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嘆都(Xanadu)
第一卷
苏、格二人被玻、阿、尼几人留下。又见到吕、欧、色、克等人。其中，玻是克的儿子。克 年老了，但自称“大大方方，心平气和”，并未因年老而感到痛苦。
苏为“引起谈锋”，故意刺激说：有人说克是因家财万贯，才得以安享晚年。克用典反驳：“如果我是塞人，我固然不会成名；若你是雅典人，你也成不了名！”并继续声称，有钱的坏人无法安享晚年，而有钱的好人则不用为亏欠神的祭品和人的债务的忧心。
苏问：“何为正义？”并说，有债必还并非正义：你不能把武器归还给疯了的友人。
克赞同，但玻反对，认为遵照先贤“西”的说法，正义的定义即为有债必还。克有事退场。
苏认为西的说法必然别有所指，因为确不能将武器予以疯子；并揣测，西的说法应是：物归原主如果对收方或还方有害，则不应履行。玻赞同，苏质疑：欠敌人之物是否应还？
玻赞同，但认为敌人对敌人仅能欠下恶。因此苏把西的说法描述为：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报答。
但苏反驳这一说法：他按照西的逻辑推理，认为医术“恰如其分”如果能给身体以治疗；烹饪术恰如其分如果能给食物以美味；因此正义恰如其分如果能予友以善，予敌以恶。因此，生病时医生可以予友以善，予敌以恶；航海时舵手可以予友以善，予敌以恶；正义者在战争中联友攻敌时可以予友以善，予敌以恶。
但是，无病时医生无用，不扬帆时舵手无用，而我们显然不会认为正义者在不开战时无用。因此正义必须在平日也有功用：玻认为这一功用体现在订立契约，具体是合伙关系。
下棋时的好伙伴是国手，筑房时的好伙伴是瓦匠，因此正义者不是任何时候的好伙伴：玻认为具体体现在金钱关系。
疑点：“正义”的属性似乎并不与其它属性相悖。正义的瓦匠显然比不正义的瓦匠更易与。
但船舶交易时，舵手更有用；马匹交易时，马贩子更有用；因此玻认为在存储钱时，正义才有用。苏归纳为，“钱财无用，则正义有用”。同理，钱财不止是钱财，可以是一切有价值之物，因此归纳为“万物有用，则正义无用；万物无用，则正义有用！”因此，若正义只对无用之物有用，那正义想必也是无用的。——矛盾！
从头再来。苏声称，善攻者必善守，善治病者必善害病，善布阵者必善偷袭
疑点：这一前提不一定成立。
因此好看守必是好盗贼，则善管钱的正义者必善偷钱。正义者竟是一小偷！
玻被驳倒了！玻陷入混乱状态。玻使用“瞬间失忆”，坚持自己的理论：助友而攻敌是正义。
苏顺势而为：“朋友”是似好实坏者，还是表里如一之好者？玻认为只要看似是好人则就会被当成朋友，并且赞同一般人确实会产生混淆，并可能干出助恶友害义人之事。因此玻修正了理论：正义就是助义人攻不义人，与西的理论（助友攻敌）相悖。
玻认为这在于对敌友的定义不恰。重定义，则友应为表里如一之可靠者，敌亦如此。
苏顺势而为：依定义，义人可以害人，只要害的是不义人即可。玻认同。苏说，马和狗受伤害，则马和狗变坏了；人受了伤害，则人就变坏了，人的德性变坏了！
疑点：把肉体的坏和德行的坏等同！
正义属于一种德行。因此，苏得出结论：人受伤害后即不再正义。进一步，他声称音乐家不能使人更不懂音乐，骑手不能使人更不懂驭马，好人不能用美德使人变坏，因此“使人变坏”应是与好人相反之事物所功能，即坏人。于是，苏得出结论：伤害任何人都是不正义的。玻即赞同，并打算重定义正义了。
野生的色跳出来了！色认为苏在诡辩！色声称，正义即为强者之利益！
苏质疑，色完善：正义就是政府的利益，法律就是维护政府的利益。苏说，依色之论，服从统治者是正义；但统治者也会犯错，制定错误的法律，以至于损害统治者自身之利益。悖论。苏尝试修正为，正义是强者认为的正义，不论这正义是否于强者有害。但色反对，他认为统治者不会犯错：他犯错越多就离统治者的称号越远，越不符统治者的定义。
苏开始对定义分析。他认为，医生和舵手之所以被称为医生和舵手，是因为他们有技艺，而非可以凭此赚钱；因此，一个技艺的意义即在于补充某一特定方面而不顾其它任何方面，如医术的意义在于补充身体而不在于补充其它，航海术的意义在于补充移动手段而不在于补充其它。因此，技艺总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因此，统治者应当为他统治的对象，即老百姓服务！
色反驳说统治的对象并非受到服务的对象。并提出如下的论点：
- 正义的人比起不正义者，总是处处吃亏。
- 最不正义者即为最快乐者。极端不正义即为窃国者。
- 人们谴责不义是怕吃不义之亏，而非怕做不义之事。
- 大而气派之不义之事，是比正义之事更有利、更如意的。
苏说，当统治者真是统治者是，他应当为受管理者着想；真正管理国家者“不愿意当此差事”，除非受俸禄，因为管理国家并非为他们自己之利益。
苏继续回到前面的理论：技艺不同是因有不同功能。就算航海过程中身体变健康也不会把航海术称为医术。因此匠人赚钱，是同时运用了技术和一种赚钱术。色勉强同意。因此，要想把管理者放到管理位上，须有一额外酬劳。
苏认为，好人不会为名利酬劳而走上管理岗位。因此酬劳仅可能为免受惩罚：被恶人管辖之惩罚。若全国都是好人，则大家都不想当官了。因此真正治国者追求的并非其自身之利益。
色认为，正义是天真，而不正义是精明，明智又能得益。
苏演绎：正义者不会试图胜过好人，但会试图胜过坏人，并以之为正义；而不义者同时欲胜过义人与不义人。
但是，苏又声称，医生希望医术超过普通人，但不一定希望医术超过其它医生；音乐家希望音乐技巧胜过普通人但不一定希望超过其它音乐家
显然有误。
因此得出结论：有知识者只想胜过无知者，但无知者同时想胜过有知者和无知者，并得到色的赞同（？？？）
然后类比得到，不义者是无知者，正义者是有知者。色很生气。
苏进一步试图证明正义者强于不正义者。他指出，有不义之城邦会试图用不义之手段征服其它城邦；色赞同，并认为，如果“正义是智慧”那维护统治需要正义，但他坚持不义是智慧，且维护统治需要不义。
苏说，军队，盗贼，任何集团，相处中无正义则无法成功，色赞同。并且，不正义“发生在个人身上”，也会使他本人自我矛盾，自相冲突，没有主见，不能行动，并得到色的赞同
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类比是怎么进行的？？？
苏有意认为不义是“混乱邪恶”。
因此苏得出结论：正义者擅于协作，而不正义者根本无法合作，无法出任何成果。因此，正义比不义更有力。
苏进一步尝试回答，不义者和正义者谁更快乐。苏指出，一件事物的“功能”由它的一种“德性”决定，而心灵的德性在于管理、指挥和计划。不义者无法指挥管理，因此没有德性；没有德性则生活不好（？不是，这个结论怎么出来的？牢色给点力反驳一下呵牢色！），则不快乐；而痛苦不是利益，因此不正义者痛苦且无利益，正义者快乐且有利益。
色觉得苏在说胡话。苏不管，并试图回到原本的问题：何为正义？
第二卷
格声称，有些东西要它是为了过程而非结果，比如无害的娱乐；有些东西是为了结果而非过程，比如体育锻炼；有些东西既为过程也为结果，比如明事理、身体健康。而正义正是最好也是最好的一种；但一般人只图正义的结果，即名利。
格进一步细心地阐述一般人的看法：行不义事是利，遭受不义事是害；受不义之害超过行不义之得利，则人们试图订立契约，同时摒除其利与其害，此乃折中，即为正义之起源。
因此，行正义之事者并非心甘情愿：他们只是无力为害。现在考虑一个模型：有一个有能之伪善者，完全不漏马脚；还有一个名声不佳的真善人（因为若大家都认为他是义人，则他自然有义人应享有之名利），未行恶事但负有恶名。在这种场合下，伪善者的生活显然比真善人优渥。
阿出来补充。他归纳了先贤的看法：有些文章指出，有好名声就会受到众神青睐。但是大批诗篇、史诗都在复述，节制艰苦而纵欲快乐，年轻人恐受影响。
最终得出结论：正义拿来装装门面就好，道貌岸然才能无往不利。因此，阿希望苏指出好的是正义本身而非正义的名声，坏的是不义本身而非不义的名声。
苏很欣慰。他开始陈述：有个人之正义，也有城邦之正义。他试图以大见小，通过研究城邦的正义来研究个人的正义。
苏指出：建立城邦是因为个人无法自给自足，因此大家要分工协作，每人专司其独擅之道。
城邦不断扩大，土地不够了！如果邻邦也如此，那就不得不开战了！打仗也是技艺，理应有人独擅打仗！
那么，这些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机警、勇敢、意气风发；但这样的人如何不与他人冲突呢？因此他们应和于待友，烈于御敌，如同驯良的犬类。这意味着他们应该热爱学习
有失偏颇？
因此，好的卫士和于待友，烈于御敌，富有智慧。这需要教育。怎么教育？体育练身，文化教育练心。
苏声称，应先练心再练身（？）。并且，练心时使用的故事要经过筛选，摒弃那些渎神的、勾心斗角的故事，并且强迫诗人们只能创作这样的故事。
他进一步说，神是全善的，因此神不能是恶事之因。在这个前提下，他声称最完善的事物也是最难以受到影响的事物，因此最完善的神自然必须是永恒单一的，不能变化多端，因为完美之事不能再变好，则只能变坏。
太绝对了！
神不仅不能变化多端，还不能说假话。因为只有善意的谎言才是有用的谎言，但神不需要这种东西来应对疯狂和胡闹的友人（不存在这种友人），也不屑于用其对敌，因此苏声称心灵和神性都与虚伪无缘。
第三卷
如果卫士相信地狱存在且恐怖异常，则他们显然无法慨然赴死。因此宣传中即应赞扬死亡，不应渲染冥界之恐怖。同时，失子、丧友，乃至丧失其它种种事物，均不应可怕，则英雄不应忧伤憔悴，对一切均处之泰然，绝不应哀伤嚎哭。同时，也不应大笑，因为这会使感情激动。应把真实看作高于一切，因为虚伪对凡人虽有用，但应如药物一般，受医生管控——这种医生即为统治者。
同时，卫士应自我克制，杜绝一切庸俗，禁暴食，禁浓妆艳抹，禁受贿，禁一切荒诞新闻。
根据以上说法，我们得到：就算不正义真的更优秀，那我们也不应该把它教育给我们的卫士们，反倒应歌颂相反的，也即正义。
苏继续说：叙事手法分为叙述和描写。描写是对人物的一种模仿。但是，苏认为一个人只能干一件事，同理，一个人也只能模仿一个物体，而不能模仿多个，否则便哪个都模仿不好，一事无成
有失偏颇！
因此，喜剧演员不能模仿悲剧，悲剧演员同理不能模仿喜剧。卫士作为城邦的护卫者，理应不参与一切模仿坏人、鄙夫，乃至其它行业的工作者、自然现象等行为，只能模仿勇敢、虔诚、节制、自由之人物。同理，变化不多、声调同一是一种体裁，而各种声调节奏结合是另一种体裁；
苏声称，虽然第二种体裁更受俗人欢迎，但因为他们假想的城邦中只有专才没有通才，所以只需使用第一种体裁就够了。
同理，诗歌的节奏也不能用挽歌调；饮酒应被禁绝；竖琴等多弦乐器应被摒弃，代之以七弦琴、七弦竖琴、短笛。文辞、绘画、诗人亦然：应戒奢戒靡。这通过文化教育而实现。
现在考虑体育锻炼。苏声称，经过训练的心灵应能自发保养身体，只需锚定标准：戒除酗酒、饭疏食饮水、适应多种战场，恰如前述的简单、灵活的文艺教育。总结为：
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朴质的音乐文艺教育产生心灵方面的节制，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
苏认为，教育不良的城邦，才会让医生、法官全为舶来品，因为他们自己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而把绝大多数时间花在打官司或是求医的人更是可耻。他举了赫为例：赫乃一有名教练员，身患不治之症，但靠着细心照料自己，得以年老而死，但是除了自医以外一生一事无成。苏反对这种行为，认为每个人都有他应尽的职务；倘若身患不治之症，那应该直接死了算，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柏拉图居然是世界较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小胡子看了都要直呼前辈。
苏继续说：好医生是“用心灵治身体”，好法官则是“用心灵治心灵”。好心灵绝不能从小就与坏心灵厮混，副作用就是好人在年轻时便显得天真易受诓骗；唯有老人通过长久的观察才得以认识不正义，因此好的法官必然不是年轻人。邪恶不能理解德性和邪恶本身，而德性经过教育确可以理解邪恶和德性本身。
苏声称，认为音乐照顾心灵、体育照顾身体的想法是错误的：二者都在照顾心灵。因为，专事体育者野蛮而残暴，专事音乐者软弱而柔顺。二者应结合，音乐服务于爱智之天性，体育服务于激情之天性。
谁当统治者？苏认为，统治者首先得要年高德劭。并且，最好的农民最善于种田，所以最好的统治者必是最好的护卫者，即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关心国家利益，终身持有护卫国家之信念者，且该信念不会丢失，也不会屈服于诱惑或武力压迫。他们对外警惕敌人，对内注意朋友，使得友人不愿、敌人不敢危害城邦。
苏提出了一个宣传模式：说编造一种谎言，有些人出生时被加入了黄金，他们应称为统治者；白银即为辅助者（军人）；铜铁即为农民和技工。虽然父子天赋相承，但免不得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统治者要注意后代到底属于哪一类人，把每个人置入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这个故事一代人肯定没法相信，但是万世可毕！
护卫者的住处应：禁除必需品外的私产；禁非共有房屋；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因此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能再搞政治做护卫者了。
确定这不是在 CPU？
第四卷
阿：这难道不是让护卫者成为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人吗？
说的太对了！
苏：护卫者的这种生活确应是最幸福的。因为城邦的目的并非在于某个阶级单独的幸福，而是全体公民的福祉。把最美的紫色用到最美的眼睛上，则眼睛就不像眼睛了；把过分的幸福加诸护卫者，则护卫就不成护卫了。只有劝导护卫竭力尽责做好自己工作，才能让国家和谐、各阶级恰得其所。
同时，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贫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因此，护卫者应竭力防止二者进入城邦。
柏拉图竟是个老保！
同时，苏声称，只要国家够穷，且护卫的武力够强，则应对一个富足而强大的城邦不如应对多个简单：多个即可挑拨离间，因为本邦“没有金银也不容许有金银”。
并且，不按照上述模式运营的城邦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因为这样的国家是分裂的，穷人和富人对立，各个阶级内部还有更小的集团。此时，就可以套用多个国家的场合，将一些对手的财富、权力和人力分享给另一些对手，这样就始终有许多的盟友和不多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首要问题。
这就表明，我们的城邦有一个好的特性，就是它高度团结，与“似乎是一个”的其它国家迥异。这种高度团结注定了城邦不能过大，否则便会失去这种团结。
维持团结统一是统治者的任务。还有一个任务是合理安排各阶层后代的阶级升降。这“很容易”，只要当政者注意教育和培养；并且教育是良性循环。
苏继续声称，领袖应该始终守护者国家，不让国家的体育和音乐做出任何翻新，不违背任何固有的只需，不称赞新花样的歌曲，在音乐和文教上布防设哨，防微杜渐。
这下真成老保了。东方的老二应该很有共鸣。
苏声称，通过良好的教育，年轻人会自发地守规矩，如尽孝道、注意礼节等。对于优秀者，加诸大量法律条文以限制是不恰当的，因为多数法则他们都可以自发发现，过多的法条反倒会使得有人永无止境地从事法律润色工作，“就像那些纵欲过度而成痼疾的人不愿抛弃对健康不利的生活制度一样”。苏认为，那些“政治不良，但禁止公民触犯制度；同时赞美那些为不良秩序下公民服务的人，认为那些人是优秀的、有智慧的人”的国家，就是这种病人。
苏倒是赞赏为政治不良国家竭诚服务者，但阿提出应派出那些“受到赞扬就自以为是政治家的人”，苏说他们的错误并非来自于他们自身，而是来自于国家和社会。因此，真正的立法加不应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上：政治不良的国家里无济于事，政治良好的国家里不难设计和引申得到。
最后，还剩下祭祀仪典之类，应交由神祇解释。如此，苏声称已建立了“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国度。
然后苏开始诡辩。他声称，只需找到所有智慧、勇敢、节制的成分，那剩下的即均为正义的成分。
苏声称，这个城邦有好的谋划，因此是智慧的；谋划是一种知识，但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智慧：木工知识只能说明有发达的木器制造业。只有护国者的知识才称得上智慧。护国者是少数，因此智慧只存在于城邦中少数一部分人的头脑中。
同理，勇敢被认为是保持自身对“何为可怕之物”的信念，不因外物而改变。这种勇敢是基于教育的勇敢，是对自己在教育中得到的培养的坚信，而非在兽类或奴隶中所见之同样表现——它们当被冠以他名。
节制意味着人较坏的部分受较好的部分所控制；当一个人与坏人交往时，其就坏头控制好头，就没有节制了。同理，国家是节制的，如果好人控制着坏人。这个节制同时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是一种协调。因此，总结为：节制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者在谁当为统治者，谁当为被统治者这个问题下保持的一致性与协调。
那还剩下什么呢？苏声称他们一直以某种方式在谈论这个东西而不自知。正是：每个人在国家中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他认为这就是正义，即做自己的事。
苏声称，上下意见一致、对该畏不该畏的信念的保持、统治者的智慧、所有人各司其职而不干涉他人，四者分庭抗礼，难以判断谁才是国家善的本因。可以与智慧、节制、勇敢分庭抗礼之事，也只能是正义了。
同理，审理案件是为了每个人不拿别人的东西，也不让别人占有自己的东西：这是正义的。因此，正义是持其物而行其事。
鞋匠和木匠易其物、交换其工作，危害并不大；但如果有财富者、能贿选者通过不合理方式向上跨越了阶级，这将贻害无穷。因此，不合理的阶级间干涉、代替，对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这是之于国家最坏的事情；而各阶级各行其是对国家而言，正是正义。
现在开始以大见小。城邦中的金银铜铁阶级各行其是是正义，那个人的各部分各行其是是否也是正义呢？
城邦的品质必然来自于个人。但是个人的品质是分开的三个个体，还是统合的整体呢？
苏依照一个标准来界定：统合的整体不能有相反的动作；因此相反的情况总是由不同的事物而起效果。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不能又动又静，因此人的头和手并非同一部分，头动而手静者，是一部分动而一部分静者。旋转的陀螺，动的是周身、静的是轴心；但如果是进动，则整体都在运动了。
苏使用一篇长篇大论论证，一个人渴，关系且只关系着饮料。如果他渴但不愿饮，必有一物阻拦之；这一阻拦物必与渴的感受是不同的。苏将阻拦者称之为理性，被阻拦者称为无理性或欲望。
除此之外，心灵还有第三种成分，“激情”，带来怒气之物。欲望超过理智时，激情会跳出来痛骂欲望，因此苏声称激情是理智的盟友。有罪者受苦并不会感到愤怒，“激情拒绝被欲望所激发”；但无罪者受苦则会愤怒，除非它受到理智控制而停战。
同时，幼儿身上只有激情没有理智，因此激情也不同于理智。于是，苏便声称，灵魂中存在着理智、激情与欲望三部分。
灵魂中的理智与国家的智慧等同；灵魂中的勇敢与国家的勇敢等同；国家的正义判断标准同样也适用于灵魂。
智慧的理智应居于领导地位，激情应辅助、协助之；文化教育增强理智，安抚激情；受教育的二者会领导并监视愿望，并包围灵魂和身体不受外界干扰；激情不忘却可畏不可畏的信条则为勇敢，理智的领导称为智慧，三部分友好和谐为节制，各司其职即为正义。
行不正义事，会在内部造成不正义，正义之事同理。因此行善有利，作恶不利。
有几种邪恶？苏认为，只有四种邪恶值得注意。一种美德、四种邪恶，对应着城邦的五种政体，对应着人的五种灵魂。其中之一即为王政或贵族政治（二者区别仅在于是个人掌权还是多人掌权，但只要都出身于合理的教育和培养，那应并无不同）。
第五卷
苏想讨论各政体的分类。但是其他人不这么想，他们希望苏对儿童的生育和培养发表一些高论。但是苏自称“胸无成竹，没有自信”，因此友人的鼓励不能增加他的勇气。但格声称就算苏说错了也不碍事，于是苏就说了。
苏声称，既然公犬和母犬应一视同仁地使用，那男子和女子兴许也应一视同仁地工作。但是工作的前提是接受音乐和体育的锻炼，按照古希腊人的习俗，体育锻炼时必须赤身裸体，如果应用在女子身上似有伤风化。但苏继续说，在不太久之前，古希腊男子的裸体也被认为是羞耻的，因此风俗可以改变，坏的风俗是不以善为美而以他者为美之风俗。因此，继续探讨男女是否应平等的问题并非荒谬。
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在于女子是否能胜任男子的一切工作，还是只能胜任部分，还是全都不能。
反对者可能声称，苏承认过不同的禀赋应有不同的职业，男女有不同的禀赋；但此处又说男女应用相同职业，这不是自相矛盾？但苏说反对者的前提都不成立。秃子和长发人禀赋一样吗？禁止秃子做鞋匠，专门赋予长发人做鞋匠的权利，这合理吗？因此，归根到底还是要判定每种职业有没有体现性别的优势。
苏声称，判定一个人是否擅长某个职业，在于这个人学习该职业是否有困难。苏断定，各种职务，不论男女均可参加，只不过总体而言或许女性中符合条件的比例略低而已。因此，男女赋以同种职务便是合理的，反倒是现今流行的做法是不自然的。
苏声称这个新建议的男女同工的方法是最好的，因为国家通过教育培养出了最好的男女。他们可以承担同种职责，只不过或许应分配较轻的工作，因为女性的体质较为文弱。
于是，苏便得寸进尺，提出如下看法：家庭应被拆散，儿童应被共有。苏“不否认这将有最大的益处”，但有些怀疑这是否行得通。格认为就连这种行为是否有益也应进行论辩。
苏便说，假设它有益，则考虑为实现该做法应颁行的政令，并论证这些政令的益处。格认为这没问题。
苏声称，如果男女同可为护卫者，则这些护卫者同吃同住，共同锻炼，自然会产生情欲。但是如果不加以约束，显然是不可以容许的。苏继续用配种类比
这下我理解小胡子了。
并推断，最好的男女应尽量多地结合，最坏的男女应尽量少地结合；最好的下一代高质量培养，最坏的下一代淘汰。规定允许新人团聚的假期，依照战争、疾病等因素规定结婚的额度，控制城邦人数不过大或过小，巧妙的抽签方式让不合格者找不到配偶只会怪罪于自己不会怪罪于统治者
你也是 P 社玩家？
为在战争中功勋卓著者赋予更多的结合机会。为避免护卫者之间的争执，生下的孩子将交由专员抚养，不分男女；优秀者带往托儿所交由保姆抚养，一般者或有先天缺陷者秘密处理；哺乳时竭力不让母亲认出自己的孩子，且不让哺乳时间过长。
儿女应出生于父母年轻力壮时；超过或不到年龄的婚配被认为是亵渎、愚昧的；未得到城邦承认的婚配同理。男女把结婚后第十个月里出生的孩子均称作子女，他们互相为兄弟姐妹。兄弟姐妹及其祖先、后代间的结合被禁止。
于是苏便完成了他妇女儿童公有的理论。他声称这是牛的，因为这样很团结、同甘共苦，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我的”，如同一个人一般
我悟了：理想国竟然是格式塔思维！
同时，子女、兄弟关系不止于名头，更要有相应的仪典维护这一体系。
没有私有，则护卫者可以更为护卫者（依照前文的说法，护卫者不能有私有的房屋、土地）。没有私有，则不会有诉讼、行凶。则内部即完全没有纷争。
此时，苏声称，护卫者就有了光荣的胜利、全面的公众奉养、全国的资助、生前的敬重、死后的哀荣，光荣大于奥林匹克的桂冠，因此他们应是幸福的。
培养后代时，也需要带上战场实习；实习前要学会骑马，避免意外；军事纪律应该严苛，开小差即被清退，当俘虏即被放弃。对于勇士给予赞扬，在宴会上给予肉食以作荣誉和增强体力。对于战死和年高德劭的死者，给予哀荣。
不将希腊人作为奴隶，同时劝告其它希腊人也勿行此事。不搜刮尸体的资财，不蹂躏希腊敌人的土地和房屋，因为这是“内讧”
朴素希腊民族主义。
但对于“野蛮人”则应应用暴力。
格突然发难：你吹这么牛，该不会纯在画大饼罢？
苏说：我们只需要让正义者尽量贴合正义，而非严丝合缝地至善。画家画出理想的美男子，只是不能证明这样的美男子存在，难道这个画家就是糟糕的吗？像这样用词句创造出理想的国度，难道就可以说我们的理论糟糕吗？只要找得到一个贴近这样的社会的国家，那就足矣。
于是，苏继续尝试寻找现行的法则中是何者妨碍趋于理想。苏声称，这需要一个哲人王，国王能够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排除那些庸碌之辈。
苏认为，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一个人爱一物，指的是爱它的全部，而非叶公好龙。苏认为，好奇的人不能称为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只关注真理，并非试图涉猎一切理论。
因此，苏认为有两种人：戏迷、艺术迷、实干者；他们喜欢美的表现，即美的声调、美的色彩，美的形状，但他们的思想并不能认识并喜爱美本身。另一种是认识到美本身的哲学家。前者被认为“一生如在梦中”，后者则是清醒的。前者只有意见，后者才有知识。
知识和意见都被苏归入一种“能力”。但它们又不是一回事。知识与“有”相关，知识的反面是无知，其与“无”相关。因此意见必然既非有亦非无，既非知识亦非无知，介于二者之间。苏认为，有意见而非知识的人，是不相信有永恒不变的美的理念的人，他只相信存在许多美的东西。苏认为，这许多美的东西，总是以某种方式显得既美又丑，因为二者是相对的，只有“美的理念”才是绝对的。
因此，苏得到结论：一般人对于一切东西的看法游走在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之间，他们看不到背后的美、正义等本身。相反，能看到事物本身乃至永恒事物者，被苏认为是具有知识的。苏把一般人称作爱意见的人，而哲学家称作爱智慧的人。
第六卷
苏声称，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之人，因此最能守卫城邦的法律与习惯，可为城邦之护卫者。同时，哲学家更知道事物的实在。苏进一步尝试论证，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的人是存在的。
苏声称：永远酷爱那些永恒的、不受产生和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之知识，是哲学家的天性；并且，他们爱一个实体之知识的全部，不会拒绝其任何或大或小、或有荣誉或无荣誉之部分。并且，因为真实与智慧相类，所以爱知者必然追求真实（真理）。进一步，苏声称当一个真正哲学家关注知识等事情时，他就在关注心灵的快乐，同时会不注意肉体的快乐；因此他会节制。同时，哲学家在神与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因此他们不会气量窄小
？我不能理解这里的论证
哲学家眼界广阔，则他们就不会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十分重大，则不会把死亡看作可怕之事，因此哲学家绝不胆怯、绝不狭隘；他也不会待人刻薄、处世不正。哲学家公正温良而非粗暴凶残、聪敏而非愚钝、博闻强识而非健忘、天性和谐适当有分寸
苏特别喜欢用一种方式，即用“A 是与 B 还是与非 B 相近”来让 B 成为 A 的一个侧面。虽然大部分时候，呈现出的结果是对的，但是这种论证方式本人实在无法苟同。
具有以上种种特质的人，难道不是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的人吗？
阿提出反驳：有些热爱哲学的人，不是仅仅为完成自己的教育而学一点哲学并在年轻时放下它，而是把学习哲学的时间拖得过长，以至于变成了怪人；其中最优秀的一批人也被这种学习变得对城邦无用了。
苏使用譬喻的方式反驳。他说：设想有船，船长力大无穷，但不擅航海，这时船员们都争相取而代之；但是船员中没人学过航海术，并且他们共同断言航海术是根本无法被传授的。这批船员不择手段地唆使船长交出职位，在得手后即大封百官，为团伙加诸种种荣誉称号。在这样的船上，一名真正的航海家显然不会得到待见。苏声称，这正类似哲学家在如今的城邦中之处境。
苏声称，哲学家中最优秀者确实对世人无用，但这只是因为别人不用哲学家；因为，船长求水手受指挥或是有学问者向无学问之富人表示敬意，都是不自然的；真正合乎自然之事乃是，病人自行赴医生门第寻求治疗，求管治之人自行请求有能力管治他人者之管治。
腐儒。
苏声称，真正哲学家应追随真理，这与今人对哲学家的看法，即哲学家是多数坏蛋与少数蠢货（即被认为是无用的真正哲学家），刚好相反。为什么其中大多数哲学家“变坏了”呢？因为他们是硬打扮成哲学家样子，自称是在研究哲学者。
苏声称，勇敢、节制、以及前述种种品质，都反倒会促使哲学家的败坏。这是因为，如果得到了不合适的培养，则好的天赋反倒比坏的天赋更有危害；天赋最好的灵魂受到坏的教育之后就会变得比谁都坏。
苏反对一种“私人诡辩家”（其实是他人眼中哲学家的形象，因为柏、苏等人都是私人教师，往往不在公共场合发言）会败坏青年的说法：他认为最败坏青年的，当属那些在公共场合说教的公众诡辩家，因为聆听他们言论的人会被众人的大势裹挟，最终被同化为和他们类似之人。并且，这些公众诡辩家会使用剥夺公民权、罚款和死刑来惩治不服他们者，而这是哲学家和私人教师无法对抗的。除此之外，还有一批非哲学家的私人教师，他们教授的也和公共诡辩家无甚区别，均为众人在集会中意见的总结，把众人喜欢的称之为善、众人厌恶的称之为恶
苏看起来对自己的理论自视甚高。
这些人会把艺术作品交由大众评判，承认群众于他们的权威，苏声称这是荒谬的
真是高高在上呢，苏格拉底。
于是按照苏之前的理论，这些人只能称得上爱意见者，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并且必然会对真正的哲学家加以攻讦。
因此，对于天生的哲学家，他们是聪慧过人的，因此非哲学家必然期望让他为其所用，对他诱以利益；年轻人受到这样的礼遇，则难免野心勃勃难以自制，离了哲学家的范畴；就算他有自知之明，欲脱离非哲学家的圈子，则这圈子里的人会感受到这个哲学家难以为他们所用，进而阻挠之，哲学家于是便难以研究哲学了。
因此，在坏环境中，哲学家是难以涌现的。与此同时，有众多无才之人也沽名钓誉地求取哲学，玷污了哲学之名，使其多数哲学家被认为是邪恶的，少数被认为是一无是处的。
自视甚高的柏拉图，你难道没有听到人民的声音？
苏最终得出结论，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配得上研究哲学，即：流放中的贵人；小邦中隐居避世者；真正天赋优秀脱颖而出者；病弱身体使得被迫脱离政治者；认清现实、知道当今城邦政治已病入膏肓者（苏自夸地把自己归入此类）
苏说，现行的政治制度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正因如此，有很多本可以成为哲学家的人才堕落变质了。苏认为，如果为上文论述的哲学城邦搭配一种避免其腐坏的制度，则它可堪为符合哲学本性之制度。
苏声称，当前学习哲学的方法，即少年时学习哲学，并在接触到哲学最困难部分——推理论证——时放弃学习，并大言不惭地自称哲学家，此后便很少进行进一步研究了，这种方式是不牛的。应该在少年时授以符合儿童理解能力之课程，在长大成人过程中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成熟时加以前文所述之心灵锻炼；过了军事服务年龄后全心全意从事哲学研究。
苏自傲地声称，他人看到过的仅是一种人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与此处进行的自然地结合词语的论证截然不同，毕竟他们从未见过至善者统治至善国度的场景
这整的跟狂信徒一样。
于是苏声称，鉴于他人难以理解，他只能强行把哲学家置于统治者的宝座，这样才能达到他的目的。他认为，这种事情还是有可能（虽然他承认不太可能）发生的。
苏声称，群众大部分是可以被教育的；当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后，他将可以塑造群众，使得哲学家受到礼遇，并且他可以自由地塑造城邦。因此，他声称这样的城邦是可行的。
苏主张，哲学家正是城邦中最合适的护卫者。因为，具有适合护卫者品质的人是少数，他们当加以劳苦、恐怖、快乐等考验，在加上额外的学习以考验他们是否能学习“最大的学习”，即对善的学习。
但是，什么是善？普通人可能会认为善是快乐，或者善是一种知识。
苏的论证很大程度上，是假设有一种先验存在的“善”或“正义”。须知：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人所定义的！
但是苏声称他们的见解都是错的：如果认为存在善的快乐，那么就等于承认也存在恶的快乐；认为善是知识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说不出善具体是那种知识。
苏认为，虽然大家可以不知何为善，但是城邦的护卫者必须应知何为善。
但是苏还没有定义何为善。苏先避而不谈，谈起了善的一个后继。
苏做类比：存在众多可见的美、善之物，还存在一个至高的、不可视而只可思考的、唯一的美、善之概念。苏认为，听见美、善之物，不需假以听觉以外之物；但是看见事物需要光。
因此，苏声称，眼睛像太阳（柏认为视觉是人眼射流捕捉到事物），而太阳虽非视觉但是视觉之原因、同时也是视觉所看见之事物。
苏认为，眼睛看向太阳照耀着的事物时，便展现出了视觉；同理，人的灵魂在注视被真理与实在照耀的对象时，便能知道并了解它们，即有了理智；但如果灵魂注视着其它“暗淡的，有生有灭而非似真理般永恒不变之世界”时，便只有意见、没有理智了。因此，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题以认识能力者，被苏定义为“善”。苏认为，真理和知识是像善而非善的：善比这二者重要得多。
苏将可见世界分成影像（影子和倒影）和实物两部分。苏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同理，苏声称可知世界也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实物看作影像，此时研究由假定出发，下降到结论；第二部分正相反，则是由假定出发提炼出原理。
苏认为，第一种的代表是几何学、算学；第二种即为形而上学，不使用感性事物，而纯靠逻辑理念。苏认为，第二种要比第一种更高贵，认为使用辩证法研究实在比用假设出发研究更实在，因为后者上升不到“绝对原理”，进而他们不存在真正的理性
好大的口气！
把几何学家称作具有理智而非理性，把理智看成介乎理性和意见之间的事物。
因此，苏声称存在四种灵魂状态：最高的理性，次之的理智，三者的信念，末位的想象。
第七卷
柏借苏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洞穴之喻：洞穴中的囚徒，只能看到火光投射到墙壁上的阴影。因而，他们只能谈论阴影，却不知真实。而如果有人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强迫他们看见真实，他们则反倒会认为过去的阴影更加实际了。
为了让这些人得以洞见真实，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看阴影，再看倒影，之后看东西本身，然后看夜空，然后是星光和月光，最后才是日光。经过这一段漫长的适应与练习，这个人最终得以认清其之前的愚昧。他不会再在意洞穴中囚徒为预测阴影规律而进行的努力，但也因此得不到囚徒们的认可。同时，如果他重返洞穴，会因为眼睛已适应洞穴外的光亮，难以看穿黑暗，而遭到耻笑。这个比喻被苏认为符合哲学家与庸人在认识世界时的关系。
苏声称，存在一种让灵魂“转向”，从恶者转向善者之技巧：即教育。因此，没受到教育的人，是不能被委以统治者之重任的。
但是，作为城邦的建立者，应该立定规则，强迫受过教育者回到黑暗中教化尚未离开的囚徒们。因为，在其它国家中，哲学家并非国家培养而是自发涌现的；但是在这个城邦中，哲学家是受到国家教育而出现的，因此他们有义务报答。
现在，苏开始讨论具体的让灵魂转向的技巧。苏声称，因为哲学家青年时必须是斗士，所以理应关注培养士兵的技巧，即体操和音乐教育。体操与可变的世界联系，关心的是身体的增强与衰弱，因此并非寻觅之学问；音乐则为了精神和谐，但无法靠近善。
苏声称，有些事物单靠感官即可判断，不需经过理性思考，有些则不然。例如，看到一根手指是前者，但是区分手指的大小、方位则需经由理性。苏认为，同时给予感官以相反刺激的事物是需要思考的，不造成相反刺激的则不需要思考。
苏声称，因为人能同时看见一物是一也是无穷多，因此一是需要理性的
感觉论证不合理！
进而算数是理性的，似乎是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的学科。
苏进一步审视几何学。他认为，几何学也是纯粹为了知识，因此几何学也是认识永恒事物的方法之一。他们又进一步添加了立体几何、天文学等学科。但是，苏并不认为如当时人们一样，单纯向上看就算合适的修习天文学的方式：他认为，天体本身是能用眼睛看到的，但凡是可见的都是非真实的，因为真实只能被理性和思考把握。因此，苏认为，“存在日月年之间的比例关系，或是星体周期之间存在某些关系”，这样的想法是荒谬的，因为这些周期都是物质存在的
哈！唯心主义者！
因此，苏声称，应该像研究几何学一样研究天文学，即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非关心天空中可见之事物。
并且，苏声称，聆听音调并将其比量，也是愚蠢而浪费精力的：他们只研究音调之间的关系，从不研究为什么某些音调是和谐的某些则是不和谐的，即“美与善者”
我确信柏是魔怔了，一天天就盯着他那美、善和正义了，把其它所有揭示世界运行原理的自然科学贬得一无是处。
苏声称，逐渐认识善者、真实者的过程，就是辩证的过程。只有辩证法能够让人看到实在，而只有学习过前述的学科的人才能看到它。苏认为，前面提到的这些学科，就是理智；而辩证法当列入教育中最首要的地位。
苏声称，如果一个人适合教育，那么他首先要热爱学习；其次他们应长于记忆；同时他们不仅应嫌恶有意的虚假，更应嫌恶无意的虚假（缺乏知识）。
苏声称，不能认为老年人更富有智慧，因为繁重劳累之事只有年轻人能胜任。因此，前述科目必须趁人年轻时教育，并且不能强迫，因为自由人不应该被迫地进行学习：这样的学习无法在心灵上生根。应该采取寓教于乐、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
在必要的体育训练过去后，脱颖而出的人才将被要求将过去分散学习的知识点加以统合，成为真正的辩证法者。
苏声称，不能让年轻人过早地接触辩论：因为当一个人被多次驳倒后，他的信念将被动摇，不再服从过去的信条，由守法者变成违法者。只有适度且坚定者才能被允许参与讨论。
苏声称，经过两到三年的体育操练后，当有五年左右心无旁骛学习辩证法，然后是十五年的公务实干。五十岁以后，便可以钻研哲学，并且轮流走上统治者的岗位。
第八卷
偏题太远了！回到政治体系吧。除了理想国以外，剩下的四种体制分别是：
- 斯巴达或克里特政治（苏称作荣誉政治）
- 寡头政治
- 民主政治
- 僭主政治
理想的贵族政治/好人政治对应着善者和正义者。斯巴达政治对应好胜争强、贪图荣誉者；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和僭主对应剩下三种。
荣誉政治如何从贵族政治中派生而来？当算不上优秀者执掌父辈权力成为护卫者（柏拉图使用了一种神必的几何学方法论证只有吉时生产的后代才有智慧，因此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后，金银铜铁的人都将有角逐统治者宝座的资格；铜铁者趋向私利，金银者趋向传统美德，二者斗争后取得妥协，于是分配房屋土地，进行私有化，并且把一部分人变成奴隶，护卫者便成为压迫者了。
这会介于贵族和寡头之间：类似前者的特征如尊崇统治者、禁止战士阶级务农工商业、统治者终身从事体育锻炼（斯巴达式制度）。但是，统治者不再智慧，而是单纯且勇敢，他们崇尚战术、适于战争；爱好财富，贪图金银。但是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公开捞钱，因此他们是吝啬的，乐于贪污受贿。他们重视体育而放弃音乐教育，受到的教育并非说服性的，而是强制的。因此他们秘密地逃脱法律寻欢作乐。
这种制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勇敢的品质，因此具有突出的好胜心和荣誉感。他们自信但缺乏文化，虽然喜爱听讲但不长于演讲。对奴隶严厉、对自由人和蔼、对长官恭顺。他们试图通过战功博得荣誉，热爱锻炼与打猎。年轻时未必爱财，但是年老时逐渐会沾染爱财之心。
柏的推导中常见：引出过多武断的结论。
在政局混乱的城邦里，就算父亲是善的，也会有他人在交往过程中向子孙灌输争强好胜的心理。两种思想交叉争夺后，他便成了傲慢而喜爱荣誉者。
寡头政治是根据财产为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利集中在富人手中，而非在穷人手中。
苏声称，私人手中的财产会败坏荣誉政治；在互相攀比中，重视钱财而忽视德行的风气形成，于是好胜且爱荣誉者就变成爱财者，富人便会掌权。寡头的法律被制订，或通过武力或通过恐吓，于是寡头制便形成。
寡头制无法唯才是举。同时，寡头制的国家是分裂的，由互相敌对的、穷人的部分和富人的部分构成。同时，因为少数统治者在战争时必然要武装群众，而这样的统治者必然是畏惧群众的，因此他们战争也会不利。
同时，这种秩序会造就穷人或依附者，他是单纯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者；这些人或是乞丐，或成为干坏事者。寡头制国家中，除统治阶级外大体全都是乞丐。出现这种情况，盖因缺少好的教育和好的政治制度。
爱荣誉者的儿子，看到父亲因为种种原因失去财产后，就会变得胆小、羞于贫穷而渴求钱财。此时，理性和激情屈服，理性只被用于研究更好的赚钱技术，激情只被用于赞美富人。这正是寡头政治下的人物。
他确实与寡头政治相合：他们崇拜金钱、节俭勤劳且不铺张浪费，寸利必得，恰与寡头制度相符。
他们确有自我监管的本性压制欲念，但他们还是有鲜明的恶棍特征。前者体现在契约精神，后者体现在契约精神是为了保住财产而小心谨慎。他无法摆脱内心的矛盾，因此找不到至善。
在寡头政府中，如果上下矛盾不可调和，乃至贫民叛乱，就会产生所有公民具有同等公民权的抽签民主。这个政体下的所有人都被准许随心所欲，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
苏首先阐明该统治的起源。寡头政治中的统治者会教育后代控制欲望。欲望分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前者例如饮食，后者例如过分铺张的饮食。寡头人物只受必要欲望支配，而穷人、依附者（苏把它们比作不事生产的雄蜂）则受不必要之欲望支配。但是当年轻人初次尝到欲望的甜头后，他便堕落了，寡头由此变成民主思想。这个年轻人由此没有理想、没有学问、没有事业心
疑似太高高在上、忽略主观能动性了。
最终，它们认为傲慢是有理、放纵是自由、奢侈是慷慨、无耻为勇敢，变成肆无忌惮之小人了。他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雄心勃勃，总之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但却自以为生活方式是快乐、自由的
别骂了别骂了，再骂孩子就要破防了
集多种习性为一身的他，正如民主城邦的多面性一样。
现在，过度渴求自由的民主城邦，会有恶人当上领导人；正派领导人的约束被称作寡头分子，服从当局者被认为是甘心为奴，自由走到极端；同时，父亲也会与孩子平起平坐，不敬不诫；外来者会认为与本国公民平等；教师害怕学生，学生漠视教师；老一辈人顺着年轻人，担心被认为是可恨可怕
这是可以说的吗？
“雄蜂”被苏用于类比浪费者，他们在在民主国家中处于主宰地位；领导者，即“带刺的雄蜂”演说办事，而追随者，即“无刺的雄蜂”，则熙熙攘攘、不让他人开口。除此之外，在民主国家中最有秩序、最节俭的人会成为富翁，而雄蜂会尝试从他们手中夺得利益。还有第三种是一般平民，虽然自食其力，但会有野心家将他们聚合，劫掠富人，自己保留最大的一部分，并把残羹剩饭分给平民。富人在这样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成为寡头派。两派相争，平民即推举出领导者。这个领导者控制轻信的民众，诬告、流放，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他站到最后，那就成为了僭主。
僭主在早期伪装为和蔼可亲，但当他巩固内政后，便要挑起战争以名正言顺地掌权，同时使用战争削弱反对派势力；他会清洗所有公开的反对者，建立卫队巩固其恐怖统治，解放奴隶使他们感激戴德成为最忠诚的拥趸，而正常公民全都恨之入骨。同时，僭主会剥削他倚之上台之平民以供养他的卫队，平民于是落入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了。
小胡子、墨光头、佛大帅、非洲勾军阀：别骂了别骂了
第九卷
在非必要的快乐和欲望中，苏认为有些是非法的。正常人会把这些欲望根除或只留下微弱残余，且只在睡眠时活跃；特别地，健康、明智，且在睡眠前即唤醒理性者，梦境也不可能非法。
民主派在苏眼中是既非奢侈又非吝啬、既非寒碜又非违法的；其子嗣如果受到极端欲望者的教唆，如果向往懒散和奢侈欲望的激情被培植，他就会成为醉汉、色鬼和疯子，就是十足的僭主暴君。他的生活是铺张浪费、纵情酒色、放荡不羁；在资产不够挥霍后，他就会对他人的财产虎视眈眈，试图抢劫、诓骗。如果这些人是少数，在国外他们就会试图成为外国僭主的护卫，或是雇佣兵；在国内就是恶汉暴徒、强盗扒手，或是告密人、伪证者与受贿者。当这样的人成为多数时，其中的佼佼者便会成为僭主与暴君，或是勾罕见。他们一生从没有真正的朋友，不是别人的主人就是奴仆。因此，最恶者，便是能毫无顾忌施行梦中暴行者。
僭主政治下的国家有少量主人和大量受奴役者；僭主的个人的心灵也充斥大量奴役和不自由，最优秀最理性的部分受着奴役，最恶和最狂暴的部分即为暴君。这样的灵魂是最受奴役的，没有真正的自由，而是受着疯狂的欲望之驱使，充满了混乱与悔恨。
苏声称，比有僭主气质者更不幸的，是成为僭主的僭主。因为，倘若城邦中的普通奴隶主有僭主气质，他的奴隶也慑于城邦法律不敢反对他；但如果他真正成为一国之主，就不再有强力保护他，他即会陷入恐惧。他不能控制自己却要控制别人，境况是再糟糕不过的。
此外，苏还给出了第二条路。他将心灵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与欲望；理性即为爱智，激情即为爱胜，欲望即为爱利。三者分别占主导者，即为爱智者、爱胜者、爱利者。
苏声称，因为哲学家体验了所有三种快乐，而后两种人都无法体验到学习事物本质的快乐，因此他经验最丰富，最有资格评判快乐。并且，哲学家是唯一有知识和经验结合在一起的人，是最会推理的人，因此他们赞誉之事才是最真实的
我声称我是上帝的某个子嗣，是世界上唯一掌握神圣思想的人，因此我赞美之事均是最真实的。柏的理论止步空谈而缺乏实践。
苏声称，存在一种既非快乐亦非痛苦的状态，因此非痛苦便是快乐、非快乐便是痛苦的想法是错误的；因此，如果当受苦者说，不受苦便是最大的快乐时，苏认为他们被蒙蔽了，这只是一种欺骗
把主观的快乐和痛苦当成一种客观的标准了。
苏声称，身体感受的快乐基本上都属于脱离痛苦的快乐，如饮食的快乐是脱离饥渴的痛苦；正如由下上升到中的人会以为自己已上升到上。
苏声称，知识、理性和美德比食物而言，更永恒不变而真实、实在，因此用于充实自身时，得到的快乐便更真实。因此，只知寻欢作乐者，他们的快乐中混杂着痛苦，只是为虚假之物而快乐。
因此苏得到结论：爱胜和爱利只有遵循知识和推理的引导，才能被导向最真实的快乐。因此，他得出结论，僭主暴君离快乐最远，而王者最近。苏甚至煞有介事地得出了结论，即僭主的生活比王者的生活痛苦 729 倍。
苏声称，行事正义就是让理性控制激情与欲望，因此是最有利的。不义地受贿就是在得到金钱的同时，也让最善的部分受到最恶部分的奴役。
苏认为，奴隶制度是对奴隶的恩赐，因为奴隶的最善部分天生地虚弱，只能讨好恶的部分，服从最优秀者的统治，则他即受到与最优秀者相同的管理。当然，苏反对奴隶应接受对他有害的统治。
苏声称，有理智者会重视能在心灵中培养出美德的学问而轻视其它的，不会放纵于无理性的、野蛮的快乐，而是时时刻刻寻找强壮、健康或美的方法。在追求财富方面，他会注意和谐和秩序的法则，仅接受使他人格受善的荣誉；只在理想国中，他会积极地参与政治。
柏：我不参与政治，是因为理想国还没有出现呵！但我是不会做出任何行动，促进理想国的到来的。
第十卷
苏声称，拒绝模仿是有理由的。
苏声称，使用一面镜子，一个人就可以创作所有事物的影像。画家同理，创作的只是影像不是真实。木匠造的不是真正的床的“理念”，而造不出床的本质、床的“理念”
？不是牢柏，你这也太唯心了吧
苏声称，对比床的概念、木匠造的床、画家临摹的床，床的概念是“神”“创造”的，是唯一的；木匠只制造床而不能创造床；画家只会模仿，且既不能制造也不能创造。因此，模仿者与真理，就隔着两层了：画家模仿的只是床的影像，他模仿的甚至不是真实。
因此，苏声称，当一个人声称他知晓一切时，他必然是一个巧于模仿的魔术师，知晓的并非知识。因此，像荷马一样的文学创作者，也只不过是高明的模仿者罢了。
苏声称，如果一个人对他模仿的事物有真知，那他一定会献身于真实而不屑于模仿的，因此一个人不可能既会模仿又知晓真实。
苏声称，制造者对一物有正确的信念，使用者对他有知识，但模仿者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正确意见，对他模仿的事物可谓一无所知，只能欺骗那些同样一无所知的群众。
苏声称，模仿者利用了我们心灵中的混乱，而克服这种混乱的最好方式是数量与算学。苏声称，度量和计算是心灵中的最善部分，与之相反的部分则是低贱的，于是模仿在心灵中也是低贱的。
苏声称，优秀的人物若是遭了厄运，他可以忍受，是因为他对痛苦有着节制；这是因为，他的理智告诉他，遇到不幸时的冷静的最善的，悲痛只能妨碍在此时取得帮助。相反，模仿者只能一味引导我们回忆受苦和悲伤，是无理性且懦弱的。
因为理智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是难以模仿的，而模仿者会倾向于模仿暴躁而多变的性格。诗人和画家一样，创作的真实性很低，与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因此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城邦。
苏甚至声称，诗歌可以腐蚀最优秀的人物：在悲剧诗人中，英雄受苦要捶胸顿足、悲叹吟唱，这时就连最优秀者也会驻足聆听；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平静面对不幸才是值得自豪的行为。因此，称赞舞台上的性格是没有道理的。苏声称，怜悯——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让理性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在自己受苦时便难以自已。同理，喜剧中的笑会让观众变为爱插科打诨之人。苏认为，智者应当弃绝一切欲望、苦乐等情感，任凭他们干枯而死；诗歌正是体现这些情感的。
最后，苏主张，灵魂永恒不灭；毁灭与破坏为恶，保存与助益是善。恶生于事物则其沾染变恶，以至最终崩溃毁灭。苏进一步声称，如果一物是恶无法灭去的，那它必然是不可灭的。不正义、无节制、懦弱、无知都是心灵的恶，但它们都无法毁灭心灵。苏声称，身体因为腐烂的食物而毁灭是无道理的，而应称作身体因食物而被它自身的恶（疾病）毁灭，因此一物的毁灭只能依靠它自身的恶。
强词夺理！不当类比！
苏进一步批判了认为临死的人是更恶更不正义的想法：他声称，由此可推知，不正义天然可以杀死人，因此不正义者死得最快。但不正义者并非死于不正义，而是死于他人施加之惩罚，因此不正义本身无法杀死人。倘若不正义能杀死人，那它反倒是可以除恶之物了。
因此，苏声称，灵魂的恶毁灭不了灵魂，那么灵魂便是不朽的。进一步，苏推论，灵魂不增不减。
苏声称，灵魂的真实模样体现在其爱智的部分。
苏的论证终了。他声称，他已证明正义是最荣誉、最为神所爱的；既然正义者是为神所爱的，神定当不会加害于他（除非他有前世罪孽当赎罪），他所经历之不幸对他而言乃是幸事
什么自我 PUA。
苏接着讲了一大坨死后审判的东西。
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