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棉纺织产业分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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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棉纺织产业分析
一、前言
本人在网络上曾见一种论调，认为晚清时期中国的商品产出并没有人们印象中那样任凭洋货倾销毫无还手之力，而是指出晚清时期江南地区手工纺织业仍有很大规模等例子，佐证手工业并未一蹶不振。由此引发了本人极大的兴趣，搜集相关资料，最终诞生了本文。
纺织业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就材料而言，有棉、麻、丝、毛；就用途而言，有服装、地毯、刺绣、帷幔；受篇幅和精力限制，显然无法面面俱到，因此本文将着重于棉布纺织，从中以小见大，分析整个纺织产业乃至近代手工业的格局。
二、棉布纺织产业分析
2.1.材料与工艺
分析一个制造业，离不开它的材料和工艺。棉纺织，顾名思义，由“纺”和“织”两个部分构成：前者将棉纤维纺成纱线，后者将纱线织成布料。由此，可以看到棉纺织的一个重要中间产品，即棉纱。棉花、棉纱和棉布，三者的产量、工艺、进出口量等都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与此同时，纺和织的分离与专业化，往往被看作是棉纺织业近代化的起点。
2.2.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业状况
历代官府均鼓励民间种植布料作物“劝课农桑”，因此除某些气候绝对不适合棉业的区域，全国各地都有小农经济下的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这其中，长江中下游是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区域，此处自 13 世纪便开始种植棉花，黄道婆自海南带回先进棉纺织技术的事迹至今仍为人称道。发展至清代前期，棉纺织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分工，但是总归没有脱开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范畴，纺纱、织布都由家庭中女性劳动力一手包办[ 陈蕴鸾.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56.]，因此称不上近代化纺织业。值得称道的一点是，棉花贸易较为兴盛，纺织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户的植棉纺纱织布，买棉纺纱织布也蔚然成风：太湖一带在自产棉花的同时，也从山东、河南一带输入棉花，同时向浙、闽输出棉花，构成了东南沿海地带的棉花贸易网络。棉布贸易更是繁荣，行销全国[ 陈蕴鸾.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64-69.]。四川也有相似的趋势，植棉买棉均有分布，自湖广一带输入大量棉花[ 谢放等. 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M].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1.03. 126-127.]。湖北的汉口则更是中西部棉花、棉布的集散地，“楚棉”“楚布”供给川、滇、黔、陕等众多不产棉花或不擅纺织的村镇[ 严鹏. 地区产业竞争力之演化 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 1800-2012[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04.]。
棉花、棉布市场的规模化，事实上反映“耕织结合”体系分离过程已迈出了第一步：当农户不再需要自行种植棉花时，其进一步放弃纺纱而选择购买成品纱线乃至直接购买布料便有了相应的思想基础。
2.3.鸦片战争前英国及殖民地棉纺织业状况
棉纺织业的发源地是印度，而英国传统的纺织业则是毛纺织业。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使得物美价廉的印度棉布大量进入英国，严重冲击了英国毛纺织业，最终导致英国颁布了棉布禁令，同时促使大量欧洲工匠寻求仿造棉织物的方法。英国开始对印度殖民统治后，便摧毁了当地的棉纺织业，使得印度变为纯粹的棉花和棉纱的产地，而英国便借由印度的原材料开始了棉纺织业的工业化。
无论印度还是英国，产出的布料都是细织布；而英国的纺纱机，如珍妮机，其作用是将粗纱纺作细纱[ 李强,李斌,李建强. 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机械发明传统观点的再解读[J]. 丝绸, 2014,51(06):68-74.]，因为印度产出的纱线是粗纱。纱线与布料种类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鸦片战争后“洋纱”“洋布”对中国市场造成何种冲击。
三、甲午战争前进口对中国棉纺织业的冲击
3.1.洋布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棉布商人曾经对中国庞大市场的开辟而感到欣喜若狂，乃至于宣称“庞大的市场已向英国棉货敞开,倾兰开夏纺织厂的全部产量,亦未必能够供应中国的一省之需”。然而这一预想并未得到实现：虽然开埠后短期洋布进口量有较大规模的攀升，但这一趋势很快减弱；直至甲午战争前夕的 1894 年，洋布也仅占总棉布消费额的 13.5%。英国纺织厂商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在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洋布的消费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口岸，幅员辽阔的内陆乡村中劳作的淳朴老农更青睐结实耐用、保暖防寒的土布。进一步考察土布工艺后，他们得出了土布耐用纯粹是因为粗纱织布用料扎实的结论；纺织厂虽然也能制造粗布，但是成本敌不过手工制品，因此洋布的进口额才长期停滞不前[ 王翔. 清末民国时期的“土布”和“洋布”之战[J].民国春秋,1998,(02):26-31.]。这些厂商似乎抱持着一种信念，即只要机纺布能做到物美价廉，市场价低于所有土布，农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用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铜板交换这些洋布。
虽然土布仍牢牢把持着绝大多数的乡村市场，但是总体而言洋布的销售范围还是不断扩大的，且洋布的竞争极大程度降低了土布价格，导致织工收入显著降低，许多手工棉纺织者失业[ 刘克祥. 棉麻纺织史话[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01. 132-133.]。
3.2.洋纱贸易
美国内战使得全球棉花贸易额减少，促使英国从印度输入更多棉花，所得利润即投资于纱厂，于是印度便产出了大量粗纱。这些粗纱结实耐用，深受中国农民喜爱，且价格低廉，足以与中国手纺棉纱竞争，甚至部分种棉农户也不再自行纺纱，而是出售棉花并买入印度纱。南方、西南诸省，原先自长江三角洲和湖北、四川输入棉布，如今购买印度棉纱自行织布；以前纺织业薄弱的北方、东北省份也因为印度棉纱较手纺棉纱质量更优异，在北方干燥气候下也很耐用，于是开发了以印度纱为经线、手纺纱为纬线的新型布料，广受北方农民喜爱。然而这一切在传统棉纺重镇长江三角洲一带并不盛行，当地布庄甚至会拒收掺入洋纱的布料[ 王翔.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6. 218.]；与此同时，大量地处僻远内地的乡村仍与外贸不能接轨，故洋纱虽然较洋布的占比更大，达到了总纱线消费额的 18.94%，但离完全占领市场还差很远。
洋纱较土纱而言，已经可以称得上是“物美价廉”了；但是就算是这样富有竞争力的洋纱，也仅占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市场；英国厂商们的断言，似乎已经有些动摇。
3.3.对手工棉纺织业的影响
洋纱进口破坏了农村手工纺纱业的同时，也促进了手工织布业的发展。纺纱和织布存在劳动效率的差异，通常要 3 至 4 人全天候纺纱才能满足一台织机的纱线需求，因此以家庭为单位的纺织常常会因为纱线不足导致织机停工；洋纱的进口充分解决了织机“吃不饱”的问题，织机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农民失去纺纱业后，自然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织布业[ 刘克祥. 棉麻纺织史话[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01. 156-157.]。洋纱输入导致的纺织分离，客观上推动了纺织业的近代化，并且较大程度影响了传统耕织小农经济的瓦解进程。
因为解体后的纺纱业存在织布业作为缓冲产业，且洋纱纺织效率是土纱的 80 倍但洋布只有 4 倍，所以织布业足以吸收绝大多数失业的纺纱工；有了这一层缓冲，纺纱业解体过程中的抵抗和受到伤害均较轻。
3.4.对机器棉纺织业的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诞生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一批官办纺织企业，但是其因为管理混乱、创立者意欲将其转为自身私产等原因，未能得到明显发展。
四、甲午战争后进口对中国棉纺织业的冲击
4.1.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的影响
《马关条约》的重点之一是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国内投资工厂，由此其余各国由片面最惠国待遇，也取得投资建厂的权力。自此，众多外国资本开始进入中国，以上海地区为首，大量外资纺织工厂得到建设[ 陈蕴鸾.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92.]。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战败激发了大量爱国商人报国之心，1896-1899 年期间新建了 8 所纱厂，产能几近翻倍[ 城山智子,孟凡礼,尚国敏. 1929-1937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03.]。除了机械化纺织业以外，单纯聚集工人进行批量生产的手工工场也开始流行[ 陈蕴鸾.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85.]，并且新式纺织工具，例如自日本引进的铁轮织机、拉梭机等，也大规模被应用，因此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4.2.洋布、洋纱进口量的增长
英国纺织业制造粗布的成本过高，竞争不过土布；而美国和日本所产的粗布物美价廉，逐渐夺取了土布市场。这其中，日本粗布因为劳动力低廉、运输成本低、日本政府补贴等原因，价格较英美粗布更低，占领了最大规模的市场[ 王翔. 清末民国时期的“土布”和“洋布”之战[J].民国春秋,1998,(02):26-31.]。但是，至 1913 年，土布消费量仍占国内棉布总消费量的 65.2%。中国农民像捂着眼睛一般看不到低价洋布的事实，又一次违背了英国工厂主当初的论断。
单纯的消费量数据其实无法很好地刻画市场形势；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上售卖的商品土布数量较甲午前减少了 32.0%，远高于总土布消费量的减少。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土布自始至终就没有进入布料市场，而是固守小农经济传统，自产自用。洋布大量挤占商品土布市场的，致使土布势力仅能蜷缩在小农经济自产自销的角落中，曾经独占的布料市场则被洋布侵吞蚕食。
与布料进口额一同攀升的是日本棉纱的进口额。洋纱与江南地区开办的近代纱厂出产的机纱共同倒逼江南地区传统织工们也放弃手纺纱[ 城山智子,孟凡礼,尚国敏. 1929-1937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03.]，这些廉价纱线又进一步渗透入其它地区的市场，最终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或国产机纱的比例达到了 72%[ 王翔.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6. 219.]。
4.3.商办棉纺企业的发展
爱国商人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是这一时期商办企业的代表。这一批企业虽然满怀“实业兴国”的拳拳热情，却因为资金单薄、英制纺纱机在国产棉料上效果不佳、管理水平低下等原因，大多经不住洋纱洋布倾销，只有大生纱厂一家得以增加机组扩大生产。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发展
5.1.世界大战的影响
世界大战时期，列强疲于欧战，洋布洋纱进口量均锐减：1918 年进口洋布量也仅有 1913 年的约六成。而国内纱厂、纺织厂因为进口设备、扩充产能的困难，产量虽有提升但不多，导致土纱、土布生产卷土重来，机纱比重降低至 50.76%，其中国产机纱比例已为洋纱的 1.3 倍。
5.2.战后发展与停滞
世界大战结束后，洋布进口量虽有所回升，但未回到战前水准，并且受到蓬勃发展的国内织布厂的竞争，进口衰退。至 1936 年，进口棉布仅占总消费量的 11.8%，而国产机制布的比例攀升至 56.8%；国内纺纱厂的发展则更为迅猛，1935 年时就已经占领了 73.8% 的市场，而直接进口的纱线和进口布料换算的纱线，更是萎缩至总和约 2%[ 本节数据均来源于 王翔.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6.]。到此为止，洋布、洋纱已经掀不起多大风浪，取而代之的是国产机织布、机纺纱。
1929 年全球大萧条没有遏制国内纺织业的蓬勃发展态势，繁荣一直持续到 1931 年的长江洪灾。此后，受灾区棉纱需求明显减少[ 城山智子,孟凡礼,尚国敏. 1929-1937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03.]；日本占领东三省并在占领区对国产纱线和布料课以重税；国民党长期对根据地的“围剿”对经济的破坏；以上种种困境均使得中国棉纺织业在三十年代陷入停滞乃至衰退，大批工厂被外资尤其是日资兼并，1936 年时中国资金在纺织业中占比已经仅剩 44.2%[ 刘克祥. 棉麻纺织史话[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01. 146.]。
5.3.纺织业浩劫
抗战时期，除少数几家企业迁往后方，大部分企业均被日寇强占或炸毁，损失惨重。待到领土光复时，经过数年的掠夺式经营，返还的纱厂大都破损不堪；东北地区的纺织厂更是大量被苏联拆迁。因此抗战胜利后，纺织业较战前大幅度倒退。
日本工业在战争中被大批量摧毁，使得纺织业竞争对手减少；抗战胜利后，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又极大提振了对织物的需求，加上长期高通胀下对保值实物的渴望，导致战后短时间内棉纺织厂畸形地繁荣。这样的繁荣不仅是暂时的、扭曲的，还隐含着巨大危机，因为国内棉花生产被大幅度破坏，原材料大多是进口的美国棉花。一并输入的美纱、美布；美国重新扶持的日本纺织业的竞争；国民党政府一塌糊涂的经济政策以及此后悍然发动的内战；如此种种最终使得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棉纺织业濒临崩溃，半个世纪以来的纺织业积累毁于一旦[ 刘克祥. 棉麻纺织史话[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01. 148-155.]。
六、各区域发展状况
6.1.区域发展重要性
上文中介绍的局面可以概括为，总趋势是机织布、机纺纱取代土布、手纺纱，但是因为小农经济仍顽强地植根于各处农村，因此凡是有棉花乃至任何纺织作物种植的地域，就会自然地存留土纱土布工艺。
而各个地区因为棉花种植分布、土地兼并程度、经济开放程度、棉纺织传统等因素，机织布取代土布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以下，选取长江三角洲、河北、贵州三地为例，分析近代以来各区域棉纺织业发展状况。
6.2.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发展
前文中已提到，鸦片战争前太湖一带就广泛植棉、纺纱、织布，是传统的棉花种植区与专业的商品棉布产地。
长江三角洲的棉花种植初始受洋纱冲击，种植面积和产量均衰减。此后美国内战抬高了国际棉价，棉花种植变得有利可图；日本开始兴建纱厂，江南棉花开始大量出口日本；在当地一批官营、商营纱厂开办后，又可以作为原料供给；高产棉种的引入和种植方式的采用提高产量；最终棉花种植得以复苏。虽然是原材料产地，但因为临近口岸且经济较发达足以消费洋纱，纺纱业受到洋纱冲击格外严重，至清末即基本销声匿迹，只在少数某些贫穷村落里保有纺纱传统。相反，手工织布业虽初始受到洋布一定的冲击，但随即依托机纱取得新发展契机，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均蓬勃发展。1933 年，江苏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县城有农村手纺织业，主要即集中于南部长江三角洲地带[ 林刚. 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新探[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02):17-33.]；大量手工工场也存续到了三十年代，期间部分改组为电力驱动的工厂，部分仍使用人力生产。机器工厂，不论官营、商营或是外资，也有大量设在江南地带。[ 陈蕴鸾.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棉业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长江三角洲一带作为近代经济开放度最高的区域，虽然已经做到几乎完全摒弃手纺纱，但人工织布仍然广泛存在。事实上，江南一带使用新式织机的手工工场，其产量、质量在机器工厂面前也有一战之力。
6.3.河北棉纺织业发展
河北是传统棉花种植区，至明代中叶已广泛推广棉花[ 张谢. 明清时期河北棉业述略[J].河北学刊,1982,(01):123-128.]，并长期作为原材料产地向江南输送棉花。有原材料就有生产，至清代时河北一带的棉纺织业已兴起，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明清时“南布北运”的格局[ 王兴亚.明清时期北方五省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1):79-86.]。
河北因为较江南相对远离口岸，因此洋纱未对棉花需求与种植产生过大影响，相反新技术、新品种的传入大幅度增加了棉花产量。同理，江南的洋纱几近取代了土纱，但河北直至 1936 年土纱仍占优势地位，但同时半洋纱半本地纱的“洋线布”也拥有较好的销路。1927 年以前，土布仍占商品布市场的绝对主流，直到1932 年以后帝国主义降低洋布售价开始倾销，土布在商品布市场的地位才受到动摇，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农户仍在自织自用土布。1930 年后，部分乡绅开设了一些手工工场，但受到机器布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双重挤压发展并不良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特色的“包买主制”，即包买主向农户提供棉纱，待农户缴布后付给工资。[ 王翔.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6. 236-249.]河北的机器纺织厂有 1919 年的唐山华新纺织厂、1922 年的石家庄大兴纱厂等[ 王雨萌. 河北省工业遗产调查与价值评估[D].河北工程大学,2019.]，起步晚且集中于部分工业城市，发展远不如江南。
6.4.贵州棉纺织业发展
与江南、河北不同，贵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棉花种植区。但是在小农经济的耕织社会中，基本上家家户户都需要织布，因此贵州也有其特色土布工艺，部分原料是当地棉花，更多的则来自川、湘等地[ 李海霞.清代贵州的棉纺织手工业[J].商,2013,(10):210.]。本地棉花产量低，再加上靠近西南边陲，受外国经济渗透较严重，至十九世纪末印度棉纱已很大程度取代了当地土纱，城市手工纺纱业凋敝，在部分区域土纱市场份额跌落至二成左右；但是因为贵州当地的穷困，洋纱始终无法完全取代土纱。与此同时，手工织布业在得到廉价原料后，发展迅猛，对洋布有很强的抵抗力[ 戴鞍钢.近代贵州土布生产的演变[J].贵州社会科学,1988,(04):51-53.]，且远销滇、桂等地，形成特色的“布-烟-纱”循环。1932 年，当地军阀、地主投资了铁机织布厂“福生恒宽布厂”，开机械织布之先河。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纺织业作为大后方被着重建设[ 谭放炽. 略谈贵州民族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1989,(03):120-127.]，但抗战结束后众多迁入企业即回归原籍，结束了贵州纺织业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 顾文栋.贵州棉纺织史中的几个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1989,(06):38-42.]。
6.5.三地棉纺织状况总结
江南纺织业代表了近代中国纺织业的最高水平，其商业化、专业化、工业化程度均领跑全国；然而，江南以外的多数农民的极端贫穷决定了工厂及其生产的机纱、机布无法完全在全国通行，在这些区域则表现为河北、贵州等地的态势：即，若本地不产棉花或毗邻口岸则会较多地输入成品棉纱，否则若在棉花产地则成品棉纱竞争力也较低；至于手工工场乃至机械工厂则仅见于部分大城市。同时，无论何处，最贫困的一批民众仍然只能纯手工自产自用土布，虽然更多的场合是连土布都生产消费不起以至于衣不蔽体。
总而言之，越贫穷、越封闭、自给自足能力越强，则小农经济越牢固，土纱土布生产越多，近代手工工场和机械工厂等生产形式越难以落地；富裕、开放，或是因为缺少关键材料导致依赖贸易，则小农经济松动，机纱机布输入多，同时工场与工厂也会得到建设。
七、总结与思考
7.1.土布市场份额下界产生原因
不论是进口布还是国产机织布，距离完整占领市场均有较大的差距。尽管手织土布市场份额一降再降，但它却始终顽强地保留着半壁江山。是什么让中国市场一次又一次地与英国厂主的期望背道而驰？“前言”一章中提到的论调认为，这是中国手工业者靠着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勤劳，在外国倾销的冲击下屹立不倒，是中国劳动者的胜利。诚然劳动者的勤劳应该大加赞美，但是脱离经济背景一味大谈所谓民族性，无异于空中楼阁。
经济学告诉我们，如果企业没有市场势力（即提高销售量并不会降低售价），且售价高于平均可变成本，则短期而言，企业会扩大生产，直到新增一单位产出所消耗的额外成本等于其售价；长期而言，如果企业亏损，则会退出行业[ G.曼昆,梁小民,梁砾.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现在，我们运用这一点来分析家庭手工业。自家植棉、纺纱、织布，倘若忽略人力成本，则唯一的成本就是棉花；因此，只要布料价格高于棉花价格，则纺纱织布就是有利可图的；而机织布再便宜，也不可能做到比棉花价格更低。三十年代时，河北定县织布者一天劳动所得还不够吃食，即使如此农家仍“乐”此不疲[ 王翔. 清末民国时期的“土布”和“洋布”之战[J].民国春秋,1998,(02):26-31.]：因为劳动尚且能得到一个半个铜板，倘若不劳动那就一无所获。
短期坚持纺织是迫不得已，那长期呢？长期中的“企业亏损”，意指企业的机会成本为负：若从事某行业的盈利低于切换为其它行业的盈利，则视作机会成本亏损。然而近代以来，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赋税严重，使得家庭手工业已经是剩余劳动力的最好出路。织布并非农民们向往的生活方式，而是唯一活下去的方式；而若当前行业是市场上唯一的行业，那无论利润再微薄也只能咬牙坚持。
7.2.对“前言”中提到论调的反思
当看到中国人民靠着手纺土布与外国进口的机纺洋布顽强竞争不落下风时，应做的不仅是为劳动人民的勤劳喝彩，更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被迫用落后的人工与轰鸣的机械竞争？为什么农民只能被束缚在土地上，迂守着落后的小农经济、男耕女织？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意味着买办和殖民者操控下的城市工业化不完全、不充分，意味着工业无法足够吸纳破产的农村人口，导致乡镇只能困死在马尔萨斯陷阱里，低消费低投资低产出，无限地内卷土纱土布。
能够打破这种循环的，只有新生产力、新增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引导的工业化是生产力的进步，这体现在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均棉布消费量较半世纪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将近翻倍[ 王翔.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6. 230.]；但这样的工业化远没有使所有人受惠，停滞在小农经济里的乡村只会在倾销的挤压下失去最后一点产业，困死在田垄上、织机前。
不成功的工业化创造不了足够的岗位，只会导致不完全解体的小农经济；事实上，七十年代“三大件”中仍有缝纫机的一席之地就说明运用闲暇时间制衣这一传承自小农经济的传统仍有存留（尽管缝纫指的是由布料缝制衣服，与本文主体，由纤维制成布料的纺织类似但不同）。是什么让缝纫淡出了人民的视野？当耗费精力学习布艺和自行缝纫的机会成本高于购买成衣的成本时，手工缝纫的衰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这样的转变，只有全面工业化，创造大量岗位的同时生产大量产品，才能在生产业上走出小农经济的桎梏，迈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