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用工荒现象看中国人口结构的周期波动

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要研究每年有多少年轻人走出校门并开始寻找工作。

有人指出：“‘用工荒’在2011年春天变得异常显眼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约20年前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要保持劳动力规模长期不萎缩（产业升级期间光不萎缩还不够），一个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应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这在发达国家是2.09，在中国这样一个性别比失衡的半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2.3。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还是2.37，但1991年已经下降到1.8，1992为1.68，1993为1.57，1994为1.47，1995为1.48，1996为1.36，1997为1.31，1998为1.31，1999为1.23，2000为1.22。这表明‘用工荒’在中国将是长期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这种说法有道理。1991年出生的人到2011年满20岁，刚好是要走上工作岗位的年龄。从1991年到2000年，中国的生育率逐年下降，使得20年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减少。因此，有必要全面地综合考虑计划生育政策，适度放宽一胎化政策，努力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均衡。

有人从人口红利的角度分析民工荒。如果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较大，赡养老人的负担比较轻，抚养比比较低，社会储蓄能力强，有利于经济发展。有人把这种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优势称为人口红利。他们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到了2015年就会出现拐点。工作人群的社会负担会越来越重。这些观点也很有道理，但是和当前出现的民工荒并不直接关联。日本、加拿大和北欧这些国家和地区早就没有人口红利了，怎么没有出现上下起伏的“民工荒”？

与其讨论出生率和人口红利，还不如直截了当观察新增就业人口数量变化。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变化趋势都相当稳定。也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理由假设明年出生的婴儿比今年更多。由于在50岁以前的死亡率很低，所以各个年龄段的人数基本相近。20岁的人数理应和19岁或者21岁的人数差不多。

可是，中国的人口年龄分布情况非常特殊。在2011年，年龄为51岁的人只有1199万，可是年龄为43岁的人有2643万，两者相差1倍多。人口如此大起大落在世界各国颇为罕见。理由很简单，

• 在2011年届满51岁的人出生于1960年，那个时候闹饥荒，饿死了不少人，出生的婴儿自然很少
• 在1968年，时逢“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大学、中学都关了门，年轻人没有别的事情好做，“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了大量婴儿

毋庸讳言，历史上的两大错误给中国人口结构带来了巨大的扰动，不仅导致这两年出生的人口相差悬殊，还影响到随后年份。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河，激起一波又一波涟漪。

中国人平均的生育周期是24年。如果24年前出生的婴儿多，那么24年后，育龄的妇女也多，即使维持一胎化政策，出生的婴儿也多。1968～1980年每年出生的人口数下降，时隔22年后，1990～2000年每年出生的人口数再度下降。毫无疑问，对应着每年新生儿数量下降的时间段，20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也会下降。

新增劳动力可以定义为18～22岁年龄段的年轻人。一般人18岁左右高中毕业，22岁大学毕业。从18～22岁这五年的人口移动平均值可以被用来表示新增劳动力数量。例如，在2006年新增劳动力的数值是1984～1989年这五年出生人口的平均值，为2021万人。按此原则计算，2007年为2166万人，2008年为2321万人，2009年为2453万人，2010年为2440万人。过了2011年以后，新增劳动力人数才开始下降，如下表所示。

按照人口年龄分布状况，这个新增就业人口下降的趋势为12年。从2009年达到2453万人的高峰之后，逐年下降，要一直减少到2020年的1336万人。2011年新增劳动力2303万人。假定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来看，从2009年开始，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将逐年减少。2020年的新增劳动力数量和当前相比可能要减少1000万人左右。显然，这是导致“劳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新增劳动力永远保持下降趋势。每年新生儿的数量在波动，相对应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也呈现波动规律。从2000年以后，新生儿数量开始下一波的攀升，可以预料，在2020年后新增劳动力数量将迎来上升周期。到了那个时候，劳工荒引起的矛盾就可能让位于高失业率的压力。下图1和图2所示为我国的人口结构和新增劳动力。

我国人口结构图

新增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