出更多的茶叶或其他价格不变的商品才能得到原来那么多的上衣。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的生产资源将涌向这个繁荣的产业部门，直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跌落到正常的价值量水平为止，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价值量水平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价值量水平以下，那么生产资源就会从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抽走。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给，就要因为生产资源的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价值量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给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价值量水平以上为止。

从较长一段时间来看，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总是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市场价值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市场价值，就是低于市场价值；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产业衰退和兴盛综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市场价值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价值决定的。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所有产业部门来说的。

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西方经济学称为有效需求）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的商品量；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说供求调节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那么，市场价值就调节供求关系。

有人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话：“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进而认为马克思也主张供求决定价值。但是，在紧接下来的文字中，马克思写道，“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显然，商品量超过社会需要量，并没有影响商品本身的（市场）价值，而只是使商品按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

需要指出的是，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

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另一方面，像古董这样不能由劳动再生产从而本身没有价值的东西的价格，则由一些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的条件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这些虚幻的价格形式掩盖了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信徒攻击劳动价值理论的“论据”，似乎马克思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类问题似的。还要强调的是，当我们讨论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时，我们所说的商品，是指李嘉图所说的那些可以通过人的劳动增加其数量，同时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

08.纸币的诞生与超储备发行

记得我当年读金融学专业博士时，隔壁一个历史系的博士生考问我，中国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哪个朝代？我说，以前在中学学历史时学过，但不记得了。他见我答不上来，要告诉我答案。我说，你等等，我要推理一下。他说，这个怎么可能推理出来呢？我说，我同寝室的人也是你们历史系的，他的书桌上有一本讲唐朝末代皇帝的书，里面提到一种货币现象，有助于推理。我国唐朝末期，金属货币便已不敷使用，迫使人们开始使用“短陌钱”。每一贯钱中有一千文铜钱，称“足陌钱”，不足一千文称“短陌钱”。当时每成交价值一贯钱的商品，买方只需交付约定俗成的七八百文钱即可。这意味着货币符号已经在酝酿着了。只是唐朝末年社会动荡，不适宜推出这种信用产品，要等到下一个朝代，社会较为安定且经济较为繁荣之时，才好推出。因而，我当时的推理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出现的朝代应当是在继唐朝之后的宋朝。而事实的确是，在宋朝时期，我国四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一一“交子”。

其实，货币的出现，并没有消除商品二重性的内在矛盾，而是创造了这些矛盾得以在经济活动中运动的形式。但是，这样一来，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然而，货币商品不能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当它执行货币职能时，它就不能执行商品职能，反之亦然。中国古代曾限制铜器的消费，尤其是耗铜量较大的铜制佛像的制作，就是因为铜本身也是制作钱币的材料。解决这个内在矛盾的办法也是形成外部的对立，创造这些矛盾得以运动的形式。结果就是出现货币符号来代替货币商品行使货币的职能。

货币符号得以出现，也与货币职能的一些特点有关。当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例如，一件上衣标价为100块钱时，并不需要实在的货币，而只需要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就可以了。而在货币不断转手的商品流通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

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货币符号代替，西方经济学就声称，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必再储备黄金了，但是美国呢？美国不仅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黄金储备，还强迫其他国家将黄金储备交给美国保管，并在俄罗斯和韩国陷入金融危机之时，强迫他们用黄金而不是其他东西来还债。

事实上，纸币只有代表金量，才成为货币符号。但是，纸币所代表的金量却是可以发生变化的。纸币刚出现时，它是由私人机构以一定的金属货币为担保发行的，并可以按固定比率与金属货币兑换。这时由于有足额的金属货币退出流通作为担保，因此纸币所起的作用只是方便携带和便于交易，并没有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只有在纸币超储备发行的情况下，即在纸币的发行机构超出金属货币的储备量发行纸币，或者在纸币的发行机构还没有收回发行的纸币，就将原来储备的金属货币重新投入流通的情况下，流通中货币量（包括金属货币和纸币）才会增加，从而纸币发行才能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而社会的需求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的问题很快就促使纸币的超储备发行。

随着纸币的超储备发行，货币商品在使用价值上的二重性矛盾就得以缓解。此时，货币商品金或银就可以作为普通商品消费掉而不影响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不过，这时私人机构的信用不足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当人们拿着超储备发行的纸币要求发行纸币的私人机构兑换成金属货币时，类似银行挤兑的问题就出现了，而这种不能兑现的纠纷，最后必然要由政府出面处理。而政府也意识到发行纸币有利可图。后来，纸币的发行便由政府垄断，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并依靠国家权力来强制流通，而政府允许用纸币纳税也极大地扩大了纸币的使用范围。但是，这种以国家名义发行的货币，其发行权在欧美一些国家却完全掌握在控制了国家机器的私人寡头手里。发行美元的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就像马克思那个时代发行英镑纸币的英格兰银行一样，是一家私有且私营的机构。

纸币的出现虽然化解了一个旧矛盾，但也产生了一个新矛盾。由于纸币的印刷成本低，因此发行纸币的机构可以一本万利地用生产成本极低的纸币按纸币的面值套购物质财富，即获得所谓“铸币税”。这种铸币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得不花费在流通手段上的成本，相应的收益应当用于社会公共事业，因此铸币税归政府所有并用于公共财政支出要远比归极少数人，如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的私人股东们所有要合理得多。

如果纸币的超储备发行使得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量，而纸币的发行机构又不收回多余的纸币且不限制纸币的发行量，就会导致纸币贬值，即出现通货膨胀。严重一点的会像上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一样严重贬值，直至退出流通;轻微一点的就像美元，在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3美元纸币尚能代表约30克金量，而如今代表这么多金量却需要1000多美元纸币。但是，美国人民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在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面前别无选择，只能以这样的美元来作为货币使用。

消除或化解纸币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除这一切矛盾的根源一一商品经济。而消除的办法则是通过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力，最终进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共产主义，实行真正的计划经济。之所以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在共产主义阶段，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的时间是较短的，更多的时间是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足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产品。同时，还必须保证这些产品能够有效地分配到每个人手里，不至于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分配格局。

09.“坚挺”的美元

在近二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金融危机中，从俄罗斯、东南亚到南美，每个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的货币（符号）相对于美元都贬值了。但是，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使美元相对于欧元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符号）反而坚挺了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货币的支付职能说起。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的赊买赊卖也发展起来。商品的买者可以先取走商品，承诺一段时间之后再付货款。这样，卖者就成为债权人，而买者则成为债务人。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才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

但是，在支付日期到来之前，卖者可能就需要用货币去购买第三者手中的商品。这时，卖者可以将买者承诺付款的债券或汇票作为货币的某种存在形式支付给第三者，而当支付日期到来时，买者支付的货币将交给第三者。这种债券或汇票就构成信用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信用事业的扩大，信用货币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并在金融结算机构中通过互相抵消而结算；而通常所说的货币（符号）如美元等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或者用于结清信用货币互相抵消之后的少量余额。

然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只需要观念的存在。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则需要现实的存在。这种矛盾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暴露得特别明显。这时，信用机制被打乱，一些人实实在在地破产了，不再能够偿付信用货币，另一些人则面临破产的巨大风险，许许多多的债权人无法对自己的债务人继续抱有信心，从而信用货币不再能够相互抵消，而是全部或相当大一部分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货币（符号），或用于支付，或退出流通以待更有利的商业机会出现，于是货币（符号）一时间严重不足，爆发了货币荒。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连累其他国家时，各国中央银行都要大量向金融体系注入货币（符号）的原因。但是，这种货币（符号）的注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引发信用危机的问题，比如说，不是银行里有了货币，债台高筑的美国工人就能还得起巨额欠债了。即便这笔注入的货币用来免除工人的债务或购买不良资产，它所代表的也是已经不存在的价值量了，从而只会导致货币（符号）的贬值。这也是美联储表示将在必要时进一步采取放松货币发行的量化宽松措施时，国际金价会大幅走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金融垄断资本家发行的纸币是不会帮助工人甚至中小资本家免除债务的，而只会帮助他们自己的银行脱离困境，并大捞一笔。据有关资料披露，“在危机达到顶点的那个星期，美联储发放出去的货币里有大约70%流向了外国银行。他们告诉我们，救助银行是为了避开一场大萧条。可这是谁的大萧条呢？我们现在知道，美联储的救市就没帮助到美国老百姓，人们照样失去了工作和房子，切身感受到了萧条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又知道相当多的贷款甚至根本就没落到美国的银行手中！”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小银行纷纷倒闭，美联储的股东们旗下的大银行的市场份额却提高了。这也是为什么美欧各国注入巨量货币救市却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由于美元依靠美国霸权窃居了世界货币符号的地位，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活动中大量的信用货币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于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打乱了世界信用机制之后，世界各国大量的信用货币都要转化为美元。因此，美元的需要量大增，许多国家纷纷抛售其他可兑换货币如欧元、英镑等来换取美元，使得美元相对于其他各国的货币（符号）反而坚挺了起来。美元的发行者利用这场危机带来的美元货币荒，不仅摆脱了长期滥发美元导致的美元信用丧失的风险，还借机滥发大量的美元大大地赚了一笔，而且还获得了救市的好名声。但是，美元相对于真正的世界货币即黄金的大大贬值，充分说明美元的“坚挺”只是相对于虚弱的其他货币符号而言，在真正的货币商品面前美元是极其虚弱的。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有不少人质疑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即世界货币符号的地位，甚至有人提议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立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但是，靠滥发货币符号掠夺人民群众的不只是美联储一家的行为，而是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发行机构的普遍行为。同时，美国还以几乎没有成本的美元纸币到一些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去投资，一方面套取这些国家的资源，另一方面迫使这些国家大量发行本国纸币以交换和储备美元，从而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的发行和币值也逐渐被美国金融垄断资本所控制，不得不跟着美元贬值。只要不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改变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对于许多国家货币发行的控制，同样是货币符号的新的超主权货币的表现是不会比美元更好的，而且由于摆脱了主权国家对于这种货币发行的控制的最后一点可能性，新的超主权货币发行者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夺世界人民。要彻底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只有消除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的目的回到使用价值上来，即回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上来，而不是为了追逐价值量（更确切地说是追逐本书后面章节中将提到的“剩余价值量”）或更为虚幻的GDP。实际上，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我们将看到这种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造成的，从而它是不可能通过货币制度的改革来消除的。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10.不得不办的企业

西方经济学导师科斯认为，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只是由于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因此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但是，首先，资本家自己是不从事生产的，而即便生产能够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正如早期欧洲人到美洲新大陆移民开垦土地那样，资本家也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出现。他们的理论家即西方经济学家当年就曾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止这种自由的开垦土地的活动，试图迫使移民们到资本家手下干活。今天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也千方百计地试图消灭公有制企业，以便让劳动者都到资本家手下去做工。其次，既然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为什么不努力消除市场经济，从而彻底节省成本呢？

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更为通常的观点认为，资本家办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但是，他们在用数学模型来表现这个利润最大化过程时，却以为生产活动不是靠工人使用机器加工原料，而是靠工人使用一笔不知是包含在机器还是厂房中的货币额并且不用任何原料来进行的。不过，尽管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好歹他们总算承认了资本家办企业是为了追求利润。

然而，什么是利润呢？这个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或者严格地说，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因此，西方经济学为了否定剥削，就要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否定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本不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一种是认为剩余价值来自于资本家的劳动或别的东西，从而不能算做是剩余价值。例如，张五常就说，“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一些学者说是租值，一些说是利息，一些说是利润，另有一些说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说来说去都不清楚。马克思本人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付工资后所余下来的，但其他生产成本还没有被全部减除，又怎可以说是剥削工人之所得呢？”

涉嫌伪造古董出售的张五常，在这里不是没有看懂《资本论》，而是伪造了《资本论》，以便能够通过否定他自己的伪造物来贬低马克思。这对于那些不去亲自了解真相而盲目相信所谓学者的人，即甘愿受骗的人，是一个教训。要知道，恩格斯早就指出过，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显然，资产阶级不会只满足于伪造历史，他们还要伪造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对那些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高额奖励。

言归正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到剩余价值时，举了个例子。如果用100块钱买的棉花卖100块+10块，即110块钱，那么，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就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100块钱加上一个增殖额10块钱。马克思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随后马克思在谈到生产过程时又进一步指出：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

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剩余价值中已经减除了其他生产成本；第二，除非资本家不赚钱，不发财，否则资本家赚的钱和发的财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盈利，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提。现代经济学之鼻祖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其实就是要求增加这个剩余价值，并试图说明这个剩余价值的来源，即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尽管他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那么，有些资本家亏损了，或没有赚到钱，是否就不存在剩余价值了呢？不是的。我们将在下面说明，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只要工人提供了剩余劳动，就存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亏损只不过说明这个剩余价值最后没有落到直接剥削这个工人的资本家手里，而是在竞争过程中由于资本家个人的过失而失去了。资本家的亏损并不妨碍其获得剩余价值，就好比小偷被强盗打劫，失去了偷来的钱财，并不等于他没有偷一样。

另一方面，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剩余价值本来也不能只看资本家的个案，而要研究一般规律，即要从整个资产阶级来研究。从资产阶级的整体来看，剩余价值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大量的中小资本家在竞争中不断地被大资本家挤兑得破产了。

总之，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一点，那就是资本家的目的决不是要生产商品，而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因此，一旦不能得到剩余价值或者说赚不到钱，资本家就会关门歇业，把工人赶到大街上去。因此，出现下面这种景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就不稀奇了：织棉布的工人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失业了，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失业，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尽管（曾经）织棉布的工人们缺乏棉布。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过程和办企业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甚至不办企业而赚到钱。

11.资本家发财的秘密

为资本家辩护的西方经济学声称，资本家发财的秘密，一是在于资本家具有经营才能，从事了管理“劳动”。马克思用资本家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回应了这种说法。随着所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的许多资本家早就不亲自参与管理了。

二是在于资本家慧眼识珠，找到了有本事的监工和经理。但是，资本家的慧眼识珠应当得到多少回报，又该如何测算呢？而且，他或许只是方便地让他的小舅子做了经理，而监工还是他小舅子找的。2010年9月中国当代商业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国美电器的创始股东黄光裕要求罢免他曾慧眼识珠的董事会主席陈晓而未能如愿。这说明资本家的所谓慧眼识珠不足以成为他发财的秘密。

三是在于资本家的禁欲，资本家没有把他的资本吃光喝光而是拿去从事生产，因而应当获得回报。但是，资本家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工人，真正禁欲的是工人。而且古代的富人也常常把金银埋在地下实行禁欲，但是他们并没有从这种禁欲中得到过什么回报。可见，禁欲不是要求回报的理由。

四是在于资本家提供了生产要素，例如，纺纱厂的资本家提供了纺纱用的棉花和纱锭，就是向工人提供了服务，因而要获得回报。但是，如果工人不用纱锭把棉花纺成纱，棉花就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因此，工人纺纱本身就已经保存了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就已经是为资本家服务，给了资本家回报，资本家应当满足于收回等值的东西，而不应再要求什么利润或剩余价值了。

五是在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一再尝试用胡乱估算的宏观数据和胡编的函数来“计算”资本、土地、劳动等各个生产要素的贡献，但他们只是满足于从中得到某种计算结果并加以发表，混个教授或得到一笔论文发表奖金，从来都不曾设想在现实生活中以此计算并规范每个资本家、地主以及每个工人应当得到多少。而对于农业生产有着巨大贡献的生产要素阳光、雨水和空气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农业产品的分配。另外，参与生产的资本也不能是货币形态的资本，只能是实物形态的资本，如机器、原料。货币本身并不参与生产。但是，即便我们“认可”资本和土地对于财富创造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也与资本家和地主无关，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参与生产过程。同时，那些将能够直接创造价值并做出贡献的机器和原料出卖给资本家的人就是傻瓜了，因为他们因此而失去了这些机器和原料所创造的东西。此外，如果真的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分配物也应当直接归资本和土地所得.比如把钱财直接埋进地里或贴在机器身上，而不能被资本家和地主拿走。如果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是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就可以拿走这些分配物，那么一来，这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二来，奴隶主也是奴隶的所有者自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拿走奴隶劳动的果实，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就直接形成奴隶制度的合理性。

六是在于资本家承担了风险。但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就商人抱怨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即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的问题指出，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么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然而，既然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那么，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知名的毕阿伯爵则说得更明白了。他认为，商人只是拿别人或者商品和货币去冒险。如果他们为了发财而让别人陷于明显的危险境地，那他们就是干了极坏的事情。而为了一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拿商品去冒险，也不可能是什么功绩。至于那些大笔购买国债的金融资本家，更是不用冒什么风险，却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更何况，西方经济学并不认为，纺纱厂的资本家购买了棉花和纱锭，从而承担了某种风险，就可以向出售棉花的商人和出售纱锭的资本家索取什么报酬。

实际上，工人承担的风险比资本家要大得多。煤矿工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挖煤工作的，而他们的所得远远少于从来不冒这种生命危险的煤老板们。西方经济学把价格的波动看作是风险，那么，如果说价格向下波动，可能会使资本家面临亏损，那价格向上波动，则更可能使他大赚。相反地，如果资本家的商品卖不出去或者因纯属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不当而导致破产，工人就会失业，甚至失去被拖欠的工资。如果经济不景气，商品价格长期低于市场价格，工人的工资就要下降到平均水平之下，工厂也会开工不足。所以，工人承担的风险最大，但是，工人却远没有发财致富。

那么，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秘密就在于资本家在市场上买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

注意，这个商品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者。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最有价值的经济资源，即劳动，不能像私人财产那样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自废除奴隶制以来，将人的赚钱能力视为一种‘其他的资本财产’，是违法的。你不能自由地卖出你自己；你只能在某个工资价位上将自己租借出去。”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劳动只有凝结在商品中才能买卖，而在等价交换的买卖中，资本家不能获得价值的增殖。其次，政治行为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因素。奴隶制的废除并不是因为什么普世价值，也不是因为法律至上，而是因为使用奴隶劳动比使用工人劳动更贵。假如奴隶和工人都能劳动30年，奴隶主是一次性购买奴隶30年的劳动时间，而资本家只是按天购买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资本家对工人的工作、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什么损失。而奴隶主对于奴隶就没有这么便利。而且如果奴隶劳动10年后就劳累而亡，该奴隶无法完成的余下的20年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奴隶主的损失；但如果工人出现过劳死，资本家第二天就可以轻易地用其他工人来代替他。英国《泰晤士报》当年曾经为美国的奴隶制辩护说，“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来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而《泰晤士报》当年所谴责的那个使英国年轻妇女累死的事件在中国也重演了。

为什么资本家买到了劳动力商品就可以发财呢？这是因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主要就是工人的存活和繁衍后代（还包括教育和医疗等）。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由这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构成的。另一方面，作为商品，劳动力也有它的使用价值，那就是它可以从事劳动去创造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劳动力商品的消费者，不是它的出卖者即劳动者本人，而是它的购买者即资本家，因此，劳动者是为资本家从事劳动。

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按天数算，折合每天24元。再假定工人从事的是纺纱劳动，原料是棉花，产品是棉纱，机器的耗费体现在纱锭的耗费上。假设1小时内有1公斤棉花被纺掉，或者说，转化为1公斤棉纱。假如资本家已经按每公斤元的价格购买了6公斤棉花，每小时纺纱活动要消耗价值1元的纱锭。假定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为4元，而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每天24元。工人在6小时内把6公斤棉花转化为6公斤棉纱。于是，这6公斤棉纱的价值是消耗的原材料和机器的价值（其中，棉花的价值二元×6=30元，纱锭的价值=1元×6=6元）加上工人新创造的价值（24元）共计60元。因此，一公斤棉纱的价格为10元。

这时，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30元购买棉花，6元购买所消耗的纱锭，24元购买劳动力。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而，货币还没有转化为资本。

然而，尽管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24元，即只需要工人劳动6个小时，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一天劳动10小时或者更多时间。而现实是，如果工人不去一天劳动10小时，他就得不到活命的24元日工资。因此，工人在纺织工厂中遇到的，不是6小时而是10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6公斤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转化为6公斤棉纱，那么10公斤棉花就会吸收10个劳动小时，转化为10公斤棉纱。

1公斤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0元，10公斤棉纱就值100元。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棉花值5元×10=50元，纱锭值=1元×10=10元，劳动力值24元，共计84元。84元转化为100元，带来了16元的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在这里，剩余价值之所以等于16元，就在于工人每天第7个小时至第10个小时的劳动是没有报酬的。正是工人在这4小时的剩余劳动中创造的价值形成了剩余价值。

这就是资本家发财的秘密。从生产过程来看，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尽管工人决定不了使用什么种类和什么质量的生产资料，因为这是由资本家决定的。但是，从资本家发财的过程来看，生产资料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尤其是他人剩余劳动的手段。因此，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这样一来，工人的相对过剩和失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有句俗话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从上面的叙述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变资本十可变资本十剩余价值，用公式表示就是c+v+m。

这里不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购买除劳动力商品以外其他生产资料商品的资本，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这部分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变地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上；可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资本，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不仅补偿了自身，而且形成了剩余价值。

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处处脱离不了这个本质公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形态的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是一次性消耗掉的，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这部分不变资本称为流动不变资本。通常原材料和一些辅助材料，如纺纱时消耗的棉花、电力等，就是这样的流动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形态。流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一起构成流动资本。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形态的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则是在生产过程中逐渐消耗掉的，如机器、厂房等等。它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直到最后老化报废。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就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这部分不变资本称为固定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其每年转移的价值部分即其折旧，是该固定不变资本的价值额除以其使用年限。

12.工人与资本家的“双赢”

中国某个村庄的党支书曾经说，帅养活将、将养活兵。他后来因为草菅兵命而身陷囹圄。中国的一些博学家们也跟着说，资本家养活了工人和政府。还有人认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契约是自由的、平等的。如果工人认为资本家剥削了他，可以辞职不干啦，可以自己单干啦。西方经济学认为，工人之所以不单干，而去资本家企业里打工，是因为工人单干挣得少，给资本家打工挣得多，因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双赢，不存在剥削的问题。但是，一方面，签订劳动契约的双方的地位其实是不平等的。对于资本家来说，问题只是利润或多或少而已；对工人来说，则是生存问题。另一方面，按照博学家们的说法，奴隶主也可以说同样没有剥削奴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因为有不少奴隶也是自愿卖身为奴的。这些奴隶与工人一样失去了为自己劳动的物质条件，从而不得不在为别人从事的劳动中苟延残喘。

事实上，当英国的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拿手工织工更为糟糕的生活状况来为他们剥削工厂里的机器织工辩护时，恩格斯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自己也明白，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恰恰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机器纺织的廉价竞争挤垮了与农业脱节的手工纺织，但又没有其他渠道吸纳多余出来的手工织工，从而没有出路的手工织工不得不在大大恶化了的条件下坚持与机器纺织进行竞争，十分辛苦地挣取极其微薄的收入，甚至饿死。而当英国的资产阶级为自己辩护时说，如果他们不雇用九岁的孩子们到污浊、潮湿而且闷热的工厂里来工作，这些孩子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时，恩格斯则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是“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正是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私有企业贡献了70%的就业岗位时也忘了，正是在他们的呐喊的帮助下，中国的农民失了地、国有企业的工人下了岗甚至个体户也破了产，才“壮大”了私有企业的就业人数。

在资本主义的祖国——西欧，在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需要大量的工人，而当时的生产方式却是以耕地农业为主导，大量的劳动力呆在农村之中。显然，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农村吸引出来，就只能把他们从农村中赶出来，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大量的工人。而如果没有工人，也就没有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难以形成和发展，从而既谈不上资本家的发财致富，更谈不到资本家养活谁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西欧政府支持并参与了把农民从农村里赶出来的圈地运动以及圈地运动过程中的强制拆屋行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格兰的一位学过经济学的贵族夫人为了把本氏族公有的32万公顷耕地攫为己有并改为牧场，驱逐了约3000户共计15000个居民。在这个过程中，英国政府派兵来破坏和烧毁这些居民所居住的村庄，并同当地居民发生了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近些年来，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法学家们为了把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塞进中国宪法，频频引用18世纪英国一位首相的演讲中的句子：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但是，就在这位首相演讲后的19世纪，英国国王的士兵却将大火随意地覆盖在穷人的寒舍之上。

正是当年西欧政府所支持或主导的这种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残暴的恐怖手段剥夺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并使之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的无产阶级。

然而，尽管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农村里赶了出来，城里的资本家并没有因此而自动得到工人，即便招到一些工人，也要付出很高的工资，也就是说得到的剩余劳动时间很少。这是因为，当时失地的农民还不习惯工厂里的纪律和生活，他们宁愿乞讨、偷盗和流浪。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的政府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英国政府曾经规定，身强力壮的流浪者要遭到鞭打和监禁。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血腥的法律一直延续到18世纪，历经数百年之久，才迫使工人阶级的祖先习惯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工厂纪律。自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自由”工人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不仅如此，从14世纪起的400多年里，西欧的政府只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并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以便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资本家赚钱的界限内，直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规定最低工资反而成为必要，从而使得那些规定最高工资的法律成为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为止。

此后，当西欧的劳动者逃离资本主义的祖国来到美洲和大洋洲的殖民地时，历史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英国的资本家把共值5万英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大利亚，而且还带去了300名工人阶级的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这位资本家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原因很简单，当时殖民地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英国的生产关系。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转化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由于劳动者得以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他就能够而且也只会为自己生产。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所谓的资本家的经营才能与工人的劳动才能的“自愿”结合，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种结合在资本主义祖国的“自愿”是怎么一回事。这种“自愿”直到自由殖民地的“自由”在战争和政府的帮助下消失了之后，才在那里得以出现。

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的劳动效率只能够生产出维持工人生活的产品，那就没有余额，也没有剩余价值，可以供资本家占有。不管是否存在这个余额，工人的种族都在繁衍着，不需要别人来养活；同时，只有存在这个余额，并且这种余额依靠政府的帮助采取了利润的形式，才得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繁衍”资本家的种族。

因此，如果说，今天的资产阶级作为纳税人养活了政府，那么资产阶级自始至终都是在政府的扶持下靠工人阶级养活的。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完全不存在靠资本家养活的问题，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对无产阶级政府最大的支持。

1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但是却迟迟难以做到这一点。原因何在？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来看，主要有两条：一是市场经济的程度不高。二是工人的工资太低。

先说第一条。鸦片战争后，曾有外国人将中国的各种质地的土布样品寄到英国去，并且注明每一种样品的价格。但是，他得到的回信是，中国的这些布匹太便宜了，英国机器工厂的产品无法在中国进行低价竞争。为什么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很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程度较高。那时的农民不单单是庄稼汉，而且还是家庭手工业生产者。农民们利用自己和家人的空余时间生产布匹，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为了布匹的使用价值而生产，多余的产品才供应给市场。因此，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因而棉布的售价也很低。同样的生产方式也曾经长期阻挡英国的工厂产品输往印度，直到英国凭借自己的占领者地位在印度破坏了导致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土地所有制为止。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化道路，并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就曾经告诫俄国不要走这样一条路，否则俄国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俄国后来恰恰走了这条路，以至于灾难深重，触发了十月革命，此后短短三十余年，尽管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损失，但还是从欧洲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而当俄国重新回到这条路上时，其国力与国际地位都大不如前了。

再说第二条。有人说机器创造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家们不大量使用机器呢？是他们没钱吗？那他们完全可以少雇一些工人，腾出钱来买机器嘛，更何况现在还有银行贷款，可以借钱买机器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还有一个事实是，发达的英国发明的机器曾经只能在相对不发达的北美使用，为什么会这样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公式举个例子。

仍然假定工人的工资为每天24元。假定工人一天工作12小时，每个工人每天创造48元的新价值，其中含24元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率=100%。不过，这个假设的比率是偏低的。“二战后1948年—1988年的美国经济状况表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力剥削率不断增长，远远超过马克思当年所假定的水平，从1948年的170%，增长到1989年的244%。”

假定旧式的机器值1800元，使用180天后报废，每天的损耗为10元，每件产品的原料值10元，在20个工人的操作下，每天生产100件产品，每天产品的总价值中不变资本部分为10元（机器损耗）+1000元（原料）=1010元；可变资本部分为480元（20个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部分480元（20个工人提供），共计1970元，因此，每件产品值19.7元。

现在采用新机器，该机器值36000元，使用180天后报废，每天的损耗是200元，但是新机器只需要1个工人操作，每天还增加产量10%，即生产110件产品，每件产品的原料也是值10元。这样每天产品的总价值中不变资本部分为200元（机器损耗）元（原料）=1300元；可变资本部分为360元（15个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部分360元（15个工人提供），共计2020元，因此，每件产品值18.4元。

显然，采用新机器可以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提高生产效率。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来，采用新机器反而使生产更贵。这是因为，使用旧机器时，每天100件商品的总成本为不变资本1010元+可变资本480元=1490元，即每件商品的成本为14.9元；而采用新机器时，每天110件商品的总成本为不变资本1300元+可变资本360元=1660元，即每件商品的成本为1.1元。因此，如果竞争激烈，那么使用旧机器的资本家可以把商品的价格定为每件1.1元，这样每件商品仍然能给他带来2元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个价位上采用新机器的资本家将无法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只能退出竞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对资本家来说有利可图时，才会引起资本家的关心。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

但是，如果我们把工资从每天24元提高到每天30元，剩余价值率降为60%（=18元/30元），那么重复上面的计算，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

	单位商品的价值	单位商品的成本
使用旧机器	19.7元	16.1元
使用新机器	18.4元	1.9元

单位商品的价值不受工资变动的影响，但是单位商品的成本发生了变化，这时采用新机器的单位商品成本更低一些，资本家就会乐于采用新的机器来进行竞争并扩大生产规模。

这个例子表明，工资偏低的确妨碍了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年英国的机器之所以只能在北美使用，也是因为英国的工资太低了，对资本家来说，更多地使用人工更划算。如今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之所以做得不错，与那里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流血抗争有关。加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迫使资本家不得不向工人阶级让步，提高了工人的待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也发现，在人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私有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时，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在加快。

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开始上涨，究其原因，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法则”转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法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以前一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不费多少钱就可以获得的东西，现在却必须以较高的成本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尤其是新一代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农村经济，其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已经由生活成本较低的农村，转入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必然要以较高的工资来补偿。当然，这种工资上涨也与长期的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关，它也是近些年来通货膨胀累积和爆发的一个后果。

顺带说明的是，在上面的例子中，一旦资本家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普遍采用新的机器，单位商品的价值就由原来的19.7元下降到18.4元，体现出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一原理。这时,原来生产出来的尚没有消耗掉的商品，其单位价值也降为18.4元。在这里，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动态的变化，不再由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由于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是以商品或物质形式存在的，因而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贬值，从而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

第四章 剩余价值的生产

14.不自由的加班

一项粗略的调查表明，私企常加班。其中，电气/电子行业的加班时间最长，平均每月加班90个小时。而中国劳动法的规定是，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不过，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那些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的私企违犯了法律，因为劳动法还规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企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相关劳动行政部门是否批准了或默认了这些私企的工时制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仅就劳动法已经规定的具体数值来看，工作日的变动范围也未免过宽了。

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不过，我们并不能据此认定那些每月加班超过36小时的私企违犯了法律，因为劳动法还规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企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相关劳动行政部门是否批准了或默认了这些私企的工时制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仅就劳动法已经规定的具体数值来看，工作日的变动范围也未免过宽了。

中国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1日；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按照上述规定，每个工作日不得超过11个工作小时，按每月4周计算，平均每周加班时间不能超过9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含加班）。因此，如果每周5个工作日，则平均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至10.6小时，其中加班时间可达2.6小时，超时30%以上。如果每周6个工作日，则平均每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7.3小时至日8.8小时，其中加班时间可达1.小时，超时亦达20%。

然而，就在这样规定的劳动法实行后，一家著名的国企变私企的私企老板在某电视台公开夸耀其竞争力超过法国同行的原因在于，法国同行企业的每周工作时间是24小时（每周4天，每天6小时），而他的企业每天开工24小时，工人分两班倒，每班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也就是说，他的工人每周要工作72小时。

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正当性在于他们具有一种企业家精神，具有很强的经营能力。但是，如果中国的这些资本家或者他们手下的经理们真的有经营能力，真的具有超过普通人的才干，那就让他们也在他们的企业里实行每周工作24小时的制度试试。

实际上，实行上述每周72小时工时制度，即每月加班超过112小时^按每月4周算）的私企绝非个别。台资企业富士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在8小时工作日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为4小时，剩余劳动时间为4小时，即剩余价值率=100%。那么加班2.6小时，就会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到6.6小时/4小时=16%，而加班4小时即每日工作12小时，就会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到8小时/4小时=200%。

有人会说，加班会有加班费，从而剩余价值率提高不了那么多。但是，一方面网络上抱怨拿不到加班费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在存在加班的情况下，资本家完全可以降低正常工作日的工资，不足部分由加班费补足。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当年英国官方报告里早就注意到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低工资也反过来促进了加班。2010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03元。《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上述数据表明私企平均工资比国企低48%。显然，如果每小时的工资越低，工人为了保证达到可怜的最基本的日收人水平所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剌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同时，由于每小时的工资是由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来决定的，因此，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每小时的工资。而当一个人通过加班能够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时，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即劳动者的人数不变，劳动的供给即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总量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在增加劳动时数的情况下，不仅降低每小时的工资，而且压低日工资，进而工资的降低反过来又更能使他延长劳动时间。

西方经济学在分析工人的决策时，用消费和闲暇来构造工人的效用函数，认为工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多一些（从而在每小时工资不变的假定下劳动多一些），还是休闲多一些。但是，英国的官方报告表明，大多数“加班加点工人”声称：“他们宁愿劳动10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最后这一个“二选一”就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法学所鼓吹的“自由选择”。

这种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它叫做绝对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在不加班的情况下，资本家要在同样的天数中获得与在加班的情况下同样的剩余劳动时间，就必须增雇工人，同时也就必须增加机器等工具供增雇的工人使用。而在加班的情况下，只需要延长机器等工具的使用时间就可以了。这样除了可以节省添置机器等工具的成本，还可以加速将机器等工具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尽快回收机器的成本，减少因效率更高的新机器的出现给旧机器带来的贬值风险。

这样一来，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自然倾向于加班，即便要为此付出稍高一点的加班费。而工人则在加班中过度地消耗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够在每周72小时工时制下长期工作。因此，加班除了法律上的限制外，还会遇到劳动力的身体限制、精神限制和来自社会的道德限制。富士康的工人接九连十的跳楼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马克思认为，什么是一个工作日的问题远比什么是一块钱的问题重要得多。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劳动力商品买者的权利，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而这两种权利都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的取得，除了工人运动的威慑之外，还具有深刻的经济因素。

如果说，一个工人平均能工作30年或1090天（=36×30），那么按照劳动力商品交换规律，他每天的工资就应当等于一生的劳动力价值的1/1090。如果由于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在一天内使用掉工人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的量，从而使得工人因为过劳死、职业病和劳累过度引起的疾病等原因只能工作10年或360天，那么资本家每天付出的工资就应当是劳动力总价值的1/360，是正常劳动总价值的3倍。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仍然按劳动力总价值的1/1090支付工资，那就等于劫掠了劳动力商品价值的2/3。这不仅违反了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规律，而且无法持久。棉纺织业在英国有90年的历史，虽然只经历了正常的三代人的时间，却消耗甚至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的生命。而劳动力商品消耗掉得越快，就越需要迅速地得到补偿，就越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花更多的费用^，因此，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的工作日。

这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工作日终于从立法强制延长，转向强制缩短。这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它像机器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这是因为，随着工作日的缩短，工人的体力和精神得以复活，工作强度也得以提高，工人的日工资增加了，资本家得到的则更多。由于不能够依靠延长工作日来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因此，资本家转向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劳动的时间来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为此，资本家更多地采用机器生产或者使用效率更高的机器生产来做到这一点（详情我们在后面再说）。而一旦采用机器成为必要，那就必须扩大资本支出，这样就加速了那些无法扩大资本支出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并促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日益普遍和加速地向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过程转化，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因为看到了英国缩短工作日的这些积极结果，马克思指出，欧洲大陆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令进一步缩短工厂的工作日，是缩小这些国家和相对发达的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差距的最有效手段。（实际上，这也是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最有效手段，并能维护国企与私企在工作日上的公平竞争。）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中间阶层的分化瓦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也更直接、更成熟，从而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逐渐准备好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15.三权分立和英美法系的恶行

在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工具。

从1802年起，英国工人就开始不断地为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厂工作日而斗争，直到1847年，在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进行报复这一事件的帮助下，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9年，资本家向高等控诉院提出控诉，法官的判决是：实行童工两班轮流工作，而成年工人在机器转动的全部时间内不停地工作的轮班制是完全合法的。于是，资产阶级就通过司法权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权利。一年后，由于地主对资本家妥协，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又变成了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

恩格斯曾经提到法国鲁贝城的一次罢工，当地工人占多数的地方议会不仅承认罢工者的行为合理，而且决定拨款0000法郎支援罢工者。但是由于省长反对，这笔款项没有支付。因为根据当时法国的法律，只要省长认为市议会的决定超出了它的权限，他就有权停止市议会的任何决定的执行。

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鼓吹三权分立，即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执掌，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以保持平衡。其实，三权分立的思想只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前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和分享统治的情况。而在资本主义时期，分权制只是方便资产阶级通过相互制约的权力，把一个权力对工人阶级的让步，通过另一个权力夺回来。恩格斯在谈到对工人住房实行卫生方面和建筑方面的警察监督时指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良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则尽可能完全不去执行。更为严重的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只不过是在推翻一个国王的同时，在司法独立的名义下，使终身制的法官成为千百个独裁者。这一点在英美法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英美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实行判例法。也就是说，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可以通过自己的判决来取消立法权，从而成为独裁者。于是，我们在《资本论》中就看到了这样的实例：1844年法令禁止在1小时工厂日内，用任意分小段时间的换班制度来使用少年和妇女，因为这种换班制度实际上逃避了对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时间的法律限制，延长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但资本家们却用最冷静的态度向工厂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由各郡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宣判资本家们无罪。其中，一家纺纱厂的资本家，一个叫埃斯克里格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另一个纺纱厂的资本家，一个叫鲁宾逊的人，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格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受到控告。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的资本家，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格为首。埃斯克里格宣判鲁宾逊无罪，并且说，对鲁宾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格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

或许有人会说，在现在的法庭上执法的是职业法官。但是，这些法官并不是圣人，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他们同样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们偏袒与他们利益有关的纳税大户和诉讼费大户的资本家也就是很正常的了。要知道，法律不是上帝制定的，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东西，它只是现实中的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这也是当今中国在市场经济中让物权优于人权，先为物权立法，使人权屈从于物权的原因。恩格斯还曾指出，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而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这是因为，“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

从逻辑上讲，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是不存在的。三权分立的结果不是互相监督，而是互不买账或妥协分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历史上遭受弹劾提案的总统还没有遭受刺杀的总统多的原因。

事实上，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它就只是资产阶级玩弄“民主、自由”的一个把戏，是资产阶级对付国内沸腾着的激烈情绪和把人民的要求像蒸汽那样放出去的安全阀。

16.贫富差距的扩大

有人用西方经济学玩弄的数学模型来说明为什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他们先假设工人没有积累欲而资本家有积累欲。然后，再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贫富差距会扩大。可惜的是，这种做法虽然用积累欲把人类分成了两个不同的人种，但是，它既没有找出与积累欲相关的基因，又没有说明如果存在这种导致人种差异的基因，为什么它的遗传方式不同于其他基因？也就是说，别的基因的遗传是相对稳定的，而积累欲这个基因的遗传却没有那么稳定？

贫富差距的扩大的确跟积累有关，但这种积累的发生不是源于只有少数人才会有的积累欲，而是源于经济条件。资本家是用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积累的，而工人只能用工资的一部分来积累。但是，工资是根据劳动力价值来制定的，它只能满足工人生存和繁殖后代的需要，没有多少可以用来积累，而且疾病和失业等因素也会大量消耗工人微薄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他以前生产出来的被资本家拿去销售的一部分产品就已经销售完毕而再转化为货币了。因此，工人今六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定使工人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购买工人劳动力的手段。无论工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资本家虽然早就不再劳动（假设他曾经劳动过的话），但他的财富却不断增加。虽然工人可以不给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干活，但他必须要找到一个老板来雇佣他，并为这个老板的财富积累而劳动，否则他就得饿死。

因此，马克思指出，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某个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了。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资本关系之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资本家）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相分离了。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在资本家购买某个具体的劳动力商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也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才能够购买这一劳动力商品，货币也才能够转化为资本。在这种阶级关系不存在或不充分存在的地方，资本家雇佣工人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也是中国一些地方私有企业主感到存在民工荒的原因之一。工人在经济上的这种不自由的隶属地位，表面上看起来却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失业、“自由”地更换雇主，甚至“自由”地浮动工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法学家们竭力向世界人民鼓吹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目的只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和剥削工人的条件永久化。

与西方经济学家在生产函数中只考虑产出品数量或产值不同，马克思在再生产过程中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他发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资本，并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私有经济得以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多种经济成份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具有很强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和舆论掌控能力，甚至能够迫使国退民进。因此，如何确保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使改革不超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框架，避免改革倒向资本主义，将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艰巨任务。

除此之外，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还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也是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因素。下面我们先以第3章的例子来说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然后再说明它是如何扩大贫富差距的。

在日工资为24元的情况下，使用旧机器生产，每件产品值19.7元，其中工资占18元（=480元/100），剩余价值占4.8元，剩余价值率=4.8元/4.8元=100%。而在采用新机器生产的情况下，每件产品值18.4元，其中工资占3.3元（=360元/110），剩余价值占3.3元，剩余价值率还是100%。但是，如果新机器不是被普遍采用，而是被个别资本家所采用，且竞争不是那么激烈，那么，采用新机器的资本家就可以按每件产品19.7元或略低于19.7元的价格出售自己工厂的产品。假如他的标价是每件19.6元,那他还可以获得1.2元（=19.6元-18.4元）的超额剩余价值，从而单件商品的总剩余价值达到4.元（=3.3元+1.2元）剩余价值率达到136%（=4.元/3.3元），相当于该企业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从原来的6小时（=4.8/（4.8+4.8）×12小时）缩短为.1小时（=3.3/（3.3+4.）×12小时）。于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就从原来的6小时增加到6.9小时，新机器的采用在这个场合就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采用新机器所获得的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被一些人当作机器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加以鼓吹。但是，这个超额剩余价值并不是新机器创造的，它来源于工人的劳动和其他资本家没有同样采用新机器。一旦其他资本家同样采用新机器，商品的价格就会等于新的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即为每件18.4元，超额剩余价值，从而机器创造价值的假象，就消失了。

采用新机器不仅可以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而且能够降低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如本书第三章中日工资为30元的情形，那么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新机器，进而同行资本家普遍采用新机器就是市场竞争的必然后果了。即便由于新机器的普遍采用使得超额剩余价值不存在了，但是，只要采用新机器生产的这个商品是工人的生活消费品或是用于制造工人生活消费品的生产资料，那么，普遍采用新机器还有一个必然的后果，那就是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消费品的价值。

由于使劳动者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是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随着生活消费品价值的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下降了，而劳动在同样的工作日中创造的价值不变，因此，如果工资保持与劳动力价值相等即工资随着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而下降，那么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部分也就更多了。马克思指出，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绝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想要表达但又不便明说并被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所回避了的现实情况。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虽然叫嚷得很厉害，但对于中国出口的便宜的供美国工人阶级消费的商品很少实行反倾销的原因，因为那样将会妨碍美国资本家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妨碍美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假定说，所有生活资料都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24元降低到16元。这时，虽然工人拿这16元可以买到比从前拿24元买到的商品更多，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的利润在一个工人身上增加了8元，在20个工人身上将增加160元。因此，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还能有所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即降低劳动力价值、相应地增大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价值。

西方经济学家是不研究这个相对剩余价值的，但是他们研究实际工资，其目的就是强调工人生活资料的数量不要变，尤其是不要增加，尽管这一数量的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已经大大下降了。西方经济学家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来安慰工人，只是为了掩盖数百年来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利益就都被资本家们拿去了的事实。而一旦资本家们遇到了困难或破产，工人们的工资不仅得下降，还要承受失掉自己的工资的风险。

另一方面，工人的生活资料的品质也可能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下降。在英国伦敦曾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一种是按低价出售的。这些按低价出售给工人的面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搀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德比郡石粉等成分。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曾指出，他所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种、20种甚至30种掺假的方法，其中盐有12种，面包有20种，面粉有24种，等等。一些合法的假货也大行其道，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廉价午餐肉，在美国被冷落了几十年后，又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东山再起。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100块钱，对于工人和对于资本家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贵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用100块钱能买到的商品，不像资本家的100块钱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工人不得不成为挥霍者，违反一切经济原则来进行买卖。

今天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的人多数不知道，当年英国的资本家们相当坦率地承认，这种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而当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搀有杂粮的混合面粉时，博学家们则提醒他们，在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的苏格兰，由于那里的人被“教育”得好而不会有这种“偏见”。

最后，劳动者消费的商品的品质除了绝对下降以外，还存在相对下降的问题。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在那四壁之内就会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这就是曾经议论纷纷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主要原因。它还表明，做大“蛋糕”，不仅要绝对做大，而且还要相对做大。显然，只有公平地分配“蛋糕”，才能相对地做大“蛋糕”。

17.经理们高收入的由来

国内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和教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有一天突然发现，就资本家的管理而言，“管理好坏，小而言之，影响公司的盈亏和职工的福利；大而言之，影响公司的成败和职工的饭碗。如果我们今天还是一言以蔽之为‘剥削’，不给合理地肯定和劳动报酬，就失之偏见了。是，难道工人们为了保住饭碗进而保住资本家的工厂就应当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吗？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经营发展得越好，工人的饭碗越得不到保障。私有企业里的工人们有持久的饭碗吗？劳动合同法对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不是让西方经济学家们忿忿不已，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吗？一些企业集团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也频频裁员吗？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稍后再来阐述。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看待经理层的管理活动及其收入。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好坏与资本家无关，资本家仅仅是大股东而已，管理者是其聘用的职业经理人。所以，说清楚了经理层的收入，也就说清楚了资本家亲自作为管理者时所得到的管理收入或监督工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这种管理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支配下劳动。随着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同一资本家的利益而生产同种商品，工人之间的协作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指挥，就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而代表资本的一方之所以能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只是因为他是资本的代表叭而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所谓的企业家才能。正像在早期，军官要由贵族来担任一样。

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时，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这种管理的内容必然涉及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对象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及相应的管理在没有剥削的生产方式中是不存在的。同样，随着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在劳动中的联系，在观念上是作为资本的计划，在实践中是作为资本的权威，作为他们必须服从的他人意志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的。

因此，决不能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正如，不能把国民党将军对于作战的部署和兵力的配置的指挥职能，同在士兵的背后架上机枪强迫士兵去冲锋的监督职能混为一谈。

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决定了就其形式来说这种管理必然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者，把监督工作固定为这些特种雇佣者的专职。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

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内的事情。只要这种指挥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指挥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而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西方经济学家们说这种指挥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甚至他的代理人的职能是必要的，甚至影响巨大，从而必须获得什么剩余索取权以索取巨额剩余价值，这无非意味着，他们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有人或许要说了，撇开剥削的职能，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指挥职能也是有巨大的贡献，应当获得巨大的报酬的，因为单干的工人或者说同样数量的单干的工人达不到同样的生产效果。但是，所谓这种指挥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工人的结合劳动的贡献。

假设资本家雇佣了100个工人。和100个单干工人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100个结合工人的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出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的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作为一个结合工人而非单干工人的能力。

然而，资本家无须让这100个工人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100个独立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了。他们一进人劳动过程，便并人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或总体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只要这种结合生产力已经成为社会必要的劳动形式，它就不会形成超额剩余价值。这也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资本家所具有的而工人所没有的经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某些人吹嘘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原因。但是，不费分文或花了钱得到的东西，并不等于是自己掌握了的东西。正如很多人拥有了手机，但不知道如何生产手机一样。马克思就提到过，“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

当然，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时，资本家能够获得多少剩余价值或利润，还与资本家互相间的欺骗和诈取、与采购的原料的价格的贵贱、与原料采购人员的内行程度、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情况使资本家进而使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错觉，以为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于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个人的活动。

但是，一方面，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这些个人活动大部分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英国当年的工人合作工厂的实验也已经给了这些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充分的教训。当时的资产阶级报纸发现，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成立的生产合作机构的实验表明，“工人组合能够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

实际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本没有西方经济学家们吹嘘的那么高深复杂，从而企业管理者的素质也不需要有多高。今天中国的一些私营业主在成了亿万富翁之后才有机会情愿或不情愿地到国内外高校的经营管理培训班里听听课，获得一些野鸡大学的正规文凭或正规大学的野鸡文凭。而英国当年的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到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中担任经理，变成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的事例，以及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的事例，都表明这种指挥劳动，如果它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必须的。

从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只能或只配得到与工人相当的报酬，因为其创造的价值量与普通工人的创造的差别不大，而且一个管理良好的公有制企业也绝对离不开工人群众的积极参与管理。

因此，今天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马克思指出，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不仅是经理的薪水，在实行“人训话”管理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中，辱骂和体罚工人的基层管理人员和保安的薪水也是来自于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这些并不组织生产&只是强迫工人的监工们的“管理”活动，在资本家看来自然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要给予肯定的。但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最实在的剥削活动，这些监工们的报酬只是实实在在的剥削费用，是纯粹的必须消除的社会负担。

另一方面，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制度下，职业经理（指本身没有出资，而是受雇于资本家代其管理企业的人）们在管理时首先考虑的，既不是企业的盈亏和职工的福利，更不是公司的成败和职工的饭碗，而是自己的利益。职业经理们与企业老板（真正出资的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屡见不鲜。显然，企业的管理越复杂，职业经理们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空间越大，这也是管理变得复杂的一个因素。而一旦企业办砸了，也不意味着职业经理失去了饭碗或利益受损。如果职业经理以各种手法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为自己获取了足够的原始资本或相应的技术和市场，那么，他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办一个自己做老板并由自己来经营的企业，从而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攫为己有。即使他什么企业也不办，只要他此前获得的资金够多，也可以专门靠吃利息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寄生者。前些年，中国一些破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国有企业遇到了一时的经营困境，有些自诩为经济专家的人不去细致地分析形成这个问题的内部和外部的具体原因，只是一味地鼓吹和推行减员增效。但是，减员之后的国有企业似乎并没有增效多少，国有企业的总数持续不断地减少，以至于国家统计部门不再公布国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或国内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了。其实，国有企业亏损首先应当追究的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包括上级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的责任，应当让不称职的相关领导者下台甚至下岗，而不是让广大辛辛苦苦的普通员工去承担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减员增效给予了国有企业管理者剥夺普通员工经济生命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使国有企业职工彻底沦落为普通的雇佣劳动者而不再是企业的主人翁，消除了原本就微弱的来自基层职工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监督权，从而放任并无法阻止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损害企业、职工，进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为。这样不仅增不了效，而且败坏了公有经济的声誉。

最后，顺带说一下明星们的高收入问题。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唱片公司的老板们跪求歌星签约，可见剥削已然不再了，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拿古董的定价作为一般商品的定价依据一样，我们也不能拿极少数歌星的境遇来说明广大劳动者的境遇。一方面，大量从事歌曲演唱者的收入并不高，不仅老板们不会求他们唱歌，反而他们需要求老板们给他们演唱的机会，否则就只能街头卖唱了；另一方面，一些歌星是应当被看作小资产者的。他们与唱片公司老板之间是合作关系，是利润分成的。而他们的助手、身边的服务人员、唱片的生产制作人员才是被雇佣的劳动者。

第五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命门

18.挡不住的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学的信徒们对于西方经济学大师俩能够在讲桌前只用一个供求曲线就讲清楚了所有的经济问题佩服不已。其实，基督教也仅用一个上帝就讲清楚了所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并且那些西方经济学大师们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上帝的存在，因为基督教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的宗教，许多传统的节假日都因此而成为工作日。英国议会也曾宣布，用警犬捕杀印第安人和剥印第安人的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言归正传，西方经济学的大师们从来就没有画出过任何一条实实在在的供求曲线，无论是关于小麦的，还是关于轧钢机的，或者是稍微抽象一点的总供给或总需求曲线。他们只是在黑板上信手画一条想象的曲线而已。因此，比起当年托勒密辛辛苦苦地做地心说模型，他们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在西方经济学的总供求曲线图上有一个交点，这个交点被称为均衡点，在这个点上，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不过，有一个西方经济学家，即凯恩斯对此提出了一点异议，因为他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参考前苏联的做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也就是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但是，他把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心理因素，并指望政府干预来弥补这个不足，从而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应当说，政府的公共工程建设对于消除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只是生产过剩的另一种蹩脚的说法）的经济危机可以起一定的作用。这是因为像铁路建设等部门，在一年或-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那么，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进口也会增加，甚至还会出现欺诈盛行，资本发生大规模转移的现象。投机家、承包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如果是在经济萧条、产品销售遇到困难，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下跌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生产过剩的紧张状况的确会有所缓解。但是，随着建设项目的完成，一方面，相应的需求消失了，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大的供给，从而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了。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段时期之后，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被西方国家政府放弃的原因之一。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也有人说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两个主义的差别就在于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前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少一些，后者要求国家干预得多一些。应当说，危机爆发前美国实行的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的色彩浓一些。但是，无论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都阻止不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救不了市。

这是因为，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从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危机。前面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公式是。c+v+m。在这个公式中，不变资本c反映了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可变资本v反映了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来源于他们的工资，因此这个v反映了工人阶级对于商品的总需求。剩余价值m则在资本家、经理人、资产阶级政府和其他寄生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因此，分享m的资本家和相关阶层的消费将会小于m，剩下的那部分爪将会积累起来用于未来的扩大再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消费即总需求小于m，而资本家的总供给却等于c+v+m，从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而且剩余价值越多，作为剩余价值载体的剩余商品也就越多，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这也是为什么国内消费与新增产值相比较低的国家，会有相对较大的贸易顺差（出口额与进口额之差）的原因。

既然资本家的目的在于追逐剩余价值，那么他们的目的就不在于使总供给和总需求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们的总供给超出社会的总需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曾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存在，就必须有供他们通过贸易来掠夺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以便消化这种生产过剩。如果全世界都实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这个观点说明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实际上是对于海外市场的争夺，以及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推广经济全球化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原因和目的。但是，这个观点也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积累即相对过剩的部分在扩大再生产时即在扩大下一期的不变资本c甚至是少量扩大v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因而可以容许全世界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都实行资本主义。但是，扩大的，必然要带来扩大的爪，从而扩大下一期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差额。这种通过积累来平衡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最后的平衡只能通过爆发一场严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生产出来的商品和资本强制贬值，即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实现，从而形成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危机的周期循环。

当然，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劳动者仍然大量缺乏那些卖不出去的商品。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谈不上扩大内需的问题，劳动者需要满足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了这些相对过剩的商品。相反地，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或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是产品的所有者，扩大的再生产也只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而不会发生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而只会存在要求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相对不足或相对短缺的问题。这也说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已经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

显然，只要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不能消除利润即不能消除剩余价值，那么这种干预就不可能消除生产过剩，也不可能扩大即便是相对的内需，从而也就不可能消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至多只能暂缓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经济危机稍后以更大的规模爆发。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制造或引爆经济危机，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邻为壑地消除部分生产过剩，也不能阻止而只能暂缓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还要指出的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也是金融资本掠夺民众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只能采取经济手段，而无论是减税还是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都必然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这部分差额在减税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政府向金融资本家借债获得。这样一来，金融资本家就通过手中持有的国债，直接控制了政府未来用于偿债的税收，也就是获得了通过政府直接掠夺民众的权力。同时，金融资本家可以借向政府放贷之时，开动他们控制的印钞机，增发货币，向民众攫取铸币税。

不仅如此，付息的国债挺得金融资本家手中原有的不生产的货币也具有了生殖力，可以直接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债发行的巨额佣金也落入了金融资本家的腰包，国债的转让和交易也在他们的银行和交易所中进行，从而使他们的银行和交易所生意兴隆，并给他们带来一大笔收入。如果政府发行的国债被用于向金融资本家的银行注资，就像这次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一样，就又给他们提供了白白使用资本的机会。与此同时，日益沉重的税收负担加在了工人阶级和一切中等阶级与下层分子，包括部分产业资本家的身上。

通过c+v+m这个本质公式，我们不仅简洁明了地说明了总供给为什么与总需求是不一致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且还可以从这个公式中注意到，市场，尤其是容纳剩余商品的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命门。这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四处侵略，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老总要亲自因为质量问题前往美国道歉的原因。因为越是危机期间，市场的作用越重要，进而贸易摩擦和纠纷也越多，战争的威胁也越大。这也是日美、韩美军事同盟背后的经济因素。由于不得不仰仗美国市场，资本主义的日本和韩国都只能做美国的附属国，并不断地做出损害亚洲其他国家的事情。而这样做又使他们难以融入亚洲大市场，从而更加地受制于美国。

19.笑到后面的中国老太太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人认为，这场危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其理由是美国工人在透支消费，是有效需求过旺的危机。那么，美国工人透支消费就是有效需求过旺吗？

前面已经指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就像价格会偏离价值一样，工资也会偏离劳动力价值。与一般商品的价值有所不同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受一个国家的气候、自然特点和文化水平的影响，包括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并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显然，寒冷地区的工人阶级的工资中必须有足够用来添置御寒衣物和取暖的费用。而有些地区的人再穷，过年也得吃顿饺子、置办点年货，哪怕只是二尺红头绳。这样一来，工资对于劳动力价值的偏离的情况就会更复杂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并不等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价值的偏离更有利于工人一些，这种工资差别很可能会小于它们的劳动力价值的差别。

工资的最低限度从理论上讲是使劳动者本人得以活命的商品量的价值。但是，如果工资处于这个水平就会低于劳动力价值，劳动者的体力强度得不到维持，更谈不上增加，智力也谈不上发育和发展，更不可能生育后代，从而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这种情况通常是到劳动力严重相对过剩时才会出现。而在历史上，工资也出现过低于这个最低限度的情况。当时，英国的济贫法规定征收济贫税给贫困人口以救济，于是资本家就把工资压低到这个最低限额以下，而工资与活命钱之间的差额就由救济金来补足。从而救济金没有能够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反而成为对资本家的补贴。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救济金，资本家将不得不按活命钱的标准发放工资。因此，这种济贫法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利用政府来剥夺农民、手工业者等缴纳济贫税的中下层群众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强调初次分配，即在工资额的规定上也要注重公平的原因。如果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社会保障和救济等再分配是不可能有助于公平的，而只会成为对资本家的补贴。

当然，工资即便高于这个最低限度，也可能低于劳动力价值。工资是否达到了劳动力价值水平，只需看劳动者能否只凭自己的工资收入娶到老婆和按一定的生活标准养育子女并使子女受到一定的教育。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工资还没有达到劳动力价值的水平。这时的不足额要么靠救济，要么靠负债来补足。美国工人的透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后者，透支本身就说明收入不足。而由于可变资本v低于劳动力价值，那么剩余价值m就更高了，从而生产过剩就更严重了，“有效需求”就更不足了。这时，资本家向工人贷款，允许工人透支消费，不仅可以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过剩有所缓解。但是，透支是要靠今后的收人来偿还的，这就使得今后的消费资金更为缺乏，需要更大的透支来弥补，直到透支难以为继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工人的贷款领域，绝非偶然。

不过，工人的透支消费对于资本家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在18世纪初就有人说过：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人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显然，如果工人阶级个个是月光族或负债族，那么他们就会被牢牢地绑在资本家的战车上，不得不仰资本家的鼻息，为资本家卖命。一旦被某个资本家解雇就必须立即“自由”地到其他资本家手下找个工作，以便挣点工资活命或还债。这就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值得作为“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的“自由”。

为了推广这种“自由”，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们鼓吹中国老太太应当向美国老太太看齐。因为中国的老太太攒钱买大房子，等买到大房子时人也老了，住不了几天；而美国老太太贷款买大房子，虽然还清房款时也老了，但毕竟住了一辈子大房子。这种说法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的说法如出一辙，保尔森也曾批评中国人攒钱太多，花得太少。但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却让加拿大的报纸嘲讽保尔森的说法为笑谈。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半老太太们（还没有来得及老到还清房款）失去了自己的房产，一无所有。而中国的半老太太们至少保住了攒下的钱。

值得指出的是，中美两国老太太的做法的差异，反映的是两国所遭受的资本主义化程度的差异。恩格斯曾经指出，储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工人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较短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是短期的事，从而工人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而假如工人能够长久地保有他的财产，那他就不再是工人了，但资本家是不会允许这样失去大批的工人的。长期的资本主义化生活使得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明明白白地了解到，他不可能摆脱被雇佣的地位。既然他不可能有足够的储蓄使他不再是工人，既然他的储蓄最终也难免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么他不去储蓄，甚至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稍稍“享受”一下，如酗酒，就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和绝望。相反地，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历史较短，中国的劳动者包括移民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人仍然憧憬着能够凭借个人的努力摆脱被雇佣的命运，这才是中国人攒钱的根本原因。不过，中国老太太虽然笑到了美国老太太的后面，但还没有笑到最后，高房价正在吞噬她的积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成分的侵扰才有可能。

20.中美贸易顺差的治理

近年来，中美经济纠纷达到政府层面的是美方指责人民币被低估，其理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存在顺差，即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为此，美方要求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中方则认为，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有人搬出数据说，中国顺差扩大最快的几年，也恰恰是人民币升值最快的几年。还有一些国内学者运用西方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证明”，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同中美贸易顺差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从长期影响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作用也有限。但是，美方却不理会这些得自他们所鼓吹的西方经济学的结论，继续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提议各国将经常账户差额（指对外贸易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控制在以下，从而变相施压人民币汇率。另一方面，尽管中方认为汇率与贸易顺差关系不大，但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减少顺差（简称“减顺”），令中国出口企业叫苦不迭了。而且尽管美国的提议遭到G20主要出口国的普遍反对而未被采纳，但中方曾在美国学习过的高级技术官员表示，中方将缩小整体经常项目盈余，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的比例降至4%以下。这说明，中方即使意识到了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那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而，无法正面应对美方的压力。

其实，美方的理论依据只是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模型。该模型认为，提高贸易双方中一国的汇率，一方面会提高该国出口商品的国外价格，从而减少国外对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降低出口额；另一方面则会降低国外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增加进口额。于是乎，这两个方面的效应就会减少该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当然，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但是，不论中美间的贸易是否满足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条件，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都是不足以说明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即进口额超过出口额）的。

首先，像越南这样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由于不能使用其本国货币，如越南盾来支付，只能用对方国家的货币或第三方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来支付，因而，汇率的变化对这些国家的进出口的确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美国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使用的是自己印刷的成本极低的美元，因此，汇率的变化根本不会影响美国大量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并用美元打欠条。反而是，其他国家的货币越升值，也就是说美元的面值越贬值，美国越有动力拿这些不值钱的美元去套购别国的财富。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大捞便宜的做法，因而并不真心想削减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不过以此为借口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更多地放弃自己的权益，输送给它更多的利益而已。

其次，即便美国没有滥印、滥用美元，也没有理由抱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要知道，一个半世纪之前，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类似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地位的是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同样存在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

在回应英国《泰晤士报》对英国贸易逆差的抱怨时，马克思指出，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9700万英镑的事实，还决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们的贸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日益增长的投资，必须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润，这些钱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收益的额外的进口。因此，一般说来，所谓贸易差额应该对外国说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说来总是入超，因为世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货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债务的利息。

如今，中美间贸易的巨大差额同样是由于美国资本大举进人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造成的。显然，美方的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国自己印刷的人民币来支付的，只能用中国的商品或用中国的出口商品换得的美元来支付。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妨碍美国资本在中国继续获得利益，这才是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并不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却降不下来。原来还是剩余价值m惹的祸。

由此也可以看到，中方一些人试图在不把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尽可能地排挤出中国的情况下，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的比例降至以下，有多么荒唐。

实际上，这个指标，只在一定条件下即在没有多少外资的条件下才代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霸占了中国大量的矿藏并强迫中国人为他们挖矿，然后将这些矿产资源运回日本。如果当时统计GDP的话，这些矿产资源的产值将计人中国的GDP，只要在形式上这些矿产资源是先卖给（出口到）日本，再由日本侵略军把卖矿所得带回日本。因此，这样的越高，日本侵略者的利益越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反而越小。现如今，外资进人中国，虽然并不是侵略，但是，外资企业的产值和利益同样不代表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同样计人中国的GDP。

由于引进外资早已不再只是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引以为荣的事，而是为了体现自身的业绩必须去做的事，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高，其产值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外资收益也必将以越来越多的经常项目盈余输送到国外去。如果不彻底改变建立在GDP基础上的政绩观，不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拒提GDP这个指标，不注重发展中国真正的经济实力，要想把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的比例降至4%以下也是不可能的事。

因此，降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关键在于美国，在于美国资本在华的投资情况和美联储滥发美元的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在于人民币的汇率。从汇率角度来着手减少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无论是由中方采取相应措施还是由美方采取相应措施，都起不到显著效果。

实际上，美国在华的大量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往好的方向说，那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贡献。中国以自己的对外开放，让其他国家共同享有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好处。但是，中国的这种贡献反而被解释成不公平的贸易和生产政策，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国民总收入，从其计算公式上看，既不代表真正的即科学意义上的收入，更不代表中国人的收入。成为中国遭受来自美国经济压力的原因。

其实，中国要应对美方的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美方讲清上述道理，建议美国政府对那些到中国来投资的美国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征收重税，以迫使他们退出中国回到美国去，并用这笔税款去救济美国国内遭受经济危机折磨的普通民众。美国政府既不敢得罪这些企业的老板们，也不愿失去民众的选票。承受压力的将不再是中方，而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点了命门的美方了。

无论如何，美方纠缠中美贸易差额这件事，提醒我们要在引进外资上具有更全局、更长远的考虑。一是要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降低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过高比重，给国内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更多的发展空间；二是要坚持以市场换市场，要求外国对等地对我国开放，减少对我国内资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限制，使得中国企业也能够在海外获得巨大的利益，进而通过这些利益向中国转移时转化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以此来抵消部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如果外国的议会要对中方企业收购外国企业或进人外国市场进行审查的话，那么外资企业进人中国，同样要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来审查。

21.诺贝尔奖得主对中国的无理指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西方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声称，如果中国停止操纵人民币汇率和减少贸易顺差，全球经济将增长1.5个百分点。而他的计算依据是，中国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的一半，如果能拿来进口，那么相对于全球GDP78.3万亿美元的规模来说，可以将全球GDP提高近1.5%。对于克鲁格曼的这个计算，同样出自西方经济学门下的反对者则认为，这个1.5%的数字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再加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得出的，并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会将自己一半的外汇储备拿出来用于进口。这位反对者虽然质疑克鲁格曼的模型在哪里，研究在哪里，但又认为，从凯恩斯主义理论来说克鲁格曼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只是进口需求是一种消费需求，不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政府行为。

其实，克鲁格曼的计算很简单，无需高深的数学模型，2.4万亿美元的一半是1.2万亿美元，1.2万亿/78.3万亿=1.5%。而他的问题更简单，他以为贸易会直接按照贸易量来创造GDP。但是，贸易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尽管运输业也创造GDP。

在产业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贸易或者说流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产业资本的增殖过程要经过如下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可以用于生产的商品。对这个流通阶段，我们标识为：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通过这个流通阶段，货币资本实现了向生产资本的转化，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性消费。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作商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劳动力的使用权。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中，资本家生产性消费所购买的生产要素商品，即让工人运用生产资料从事生产活动。这个脱离了流通的生产阶段，生产出一种其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商品。这个商品，作为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我们把这个阶段标识为: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构成商品资本的物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因此，第二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把第二阶段生产出来的已经增殖的商品按其价值转化为更多的货币。这个流通阶段，我们标识为：商品资本W——货币资本G'。随着第三阶段的完成，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前后两个流通阶段中，无论是第一个阶段中的货币资本G与生产资本P，还是第三个阶段中的商品资本W与货币资本G'，在各自的阶段中，它们都只是处于不同的存在方式上的同一个资本价值，尽管第一阶段流通中资本的价值量小于第三阶段流通中资本的价值量。流通或者贸易都不增加资本的价值，资本的增殖只是来自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我们把资本增殖过程的这三个阶段放在一起标识就是：

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V—货币资本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上，但不是回到货币资本原有价值的起点上，而是回到一个更大价值的货币资本的起点上。但是，这个增殖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不是通过等价交换的买卖生成的。另外，每一次这样的一个资本增殖过程的终结，自然成为新的资本增殖过程的开始，从而形成不断地循环。这样一来，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但现实世界终究是有限度的，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大。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而不能转化为生产资本；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而不起作用，即所谓“资本失业”，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第三阶段停顿下来，卖不出去的商品就会堆积起来。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第三个卖的阶段更为重要。一方面，商品会自然变坏。商品身上所保存的资本的价值，只有通过不断地价值转移，也就是商品的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才能长久保存进而增殖。而商品的出售，继而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阶段，则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商品本身变坏的时间界限就成为第三阶段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这就是说，资本家可以长时间地推迟买，但不能长时间地推迟卖。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序性，某种商品今天还能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商品排挤掉，这就使得第三阶段成为商品的一个惊险的跳跃阶段，这个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的所有者。

在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相对生产过剩的商品的出售无疑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要求中国拿出美元来购买这些商品，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世界其他国家向中国施压的积极性，以便美国推卸引起这场危机的罪责，并向中国转嫁危机造成的损失。但是，他忘了一点，他是要中国拿美元来购买，而不是拿黄金来购买。而这些美元正是美国印刷出来套购中国资产的，因此，他其实更应当呼吁掌握美元印钞机的美国垄断金融资本集团来做这件事，呼吁他们不要把印刷出来的美元注入他们自己的大银行，而应当直接去购买世界各国的商品。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攻击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已经这样做了，但要避免炫耀这一空手套白狼的做法，以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反对；另一方面，找出一切沾边或不沾边的借口来攻击中国似乎总是对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有利的，因而也总是他们所雇佣的西方经济学家的义务。

其次，他忘了或不懂得，中国的这些美元储备是用人民币结汇收储的，不是中国的净收入。中国即便要拿这些外汇储备来购买商品.也不会把它们非生产地消费掉，而只能生产地消费它们，也就是用它们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投放到世界市场，从而根本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中的相对生产过剩问题。而且随着美方施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要收回以往结汇时发出的同样数量的人民币需要付出更多的美元。因此，中国更不可能轻易将储备的美元花掉。

不过，他的攻击也提醒我们，中国实在是没有必要持有那么多的美元。当然，减持外汇储备也不能盲目进行。首先，要清退一些外资企业，减轻兑换外资在华盈利的外汇负担。其次，中国的确需要把这些外来的印刷纸张还回去，换成我们需要的一些物资。这些印上美元符号的纸张本身没有价值，至多是一个价值符号，而且也不能用于生产。因此，除留下用于偿付外债和一定时期进口所需要的美元外，多余的美元应当换成真正的货币商品和用于再生产的物资。

一方面，中国应当最少进口1000吨黄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但是中国的黄金储备只翻了一番多一点，黄金储备的增长严重滞后，而且其中大半（600吨）于1990年后封存在美国。进口1000吨黄金，尽管仍然改变不了中国黄金储备量的世界排名低于中国GDP的世界排名的状况，但它却可以把中国的黄金储备量翻上将近一番。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花费并不多，即便按每盎司黄金1500美元计算，花费也不过500亿美元，约占中国外汇储备的2%。因此，即便黄金价格再翻一倍，也应当至少进口1000吨黄金。另一方面，中国应当限制原材料出口，并进口一批保存期长的原材料。马克思曾谈到商品的价值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动时的投机规律是，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在棉布上不如在棉纱上，在棉纱上不如在棉花上。那么，类似地，在世界经济衰退期间，大量进口国外的成品这种情况，既不能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也不能通过贸易获得价值的增殖，而且卖不出去的商品既可能变坏，更可能被新的生产技术所生产的商品所排挤。相反，进口原材料则可以用于经济复苏期间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新的生产技术往往是建立在对原材料的不同加工方式上，而较少在开发出新的可替代的原材料上取得进展，因此，新的生产技术对现有的原材料的排挤远远少于对现有商品成品的排挤。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急于在这个期间大量进口中国稀土资源的原因。

如果中国一旦真的像上面说的那样做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定要为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紧急出面叫停了。对于他们来说，出尔反尔，搞双重标准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他们的确是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只是还不够理性，不懂得真正的经济科学是什么而已。

22.被西方经济学隐身的商业及其利润

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中，无论是微观西方经济学，还是宏观西方经济学，都没有讨论商业及其利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避谈商业及其利润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经济学无法用它的那一套理论体系来解释商业利润的形成过程，而且一旦引入商业，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均衡理论就无法成立了。由于商业本身不从事生产，因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无法用于商业，无法用于表达商业利润的形成，更无法求解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同时，在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均衡理论中，供给晕指生产企业的供给，需求是指消费者的需求。如果引入商业，那么，由于商业本身是供求之间的蓄水池，一部分供给和需求可以用商业中的库存来满足，从而供求均衡之处不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域了。这样一来，乞求通过供求均衡点来说明价格的西方经济学就更说不清价格的形成了。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贸易只能是生产厂家与消费者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而没有商业的存在。但是，商业无疑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避谈商业及其利润的学说是没有资格声称自己研究的是现代经济问题或者资源配置的。

我们曾经在前面讨论过产业资本的循环：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货币资本G'。这个循环，既要求资本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固定一定的时间。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形式上，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时的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就社会总资本来说，它的一部分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虽然这部分的构成要素不断改变，甚至数量也在变化，但却是必须的；另一部分则以货币形式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商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亦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专门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从商品资本中就发展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

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存在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并不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它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完成这些形式转化的时间，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

如果说互相买卖的资本家，通过这种行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那么，即使他们的营业规模能够允许把这种职能转交给别人，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有些营业中，采购者和推销者的报酬，是用利润分成的办法支付的。这是因为，用在买卖上的时间以及花费在记账上面的费用（包括记账员的工资）等，都只是不会追加价值的纯流通费用，尽管这种费用是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所必要的，但它只能从总收益中予以扣除。

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是对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像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需要补偿。那么，当产业资本家把商业活动转移给商业资本家后，自然也就要支付商业资本家所需要承担的这些非生产费用。但是，商业资本家又是如何获得利润的，尤其是这个利润的量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到后面再详谈。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运输费用是一个例外。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还常常因为运输本身或运输所花费的时间而受到不可避免的损害。比如玻璃在运输过程中破损；农产品或鲜啤酒在长时间的运输后不再新鲜等等。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毕竟不可能让每个消费者都恰好生活在他所消费的所有商品的产出地，而这就使得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而后一种价值追加，就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可以给运输业的资本家直接创造利润。

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正比。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一一是由出售时间，即资本处在商品资本状态的时间构成的。流通时间是按照这个时间的相对的长短而延长或缩短的。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如果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就是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商品，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与此同时，投在交通运输工具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

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要不断扩大市场的一个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即大的商业资本家。这种大商人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如今所谓的“以销定产”，也只能是按商人的订单来生产，而无法按照每个个人的需要来定产。于是，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力图不断地突破这个固有的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

商品一旦卖出，转化为货币，就可以再转化为劳动过程的从而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商品是由最后的消费者购买，还是由想转卖的商人购买，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这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而商人的大规模购买无疑地缩短了产业资本的流通时间，并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否则，产业资本家的相当一部分资本就不能直接用于生产，而只能以商品资本的形式滞留在市场上。

随着商业资本的出现，尽管生产出来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但在一定的界限内，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虽然商业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存在和职能也就提高了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这就是商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作用。

但是，这种作用也会起反作用。在生产企业的资本家看来，产品只要卖出，一切就都正常，它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随行就市。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这也是为什么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原因。

避谈商业的西方经济学自然无法解释这样的商业危机，只好扯一些监管不力、信息不完全、理性有限、有效需要不足之类的理由来应付，而根据这些理由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效果。

第六章 资本主义积累

23.专制的企业私法

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因此，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它必须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不断地进行生产，即再生产。如果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那么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如果资本家将上一期或此前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或部分地作为下一期的资本来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就叫做资本积累。

如果资本家把上一期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个人消费，使得生产规模维持原样，每一期生产只是对上一期的重复即简单再生产，那么是不是就不存在资本积累了呢？

如果100万元资本每年带来剩余价值20万元，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资本家消费掉，那么，这一过程重复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20万元，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万元。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么，在生产过程重复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万元=100万元。总之，以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即便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他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100万元的同样多的债务并把100万元耗尽，那么他还剩下的100万元财产就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点价值都不复存在了。

这一点对于参照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管理和对待的国有企业，如进入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也成立。只要这类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补偿了当年的投资，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只是对国有企业所有工人的欠债而已，而利润超过投资的部分则表现为国家对工人的负债。国有企业的管理机构既无权不经该国企历代工人的同意而卖掉国企，更无权扣留部分卖掉国有企业的所得而不将其全部用来偿付工人，同时还无权因该国企的消失而免去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对工人的那部分负债。

因此，即便是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也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

显然，如果剩余价值率越高即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越大，越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并有利于资本家通过向顾客让出部分剩余价值而降低产品价格，以便与其他同行资本家或同行国有企业争夺市场份额。而为提高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得绝对剩余价值和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外，资本家还有自己的绝招：强行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

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他们所豢养的专家和教授们也经常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诬蔑为“暴君”，其目的只不过是想让这些领导人也像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那样成为资产阶级忠顺的仆从。自然地，这些专家教授们也一向故意漠视每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中都有一个真正的暴君的现象。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企业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在分工方面，企业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西方法学家强调法律至上，强调依法治国，但未经任何公共的立法程序，资本家们却在企业中通行他们的私法并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或经理层的罚款簿代替了。一切处罚都自然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迟到自然是要罚款的，模棱两可的产品质量不好也要罚款。而且这些企业私法的立法者们十分“英明”，以至于工人“犯法”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一个英国资本家就曾对他的蒸汽织机女工规定：“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按每小时扣9先令算，一天就要扣4镑10先令，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而由于当时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要受该资本家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女工们为此进行了罢工。罢工者的要求只不过是，用钟来代替报时员，并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其结局是，这些罢工者被治安法官判处罚款并承担资本家控告她们违反合同的诉讼费。

无独有偶。一位中国网民在网上展示了自己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为1300元,实发金额为4元。其中，因为迟到4次被扣900元。该企业老板的私法强度决不逊英国资本家前辈。在这篇报道中，还有更胜一筹的：“在福田一家家居制品公司做推销员的陈先生也说，他曾经工作了一个多月，结果还倒欠单位131元，而且当月公司共有4名员工，工资都为负。……在陈先生提供的工资条里，工资由几部分组成：提成94元，扣减22元，总额即为负131元。扣减项里包括预支、话费超支、管理罚款三类。没有底薪。”

24.失业理论获诺贝尔奖青睐

三名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而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新闻稿来看，他们的“贡献”在于:解释了“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其解释是在劳工市场中，雇主和劳动力经常需要时间和资源找到对方，满足各自需求。这就引发失业和职位空缺同时存在的状况。认为更高的失业救济金会拉升失业率、拖长市场搜寻时间。反对传统西方经济学中认为提高社会福利可以确保高就业率，以及提高对失业者的救济可以有效降低失业率的观点，认为高失业率和高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和就业岗位高缺员率都可以共生，认为可以甚至应该通过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投人，减少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制造就业市场的“饥饿感”，从而降低就业者的就业心理预期的办法，令其对低薪岗位不再观望、挑副，从而一方面让这些失业者尽快上岗，有效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也让低薪岗位得以被这些人尽快填满，有效减少无人问津的“垃圾职位”空缺的状况。

这也就是说，在人们看到失业问题的地方，这三位西方经济学家看到的只是岗位空缺。因此，在美国金融危机引爆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失业率其实只是高岗位空缺率。

但这也是巨大的讽刺啊！这些失业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如果它们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当前欧美国家就不应当有这么高的失业率。当前的高失业率现状不是恰恰说明这些理论对于解决失业问题毫无帮助吗？

那么，为什么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的失业理论要获奖呢？这是因为，这些理论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足以推卸责任。它们可以把制造失业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金融资本家的贪婪的责任推卸给社会大众。同时，这套理论对于那些不顾高失业率和罢工浪潮，还要强行减少社会福利的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来说，也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打压社会舆论的最好工具。

同样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在他的教科书中举过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一个实例：在炼糖厂的大门外面，上千人正在等待。一个家伙带着两个小警察走了出来：“我需要两个看牛群的，两个能钻洞的。”于是，一千多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野狗一样拼命地冲进去，可仅仅只有四个人可以抢到工作。试问，这时还存在对低薪岗位观望、挑剔的情况吗？试问，这时的政府怎样才能够通过减少失业救济来让这四个岗位去吸纳一千多人来就业？而且为什么恰恰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会有2010年获奖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大量空缺岗位出现呢？

换一个角度讲，西方经济学不是把劳动和资本对等地视为生产要素吗？那么，当工人失业即上述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出现大量空缺岗位时，为什么首当其冲的是工资要下降，要减少失业救济金，而不是对等地大幅上涨那些空缺岗位的工资，并更加积极地让资本贬值，比如把陷入破产边缘的通用汽车公司廉价卖给美国汽车工会去经营，却相反地以降低工人收入为条件而给资本家以救助？为什么工人要再就业培训去适应资本的需求，而不是更便捷地使资本转变方向去适应工人的需求？为什么只要求工人对低薪岗位不再观望、挑剔，而不是要求资本家热衷于提供更高薪的岗位和把商品以几乎白给的价格提供出来？难道这是因为工人过剩而资本不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资本不足时又哪里会有空缺的岗位呢？

与经不起推敲的西方经济学的歪理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人口相对过剩与资本相对过剩共存的根本原因。

这还得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公式：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说起。

马克思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抽象的价值量来进行生产，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具体的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来决定的。马克思把它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因为它体现了生产的技术水平。显然，资本的这两种构成之间是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的。为了表达这种关系，马克思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

当资本家进一步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从而扩大再生产时，他可能会按照原有的资本有机构成来实现这种积累，这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如果这种需求超过了劳动力的供给，那么工资有可能会提高，从而工人能够稍稍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但工资的这种提高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工人仍然只有在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才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才能够获得工资。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工资，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仅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而已。

然而，资本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一般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所动用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也就是说，同一个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和加工的生产资料的量越大，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高，而这就意味着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c；相对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v要有所增加，即资本有机构成要有所提高。随着总资本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了。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常常要用新的效率更好的机器设备替换旧的机器设备，并加工更大数量的原材料，因此，即使是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也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就更加需要总资本的这种积累了。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本身，由于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成为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于是，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劳动生产率越是提髙，这种资本排斥出来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过剩的工人人口或失业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是通过减少失业救济或再就业培训就可以消除的。同时，这种过剩人口也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一方面，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需要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或高速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另一方面，失业者的竞争增大了就业工人身上的压力，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而就业工人的过度劳动又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限制了工作岗位的数量，从而扩大了失业人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这两个方面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在探讨充分就业时强调必须要保证一定量的失业率。

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他还提到了三位获奖的西方经济学家在探讨“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时回避了的问题。那就是，空缺的岗位更多的是要年轻人，而失业的更多的是中年人。在今天的中国，与城管们周旋和发生利益冲突的小贩们中有几个是年轻人？“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这种年龄上的结构性矛盾，又岂是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通过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投入，减少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制造就业市场的“饥饿感”，降低就业者的就业心理预期等等手段可以化解的？至于再就业培训，即便能够使相对有所衰老的劳动者重获就业的机会，但其后果也不过是使一个劳动部门中出现的工人供应过剩现象，扩散和波及到其他部门中去。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会导致失业的蔓延和更大范围的已就业者的工资的下降。

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甚至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家、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法学家们就会联起手来反对这种所谓的“垄断”。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而失业问题之所以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也恰恰是因为这时生产严重相对过剩，产品卖不出去，工人无法继续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从而也就失去了继续使用劳动资料的可能，或者说无法继续被劳动资料所使用。

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因此，撇开工人阶级的顽强抗争不谈，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于是，出现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的现象。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尽管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

这也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出现先富促后富，后富赶先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的可能的。实际上，如果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前苏联和中国取得成功，欧美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对那里的工人阶级有所让步，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上去没有那么贫困。当然，一部分工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也有这样的原因，即有些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为了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这些工人的工资就会相对高于其他工人如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资。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这种形势的出现，延长欧美工人阶级作为雇佣奴隶的时间，即延迟他们的退休年龄和削减曾经被迫让与他们的福利，就成了高举改革旗号的欧美资产阶级新政府的使命了。据报道，一项在完成时间上几乎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同时的美国官方调查表明，“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吃不饱”扎而这就是一些人向中国今天的劳动者鼓吹的发展榜样和前进方向，也就是要求中国今天的广大劳动者艰苦努力地去争取达到“7个人中有一个吃不饱”的生活状态。

第三篇 变了形的商品经济

第七章 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

25.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中国应当倾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去跟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进行贸易，而贸易的比例则是中国出口大约1亿条牛仔裤才相当于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那么，这个比例是符合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的比例吗？要说明这个比例，我们首先要从变了形的商品经济说起。

按照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价值规律，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即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出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或者严格地说，两个资本在可变资本v相同且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情况下，会再生产出同样的价值量v+m，从而生产出同样的剩余价值m。这里，我们不考虑剩余价值的瓜分情况，把它全部算作资本家的利润，或类似税前利润那样的瓜分前利润。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在同样的剩余价值率的情况下，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上面所说的利润。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情形中，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这就在表面上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就在于商品经济发生了变形。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假如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三个不同的部分，如梳棉车间、纺纱车间和织布车间。假定每个车间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中。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车间的（年）剩余价值率相同。假设投在这三个生产车间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表7-1

车间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总资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利润率
	-1	-2	（3）=（1）+（2）	-4	（5）=（2）×（4）	（6）=（3）+（5）	（7）=（5）/（3）
梳棉	80c	20v	100	100%	20m	120	20%
纺纱	70c	30v	100	100%	30m	130	30%
织布	60c	40v	100	100%	40m	140	40%
合计	210c	90v	300		90m	390
平均	70c	30v	100		30m		30%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生产车间，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会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投在三个车间的资本的总额等于300；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90；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390，平均利润率=30%。这个资本300的总构成是210c+90v，平均每100资本的构成是70c+30v，平均每100资本按照平均利润率都有平均剩余价值30。

如果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三个车间独立成为三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分别属于不同的资本家。这时，如果商品仍然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不同的生产部分由于投入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这种平等观自然地会要求等量的资本获得等量的剥削收益即获得等量的利润率。也就是说，投人梳棉部门的100资本要求与投入织布部门的100资本获得同样的利润。正如这两个部门归一个资本家所有时，该资本家会认为他作为总资本投入的每100资本带来的收益是相同的一样。如果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不相等，资本将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地流出和流入，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在上面的例子中，每个生产部门的每100资本获得同样的平均利润30，这样，每个部门的100资本的产品不是按各自的价值来出售，而是按同样的（生产）价格130出售。于是，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就发生了变形。

商品发生变形的根本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也就是说，当商品是劳动的产品即劳动者自己所有的产品时，平等的等价交换规律自然应当是等量劳动的产品相交换。不然的话，难道可以设想，农民和手工业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人会拿10小时劳动的产品来和另一个人1小时劳动的产品交换吗？但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即归资本家所有的产品时，“平等”的交换规律自然就要变形为等量资本的产品相交换了。不然的话，就要设想一个资本家竟会愚蠢到满足于自己用1000万元资本挣到的利润与别的资本家只用10万元资本就挣到的利润一样多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早期，竞争或多或少地实现着这种平均化和商品变形。随着资本的活动性日益增大，即资本越来越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以及劳动力即工人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资本就越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商品就越是发生充分的变形。随着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这种平均化和商品变形也就在全球铺开。不过，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这种平均化。牛仔裤的自由竞争和平均化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大型客运飞机的自由竞争和平均化的程度。波音公司因此在商品交换中获得了大量的垄断利润。

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识到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等于100。在谈到不同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由于不变资本c：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间的比率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不变资本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这样一来，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即商品的成本价格^就会有所不同。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上述例子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察的时间里（如一年内）固定不变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全部被折旧掉，而且不同生产部门固定不变资本的折旧情况也不相同。

表7—2

部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已经用掉的c：	成本价格	商品价值
	-1	-2	-3	-4	-5	（6）=（2）+（5）	（7）=（6）+（4）
甲	80c	20v	100%	20m	40	60	80
乙	70c	30v	100%	30m	20	0	80
丙	60c	40v	100%	40m	30	70	110
合计	210c	90v	―	90m	90	180	270
平均	70c	30v	―	30m		―

那么，在这个场合，这三个生产部门资本100的总和的构成与平均构成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或平均利润也是30。不过，由于不变资本。并没有全部转移到商品的价值中去，因此成本价格（即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不变资本加上可变资本）不等于总资本，总商品的价值也与前面的计算结果有所不同。为了使得每个部门获得同样的利润率，就必须把这个平均利润加到各个部门的成本价格上。当然，这个过程是由资本家对较高的利润率的追逐和资本主义竞争来完成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下面的结果：

表7—3

部门	资本	剩余价值	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平均利润	生产价格	利润率	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1	-2	-3	-4	-5	（6）=（4）+（5）	（7）=（5）/（1）	（8）=（6）-（3）
甲	80c+20v	20m	80	60	30	90	30%	10
乙	70c+30v	30m	80	50	30	80	30%	0
丙	60c+40v	40m	110	70	30	100	30%	-10
合计	210c+90v	90m	270	180		270		0
平均	70c+30v	30m

甲部门的商品比价值高10出售，丙部门的商品比价值低10出售，就所有的部门而言，生产价格相对于价值的这种偏离，则互相抵消，使得各部门取得了相同的利润率，这个利润率被称为一般利润率。将这个一般利润率乘以各部门的资本量，得到各部门所分配的利润，再将各部门的利润与其商品的成本价格相加，即得各部门商品的总生产价格，将其除以商品数量，即得单位商品的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是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的；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也就是说，利润率先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平均化，然后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平均化。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等于剩余价值m除以总资本c。它们要从没有变形的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也就是说，每个生产部门由于竞争的存在，都要按该部门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甚至类似的资本构成进行同类商品的生产。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以至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没有变形的商品谈起的原因。

在自由竞争和追求平等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利润），而是像所有资本家都在一个总的股份公司中一样，按照自己投入的资本量，从总剩余价值（利润）中分得与这个资本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利润）量。也就是说，等量资本平等地获得等量利润，不等量的资本同样平等地按比例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利润）均衡分配时所发生的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利润）。每100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100在这个期间所得的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各份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每个人投入的资本量不等。这样一来，单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就与他自己的工人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相脱节而神秘化了。同时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利润的源泉，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随着商品的变形，再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也会转形，即资本家在再生产过程中将不是按相应的价值量来购买原材料和新机器，而是按它们的生产价格来购买，同时工人对于新的生活消费品的购买也是按其生产价格而不是按其价值来购买的。在工人的生活消费品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就要根据这些消费品的生产价格来调整。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成本价格要按已经转形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计算。根据工资变化后的新的剩余价值率计算出来的平均利润，则要追加到这个新的成本价格上以形成新的生产价格。无论如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仍然是计算工人所创造的价值量的标准，从而也仍然是计算剩余价值，进而计算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依据。生产价格的变化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即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

这样，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把等量的资本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这一点，或者说，把利润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量这一点，辩证地同表面上矛盾的价值规律联系了起来。

在这里简单提一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的190年，西方学者掀起了挑战价值转形理论的百年之争，企图要像使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破产一样，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这场争论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严谨的数学工具，批驳了西方学者的错误，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科学性。历史将证明，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争得的荣誉（详情将在笔者下一本关于《资本论》的著作中介绍）。

言归正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和变化自然不是理论计算后强行分配的结果，而总是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造成的结果。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均值来发生作用。而这种作用不仅可以被理论研究探索出来，而且已经被资本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按照微观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法则是边际收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也就是说，资本家应当按边际成本来定价。但是，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资本家其实不是根据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来确定价格，而一般是根据所计算的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并在平均成本上加一个固定的比例来进行定价，即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当然，萨缪尔森不可能讨论这个普遍存在的成本加成定价的原因，只能虚飘飘地笼统说它能够合理地接近最大化的利润并能节省资本家的时间，否则他们就要挖掉整座微观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墙脚了。而事实上，这个固定的加成比例，就是一般利润率在资本家头脑中的现实反映。

在上面的表格中我们看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甲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高于其价值，使甲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比本部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更多的利润。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丙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低于其价值，使该部门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低于本部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只有资本有机构成等于平均构成的乙部门，其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价值，该部门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等于该部门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这里，我们还看到甲部门的可变资本只有乙部门的一半，也就是说甲部门雇佣的工人人数只有乙部门的一半，但是甲部门的利润率与乙部门相同，在等量资本的投人下，这两个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等量的利润。

这说明，撇开垄断资本主义不说，即便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充分变形的商品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工人的劳动果实被低估，部分劳动果实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生了转移。因此，那些鼓吹发展中国家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理论，就是要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妨碍发展中国家迅速积累起自己的劳动成果，妨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理论其实是发达国家中心说的变种，在历史上它曾经把英国视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恩格斯指出，事实表明，这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同样地，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工业基础和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国家来说，看不出还缺乏什么样的条件妨碍他们去制造大飞机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看不出仅仅为了让发达国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用一亿条牛仔裤去换人家的一架飞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发展中国家是因为人口过多（尤其是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得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那么就应当坚决地实行计划生育，并同时坚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来消除发达国家的优势，以减少向他们转移的价值量。

26.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无关

关于通货膨胀的实质问题，我们到后面再详谈。这里只谈工资上涨与商品价格上涨的关系。由于西方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因此，这里所谈的也就是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只是，这里的通货膨胀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意义上，也就是人们在媒体上通常所见到的通货膨胀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的真正意义上说的。对于后者，我们在本书的后面再详谈。

西方经济学认为，现代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在失业率很高且资源利用不足时，由于成本上升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为了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解释清楚，西方经济学家们常以工资为出发点，从而暗示工资上涨是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等问题的原因。例如，在提到1982年美国的失业率几乎达到10%的时候，会紧接着提到工资上升了。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在1999年末、2000年初，美国工资与价格上涨的顺序是价格——工资——价格。也就是说，价格上涨在先，工资上涨在后，而后是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家们用工资上涨来解释价格上涨，只是为了替金融资本家打掩护而已。要知道，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导致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即工资，自然也是要上涨的。否则，即便工资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时不变，那也意味着工资的下降。工资提高是商品价格提高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从逻辑上讲，如果工资上涨，资本家就要提高商品的价格。那么，工资不涨时，资本家也可以这样做，而且一定会这样做。进而，工资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就永远不会提高；资本家们就永远不会反对要求提高工资的工联和工会。因为资本家们可以利用工资的每一次提高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但是，既然资本家和他们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以及西方法学家们竭力反对工会，那就说明工资上涨只是减少了资本家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而不会带来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

有人或许要说，工资上涨后，工人的购买力增加了，会导致需求的扩张，于是从需求的角度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此，马克思回应说，如果由于工资的提高，工人增加了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那么，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的突然的更大规模增加，无疑会暂时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其结果是:在社会资本中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将增大；用来生产奢侈品的部分将缩小。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将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减少、进而因资本家对奢侈品需求的减少而跌落。如果由于工资的提高，工人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那么工人的工资的提高——在购买奢侈品的范围内——并不会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只会使奢侈品的买者发生变换。奢侈品归工人消费的数量比以前增加，而归资本家消费的数量则相应地减少。总之，经过几次波动以后，就会有和以前价值相同的商品量在流通。因此，仅仅是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工资上涨造成商品价格的上涨。而这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分配遭到局部干扰的反应，只是一个使特殊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手段。下面，我们举数值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定在上一节的例子中，工资上涨50%，于是剩余价值率下降至33.3%，其他情况保持不变。这样我们得到如下的表格：

表7—4

部门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已经用掉的c	成本价格	商品价值
	-1	-2	-3	-4	-5	（6）=（2）+（5）	（7）=（6）+（4）
甲	80c	30v	33.30%	10m	40	70	80
乙	70c	4v	33.30%	1m	20	6	80
丙	60c	60v	33.30%	20m	30	90	110
合计	210c	13v		4m	90	22	270
平均	61c	39v		13m

在这里我们看到，成本价格提高了，但是商品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剩余价值同步减少了。同时，我们还看到，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降低了。一般利润率等于总剩余价值45m除以总资本345（=210c+135v）即等于13%，也就是说，每100资本获得平均利润13。生产价格的变化情况，见下表：

表7-5

部门	资本	剩余价值	商品价值	成本价格	一般利润率	平均利润	生产价格
	-1	-2	-3	-4	-5	（6）=（1）×（5）	（7）=（4）+（6）
甲	80c+30v	10m	80	70	13%	14.3	84.3
乙	70c+4	1m	80	6	13%	1	80
丙	60c+60v	20m	110	90	13%	1.6	10.6
合计	210c+13v	4m	270	22			270
平均	61c+39v	13m

在这里，我们看到生产价格的总额与工资上涨前相比没有变化，尽管成本价格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与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具有相似构成的乙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也保持不变。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高资本有机构成的甲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相对于工资上涨前下降了，而低资本有机构成的丙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则提高了，提高的幅度为5.6%。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一般利润率现象的一般规律是：随着工资的上涨，商品的总体价格不变，高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会下降；但低资本有机构成即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会上涨。

不过，即便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价格发生了这种上涨，但是这一生产部门的资本家的利润率还是下降了，因而也谈不到工资的提高由价格的上涨来补偿。由于总体上工人承受的剥削程度即剩余价值率下降，因此，这种由于工资上涨而造成的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价格的上涨的幅度会小于工资上涨的幅度。同时，由于工人阶级的货币积蓄微薄，甚至要透支消费，因而这种价格上涨也不会削减多少工人以往积蓄的购买力，从而工资上涨在总体上对于工人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上面的例子逆过来看，假如我们先遇到的是后面一种情况，再遇到前面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不是工资上涨了50%，而是工资下降了33.3%，那么，我们将看到，随着工资的下降，商品的总体价格不变，高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将会上涨，而低资本有机构成部门生产的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将会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远远小于工资下降的幅度。西方经济学一直指责工资刚性，即工资能升不能降，导致资本家难以靠进一步地牺牲工人的收益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里的分析则表明资本家的产品的价格才是刚性的。在这里，在某些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工资上涨，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上涨；工资下跌，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下跌。至于不以工资为转移的商品价值对这种变动的隐蔽的调节作用，却是资本家的“经验”说明不了的。既然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思想和他们的理论越不出资产者的生活所囿于的界限，因而他们只能将（部分）资本家陈腐的生活感悟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来构成西方经济学的大厦。于是，即便他们不是出于为资本家的利益辩护的目的，也会把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

西方经济学有意无意地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消费品生产部门商品的平均价格构成的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计算通货膨胀，自然更是可以似是而非地用西方计量经济学手段，并选用特殊时段的数据来“证明”通货膨胀源于工资上涨。他们一方面把通货膨胀的罪责推到工人或者工会的头上；另一方面以此来恐吓工人不要追求涨工资。

在前面阐述简单商品的情况时，我们曾经提到，价格是商品在货币上的价值表现。那么，在变了形的商品情况下，价格就是商品的生产价格（变了形的价值）相对于货币的表现。因此，价格的变动除了受生产价格的变动影响外，还受货币币值变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生产价格的上涨就如同价值量的上升一样，与通货膨胀无关，它只不过表明商品所包含或所分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而已。正如冬季大棚里出产的黄瓜卖得比夏季大田里出产的黄瓜贵，并不代表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一样，它只不过表明前者同量的商品中凝结了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即便工资上涨在变了形的商品经济中会导致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价格甚至市场价格的上涨，它也与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关系。

第八章 商业利润与地租

27.广告费和品牌的“价值”

近年来，国内流行团购即团体购物。它是指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消费者联合起来，以加大与商家的谈判能力，求得最优价格的一种购物方式。根据“薄利多销、量大价优”的原理，商家可以给出低于零售价格的团购折扣和单独购买得不到的优质服务。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薄利多销、量大价优是因为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也就是说，“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同时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购买者便会趋向于购买更少的数量。同理，当价格下降、其他条件不变时，需求量会增加。”^那么，为什么需求曲线会是这样，西方经济学是有一套边际效用递减、替代效应、收人效应等似是而非的解释的。但是，这些解释在这里连似是而非都做不到。因为，团购只是把分散的购买结合起来了，仅仅是这种结合，哪怕总的购买量，以及西方经济学用于解释的那些变量，如边际效用等等都不发生任何变化，但是价格依然能够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要说明这一点，就要说明商业利润的形成。而这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在回避的。

我们在前面指出，商业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它既不用于创造价值，也不用于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它却能获得商业利润，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缩短了流通时间，从而提高了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了一定时间内的利润率。举个例子，假如某产业资本家用100万元资本生产出包括10万元剩余价值在内的110万元商品，整个生产时间为3个月。然后，产业资本家自己去挨家挨户地上门销售或等待顾客零零星星地上门购买来卖掉110万元商品，时间也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每6个月该资本家的100万元资本才能完成一次周转，获得10万元剩余价值。这时，如果有一个商人一次性地把这个产业资本家3个月生产的商品买下来，再零售。那么，该产业资本家的100万元资本在6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两次周转，从而就可以生产出20万元剩余价值，即多生产出10万元剩余价值（撇开剩余价值在第一次周转后转化为资本从而扩大再生产的情形）。此时，该产业资本家将会很乐意地与商人分享这多出来的10万元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商人提出每次都用108万元来购买产业资本家生产出的价值110万元的商品，产业资本家将会乐于接受这一点。因为虽然产业资本家向商人让渡了部分剩余价值，但是在6个月的时间内产业资本家可以获得16万元剩余价值，这6个月内的利润率从原来的10%，提高到16%。而产业资本家让渡的剩余价值就是商业利润的真正来源。薄利多销、量大价优的团购低价，以及出厂价、批发价低于零售价，都是来源于流通时间的缩短。

但是，商人还可以把产业资本家的110万元商品的出厂价向下砍到107万元、106万元，甚至10万元。那么，最终什么样的出厂价才是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或者按西方经济学术语说是均衡的呢？决定这一点的自然还是平等剥削的原则。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形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和在各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如果商业资本比产业资本带来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润，那么，一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业资本。如果商业资本带来更低的平均利润，那么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业资本就会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业资本更容易改变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身的职能了。

当然，商品在买进以后卖出以前可能会有追加费用（流通费用）加人其内，同样也可能没有这种费用加入。如果有这种费用加入，那就很清楚，出售价格超过购买价格的余额，就不只是代表利润了。不过，这笔追加费用同样要求获得年平均利润率。

假定一年中预付的总产业资本=720（不变资本c）+180（可变资本v）=900（比如说以亿元为单位），剩余价值率m=100%。因而剩余价值180m，产品=720c+180v+180m。这个产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记为w，它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因为就全部商品来说，二者是一致的）就=1080，总资本900的利润率=20%。按照前面的阐述，这个20%是平均利润率。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具有特殊构成的资本计算的，而是根据具有平均构成的总产业资本计算的。因而W=1080，利润率=20%。现在我们假定，在这900产业资本之外，还有100商业资本加人，它要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从利润中分得和产业资本相同的份额。按照假定，它是总资本1000中的1/10。因此，它从剩余价值180中分得1/10，即18；也就是按18义的利润率获得一笔利润。因此，留下来要在其余9/10的总产业资本中进行分配的利润实际上只有162，对资本900来说也是18%。因此，产业资本900的所有者把双卖给商人的价格=720c+180v+162m=1062。因此，如果商人对他的资本100加上18%的平均利润，他就是按照1062+18=1080，也就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或者就总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按照商品的价值来出售商品，虽然他的利润只是由于他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才获得的。不过，他没有以高于商品的价值或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而是以低于商品的价值或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因此，商业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拿上述例子来说，平均利润率=18%。如果不是总资本中有1/10是商业资本，由此使一般利润率降低了1/10，那么一般利润率就会=20%。这样一来，关于生产价格也就出现一个更确切的有限制的规定。我们仍然要把生产价格理解为商品的价格，即=商品的成本（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十平均利润。但是，这个平均利润现在是由另外的方法决定的，是由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总利润决定的；但不是按这个总生产资本来计算的，而是按总生产资本十商业资本来计算的。由于产业资本向商业资本让渡了部分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或者说产业资本家本人出售商品的价格，小于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或者，就商品的总体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正像产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利润作为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值中一样，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产业资本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并非全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

可见，商业资本虽然不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与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业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

商业资本家为了分享剩余价值量，使自己预付的货币作为资本增殖，是无须使用雇佣工人的。如果他的业务和资本都很小，他自己也许就是他所使用的唯一工人。他得到的报酬，就是利润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就是这部分来自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商人预付的资本量很小，他实现的利润可能丝毫不比一个报酬比较优厚的熟练雇佣工人的工资多，甚至还可能少。事实上，同商人一起执行职能的，还有产业资本家的直接商业代理人，如采购员、推销员。他们的收人同商人一样多，或者比商人还多。在所有这些场合，尽管对流通代理人自己来说他的收入可能表现为纯粹的工资，表现为他所完成的劳动的报酬，他的收入都只是来源于商业利润。这是因为，他的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商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同于产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商业资本使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与产业资本家一样，商业资本家也会雇佣工人，让他的商业工人去承担本应由他履行的大部分职能。既然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那么，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不过，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这对于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与产业资本是完全一样的；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

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因此，虽然商业工人不创造剩余价值，但仍然受到商业资本家的剥削。为了把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所受的剥削统一表达出来，我个人主张，可以把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成果，即商业资本家最终占有的剩余价值，称为商业工人创造的衍生剩余价值。还要再补充一点的是，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业资本的周转次数，会直接影响商品的商业价格。如果一个10万元的商业资本一年周转6次，而年一般利润率为18%，则周转一次的利润率为，商品资本的加价为0.3万元，周转一次的商品资本总量为10.3万元。假如另一个10万元的商业资本一年只能周转2次，在年一般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周转一次的利润率为，商品资本的加价为9万元，周转一次的商品资本总量为10.9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商业资本一年周转的次数是另一个商业资本一年周转次数的3倍，那么，前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就只有后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的1/3。否则他们的平均利润率就不同了，剥削就不再是平等的了。对于产业资本来说，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同一产业资本一年内不是周转两次，而是周转四次，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而利润，就会增加一倍。相反地，不同商业部门的不同周转时间，却是表现在：一定量商品资本周转一次获得的利润，同实现这个商品资本的周转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周转次数成反比。也就是说，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周转得越快，一年内的周转次数越多，每次周转所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少。薄利快销，特别对零售商人来说是他原则上遵循的一个原则。这也是为什么超市的价格比商场的价格要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广告费和品牌的所谓价值是如何而来的？它们同样来自产业资本家所让渡的剩余价值。因为产业资本家之所以花钱打广告和树立品牌，正是为了缩短流通时间，加快资本的周转。

28.地方政府卖地不如卖房

据媒体2011年3月19日报道，中央下达1000万套保障房硬指标，打乱了很多城市的既定计划。其中广州领到的任务是13万套。广州住建部门一位官员向记者表达苦衷，如此巨大的开工量，如何落实“资金、土地”问题迫在眉睫。该报道指出，广州今年计划投人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为89亿元，这只是当初计划建设的4.3万套保障房的资金，“并未考虑到中央新下达的任务。”即便是89亿元资金，对目前的广州财政来说也是“压力极大”。广州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广州土地出让收益仅有4.55.6亿元，按照的比例用于建设保障房也不到50亿元。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11年为了贴补财政，广州市财政局在两会期间披露财政计划时，提出“卖地646.亿元”的计划。何况这一目标并不一定能够如愿以偿。随后，媒体2011年4月2日报道，广州在2011年要完成的保障性住房的目标为8.499万套，年度投资总额约需118亿元，其中，市、区财政投资约2亿元，各项目业主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66亿元。

且不谈这两个报道之间的数据矛盾，尤其是财政投人的资金随着保障房建设套数的增加反而减少的情况，我们单从后一个报道来看，每套保障房所需投资平均不过13.9万元。按照广州市2010年新建住房13074元/平方米的均价和新建住房价格涨幅可以低于全市年度生产总值增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增幅的规定来看，每套保障房所需投资只不过是10平方米新建住房面积的市场价。这也就是说，如果按每套保障房面积平均60平方米计算^，政府只需花同样的118亿元投资，盖同样面积即约1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按照2010年新建住房均价直接在市场上出售，就可以获得666.亿元的收人，不仅可以收回这些商品房的投资，而且还能在弥补全部8万多套保障房建设中市、区财政承担的2亿元后，可以余下496.5亿元资金补贴财政。这笔余额超过了广州市2010年卖地的总收人。

这表明，只要广州市政府把卖地建设改为卖房建设，也就是说，不是把土地卖给私有的房地产商，再由房地产商组织建筑和销售商品房牟取暴利，而是直接在用于商品房建设的土地上盖房销售，则不仅可以轻松化解建设保障房的资金压力，还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建设公益事业。

上述将卖地建设改为卖房建设的方案，不仅适用于广州市，也适用于其他城市。这一方案普适的原因就在于目前国内地价占房价的比重普遍过低。

近些年来，中国的房价上涨十分凶猛。在民众的质疑下，开发商不得不找些理由来替自己辩护。比如：“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房价太低，勤劳的人都会变成懒汉”，等等。撇开这些明显荒诞的言论，一个似是而非的言论是：房价上涨的主因是地价上涨。为了说明地价对房价的推动，开发商举例说，“按现时的市场下跌之后的交易价格计算这些天价的土地时，就会发现这些土地的成本占房价的比重大约大于50%或更多，如北京通州区5300多元/平方米的土地与现金8000—900元/平方米的期房交易价格相比，这个成本土地与房价的比大约就大大超过了50%了。”

如果真的是地价推高房价，那么，为什么北京市政府不把通州区的土地价格定为53万元/平方米，'以便开发商可以推出85万——95万元/平方米的期房交易价格呢？诚然，正如当年英国的工厂主们曾经成为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的导师一样，今天中国的开发商也同样可以做而且已经做了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和媒体从业者的导师。但是，同样地，中国开发商的这套言论也与当年英国工厂主们的言论一样，是马克思所说的“十足的胡说”。

这是因为，开发商并不懂得地价的形成原理。在他们看来，“正常的市场机制条件下，从经济学原理分析，土地的价格应由土地的产出价值所决定，应是房价拉动地价的增长，而不应是地价决定房价的增长。首先，就经济学原理而言，目前两大经济学体系——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主张土地的价格应由土地的产出价值来决定。其次，即便土地可以自行产出，从而土地的价格可以由土地的产出价值来决定，那么地价的增长就应当是土地的产出价值的增长的结果。不过，这与房价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需要房价拉动地价的增长呢？难道房价就是土地的产出价值？如果是这样，那么地价在房价中所占的比重就应当是100%。而根据开发商自己在上面给出的数字，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开发商所认为的不正常的市场机制下的地价在房价中所占的比重。比如，我们可以将300多元往上取整为400元，再计算8000元与900元的平均数得870元，最后，用400元除以870元可得62%，虽然高于50%，但还不到2/3。可见，在开发商所认为的不正常的市场机制下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开发商攫取了大量本来应当归为地价的利益。对此，难道开发商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和指责吗？

当然，地价占房价的比重达到100%是不可能的。抛开没有理论基础的开发商，我们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分析地价和房价的。土地的价格其实就是资本化的地租。简单地举例来说就是，如果平均利息率是5%，那么一个每年可以获得2万元地租的土地就可以看作一个40万元的资本。因为这笔资本平均每年也可以得到2万元的利息收入，从而这块土地的地价就值40万元。西方经济学用若干年地租的贴现值之和来计算地价，也是基于这个原理。于是，引起地租上涨的因素，通常也就是引起地价上涨的因素。

要分析地租，我们就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引人第三个当事人，即土地所有者——地主。如果土地是用来种植的，那么资本家就是租地农场主，雇佣劳动者是农业工人；如果土地是用于建筑的，那么资本家就是开发商或建筑商，雇佣劳动者是建筑工人。无论哪种情况下，所有的产出价值都是由雇佣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和在生产过程中转移的不变资本价值构成的。劳动者得到了工资，而资本家获得了剩余价值即利润，并补偿了自己的资本支出。那么，地主的地租从何而来呢？

在开发商所说的正常的市场机制条件下，资本家应当而且只应当获得一般利润率。如果低于一般利润率，资本家就会退出，转向其他可以获得一般利润率的投资项目，从而原项目的生产就会停止，什么产出也没有，自然也不会有地租；而如果高于一般利润率，那么超过的部分即超额利润就要转化为地租，归地主所有。否则这个市场机制就不正常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地主之所以能够把超额利润攫为己有，就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但这种所有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使用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因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成为对资本家投资的一个限制。如果没有这种垄断，超额利润就不会转化为地租，就不会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是留在资本家的手中。因此，如果资本可以投在土地上而不付地租，那就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废除，即使不是法律上的废除，也是事实上的废除。

另一方面，是不是只要有土地，就一定可以获得地租呢？并非如此。在所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终荒废着。这些荒地并非都是无主的。对那些有主的荒地来说，只是由于在土地上的经营不能带来超额利润，所以才荒废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主的统治要让位于资本家的统治。这里撇开小农经济的情况不说。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或资本主义经济允许在其角落里存在的个别情况下，只要小农种地的产出高出他的生存所需，而且该小农找不到其他活路，从而不得不租地求生存，地主们就可以在不涉及超额利润的情况下得到地租。

那么，什么情况下才能获得超额利润呢？一是，商品生产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同类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这样，在销售价格等于一般生产价格时，就能获得超额利润。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由于某块土地特别肥沃，使得租地农场主只需投入较少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能取得和在其他地块上投入较多资本的租地农场主同样数量的产出，那么在商品售价相同的情况下，前者就会得到更多的利润。土地的特别肥沃并不是这个多出来的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它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就像某些机器曾经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一样。但是，如果特别肥沃只是某块土地的个别属性，因而不能像可以大量生产的机器一样供一切资本自由支配，那么这个属性就是可以垄断的，就只有得到地主许可的个别资本家才能利用。因此，这个多出来的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地主的手中。

考虑到与这块土地相比较的其他土地也会提供地租，否则就得不到耕种，因此，这种地租是级差地租。“它并不作为决定要素加入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而是以这种生产价格为前提。它总是产生于支配着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这种地租的存在并不使得商品的价格变贵，而是因为该生产部门产出的商品的价格较贵，从而使得地主可以获得较多的地租或在出让土地时得到较高的地价。

除了肥力以外，地理位置也是形成级差地租的重要因素。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产品最终是要运到市场上去销售的。而如果把运费考虑进去，一块相对贫瘠但靠近市场的土地，比起一块肥沃而远离市场的土地，常常体现出更大的自然力，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地租。与农业生产相比，在工业生产用地，尤其是建筑用地上，土地的地理位置是形成级差地租的最重要的因素。获得超额利润的第二条途径是、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生产价格，超出部分即为超额利润。但是，我们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商品的出售价格虽然高于生产价格但不高于商品的价值。另一种是商品的出售价格既高于生产价格又高于商品的价值。生产价格的形成是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在这种前提下，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的商品要按低于其价值的生产价格出售。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农产品以及束缚于土地的其他产品，不像价值高于一般生产价格的工业品那样，会平均化为生产价格；或者说，这个平均化过程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妨碍。于是，这些商品的出售价格就会高于生产价格但不高于其价值。这部分超额利润就会转化为绝对地租。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来自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对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攫取；正像级差地租来自于土地所有权在起调节作用的一般生产价格下对超额利润的攫取一样。“这两个地租形式是惟一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以外，地租只能以真正的垄断价格为基础。这种商品的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其出售价格既高于生产价格又高于商品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所谈到的三种超额利润的情形中，超额利润都是先由产业资本家获得，再转化为地租，为土地所有者获得，而不应当留在产业资本家的手中。

现在我们来分析地价和房价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说，“买了一块高级的住宅用地，风景如画，你不会建一所简陋的房子在那里。要是你发了神经，以简陋为贵，建造了那样的房子，你的建造费用一定血本无归：在建造后把房子卖出时，你所得的充其量是地价而已。”换句话说，开发商造房出售后所获得的只是建造费用和地价。而马克思也早就指出，“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像伦敦那样按工厂大规模生产方式从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房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即使有凯里那样的强烈愿望，也不可能把房租（就其作为投在房屋上的资本的利息和折旧来说）同单纯土地的地租混为一谈，特别在土地所有者和建筑投机家完全是不同的人的时候（例如在英国）。”

显然，在正常的市场机制条件下，中国的开发商们只应当根据他们自身所有的资本获得一般利润率，其财富的增长速度不应当明显超过其他行业的资本家们。但是，中国的开发商们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成群结队地霸占了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前列。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尽管开发商已经支付过地价，但是他们获得的利益的最主要的来源仍然是本不该归他们所有的地价。也就是说，他们实际支付的地价远远低于他们应当支付的地价。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从前面关于广州市的例子中可以计算出，如果每套房的面积平均按60平方米算，8万多套商品房的总房价666.5亿元中扣除118亿元投资（其中已含建筑商的利润）及其10%的收益率，余额36.7亿元实为地价，地价占房价的比重应为81%。因此，按照合理而科学的地价与房价的原理来判断，目前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也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开发商的确攫取了大量本来应当归为地价的利益。

除了开发商，炒房团的投机所得也是来自对地价的瓜分。但是，地价作为资本化的地租，本应当要归地主所有。而中国土地的地主是全体中国人民，因此，房地产业的地价本应当归全体中国人民所有。

“但是，除了部分地价款被政府用于财政开支外，大部分土地权益收入都被少数人占有了。

而政府占用全民所有的地价款也是不合理的。尽管政府财政支出是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但是，这笔开支应当来源于税收。政府可以对全民所有的卖地收入征收税款，但不能直接占用归全民所有的卖地收入。从政府对二手房交易所得征收20%的所得税来看，政府对于卖地收入的征税也应以20%为准，其余的80%应当归还全体民众。

那么，怎么将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土地权益收入归还全体民众呢？一个最便捷的办法就是用于全体民众人人都会享有也都应当享有的养老社会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

29.研发的收益来源于“租金”

一些人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只看到了工人的劳动，没有看到其他人的劳动。在他们看来，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相比马克思当年有了很大的提高，跨国大公司中的研发工作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环节，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过时了，需要加以改进了。

但是，虽然今天的人类制造出了机器人和克隆羊，进化论的规律仍然没有过时。同样地，除非雇佣劳动在世界主要国家里普遍地消失了，否则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就谈不上过时。

马克思曾在批评穆勒时指出，对于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穆勒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

显然，当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身后的进一步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具体关系，与马克思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时，我们就应当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既不能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一般原理之中，更不能扭曲一般原理来直接适应具体的东西，尤其是不能捏造用语和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

事实上，在强调研发团队创造价值的人中，很少有人认为，自然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数学家陈景润等，是同样创造商业价值的。那么，为什么认为核电站的研发团队创造价值，而他们所依赖的基本原理的提出者却不创造价值呢？另一方面，假如一家手机制造公司在研发新款手机时在研发团队的研发工作和工资报酬上花费了上百万元，如果研发创造出了价值，那么其创造的价值由于包含剩余价值，将会超过这个花费了的数额。但是，新款手机的每一台产品都没有卖到一百万元，而只是卖数千元或者更低。有人或许会说，这些研发的价值像工具的价值一样，是分摊转移到每一台产品中去的。但是，工具的价值量不需要依赖知识产权这样的法律暴力，而研发的这种所谓价值量却离不开知识产权和禁止研发者随意跳槽的劳动合约等法律暴力。而且工具的生产参与一般利润率的调节，其资本家获得的是一般利润率；而研发的生产一般不参与一般利润率的调节，其资本家如美国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等往往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率的收益。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时指出，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商品体的这种有用性，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我们在前面也曾提到，马克思在谈到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时，曾把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与自然条件相提并论。在谈到大工业时，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尽管科研工作本身是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但是，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而这丝毫不妨碍资本家们去利用科学。

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它们说明，科学工作在经济活动中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现物或各种物的某种组合的有用性；二是发现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某种生产能力，包括相对廉价地获得各种物的某种组合的能力。这两个方面都只涉及物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形式，因而与价值无关。所以单个的资本家不会投资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即便出于慈善来投资也决不指望靠这个发财。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通常要由国家利用全社会的资本来进行投入。但是能够提高生产能力的后一个方面，也是通常所说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这个方面，却能够像天然的肥沃的土地一样，只要能够获得像土地所有权那样的垄断的权力，如知识产权，就能带来地租一样的垄断收益——租金。同时，正像一块土地的地租会因为出现了更肥沃或位置更好的土地而减少或失去一样，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研发成果也会使得旧的研发成果失去垄断性租金，尽管旧的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仍然垄断在它的所有者手中。

因此，研发工作并不创造价值，尽管它在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情况下创造生产力，并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带来垄断性租金。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高度重视研发工作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应当对研发工作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贡献给予积极的评价，对研发人员给予合理的报酬。毕竟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是我们进入更高级社会的一个前提，更何况我们身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垄断竞争之中。不过，我们必须反对知识的法律垄断，即便我们不得不同样运用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因而目前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反对。要知道，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曾“严厉批评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协定，认为这一新的全球规则是置人于死地的”。我们不能在觉悟上连非无产阶级立场的学者都不如。在进行这种反对的同时，国家财政应当资助国有研究机构和公有制企业研发具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并在国有研究机构和公有制企业内部无偿使用这些成果；同时对国内的非公企业和机构以较低的价格许可使用；对国外企业和机构则按照国际惯例也就是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

至于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的研发工作，那么它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生产力，而是创造资本集中和大资本剥夺中小资本的工具，并成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对于这类研发，由于它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经济危机的规模，进而加速了社会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对它的态度就应当像马克思对自由贸易的态度一样，即仅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才赞成。

最后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不可能只看到工人的劳动，而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活动。他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而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声称，“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人应该是交易费用”^，则再好不过地反映出马克思所批评的那些多余的职能所造成的浪费程度。自然地，卷入如此巨大的交易费用的“劳动”都是不创造价值的，都只是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的无用劳动。

第四篇 金融资本的统治

第九章 生息资本

30.无穷大的“资本”回报率

2010年10月31日上午，全国金融办发展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开幕。一位发言者声称，“高利贷是合理的。”而他的理论依据是，有一个穷人借了500块钱拿去贩卖菜，“一天能‘挣’10块，一年挣3600元，他资本回报率是700%多，回报率非常的高，为什么这样高呢？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就算在回报率当中了。如果他不是自己去干，他雇一个人去收菜、卖菜，这个人的工资一天就是10块钱，他挣的10块钱最后付了工资，他自己一分钱也挣不到。所以为什么小额贷款能够提高利息，因为实际上他赚了钱，是自己的工资钱，没有贷款的话，工资也发不出来。”

可惜的是，这位写出了重新构造整个微观经济学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一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的机械工程师,没有去算一下工人的资本回报率，否则一定会有“最最重大”的发现。因为工人分文未借，但却能挣工资，不论一天是挣10块钱，还是三五块钱，按照此人的算法，工人的资本回报率都将是无穷大。那么，为什么资本家还要“择优”去做较低资本回报率的买卖，而不去当工人或去贩卖菜，以便获得大得多的资本回报率呢？

显然，这位没有及时得到国内外微观经济学界膜拜的机械工程师混淆了“挣”与“赚”。工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叫正常的工资反映的是劳动力的价值。一年所挣的3600元，只够穷人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他哪一天不得不还了所借的00元本金，那他就再也挣不着了。而如果他还要付利息，尤其是高利息，那么他最后所得的就达不到每天10块钱，从而低于劳动力价值，进而这位穷人的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只有在劳动力价值本身低于每天10块钱，比如说为每天9块，才谈得到“赚”。这时，这位穷人可以雇一个人去收菜、卖菜，支付每天9块的工资，从而一天可以从他的雇佣工人身上“赚”毛钱，按一年360天算，就是“赚”180块钱，资本回报率为36%。从而即便他本人一年来不吃不喝，他所能支付的最高利息就是36%，超过这一点，他就要往里贴钱了，从而也就不会借钱了。而如果没有人借钱，那么利息率就得往下降，高利贷就会受到限制。

从上面这个经过我们再加工的举例中可以看到，高利贷与资本主义贷款的差别。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典型而普遍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的贷款对象是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如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如地主。这时，前者的生产本身还没有从属于资本，从而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不仅榨取他们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甚至还榨取他们的一部分工资，对他们敲骨吸髓。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么，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所造成的生产力的丧失，都意味着贫穷化，是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人的机会。对小农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在历史上，高利贷的作用是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利贷只是生息资本的从属形式而不再是典型而普遍的形式。这是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工人无须也不可能作为生产者借钱。而如果他作为消费者去借高利贷，并拿出仅够维持自己生活的工资的一部分去偿还这个高利贷，那么他的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从而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商品，进而必然被资本家所抛弃，也就没有任何收人可以偿还高利贷了。因此，除非工人的工资额超过他最必要的生存资料的价格，否则他将没有什么余额可供高利贷者榨取，也就不可能成为高利贷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者的资本家之所以要借钱，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获得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所能支付的利息率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必然是以这笔借来的资本能够给他带来的一般利润率为上限的。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息资本日益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其典型而普遍的形式不再表现为高利贷资本。

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仍然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或者，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最后，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货币荒迫使一些急于应对支付危机的资本家不得不借高利贷。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同志称之为第一个飞跃。但这种做法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为此，*同志提出了第二个飞跃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事实上，19世纪后期俄国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也在农村推行了一场改革，马克思指出，这是要把俄国农民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并认为在当时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显然，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与资本主义农村改革的区别，就在于这第二个飞跃和土地公有制。正是由于中国农村的第二个飞跃迟迟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推动又极大地冲击了土地公有制，从而让一些人看到了剥夺农民的契机，而比强行征地还强、让农民无处可逃的剥夺农民的手段就是与黑社会紧紧捆绑在一起的高利贷。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要在今天的中国鼓吹高利贷的原因，尽管他这样做很可能只是出自于“替富人说话”的本能，而不是出于故意。因为要故意这样做，也需要对高利贷等经济现象有一定的科学认知，而连资本回报率都算不清楚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31.偏高的首套房贷款利率

有人在网上询问，5.5462%的房贷月利率是高还是低？从操作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看看能否获得更低的房贷月利率，如果能够获得，这个房贷月利率就高了，否则就不算高。而要从理论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分析利率是如何形成的。

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来生产利润，从而由一个一定量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于是，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购买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一种特别的商品。

但是，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买卖。一个普通商品的买者所购买的，是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的，是这个商品的价值，并使自己手中持有的价值额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而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不像在买者和卖者之间那样，会发生价值的形式变化。价值额，货币，在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人者手中也是这样。在简单商品交换中，货币总是在买者方面；但在贷放中，货币却是在卖者方面。

贷出者把货币放出去一定时期，让渡的是货币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而借入者则需要把这笔资本所实现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利息偿付给贷出者。如果借入者没有支付利息，那么他对于贷出者让渡的使用价值就没有支付任何代价；而如果借入者把这笔资本所实现的全部利润都作为利息来付出，那么贷出者就没有让渡给借入者货币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因为借入者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剩余价值。因此，利息是而且只能是借入者所实现的利润的一部分。当然，借入者也可以把借来的货币用于挥霍或其他用途，而不把它实际转化为资本来生产剩余价值。但他仍然必须支付利息，因为贷出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的。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利息这个概念。与普通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即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货币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时，其贷放价格即利息^按单位货币计算则为利息率），却没有任何“自然”的规定。西方经济学家曾经用原始森林树木的增长率作为自然利息率,虽然树木的交换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树木的增长状况，但树木的增长状况却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由于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属于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家的部分就会等于零。考虑到产业资本家必须从利润中获得一笔所谓的监督工资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也许要把全部利润减去一定的监督工资后的余额，看作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零以上的任何程度，尤其是在钞票可以滥印的今天。事实上，只有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

回到房贷利率高低的理论问题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的出资称为“资金”，外方的出资称为“资本”，合称“资本金”。之所以创造“资本金”这个名词，主要是因为资本是与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名声不好听。但是，马克思在谈到原始共同体之间的产品交换时指出，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也成为商品。那么按同样的逻辑，资金一旦对外成为资本，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生活中，即包括公有制在内的中国经济中也成为资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非公经济成分发展迅猛，中国经济日益融人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之中。自然地，国内利率的形成规律与上面所讲的是十分类似的，其最高界限不应高于一般利润率，其最低界限可以接近于零。

不过，就房贷利率而言，我们还可以从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中降低它的上限。事实上，尽管货币的贷放一般是资本家之间的事，但也不排除一些货币被贷给了工人。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人的抗争,工人的必要的生活消费品中也会包括一些耐用消费品，甚至是住房。从而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中也会包括这些耐用消费品的价值。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就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来购买这些耐用消费品。恩格斯曾经谈到，法国工人为购买房屋而付出的加价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1年内渐次付出4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年前价值3300法郎的房屋。若按今天银行贷款方式来算；这个零首付，为期1年的房贷的月利率仅为3.287%，低于那位网友的房贷月利率。而这已经是当年较高的水平了。因此，可能的话，国内首套房（既然是首套，那就不是用于投资或投机，而是用来居住的）的贷款的月利率应当以3.6287%（相当于年利率4.34%）为上限。

我们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那些认为城市化会导致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庞大的住房需求会大大推高房价的说法，并无理论根据。最后支撑房价的只能是进城者的收入，如果进城者没有足够的收入，买不起房，他们将不会买房。如果房价高到他们甚至租不起房，他们将不会进城。而如果需要他们进城做工，就只能提高他们的工资以应对房价的高涨。如此一来，中国企业的用工成本和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就会被削弱，中国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

第十章 股份资本

32.股份制是工业封建主义

在马克思身后，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成立时提到，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如何理解这个“扬弃”，国内学术界曾绞尽脑汁地展开过争论。而有人就此把股份制忽悠成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仅如此，股份制还戴上了“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高帽。但是，首先，《资本论》第3卷中接下来的文字写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因此，无论怎样去解释这个“扬弃”，都无法改变股份企业一方面打着资本主义的烙印，另一方面其扬弃是消极的，远不如积极扬弃资本的合作工厂这一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关于合作制度的总的原则时曾经指出，“为了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每个企业的工人，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因此，以“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改革，即便现有条件不足以推行真正的公有制，也应当推崇类似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合作制，而不是什么股份制，尽管马克思认为合作制也是有缺陷的——它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其次，对于西方经济学家们所鼓吹的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马克思根据当年的英国案例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不仅如此，股份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也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公司中频频出现的丑闻，如美国安然公司破产案等，不断地证明着马克思的观点，证明着这一现代企业制度早就是过时的破古董了。

最后，西方经济学一直攻击公有制是产权不明晰的，而同时又以为股份制是“产权明晰”的。那么，产权明晰的一种制度如何成为产权不明晰的另一种制度的实现形式，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国内西方经济学家对国外西方经济学家严加保守的秘密。因为前者不这样忽悠，就不能假股份制之手来瓦解传统的公有制。

但是，股份制才真正是产权不明晰的一种制度。韩德强指出，上市股份公司的“产权被分割成数千万份，每时每刻在被交易之中，绝大部分持股者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分红，而是想从股价的波动中获取收益，因此产权最模糊。”美国通用汽车前总裁托马斯墨非也曾气愤地说:“不少所谓的‘投资者’，眼睛只盯在短期的股票投机交易上，根本不配被称为‘所有者’”。

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那些持股者和投资者，尤其是那些资本不大的持股者和投资者。在马克思生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指出：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成反比，他们只对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是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在变更。工业巨头依靠本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职员组成的企业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企业官僚集团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对此，马克思认为，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

这说明，股份公司的中小股东在名义上所享有的大部分产权，如处置权等，实际上已经被公司内的寡头和官僚集团剥夺了。寡头和官僚集团更多的是拿他人的或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有时破产对他们来说反而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他们操纵了立法权，使得他们只需要对造成的损失承担有限的甚至微不足道的责任。在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中，我们不仅看到西方国家历史上有预谋的倒闭和破产的重现（例如，一些国外进口商利用“先取货后付款”的国际惯例，在进口一批中国货物后宣布破产，而当地的法院只在当地发通告要求债权人登记以便“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但最大的债权人即中国的出口商人，却看不到这个通告，因而也无法登记，于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还看到一些垮掉的大企业的高管仍然获得巨额的报酬，例如，在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被产前夕，其首席执行官（CEO）富尔德一边请求美国联邦政府援助，一边把上千万美元的离职金装进公司高管的口袋。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为呢？这样的产权制度又怎么可能做到产权明晰呢？而且产权明晰实际上强调的是生产的孤立化和个体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化生产背道而驰的，是落后、保守的个体经济思想，却成为今天一些人鼓吹的解放思想的产物，真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工业封建主义的出现和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具有走回头路的特征，资本主义的共和制自股份公司出现以来就在一个更高的阶段向着封建主义的帝国制发展。美国经济杀手兼资深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在他本人的忏悔录一一《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杨文策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揭露了这个以美国金融寡头为首的全球帝国和公司王国的存在。

当然，股份制在历史上也有它的正面意义，但这些正面的意义不足以成为我们今天推崇它的理由。股份制的正面作用是，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随着它的扩大和侵人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单个资本经营的私人产业。在股份公司中，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被集中起来了，经营管理职能也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这就不仅为这些集中起来的私有财产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而且为那些仍然带来对抗性的经营管理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无对抗性的单纯协作的职能，即转化为社会职能，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来剥夺那些剥夺者做好了准备。股份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发展的最后形式，也是生产资料公共使用的不完备形式的最高阶段。只要割掉这个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尾巴，就能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取得生产资料公共使用的完备形式，在已经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除此之外，股份制在经济科学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得一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消失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并认为与之相对应的按各自生产要素贡献来分配的分别是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虽然这里的利润只是实际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即作为企业主收人的东西，但是，在股份公司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管理着别人的资本，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股份公司的大部分利润仍然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所有，而不归所谓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理们所有。于是，混淆企业主收人和管理者工资的论调站不住脚了。因此，利润（不再只是称为“利息”的那一部分）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

33.克林顿与中美“债转股”

据报道，一位中国学者不远万里，不惜昂贵的交通费用，多次到美国奔走，为的是将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转化为美国的股票，即所谓“债转股”。终于，他的辛苦得到了美国方面的肯定。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称赞这是一个“特别光辉”的想法，愿意率先实施“债转股”。双方约定：如果可行，中国的国债将可以以抵押贷款参股的方式分成三部分进行投资：第一，短期投资，比如短平快项目的投资，在短期内可收回；第二，中长期投资，投入资金在若干年后逐步收回；第三，在非洲做一个标杆项目，中国在非洲进行诸多投资，帮助非洲进行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提升中国形象。美国的两位州长也看中这个中美“债转股”。合作方式是，中国仍然拿国债做抵押，地方政府用这个资金来创造就业，办实体经济，就等于是用抵押的资金参股。

然而，这个约定的方案根本不是什么债转股方案，而是抵押借款投资方案。中方始终是美国国债名义上的持有者，只是当中方在美国的投资失败，无力偿还借款时，这些美国国债才被美国收回。在这个方案中，中方先是低利率地把自己持有的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贷给美方，然后以这笔国债为抵押，再高利率地向美方借款，并按美国的方案进行投资。在这一贷一借中，中方白白损失了大量利息。即便中方要帮助美方创造就业，办实体经济，也完全无须这样做，而应当直接抛售美国国债，收回这笔国债的本金，再拿这笔本金直接到美国投资或参股。显然，这个方案之所以“特别光辉”，就是因为这种将利益白白送人，还要千方百计地求人的方案是国内经济学界所推崇的美国祖师爷们绝对无法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前总统愿意操刀此事的根本原因。

但是，如果中方能够用持有的美国国债换取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又会如何呢？上述那位学者曾有一个如意的算盘：在金融危机中，美国股票市场的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以下简称“道指”）从14000多点开始下跌。这位学者认为8000点是美国股市的政策底线，道指迟早会回到14000点，如按照金融危机中道指最低点6000点计算，届时中国“债转股”的这部分平均收益将提高到130%以上。

但是，这里的“迟早”是多迟，又是多早呢？上个世纪20年代末，美国遭遇经济危机，直到40年代初才恢复，用时12年。此次美国经济复苏所用时间不会少于上次。因此即便按那个学者的方法来计算平均收益，分摊到12年，按复利计算，年平均收益率也只有7.3%。但是，中美债转股不可能从6000点算起，如果是按8000点的美国政策底来算，总平均收益只有7%，年平均收益率只有4.8%。

不过，即便“债转股”成功，上述收益率也是中方拿不到的。一方面，股票的买卖是要向美方缴纳手续费、佣金和相应的税费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数额巨大，即便部分实行债转股，也是一个巨量的资本。这笔资本在股市上进行买卖时会导致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而且中方必然是在美国股票市场管理机构的监管下透明买卖，买的时候必然遭哄抬，卖的时候必然遭打压。少赔都难以做到，更何谈赚钱？美国加州奥兰治县政府于上世纪后期进入美国金融市场时也曾经获得过的投资年收益率，但最终还是破了产，中国进人美国金融市场又如何能够全身而退？近些年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人股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至今仍巨额亏损的例子便是明证。

当然，不认可中美债转股，不等于认可中方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当年，英国占领印度期间曾试图在印度发行公债，英国《泰晤士报》曾以最肯定的语气告诫读者：“在促使土著居民忠诚于王室的一切方法中，最可靠的就是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债主；而另一方面，最易使这种容易激动、心思隐秘和贪得无厌的民族产生不满和叛离情绪的，也莫过于使他们感到，每年向他们征税，是为了给别国的富有的债主分送红利。”然而，印度的资本家紧闭钱柜，使得这种不仅能靠印度资本恢复英国统治而且还能间接为英国商业打开印度宝藏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印度人都不屑于做英国的债主，今天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做美国的债主，甚至超越了作为美国附庸的日本人，而成为最大的债主？

34.股票的价格与泡沬

假定一家股份公司，按每股50元的价格，发行10万张股票，筹得500万元资本用于生产经营。于是每张股票就成为对这家企业所实现的利润的十万分之一的所有权证书。也就是说，可以获得这家企业每年分配的利润的十万分之一。同时，每张股票也代表这家公司十万分之一的净资产，如果该公司终止经营，每张股票的持有者可以获得清算后公司净资产的十万分之一。一般地，我们可以发现，股票的价格远远高于它所代表的净资产。这是因为，人们购买股票不是为了分掉它所代表的净资产，而是为了获得它在未来时间里所能带来的收益（股息）。即使买卖股票是为了贱买贵卖赚取差价，也包含了未来收益的因素。因为有人认为它能带来收益，贵卖才卖得出去。股票的理论价格就是由它的未来收益决定的。

打个比方，假定银行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为5%，那么现在的100元钱，一年后就是105元。如果现在有人用一张一年后可获得105元的证券与我们换现钱花，我们会给他多少钱呢？我们最多给他100元，否则我们宁愿去银行存款。假定银行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永远不变，现在存人100元，每年到期时，取出元利息花掉，同时仍旧续存一年期这100元存款。那么，现在的100元钱，以后每年都能给我们带来5元钱的收益。于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每年获得元钱收益的票据或所有权证书就获得了相当于100元存款的资本价值。人们愿意用100元来购买它（也称为投资），而每年的元钱收益就代表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这个过程称为“资本化”。也就是说，当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人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贷出资本所获得的收益时，就等于把这个收人资本化了，而相对应的资本就是虚拟资本。

就像前面提到的地价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作为所有权证书的股票，其价格就是股息的资本化。假定上述股份公司只进行简单再生产，不扩张股本，也没有负债，每年的税后利润全部分配掉，其年利润率为10%。于是，每张股票每年能给它的持有者带来元钱（500万元×10%/10万份）的收益，相当于前面100元存款带来的收益，于是每张股票的资本价值也是100元，是其所代表的净资产的两倍。这就是股票的理论价格形成的基本原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企业的年利润率由10%提高到20%，尽管其（净）资产还是那么多，但其股票的理论价格却翻了一番，达到200元/股，为其净资产的四倍；同样，当平均利息率降到2.%时，其股票的理论价格也能翻一番。

现在假定，前面的那家股份公司的总资本的一半，作为固定不变的资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厂房、机器设备），另一半作为货币资本转化为流动资产（现金）。假定其固定资产是向一位资本家张某购买来的，则张某通过向该股份公司提供占其一半总资产的固定资产得到了20万元的销售额，如果张某用这笔钱购买该股份公司的股票，那么由于股票的理论价格是净资产的两倍，则张某只能买到2000张股票（不考虑股票的市场价格偏离理论价格的波动），只占总股本的四分之一。而原来出资500万元成立公司的原始股东，通过向张某转让其所持的四分之一股票，就收回了一半的投资。如果该原始股东售出全部股票，则转手之间，就能获得一倍的利润。

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呢？这是商品与虚拟资本的交易：该公司的原始股东通过公司买人的是以商品形式进人企业的（净）资产，而卖出的则是作为虚拟资本的（净）资产。同时这又是一笔现在与未来的交易，是在未来时间里才能创造出来并实现的剩余价值与股票购买者现在已有价值的交换。这种寅吃卯粮的交易每天都在世界上的股票市场里进行着。而金融泡沫也就与生俱来地存在于这些未来才能实现但又未必真的能够实现的剩余价值里。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企业的生产都是私人生产，只有当企业所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转化为货币时，企业的私人生产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才能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才能提供可能的利润。所以，股票的买卖，是以现在的社会劳动（货币）与未来的私人劳动（企业生产的是商品而不是货币）相交换。尽管未来的私人劳动并非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但从商品到货币的一跃毕竟是惊险的一跳。尽管这惊险的一跳在股票市场中被当作投资的风险加以考虑，但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其应对之策不过是多买几种股票，用以分散一下个别风险和稍稍向下调整一下股票价格而已。等到马克思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时，大量从商品到货币的一跃被阻断，剩余价值和价值无法实现，股票价格普遍暴跌，金融泡沫破裂，分散个别风险的投资组合理论面对市场风险也只能望洋兴叹了。

由此可见，金融泡沫是当代资本的本性的表现，体现着资本对剩余价值永久性占有的自信，存在于未来的剩余价值能否如期保量实现的预期之中。

在金融危机中，我们还能听到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呼声。所谓信心，就是相信能够在未来获得足够的剩余价值。这种信心是与对能够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预期分不开的。由于剩余价值是在未来实现的，因此要确定现在股票的价值，就只能通过预期。如果市场预期某股份公司未来能够实现的剩余价值比原来的预期多一倍，或者预期未来的存款利率会降低一半，那么，它的股票价值就会翻一倍。如果某股份公司由于市场预期它未来能够实现的剩余价值只有原来预期的一半，从而它的全部股票市场价值（市值）就会由10亿元跌到亿元时，有人就会惊呼这亿元资产消失了。事实上，工人们未来的剩余劳动量还是那么多，只是体现在股价中的这些劳动量的标价不同了，消失掉的不过是原本就不存在或只在想象中存在的东西。当生产已经过剩，剩余价值已经难以实现时，尽管股票价格下降了，但金融泡沫却相对地大大高涨了，如果此时还要投资者“坚定”能够获取高额回报的信心，去抬高股价或稳定股价，那就只能在收获信心的同时失去黄金。

第十一章 通货膨胀

35.美元的流通与人民币的升值

我们在前面提到，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公式是c+v+m。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用于购买所对应的生产消费资料和工人的生活消费资料，因而投入的货币量等于c+v。而资本家出售的商品的价值量是由构成的，因而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量等于c+v+m。也就是说，资本家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是不断地进行的，因而资本家能够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多于他所投入的货币量。于是，有人质疑，资本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马克思的回答是,在这个所谓的多出来的货币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投入的。刚刚成为资本家的人，必须能够靠自己拥有的资金生活到剩余价值流回的时候。这样一来，他用于个人消费而投入的货币，可以用来实现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大于多出来的这部分货币是资本家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而不是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但是，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量也不会等于，更不会超过c+v+m。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把剩余价值都消费掉，他需要积累。因而总有一部分货币不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投入的，那么是谁投入的呢？

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认为，这是由生产货币商品即黄金（或白银）的资本家投入的。生产黄金的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量等于c+v+m，而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量为零。也就是说，生产黄金的资本家用（上一期的）产品金购买生产资料、工人的消费资料和他个人的消费资料。他个人积累起来的部分剩余产品直接采用黄金的形式，无须通过出售来转化为黄金。因此，如果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从流通中抽出比他们预付货币更多的货币，那么，那部分生产黄金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商品。

但是这样一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规模就会受到贵金属生产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当黄金作为流通工具固定在货币形态时，它就不能再用于生产消费或奢侈品消费了。但整个社会却还必须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用于它的生产上，而不能把这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其他的可供社会利用的商品。因此，耗费在货币商品——黄金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总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工具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前面提到过的以债券或汇票为主体的信用货币的出现，以及这种信用货币占据大规模交易领域的情形，就直接增加了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或者是由于大部分社会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此会在没有实在的货币的参与下完成，或者是由于实际执行职能的货币量的作用能力会提高。

此外，在一般情况下，资本家并不热衷于货币商品，他们需要的是资本。如果他们不能将手中的货币商品转化为资本，他们就不能成为资本家。因此，他们会不断地把到手的货币商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让货币商品在自己的手中做过多的停留，只是在遇到经济危机、生产陷入停滞时，为了保住资本及其价值，他们才需要持有货币商品。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货币商品的实体对他们并不重要，有个符号表示一下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今天通常遇到的货币不是金币而是纸币的原因。

那么，这些纸币是如何进入流通领域的呢？这些纸币进入流通领域有三种形式：一是国家纸币，二是信用纸币，三是寡头纸币。

国家纸币是指国家从外部强制投入流通过程的印有货币名称或金额的纸票。国家在这里扮演生产黄金的资本家的角色，把纸票当作黄金去交换资本家或其他生产者生产的商品或黄金，并把交换回来的商品或黄金用于财政开支或国家赔款。比如，一战后德国政府就是靠发行纸币套购物资用于战争赔偿的。国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符号的出现成为了必要。因而只要这样的纸票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作为货币符号进入流通过程，那么就可以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的发展。国家纸币通常按照财政赤字的数量发行，相当于国家额外征收了一笔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铸币税。由于国家纸币换回的商品或黄金被消费掉或支出了，因此，国家纸币不允许兑现，即不允许国家纸币的持有人用国家纸币直接向国家纸币的发行人兑换商品或黄金，而只能从社会上的其他人那里购买商品或黄金。信用纸币是指国家或私人机构以一定的物资尤其是黄金作为储备来发行纸币。它与国家纸币的主要区别是，国家或私人机构把信用纸币交换回的物资商品或黄金储备起来，不用于消费，并允许信用纸币的持有者到信用纸币的发行者那里用信用纸币兑换这些物资商品或黄金。这相当于生产黄金的资本家先将黄金交给国家或私人机构（银行）换取信用纸币，再将信用纸币投入流通。因此，如果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从流通中抽出比他们预付的更多的信用纸币，那么，那部分生产黄金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从流通中取出的更多的信用纸币，同时国家或私人机构则在发行大量的信用纸币的同时，也以他们用这种信用纸币收储的黄金等物资作为这个信用纸币的币值支撑。因此，信用纸币通常不必强制规定其作为支付手段在国内流通。需要强制的倒是信用纸币的发行权，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发行信用纸币。马克思时代的一些英国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以及1973年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美元，都是这样的信用纸币。在信用纸币体系下，财政赤字不能直接用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弥补，而只能采用发行公债的方式来弥补。因此，全额储备的信用纸币不存在铸币税。但是，一方面由于商品流通的需要会使大量的纸币沉淀到流通领域里而无法回到纸币的发行者那里去兑换商品或黄金；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规模导致贵金属的产量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货币需求。再加上储备过多的商品或黄金而不能投人使用，也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因此，信用纸币的发行通常会超储备发行，即发行的货币量超过储备的商品或黄金的价值量。超出储备量所发行的那部分信用纸币具有国家纸币的性质。比如，人民币虽然不可以直接兑现，甚至短期内也会因发行过多而造成物价上涨的情况，但由于它实际上是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全部的国有土地、资源和国有企业的净资产作为储备的，因而是信用纸币。

寡头纸币是指由私人银行家所有或所控制的中央银行发行的不兑现的纸币。今天的美元和欧元都是这样的寡头纸币。这些纸币的发行机构虽然多少也具有一些储备，但这些储备与发行的纸币数量比较起来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中国香港的港币也是寡头纸币。港币的发行不是由某个中央银行控制的，而是由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中国银行三家银行以美元为储备而发行的。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有储备的信用纸币，但是由它所对应的储备不是有内在价值的商品或黄金，而是寡头纸币，因而它本身也是寡头纸币。这种货币体制与一些小国直接用美元作为本国货币没有什么差别，同样是因为货币这种流通工具而向美国缴纳铸币税。

寡头纸币的铸币税归金融寡头所有和控制的中央银行所得。有关这一铸币税的信息，甚至概念，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都是看不到的。这是金融寡头绝对不允许西方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寡头纸币套购的商品或黄金的储备和支出情况也是不能公开的，因此寡头纸币进人流通领域的主要渠道是对人们保密的。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寡头纸币进人流通领域的次要渠道，即通过购买公债和私债进人流通领域。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私有中央银行即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政府的国债或私人机构的债务，就将美元交给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去套购国内外物资，就使得美元进人了美国国内流通，并流通到美国国外。而一旦美国政府通过收税或私人机构通过出售商品或服务，回收美元并将它偿还给美联储以赎回自己的债券时，美元就要退出流通领域了。因此，用购买国债或私债来轻描淡写地说明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的原因，是说不过去的，除非指明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根本就不打算还债，或者只是借新债还旧债，才能部分说明美元在市场上的流通状况。当然，对于美联储的关系户，美联储还可以通过注销其不良债务，白白地把美元赠给他们去攫取利益，而使美元进人流通。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债务的公开规模仍然远远低于进人流通的美元规模。这说明，大量的美元从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渠道进人了流通。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拿到这笔钱（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国债了），因而这些纸币很可能被不受监督的金融寡头们秘密私分了，成为他们空手套白狼的工具。由于美元窃居了世界货币的地位，这些不受监督的渠道也形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威胁。

需要说明的是，如今中国持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国外的寡头纸币是通过增发人民币来兑换进行收储的，再加上在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情况下的人民币相对这些外汇的升值、大量注销商业银行坏账、用外汇储备或增发的人民币来注资商业银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参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投机的屡屡失手，以及数百吨黄金储备被封存在美国，导致大量没有相应商品（储备）作为支撑的人民币进人社会，因而这些人民币也逐渐兼具寡头纸币和国家纸币的性质，并成为国内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要指出的是，按照以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持有这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币相应地增发了10多万亿元。而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掌握在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手中。因此，不要只看到中国储备了大量的外汇，还应当看到别国手中也有大量的人民币和物资储备。假如一家外资企业于2004年来华投资1000万美元，并按1美元对人民币8.0922元的汇率换走8092.2万人民币，那么随着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到2009年1美元只能兑换6.8189元人民币，这家外资企业只需要归还6818.9万元，就可以换走当年的全部投资额1000万美元，并持有剩余的1273.3万元人民币。换句话说，这家企业即使五年来在经营上一分钱不赚，也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白得1000多万元人民币或这1000多万元人民币能够购买的物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和议会要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因此，中国到了清退外资企业，为国有企业和国内私有企业腾出更多发展空间的时候了。

36.通货膨胀不必物价上涨

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但这句话只是一种同义反复。问题是，这种货币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当货币主义把通货膨胀当作货币现象来解释时，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的。靠两条线（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解释世界的西方经济学荒谬地以为，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流通中的一堆商品与它所恰好碰到的一堆货币相交换，形成所谓的均衡的价格。也就是说，这堆商品碰到的货币多，价格就高；碰到的货币少，价格就低。

但是，这一点对于货币商品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货币商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只有在相互之间的价值量或生产价格量发生变动时，货币商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从而其他商品的价格才会发生变化。在历史上曾经因为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而降低了黄金的生产费用，从而也降低了一定量黄金所包含的价值量，导致黄金的贬值和物价的上涨，出现小幅的通货膨胀的现象。但是，庸俗的经济学家却只是片面地看到黄金的产量的增加，便以为货币过多导致了商品价格上涨。实际上，如果货币商品量超过了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多余的货币商品量完全可以退出流通而储备起来，或者作为奢侈品的原料即作为商品来消费。不会或很难因为长期储备而遭受损坏或贬值，恰恰是黄金得以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属性。而黄金在世界货币的竞争中最终得以战胜白银，就在于黄金的生产费用很难像白银那样大幅降低，从而黄金的价值量更加稳定，更难出现通货膨胀。

但是，随着纸币的引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纸币的发行量仅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黄金实际流通所需数量时，纸币只是代替同名的黄金来流通，这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这个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黄金量，那么，对于信用纸币来说，多出的纸币会退回到它的发行者的手中，就像多出来的黄金退出流通一样，因而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对于无法退出流通的国家纸币或寡头纸币而言，这些纸币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黄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黄金量。例如，如果1克金在限度内是由一张面值100元的纸票来代表，而在超过限度后，要由两张面值100元的纸票来代替，这时1元钱就是1/200克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1/100克金的货币名称了。于是，1克金的纸币价格就由100元上涨至200元，其他商品的纸币价格在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也翻了一番，从而形成了通货膨胀。

而国家纸币或寡头纸币的发行量之所以能够超过限度，就在于国家或寡头们过多地攫取了流通中的商品并把它们消耗掉了。例如，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与金融寡头联手开动印钞机，攫取大量物资用于战争开支，相对更多的纸币代表相对更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量，从而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是，这一切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解释里却变成：经济过热引起了通货膨胀，而美国政府和金融寡头们的责任则只是推迟采取旨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财政措施和容忍经济的扩张。

尽管国家纸币或寡头纸币的超额发行是通货膨胀的本质和导致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主义“控制了货币发行就能控制价格”的主张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决定商品价值量或生产价格以及市场价格的机制与决定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其次是因为这还取决于货币的发行方式。例如，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寡头发行了大量的美元，就没有导致严重的物价上涨。

原因，一是因为经济危机期间，大量的商品因卖不出去而跌价。二是因为一些美元被还给了金融寡头。在美联储向美国金融机构注人的大笔美元中，相当一部分是以贷款的方式注人的，金融机构使用这笔美元是有代价的，而且是需要偿还的。同时，由于危机期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少，因而金融机构将它们难以使用的一部分美元又还给了美联储，导致美国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超额储蓄大幅增加。三是因为大量美元以投资或进口商品的形式被拿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去套购物资和资源。这样一来，美元的币值基础就可以由套购来的物资和他国资源做保证。而那些向美国出口这些物资和出让本国资源而获得美元的国家，如果因此发行了大量的本币来吸收和储备美元，形成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反而存在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除非他们能够随时用美元不赔钱地赎回那些出口到美国的物资和收回出让给美方的资源，或者用美元同样地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物资，从而把风险转嫁出去。

另一方面，如果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到期债务的支付额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货币的需要量就会增大，而在这个时候有意控制货币发行，导致流通货币量不足，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相当严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相信，货币政策是对抗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手段。为了回击这一点，金融寡头的代理人、新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高调采用控制货币发行的政策，向通货膨胀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一行动被称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其结果是，从1979〜1982年，以物价指数为标志的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但美国的实际（按抵消通货膨胀因素后的价格计算的）GDP却停滞不前。也就是说，名义按当时价格计算的GDP按照通货膨胀率下降的速度同步下降了，同时，美国的利率上升，企业经营的财务费用因此增加，失业率也由不到6%上涨到1982年后期的峰值10%，

这场货币主义者的实验看上去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也使反对金融资本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自己的产业资本家们，即货币主义的支持者们受到了沉重打击，是美国金融寡头一次辉煌的行动，货币主义从此不盛反衰。数年后，这一核心内容早就被马克思批驳过的货币主义被引人中国。其在中国的实验以1988年的经济动荡和次年的社会动荡而结束。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提高利率（加息）来降低通货膨胀是行不通的。加息虽然可以限制一些投资和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商品销售困难而有所降价，但是，物价下降并不等于没有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下降。加息并没有解决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问题，即发行的纸帀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问题，并没有堵住纸币进入流通的主渠道，反而由于利率提高，需要更多的纸币来支付提高了的利息，导致纸币更多的发行。同时，由于生产规模缩减，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进一步减少，而加剧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物价不上涨也可能通货膨胀，而这是包括货币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了解的。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单个商品的价值必然下降。如果单个商品的价值尤其是其变形后的生产价格，已经下降了，而它的（纸币）价格却保持不变，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发生在物价指数所包含的许多商品上时，尽管物价指数不变，但通货膨胀却已然发生了。实际上，金融寡头也常常利用经济危机导致物价下跌的时候，滥发货币，就像今天的美联储所做的那样。这时，一方面由于物价没有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从而在西方经济学的误导下，人们以为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商品卖不出去的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也会误以为这是由于货币的缺乏造成的，从而饮鸩止渴地听任金融寡头滥发货币。但是，手头持有多余纸币的精明的资本家们则会购买黄金来保值。此时，黄金的纸币价格就会上涨。对于这种现象，西方经济学通常把它解释为黄金投机的结果，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纸币贬值的结果。

总之，掩盖（尽管是蹩脚地，甚至有时是无意识地）金融寡头的掠夺行为，是西方经济学不言而喻的义务。

37.金融寡头的垄断

金融寡头是如何垄断货币的发行权，并独享中央银行的，其过程在《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2007〉一书中有很好的揭示，尽管有人斥之为阴谋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那本书。这里要说明的是那段历史过程背后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要说明金融寡头的垄断的历史必然性。

正如商品资本在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职能独立出来形成商业资本一样，货币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如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也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把这些运动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特殊资本，就是货币经营资本。就这种活动本身而言，货币经营者所操作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资本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作为中介所实现的商人和产业资本家的活动。因此，与商业利润一样，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的价值有关。

然而，随着货币经营业的发展，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货币的借入和贷出一也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发展成了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资本。一方面，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也就是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银行拥有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多种途径流到银行那里的。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一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商业界的准备金，由于作为共同的准备金集中起来，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来要作为准备金闲置起来的一部分货币资本也就会贷放出去，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其次，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对存款开始支付利息，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以及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都被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在银行家那里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但是，不时出现的技术革命导致的生产资本贬值，因生产条件变化而导致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大幅波动，生产过剩的危机导致的商品价格下跌，都可能使资本家的资本价值不但不能增殖，反而要遭受亏损甚至被吞蚀。显然，只有在这种种干扰能够被排除或克服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才能够正常地进行。干扰越大，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这时，产业资本家持有的货币资本量越大，就越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的时候。同时，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于是，这两个方面都使得产业资本家不得不仰赖大货币资本家的融资支持，产业资本家的职能也就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与此同时，以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而已。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经营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金属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信用纸币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纸币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和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纸币从社会上换回了金属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借债使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这就使国家也逐渐落入了金融资本家的控制之中。

随着纸币取代金属货币成为流通中唯一合法的货币，垄断了印钞机的金融资本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当金融资本家把100美元按5%的利率贷出时，借款人为了还这笔债就要支付105美元，而这多出来的美元,仍然要出自金融资本家的印钞机，它要么来自新债，从而导致债务不断累积并永远还不清；要么来自对金融资本家的进贡，也就是说，为了让金融资本家不以信贷的方式额外提供美元，就得让金融资本家白白获得标价为美元的商品，即获得铸币税。既然每年都有大量的贷款利息要偿还，那么就必然有大量的美元以这种方式进入流通，并给金融资本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战争》中的那些故事才得以展开。如果还有人以为《货币战争》是虚构的，那就真的要让人怀疑他的智力了。其实，远在这本书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根据官方档案揭露了正人君子们是如何玩弄阴谋的，如英国大臣们在打仗期间是如何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等等。而《货币战争》一书中所揭露的正人君子们的行为与此是一致的。

由于金融寡头通过美联储获得了决定基础利率的权力，因此，在种种对利率进行投机或受利率影响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金融寡头们是先知先觉、稳赚不赔的。吃亏的只是这个寡头圈外的资本家和某些国家的国有资本。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破产的大银行和大商业机构中没有一家是金融寡头旗下的，美联储的股东们旗下的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甚至扩大了。

顺带说明的是，今天的金融业相对于一个半世纪之前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的原则却是在那时就已经确定了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当时法国的冒险家皇帝波拿巴及其同伙设立股份银行的指导原则就是，建立大量的工业企业，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这种把工业封建主义（即股份公司）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的思想，正是今天的投资银行业务和证券市场的指导原则。卷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的中国境外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就表示，该资本不会是国美电器永远的持股人，一般的做法是5～7年左右退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对于这些金融业的寄生者阶级的一个判断，即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他们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

有意思的是，这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由美国一家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而引爆的。但是，尽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不是破产就是被迫转变成商业银行以甩掉包袱，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务却一点也没有少。

第五篇 新社会的曙光

第十二章 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

38.GDP增长的数字魔方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在一些人眼里却仅仅归结为的高速增长。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364.2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增长率在过去30年里平均达到了巧15.8%。大概是为了继续保持和体现这种数字化的增长成就，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一段时间以来被博学家们确定为“保八”，即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8%。但是，不管博学家们提出的理由是什么，这种高速增长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忽视了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曾批评过这种增长的迷信。这是因为，撇开货币的贬值问题，即便1克黄金那么微小的经济规模，以每年8%的速率增长，连续增长742年后，它也将增长到超过与地球同等质量的黄金，即超过600亿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若按60亿人口来算，人均将超过10亿吨黄金的价值量规模。这可能吗？

与增长魔方类似的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不断地将部分利润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再生产去追逐更多的利润和更多的资本积累，又可以追逐多久呢？从高等数学的角度来说，除非平均利润率向下趋于零，否则资本的积累率就可以是一个与利润率成比例的不趋于零的序列，资本的积累就会趋于无穷大。整个宇宙都不够被资本家的贪婪来吞噬。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息率可以低到接近于零的水平。例如，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0.7个百分点至0～0.25区间，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这一是因为金融寡头投入纸币获得铸币税，已经是一本万利了，不在乎这点利息收入；二是因为在现有的劳动和再生产条件的限制下，大量的资本甚至无法获得趋于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只能满足于微薄的利息收入；三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借助于救市的名义，金融寡头们降低利率来掠夺银行的储户。

关于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马克思是这样分析的：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的使用更多了，同一数量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甩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就像我们在前面第三章中所举的例子一样。在那个例子中，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需要20个工作日的劳动量把1000元原料转化为产品；而在较高的生产阶段上，1个工作日的劳动量就可以把1100元原料转化为产品，并转移了更多的机器的部分价值。

于是，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以剩余价值率为60%的情形来说，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单个产品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值即不变资本c对可变资本v的比值为10.1/6=1.7，单个产品的利润率即剩余价值m对（c+v）的比值为3.6/16.1=22.4%；而在较高的生产阶段上，单个产品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值=2.9，利润率=1.4%。

一个同样的甚至一个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这个规律，换一个说法就是：某个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这样，由于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是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尽管这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

当然，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绝不排斥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本所推动和所剥削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大，因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在增大；同样也绝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单个资本家所支配的资本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劳动量，从而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甚至在这些资本所支配的工人人数并不增加的时候，也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而这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快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更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越需要更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这就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还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丧失资本，大量工人失业。

由于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是积累的条件和动力，因而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相对性和穷途末路，就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体现出来，并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

在经济危机中，一方面，大资本可以靠吞并小资本来相对提高自己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大量的商品和社会总资本贬值，从而降低了积累的起点，使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获得了提高的空间，进而能在随后的复苏阶段和繁荣阶段提高曾经大大降低了的平均利润率，直到平均利润率再次开始下降，遭遇另一场经济危机为止。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的保值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从而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作为不断扩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消费及其社会生活的手段。因此，以广大劳动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值增值，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增殖目的而必须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而且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39.世界经济复苏缓慢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放大了危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深度和广度都较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要大。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是正如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采取干预措施后，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并于1937年～1938年再次陷入危机一样，这场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仍然不会因为舍本逐末的干预而很快复苏。实际上，上世纪那场大危机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大萧条前的1929年。这期间发生了以下有助于经济复苏的事件：一是，前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时期，大量进口英美等国生产的机器设备和工业消费品，吸引西方国家过剩的资本前来投资，引进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有力地缓解了英美等国生产过剩的状况。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二战后继续延续的这些贸易行为，还缓和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的矛盾，使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发生由石油危机引爆的经济危机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长达二十余年的较好的发展时期。自然地，在西方经济学那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这些“贡献”被错误地算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的成效。二是，大量“过剩”商品被主动销毁，大量的玉米、小麦、棉花、牛奶，或被当作燃料，或被倾入河流、大海。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使得人们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大增。四是，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带动了产业需求并提高了利润，比如航空技术、重油分解工艺和食品保鲜技术的发展，以及调频收音机、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出现等等，一些新颖时尚、魅力十足的商品以更低的成本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如玻璃纸、合成橡胶、尼龙、合金钢、粉状醋酸纤维素、合成树脂、合成光电管、电视、纳光灯、无线电话以及电子管风琴等等。五是，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近900种主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提高近40%。由于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因而这种贸易保护确保了美国产业资本得以复苏。

但是，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现如今，一是，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指望中国像前苏联那样对他们的过剩商品实行大采购，但是，一来，他们想卖给中国的只是一些中国不需要或不太需要的东西，而已经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中国想要的高层次的东西他们却不愿意卖。二来，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一些先鼓吹“抓大放小”后鼓吹“国退民进”的人的阻挠，以致中国国家统计局都不好意思公布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数据。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偏低，而私有制经济，包括外资企业在内，本身就处于困境之中，加上国内民众受困于高成本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以及大多数人的工资收人的增长幅度低于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从而除了政府负债采购之外，其他内需均已乏力，既无心也无力大肆购买西方国家的过剩商品了。

二是，经济全球化导致垄断进一步加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控制在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手中，既然垄断企业无需通过销毁大量商品来维持商品价格，那么商品过剩也就只能靠市场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消化了。

三是，核武器时代发生世界大战已不大可能。局部战争只会导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大国之间轻易打不起来。而欧美国家尚没有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脱身，民众的厌战情绪犹存，不会轻易发动新的更大的，从而更不好收拾和脱身的战争。而小国之间的局部战争对于世界大国的经济复苏帮助不大。当然，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努力和坚决备战也是阻止新的战争的必要条件。

四是，电脑及互联网等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已经广泛应用，新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端倪。新能源和环保技术只不过是在旧有的生产领域里发展，从而也不可能因其在未来数年内的运用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

五是，美国人以往的消费已经透支了未来的购买力，加大了经济危机消化过剩商品的难度。同时，欧美工人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在这场危机中损失惨重，而这些国家的政府还要通过削减他们的福利来救市，因而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们只能有意或无意地拒绝以往的消费模式，进一步地缩减消费规模，从而使得过去多年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市场难以恢复。

六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贸易保护主义更多地成为攫取他国出口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保护本国同类企业利益。例如，欧盟儿童安全法案限制中国出口欧盟廉价打火机，其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国出口企业高价购买欧洲企业开发的安全锁的相关专利。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9月11日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但是，许多美国轮胎大企业均已在中国合资或独资设厂，很大一部分产品又出口到美国，奥巴马的这个决定也使得这些美国企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同时也会提高美国本土汽车生产商的成本。美国政府的这个决定主要是向中国施压以强迫中国放开金融市场的一个政治姿态，是为美国金融寡头服务，而对美国的产业资本家并没有什么实质帮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仍在向纵深发展，欧洲也不容乐观。自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救市行动以来，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美欧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和博学家们关于世界经济已经企稳的论断一再被证明是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不到巨大的市场容量快速恢复的前景。而没有经常而迅速扩大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转就不可能进行。因此，此次世界经济的复苏会比80年前的那一次复苏经历更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这场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期将长达10年以上。

40.不过剩也危机

前面提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如果市场扩大的速度跟不上生产力扩张的速度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那么，不要求扩大市场的简单再生产，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家个人把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危机了呢？答案是，同样会出现危机。

马克思将社会的总产品分成两大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其中，生产资料是指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消费资料是指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于是，所有的生产部门也被分为两类：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两类生产部门各自使用的全部资本，都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大部类，分别记为第1部类和第2部类。

基于此，我们来考察简单再生产及其交换过程。假定剩余价值率=100%；第1部类的总资本为5000，其中不变资本c记为Ic为4000，可变资本c记为Iv，生产剩余价值（记为Im）1000；第2部类的总资本为2500，其中不变资本记为IIc为2000，可变资本c记为IIv为500，生产剩余价值（记为IIv）500。

这样经过一次生产，我们得到价值为6000的生产资料和价值为3000的消费资料。为简便计，我们暂时撇开固定资本在当年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没有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偿。于是，我们得到了总价值为9000的各种商品。按照假定，总价值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为了进行再生产，我们需要进行各种必要的交换，从而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第一点：第2部类工人的工资500II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II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而消费资料掌握在组织生产它们的第2部类的资本家的手里，因此，第2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将在第2部类内部同第2部类的产品交换。这样，就有500IIv+500IIm=1000，它们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第二点：第1部类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1000Iv十1000I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该部类生产的价值2000的生产资料中，这些生产资料需要与第2部类的消费资料相交换。而第2部类正好有2000IIc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需要补偿，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因此，就有2000IIc和（1000Iv+1000Im）相交换。

第三点：还剩下价值4000的生产资料，只能用于第1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自身消耗掉的不变资本40001c因此，要通过第1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

由此可以看出，在简单再生产中，第1部类的商品资本中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的价值额（也就是第1部类的总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记为I（v+m）），必须等于第2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额（也就是第2部类的总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记为IIc。用公式表达就是:

I（v+m）=IIc。

这就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经济学史上的第一个宏观经济学模型。在上面的例子中，这个公式就是：1000Iv+1000Im=2000IIc。随后马克思还分析了扩大再生产情形下的商品交换模型。

西方经济学后来也把市场分为两类：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并考虑这两大市场的一般均衡。但是，西方经济学只是认为，价格的变化可以调整供求，使得各个市场的供求平衡，既没有考虑平衡时各个市场之间的数量关系，更没有考虑到这个平衡对再生产的影响。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更多的是考虑一次性生产，而很少考虑再生产。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单个资本的产品，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但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也就是说，即便上述关于价值量的公式是成立的，简单再生产仍然可能会遭到破坏。

这是因为，不变资本中的固定资本，如机器等，并不是每年都需要重新得到实物补偿的。机器逐年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先是转化为货币，逐渐积累成一个总额，直到机器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于是，在上面的例子中，只要第2部类把价值2000的消费资料卖给第1部类，而向第1部类购买的生产资料却不到2000，比如说，只有1800，第2部类就会得到一个货币差额，作为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同时，在第1部类方面则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上述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性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因此，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一一还是会发生。

显然，要避免这样的危机，就得由整个社会来调节生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有点像地球虽然周而复始地围着太阳转，但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一会儿近一些，一会儿远一些。这种辩证的均衡方式在形而上学的西方经济学中是看不到的。

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的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储备特别是原料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于是，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就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而平衡本身就成为一种偶然现象。

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但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因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

有人认为，二战以后，由于信息和资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条件普遍加强宏观计划工作。虽然免不了会不断有波动振荡，但不会再酿成大萧条。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坚持旧有的学说，即恩格斯概括出的资本主义存在“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就与时代相背离了。

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表明，谁才是与时代相背者。好在此人的这些观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经遭到公开的批驳。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缺乏内在逻辑的观点的堆积，而是有着内在的严密的逻辑，因此，只要这些逻辑的前提，如商品生产、雇佣劳动等依然存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就不会过时。因此，那些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人想不与时代相背离都是不可能的。

41.历史并未终结

近三十年来，尽管世界上各种危机，包括像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剧变那样的危机不断爆发，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经历过较轻微的经济衰退，而没有经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因而，那些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即所谓“历史的终结”的看法甚嚣尘上。但是，这种认为“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的看法早就遭到过马克思的批判，而这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而且再次说明了已被马克思论证了历史必然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必然要在现实中爆发的，同时还说明了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剧变，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

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发展不是按一条直线前进的，必然会经历一些反复。法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和国只存续了12年，而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家则存续了74年。在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时，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将会迫使无产阶级重新前进。

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从一种剥削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剥削形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开创一个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因而只有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苏联的崩溃不是单纯的历史倒退，而是无产阶级革命“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在消除“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之后，更好地去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

实际上，苏联和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首先迫使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作出一些让步，再加上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程度，延缓了资本主义国家重大经济危机的发生。其次，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廉价日用消费品大量进入欧美，降低了这些国家的物价水平，进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提升了资本家的利润率。最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额外的掠夺对象，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得以收回曾经对工人阶级作出的一些让步，同样提升了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正是这些因素才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获得了回光返照的可能。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则表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这个“和平红利”的享受已经到头了。

此外，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垄断规模越来越大，可供进一步榨取的旧市场和可供夺取的新市场越来越少。大量无法投入实体经济的资本只能拥挤在投机的金融市场之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同时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或者于事无补，或者使这些危机的规模更大。另一方面，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因此，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必将是工人阶级日益加强的反抗力量。

不要以为，资产阶级手中握有原子弹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灭亡。相反地，资产阶级不得不把大量的财富用于军事工业，恰恰表明资产阶级的脆弱性。既然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反而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既然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在生产力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既然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破土而出，并以自身的实践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然世界人民已经有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那么，资本主义的全面灭亡就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并不遥远的。

第十三章 自由人联合体

42.重建个人所有制要以公有制为基础

尽管西方经济学鼓吹私有制，但却有意不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私有制，即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与以剥削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界限相容，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那时起，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就逐渐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形式上是以自由劳动为基础，而实质上却是剥削他人劳动的私有制所排挤。

今天中国的一些人为了鼓吹私有化，强调什么“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一方面，破产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产”不是“恒”的。小生产者的“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更是不可能是“恒”的。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只有资本家有“产”，而工人无“产”，从而有恒心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因此，这种大多数人无恒心的私有制度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金融欺诈和金融危机是加强这种资本集中的重要手段。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总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为什么要在公有制基础上来建立个人所有制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比如一座炼钢炉，不是个人可以独立操作的，其生产的产品也不可能是某个人单独生产的产品。对于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被否定了，因而只能采取自由劳动者相互协作，共同占有土地和由他们自己劳动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形式。

实际上，若“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话是成立的，那么要让绝大多数人有恒产和恒心，也只有实行公有产权制度，才能够保证劳动者真正享有产权，才能够保证劳动者不会像小私有制劳动者那样因一时的困境而被迫在市场上出让财产和失去产权。

那么，在公有制下，“个人所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认为，这是指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但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毕竟任何一种所有制下，每个人吃到自己嘴里的食物都不再可能被别人共享，因而都是个人所有的。实际上，上面所说的个人所有，如果仅从消费资料来讲，它指的是个人直接占有消费资料，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商品交换来占有。但是，个人“所有”的更深刻的含义是与劳动者的自由分不开的。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而在新的占有制，即在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的支配，同时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在过去的手工业中，一个鞋匠通常终身是鞋匠，甚至几代人都是鞋匠，使用的都只是制鞋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炼钢工人如果不是因为失业而被迫另谋出路，他就会一直做炼钢工人，而且基本上在同一个岗位上一直做下去。但在新的占有制下，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下来经营。这样，不仅竞争将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为联合所代替，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当然，今天也有不少富人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比如今天开开飞机，明天爬爬雪山什么的。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这样做。而且富人们要这样做，还必须以其他人不能随心所欲为前提。这就造成极大的浪费。因为富人做批判者时，他的私人飞机和爬雪山的工具，全部闲置起来了，别人无权使用。如果别人要开私人飞机和爬雪山，还得另备一套工具。而在公有制下，一个人不使用的生产工具，别人可以使用，同时他也可以使用别人暂时不使用的东西。

马克思主张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指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而这种占有只有将个人联合起来才是可能的。由于个人拥有全部生产力的总和，由于财产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因而个人能够摆脱偶然的特殊条件所导致的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的境地。于是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从而个人能够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这种自由下，民主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真正的。

显然，只有在集体中，每个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属于每个人的个人自由。而在私有制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统治阶级的个人。因此，那些撇开公有制来鼓吹“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人，只不过想成为，或者想以此宣布自己已成为统治者或其附庸而已。

由此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中国过去的公有制经济存在着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劳动者的岗位轮换不够。当然，这与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底子薄、缺乏大量的专业人员有关，于是尽管教育和培养了不少工农群众及其子弟，但每个人的岗位还是相对固定的，从而形成了等级制。各个生产部门的管理虽然是按照总的计划来进行的，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计划制订和管理的程度不高，计划经济陷入僵化。而等级制的特征必然是人身依附和官僚主义。试图摆脱这些不利局面的改革，如放松计划的承包制改革又形成了个人对工业的管理，其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的复苏。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

因此，当前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如何与时俱进地完善公有制，而不是像西方经济学家们所竭力主张的那样，退回到落后的私有制时代。在马克思看来，从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相比，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是因为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但是，博学家们却要我们舍易就难，不断提高承受度和容忍度，这究竟是为什么？

43，国有企业公有化

过去国内的人们通常把国有企业视为公有制企业，但其实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企业。那么，国内那些主张与国际接轨的博学家们为什么坚决不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而坚持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呢？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全民所有制。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国家，公有制的最高实现形式只能是国有制，尽管它也曾被称为全民所有制。因此，虽然国有制并不必然是公有制，但在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只能是国有制。于是，消除国有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公有制及其发展，这也就是那些博学家们要拼命诋毁和抵制国有制的原因了。

实际上，判断一个国有制是不是公有制，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工人劳动者是不是处于雇佣劳动状态。如果工人们是企业的主人翁，那么这个国有制就是公有制；如果工人们是雇佣劳动者，那么这个国有制就是非公有的国有制。

既然经济危机已经暴露出资产阶级无力继续驾御现代生产力的弊端，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最终不得不出面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这种国有化的必要性首先在铁路等大部门中表现出来。以私有化著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把国有化的铁路私有化，但运行数年后，由于事故不断，而不得不重新把铁路收归国有。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通过一个案例揭示了私有铁路存在的问题。一次惨重的车祸导致几百名旅客死亡，而列车长、司机和信号员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为自己辩解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普通人，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疲惫不堪了，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而陪审法庭的陪审员们将他们定为“杀人犯”，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而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节欲”或“节俭”一些。

但是，资本主义的国有制或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其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和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能剥削更多的公民。而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是无产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办法，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和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这种.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它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以外，不适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管理。

有人因为恩格斯曾经批评德国俾斯麦政府的国有化为“冒牌的社会主义”而反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主张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但这样一来，他就倒退到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上去了，而恩格斯所要求的自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公有化的国有企业。在反对冒牌的社会主义之后，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它们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鸣闪电中具有破坏力的电同发电机和家用电器中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破坏人们生命财产的火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生产力的本性来对待它的时候，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有计划的社会调节。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及当前的我国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国有企业，而是政府所有的企业。虽然工人，甚至农民，对企业的国有资产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并没有落到实处，工人仍然处于一种被雇佣的地位。有所改变的只是，对工人直接粗暴的压迫方式被取消了，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但工资依然是很低的。接近政府的工人，比过去接近资本家的工人更多地走上了代理人的位置，甚至直接进入了政府。传统国有企业的这些特性在改革开放以后明显地表现出来，被迫下岗和买断工龄就充分地表明了工人事实上的被雇佣地位。而各级政府可以不经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而随意出卖国有企业，也说明这种企业的国有地位甚至还不如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要这样做，还得经过议会批准。

正是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企业，才使得其再生产过程难以完成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反而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传统国有企业的否定。那么，传统的国有企业如何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呢？关键在于实行政企分离，明确和落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对于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

首先，共同所有权是不可分割和转让的。因此，必须废除政府部门随意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力；有关部门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出发，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委员会提出国有资产重组或出售的建议，但此类建议的实施方案必须先经所涉及的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全体大会的批准，再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才能实行。其次，共同所有权的收益是不分配的，只能用于企业的积累或创办新的国有企业。国家对于这种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与对于非公有制的企业相同。第三，企业内拥有共同所有权的劳动者有按一人一票制选举和罢免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权利。董事会有任免经理层的权力。第四，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劳动者全体大会负责。第五，除非劳动者全体大会决议，个别劳动者不能被开除。第六，因违反法律等原因被开除的劳动者，自动失去共同所有权。

在这里，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劳动者对企业高管层的监督权和任免权。马克思在谈到工人议会时就曾提到，“当对于工人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歧提出有充分理由的申诉时，工人有权撤换管理人员，选举新的管理人员，但是需经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的大多数通过。”当西方经济学家把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根本问题时，他们的确是注意到了资本家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冲突。但是，如何解决资本家的这个烦恼，却是苦无良策，因为这是明晰私有产权和实行激励机制都不可能加以解决的。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来自监督，特别是来自劳动者的监督，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样一个监督机制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这是因为，资本家不仅与他聘用的经理对立，更与工人对立。因此，在资本家与经理人之间的“狗咬狗”的冲突中，工人不会帮资本家的忙。而在真正的公有制国有企业中，工人自然地具有监督企业高管层的积极性，只要保证他们建立在任免权之上的监督权，就能够切实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并撤换无能的管理者，使国有企业经营得更好。

相比之下，在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强调下放权力的结果是，权力都下放给了管理层，而几乎没有下放给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工人。例如，有的厂长，高价购进劣质原料，工人一使用就很清楚；有的厂长，将闹市区的门面以超低价租给亲友经营，工人都心知肚明。但工人没有拒绝使用劣质原料和弹劾厂长的权力，只能眼看着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承受国有企业亏损带给他们的下岗和低收入的痛苦。

44.按需分配的真正含义

听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大都听说过共产主义的一个原则是按需分配。我曾经问过几位大学教师如何理解按需分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个回答就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空想的乌托邦，正如每个人都有一艘豪华游艇是不可能的，批判过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决不会给出这样的回答的。

实际上，在谈到这个原则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指出，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

因此，这个按需分配主要是满足“胃和肉体”的需要，也就是满足人们的一般生活需要。实际上，当前一些不以活动上和劳动上的差别为标准来分配的东西，比如人人享有的某些津贴和消费券也可以看成是按需分配。因而，这个按需分配并不是空想的、做不到的，在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实际上，也只有在按需分配仅限于满足人们的一般生活需要时，才能做到恩格斯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和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一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了。

按需分配需要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过渡不到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当年一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却让马克思主义为他们背黑锅。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在相对贫穷的基础上过早地鼓励下海，放开了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于是“黄赌毒”等陈腐污浊的东西也就死灰复燃了。

同时，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现代生产方式把各个分散的工人组织在一起从事互相依赖的劳动，这就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形成了与独立手工业中，甚至与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和劳动强度，而又尤以劳动强度为不同。由于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就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简单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在现代工厂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在流水线上，如果出现一个懒汉，那么，要么其他人跟着他一起懒，要么他就不能懒，只能按照其他人的节奏一起工作。因此，过去说什么“大锅饭养懒汉”，那主要不是“大锅饭”的问题，而是生产力的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没有使生产协作起来的问题。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通过商品的交换或出售情况来确定私人劳动时间如何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那么，计划经济就要依靠这种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来迫使每个工人的私人劳动时间一开始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面提到的个人所有制下的工人的岗位交换也有利于根据不同工人的不同劳动情况确定每一项工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得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调节生产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既然按需分配只是按照人们的一般生活需要，那么实行这一分配原则的生产力水平也就不是高不可攀的。恩格斯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中指出，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和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

绝非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按需分配原则隐含了两点含义：一是反对无限制的消费，从而要求可持续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二是反对无限制的生产。要满足无限制的消费，就只能进行无限制的生产，而这样就会把人们的所有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生产上，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其他非生产性的事情，就会妨碍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领域内所能达到的自由只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围绕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进行的，从而还不是真正自由的。在这个领域之外，并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即真正的自由的发展才开始。因而，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实际上，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生产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直接的需要，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限制，就不会造成对工作日延长的需求。

而要普遍地缩短工作日就要实行劳动的普遍化。这是因为，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这也表明，按需分配的一个辅助原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可以做到的平均分配原则不是收人的平均分配，而是劳动本身的平均分配。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按需分配本身也意味着对生产的调节。有些事业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在这个时期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内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同时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而按需分配必然要求，在社会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另外，前面提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而按需分配自然不会容忍这种浪费的出现，因而就必然要求在生产受到社会的控制的地方，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

45.落后国家也能率先进入新社会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20世纪初期相对落后的俄国而不是相对发达的英法等国取得胜利，让很多人感到十分意外，似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从发达资本主义进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不符。其实，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计划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来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明了革命的策略。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实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策略来进行的。

简而言之，俄国和中国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为他们卖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得以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获得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政权力量。这个时候，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得当，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实际上，马克思曾明确反对他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并明确地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那么，为什么俄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不必走那条似乎注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们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又能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前提是这些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并且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对此，马克思解释道，“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

我们前面提到，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给了前苏联大力吸收资本主义已有成就的良好契机。而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遭遇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但却在前苏联的无私援助下，吸收前苏联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迅速打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新中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生产力积累（除了工业上的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生产资料的积累外，还包括地质勘探、农田水利设施、铁路、公路、桥梁、机场、港口等物质生产力的积累，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大劳动者文化素质、生产技能的普遍提高和人均寿命的延长等等），仅仅靠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系列政策，中国的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明确指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那些强调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和要与资本主义接轨的主张，都是源于对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象的不理解。改革开放口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有人以为，这是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矛盾的。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有些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但是，如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能够一夜之间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

事实上，在《GCD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所采取的措施时，曾提出了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的十个方法：

1.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方法中既没有计划经济（只在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方面强调有一个总的计划），也没有要求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这其实就是在保留市场的情况下，逐步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成分。甚至被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也是适用于这种保留市场的经济状态的，因为这里的“按劳”不是按个人的劳动时间，而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也谈不上大锅饭〕，而后者可以在市场中通过商品交换表现出来。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二十多年后提出，这些保留市场状态下的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GCD宣言》中那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但它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中国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其宗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同时，我们今天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了更好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前进，而决不是倒向资本主义。而上述这些措施显然是有助于实现这样的宗旨和目的的。

例如，前面提到相当大的一部分地租被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团所有，而没有供国家支出之用，就是一个值得调整的地方。再例如，这里提到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就是说要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不仅在价格形态上要保值增值，而且要在生产资料的实物方面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人员方面有所增加，把更多的经济总量和劳动者纳入国有经济体系。还例如，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失，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至于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则是理所应当的。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促进了美国信贷的集中。

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存在一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容忍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弊病，但是我们决不能像一些博学家所鼓吹的私有化那样放弃历史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去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