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考者》笔记

一、谁需要思考

你思考吗？你不一定思考。而且你不一定需要思考。

在讨论“科学”思考之前，咱们先说说什么是“思考”。我对思考这个行为有三个判断，

• 第一，人在大部分时候都不思考。

我要是不读书不写文章，每天思考大概不超过五次。如果你已经知道一件事是怎么回事儿和该怎么做，你不需要思考它。有问题，不明白，想改变，才需要思考。

绝大多数人每天都在过着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吃什么早饭需要思考吗？上班坐什么车需要思考吗？不需要。工作都是该干什么干什么，走走流程就是一天，越熟练越无需思考。晚上想看个电视剧，这个片你不喜欢那个片你喜欢，于是你选择了喜欢的这个，这叫思考吗？这叫本能。

人只要有趋利避害的基本能力，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最好还有点道德感，就足以应付绝大多数事情而不必思考。

其实大多数人都不怎么思考。包括有些专业人士、老教授、老领导，你去听他们谈一谈国家大事也好，身边小事也好，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见识是惊人的浅薄。他们有时候会为一些特别小的事想不开，对非常简单的事判断错误。但是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 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判断，不思考也没关系。

现在“非理性”这个词非常流行。有些作者爱说人是非理性的，说我们一定要用理性去克服非理性，要明智思考、科学决策……我看这都是过度营销。事实是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相当理性的。

以前有些思想家认为老百姓是容易被煽动被欺骗的，都是乌合之众，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认识。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尔考察真实历史事件和最新科学研究，发现普通人根本不容易被骗。特别是人在面对利益攸关的日常生活时候，更是精明得很。有时候人们做出一些看似是迷信的行为，那也不是非理性的，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他们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人都是非理性的”，不符合生物演化的要求。其实你只要诚实地想想就知道：如果人都是非理性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读书、没学过什么“批判性思维”，日子过得也挺好呢？

大部分人不思考并不是因为不爱思考，而是因为不需要思考。如果上级和长辈让你干啥你就老老实实干啥，兢兢业业干好就能升职加薪，你何必思考呢？

思考是一个非常难的事，科学思考的学习曲线相当的漫长，最可怕的是这门功夫未必能给你带来多少效用。

我很爱思考。不是因为思考对我很有用，而是因为我感到思考有乐趣，而且我强烈希望自己“正确”。这不是为了在辩论中抬杠，如果我错了我愿意承认我错，但是我希望知道怎么才能对。

• 我的第三个判断是人有时候真的需要思考。

莫泊桑有个小说叫《项链》。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家境一般，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要去参加一个高端的晚会。为了出风头，玛蒂尔德跟人借了一个项链，这个项链让她大放异彩，结果项链丢了。为了赔偿项链，玛蒂尔德和丈夫辛苦工作了整整十年，最后却得知原来那个项链是假的。

有人说小说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爱慕虚荣，我看根本谈不上。玛蒂尔德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借项链，更不在于为了赔偿项链而辛苦工作，赔偿这个行为其实很了不起，而在于她在下决心赔偿之前，没有先思考一番。她原本应该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

在她平时的生活中，玛蒂尔德也许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但是高端晚会和假项链超出了她的日常经验。

面对陌生的局面和不熟悉的事物，你需要思考。

对有些爱折腾、敢博弈、喜欢自作主张的人来说，几乎每天都是陌生的局面，他们必须会思考。然而现代社会精细分工使得大多数人不会经常面对这样需要思考的事儿。他们可以不思考，但代价是一旦从自己的舒适区走出来，就可能像玛蒂尔德那样遇到危险。

对不思考的人来说，外面的世界充满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日子可能过得挺好，思想却非常保守。他们不适合出来。

如果你不打算死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需要学习一点科学思考。为了说明现代世界是怎么回事儿，我先给你出四道思考题，它们都代表真实世界中的事情，

• 聂卫平说，中国足球运动员之所以踢不好球是因为在场上缺少大局观，他们应该学习下围棋，因为围棋能提高大局观。
• 著名学者王小东炮轰国足，说国足就算回回拿世界杯，贡献也比不上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个系，而现在的贡献则是负数。
• 你的一位亲友在例行体检中被查出了脑动脉瘤，医生建议手术。
• 你身体很好，唯一的问题是胆固醇偏高，医生给你开了某种他汀类降胆固醇的药。

请问你如何思考？

聂卫平和王小东说的都是傻话，不过我建议你先忽略他们，因为中国足球怎么搞与你无关。思考力应该优先用在跟自己有关系的事儿上，对无关的事儿少说话，是靠谱的人该有的气质。

脑动脉瘤有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破裂，一旦破裂就可能是个大事儿，所以的确有的医生会建议患者立即做手术。但是为了不犯玛蒂尔德的错误，你最好先把事情搞清楚。你要是思考的话，有三个事实值得你了解，

• 第一，健康人群中也有 2% 的人，有脑动脉瘤。他们毫无症状，感觉良好，要是不体检根本不知道自己有。
• 第二，有研究做过专门的统计，一个没出过血的脑动脉瘤，如果栓块比较小，未来的发病率只有 0.05%。
• 第三，一切手术都有风险，脑手术的风险尤其大。

说白了，脑动脉瘤是个常见现象，不做手术发病率也很低，做手术的风险却很大。那你还会建议你的亲友听医生的去做手术吗？

再说胆固醇。高胆固醇的确会增加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你要是思考的话，有四个事实需要了解，

• 第一，高胆固醇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吸烟和饮食。
• 第二，他汀类药物的确能降低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效果有限。研究表明，他汀类药物能把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从 4.4% 下降到 3.4%。
• 第三，对于没有心血管疾病发病史的、健康的人群来说，服用他汀类药物与否，对死亡率毫无影响。
• 第四，他汀类药物有副作用，会导致头痛、恶心、皮疹、肌肉酸痛，甚至可能让人再也不能做像跑步、舞蹈和游泳这些事情。

那如果你身上除了胆固醇高没别的毛病，你会服药吗？

如果你对那两个医学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相信你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你一定会有个疑问：医生为什么不给我们提供正确的建议，却非得让我们做手术和服药呢？这就涉及到了真实世界的运行情况。

• 医生并没有故意骗你。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事实。他可能从开始行医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么给人治病，而有些研究刚刚完成，他没读过那些论文。医生的知识系统不是自动更新的。
• 他也可能听说过那些研究但是不同意，毕竟研究结果不是金科玉律，还得慢慢取得共识。
• 他也可能只是想对你做点什么，不然体现不出医生的作用。这个现象叫“过度医疗”，是当今医学界的一个顽疾。

英国 45 岁以上的人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在服用他汀类药物，难道他们都是病人吗？你想想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有识之士在呼吁，但是暂时改变不了。

不管你对那两个医学问题有什么判断，这个道理是一旦离开舒适区，你会发现到处都是这种互相矛盾的声音。

我想说的是别恐慌！我们这不是一个骗子世界，那些人是因为种种原因才有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做法，但不是为了骗你。如果大部分人都是骗子、大部分信息都是假的，我们就没法思考了。但我们这也不是一个和谐又完美的世界，很多宣传都是误导，很多人是在真诚地做着傻事。如果每个医生、每个专业人士都给你提供正确的建议，你就不需要自己思考了。

我们这是个什么世界呢？是一个充满了争论、充满了博弈、有各种系统性的偏差、比较均衡，但是又不充分均衡的世界。

庖丁解牛的高境界是目无全牛。在科学思考者的眼中，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正因为世界是这样的，你才需要思考，也可以思考。

具体问题总是需要具体分析，我们只能讲一些思考的一般方法。我们会讲到“批判性思维”和“科学方法”，我理解这些方法有两个作用。

对于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说这次职位调动为什么老张升职了你却没有？我希望你能学会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别弄个钻牛角尖。对于一个一般的规律，比如说胆固醇高对心血管疾病到底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办，我希望你能学会如何寻找好的答案。

归根结底，我们思考是为了明辨是非。明辨是非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大多数人都是在生活中低头走流程在网上大声说傻话，我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敢抬头四处看看，在网上说负责任的话。

战国的《中庸》对读书人的要求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结果很多读书人连第一项博学之都没做到，只能叫“学之”。考科举考上个公务员，大多也只是办事员而已，学了又能笃行，就是好孩子。

那审问呢？慎思呢？明辨呢？是非都得是上面的人告诉的吗？自己不可以判断吗？我希望咱们有点气魄，要学别光学圣贤的教导，应该学圣贤的全套。

 

二、别指望奇迹

这一章我们破除一个老百姓常有、科学思考者要保持十分敏感的思维模式，我称之为“奇迹思维”。这种思维相信什么好事儿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妈，日子过得不错，只是感情生活很平淡。有一次她在网上遇到了演员靳东，两人聊得挺好，大妈感到自己坠入了爱河，决心跟丈夫离婚，非靳东不嫁……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还上了电视新闻。那个“靳东”当然是假的，但是你知道，大妈的可悲之处并不在于被骗，而在于她为什么居然能相信，靳东应该娶她呢？

千万别嘲笑这位大妈。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大妈只是敢于相信奇迹，而且每个人都经常有奇迹思维。

有个童话叫《神笔马良》，说马良画什么像什么，有一天一位白胡子老人送给他一支笔，他用这支笔画什么都能变成真的……你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否想过，如果真有这样的笔，凭什么要给马良呢？

这就是奇迹思维。那个笔是个奇迹，但是人们似乎对奇迹的发生并不是很敏感，反而把注意力都放在马良拿到笔之后惹出的那些事儿上，而殊不知，故事的后续发展都很正常，最不正常的就是马良居然能得到那样的笔。

我这可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存在奇迹。世界上有时候就是会发生奇迹，比如买彩票中了亿万大奖。我说的是人们总是不能很好地评估、鉴赏和珍惜奇迹的稀有程度。

比如我小时候有个人生理想，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现在我知道那是一个奇迹思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我低估了爱因斯坦的稀有程度。

• 第一，我没调研过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做什么，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比我聪明得多也勤奋得多。
• 第二，我没学过真正的物理学，不知道现代物理学有多难。
• 第三，我不了解职业物理学家的工作日常，不知道今天的物理学界早就不是爱因斯坦那个时代的江湖，已经不会再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了。

我一问三不知，但是我非得当爱因斯坦，你要敢阻挡我追求这个梦想我就认为你是在压迫我……

小学的时候，因为母亲是学校老师的关系，我可以很方便地获得大量的书籍，我经常坐在自己房间的地上，一看就是一下午。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名人传记的书籍，当时我就暗暗觉得，未来的我也一定要成为像松下幸之助和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现在逐渐长大了，也进入了30岁的而立之年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之后，我知道这也是一个奇迹思维，为什么呢？因为我低估了企业家能力的稀缺程度以及创业的艰难程度。

• 第一，企业家，尤其是合格的企业家，是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稀缺的一个人力资源，按照2/8定律进行递归分析，这类人群只占整个社会人群的0.001%。要成为这个人群的一份子，需要经过经年累月的持续迭代，用脱不花的话说就是，要给自己“脱很多很多层皮”
• 第二，创业都是九死一生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因为市场总体是相对有限的，而实现需求的供给方法和技术是近乎无限的，创业者从各个角度出发，最终能走到终点的只有0.1%的企业

敢想，有时候也许是对的，但是多数时候肯定是错的。那有了奇迹思维该怎么骂醒自己呢？

关键在于，你得知道世界上的好东西是如何分布的。了解了好东西的分布，你就会意识到，首先你得不到，其次你留不住，所以你别指望。

我要借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三个定律，这三个定律能对你起到灭嗨的作用。违反这三条定律，就是白日梦。

• 第一个定律是“能量守恒”。

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聪明人想要制造一种叫做“永动机”的东西。人们设想这个东西自己就能动，而且是源源不断地一直动下去，最好还能帮你做事。一直到 1843 年荷兰科学家迈尔提出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人们才算从理论上说明白了，为什么永动机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

能量守恒是说这个世界不会凭空“多”出来一个什么东西。每一件事物都一定是从别处移动过来、或者从别的东西转化而成的。你这里多一个，别处就得少一个，你用了，别人就没有了。

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好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老一辈人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但他们有一个特别朴素的观点很对，那就是你得有付出才能有回报。而考虑到能量转化过程中的损耗，回报常常会小于付出。特别好的东西需要巨大的付出。科幻小说作家说“反物质炸弹”的威力最大，可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天然的反物质资源，科学家用加速器制造一点反物质所消耗的能量，远远大于那些反物质本身的能量。

现代人的日子之所以过得不错，我们之所以总有“非零和博弈”，那是因为大自然提供了巨量的资源供我们免费使用。这有一棵野生果树，你摘下来果子就吃，你的回报的确是大于付出，那么你应该为此感到庆幸。而且你应该知道好吃的、值得争取的、免费的果树，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稀有的。

守恒定律说好东西总是稀有的。靳东和爱因斯坦是如此有名，人们觉得他们仿佛就在自己身边，而殊不知他们的机会、境遇和名望都是有限资源强烈聚合的结果，他们非常稀有。

可是像你一样的人，却不是那么稀有。稀有的东西分配到你这个不稀有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叫做“中奖”。

很多人炒股是因为感觉自己是个股神。他们亵渎了股神守恒定律。

• 第二个定律是“均衡市场假设”。

这是一个假设，因为市场不是绝对均衡的，否则我们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但是市场是“相当”均衡的。

均衡市场假设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神奇到高出一般水平一大头的力量。

以前人们总爱幻想有“大侠”。这有个冤情，正常渠道已经无法解决了，突然一位大侠从天而降，轻松就给你摆平。现在出现一些所谓“赘婿流”小说，说身份低微的主人公突然获得一项神奇能力，比如能治百病的医术，于是所向披靡，众人无不拜服。

这种剧情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如果真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它为什么要用在这种小事儿上呢？你要有那么强的医术，你应该抓紧时间造福人类啊？你干嘛去人家姑娘家里当赘婿，过扮猪吃老虎的瘾呢？足以威胁国家机器的大侠，会管一个小人物的冤屈吗？

市场会把各种力量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所以如果你指望用一种比当前这个局面高得多、稀有得多的东西来改变当前这个局面，那你就是奇迹思维。

后天就要考试了，你感到复习时间不够用，你心想，我要是有一学就会过目不忘的超能力就好了，那你怎么不想想，你要真有那种超能力，还会沦落到担心期中考试的这种境地吗？你到时候要解决的必定是大得多也难得多的事情。这就好比别人吃不上饭你来一句“何不食肉糜”，市场的演化不会让肉糜去解决饱腹的问题。

均衡市场假设说杀鸡用不了牛刀。人们总是用同一个水平的工具去解决同一个水平的问题，而不是用一个特别高水平的工具去解决一个低水平的问题。因为如果高水平的工具可以随便用，低水平的问题早就不存在了，不会等到你来解决。

均衡市场假设还说，对于长期存在的问题，你通常只能做一个“边际的”改进，而不会一下子就比前人高明很多。工业革命是积累的结果，爱因斯坦是时代的产物，现代高科技产品放到古代都是神力，但这些东西都是一点点改进、一步步发展出来的。

为啥呢？因为别人也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现在早就是一个社会化行为了。那么多聪明人在各个方向上不断探索，不太可能发生一个人比所有人高出一大截的情况。通常是你能改进哪怕一点点，就足以收获巨大的回报。

然而很多人就是相信有神奇力量。产品卖的不好，有人希望一个新广告能把他的萝卜卖成海参。公司面临重重困难，有人盼望来个马云那样的领导力挽狂澜。看到中国存在一个问题，有人说“民主就好了”，有的人说“中央要是重视就好了”，这也都是奇迹思维。

能量守恒和均衡市场假设这两个定律决定，你不太可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 第三个定律叫“热传导”，意思是热量会自动从温度高的地方向温度低的地方流动。

热传导定律说就算你运气好，得到了一个好东西，你也留不住。

世界上最贵的钻石价值超过五千万美元，你会幻想偶然捡到这个钻石，然后就整天戴着吗？你不会的。就算你能捡到，你也会把它卖掉，因为你更需要别的东西。

这就好像在一片比较凉的地方突然出现一个特别热的东西，那它的热量就会迅速传导到凉的地方去。最后买下那颗钻石的人，不差那五千万美元，而且也不差那一颗钻石。我们常说“最需要的人没有，最有的人不需要”，热平衡会让每个人都不会太过惊喜于自己手里的东西。

有人感慨说，当年比特币还不到一美元，现在是一万美元，那我当初买上一些，现在不就发财了吗？其实不会的，他拿不住。绝大多数花 1 美元买到某种股票的人会在涨到 10 美元之前就把它卖掉。要知道十倍已经是极其稀有的回报率，没人会考虑一万倍。

那到底有没有人会不为所动，坚决不出手，就那么一直拿着呢？也许有，但他们一定是根本就不缺钱的人。他们拿住了最高的投资回报，可是这个回报对他们的人生幸福度影响很小，这笔钱不是他们想要的奇迹。

反过来说，卖钻石得到的五千万美元你也不一定能拿好。大多数中了彩票大奖的人都守不住那笔钱，他们会用愚蠢的方式把钱花掉。

我说的不是“别相信奇迹”，而是“别指望奇迹”。奇迹发生那是运气好，别指望，指望会让你变成令人讨厌的人。

英文有个词叫“entitlement”，大约可以翻译成“特权感”，意思是我得到的这一切都是我该得的，好东西就该归我。我感觉现在有这种情绪的人实在太多了，而这恰恰是奇迹思维的体现。有人从小家庭优越，一路受到父母和众人的照顾，这本来是稀有的条件，但是他意识不到，他认为自己理所应当就应该拥有更好的。

特权感强的人做事之前会有太高的期待，别人眼中是奇迹的事儿，他以为一定会发生。然后他一旦遇到挫折，就会气急败坏。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2020 年有个来自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新研究。研究者找了 162 个受试者，先测量他们的特权感指数。比如说，你要是特别赞同下面这句话：“我真诚地感觉到，我应该比别人获得更多”，那你就是一个特权感特别强的人。这项研究发现，对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你会有一个跟别人不同的态度。

同样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导致的坏结果，比如说抽签抽中去做一个很无聊的工作，正常人会认为这既然纯属偶然，接受就是了。而特权感强的人，却会对此很愤怒。为什么倒霉的非得是我？他拒绝接受。而殊不知这就好像大妈问“为什么靳东不爱我呢？”

我们这不是一个经常发生奇迹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我们应该经常提醒自己两件事，

• 第一，我赢不了。
• 第二，就算我偶尔赢一次，也会再输掉。

 

三、满腔热忱，一厢情愿

老百姓有一个标志性的天真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如此平常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经常意识不到那是一个错误，可能更合理的说法应该叫“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英文世界经常被人提到，叫“wishful thinking”。可是中文世界中现在甚至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愿望思维”。

所谓愿望思维，就是把自己的愿望等同于事实。因为我希望 X 是对的，所以我相信 X 是对的。

人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难道谁还不知道哪个是愿望，哪个是事实吗？不一定。我希望中国的航天技术是世界第一，这个愿望是不是事实是容易检验的，这个我们能分清。但是很多愿望和事实不容易分清。

某男生一直在追一个女生，人家女生已经一而再、再而三明确跟他表示拒绝、说我不喜欢你、你别再烦我，可是这男生还总是不依不饶。如果你问他，人家不喜欢你，你为什么非要追呢？他的回答是对方当然喜欢我，她只是害羞不善于表达，她拒绝我那都是对我的考验，我要放弃就是辜负了她，她在内心深处是非常爱我的。

这个所谓的满腔热忱，其实是一厢情愿。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愿望思维叫“一厢情愿思维”。对这种陷入愿望思维不能自拔的人，我简直想不出那个女生到底怎么做才能合法地证明自己不喜欢他。

愿望总会调动人的美好情感，你一想象这件事就会获得一种愉悦感，你越想就越觉得它是真的。以至于你根本想不到、也不愿意跳出来。

• 炒股的人说，这只股票起起伏伏好几个月，现在庄家已经把它做好了，蓄势待发。
• 中国队今天晚上有一场比赛，我看了赛前球员们的采访，了解了他们的训练情况，我感到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好，我坚信，中国队今晚必胜。
• 家长对老师说，我家孩子总考不好，但是他其实特别聪明，他只是贪玩不用心、爱马虎，他其实很喜欢数学，他只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喜欢数学。
• 炒房者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国家不可能真的打压，通货膨胀是未来趋势，房价一定会不断上涨。
• ……

这些都是愿望思维。它常常以隐性的形式出现，往往都是无害的小事。但是有时候愿望思维会让你对事物的走向有过于乐观的估计，甚至在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

• 领导上任好几年了，工作做得不温不火，公司错失好几个发展机会，有人说这领导能力不行。可是另一些人却坚持认为，领导要说能力那是特别有能力的，他有一个宏伟的蓝图，只是现在受到各种限制无法施展，我们应该耐心等待。可是等了几年，发现这位领导不但没有什么高招反而还连出昏招。这些人又说了，领导正在下一盘大棋，我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些人未必是故意想看着公司衰败，他们可能只是被愿望思维拿住了。
• 又比如说，一位女性经常被丈夫家暴，可是每次事后丈夫都痛哭流涕，说尽好话，她每次都相信了。在长达数年内，她一边忍受家暴一边愿望思维。你要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她会说丈夫其实已经后悔了，将来一定会变成好人的……后来有一次，这位女性实在忍不了了，终于报警！警察来了调节一番，说现在不提倡离婚，你们这都是家庭内部矛盾，夫妻吵架很正常，就没有再管。警察也是愿望思维。

愿望思维是被愿望，而不是被事实和逻辑驱动的思考。愿望这个情感会让人选择性地接收那些符合这个愿望的事实，把事实往符合愿望的方向上解读，导致决策和行动的偏差。

有人做过实验研究。有些新手父母，内心认为孩子放在家里照顾最好，可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必须得把孩子送去幼儿园。研究者把这样的家长请到实验室，让他们看一篇关于孩子在幼儿园和家里成长好坏对比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结论其实非常模糊，怎么解读都可以。

• 但因为这些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他们很希望论文能告诉他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有好处。结果他们看完论文后，果然认为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孩子应该送去幼儿园。
• 而另有一组家长，也是本来认为让孩子待在家里是最好的，跟第一组不同的是他们决定就让孩子在家里，他们看了论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孩子待在家里最好。

两组人，本来有同样的信念，看同样的论文，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就是愿望思维的结果。

愿望思维如果再严重一点，就可能会导致所谓“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也就是这个人只听得进去能确认自己的信念的事实，而对一切相反的证据都视而不见、甚至做反方向解读的程度。比如有人认定了某个国家是中国的朋友，那就不管那个国家做什么都是在帮中国。有时候那个国家做的事情明明给中国带来很大麻烦，他也说那其实都是中国有意安排的。

不过多数时候愿望思维很难被察觉到。它是老百姓日用而不自知的一种思维方式。

大学里有一次期中考试的题目特别难，同学们考完试都感觉压力太大了，就给老师提反馈，说不应该出这么难的题打击我们。

这其实也是愿望思维，而且是逻辑错误。你的论据其实是“你不喜欢”，但是你把它当做了“这不应该”。你不喜欢 ≠ 这不应该。谁说考试应该让学生舒服了？谁说事情的走向应该满足你的愿望了？愿望思维的一个习惯套路就是只要我感到不舒服、不喜欢的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就应该避免，这正是把自己的愿望等同于事实。

科学思考者一定要对愿望思维保持警觉。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以你为中心展开的，事情总是几乎随机地发生，不会总往你合意的方向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才是正常的，当你做出一个判断的时候，如果这个判断正好顺从了你的情绪，你应该提醒自己这是不是愿望思维。

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它可能会伤害你的感情，你体会一下破除愿望思维的痛苦。

癌症是“众病之王”，它不仅仅是难治，而且对人的认知也提出了挑战，因为它非常不可控。人们总是会想，为什么有人得癌症，有的人不得癌症？为什么有的人得了癌症之后治疗结果很好，而有的人就治不好？

一个自然的想法是癌症跟人的性格和心态有没有关系。是不是那些性格怪异的人更容易得癌症，性格开朗友善的人不容易得癌症呢？得了癌症之后如果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是不是能有利于治愈癌症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对癌症有了一种掌控感。而且这样的预防和治疗是最理想的：没有成本、不需要高科技，你唯一要付出的就是做一个好性格、好心情的人。谁不愿意做个好性格、好心情的人呢？既做个好人还能避免癌症，这多好啊。

这就是为什么，当上世纪八十年代，心理学界的一位巨擘，德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 Hans Eysenck）提出，有一种性格特质特别容易导致癌症的时候，这个说法立即就被公众接受了。艾森克说他发现一种“C型性格”，表现为神经质、易怒、悲观、孤僻，死于癌症的概率是“健康”性格的人的 40 倍、60 倍、甚至 70 倍。

我特意查看了一下，“C型性格”这个说法至今仍然被某些媒体在引用。更不用说老年人朋友圈转发的那些健康指南，癌症跟性格有关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艾森克那些研究已经在 2019 年被判定为是故意做假，被撤稿了。

而且不仅仅是艾森克这个理论，科学家早就做过多项研究，证明癌症和性格、和心态都没关系。我给你列举几个最过硬的证据。

2010 的一项规模最大的研究，对 6 万人做了为期 30 年的跟踪随访，发现性格特征跟癌症风险之间、跟癌症的存活率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个研究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是在一个人得癌症之前先判断他是什么性格。这是最靠谱的，因为人得了癌症之后可能自己把癌症归结于自己性格不好，他会错误判断自己以前是什么性格。

那么如果已经得癌症了，保持一个好心态和好情绪能否有助于增加战胜癌症的概率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有人对 1000 名以上得了脑部和颈部恶性肿瘤的患者做了情绪观察，结果发现他们的情绪的好坏跟肿瘤生长速度、跟他们的存活时间，都没有关系。

现在还有人专门发明了针对癌症的各种“心理疗法”，那这些心理疗法有用吗？也没用。2004 和 2007 年的研究都表明，心理疗法或许能让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但是所有的心理疗法都跟存活时间没有关系。

所以现实是冷酷的。我相信将来还会有人继续鼓吹性格和心态对癌症的作用，还会有人发明新的心理疗法，但是那都是愿望思维。癌症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运行。现在唯一证据最强的结论就是吸烟会大大增加癌症风险，其他都很难说。癌症就是一个非常随机、难以掌控的东西。这个病这么重要，我们真的很希望能用什么生活方式之类的方法掌控它，但是真的掌控不了。

而这才只是冰山一角。在保健品、美容品领域，愿望思维简直太多了。那些领域基本上就是专门用人的愿望思维赚钱的。各种广告铺天盖地，说这个有什么好处那个有什么疗效，都是神奇的说法，而人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人们愿意相信。

分不清愿望和事实，这多么尴尬啊。

愿望不一定都是错的，有愿望很好，尴尬之处是你事先就假定了它是对的。

• 传统武术曾经被吹得神乎其神，结果现在一个个大师拉出来连普通的综合格斗运动员都打不过。有人说这不能说明传统武术不行，这是因为绝技已经失传，现在的大师不是中华武术的优秀代表。可以。这个逻辑没问题，但是这也是愿望思维。
• 以前西方领先东方，现在中国崛起了，人们说中国文化其实是最高级的，只是还没到时候，到时候必定领导全世界……可以，但是这也是愿望思维。

 

 

四、圈里的人和组合的人

大部分人都没有真正的观点，哪怕是对于经常谈论的事物，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可是如果你让人表态，他会非常肯定地说“中国足球就是没戏了”、或者“中医就是厉害”，他有强烈的“看法”。那这些不思考的人的看法都是从哪来的呢？来自人群的传染，来自熏陶，来自“文化”。

千万别低估一群人对一个人的影响。你可能经常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不老实”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根本不听家长和老师的话，自己觉得自己很叛逆，长满了棱角。这些人是不是很酷很了不起呢？其实他们也不是在独立思考。

上世纪7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学者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对一群中学生做了一段跟踪研究。这些学生都是英国某个镇上的一所普通中学里的工人子弟。威利斯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男生，他深入到学生中间，跟他们交谈，了解他们的行为。乍看之下，这些学生都是非常叛逆的青年。他们不但不听老师的话，而且看不起老师。他们白天不好好上课晚上还在外面到处游荡。他们鄙视学校的规则，抽烟喝酒泡妞打架无所不为，他们嘲笑那些听话爱学习的“书呆子”。

他们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威利斯说这个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对权威的反抗。但是请注意，这里所谓的反抗，反的只是学校。在正规的学校组织之外，学生们另有一个非正式的“圈子”。在那个圈子里他们可不反抗。

这个圈子就是整天混在一起的一群人。如果你是一个中学男生，你不希望自己下课之后就一个人待着，你可能希望加入一群在操场上一起抽烟的人。被这个圈子排斥是非常可怕的待遇，而作为圈子的成员，你必须遵守一些默认的规则。

圈子有活动你得参加。比如说外出游荡已经形成了仪式感，每天午饭时间哥几个必须出去喝点酒。从外面看，圈子里有时候会发生打架事件，好像很混乱；从圈内视角看，打架其实很有秩序。通常的规矩是只有地位高的人才能发动一场打架。打架是危险的，地位低的通常老老实实待着。从外面看，这帮人整天都在吹嘘自己混乱的性经历；从圈内视角看，他们对自己“正式女友”的忠贞要求非常高，圈内人不会碰对方的正式女友。圈子有自己的一套特色语言，每次聊天翻来覆去都是差不多的那些话。圈子平时不见得有多抱团，但是会抱团歧视圈外人，特别是外族人，比如那些来自巴基斯坦的学生。

这个圈内文化，把那些中学生塑造成了一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如果你跟他们谈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大学、现代科技之类的事情，他们会嗤之以鼻，认为根本不值得知道。

而这个态度其实是理性的。学校教育对这些学生确实没有多大意义，他们注定要追随父辈，去工厂当干体力活的工人。他们的圈里文化其实是在为那样的生活做准备。他们知道的人生经验，的确已经够用了。

这哪里是叛逆呢？

我们这里说的可不是中学生的教育问题或者阶级固化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人的认知。这个道理是，每个人都会渴望加入一个小圈子，然后服从圈子的文化。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公务员，偶然聊起来了。我发现凡谈到对什么事情的看法，他都反复地跟我说“我们单位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一开始还以为他这么说是为了说明这么想的人很多，从而更能证明这个想法是对的，后来我意识到不是。他并不在乎他们单位以外的人怎么想。他之所以总说他们单位的人是这么想的，是因为他们单位的人就是他的思想来源。他自己没思想。

自己本来没观点，但是会全力以赴捍卫自己所在“圈子”的观点，这里面有道理。

尼克·查特在《思维是平的》这本书里列举了好几个实验，说如果你通过巧妙的设计，给一个本来没有观点的人外加一个观点，让他相信这就是他的观点，他就会去捍卫这个观点。这就好像量子力学里的波函数一旦坍缩，就从原本的不确定进入了绝对的确定性。

所以你别看很多人声嘶力竭地捍卫某个观点，他们那个观点的起源可能根本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这本书中就提出，我们对社会上的道德议题的判断，总是直觉先行，直觉先确定了你的态度，完了你再用理性去给这个态度找理由。

所以理性是服务于情绪的。那情绪又是从何而来呢？海特认为，人们对公共事务判断的情绪主要取决于对“新事物”的观感：如果你喜欢新东西，你就容易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你不喜欢新东西，你就容易成为保守主义者。

但海特这个说法还不够完全。那我们对新事物的观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倒是英国儿童文学家、《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刘易斯，早就有一个论断。刘易斯认为人的很多最初观点是来自于小圈子，刘易斯称之为“内环（Inner Ring）”。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少年时代总在一起玩的一伙人，可能是你们“单位”的人，你内心深处会有一个最有归属感的、可能是非正式的小圈子。最初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这个圈子里的多数人对这个社会议题是这个看法，结果慢慢地，所有人就都是这个看法了。

这跟心理学家们多次研究过的“群体思维”、“群体压力”都有关系，人总是希望自己跟所在群体的看法一致。但刘易斯的这个洞见是人最在乎的还是自己最有归属感的那个圈子是怎么想的。

因为你最在乎的那帮人都这样认为，所以你也这样认为。你不但默默地就放弃了独立思考，而且还因为害怕跟不上那帮人的观点而感到不安。

这是智识上的腐败。

那你说，不这样又能怎样呢？难道智识分子都是孤独的吗？难道科学思考者就没朋友吗？那当然不是，相对于“圈子”，作为科学思考者，你想要加入的是另一种群体。刘易斯称之为“健康的社区”，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组合”。

圈子里人人都一样，组合里人人都不一样。

《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四人，就是一个组合。他们的性格特点、在队伍中的角色、对事物的观点和做事的方法，都各不相同。孙悟空冲动好战但是聪明能干，猪八戒懒惰但富有人性，沙僧稳重，唐僧坚定。其实你能想到的好的团队都是这样的。《哈利·波特》中的哈利、赫敏和罗恩三人组，《指环王》里的“护戒同盟”，《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赵云、诸葛亮，他们都不是把一个人乘以 N，而是不同的人构成的有机组合。

最简单的组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父母、有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位置，任何两个人之间不能互相替换，每个人都是结构上的一环。唐僧师徒四人要是离开了猪八戒，那不是少了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团队的结构都变了，取经故事会完全不同。

在组合里，你的队友不会强求你改变。组合允许你保留自己的个性、观点和做事风格，而且也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对组合有独特的贡献。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所有人又有一个共同点。比如哈利·波特三人组中，三个人性格各异，但他们都是勇敢的人。

你想不想拥有这样的关系？你平时拼命想融入、生怕被排斥的那个关系，是圈子还是组合？

英国学者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评论刘易斯说的那种圈子的时候说，圈子最大的特点是它对“思考”的态度。圈子不让你思考。你不能提让圈子感到不舒服的问题，人们会认为那影响团结。

所以我觉得圈子和人们常说的“信息茧房”是两回事。有人认为人们在网上看新闻会只看能印证自己观点的消息，但是像雨果·梅西尔在《你当我好骗吗》这本书中就对此不以为然。事实上人们对网上的声音没有那么在意，但是人们会很在意所在圈子的观点。

这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你不想被圈子排斥。圈子给的归属感在关键时刻能让你活下去。有研究发现，那些最终能在纳粹集中营里存活下来的人，都是某一个非常紧密的团体的成员：比如都是党员，都是一个教会里的修士，或者都来自于一个少数民族。

圈子对你是如此重要，可是你对圈子来说却是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圈子不会因为少了哪个人而改变，而这又进一步让每个人都害怕被圈子抛弃，都想要拼命地融入……每个人都是一堆沙子中的一粒沙子。

圈子文化会要求你的忠诚，讲服从。可是圈子里的人忠诚的只是那个圈子，圈子成员互相之间却不怎么信任。你总得想办法证明自己是“自己人”。圈子还有个“皈依者效应”，也就是新人总是比老人有更强烈的圈子认同感，他们会把圈子的行动当作很神圣的事情去做。圈子里的人还会互相盯着，防止有人不守规矩……

组合和圈子的区别，正应了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讲“同”、讲“比”的圈子里，你应该为自己感到悲哀。

以前很多国人以做“大海中的一滴水”为荣，但我发现那些了不起的人物都不是一滴水。

 

五、人生不是戏

这一章咱们说“故事思维”。讲故事是最好的传播手段，但故事可不是理想的思考方式，因为真实世界不是故事。

现代人受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太大了，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是活在戏里，这会让你产生奇迹思维和愿望思维。故事都有主角，你把自己当做主角，就会认为周围的事情都应该围绕着你进行。故事中都会有“好人”和“坏人”的两股力量在斗争，最后好人战胜坏人，这就让你对事物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执着的期待。

而这一章我要说的是故事对人的思考方式更潜移默化的影响。

故事之所以比真实世界好看，是因为它强化了主要冲突，简化了复杂因素。

我讲三个效应。

• 第一个效应叫“主旋律”

我们经常说“时代的主旋律”是什么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什么，这其实也是故事思维。主旋律用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描写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某人想要做……，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的了。”

故事里最强烈的因果关系大概是人的“动机”。某件大事发生了，那一定是有人故意做了什么。

这是很多阴谋论的来源。一个话题突然成为流行，某个产品突然火了，病毒在全球传播，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人们认为这些事儿都不是偶然的，背后肯定有个幕后推手在“煽风点火”，在炒作、协调和组织。肯定是有人安排它发生，它才发生的。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儿给某一方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却不受影响，人们会认为只有傻子才相信那是偶然事件。可是真是如此吗？

咱们从反面想。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红，有多少新产品想成为爆款，有多少媒体公关公司在琢磨怎么发起一场风暴，它们成功了吗？事实是就连手机这样的重量级产品、像电影这样最需要引爆话题的东西，完全有能力不计成本地去炒作，都炒不起来。

关键在于，大事件都是不可控的。任何大事件都需要多方、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联合参与。就拿爆炸性话题来说，首先这件事本身得新鲜有趣，有谈论的价值。然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对不对，是否契合了当下人们的情绪，有没有被别人抢了头条，哪个大V转发了或者没转发，传播过程中有没有演化出新的话题，是不是正好又跟别的事件发生化学反应，这些都很有关系。像金融风暴、政治危机之类的事件，更是需要层层加码的正反馈链式反应。没有任何力量能掌控这一切。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真实的大事件往往不是按照任何人的意愿走的。可能人人都有不同的动机，可能很多人根本没有什么动机，每个人无意识地推动一下，事情就发生了。更有甚者，现代有些心理学家认为所谓的动机、信念、意义都是人的错觉，是人在事后给自己讲的故事。你是先因为某个非常浅、非常偶然的原因采取了一个行动，事后为了解释这个行动，才给自己发明了“动机”。说你有什么坚定的信念，那都是人的认知错觉，心理学家称之为“解释深度错觉”。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动机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推测到别人的动机呢？

真实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意料，根本不在乎你的什么主旋律。比如说，2020 年新冠疫情，人们都待在家里，那你说主旋律应该是交通通行量大大下降，对吧？是，美国的交通通行量的确大大降低了。很多汽车保险公司都给用户退还了一部分钱，既然主旋律是开车的少了，交通事故也应该大大减少。对吧？

不对。事实是 2020 年上半年，美国的交通通行总量下降了16%，但是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只下降了 3%：死亡事故率净增加了30%。为啥呢？可能是因为路上的车少了，人们感到更安全了，开车就更快更猛，也不系安全带，也更容易酒后驾车。

而这个效应，你在 2020 年一月份的时候很可能预测不到，那些保险公司就没预测到。事情不会按照你想的那个主旋律展开，这不是只有一个趋势的故事。

• 故事思维的第二效应是对细节的忽略

我们看以前的戏曲、或者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都把古代战争的场面大大地简化了。这种故事里几乎一打仗就是两军主将单挑。只要一方有个猛将把另一方的主将击败，这边士兵马上来个掩杀，战斗就结束了。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吗？战斗胜负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双方各自的总兵力、装备情况、补给情况、地形情况，难道都不用考虑吗？

有人考证历史，唐朝以前的战争的确高度依赖主将的武力值，的确经常发生单挑。但真实的、特别是唐朝以后的战争，也的确比主将单挑复杂得多。如果你只在乎主将武力值，你就忽略了太多东西，也错过了更精彩的故事。

我看现在有些网络小说描写战争场面比《三国演义》高级。步兵和骑兵、远程和近战、普通部队和精锐部队之间的配合和互相克制，从哪打开缺口、从哪开始双方僵持、从哪开始顶不住、预备队什么时候上场、一方士气如何崩坏、从哪开始溃退追杀，将帅的个性张扬和想法变动、要冒险还是要保守，所有这些都非常复杂。同时写好这些元素需要高超的技巧，但是这些也只是故事。可能这场战役全局你胜了，局部有好几个地方输了；可能对手明明打的很漂亮，莫名其妙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那要是没有这么大的戏剧性，谈不上胜负的那些事情呢？故事思维就更不好使。咱们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

现在美国有个趋势大学的学费正在猛涨，涨到了离谱的程度。有些名校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超过七万美元，比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年的总收入还高。那学费为什么会猛涨呢？经济学家判断，主要原因是政府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助学贷款。学生既然可以拿贷款上大学，就暂时不差钱，市场的需求就能保证。这个解释是对的，但是它忽略了很多细节，

• 第一，联邦政府的助学贷款虽然高，但是州政府的财力有限，不能提供很多贷款，所以如果上州立大学，学生自掏腰包的比例是上升了；
• 第二，很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高额的助学金。学费高、助学金也高，两相抵消，这只是故意走个程序、显得大学很值钱而已，其实学生实际交的钱并没有那么多；
• 第三，现在人们上大学的需求也提高了。美国经济正在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需要更多的大学生，上大学更值得了。
• 第四，很多人上大学并不是为了工作，不是去算性价比，纯粹就是认为不上大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他们对价格不敏感。

你看这些因素，有的加剧了学费上涨的趋势，有的减弱了这个趋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你很难用一个“因为……所以……”的故事把事情说清楚。

真实世界就是这样的。这其中有各种力量，并不是只有好的一方和坏的一方，更不是只有一个主角。

• 故事思维的第三个效应是让人会渴望一个结局

每当你陷入困境、正在挣扎奋斗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想到“将来总有一天你们会发现我是对的”，或者“总有一天我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个想法能激励你奋斗，但是真实世界没有这样的结局。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审判日，说到时候谁对谁错一清二楚。

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争得那么厉害，他们两人心中可能也会想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可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确是新党下台旧党上，旧党下台新党上，大宋政局始终都在来回震荡。甚至一直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你也不能说历史证明了到底是王安石对，还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仍然是个争议事件。有人认为正因为王安石变法没有成功，北宋才灭亡；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北宋才灭亡。

再比如罗斯福新政。罗斯福上台前美国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罗斯福上台后大刀阔斧搞新政，美国经济走出了危机，所以新政肯定是对的，是吗？不一定。你正好赶上一件事发生不等于是你促成了这件事。现在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新政不但没有缓解危机，而且加剧了危机。有人认为经济危机是技术升级的结果，是正常现象，本来很快就会好转了，可是罗斯福搞新政瞎折腾，用政府投资强行刺激经济，不但没有让经济更健康，而且把美国从小政府国家变成了大政府国家，给未来留下了巨大的隐患。那你说谁对谁错呢？你没法拿历史再做一遍实验。

这个道理是真实世界是个“无限游戏”：这里面没有结局，而且通常没有绝对的对错。你做一件事，产生一波后果，那一波后果又产生另一波后果……就如同塞翁失马，只有震荡。你可能永远都在斗争之中，没有宣布胜利的一天，你们只能一直这么较量下去。

讲一个好故事既能激励自己又能动员别人，故事有强大的力量，但是科学思考者必须警惕故事思维。

• 故事思维中你只考虑了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没有充分关注所有的因素，你就没法做精确预测。
• 故事思维会让你的情绪在两个极端来回摇摆。中国队赢了，你看谁都那么可爱；中国队输了，你觉得整个中国的体制都不对。老百姓只能接受简单的故事，要说为什么抗美援朝，一句“保家卫国”就完事了。可是你稍微多了解一下，发现战争起源好像不是美国先对中国动手，而是北朝鲜先对南朝鲜动了手，中国参战是非常被动的，你可能会受不了。有的人听到这一层直接就否定抗美援朝。然后你必须再深入了解，才能发现当时美国确实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国家安全，中国打这一仗确实有必要，你的看法才可能又变回来。等到你不把抗美援朝当个简单故事，你才配得上对这件事有观点。
• 故事思维还会让你固执己见。人一旦陷入某个故事不能自拔，就会非得把这条路走下去不回头，就只有失败才能让他面对现实。

科学思考者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件事儿不只有一个故事。你眼里是这个故事，别人眼里可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过段时间再看，又是另一个故事。

你的思维复杂度决定了你能接受的叙事的复杂度。

因为接受不了复杂，被简单故事就打发了，成为别人宣传的对象，那在科学思考者眼中简直是不能容忍，可是老百姓就是这么过的。一个国家的叙事复杂程度越高，这国人的素质就越高。

但是不管怎么高，你仍然会陷入一个故事之中。你可能比《三国演义》高，但是《三国志》也是讲故事的辉格史学。你永远都避免不了故事思维，你只能警惕。

 

六、我们是复杂的，他们是简单的

人面对不熟悉的事物，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认知毛病，简直是人人都在犯。我先给你讲三个真事儿。

中国某地建公路，征地的时候有一户人家可能是不满意补偿款，成了钉子户，最后也没谈拢。结果这家的房子被保留，路也还是建了，整个情形是来去两条路把房子包围起来，留下了出入口。这个奇特的景象被人拍了视频，一个美国网友把它发到了推特上。这个视频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好评。

美国网友纷纷评论说，我们的媒体不是总说中国政府暴力强拆吗？这也没有啊，这很尊重财产权啊！

有些中国记者会在推特上赞扬中国，比如中国有进步了，有好事儿了，可是推特中文圈的很多人听不得中国的好话。

比如王志安，作为记者，他的言论是比较讲究的。他只要一说中国做什么事儿做对了，马上就有人出来骂他。说你是不是有任务啊，是不是跑推特搞宣传来了？

云南省丽江市有个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是个了不起的人。张桂梅认为中国女性必须独立自强。她要改变贫困女学生的命运。她把她们集中起来，给她们提供免费的教育、最好的条件，让她们考上大学。张桂梅这个学校的本科上线率达到了 99%。但是把张桂梅变成热点人物的，却是一件小事。张桂梅以前的一个学生，成了全职太太，拿着钱回来要给学校捐款，张桂梅拒绝了。张桂梅说女人要靠自己，你怎么能当全职太太呢？

网上很多人据此抨击张桂梅，说她是在歧视全职太太群体。

这些观点的共同特点是简单。张桂梅、王志安和中国政府都是复杂的事物，但是网上的人都爱对他们做简单的判断。

这个简单化思维是专门针对别人的。对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复杂的。我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你们不理解可别乱说。但是对别人，我们倾向于把他看作简单的东西。

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意思是当你评价别人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高估他的内部因素，比如说性格的影响，低估外在的情境之类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比如我们假设你是个医生。你的同事王医生有一次做手术失败了，你可能会说，他为啥失败呢？因为他这个人不行。平时工作就不认真、医术有问题。而有一次你做手术失败了，你就会说我的医术是没问题的，失败纯粹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手术中遇到了一个极为罕见的情况……

对自己，我们很愿意分析复杂的原因；对别人，如果他一句话说的不合你意，那就一定是他这个人本来就是坏人。越是不熟悉人或者人群，我们越倾向于把他们简化。

张桂梅校长说的话是有语境的。如果你去了解一下她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她专门做的就是让女性独立的事业，了解她给华坪女高设定的价值观，你能理解她为什么不接受全职太太的捐款。这跟“歧视全职太太”是两码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可是因为张桂梅是个陌生人，人们迅速地就把她的话抽象成了一个简单符号，而这个符号正好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点，于是就开始喷。

这个敌意来自简化。

对于你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你知道他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他有高光的时刻和软弱的时刻，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你不会因为他的一个政治观点和你不同就跟他翻脸。可是在网上，你看不到对方的种种，你只能看到他的政治观点，你就容易把他视为敌人。互联网把没见过面、互相之间没有任何了解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就好像两国交战战场上的士兵一样。

把对手简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连政客都会犯这个错误。

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统一性知觉（Perceptions of Centralisation）”，意思是对手明明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联盟、一个政党，明明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存在，我们却总爱把它视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我们认为对手的行动是集中统一、事先谋划、协调一致的。

比如人们总爱说“中国”如何如何，“美国”如何如何，仿佛中国和美国各自都是一个人一样。但国家并不是人，国家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类型、有着不同的利益、观点和行为的人组成的。你要是真仔细分析，连所谓“国家利益”都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东西。

博弈论专家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De Mesquita）甚至提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自己的”利益，是国家中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那你可能说，国家中多数人的利益不就是国家利益吗？“多数人的利益”在数学上根本就不成立，布恩诺·德·梅斯奎塔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有个国家，它有三个党派， 各自代表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各自有如下利益诉求，

• 共和党要求增加军费、加强自由贸易；
• 民主党要求减少军费、实行中等程度的自由贸易；
• 蓝领党要求增加军费、减少自由贸易。

我们可以把这些诉求画张图，

图中心的那个黑点代表当前的国家政策，三个小点代表三个党的立场。我们用三个小点到中心黑点的距离做半径画三个圆，从中心点往每个圆里走，都符合那个党的诉求。

那么请看图中三个圆两两交叉形成的那三个阴影区。如果你是总统，你实行任何一个阴影区里的政策，都能满足两个党的诉求，你都能代表全国 2/3 的人口。可是这三个阴影区是互相矛盾的！它们到底哪个是“国家利益”呢？

这个数学原理是个人可以有偏好，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却是没有偏好的。把一个国家当成一个人，你一定会犯错误，然而政客们恰恰就在犯这样的错误。

美苏冷战期间，曾经有一个美国的政治学者提醒美国政府，说光看苏联的军备行为并不能说明苏联要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但是美国有个参议员叫埃文，他坚决不信。埃文说苏联刚刚装备了 SS-9 导弹，它能携带 1500 万吨当量的核弹头，你敢说苏联人这么干不是为了对美国采取行动吗？

但事实上还有一种可能性。苏联国防系统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有多个兵种，不同的兵种部门之间在竞争，都想争取到更多军费。可能装备那个导弹纯粹是苏军内部竞争的结果，和美国根本没关系。

而政客往往看不到这一点。政客眼中的对手都是一个整体。

比如你是“北约组织”一个成员国的政客，你的对手组成了“华约组织”。北约组织内部各个盟国之间有各种摩擦、有时候协调不好，你都能理解。但是你眼中华约组织的那些成员国，却都是团结一致的。你不会轻易假设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你会认为华约组织有一个非常稳定、非常有约束力的关系。如果华约的两个国家看起来有矛盾，行动不协调，你会认为他们一定是故意的，是在演戏欺骗你们。

再比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看自己，都觉得自己这个党的组织太松散了，办事根本不能集中力量。但是他们看对方，都觉得对方是纪律性很强的政党。

还有，鸦片战争之前，有英国商人到广州经商，跟广州政府有很多摩擦。当时中国从皇帝到广州地方官都认为，英国商人一定是代表英国政府，商人的所作所为必定都有深意，是英国政府在向中国挑事。后来是随着广州官员对英国人了解更多，才意识到英国商人跟英国政府是两股势力，商人并不都是受政府指示的。

在职场中也是，在一家公司内部，你会看到大量的不和谐因素，大家彼此之间协调不一致，进度缓慢等等。而看外部的竞品公司，仿佛他们都是铁板一块，每一项决策都合理有效，进展神速。仿佛自己公司的问题在竞品公司完全不存在，导致对竞品公司过于美化。殊不知，每一家公司内部都是复杂的，都有各个利益小团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同样充满了内耗。

可是我们今天仍然在犯这样的错误。某个外国人发表反华言论，我们就会认为他的工作单位、他所在的组织、包括他的国家都在反华。可是我们想想，一个中国人能代表整个中国吗？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就能代表整个外国呢？

我小时候总觉得中国政府对日本太过客气了。我特别不理解“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这个说法，我认为它代表了中国的软弱。没有日本人民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能发动对华战争吗？日军那些士兵不都是日本人民组成的吗？

现在回头看，中国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当年真正参加过抗日战争那些八路军战士，反而对日本人还不错，还搞优待俘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接触过日本人。他们知道有日本人参加了八路军，有日本人坚定地反对军国主义。他们知道哪怕是侵华日军，在不同情境下也有不同的行为。比起我来，他们对日本的看法要准确得多。

如果你没去过日本，没接触过日本的好人，你会把日本当作一个整体、当成一个标签符号。如果你考虑日本的任何事情都只想到钓鱼岛和靖国神社，你就会错过日本的好东西。

当然日本人也应该反思，为什么不给中国人民一个好印象，为什么非得参拜靖国神社，但是谁先能理解对方的复杂，谁就先有更好的收获。

想要理解对方的复杂，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去接触。你看看对方阵营里是不是也有那种善良的、谦逊的、讲理的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2020 年五月，就在很多西方人在指责中国传播了新冠病毒的时候，一段中国的土味视频在推特上火了。这段视频叫《你要跳舞吗》，我真建议你找来看看。视频中是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用各种各样有趣的、搞怪的、傻傻的动作在跳舞。

推特网友的评论非常非常正面。原来中国人并不都是整天憋着劲努力、板着脸就想跟人斗争的样子。原来中国人也是这样可爱，这样充满活力地生活。

 

七、批判的起点是智识的诚实

这一章我们讲“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最早来自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教导，但是我理解它并不是科学思维方法中的“一派”，而是泛指“一切”严肃的、正规的、诚实的思考。“批判”，不是说我们要批评谁或者要推翻哪个理论，而是说我们要通过分析事实，形成判断。批判性思维，就是《中庸》说的『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你找找这个感觉。这有一件事儿，一般人都看不懂想不明白，大家一起来问问你老人家的意见。因为你是个读书人，你是个“士”，你能不能批判审问一番，给断个是非。

你想想这是多大的责任。要配得上这样的责任，你首先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2020 年的诸多大事之间有一件“小事”是这样的。日本福岛核电站自从 2011 年事故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废水，这些废水中含有氚和碳14这样的核辐射物质，日本政府考虑把废水排到太平洋里去。这个新闻在微博一出现，人们马上就不干了，纷纷谴责日本政府。

这是一种快速的、基于情绪的评判。情绪不需要了解事情的细节。“日本”“政府”“核辐射”“排放”，看到这四个关键词，情绪马上就出来了，要慢慢琢磨的仅仅是怎么骂好。你可别这样。情绪出来是正常的，但是批判性思维要求你别着急表态。

日本政府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不是无辜的，可是问题总要解决。如果你是日本政府，你怎么办？谈辐射不能不谈剂量，自然环境中也都有辐射，只要在安全标准之下就是无害的。日本政府并不是要直接就把废水排掉，而是先要稀释 40 倍，一边稀释一边排，总共要排 30 年。这么做够吗？如果不够的话，稀释 80 倍、200 倍够吗？绿色和平组织表示了担心，日本国内也有人在抗议，可是别忘了绿色和平组织对什么事情都爱担心，老百姓对什么事情都不放心。我们需要科学和事实细节，而不是情绪。

我们需要“慢思考”。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名著《思考，快与慢》这本书里把思考分成了两个系统。

• 一个是“系统一”，是快思考，省时而且省力，立即就能达成判断。
• 另一个是“系统二”，是慢思考，非常消耗精力。

批判性思维肯定是系统二的慢思考，因为系统一的毛病太多了。

快思考容易犯各种错误，我们称之为“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前面说的奇迹思维、愿望思维、故事思维、基本归因谬误等等都是认知偏误。人的认知偏误实在是太多了。

维基百科中“认知偏误”这个条目下尽可能地列举了各种已知的认知偏误。我特意数了一下，仅仅是决策类的认知偏误就有 110 个。再加上社会类、记忆类、概率与统计类、实验与研究类，总共肯定超过两百个。难道说我们要把这两百多个认知偏误都学一遍，以后有任何想法先对照列表看看犯了哪一条吗？那当然不行。

你根本就不可能避免认知偏误，因为认知偏误其实是思维的快捷方式，情绪是人的本能反应。正因为有认知偏误和随之而来的情绪，我们才能把日子轻松地过下去。没有情绪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世界上就有这样的患者，因为大脑受到损伤而破坏了情绪功能，他仍然很理智，但是他只会慢思考。研究者发现他连最简单的决定都很难做出，坐在那里权衡利弊老半天拿不定主意。

还有一个著名的病例，是一位姓名代号叫SM的女士。她得了一种病，导致大脑的杏仁核功能受到了影响，而杏仁核负责产生恐惧情绪。这位女士没有恐惧感。你要给她充分的时间想，SM能理性判断哪些事情是不好的，但是她没有发自内心的那种恐惧本能。她眼中的世界充满善意。

有一次SM在逛公园，一个陌生男子邀请她过去坐一会儿。她欣然地就过去了，结果那个男的掏出一把刀来威胁她。

正常女性面对陌生男子的邀请会有一个本能的戒备心理。害怕是非常有用的情绪。而且我们大脑的情绪系统是相当精致的：陌生男子邀请你你会戒备，但如果是一位老奶奶邀请你去跟她坐一会儿，你不会感到害怕。你要非得说这是对男性的性别歧视也行，但是这个歧视有道理，这是合理的本能。

这个道理是快速判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的，所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不需要科学思考。批判性思维绝不是要取消情绪，而是合理评估情绪。

很多时候，人们犯错误并不是因为情绪太多，而是情绪太少。一听日本马上想到抗议，这是一种情绪。但是对于那些有一定科学常识的人来说，一听核辐射马上问剂量，这也是本能反应，也是情绪。人脑中每时每刻产生的各种情绪都是互相矛盾的，你不能看哪个情绪强就听谁的。

我们要倾听情绪，控制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那往哪控制呢？

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步，是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不能盲目地坐在那里瞎想，思考必须得有方向。比如要画个思维导图，第一件事就是在这张纸的正中间，用最大的字写上你这次思维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为了判断这件事儿的是非曲直吗？是为了自己获得利益吗？是为了影响别人吗？是什么都可以，但是你得想好。最不可取的是不知道自己真想要什么，情绪上来了宣泄一番了事。你真的只想黑一下日本政府吗？还是想树立一个关心时事热爱祖国的形象呢？立场鲜明的态度能让朋友们更支持你吗？还是明辨是非更有意思呢？很多时候人并不能诚实地对待自己。

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从事实出发，老老实实判断，自己应该怎么说或者怎么做才能达到那个目的，这就是智识上的诚实。知道你想要什么，为了你想要的东西而努力，这就叫理性。

而“想要什么”其实并不容易知道，咱们举个例子。

NBA 传奇巨星球张伯伦，有个著名的弱点。他得分能力非常强，他曾经一场比赛得了 100 分，是史上单场得分最高的球员，但是他有个技术漏洞。张伯伦的罚球命中率非常低，只有 40%~50%。你运动战投篮都随便进，罚球这么基本的功夫居然才这么点命中率，这跟巨星身份是极其不相衬的。

但张伯伦并不是真的不会罚球。有一个方法能大大提高他的罚球命中率，而且张伯伦在 1962 年3月2日创造 100 分历史的那场比赛中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那场 32 罚 28 中，命中率高达 87.5%。这个方法是首先两手下垂，抓着球，然后从下方往上扔，让球走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这样罚球你的手臂和肩部肌肉很放松，姿势很舒服，手感会很柔和。这样的曲线，球就算没有直接入筐，打在篮板上也更容易反弹进。那张伯伦为啥不用这个方法呢？

咱们中国打篮球的都把这个投篮姿势叫“端尿盆”。这个姿势过于女性化，太小家子气。男生在篮球场上几乎学的第一条潜规则，就是别端尿盆。

男人的正确罚球方式是抬头挺胸，双手把球举过头顶，轻轻抛向篮筐。球离手之后手臂应该是上举，手心应该是向前向下。高端大气，充满自信……但是对张伯伦来说，这个姿势的命中率很低。

张伯伦宁可命中率低，也不端尿盆。

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一个节目里专门说过这件事，他说张伯伦这么做是不理性的。但张伯伦其实是理性的。

张伯伦的人生追求并不仅仅是赢球，他不只是一个打球的机器。张伯伦的确很想赢球，但是篮球之外，他还有别的追求，张伯伦非常喜欢女性，他号称曾经跟两万个女性发生过性关系。

是，端尿盆能提高罚篮命中率，可是这又能让张伯伦多得多少分，多赢几场比赛呢？他的得分能力已经是联盟最强的，他赢的比赛已经足够多了，罚球命中率不是张伯伦赢球的大局。但是罚球姿势够不够阳刚，足以影响张伯伦吸引女性的大局。这边稍微少得几分，换取那边不大大减分，这样的选择怎么能说不理性呢？

我还听说过一个例子是足球比赛中的罚点球。罚球球员通常会把球踢向球门左右两边的四个角，而守门员因为反应来不及，必须先赌其中一边去扑救。那么就有人经过数据分析，说罚点球的正确选择不是踢左边也不是踢右边，而是应该踢中间：守门员选边扑出去了，你踢中间正好进球。

的确有人踢中间。研究表明，踢中间的进球概率比踢两边高 7 个百分点。但是很少有人踢中间。为啥呢？

不踢中间也是理性的。踢中间，球要是进了还好，可万一守门员也赌你踢中间，他就那么站在那里不动，而你就这样生生地把球打在他身上没进……你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笑柄。球员是很想为球队赢球，但是他们也很不想让自己丢脸。

是的，人做自己常做的、利益攸关的事情，是非常理性的。最需要科学思考的是陌生的场面。

科学思考的首要要求是智识上的诚实。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步是明确思考的目标。

你的目标可以是多元的，并不是只有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才叫理性。我希望能良好地完成工作的绩效目标，同时我也希望个人和团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自身的基础性地成长，为此我们可以稍作取舍，这不算是过分的要求。

但是你必须想清楚。我们做一件事往往是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然后还想要另一个；人的头脑中每时每刻都有各种情绪，它们互相矛盾。你必须放弃一些目标，控制一些情绪，直面真实世界，从事实出发去考虑问题，这才算是智识上的诚实。

明确了思考目标，你就有了*立场*。

 

八、立场、事实和观点

请允许我从个人角度先吐槽一下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国所有中小学生都要学习写“议论文”，中国高考作文也是以议论文为主。议论文原本是最适合训练批判性思维的项目。但是中国学校教的议论文写法，我觉得不是批判性思维。

我大概调研了一下，中学老师们总结的议论文写作套路大约有六种，包括

• 比喻论证
• 类比论证
• 举例论证
• 对比论证
• 引用论证
• 引申论证

这其中只有“举例论证”（列举事实）和“引申论证”（对事理原因或结果的分析）谈得上是论证方法，其他都只能算是文笔艺术，它们能让你的文章显得有文采，并不能增加说服力。而且请注意，举例不等于事实完备，引申不等于逻辑严谨，但是语文老师不会跟你讲这些。语文老师似乎根本不在乎“理”，只在乎“说”。

这样的作文其实是抒情论证、感叹论证、自嗨论证，夸张点说简直是中文之耻。

美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教批判性思维。五六岁的小孩，刚刚能认字，勉强能读、甚至是听老师给念一篇小短文的时候，就得学着从文中识别两种关键信息，

• 哪句话是“事实（fact）”
• 哪句话是“观点（opinion）”

区分事实和观点是批判性思维的基本功。

简单说，

• “事实”，是思考用的素材，是在外界给定的东西，不是你思考出来的东西。
• “观点”，则是每个人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你不能说“观点无对错”，我们思考就是要取得正确的观点，但观点的确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别人的思考不一定跟你一样。特别是在正式的场合，正经的文章，比较讲究的人，不太容易给你弄个错误的事实，大家争论主要是争论观点。

一般认为事实是客观的，观点是主观的。但是你要是深究下去，事实和观点之间并没有一根明显的分界线，你得考虑当前语境才行。这两个概念是最重要的思考结构，咱们展开说说。

• 1、事实

事实，是现在就能用客观方法证实的陈述。“中国象棋双方各有 16 个棋子”，这就是一个事实。这没什么可争论的，你要是不服咱俩可以一起数。

事实可以有真有假。比如有人说“成龙代言的产品大多都遭遇了惨败，成龙真是个品牌杀手啊！”这句话的前半部分不一定对，成龙代言了很多产品，其中到底有多大比例失败你可能需要去调研一番，但是说话的人，是把这半句话当做“事实”去说的。前半句是他推理的论据，他不打算跟你争论这个。后半句是他推导出来的观点，是他说这句话的用意。

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不是做数学题，事实够了观点也就有了。如果这个人的罪行都已经明明白白摆出来了，该判多少年不是什么难题。而且一般人不至于故意把错误的事实当正确的事实说，多数情况下事实都是真的。但是在思考中，事实这个环节仍然有很多问题。

你可能没有使用全面的事实。人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一些事实，不顾事实，选择性接收自己喜欢的事实。还有人故意用只给部分事实的方法误导别人。

美国法庭传唤证人作证的时候，证人需要手按《圣经》宣誓，誓词中有一句『我提供的证据是事实，是全部的事实，而且只是事实。』（...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我真希望所有人说事儿之前都先用这句话发个誓。这句话是说你给事实还不行，你得给全面的事实才行，你不能故意隐藏关键事实。新闻报道在“真实”之上还讲究一个“客观中立”，也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以为是真的事实，其实是假的。还有可能你认为是确定的事实，其实是不确定的。老百姓有各种深信不疑的东西都是错的。

• 2、观点

观点，是主观的判断。

比如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一个观点。哪怕你也同意我也同意，世界上所有人都同意中国就是伟大，它也只是观点。为啥呢？因为“伟大”是个缺乏客观精确定义的形容词，谁能说清什么叫伟大？至少在逻辑上，有人可以合法地认为中国不伟大。反过来说，“中国的国土面积是 960 万平方公里”虽然不一定准确，却是一个事实。

• 观点包括价值判断。“这朵花是红色的”，是事实；“这朵花真好看”，是观点。“哈尔滨不是黑龙江的省会”，是假的但是也叫事实；“哈尔滨是个美丽的城市”，是正确的但是是观点。“恐怖分子是坏蛋”、“牧羊犬是最聪明的狗”，也是观点。
• 观点包括个人的喜好和感受。“豆腐脑是咸的好吃”“武汉的夏天太热了”，这些都是观点。
• 观点还包括建议。“政府应该增加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是观点。凡是带有“应该”这两个字的都是观点，别人不一定认为应该。
• 对未来的预测，也是观点。“我儿子这么聪明一定能考上大学”“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这都是观点。只要这件事儿在逻辑上还有不确定性，你就不能说它是事实。

你可能觉得有时候不容易区分哪个是观点哪个是事实，这其实不是你的问题，而是“观点”和“事实”这个划分方法就有问题。有很多事情在某些人眼中是事实，在某些人眼中是观点。

任何观察都有一个主观的视角，都受到语境的影响。比如“地球绕着太阳转”，你说是事实还是观点？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没什么好说的事实。但是对某些哲学家来说，到底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那取决于你用的坐标系是什么，两者都对，都是你的主观判断，所以只能叫观点。

越是思想开放的人，越倾向把一些陈述视为观点；越是思想保守的人，越是倾向于把一些信念视为事实。比如说，“堕胎是不道德的，应该用法律禁止”这句话你可能一听就知道应该叫观点，但是美国心理学家专门做过研究，有些人认为这是客观事实。你要想跟他讨论讨论，他根本不接受你的质疑。

我们没必要太过较真地区分事实和观点，我们的目的只是理解事实和观点的关系。

事实和观点的关系是事实决定观点。我们的思考一定是观点随着事实发生改变，而不能让事实随着观点发生改变。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得过诺贝尔奖，他写的教科书影响几代人。有一年，萨缪尔森在教科书里说“5%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过了几年，他的教科书改版了，他改成“3%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接受的”，后来又改成了“2%”。于是就有人提出质疑，说你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学家，写的还是教科书，怎么说话变来变去呢？

萨缪尔森对此的回答是：『当事实发生改变的时候，我就会改变观点。难道你不是这样的吗？』

改变观点并不可耻。知识总是不断更新的，好的学者就应该随着事实的更新改变观点。

那既然事实是客观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观点呢？因为有些观点是不容易改变，甚至是不可改变的。有些观点不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这样的观点我们称之为“立场”。

• 3、立场

你可以反驳别人的观点，但是最好不要轻易质疑别人的立场。立场是在思考之前就有的、可以不讲理的观点。

比如豆腐脑到底是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我就是坚定的“咸党”。你要跟我一起点菜，我会坚决要求点咸的，我不接受反驳。这就是我对豆腐脑的立场。

我们在思考之前，应该诚实地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也是立场。立场是思考的出发点和方向。立场可能来自你的某一个情绪，是你从众多情绪中取舍的结果，而情绪本身是不讲理的，是理性为情绪服务。

• 立场可以来自利益。我的利益决定了我认为“这次涨工资应该优先给我所在的部门涨”。如果你代表你们公司去竞标一个项目，哪怕在竞标会上发现别家公司比你们公司更适合拿那个项目，你也只能尽全力为你们公司争取。
• 立场还可以来自身份认同。世界杯足球赛中国对巴西，我知道巴西踢得比中国好，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支持中国队。

当然立场不是绝对不可以变的，但是是轻易不能变的。我们有时候讽刺那些不顾是非，一心往一个方向辩论的人是“律师思维”，就好像律师收了钱就只能为委托人辩护一样，但是人其实都有立场。也许理想的思考应该没有特别的立场，或者说“我的立场就是要客观地明辨是非”，但“没有立场”本身也是一种立场。

一般讲批判性思维的书很少提到立场，可是思考需要有个立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能很好地从事实推出观点，做各种判断，但是它也需要立场。事实上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难点就是机器很善于学习，但机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学习：你总是需要让人先干预一下，给机器设定好去学什么、命令它去学，它才能去学，它自己并不“想要”学习。

立场，代表思考的人性。

所谓批判性思维，一般简单的说法，就是“通过分析事实形成判断”。我们这里说具体点，

批判性思维，是从立场出发，选取事实，通过逻辑推导，形成观点。

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可能出错。有的人立场不明确，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会儿被这个情绪左右，一会儿被另一个情绪左右：又想升官又想发财，还想在上司面前保全面子。有的人直接从立场跳到观点，根本不顾事实：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日本干什么都不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犯逻辑错误。专业的逻辑学普通人听不懂也用不上，而简单的逻辑，像“大前提是什么，小前提是什么，所以什么什么”，我不相信有人会因为不懂这个而犯错。人们犯简单的逻辑错误往往不是因为不懂逻辑，而是他没把立场和事实捋顺。

批判性思维最难的地方是智识的诚实。只要诚实地对待立场、事实和观点，思考通常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诚实还意味着“笃行之”，按照观点行动：如果思考的结果是想要的那个确实做不到，那就老老实实地接受。

九、语言、换位与妥协

科学思考者应该对人，包括自己和别人，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人是讲理的。我们在生活中、在网上、跟亲戚朋友、跟陌生人总是会有争吵，有些争吵很激烈，很多争吵很愚蠢，但是你仍然要相信人是讲理的。

这一章咱们说说怎么说服一个人……或者被人说服。我们这里说的可不是什么“影响力”、“说服力”那种广告公关之类的说服，我们不讲动之以情。我们说的是“硬说服”，是晓之以理，是让人听了你的话之后永不后悔，他只会感谢你，因为他知道你说的真是对的。

你要学的不是“话术”，而是三个硬功夫：

• 语言
• 换位
• 妥协

上一章咱们说了，批判性思维，就是从立场出发，选取事实，通过逻辑推导，形成观点。现在我要说的是，如果有另一个人，在某一件事上跟你有同样的立场，知道同样的事实，那么你们两个人各自思考的结果就应该是一样的。你们对这件事儿不会各自有各自的观点。

比如你和你妻子发生了争论，议题是要不要让孩子周末去学国际象棋。如果你们的立场都是为了孩子好，我建议你俩各自充分举证，把你们所知道的有关孩子和国际象棋的一切事实都告诉对方……那么我就敢说，你们必能达成一致。

这里面可有个数学定理，是博弈论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证明的，叫“奥曼协议定理（Aumann's agreement theorem）”。这个定理说如果两个理性的人对一件事的先验信念一样，而且他们知道的这件事儿的事实是两人的共有知识，那么这两个人就能达成一致。

也就是说，出发点一样，论据一样，结论就应该一样。如果不一样，二人中就必定有一人智识上不诚实。

这个道理一点都不神奇。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学校里做的那些练习题都有标准答案，为什么公共教育和全国范围的考试是可行的。不管你是山东人还是广东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你跟别人认同同样的前提，了解同样的事实，就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你跟别人答案一致并不是因为你爱他们或者怕他们，而是因为你讲理。

“讲理”不是过高的要求，正常人都讲理。

• 你跟任何人下棋，他不会因为下不过你就当场不承认比赛规则。
• 你买个什么东西，卖家不会为了多要钱就创造新的加法运算。

柏拉图在《美诺篇》书中记载，苏格拉底曾经随便找了个对几何学一无所知的奴隶小孩，当场辅导这个孩子进行了一道平面几何题的数学推演。那孩子最终不是“盲目相信”了苏格拉底，而是被他的理论说服了。

那既然人都讲理，而讲理的人应该能达成一致，世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争论呢？可能是有人犯了逻辑错误，可能是双方了解的事实不一样，可能是双方立场不同。

• 1、逻辑和语言

有些争论表现为逻辑问题。日常的逻辑其实都很简单，大多数人犯逻辑错误并不是因为不懂逻辑，而是智识上不诚实，从立场直接跳到观点。

比如说，很多时候争论双方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事儿，

• 张桂梅：“我反对我的学生当全职太太。”
• 微博网友：“那你就是说全职太太都是堕落的人呗？”

这就是两回事。

• 张桂梅的本意可能只是反对“她的学生”去做全职太太。她一定要给学生树立一个这样的价值观，因为她知道农村女性中有太多结了婚就失去独立性、见识浅薄的全职太太了。
• 微博网友想表达的，严格说来，是“至少有一些”全职太太也是了不起的、值得赞美的女性，她们也很独立也为家庭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种情况其实是语言的“偏颇”，是双方的话都不够严谨。我相信只要双方都用严谨的逻辑语言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他们根本就吵不起来。

逻辑问题，通常是语言问题。人们急于表达情绪，不愿意认真体会对方的真实意思，甚至可能故意曲解。严肃的争论中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

• 2、事实与视角

有个笑话是这样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戏里有个配角是朱丽叶的奶娘。她出场只有几次，台词只有几句，戏服只有一套，你在一般的介绍中可能都看不到这个角色。有一次，有人问扮演奶娘的这位女演员，说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底讲的是什么。

女演员说，“呃，故事主要讲了一位奶娘……”

我觉得这个笑话比“盲人摸象”更能让你体会到“视角”的重要性。一个人能看到的事实严重取决于他的视角。人们总是从自己的位置和角度去观察世界，你不能指望别人观察到跟你一样的事实。

而很多争论，恰恰是因为人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事实。

从前有个大妈，出门忘了带钥匙，把自己锁在了自家门外。她打电话请来一位开锁的师傅，双方事先约定，这个活儿给 50 块钱。师傅技术无比熟练，不到一分钟就把锁打开。目睹了全程，大妈不干了。大妈只想给师傅 20 元。

大妈说：“你这个活还不到一分钟，20 块钱足够了！”

大妈看到的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开锁确实只用不到一分钟，可是学成这门手艺得花多少时间？来回路上要花多少时间？更重要的是，师傅一天能接到几个开锁的活儿？如果开一次只得 20 元，这份工作能够他养家糊口吗？如果开锁的收入低到了这一行没有市场价值，大妈下次找谁开锁呢？

师傅知道那些事实，可是大妈不知道。大妈不是舍不得 50 元，也不是不讲理，她只是受不了自己眼前的事实。

像这样的争论，只要双方把各自了解的事实都拿出来，充分交流，问题就可以解决。摆事实有强大的力量。哪怕是信仰不同的两个人争论一件事儿，只要双方能坐下来，耐心地一条条往外摆，你为什么信这个我为什么信那个你为什么这么想我为什么那么想，列举所有的证据，梳理整个的逻辑链条，他们终将达成一致。

别忘了证人那段誓词：事实，只是事实，全部的事实。科学思考一定要尽量拿到全部的事实。很多时候人们想不到还有别的事实，那是受到自己视角的限制。这种情况应该换位思考，一旦采用对方的视角，你通常能想到还需要填充什么事实。

换位思考不是为了照顾对方，而是为了自己明白。不过如果双方立场不同，换位思考就不够了。

• 3、立场和妥协

立场不同的两个人有可能达成共识吗？很难，立场是一个人最底层的东西，它可能来自文化、成长环境、特殊的人生经历等等。

但是，存在一种情况大家的立场可能会改变，那就是妥协。

我们能不能把每个人的建议都考虑到，合并一下或者修改一下，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我想玩追人，你想捉迷藏，他想去游乐场。那么今天天气这么好适合户外运动，游乐场上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藏人，咱们去游乐场玩追人行吗？

立场不同，可以妥协。妥协不仅仅是双方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往后退，更是往“上”走，到比当前各自立场更高的地方去找一个共同的立场。

是，我们当前的立场是我想玩这个你想玩那个，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这个立场更高的立场，那就是我们想要一起玩。一起玩，比具体玩哪个更重要。只要诚实地反思自己的立场，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分清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如果逻辑和事实都已经不容置疑，我们还可以质疑立场。改变立场就相当于是换个新问题思考，是跳出了原来的问题。

其实你的立场没有那么坚定。我是喜欢咸豆腐脑，但如果现在只有甜的，我也能吃一碗。对我来说豆腐脑的存在是比味道更高的立场。

总结一下。两个真诚的、讲理的人如果发生争论，按理说不应该不欢而散。那如果两个人就是不能达成一致，非得翻脸，其中一定有人犯了下面三个错误之一，

• 逻辑错误，因为情绪化的语言从立场直接跳到结论；
• 没有掌握全部的事实，不会换位思考，只看到自己视角下的东西；
• 坚决不妥协，非得与对方为敌。

如果说犯逻辑和事实错误叫“蠢”，非得跟你为敌可能就得叫“坏”。但是在你指责别人“非蠢即坏”之前，能不能先反思一下自己。你充分理解对方的立场、事实和观点了吗？你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吗？你在智识上是诚实的吗？

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争论，并不是因为争论是不可解的，而是因为解决争论的成本太高，有些话说上一天一夜也未必能说明白。但是请注意！世界上有一个群体，就非常愿意被别人用事实和逻辑说服，那就是学者。世界上有两个群体，非常善于跟人达成妥协，那就是商人和政客。老百姓不是不讲理，而是没时间。老百姓不是不妥协，而是涉及的利益太小。

可能很多人觉得被人说服或者对人妥协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其实不然。你要参加辩论赛可能坚决不想被人说服，可是你知道吗？耶鲁大学有个学生组织叫“耶鲁政治联盟”，整天搞辩论，但是他们的习俗却是不仅仅彻底击败别人加分，而且被别人彻底击败也加分：那也是“你”的成长。一个刚上大学的人怎么可能就已经掌握了最正确的政治观、道德观和伦理观呢？

不成熟的人参加谈判容易幻想绝不妥协，但妥协并不是弱者的行为。美国宪法不是打服的结果，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019 年因为脱欧方案不被接受宣布辞职，她在辞职演说中，带着哭腔，引用了一句名言：

『妥协不是一个肮脏的词。』

我们可以被人说服也可以妥协。因为人是讲理的。

 

十、怎样用真相误导

如果你能排除情绪干扰，思考的最大问题是事实。科学判断需要事实真相、只是真相和全部的真相。在我们这个现代世界上获得一点真相是容易的，难处在于获得全部的真相。而现在却有这么一门功夫，是用真相、而且只用真相，去误导别人。

我先给你讲两个虚构的故事，你体会一下这门功夫的厉害。

传说曾国藩跟太平军打仗的时候，有一次幕僚帮他起草了一份给咸丰皇帝的奏折，其中有一句话叫“屡战屡败”。曾国藩一看这么说可不行，就把四个字变了个顺序，改成“屡败屡战”，皇上看了果然中招。

这两个表述说的是同一个事实，都是说总打败仗，但是性质完全不同：前者说明能力不行，后者强调精神可嘉。

政客非常喜欢玩这种“同一个事实，不同的表述”的学问。

多年前有个网络小说，灰熊猫的《窃明》。主人公黄石是个穿越者，在大明天启年间的辽东战场练出了强兵，跟后金作战非常得力。黄石的军中有个监军太监叫吴穆，他很高兴看到黄石这么厉害，但是又有点担心黄石会不会太厉害了，将来万一尾大不掉，能不能威胁朝廷。完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吴穆给辽东经略孙承宗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黄石勇如关张，不宜久居外镇，恐非国家之福。」

孙承宗收到信，理解吴穆的担心，但是他发现吴穆文化程度太低用词不行。在给皇帝的奏折里，孙承宗把“勇如关张”这四个字改成了“勇如信布”。

你看出毛病来没有？这两个说法都是说黄石很“勇”，但是性质完全不同。关张是关羽和张飞，是千古忠臣。信布指谁？韩信和英布。信布不但勇而且太勇了，功高震主，最后都被定性为谋反告终。“勇如信布”是强烈的暗示。

这两个故事里的套路毕竟还带有一点主观的提示。更高明的做法是只给事实，不做任何评价，让你自己形成他想要的观点。

英国作家、战略传播顾问赫克托·麦克唐纳（Hector Macdonald）有本书叫《后真相时代》，他提出一个概念叫“竞争性的真相（competing truth）”。这个意思是给你片面的真相，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下面这两句话，

• 互联网拓宽了全球知识的传播范围。
• 互联网加速了错误信息和仇恨的传播。

两句话都是真相。如果你只听到第一句话，你会认为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应该大力推广。如果只听到第二句话，你会认为互联网是个坏东西，应该严加管制。这并不荒唐，复杂的事物常常都是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竞争性的真相”就是只告诉你其中一面。

为什么不告诉你全部的真相呢？因为这些人想影响你的观点。

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亚马逊最早是卖书起家的，那么亚马逊的出现，给图书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呢？你问不同的人群，会得到不同的事实，

• 书店老板说，亚马逊让传统书店的业务大大下降，很多书店都倒闭了；
• 出版商说，亚马逊的电子书定价太便宜，严重伤害了出版业；
• 作者说，亚马逊允许作者出版自己的电子书，并且给高达 70% 的销售分成，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以写作为生。

他们说的都是真相。那你说亚马逊是图书界的正义力量呢，还是邪恶力量？这取决于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或者你只能说亚马逊是复杂的。

在这个时代“真相”已经像谎言一样能误导人，甚至比谎言更容易误导人，所以叫“后真相时代”。“客观中立”是个神话，人人讲述的都只是部分的真相。

• 当然有的人只是传播者，他不是故意要误导你，只是喜欢传播更耸人听闻的东西
• 还有的人是倡导者，他选择性地讲述一部分事实，是为了突出故事的主题
• 而有的人，却是故意用竞争性的真相误导你得出不正确的观点

咱们来看一个实战例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是一个误导者。在 9/11 事件一周年的讲话中，小布什告诉美国人民如下四个事实，

• 伊拉克仍然在资助恐怖活动；
• 伊拉克跟基地组织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
• 伊拉克跟基地组织的高层有长达 10 年的联系；
• 伊拉克曾经培训基地组织的成员，教会他们制造炸弹、毒药和致命气体。

我们知道 9/11 是本·拉登策划，基地组织发动的。那么请问你听了小布什说的这四个事实，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伊拉克可能跟 9/11 有关，或者至少伊拉克也在策划袭击美国，对吧？

小布什说的四个事实都是真的，但是他可没说“伊拉克要袭击美国”，那是你自己的印象。还有一个真相小布什没有说，那就是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有计划袭击美国。你要是根据自己“推导”出来的观点支持小布什打伊拉克，可不能怪小布什撒谎。

撒谎多难堪啊，根本不需要撒谎。用真相误导并不仅仅是“只说一部分真相”和“讲个好故事”这么简单，麦克唐纳在他的书中列举了很多手段，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我看其中有三个策略，最值得我们了解。

• 一个策略是用背景衬托。

同一个事实放在不同的背景里给人的感觉非常不一样。要不要讲背景，讲什么样的背景，是你叙事的关键。

比如2017年英国大选，工党在国会的席位比保守党少了 56 个，按理说这是工党失败了，对吧？但工党领袖科尔宾说工党赢了。为什么呢？科尔宾先强调了保守党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议席，现在才比我们多 56 个，我们真是不错了……

所以绝对的事实不重要，关键是你跟什么比：这半瓶水可以叫半空也可以叫半满。曾国藩的“屡败屡战”和孙承宗的“勇如信布”，也是引导读者跟一个特定的背景比较。

• 第二个策略是提供数字

数字会立即给人带来“多”或者“少”的感觉，而人们常常不在意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数字。

特朗普有一次在国会说，美国有“9400万人”都没有工作。这可是一个大数，要知道美国总人口才 3 亿 3 千万！可是真有这么多人失业吗？

经济学家定义的“失业者”是指那些想要找工作但是找不到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只有 760 万。特朗普说的这 9400 万，包括了学生、退休人员和根本不想工作的人。这完全是两码事，但是他的确没有说谎，而不懂的人的确会被误导。

• 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策略，用咱们中国话来说，应该叫“定性”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把它定性为什么，它就是什么。

有人研究发现，二战战场上美军士兵中有 1/4 的人，根本就没有开枪。为啥呢？因为他们不想杀人。杀人实在太可怕了，谁也不愿意做个杀过人的人。后来美军想了个办法：在训练中避免使用“杀”这个字。在战场上开枪那不能叫“杀人”，应该叫“打击”敌人，是把敌人“放倒”。你别看仅仅改了个说法，士兵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再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因为粮食不足，很多人吃不上饭了，那这应该叫“饥饿”呢，还是叫“饥荒”呢？在国际慈善机构那里，“饥荒”这个词可是太大了。如果你把事件定性为“饥荒”，埃塞俄比亚立即就能得到大量的国际援助：“饥荒”具有无比强大的号召力，而恰恰因为这一点，这个词绝对不能滥用。否则就好像“狼来了”一样，一有事儿就叫饥荒，下次真发生饥荒就得不到那么多援助了。

1994 年，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展开了屠杀，但是美国克林顿政府迟迟没有把这个事件称为“种族灭绝”。为啥呢？因为如果是种族灭绝，美国就有道德义务立即干预，但是克林顿政府不想干预。美国等了 49 天之后才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然后克林顿本人承认，如果美国早点干预，卢旺达至少可以少死 30 万人。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的就是定性。在事情还没有对所有人形成明朗局面的时候，政客们一定会力争定性。

你可能还记得 2020 年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一月底的时候，关于世卫组织会不会把事情定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无数国人曾经无比关注。我们现在回头看，你可能不觉得那个名号有多重要，那是因为你已经知道全部情况了。在当时，特别是对国际上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叫不叫“PHEIC”可能是干系重大。

事实决定观点，观点决定行动。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有句名言叫做『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谁控制了事实，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动。

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后真相时代”呢？

如果你在事实的供给侧，你应该讲一讲叙事道德，不要误导别人。当然说话写文章肯定要有选择地使用事实，怎么才算不误导呢？麦克唐纳提出一个标准。如果你的听众，后来花时间了解了你当初了解的所有事实之后，认为你当初的说法是公正的，你就算没有误导他。我理解这个区别是你是故意隐瞒一个事实，还是为了叙事效率没提那个事实。

而如果我们在事实的接收侧，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被人误导呢？这就难了。以我之见，这里面有一个硬功夫、一个慢功夫和一个好习惯。

• 硬功夫是你要恪守逻辑。在头脑中画一张拼图，看看对方给的这些事实是否足以推出他想要的观点。如果缺少关键事实，想想对方为什么不说。这需要你有强硬的意志力。如果有人跟你说在苏格兰坐火车看到路边有一只黑羊，你不能就此认为苏格兰所有的羊都是黑的，你得说“苏格兰至少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至少存在一只羊，它至少有一面是黑色的”。
• 慢功夫是你平时就要对世界上的各种事儿有一个比较靠谱的了解。如果你已经比较了解伊拉克这个国家，小布什的讲话就不会轻易影响你的观点。这需要你有一个比较成型的世界观，而这个学习曲线是无比的漫长。慢功夫能确保你的观点不会轻易被人改变。硬功夫能让你的观点该被改变的时候可以被改变。
• 这两个功夫很难，但你总可以有个好习惯，那就是听事儿别只听“一方面”，永远要听一听“另一方面”。我们吸收信息一定要有个警觉，别人给你提供的很可能是主观的事实，是为了让你接受他的观点。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

 

十一、三个信念和一个愿望

最严格的思考需要事实、全部的事实和“只是事实”，可是事实有无穷多个，我们总不可能一个个亲自验证。思考总要有个边界。总有些事情，是你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你总得先"信"点什么东西。这一章我们说说科学思考者的信念。这些信念是我们对世界的最基本立场，是默认的出发点，我们选择无理由地相信它们。

但是从纯逻辑上来说，它们只是信念。而且这几个信念的“可信性”一个比一个弱，最后一个太弱了以至于我认为不能称之为信念，只能称之为“愿望”。

我们要说三个信念和一个愿望。

• 第一个信念是，有一种绝对正确、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所有世界和一切平行宇宙中都一样的秩序。

这个秩序，就是数学。数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

为什么呢？因为数学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真实”世界里的事儿，而是逻辑世界、或者我们可以称其为“柏拉图世界”里的事儿。数学世界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数学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不依赖具体的事物。

比如我们这个真实世界中有1个橘子、1个苹果、1个人，但是并没有数字“1”这个东西。“1”只存在于逻辑世界，我们只能想象它。再比如说“直线”，真实世界里只有很直的线段，而没有绝对平直、没有宽度、无限长的“直线”，“直线”属于逻辑世界。

我们可以想象到逻辑世界，但是逻辑世界里的东西并不依赖你的想象，而是由逻辑本身决定的。中国人承认的“勾股定理”，古希腊人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说的是一回事儿。就算你穿越到另一个宇宙，你要能跟那里的人说明白什么是直角三角形，他们必定也能推导出同样的理论来。

再比如说，每一副象棋都是具体的，但“象棋”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象棋完全由它的规则定义，和棋子是用什么材质制成的没有关系。不管你是跟中国人、跟外国人，还是到一个存在魔法的宇宙中去找神仙下象棋，只要你把规则说明白，你们的走法就是通用的。

数学知识都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出来的。数学家并没有完全掌握所有的数学，我们仍然在探索逻辑世界里的事儿，我们的数学知识仍然在发展。非欧几何扩充了平面几何，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让我们意识到有些系统不能用有限长的语言描述，有时候某个“悖论”会督促我们把问题想得再清楚一些……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逻辑世界里有什么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切证明都需要用到逻辑，所以我们无法跳出逻辑去“证明”逻辑世界的正确性，所以这只是一个信念。我们坚信柏拉图世界是个永恒的存在。如果你这辈子只信仰一个东西，你应该信仰数学。

古希腊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意识到数学是永恒不变的理性秩序，而且认为这说明了数学的神圣性。凡是会发生改变的东西，比如日月星辰虽然高高在上但是都会动，它们就次一等。像我们身边的那些很快就会变旧、变老、被毁坏、过时的事物，那就更次一等了。关于能变的东西的知识都是比较低等的学问，最高级的学问得是研究永远不变的规律，说白了就是数学。

古希腊人这个信仰在后世哲学家中间引发了大讨论，人们质疑知识到底是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们把第一个信念和第二个信念搞混淆了。

• 第二个信念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真实世界，也服从某种永恒不变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的可信性比数学弱得多。我们坚信勾股定理，因为勾股定理说的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三角形，而是抽象的三角形，它是逻辑推导的结果。但科学说的，却都是具体的事物。

一万年前的人就知道太阳是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一千年前、一百年前、前天、昨天的人也都观察到这个规律。可是你能保证这个规律一定是对的吗？你能肯定白天一定会变成黑夜、黑夜一定会变成白天吗？地球是个具体的东西，它的活动规律是我们“归纳”出来的，说白了只是一个经验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像证明勾股定理一样证明明天地球一定继续自转。

有的哲学家，比如笛卡尔，相信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但也有些哲学家，比如洛克、休谟，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可靠，谁也不能肯定明天发生什么。其实他们说的都对，他们只是把科学和数学混为一谈了。从逻辑上讲，具体的事物确实没有“义务”符合抽象的规律。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里那些具体的万事万物，的确非常符合数学。物理定律、化学反应方程、生物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所有这些科学理论本质上都是用数学描写真实世界里的规律。你要没想过，你可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但你只要仔细想想，你会意识到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凭什么？凭什么都听数学的？数学不是柏拉图世界里的事儿吗？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也那么讲秩序呢？你算一算星体的运动，考察一下电子自旋的磁矩，你会发现用数学方程写下的理论，和真正测量出来的实验数据，相差无比之小。

匈牙利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论文，说数学在自然科学中如此好使，这已经不仅仅是“有效”了，这简直是“不合理的有效性（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我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兢兢业业地、无比精确地符合数学呢？也许因为它是柏拉图世界的一个投影。也许它是某个数学家用方程模拟出来的。当代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更是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数学的一部分：基本粒子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们只是数学结构而已已。

以前的哲学家不了解这些思想，但是我们也只能说“数学宇宙”只是一个信念。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讲理的。而且既然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也有科学规律。

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服从的到底是”哪个“规律。数学结构有很多种，柏拉图世界里每一个数学结构都对应一种宇宙，你不知道跟我们对应的是哪一个。牛顿定律已经被爱因斯坦相对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被证伪。我们相信肯定有一个描写这个世界的好的理论，也许有个“终极”理论，但我们不能说自己掌握的就是最好的理论。这就引出了第三个信念。

• 第三个信念是人可以掌握世界的规律。

我们学科学、搞研究、做学问、都是默认我们这么做是有意义的，世界不但有规律，而且允许我们发现它的规律。但这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不确定的。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就问过这个问题。假设这个世界有一套物理定律，那我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必然也受物理定律的约束。那么这套物理定律凭什么允许我们了解它呢？

象棋规则并不允许棋子们了解它。棋子只是被摆弄的对象。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只是说我们要尊重世界的规律，可没说我们可以去掌握那些规律。这个世界没有义务让你理解它。

比如说，我们知道宇宙正在加速膨胀，那如果宇宙膨胀的速度再快一点，可能几千年前人类觉醒、想要认识世界的时候，天空中已经只剩下很少的几颗星星。如果天空中只有太阳系的这几颗星星，你根本就无法推测这个宇宙曾经是什么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许宇宙中有些信息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也许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宇宙当初是怎么产生的，万事万物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钻研这些问题呢？只能说这也是一个信念。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有句名言叫『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Wir müssen wissen — wir werden wissen）』，这其实是一句口号，是对一句拉丁文格言的回应。那句格言说的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不知道（ignoramus et ignorabimus）』。

你最好相信我们可以知道，不然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只剩下对着大自然抒情吧？

对古希腊哲学家来说，掌握世界的规律是你唯一值得去做的事情。苏格拉底说『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就是说人生的追求就是要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特别是要了解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柏拉图认为人不但可以知道，而且天生本来就知道，所谓学习其实都是回忆。基督教也说人可以理解上帝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程朱理学有种种毛病，但是它有个最大的进步之处就在于认为人可以追求“天理”。『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的局限之处在于“灭人欲”，但也有先进之处，那就是“存天理”。

这些其实都只是信念。有了这个信念，你才能有学习的动力。不过我们的学习动力可能只是愿望思维。

• 我们的愿望是，学习科学理论，会对我们有好处。

咱们中国传统讲“生生”，干什么都是实用主义，历史上探索世界都是琢磨技术，不太讲科学。科学跟技术其实是两码事。

• 科学想要的是世界的内在规律，是求知
• 技术是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是有用

古代工程师不懂物理学也能做出无比精巧有用的机械设备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中国人喜欢说“知识就是力量”“实践出真知”，学习科学主要是为了有用。事实上英文 science 这个词，中国最早是翻译成“格致”，来自《大学》“格物致知”这句话，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准备。真正学着日本人的做法，把 science 翻译为“科学”，是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这是把科学给升格了，是把科学本身作为追求。

所以我们中国人对科学其实并不是特别较真……而这反而可能是件好事，我们不容易做出太极端的事情。人类近代史上有一些对理论特别较真的人，较真到认为不赞同某个理论的人就应该去死，那实在是太可怕了。其实不讲“理论”的人破坏力很小，真正造成巨大破坏的，是一群号称自己掌握了真理、要用真理去改造别人的人。

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一定是先进的头脑，这只是一个愿望。人类对世界的探索远未结束，你以为的那个理论不一定就是你以为的。而且就算你那个理论是对的，也不一定就应该按照它去做。幸福是个主观判断，原始社会的人什么理论都没有，也觉得自己很幸福。哲学家罗素说『我不敢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敢肯定那个信念是对的。』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说『相信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怀疑那些宣称自己已经找到真理的人。』

科学理论是事实还是观点？这取决于语境。当你用它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事实；当你研究它的时候，你应该把它当作观点。理论就好像法律一样。对老百姓来说，法律是事实，是用来遵守的；但如果你是法学家，法律只是一个观点。

大胆探索科学，积极学习理论，但是小心翼翼地使用理论，我们最好有这样的态度。

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是人是讲理的。科学方法的前提则是一个比一个弱的三个信念和一个愿望，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为四条立场，

• 理是存在的。
• 世界是讲理的。
• 人可以理解世界的理。
• 我们希望讲理对我们有好处。

我完全接受这四条立场，建议你也接受。而你应该知道，这些只是信念和愿望，不是纯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接受这四条立场，我们已经从纯理性往后退了一步。

而且退得还不够，还得继续退。思考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力量。

 

十二、奥卡姆剃刀

这一讲咱们说说好的“理论”是什么样的。从纯逻辑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理论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科学思考者有一个特别的审美取向。

这个审美取向能让你专注于值得的思考。有些理论不值得你思考。

你想必听过“杞人忧天”的故事。这个故事对科学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杞国有个人整天担心天会塌下来，担心地会下陷，就去请教一位有学问的人，号称“晓之者”。晓之者告诉他，天只不过是气体，包括日月星辰也无非是会发光的气体，就算掉下来也不会砸伤你；而地早就把所有的虚空都填满了，根本不会下陷。解释完后，两个人都很开心。

我看各路主流的成语典故讲解，包括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讲“杞人忧天”就讲到这里。人们的理解是天地“不可能”出问题，所以杞人忧天是没必要的担心。这个理解是误读。

作为现代人，你知道晓之者的解释是错的。日月星辰不都是气体，天上的确可能会有陨石掉下来把人砸死，大地也的确可能发生地震。那你说到底应不应该担心呢？

“杞人忧天”出自《列子·天瑞》篇，这个故事还有下文。一位明显比“晓之者”水平高得多的人，叫“长庐子”，对此有个相当高级的评论。长庐子说天地都是有形的实体，既然是实体就必然有毁坏的时候，怎么能说天崩地陷不可能呢？那既然有这个可能性，我们为什么不担心呢？

长庐子说杞人的担心是绝对合法的，逻辑没毛病。那现在有这么一个逻辑上合法的可能性，你担心还是不担心？其实我们现代人也有跟杞人一样的问题，杞人并不傻。“杞人忧天”故事的精髓，是接下来列子的说法。

列子的回答是，

『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

列子说，是，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但是那个可能性距离我太远了。我连生死这么常规的事儿都没想明白，未来那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我哪有脑容量担心天崩地陷这么缥缈的可能性？

我敢说列子这番话就是我们对科学理论的终极审美标准。“杞人忧天”，是中国版“奥卡姆剃刀”。

关于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被像搞科研一样严肃对待，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理论”，哲学家有过各种争论。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一个标准叫“可证伪”。可证伪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理论得能做出一个什么预言来，让我检验一下才行。

比如说，像“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安排”“世界其实是虚拟的，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用计算机渲染出来的效果”“有个神灵正在时刻看着你的一举一动”，这些理论，就是不可证伪的。是不是上帝安排的、是真实还是虚拟，有没有神灵看着我，对我又有什么区别呢？可能你说的都对，但是对错与我无关。

反过来说，“你做的任何好事和坏事，都会在 15 天之内遭到报应”，则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对我的生活做出了明确的预言，我必须非常关注，而这样的理论有出错的风险。

可证伪，是说你这个理论敢冒出错的风险，才值得我严肃对待。

可证伪是个很好的标准，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比如说，“天地有一天终将毁灭”、“你明年一定能找到女朋友”，这些话也是可证伪的。但这是科学理论吗？我们根本等不到天地毁灭的那一天，科学家根本不在乎你能不能找到女朋友。这么想的话，科学理论似乎应该是对事物的某种一般规律的描述，而且这个规律得有实用价值才行。

波普尔的“可证伪”只是一家之言，现在哲学家们对科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没有必要计较一个严格的定义，毕竟没人指望你给科学理论颁发认证证书，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心法，也就是我说的审美。

这个审美取向标准就是“奥卡姆剃刀”。

“奥卡姆”是个英国的地名，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的提出者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是 14 世纪的一位修士。奥卡姆剃刀是一个哲学法则，意思是如果现在有好几个理论，都能对一件事情做出解释，都能提供同样准确的预言，那你应该选择哪一个呢？你应该选使用假定最少的那个。

这句话有时候被简化为“若无必要，勿增实体”。有些人对奥卡姆剃刀的理解是追求简单，如果有一个简单的理论和一个复杂的理论是等效的，我们应该选择简单的那个理论。其实不是简单的问题，关键在于“假设少”。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说为什么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每一年都是一样的？对此有下面两个解释，

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希望人的生活有固定节奏，所以安排每一年的长度都一样。
这是因为地球在做规则的椭圆运动，因为没有什么因素年年改变地球轨道。

奥卡姆剃刀要求你选择第二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在逻辑上也没毛病，但是它必须假设上帝存在、上帝很关心人的生活节奏；第二个解释根本不需要任何假设：数学决定了轨道自然就是这样。

牛顿发表三大力学定律是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本书中。这本书的最后，有一章叫《哲学中的推理规则》，牛顿讲了一些哲学，说为什么要把物理学写成定律。他列了四条规则，

• 规则1：除了那些真实的，而且足以说明自然事物的现象的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自然界的事物没有更多的原因
• 规则2：对于同样的自然界的结果,我们必须尽可能将它们归于相同的原因
• 规则3：物体的属性不允许增强或者削弱，在我们实验可以达到的范围内发现属于一切物体的属性都应该被认为是一切物体的普遍属性
• 规则4：在实验的哲学上，我们把一般用归纳法从现象推导的命题看做准确的或者是非常接近于真实的。即便我们可以想象出与此相反的假设，但是直到其他现象发生使得它更准确或者出现例外之前，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个命题

后面三条等同于我们上一章说的那个“世界有规律”的信念；而第一条规则，其实就是奥卡姆剃刀。牛顿说的是，『寻求自然事物的原因，不得超出真实和足以解释其现象者。』

说白了就是如果我这三条定律已经足以解释万事万物的运动，你们就不用再想别的原因了。更直白一点就是如果引力已经足以解释行星的运动，你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每个行星背后有一个天使在推着它动”。再直白一点，我牛顿也信仰上帝，但是我认为上帝统治世界的方法应该是规定几个定律，而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安排各个物体怎样运动。

奥卡姆剃刀的本质不是“简单”，而是“浅”。你应该选择最浅显的理论。能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了，没必要深挖背后的原因。牛顿说了三大定律就可以打住，他根本不用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干。

浅显，就是科学理论的价值观。

为什么杞人不应该担心天塌下来？因为天塌下来这种事儿我们没见到。没有别的证据，那么“天不会塌”这个理论就挺好。如果从哪天开始天上动不动就往下掉陨石，咱们再研究这个问题也不迟。

再比如说，牛顿力学已经被爱因斯坦相对论给推翻了，那牛顿力学还是科学吗？当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火星旅行，用牛顿力学都足够了。如果不是因为一些极其特殊的物理现象只有相对论能解释，我们就根本不需要相对论。是因为有观测证据，是因为“光速不变”这个事儿实在没有更浅显的理论能解释，我们才相信时空是弯曲的，我们才严肃对待相对论。

奥卡姆剃刀这个原理说，如果你没有任何证据就整天在那想时空到底是平直的还是弯曲的，你就是杞人忧天。

奥卡姆剃刀是思考的刹车：千万不要想太多，能用浅显的道理说明白的，就不要深挖别的原因。我们以前讲过的“汉隆剃刀（Hanlon's razor）” —— 「能解释为愚蠢的，就不要解释为恶意」，就是奥卡姆剃刀在人际关系上的应用。平时一旦发现自己想多了，就赶紧想想奥卡姆剃刀，你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咱们看两个心理学上的应用。

以前奥地利有个著名歌剧导演叫赫伯特·格拉夫。格拉夫小时候有个毛病，他特别怕马。当时没有汽车，满大街都是马车，小赫伯特等于是每次出门都特别害怕。

本来这是个挺简单的事儿。小赫伯特四岁的时候目睹过一次马车交通事故。当时车翻了，拉车的马倒在地上疯狂乱踢，小赫伯特可能怕马咬他。他后来跟父母说，特别怕马眼睛上和嘴上的“黑色东西”，也就是马的眼罩和口套。这些都很正常，对吧？

但是赫伯特的父亲，音乐评论家马克斯·格拉夫，认为这件事儿背后另有原因。格拉夫是当时盛行的“精神分析”理论的信徒。这门学问认为人的各种怪异思维都跟性欲有关系，就连对四五岁的小孩，也有个“幼儿性欲理论”。格拉夫给一位心理医生写信，问儿子为什么怕马。

这位医生一听就明白了：这不就是“俄狄浦斯期”吗？处在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有这么一个“恋母弑父”情结：他想要摆脱父亲，独自和漂亮的母亲待在一起 —— 是母亲的温柔激发了孩子的性欲。你儿子为什么怕马眼睛和嘴上的黑色东西？那其实就象征着父亲的眼睛和胡子！他怕马的本质是不愿意出门，他是想留在家里独自和心爱的母亲待在一起！

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小赫伯特症状仅仅是怕马，可没说他不能离开母亲啊。而且没过几年赫伯特对马的恐惧就消失了。我们用“小孩因为受到一次惊吓而对马产生了恐惧心理，长大了就不怕了”这么一个浅显的理论就足以解释这一切，你整啥俄狄浦斯啊。

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A，邀请同学B，也是一个小女孩，来家里玩。两人玩的过程中，B低头看手机，A 突然想起来同学总拿 B 跟她比较，都说自己不如B，一时感到很愤怒，就拿起马扎砸了B的头。结果B被砸晕了。A感到很害怕，可能是怕B醒过来告状，也可能纯粹就是太慌乱失控了，竟然继续打B，最后把 B 杀死，还进行了分尸。

有人使用“犯罪心理学”对 A 进行了分析，搞了个理论叫“嫉妒会杀人”，说嫉妒有多么多么可怕，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如何如何……你说像这样的理论有意义吗？这个案件明明用层层正反馈、非常罕见的一个偶然事件就能解释。

现代心理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推测别人的“动机”。人脑是个多元政体，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各种声音，代表互相矛盾的情绪，人连自己都说不清自己的动机是什么。你要非得问动机，他只能给你现编一个。尼克·查特说“思维是平的”，人的临场想法都很浅，深层动机都是讲故事。

动机没用，但是行为模式很有用。有一类常见的犯罪是丈夫杀妻子、男友杀女友。你要分析其中的犯罪心理学，你能讲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你很难预言哪个丈夫会杀自己的妻子。反倒是有人不管什么心理学，直接考虑行为模式，比如说男方是否失业了、是否打过或者威胁过孩子，是否严格控制女方的日常活动，按照行为列表打个分，就能相当准确地预言女方被害的可能性。

行为模式，就是牛顿力学定律描述行星如何运动。犯罪动机，则是给你一个“天使推着行星运动”的解释。

奥卡姆剃刀要求我们，如果行为模式就足以说明一个现象，就不需要再挖什么深层的东西。如果最简单的心理学已经能解释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你就没必要深挖他童年的性欲。

不懂科学的人常常把科学想象得无比高深莫测，其实科学理论的价值观恰恰是寻找最浅显的说法。相对论和量子理学之所以难懂不是因为物理学家故意想那么深，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能描写实验观测到的那些怪异现象。科学理论是最朴实的理论，从不装神弄鬼。

奥卡姆剃刀要求你想的越少越好，越浅越好。

• 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他的行为模式，因为真正影响世界的是他的行为模式，不是动机。
• 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世界里一些事物的运行规律而已。
• 电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不懂。我懂的只是描写电子行为的一组方程。
• 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是什么？我不懂，我懂得只是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以及政策政策效果预期分析，我懂的仅仅是进行投资辅助决策而已，我并不妄想我能精确预测未来的一切经济走向

我认为奥卡姆剃刀能带给你一个比较酷的气质。有点想象力当然总是好的，你可以偶尔畅想各种事情。但是你没必要整天担心不值得担心的东西，也不应该把过多时间浪费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直到你有新的证据为止。

 

十三、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

“科学“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厉害的词。如果说一个东西“不科学”，那就是宣判了它不行，它表现得再好也是偶然和不值得学习的。如果我们说什么东西是科学的，那就说明它不但是对的，而且是高级的，代表最高的认识水平。如果有问题，我们想要一个科学的答案。

可到底什么是科学呢？科学是一个形容词吗？科学是一种行为吗？科学是一套知识，还是一套方法？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科学和不科学的区别到底在哪？这一章我们要明白认识科学。

我先给你出一道选择题。以下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最正确的，

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

• A：因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
• B：因为科学是一套方法。
• C：因为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
• D：因为科学家很厉害。

正确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科学是什么”，你问科学家是不行的，你得去问哲学家。这就好比鸟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鸟，你得问鸟类学家才知道什么是鸟。

• 1、方法

科学和迷信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十九世纪有个法国哲学家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提出一个关键洞见：宗教迷信给你的是“教条（doctrine）”，科学则是一套“方法（method）”。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第一个人只告诉你一些什么是什么，第二个人却告诉你如何取得知识，你应该听第二个人的。

相信方法，就是要重视事实调研，而不是听从别人给的预设立场。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经把“科学方法”总结为下面五步，

• 1.观察
• 2.提出理论假设
• 3.用你这个假设做出一个预言
• 4.做实验来验证预言是否成真
• 5.分析你的结果

如果结果符合你的预言，你的理论就可能是对的；如果不符合，你就需要修正假设。

1910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写了一本书叫《我们如何思维》，正式提出“科学方法”是判断科学和不科学的标准。杜威有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叫胡适，胡适有句名言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的就是科学方法。我们相信科学并不是因为科学是什么“权威”，而是因为科学的方法厉害。这个认识够高级吧？

一般人，包括很多科学家，对于“科学是什么”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认识太浅了。其实那套方法并不足以让人相信科学。

比如你听说了牛顿力学，就在家里抛小球做实验，发现牛顿的重力加速度理论是对的。你能说你"验证"了牛顿力学吗？你只能说在你家这个地方，对小球来说，牛顿力学是对的。那别的地方和别的东西呢？你敢说登陆器在火星上的运动也符合牛顿力学吗？太阳系以外呢？就算你做的所有实验结果都符合牛顿力学，你也只能说你的结果“支持（corroborate）”牛顿力学，而不能说你验证了牛顿力学。这个道理就如同就算你看到的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你也不能保证天鹅就一定是白色的……你无法排除黑天鹅存在的可能性。

这就是“归纳法”的局限性。这有个新药，对美国患者都有效，那你能肯定它对中国患者也有效吗？一个以美国大学生为实验对象得出的心理学理论，你能说它对亚洲人也适用吗？你不知道。

思考需要事实、只是事实和全部的事实，可是你永远都无法验证全部的事实。事实可以误导，绝对的客观公正根本就是一个神话，科学理论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如果牛顿力学可以被相对论取代，你又怎么能说相对论就一定是对的、就不会被别的理论取代呢？

只有数学可能绝对是对的。对真实世界来说，没有任何方法能判定一个理论绝对是对的。现代的哲学家有很多观点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他们的共识：根本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科学方法”。

• 2、证伪

进入20世纪，卡尔·波普尔（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横空出世，他是只要你谈论科学哲学就不得不提的人物。波普尔的招牌观点叫做“可证伪”。波普尔说，科学不是方法，而是态度：科学的本质是“我不信，我要提出质疑”。

想要证明一个科学理论，那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但是“证伪”一个理论则只需要一个实验。1919 年日全食，爱丁顿观测到本该在太阳背后的星光出现在了太阳的正面，说明空间不是平直的，牛顿力学立即就被证伪了，爱因斯坦这才上位。

所以波普尔说科学家真正应该追求的不是证实，而是证伪。科学理论，是用来等着被证伪的。波普尔还把这个思想推广到了政治上，提出了“开放社会”的概念，说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去质疑。“可证伪”这个观念现在也已经深入人心，一提科学，人们就会想到“可证伪”。

然而真实的科学家并不是整天都在“证伪”。“可证伪”大多数时候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给你举个例子，密立根油滴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把一些非常小的油滴通过电场悬浮在空中，根据油滴的重力和电力这两个数值，就能计算出油滴带有多少电荷。密立根发现，不管油滴大小，它的带电量总是一个数的整数倍，比如有时候是3倍，有时候是4倍，有时候是7倍，那么那个数，就必定是最小的电荷单位，也就是单个电子的电荷。这个实验给密立根带来了192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好，现在我们本着波普尔的质疑精神，请你重做一遍油滴实验。

我敢打赌你做不成，因为操作实在太难了，你会遇到各种麻烦。假设你的实验结果跟密立根的不一样，你没有发现电量都是某个数的整数倍。那请问，你能说你证伪了密立根的理论吗？

你当然不能。实验结果不对可能是密立根的理论有问题，但更可能是你的实验操作有问题，也许你的仪器不精确。就算你对自己的实验很有信心，也不一定仅仅是密立根错了啊，你做计算要用到电磁学和牛顿力学，为什么不是电磁学和牛顿力学也错了呢？

事实是密立根本人也好，后来重复油滴实验的物理学家也好，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修饰了自己的数据，他们是刻意地想让实验数据符合理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证伪！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知道，证伪是个没有建设性的动作，证伪是无法得出新理论来的！

这个道理是要验证也好、证伪也好，你必须得先“信”点什么东西才行。什么都不信，不是做学问。你总要“维护”一些什么东西才行。你得相信牛顿力学、电磁学和你的实验仪器，才谈得上使用它们。

可是你那个“信”又是从哪来的呢？

• 3、共同体

只能是来自科学家的集体。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一位出身微生物学家的哲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1896–1961）。以前的科学哲学家都默认科学是科学家单干的行为，弗莱克说不对，科学其实是科学家的集体行为。

没有哪个科学家是孤立的。每个学科都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科学家形成一个个圈子。科学家们总在一起开会，写论文互相引用，要编写教材、讲课带徒弟。“民间科学家”才单干，真正的科学家必须入圈，必须尊重同行的工作。你的实验成功与否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必须是科学共同体说了算。

科学进步不是由某个科学家使用某个方法推动的，而是由科学家这个集体推动的。这就引出了另一位科学哲学的大人物，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

库恩的招牌概念叫“范式（Paradigm）”。所谓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对当前局面的共同认识。量子力学出现之前，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原子是一个一个的小球、都是粒子，这就是范式。量子力学出来以后，人们认识到微观世界的“波粒二象性”，有了不确定性的观念，这叫“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要点在于，范式转移并不经常发生。大部分情况下，科学家是在当前范式之内搞研究。你不是质疑共同体的理论，你是补充和完善那些理论。你的实验结果要是跟范式对不上，最大的可能是你实验有问题，而不是范式错了。只有当证据实在太明显了，很多科学家反复证明以前那个范式确实不好使了，范式转移才会发生。

库恩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他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个范式比那个范式好。并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比如让科学家们开个会，投票表决要不要范式转移。范式转移有点像“涌现”现象，不是安排出来的。

• 孔德说科学不是教条是方法
• 波普尔说科学不是方法是态度
• 弗莱克说科学不是个人是集体
• 库恩说科学不是单个理论是范式

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在他们的基础上，最新一代科学哲学家，比如美国科学史专家娜奥米·奥雷克斯（Naomi Oreskes，1958 -），有两个关键认识，

• 第一，科学不是方法，而是一系列的实践
• 第二，科学不是个人的事，而是社区的事

 

• 4、“当前科学理解”

科学是一个社会行为。所谓科学知识，其实是当前这一代科学家的集体共识，仅此而已。

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我给你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清朝人，他为什么承认大清政权的合法性呢？他不是用逻辑推导出来爱新觉罗家族就应该是中国的皇族正统。他承认清朝，是因为大清有兵。我们之所以相信科学，是因为科学家很厉害。前面那道题你应该选 D。

这就是为什么业界总爱说“当前科学理解”，我从来没说我们在使用“真理”，因为真理根本就不是科学这门业务所能得到的东西。当前科学理解，是当前这一代科学家共同编织出来的、对世界如何运行的一套描述和解释。

但是请注意，我服从当前科学理解可不是因为我害怕科学共同体，并没有人拿枪指着我说你文章必须这样写，而是因为我对科学共同体表示服气。科学共同体有四个厉害之处，你不得不服。

• 第一，它是相对客观的。没有绝对的客观，但是相对科学家个人有各种偏见，科学共同体是比较客观的。客观是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充满多样性的群体。你从哪来、怎么想、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你能说服我们就行。
• 第二，它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科学家和科学家不搞互相吹捧，永远都是互相质疑的关系。你提交一篇论文，审稿人的任务就是给你挑毛病。科学家互相批评但是又很讲理，他们是最愿意被人说服的群体。
• 第三，科学家有创造性。科学家不是一群机器人，科学研究不是在执行算法。“没有科学方法”的意思是不存在标准化的科研操作，每一代科学家都在发明自己的研究方法。科研活动就像是一门艺术，而这恰恰保证了科学能够不断地发展。
• 第四，科学这门业务永远联系实际。有时候科研活动跑偏了，比如超弦理论已经跟实验没关系了，或者宏观经济学模型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就一定有科学家跳出来反叛：我不跟你们蹭论文了，我非要去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富起来的。科学家永远在意真实世界。

我们信任科学是因为我们信任科学家。这就如同你会信任医生、信任水管工一样。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上带有魔力，而是因为他们就是做这件事的。水管工的任务就是知道哪根水管好使，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明新理论、对理论提出质疑，兢兢业业地把理论跟真实世界对比，不讲情面地互相批评。

民间大师做不到这些，传统疗法做不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做不到这些，所以我们选择不信任他们那些社区，而信任科学家。

我们号称是科学思考者，可是我们已经从纯逻辑后退到了讲立场讲信念讲希望，又后退到讲审美，现在又后退到了讲社区。这是我们对真实世界不得不做的妥协。

但我们这个信任是有条件和边界的。我们知道“当前科学理解”不一定对。

 

十四、演绎法和归纳法

相信科学不是盲目的信任。作为科学思考者，我们不但要知道科学的结论，更要理解科学家的解题思路，不然你依然是一个不思考的人。这一章我们说说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两个方法，相信你在日常思考中也能用到。

• 演绎法（Deductive Reasoning），是你运用一个现成的理论，通过逻辑推导，形成判断。

做数学题完全就是演绎法。从已知的定理和公理出发，经过若干的推导和计算，形成一个结果。还有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最基本的逻辑“三段论”，也是演绎法，

• 大前提：人都要吃饭 —— 这是要用的理论；
• 小前提：这些士兵也是人 —— 这是理论的适用范围；
• 结论：这些士兵需要吃饭 —— 这是对理论的运用。

我们平常说“讲理”，本质上就是演绎法。我们要学习科学知识、掌握各种理论，都是为了要用演绎法。演绎法的要点是你不能光记住几个别人说的结论，你应该掌握一些理论，自己能在各种场合举一反三活学活用。

• 归纳法（Inductive Reasoning），则是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从一些事实出发，你自己总结出一个理论。归纳法是从案例中发现规律。

比如说，你注意到不管是上体育课还是干体力活，男性的表现都要比女性好，于是你得出一个结论：男性的身体素质比女性好。这就是归纳法。你没有使用任何理论和现成的知识，你只是从事实中总结了一个规律。

我们平常说要有“洞见”，要“积累经验”，要潜移默化地训练一种感觉，这些都是归纳法。使用事实验证理论的假设，也是归纳法。

简单说，

• 演绎法是从理论到对事实的判断
• 归纳法是从观察事实到总结理论

这两个方法都有弱点。

• 使用演绎法可能高估理论的适用范围，做出一厢情愿的推导
• 使用归纳法可能因为不完全的事实得出片面的规律，容易出黑天鹅事件

科学思考应该两种方法一起用：归纳法能帮助演绎法做事实验证，演绎法能帮归纳法寻找规律的发生机制。咱们先说个简单的。

比如说，你观察到，在数学竞赛中拿名次的大多都是男生，于是你得到一个理论：男生更容易在数学上达到高水平。这是归纳法。可是你能据此就不让自己的女儿搞数学竞赛吗？不能。

你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规律。是女生不如男生聪明吗？还是因为大部分女生不愿意学数学？如果是后一个原因，也许你恰恰应该鼓励女儿学数学。找到一个规律是不够的，你必须了解那个规律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才行，为此你需要演绎法。有事实有理论，这才叫完整的思考。

这些说着容易做着难，咱们讲三个实战例子。

• 1、女性应该受高等教育吗？

18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H. Clarke）出了一本书叫《教育中的性别：女孩的公平机会》，提出女孩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克拉克说高等教育会对女孩的身体造成损害，特别是会让卵巢和子宫萎缩，影响生育能力。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观点，但克拉克这可是用最新科学理论演绎出来的。当时物理学家刚刚提出“热力学三大定律”，是知识分子心目中最时髦的理论。克拉克用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演绎出来一个关于身体的“有限能量理论”。他说，身体的总能量就这么多，高等教育会让女孩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消耗大量能量，那她们的其他生理系统，比如子宫和内分泌系统，收到的能量就必定减少，能量减少自然就会导致发育问题。

我们今天看他这个推导的槽点实在太多了。男孩也应该受能量限制啊，为什么男孩就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呢？学习到底能消耗多少能量，多吃点食物补充不行吗？为什么高等教育对女孩的伤害专注于生殖系统，而不是别的功能呢？再说去工厂工作和当家庭主妇难道就不消耗能量吗？克拉克的演绎法没有考虑这些。

克拉克的归纳法也严重不足。他在书中列举了几个女性的故事，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或者参与到传统上只有男性参与的工作的女性，面临各种身体问题生理失调的事情……但是他只给了 7 个案例。

而就是这么一本有严重方法缺陷的书，竟然总共出了 19 版，销量超过 12000 册，影响了美国 30年。而且就在克拉克的书出版四年后，就有人发表了相当全面的实证研究，找到几百个案例，都说明接受高等教育并没有让女性有任何生理上的不适感……可是那个研究没有受到重视。

我们现在看这简直太荒谬了，但是考察历史你得用当时人的眼光去看，考虑在当时的那个信息条件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如何判断。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在当时绝对是个新生事物，而女性当家庭主妇或者从事别的劳动则是“正常”的。克拉克用一个新理论研究了一个新事物，得出了符合人们直觉的结论，所以他就立住了。

哈佛教授、最新的物理学、演绎推理、科学名词。你应该知道，这些旗号并不能确保一个观点是对的。

• 2、魏格纳是正确的吗？

你肯定听过大陆板块漂移理论。这个理论说以前地球上各个大陆是连成一块的，后来因为火山喷发、地震之类的地质运动分散开，慢慢地板块运动，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个学说是正确的。我们要讲的是它在科学史上的一个大乌龙。

早在1912年，德国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就提出了大陆漂移的学说。魏格纳可不是民科，他不仅仅给出一个猜想，他做了大量研究。他在1915年出了一本书，就叫《大陆与海洋的起源》，他还在1920年、1922年、1929年不断地改进这个学说。但是魏格纳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

为什么学术界不接受维格纳呢？以前很多人说那是因为魏格纳提出的只是假说，他并没有给出板块漂移的地质学机制是什么。但是据科学史专家娜奥米·奥雷克斯说，其实不是那样的。仔细考察历史，魏格纳恰恰是给出了机制，他用的是演绎法。

当时不接受魏格纳学说的主要是美国的地质学界。美国不接受的原因，恰恰就在于魏格纳用的是演绎法。二十世纪的美国地质学界极其反感演绎法。为啥呢？因为演绎法不民主。

演绎法是我掌握一个权威的科学理论，我就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各种结论，你们不服不行。你看这是不是有种很霸气的感觉呢？

当时欧洲科学家比较愿意搞这一套，但是美国科学家更喜欢讲多元、平等、开放头脑，讲民主。美国科学家喜欢归纳法。美国地质学界训练研究生讲的都是这样的研究方法，

• 1. 先观察事实。
• 2. 提出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假说。你必须平等地对待这些假说，就好像父亲必须平等对待自己的每个儿子一样。
• 3. 采集新的事实例证，一个个地排除假说，最后剩下的就是你的理论。

归纳法的要点是从观察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到观察。这几乎成了美国地质学界的教条。可是魏格纳的学说恰恰是先给你一个大假说，再去找各种证据去证明这一个假说，这就让美国地质学界很反感。其实欧洲学界对魏格纳还可以，但是这个好理论还是被耽误了。魏格纳没有看到自己的学说被主流接受的那一天，他在 1930 年考察冰原的时候遇难身亡，才五十岁。

演绎法的确给人教条感，可是“反感演绎法”也是一个教条。这就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科学研究没有固定的方法，必须灵活运用才行。

那我们把演绎法和归纳法都好好用，是不是就能得出科学结论呢？也不一定。

• 3、优生学是科学吗？

优生学现在是学术禁区。你要敢说我们能不能研究研究，让基因好的中国人多生育，基因差的少生，改造一下中华民族的人种，你立即就是纳粹。但是请注意，纳粹德国当年实行优生学可不是他们原创的，他们是跟美国学的。

优生学的思想非常直观，是直接从达尔文进化论演绎出来的。生物的性状可以遗传，父母强强联合生下的下一代也会比较优秀，这能有啥问题？而且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一直在对猪牛羊什么的搞科学育种，非常成功。那为啥就不能对人也来个科学育种呢？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推崇智力，希望用优生学提高一个民族的智力水平。不过高尔顿被“回归平均”的统计学现象所困扰，对优生的前景不是很看好，而且他 1911 年就去世了。

但是优生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特别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很推崇。1910 年，美国成立了优生学记录办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这个办公室想的也很好，我们对优生学不能光用演绎法，还需要归纳法，我们要寻找实证证据。

当然你不能拿人做实验，但是你可以做田野调查。优生学记录办公室雇用了 250 个调查员，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挨家挨户做调查。比如说，那些不是很聪明、或者情绪上很软弱、自制力差的人，他们的下一代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呢？调查结果是肯定的，人的品性特质确实具有继承性。

好，那既然演绎法和归纳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就行动了。1930 年代，美国有 32 个州通过了绝育法：也就是强制让那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美国公民绝育。后来纳粹德国学的就是美国这套，只不过比美国做得更极端。

那你说难道优生学真是对的吗？我们现在不搞优生只有因为伦理问题吗？当然不是。

有演绎有归纳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科学结论。事实上当时就有很多生物学家反对优生学，为什么呢？因为家庭代际传递的不仅仅是基因，还传递了生长环境。比如说，营养、教育、语言能力、文化、经济条件，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你怎么知道到底是基因、还是这些环境因素导致孩子有了好或者坏的特征呢？

有生物学家说，头发和眼睛颜色，我们知道绝对是基因传递的，其他的我们不知道。智商和身高都跟基因有关，但是也都跟环境有关，你不知道哪个因素大。在这种情况下搞优生肯定会对穷人非常不公平。当时很多生物学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提出一个宣言，说搞优生学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我们先得实现绝对平等，让每个妇女都有同样优良的生育条件，再去观察到底多少因素是基因决定的，完了才能判断优生学到底有没有用。

今天优生学已经被所有国家都抛弃了。当然我们还能想到别的理由，比如说所谓的“好”和“坏”，都跟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系，人本来就是多元的，你不应该像养动物那样事先决定想要什么样的“性状”。但是在我看来，当年那些社会主义者说的很有力量：我们其实没研究明白，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别乱动。

演绎法和归纳法都是重要的科学方法，但它们提供的只是解题思路。在这一章的三个故事里，科学家们并没有结成铁板一块，那些理论都不是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不能说是“当前科学理解”。科学就是这么一个无比活跃的业务。当你听说一个科学新闻的时候，你最好自己想一想。

 

十五、科学结论的程序正义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号称是“科学”的信息，

• 宇宙深处发现了一个黑洞
• 这里证明了一个猜想
• 新药研发成功
• 吃什么东西致癌
• 育儿专家提出了新的建议
• 心理咨询师讲了个好故事
• 产品、技术从业者宣称发现了一个新的技术理论和框架

这一讲咱们说说如何评估这些论断。我不是职业足球运动员但是我能看懂足球，我知道哪个动作犯规了哪个没犯规，你不必是一个领域的专家，也能看明白专家们给的那些说法科学不科学，可信不可信。

你只要掌握“可信性”的门道就行。 

• 数学，是绝对正确的。

只要这篇论文能被同行评议审稿通过，在正规的学术期刊中发表，你就可以相信它。比如 2020 年中国科大的两个数学家证明了两个著名的微分几何猜想，文章已经发表在顶级期刊上了，那么这件事儿立即就是板上钉钉的。如果有谁想给这两位数学家发奖金，马上就可以发，完全不用担心过段时间结果被人推翻。

这是因为数学不属于真实世界。数学研究的柏拉图世界里的事儿，只要逻辑正确就一定是正确的，而审稿人完全能保证论文的逻辑正确。

• 物理学，因为研究的是真实世界，光有逻辑正确就不够了。

早在爱因斯坦还在世的时候，物理学家就已经通过理论计算推导出来了“黑洞”这种东西。物理学家非常非常相信黑洞一定存在，霍金和彭罗斯等人更是早就算好了黑洞的各种性质……但是直到 2019 年，天文学家直接观测到一个黑洞，还给这个黑洞拍了照片，才算是确定了黑洞的存在。得到这个地步，诺贝尔奖委员会才敢给黑洞工作发奖，彭罗斯据此拿到 2020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这时候霍金已经去世了。

物理学家对自己的理论是相当自信的。世界第一颗用在实战上的原子弹是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小男孩”。这是一颗“铀弹”，用了50公斤的铀235，而这其实是世界第一颗爆炸的铀弹，也是第一颗组装出来的原子弹。物理学家没用铀弹做过爆炸实验，第一颗就直接扔广岛了，这是因为铀弹的反应机制简单，物理学家认为自己不可能算错。投在长崎的那颗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则是一颗“钚弹”，用的是钚239。浓缩钚比浓缩铀便宜很多，但是钚弹更复杂，所以物理学家事先做过钚弹的爆炸实验。

这个道理是理论自信是来自研究对象的简单。物理学本质上是简单的。每个地方的物理定律都是一样的，所有同一类型的基本粒子都是全同的，每个电子并没有自己的独特个性。

物理学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就预言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然后 2012 年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就发现了“一次”希格斯玻色子的踪迹，虽然这个事儿仅仅发生在法国和瑞士境内的一台仪器上，我们却是立即就可以宣布宇宙中遍布着希格斯玻色子。

• 化学、材料、工程、生物医学这些领域研究的东西都比物理学复杂得多，以至于理论推导已经根本无法得出有效结论，都必须做一下实验才知道。而实验都是有不确定性的。

我们都知道“实验误差”，但误差只是说你测出来的数值准不准。误差之外，你还可能你把假的当成真的，也可能把真的当成假的，你还需要知道实验结论的“可信度”。可信度是个难以严格定义的东西，现在通用的标准，是使用一个“p 值”，代表“实验结论纯属是个巧合”的可能性。这个 p 值越小，我们就认为实验结论越“显著”，也就约等于说是越“可信”。我们可以大致地把 1-p 当做实验结果的可信性。

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那个实验的 p<0.0000006，也就是结论可靠的可能性大于 99.99994%（六个 9）。这么高的可信度是物理学实验的特色。如果你的研究涉及到“人”，p 值能有个 0.05 通常就算达标了。

• 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这些和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研究，恰恰也是最不可信的。

全世界的物理学都一样，全世界的人可不一样。这个药好不好使，这个方法对人到底有啥影响？跟人的性别、年龄、营养情况、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文化习俗、经济条件、环境气候都有关系。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强硬的证据才行，而证据是分等级的。

最弱的证据是“案例”。老王吃这个药治好了病，阿里巴巴公司使用的就是这种管理方法，那你能说这个药和那个方法就是对的吗？也许老王体质好，不吃药也能自愈；也许阿里要是不用那个管理方法，他们会更成功。“举例论证”不是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讲究数据，常常需要“对照组”。最理想的方法，是所谓“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我们把比如说两万人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两个组，实验组用这个新药，对照组用跟新药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安慰剂。因为分组是随机的而且人数众多，我们可以认为两组人除了吃的药不一样，其他各方面都完全一样，这就保证了如果这两组人的表现有任何显著的差别，一定是那个药导致的。得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发现实验组的情况确实好于对照组，而且 p 值很小，你才算证明了那个药有效。

2020 年新冠疫情，各国都在搞疫苗。截止到十一月，中国的疫苗号称有几十万人用过都没出问题，可是国际上并没有什么反应；美国的两支疫苗刚刚公布初步的结果，就立即被人欢呼，这是为啥呢？并不是人们歧视中国疫苗，而是中国疫苗还没有经过大规模随机实验的考验。中国把疫情控制得太好了，以至于中国境内几乎就没有感染者。如果你不打疫苗也不会感染新冠病毒，你就无法证明疫苗的有效性。所以中国必须去巴西和阿联酋这样疫情肆虐的地方做随机实验才行，而那些实验需要时间。对比之下，美国疫苗的实验人数虽然只有几万，但是因为其中有真正的感染风险，得到的是很强硬的证据。

大规模随机双盲对照实验是医学研究的黄金标准。但是这个黄金标准常常是难以达到的，而且就算达到了，有时候你感觉上也是怪怪的。

咱们看一个实战例子。

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是美国辉瑞公司（Pfizer）。辉瑞最畅销的产品是一种降低胆固醇的药物，叫立普妥（Lipitor）。立普妥的专利 2011 年过期。辉瑞斥资将近 10 亿美元开发了一个新药，托彻普（torcetrapib），来接立普妥的班。辉瑞需要证明托彻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006 年，辉瑞开展了托彻普的最后一轮，也就是临床三期实验。实验把15003名病人随机分成两组，实验组用新药托彻普，对照组用以前的立普妥。

辉瑞必须证明，

• 第一，托彻普比立普妥的疗效好
• 第二，托彻普的副作用不比立普妥严重

证明这两点，美国食品药物监督局才能允许托彻普上市。

实验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出问题了。实验组死了 82 个病人。

有病人死亡很正常，病人本来就是随机招募的，其中包括很多老人，很多病情严重的人，病人死亡不见得是因为你这个药。这就是双盲对照试验的好处：关键是我们得看看对照组死了多少人。对照组只死了 51 个人。

82 vs 51，辉瑞一看这个数字，就立即提前终止了实验，宣布新药失败。辉瑞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十亿美元研发费用打了水漂，坐等立普妥专利过期仿制药上市，而且公司股价市值当天就减少了 210 亿美元。为啥呢？因为实验组多死了两个人。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即便实验组死的人数比对照组多，也有可能纯粹是个巧合，可是多多少就不算是巧合了呢？你总要有个度数才行。整个实验开始之前，辉瑞对因为“副作用而死人”这件事设定的 p 值是 0.01。当死亡人数达到 82 vs 51 的时候，“这件事纯属巧合”的可能性，是 p=0.007，过线了。辉瑞愿赌服输，只好终止实验。

而事实上，哪怕实验组少死两个人，如果是 80 vs 51，那么 p 值就有 0.011，实验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你看这像不像考大学，成绩只差两分，结果有天壤之别。这就叫“程序正义”。

我们想要的是实质正义。我们想知道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这个药的副作用有多大。特别是，你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个药对“你”、对一个具体的人，会有什么效果，但是对不起，科学回答不了那样的问题。也许新药的疗效比立普妥好得多只是副作用有点大，也许新药对大多数人是安全的，但是对不起，那个问题更复杂，已经超出了实验的可行性。几万人参与，几亿美元的投入，最后也只能给你一个分数线式的、非黑即白的答案。

老百姓有时候会对科学有过高的期待，我们想要全部的事实。可是当你了解了科学这门业务的工作方式，你会意识到科学结论都是人做出来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科学家、花费有限的精力、使用有限的资源，一点一点把有限的事实积累起来，最后只能给你一个可信度有限的答案。

而有时候科学的程序正义会明显不同于实质正义。比如说，每个牙医都会告诉你，在每天刷牙的基础上，用牙线剔牙是个好习惯，说可以减少牙周疾病，避免牙龈出血，可以让你的牙齿更强壮。好，那用牙线科学吗？答案是“应该”科学，但没有大规模随机实验的证据。有人调研过几十项有关用牙线的研究，发现支持牙线的证据很弱。

可是你能说牙线没用吗？你不能。牙线的好处是个长期的效应，而现有的研究都只观察了患者几个月。那你说为什么不做长期研究呢？因为这不好做实验。你不能逼着对照组的人长期不用牙线，而自愿不用牙线的人可能根本不爱护牙，你很难把一个人的牙齿好归因于他爱用牙线。可是没有实验证据，就能说明这东西无效吗？

“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东西有效（absence of evidence）” ≠ “有证据表明这个东西无效（evidence of absence）”

我建议你继续坚持用牙线。如果我们什么决定都依赖程序正义，日子也没法过。

除了数学是纯理论之外，任何科学结论要想被人正式接受，都必须既有理论机制，又有实验证据，达到程序正义。然而程序正义不是白给的，是花人花钱花时间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它就好像做工程一样有个可行性问题。

程序正义是有限的正义，科学知识是有限的认知。我们相信世界是讲理的，但是我们必须对科学这门业务有合理的期待。

 

十六、优秀表现需要“综合了解”

这一章开始咱们说说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科学思维。科学家想要的是一般规律，科学理论需要严格的检验，但我们个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严格了，有时候是一种艺术，有时候纯粹靠运气，科学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提示。而这个提示往往能帮上你的大忙。科学思考者平时就应该是个有主意有办法有担当的人。

这一章的主题是知识。日常问题往往不需要最前沿的科学知识，用不着“当前科学理解”，但是你常常需要做点调研。你需要对局面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最好是代表主流水平的了解，我们简单称之为“综合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跟团旅游，导游把你们带到了一个饭店吃饭。你们一边吃，服务员一边向你们推销一种茶叶。你喝了一杯觉得很好喝，价格也能接受，而且有人在买，导游还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想买，可是你很不喜欢这种被人安排的感觉。那你买还是不买呢？

做决策要排除各种心理偏误的影响，要理性客观，要诚实面对大脑中各种声音的冲突，所以你应该先冷静两分钟，是吗？不是。

正如大多数逻辑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大多数决策问题其实是信息问题。你犹豫不决是因为你没有对这个事儿形成“综合了解”。

旅行社和饭店的口碑、茶叶的一般价格都可以轻易上网查到，你只要拿出手机到“大众点评”之类的地方搜索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解这些信息，特别是了解一般人买了茶叶有什么评价，你就能做出很好的决策。

如果你感到自己正处在黑暗之中，你要做的不是犹豫，而是开灯。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人们所能犯的最低级的错误就是没有掌握关键信息。

• 老年人买不靠谱的保健品
• 家长给孩子报“量子波动速读”班
• 在旅游景点误入黑店

这些对科学思考者来说都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可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充分利用轻易就能取得的信息。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个贪官被查办了，老百姓纷纷放鞭炮庆祝。报道里写这个贪官是当地一霸，生活极其奢侈，办公室里喝的水都泡着冬虫夏草……我感觉这简直是魔幻现实。如果那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贪官，他为什么还能长期在那当官呢？当然更不好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真的在吃冬虫夏草。

这些事儿提醒我们，对一件事儿形成综合了解，你需要掌握三方面的信息和判断，

• 第一，这件事一般都是怎么办的？
• 第二，在各种一般的做法之中，对你来说最正确的选项是什么？
• 第三，那为什么有人坚持错误的选项呢？

1、取得信息

人只在做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才需要思考。一个好消息是，你不熟悉的事儿，可能是别人很熟悉的事儿。

选学校、买房、修车、看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在陌生的城市找地方吃饭，这些都是一般人都不会经常做、但是每天都有无数人在做的事儿。对这样的事儿你没必要重新发明轮子，应该直接上网搜索相关的信息。

有一个关键词叫“攻略”。海参崴自由行攻略、土耳其签证攻略、2020 深圳小升初攻略，办什么事儿都有现成的攻略。这些文章几乎都是各大社区的普通网友本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写的，他们写的不但详细而且有逻辑。而且别人实战之后，遇到跟攻略说的不一样的地方，还会回来评论和更新一下。

别辜负这些热心的人。理想的信息环境中这件事儿只要有一个人办过，就等于所有人都办过；如果有十个人办过，那就等于所有人都熟悉它。如果你要买车，品牌、型号、性能、外观、评论、一般价位多少，在哪买服务好，你在第一次试驾之前就应该完全掌握。如果你要看病，这个症状大约是什么病、大概会怎么治疗、最可能用到什么药、哪家医院看得比较好、哪个医生的口碑如何，你是可以事先知道的。

要舍得为信息付费，投资、买房，这种大型地决定，多借助中介的力量，比自己瞎琢磨的效果会好很多。

美军有句格言叫「如果你发现你在打一场公平的战斗，那你就是没有做好任务计划。」对于那些很多人都在做的事儿，如果你到现场才纠结于关键决策，你没有做好调研工作。充分的调研能让你树立“主流”的意识，你做什么都应该是“这个我很熟、这是我主场”的样子。

当然调研不见得都在网上，打电话问朋友、托关系找专家有时候也是必要的。但是我真是觉得应该开发一个 AI 助理应用，就叫“网上怎么说”。你要办什么事儿直接问它，它综合网上各方意见，给你提供一个主流方案。

而主流方案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方案，你有时候需要了解比一般水平更高级的信息。

2、形成判断

科学思考者不能做每件事儿都跟老百姓一样。有时候一般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做法，只有高水平信息才能让你做出正确判断。

最高级的信息是“当前科学理解”。有些争议话题，涉及到科学知识的，你可能真得去查一查最新的论文才知道。其次是查阅政府和学术机构的官方网站，特别是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美国癌症学会之类的机构会把一些常用科学信息放在网上。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所以你最好熟练掌握英文。

其次是看主流媒体。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主流媒体通常已经有分析报道了。“得到”现在已经是个很好的知识搜索引擎，只要能查到就是高质量的文章。再者你还可以在一些开放式的社区，像维基百科、知乎、丁香园之类的地方其实是很靠谱的。

很多人说网上信息都是垃圾，我看那是他们去的地方不对。百度有很多虚假广告，但像知乎上的讨论是相当严肃的。好的网络社区应该像科学家社区一样：开放式讨论、重视个人声望、允许随意批评。我看到的局面是论坛对大多数问题都能达成一致意见，很多科普文章的水平相当高。

当然你需要熟练掌握一点调研功夫。Google 研究员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l）的《搜索的喜悦》这本书里说过，高水平调研能让你收获很多东西。

比如说“冬虫夏草”。如果你平时科学意识就比较强，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调研。“食疗”“滋补”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科学，都是老一套的错误认识。如果你想较真儿一番，直接上 Google 搜“冬虫夏草”，第一页就会告诉你以下信息，

• 它卖得很贵；
• 有假货，容易导致重金属中毒；
• 它被认为是一种中药；
• 它可能没有真实效用。

你发现最后一点似乎有争议，因为有些网站在鼓吹冬虫夏草的好处。这时候你要关心的是资料的来源。

• 一个叫“香哈”的网站列举了冬虫夏草的种种功效，包括补肾益精、止血化痰、补虚……一直到抑癌抗癌、美容养颜等等一共12 项功能，简直就是神药；
•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说“秋季进补冬虫夏草不可乱吃”；
• 新华网跟中国科协合作的“科普中国”项目明确说冬虫夏草不但没有神奇作用，而且对身体有害；
• 财新网有篇文章直接就叫《起底冬虫夏草：一个“中国式”大骗局的始终》；
• 知乎上有好几篇科普文章，都说冬虫夏草无益有害，有的还引用了学术论文。

香哈是个美食菜谱网，它代表老百姓的认识。湖北卫健委是从老百姓认识出发，稍微往科学上够了一够。直接从科学角度谈论冬虫夏草的，没有一个说它有什么真好处。事实是科学共同体对冬虫夏草的“功效”没有什么强烈争议：大家公认它不但没功效而且很可能对人体有害。

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地方。

而这就出现了第三个问题，如果冬虫夏草真的没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呢？

3、“不充分均衡”

简单的原因是高级知识和老百姓之间有一个隔阂。这个时代的信息很发达，但是的确还有很多人不会做调研也能当大官。但如果仅仅是需要科普的问题，那现在中国人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上当受骗的人应该越来越少，冬虫夏草应该越来越便宜才对啊，为什么还贵了呢？不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你还不能算是个真的明白人。

决策理论和计算机科学家埃利泽·尤德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的《不充分均衡》这本书对这个问题做过讨论，尤德考斯基有个关键思想叫做“两因素系统”。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不合理现象的事物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它们是两因素系统。

• 比如冬虫夏草，你知道它没用，这只是一个因素，这还不足以让你彻底不买它。还有一个因素是“很多人认为它很值钱”。
• 比特币值钱并不是因为它有用，茅台酒那么贵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喝。很多人买冬虫夏草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作为一个贵重礼品送人。人们不一定认同它的功效，但是人们认同它的价格，这就是一个两因素系统的均衡。

要想打破这个均衡，只对少数人科普是不够的。社会习俗必须把“冬虫夏草没用”变成一个公共知识，以至于送冬虫夏草就等于是对智商的侮辱才行。

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合理而又均衡的系统的存在，我们才更需要自己亲自去调研。把这些系统性的原理也想明白，才算是达成“综合了解”。

如果做事总能先做到综合了解，那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你只要看看那些名校的优秀大学生就知道。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这些优秀学生做事总是选择最优路线。

他们报考大学之前就会把自己感兴趣专业的毕业生去向、毕业后的收入水平调查得明明白白。他们选课之前清楚地知道这门课能给成绩单带来什么，这个老师容不容易给高分。他们考试之前不但知道考试范围，而且可能已经用上届学生的考卷做过训练。他们找工作会对公司、对行业都做充分的调研，他们面试之前会刷面试题，他们甚至会为了在谈话中表现出自己读过一本书，而突击阅读那本书的书评。

他们做什么都会先研究攻略。所以他们做什么都能做到主流水平。

可怕吧？不可怕……其实有点可怜。中国话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把这叫做“优秀的绵羊”。如果你做什么都找攻略，你还有自我吗？最后大家都走主流路线，那这条路还值得走吗？主流路线最大的问题是不冒险。

有时候不调研，直接去，就当作是一场冒险，反而更有意思。有时候故意不按攻略行事才能发现更好的机会。但是“综合了解”给你提供了底线，“优秀的绵羊”固然不好听，可最起码你是优秀的。

 

十七、生活中的观察和假设

科学思考者不能遇到事儿只知道上网找攻略，这一章咱们说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解决一些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可能你有一个小麻烦，听起来很平淡，可是偏偏不像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你已经调研过了，甚至还问了专家，可是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决。

科学思考者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感到兴奋。这是生活对你的挑战，这是使用科学方法的好时候。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专用的方法，而是人探索世界最自然的方法。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一阵儿我在书房工作的时候会听到一个短促而持续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噪声，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击打什么东西。声音并不大，我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一天白天，那个声音突然变得非常响，我一看外面在刮大风。我心想是不是外墙上有个什么东西被风吹的呢？结果出门一看，原来是墙上一个小配电盒的门没关好。我用胶布把门粘上，噪声就没有了。

肯定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我已经使用了科学方法。我观察到一个现象，我提出了一个假说，我验证了那个假说。观察、假设、验证，这就是最基本的科学方法。

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做出了错误的假说，基于错误的假说进行后续的验证，就一定是无法获得预期的结果的，我对这点也深有体会。

我们相信世界是讲理的。这个信念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是各种问题的背后应该都有原因。我们是得承认有些事情确实是、或者几乎是“随机事件”，比如彩票、癌症、各种偶然的日常小惊喜和小麻烦，接受随机性有利于你的身心健康，改变不了的没必要强行改变。但有很多问题不是随机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 房子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出怪声
• 健康的人不会动不动就感到不舒服
• 领导不会随机地对你发火
• 洗衣机不会无缘无故漏水

科学思考者应该主动识别和解决这些问题。

有一位加拿大的华裔科学家叫麦当强，专门写了本书，列举了各种在生活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搜集到的那么多故事，但是据他说这些故事都是真的。这里咱们讲几个。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只想解决问题，不需要严谨的论证，这比科学家写论文容易多了，而你只需从中获得启发。

这些故事说的都是观察、假设和验证。

• 第一个故事

雷蒙德是个在读大学生。在过去的这两个星期，他每天都会打几个嗝。这不是什么大事儿，雷蒙德没在意。雷蒙德的大姐戴安娜是个硕士生，这几天正好过来看他。戴安娜注意到了雷蒙德打嗝。

姐弟俩在一起住了三天后，戴安娜建议雷蒙德少吃橘子。雷蒙德立即意识到大姐可能是对的。

雷蒙德本来每天吃一个橘子。有一天他不知在哪读到，一个橘子大约能提供 50 毫克维生素C，而人体每天应该摄入 100 毫克维生素C，于是他改成每天吃两个。他好像就是从每天吃两个橘子开始打嗝的。大姐说，橘子里有大量的柑橘酸，雷蒙德打嗝可能是因为他的胃承受不了这么多酸性物质。雷蒙德于是改回每天只一个橘子，过了几天打嗝就停止了。

戴安娜表现出了观察能力。雷蒙德并没有跟她说，但是她注意到了打嗝这个现象。然后她看到雷蒙德每天都吃橘子。戴安娜据此提出了一个猜想，结果证明她的猜想是对的。

观察是一种主动行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细节都在意，但是你得对不寻常的事情非常敏感，才能抓住问题。然后你还得有一个思维模型，也就是得理解事物的“门道”，打嗝可能跟食物有关，他吃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呢？橘子！，才能提出良好的假设，抓住关键信息。

• 第二个故事

有个澳门女孩叫玛丽，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从十几岁开始，玛丽就爱浑身长皮疹。并不是说很痛很痒那种，但是长在皮肤上很难看，玛丽都不敢穿裙子。奶奶领着她看了好多医生，西医中医包括民间偏方都用上了也不好使。

高中毕业后玛丽前往英国留学，结果她的皮疹不治自愈，在英国两年都没有出过。后来玛丽回到澳门继续跟奶奶住，没待多久皮疹居然又出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不像以前那么严重。有个朋友分析说，是不是澳门的水不行？英国的水质可能更好所以你不出皮疹？玛丽心想不至于啊。

有一天玛丽突然意识到，奶奶家的洗衣机是新买的。玛丽想到，现在皮疹不像以前那么严重，是不是因为新洗衣机洗得更干净呢？她可能是对洗衣粉过敏！于是玛丽以后洗衣服都改成漂洗两遍，果然就不再出皮疹了。

你看玛丽这个思维是不是很有科研味道。如果一切条件都不变，你很难看出来哪里是关键。观察得重点看那些“变量”。别的都没变，只有这个因素变了，那么新现象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因素导致的。

• 第三个故事

所谓“假设”，就是对事物发生的原因或者原理的猜想。科学家提出的假设关心的都是普遍的规律，而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只对一件事儿提出假设。你要做的只是猜测一个“为什么”。

一对夫妇新买了房子，很高兴地搬进来。这是一栋旧房子，但是很漂亮，有个后院，还种着很多花。有一天，妻子在厨房偶然看到，后院里来了一只猫，就那样站在那里，透过玻璃门盯着她看。这个妻子天生怕猫。她很紧张，不过好在猫看了一会儿自己就走了。可是接下来，妻子发现每天都有猫来她家后院，而且来的还不是同一只猫，有时候几只一起来。

妻子一看这可不行，就跟丈夫商量怎么办。直观的办法是把后院的木栅栏加高加密，可是那样得花好几千美元，太贵了。夫妻俩没有什么好办法。

妻子突然想到，他们当初来看房的时候，好像见到这个房子的前任主人有一只猫。两人就分析，后院那些猫是不是来找以前那只猫玩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猫已经搬走了，它们找一段时间找不到应该就不会再来了。

于是两人决定先等等再看。结果几个星期之后，猫们果然不来了。

• 第四个故事

有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复杂的假设。

一家四口去餐馆吃饭。他们先点了一套四人套餐，但是还想再加一道菜。妻子就问一个女服务员这里哪个菜最好吃。女服务员推荐了一道鱼，说她上周跟自己的丈夫还专门来吃过这个鱼，非常满意。于是妻子就加了这道鱼。

没想到鱼上来了，感觉并不好吃，火候明显过了。按理说服务员不至于骗他们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丈夫提出了一个假说。

丈夫说，这个餐馆挺小的，估计只有两名厨师。我们设想其中一位手艺很好，是主厨；另一位，可能手艺平庸。那么套餐，我们知道都是一些标准化的、比较便宜的菜，所以常理来说，应该交给手艺平庸的那个厨师做。而高级的菜，则应该交给主厨。可是我们点菜的时候是把那个高级的鱼和套餐点在了一起，那么厨房的操作流程，可能会把这些菜都交给一位厨师，也就是专门做套餐的那个平庸的厨师去做。这位厨师平时就不怎么做鱼，你现在让他做他肯定做不好。

这是一个做了很多大胆假设、但是听起来很合理的解释。

过了几周，这一家人又到这个餐馆吃饭。这一次他们还是点一套四人套餐再加一道菜，这回加的是龙虾。丈夫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说这回咱们别放一起点。他们先点了套餐，五分钟之后又把服务员叫来，单独点了龙虾。结果这次的龙虾做得很成功。

这就是科学思维的好处。其实你不用费什么事，你要做的仅仅是分开点菜，这是简单的操作，但是它体现了一个洞见。你们这个菜没做好，但是我相信你们不应该是这个水平，于是我查找我的点菜流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提出了一个猜想，所以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对比之下，如果因为一道菜不满意就放弃一个餐馆，那就太不科学了。

• 第五个故事

有个麦当强本人的事迹是这样的。有一年他们一家人去香港旅游，到一个游乐场玩。游乐场里有个项目是喷水比赛。参赛者各自拿一个水枪向自己前方的一个小丑的嘴里喷水，水会经过水管托起一个小球，谁的小球最先升到顶端就能得奖。

麦当强注意到，似乎总是最左边的人赢。他设想水必定是从左往右进来的，最左边的水枪一定水压最高。他们当时没玩这个游戏，但是印象很深。

一年后，一家人在加拿大的一个游乐场又遇到了这个游戏。这回的奖品是个毛绒龙虾玩具，麦当强的儿子志在必得。麦当强告诉儿子选最左边的水枪，不料儿子居然输了。麦当强说先别急，我再观察观察。

看了几局之后，麦当强发现这一次是中间的人总赢。原来这个游乐场是十九把水枪一起比赛，比香港那个规模大得多，水从中间往两边走才能更快。他让儿子进去抢中间的位置，果然赢了好几次。

这个道理是生活中的事儿都是有门道的。你比如说水枪这个例子，那么多人玩，怎么别人就没注意到呢？可能一方面是大多数人只玩一次，一方面是涉及到的利益太小了。普通人并没有太强的观察生活的意识。可能多数人打嗝也就打嗝了不会去想是什么原因，长皮疹那么多方法都治不好也就放弃了，遇到猫可能会过度反应，到餐馆遇到一道菜没做好也就抱怨几句了事……

然而线索就在你身边。我们看那些涉案剧的时候应该想想，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大案，那些人也许永远都不知道身边还发生过那么多事情。真正善于破案的人肯定不是遇到案件了才琢磨，而是平时就爱琢磨事儿：像福尔摩斯那样，能从平常的蛛丝马迹之中分析出东西来。

这种能力需要你平时就了解生活中的各种东西都是怎么运行的。你最起码得知道餐馆有不止一个厨师、厨师有正有副才行。而那个知识，恰恰也是平时这么思考得来的。

每个家长都鼓励孩子问为什么，但该问“为什么”的不仅仅是什么“天空为什么是蓝的”那种科学知识，更是身边的各种东西。科学思考者绝对不能当书呆子，你必须积极探索真实的生活才行。

 

十八、拒绝现状，大胆试验

作为科学思考者，

• 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肯定是要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
• 要去探索和发现，而不是等待和抱怨
• 要敢于创新，而不能循规蹈矩

做实验，就是一种更主动的科学方法。而且做实验是一个非常强硬的生活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不接受现状。

哪怕我这个现状还过得去、并不让人难受、甚至可以说还挺好的，我也不接受。哪怕大家都是这样，别人都说你也只能这样，我也不接受。我非得自己折腾折腾，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更好，你得有点这样的精神才行。

我自己的实验精神很不足。我今年因为家里要迎来一个新小成员的缘故，换了一个suv，所以洗车就成了一个刚需问题，加上杭州这几年一直在搞基建，每次开了没2个星期，车身就很脏了。所以，每次回媳妇儿家时候，就在自己的院子里洗车。为了更好地洗车，我详细观察了街上洗车店的洗车流程，也上网查了相关的洗车视频和资料，调研了业内相关的洗车产品。通过搜集资料，基本上形成了「洗车」这件事的一个整体判断，然后我就采购了相关的设备，自己着手开始洗车。

• 第一次洗车的过程很失败，因为没有打洗车液，只是用高压水枪冲，洗完后车身更脏了。我事后分析是因为水把车身上的污泥溶解后，通过抹布的擦洗后，被均匀抹到整个车身上了。
• 第二次我吸取了教训，先用水枪冲洗后，再喷洒洗车液，用海绵进行擦洗，效果立马有了极大提升，洗完后非常干净了。但是问题是花的时间太多了，从车内到车外，整个洗下来要1个到1个半小时。我判断是因为工具的效率原因。
• 第三次我升级了洗车装备，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洗车店里都要用那种带压缩机的高压水枪、以及自动喷嘴、还有很大很大的抹布，这些工具的确可以极大提升工作效率
• 第四次我开始思考投资回报率的问题，我结合我自己的洗车装备投资、人工工时、单位洗车单价等因素，估算出了街上洗车店换一个月的单位人效额度
• 第五次我开始思考科技和技术能给洗车这个行业带来哪些改变，于是我研究了目前业内的一些主流技术，注意到自动洗车机这个技术和产业，甚至萌生在投资一个自动洗车机的想法，后被家人制止了
• 第六次我开始思考洗车这个产业的未来，洗车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入门的固定资产投资非常少，而且行业标准非常不统一，各项服务的收费标准也不统一，这一方面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酸柠檬效用，另一方面导致行业整合度长期无法提高，无法形成产业规模优势，阻碍了产业的健康发展。未来破局的关键点肯定是在「机器+人工」组合的模式中，通过科技和技术创新产生更多更好的工具，人则负责进行一些更精细的增值服务以及改进工具上
• .....

在生活中做实验最大的难点不是实验的过程，而是你有没有这个意愿。人太容易接受现状了，做实验很多时候都是被逼出来的。

• 做实验的第一个目的是寻找解法。

《呆伯特》系列漫画的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曾经有过一段离奇的经历。

当时亚当斯还没成名，有一份全职工作，只在业余时间画呆伯特漫画，非常辛苦。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画，然后去上班，下班之后接着画一晚上。就这么画到突然有一天，亚当斯画画的右手的小指，发生了痉挛。他只要一画画小手指就会不停地抖动，根本没法画。

亚当斯赶紧去看医生，正好他住的地方附近就有个医生，是全世界研究这个症状的权威。原来亚当斯得了一个不算太罕见的病，叫做“局灶性肌张力障碍（focal dystonia）”。这个病通常都是因为长时间做重复动作引起的，常见于音乐家、手艺人和画家。而医生告诉亚当斯，这个病没有办法治疗。

亚当斯当然不服气，而这个医生也很有探索精神，俩人尝试了各种疗法。亚当斯搞过手指按摩、做手部锻炼、冥想、自我催眠、甚至连对手指进行电击刺激的方法都用了，但是没效果。亚当斯还试过把小手指给绑起来，结果痉挛发作起来非常疼，而且整只手会一起抖动。亚当斯想训练左手画画，可是左手毕竟不是他的主控手，他怎么也画不好。

最后医生放弃了，说你换个爱好吧，你的画画生涯结束了。但是亚当斯拒绝放弃。

亚当斯观察到他这个痉挛症状有一些有意思的特点。

一个是只要不画画，不管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的手指都完全没问题。手指只是一拿起纸和笔就开始痉挛。再者，当亚当斯用左手画画的时候，他的右手小手指也会痉挛。那么据此判断，这个病应该不是手的问题，而是大脑的问题。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大脑不想让他画画。

那既然手本身没问题，这个病似乎还有救。亚当斯开始尝试让大脑重新适应纸和笔。这回他不画画，只是练习用右手去摸纸笔。

刚开始的时候，亚当斯的手只要一摸到纸笔就开始痉挛。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能够做到让手指一秒钟内不抖动。他一看有希望就继续练。当他练到能坚持几秒钟不抖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的大脑好像想通了一样，不搞痉挛了，允许他用纸和笔了。

亚当斯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治好了局灶性肌张力障碍的人。

过了大约十来年，2004 年的时候，亚当斯又因为画得太多导致手指再次出现痉挛。这一次他想了一个办法，说能不能用电脑代替纸笔画画。当时还没有 iPad 这种东西，但是有个叫 Wacom 的公司已经搞出了一套专业的计算机绘画系统。亚当斯用上这套系统之后手指再也没有发生过痉挛。

亚当斯的做法是典型的科学方法。观察、假设、实验，不行再提出新的假设、再实验 —— 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 做实验的第二个目的是测定参数。

有时候不是你的方法不对，是你用的数值不对。

前面提到过的计算机科学家尤德考斯基，曾经受到头皮屑过多的困扰。医生说是湿疹引起的，可是开了药并不管用，本来他已经放弃了。后来是尤德考斯基在尝试“生酮饮食”，也就是低碳水、高脂肪的一种饮食方法，据说能减肥的时候，意外发现头皮屑突然暴增。于是他想到，如果饮食结构的改变能让头皮屑暴增，这里面肯定有个什么很基本的机制。他根据这个线索上网搜索得知头皮屑可是真菌引起的，因为真菌喜欢生酮。网上还说了用含唑的洗发水洗头就可以杀死真菌。

尤德考斯基用了含唑的洗发水，可是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他没有立即放弃。是不是洗发水里的唑浓度不够呢？

他又找到了一种泰国的洗发水，唑浓度是美国的两倍……结果这个好使，头皮屑治好了。

这就是参数的重要性：如果疗效不明显，可能是因为你的剂量不够猛。而测量参数比较麻烦，你可能得做很多次实验才行，而且你需要一边实验一边分析。

上一章说的那个加拿大科学家麦当强讲过一个做实验的有趣案例。有个叫查尔斯的加拿大华裔，每年都会回香港跟母亲小住一段时间。他母亲有个保姆，非常善于做清蒸鱼。清蒸鱼这个菜很讲究火候，而保姆已经掌握了最优解：她每次都是买一条一斤大小的鱼，蒸正好6分钟。

查尔斯回到加拿大想自己也做做清蒸鱼吃，可是现在参数都变了。加拿大的鱼比较大，一条能有将近一斤半，而且炉灶跟香港的不一样，查尔斯必须重新测定最佳蒸鱼时间。经过反复对比，他发现9分钟是正好把鱼蒸熟的时间。

可是查尔斯蒸出来的鱼怎么也不如香港保姆蒸的好吃，主要表现是肉质太硬。查尔斯发现少蒸一会儿的话，倒是能让肉软一点，但是时间短了肉又不熟。这可怎么办呢？

查尔斯观察到，他每次蒸完鱼，那个放鱼的盘子里都有大量的水，这是香港保姆蒸鱼所没有的现象。这些水是哪来的呢？难道都是水蒸气遇到锅盖冷凝出来的吗？

于是他做了个实验，不放鱼只蒸盘子，结果9分钟后，盘子里只有1立方厘米的水 —— 而蒸鱼的时候盘子里会有50立方厘米的水。由此可见盘里的水显然不是来自水蒸气，而是鱼肉里自带的水！

肉质偏硬的原因找到了。肯定是肉纤维在受热的情况下会收缩，自己挤出了水分，导致鱼越蒸越硬。那么解决思路就是必须减少蒸鱼的时间，而这就意味着必须加大火候，让鱼肉快点熟。

查尔斯想办法加大了蒸锅的火力，改成蒸8分钟，结果鱼肉果然没那么硬了。

你要是没专门学过烹饪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道理。要想让肉质鲜嫩多汁，就必须用猛火让它快熟，让它在水分还没有被挤出来之前就熟。这就是为什么烤肉好吃，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爱吃炒菜。我们炒菜的步骤是先把锅预热，再放油，再加入葱姜蒜，等到炒出香味，证明油温已经足够高了，才把肉放进去，稍微炒一下就可以吃。

查尔斯没学过烹饪，但是他用实验方法找到了蒸鱼的最优解。

• 实验的第三个目的是进行重复验证。

一次成功可能是偶然的，科学的精神是重复多次有效才是真有效。

彼得·戴曼迪斯 （Peter H. Diamandis）和史蒂芬·科特勒 （Steven Kotler）在《未来比你想的快》那本书里提过，曾经提到过现在有一种叫“经颅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ion）的方法，说能提高大脑的专注度和反应速度，还能改善情绪。我发现现在已经有成型的产品在卖了，就买了一个。

这是一个便携式、可充电的设备，就好像眼镜一样，只不过是戴在发际线的位置上。仪器使用两块海绵，把海绵浸入盐水，直接贴在脑门上。开机之后仪器会产生 1.2 毫安的微弱电流，通过盐水直接刺激头部。

我第一次尝试倒是没感觉有什么专注的效果，但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愉悦感。我感觉有点像喝了酒一样，看周围的什么东西都觉得挺好。我心想就算不能提升脑力，能产生这个感觉也挺好。但是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安慰剂效应：到底是仪器真的在影响我的大脑，还是我因为在尝试一个新事物而产生的新鲜感。

网上的用户评论有的说有效有的说无效。我妻子拒绝使用这种东西，我只好自己做重复实验。我又尝试了几次，可惜再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效果。我希望把电流强度调大一点，可是仪器不支持。商业社会对个人在家做实验太不友好了。

 

十九、“公平和正义”的难题

中国读书人都有个使命要“为天地立心”，要“铁肩担道义”，要讲是非曲直，要惩恶扬善，要追求公平和正义。但是你想过没有，公平和正义就好像真理一样。我们相信真理是存在的，但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至少没有科学方法，确认绝对的真理。

正如科学结论都只是程序正义，法庭之类的社会机构能给的也只是程序正义。你想在绝对意义上“明辨是非”也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是非。

要实现公平和正义，我们必须明确判断一件事情的因果关系，找到它是谁的责任。人们做这样的判断经常会犯两个走极端的错误。

• 一个错误是认为凡事必有原因。

人到中年的老张搞了个P2P理财，结果暴雷了。妻子抱怨说，那么多理财产品你不买，为什么非得信什么P2P呢？

女青年小李在地铁上被性骚扰，事情传到了网上。有网友指责小李穿的太暴露，“不然一车厢的人，为什么就你被骚扰？”

程序员小赵长时间加班，有一天猝死了。人们纷纷议论这是“过劳死”，996 太不人道，你们程序员为了挣钱也不应该忽视健康啊？

每当发生什么坏事，总会有人谴责受害者。这种思维背后的假设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偏偏是你遭遇到这件事儿，那就必定能在你自己身上找到原因。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公正世界谬误（just-world fallacy）”。人们默默地假设这个世界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如果好运发生在某人身上，那一定是因为他做过什么好事或者有个什么美德，如果坏事发生在他身上，那他一定有自身的原因。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包括什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是这个错误。

当初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个美国演员，莎朗·斯通，说这是“中国的报应”，也犯了这个错误。公正世界谬误会让人天真地相信每个成功人士身上都必有带来成功的优点，会让人接受自己的境遇，也会让人谴责受害者。公平世界谬误背后的逻辑，就是任何事情都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事实是有些事就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是随机，或者至少相对于当事人来说是随机的事件。这么多人买彩票为什么你中奖了？彩票摇号的机制是你完全不可控的，这对你来说就相当于是个绝对的随机事件。老李生活方式很健康，为什么得癌症了？因为产生癌症的机制非常随机。

人们常常会低估随机性，强加因果关系。

一个劳累的程序员猝死了，就说这一定是过劳死，这个逻辑不对。

• 科学方法要求你不但要知道有多少程序员像小赵一样劳累并且猝死了
• 还得知道有多少程序员一样劳累但是没有死
• 有多少程序员不劳累但是也猝死了
• 以及有多少程序员不劳累也没猝死

把这四个数值都统计到，你才能知道猝死和劳累之间的“相关性”。

而且相关性还不一定是因果性。那你说我们抛弃老百姓的见识，严格使用科学方法判断因果关系，搞一个“科学的”公正理论，这行不行呢？也不行。

• 另一个错误就是试图用科学方法解决公正的问题。

小明的数学成绩不好。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很吃力。没有人指责小明，因为他的智商只有 80。他不擅长数学但是可能有别的天赋，也许他处理上下级关系的能力比较强，数学不好长大正好能当领导。

小玲的数学成绩也不好，但是小玲的智商是 120。她只是一做题就爱分心，喜欢看电视，学习不努力。家长和老师都批评小玲。请问这公平吗？

小玲完全可以说我之所以不努力，也不是我“想要”这样啊。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是爱看电视有什么办法？自控力也是基因和环境共同塑造的，跟智商有什么区别？

科学家会说小玲说的有道理。脑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在他的《行为》这本书中反复强调，人只是一种动物，人的一切行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本质上都是生理现象；人没有自由意志。正如智商低的人数学成绩差是情有可原，自控能力弱也不应该受到谴责。事实上，一切善行和恶行，都跟某些精神病人的暴力行为一样，都可以用生理机制解释。

那既然我们不应该惩罚精神病人，又为什么要惩罚“正常的”犯罪分子呢？

事实上，科学不但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而且不相信事情有“因果关系”。每天早上公鸡打鸣之后太阳就会出来，你能说是打鸣导致了日出吗？那车加了油才能走，你为什么就敢说是加油导致了车能走呢？是因为你知道汽车的运行原理吗？可是别忘了除了数学之外，一切理论都只是你的信念而已。我们从世界中看到的只是各种现象，科学理论是对这些现象的、规律的、信念。纯粹理性只能告诉你相关性，所有因果关系都是人的想象。

设想王某开枪打死了李某。哪怕这个事实毫无疑义，纯粹的逻辑也无法证明王某应该为李某的死负责。你总要加入一些主观判断。

可是难道说世界根本就没有“公正”吗？

有些老百姓认为一切事情都必有原因，有些强硬的哲学家则认为任何事都没有原因。这两种思维都不能用来思考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为了公平和正义，科学思考者不能走这两个极端，我们应该从“公正世界谬误”往理性的方向进一步，从“纯科学”往信念的方向退一步。

我们必须假设事情有因果关系，假装人有自由意志。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你就无法回答“为什么”。

事实上就算你相信因果关系和自由意志，也无法回答为什么。王小明为什么能考上大学？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努力吗？还因为父母和老师对他的培养。还因为社会提供了大学这个地方和高考这个机制。还因为高考当天他的身体健康、市内交通状况正常、他用的铅笔也没出毛病、地球没毁灭……

“为什么”的因素是列举不完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正确的”、而是“有效的”理论。

计算机科学和哲学家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有两个关键洞见，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公正的问题。

• 第一个洞见是，我们真正想要回答的其实不是“为什么”，而是下面这三个问题
  • 这件事儿发生了，那件事儿是否也跟着会发生？
  • 我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 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么做，现在会是怎样的？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观察，第二个问题决定了我们如何干预世界，第三个问题让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不存在的世界，让我们能有所创造。珀尔说，光靠数据分析是不能回答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的，你必须设想一个因果关系模型才行。

你必须主观地假设一个从王某开枪到李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才能回答像“如果王某没开枪，现在的李某会不会还活着”这样的问题。

你看出来没有？珀尔说的这三个问题都是实用主义的。我们其实并不关心绝对的“为什么”，我们关心的是怎么跟这个世界打交道。这正如你其实不关心一个人的“动机”，你关心的是他的行为模式。

顺便说一句，这三点其实也是很多刑法法规的构成要件的基本定罪标准。

我们其实不关心绝对的公平和正义。我们关心的是怎么利用“公平和正义”这个观念把世界变好一点。

那在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下，到底什么叫“原因”，出了事儿到底应该让谁负责呢？

• 珀尔的第二个洞见是，因果关系也好，责任也好，都不是绝对的“是”或者“否”，而是一个基于概率的数值。

在判断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两个概率：

• 一个是充分概率
• 一个是必要概率

简单说，对于王某开枪打死李某这件事，所谓“充分概率”，就是“在王某开枪的情况下，请问李某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所谓“必要概率”，则是“如果王某没开枪，李某就不会死亡的可能性有多大”。

而要让一个人为一个行动的结果负责，他这个行动导致那个结果的充分概率和必要概率都必须很高才行。咱们举几个例子。

王某开枪导致李某死亡，王某应该负多大责任？

• 如果王某是故意谋杀李某，而我们知道任何人中枪都很可能会死，那么他开枪这个行为的必要概率和充分概率都很高，所以王某应该负全责。
• 如果王某是个神枪手，他本来是瞄准李某头顶上的苹果射击，两个人是在做一个惊险的杂技表演，王某只是十分偶然地失手了，可能因为这把枪突然出了问题 ，那么充分概率就比较低。又或者王某只是被派来杀李某的五个杀手之一，就算他没打中，别人的子弹也会让李某死亡，那么王某的必要概率就比较低。在这两种情况下，王某都有理由只负一部分责任。

警察追小偷，小偷慌慌张张逃跑没注意来往车辆，被车撞死了，警察应该负责任吗？

• 如果警察不追他，小偷确实不会死，所以必要概率很高。
• 但是这件事的充分概率不会很高，很可能是个意外：绝大多数人在路上跑并不会被车撞死。

工厂派周会计去银行取现金给工人发工资，周会计回来的路上现金被抢了，周会计应该负多大责任？

• 这跟当地治安状况有关。如果明明社会治安恶劣而周会计不谨慎行事，他的责任就很大；
• 如果社会上极少发生拦路抢劫的事情，他的责任就应该减轻一点。

某市市长任职期间，该市多次发生重大灾难事故。市长说这不能怨我，每个事故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发生的，我有什么办法？他说的对吗？

• 这取决于他在任职期间的举措是否增大了出事故的概率
• 以及如果不是他，而是换一个“典型的”官员来当市长，事故的概率会有什么变化。

绝对意义上的是非曲直是无法断定的，我们最多只能指望“有效的”公平和正义。

为什么要惩罚犯罪？其实并不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公正。我们惩罚犯罪大约是出于三个实用主义的原因。

• 第一，把罪犯关起来可以避免他再次犯罪
• 第二，惩罚犯罪可以给潜在的犯罪分子威慑和警告
• 第三，也许在科学家眼中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让老百姓获得公平“感”和正义“感”。社会良心可能只是人们的集体想象，但我们愿意继续维护这个想象。

我们明知道人没有自由意志，也明知道纯逻辑无法客观地确定事物的因果关系。但是为了让世界有效地运行，我们假装人有自由意志，并且主观地假设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么做只是为了实用。除此之外，在给人断完了是非曲直之后，在夜深人静独处的时刻，你得承认“科学思考”的边界。

 

二十、怎样从固定事实推测真相

• 南京的一个老太太在公共汽车站跌倒受伤。老太太说是一个叫彭宇的人把她撞倒的，彭宇说他只是乐于助人。警方已经得到了所有能得到的证据，而那些证据并不能明显地支持某一方的说法。如果你是法官，你怎么判呢？
• 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公认伟大的、正直的人。然而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一个传闻，说他与一位叫莎丽·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黑人女奴有染，两人还有私生子。现在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都有。如果你是历史学家，你能不能对这件事儿给个推断呢？
• 你最近的工作很不顺利，特别是刚接手的一个项目明显难以做成。你怀疑上司是不是在故意给你出难题，因为他想要阻止你升职。你这个猜测合理吗？

这一章咱们说说如何从有限的事实证据出发，提出一个能解释这些事实的、最合理的假说。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

溯因推理这个概念出现得相当晚，是在二十世纪初，才被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1839–1914）提出来的。皮尔士把溯因推理和我们前面讲过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并列，算作第三个基本的论证方法。简单说，溯因推理是寻求事情的原因、解释和背后的机制的方法。

• 你相信“汽车需要汽油”这个理论，并且据此推断出“一辆快没油了的车必须赶紧去加油”，这是演绎推理。
• 你看到的几乎每一辆车都要加油，据此得出“汽车都需要加油”这个规律，这是归纳推理。
• 而溯因推理，则是当你看到城市里有很多加油站的时候，你推测这些加油站是干什么用的：你观察到加油站都设在交通路口，有很多车从中进进出出，于是你猜测，加油站是给汽车加油用的。

演绎法是从原因推导结果。归纳法能验证现有的理论，对新理论，则只能告诉你一个简单的、近在眼前的规律。而溯因推理，则是从结果推测原因。

科学方法中的“观察、假设、验证”的那个“假设”，如果涉及到一个背后的深层解释，那么想象这个假设的过程就是溯因推理。

有一句网上流传的、号称是电影《教父》里说的、其实不是《教父》里说的话叫做「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个所谓“看透事物的本质”，也是溯因推理。比如有个在网上卖鞋的公司，Zappos，刚开始怎么做都做不好。CEO 谢家华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们“只做订单不做库存”这个商业模式不对，意识到卖鞋必须建立自己的库存，这就是溯因推理。

从证据还原犯罪现场，从历史记录推测历史事实，这些也是溯因推理。

从一个人的意图推测他的行为，这是演绎法。从一个人的行为推测他的意图，则是溯因推理。

你可以想见，溯因推理是一种非常不严格的思考方式。

严格的科学方法要求你光有一个假说不行，你得去做实验验证那个假说才行。面对同样一组事实，也许有好几个假说都能解释这些事实，到底哪个对呢？你必须做几个实验才能知道。如果一个事件的后续又有了新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使用概率统计学中的贝叶斯方法，让观点随着事实发生改变。

然而世界上有些事儿是不能做实验的。有时候事实已经固定了，就只有这么多。

彭宇案的现场没有监控摄像头，法官知道的事实只有老太太跌倒受伤，彭宇帮着把老太太送到医院，还给垫付了 200 元医药费。对这些事实有两个假说都可以解释：

• 一个是彭宇撞到了老太太，他出于愧疚和责任感才做了那些帮忙的事
• 一个是彭宇没有撞老太太，他只是在做好事

那你说哪个假说对呢？法官不可能拿这两个人做科学实验。

杰斐逊和女奴的事儿发生在 200 多年以前，对这些传闻也有两种解释。

• 一个是这纯粹是当时的小报记者为了争夺眼球而编造的故事
• 一个是无风不起浪，也许杰斐逊真有事

历史学家面前只有文献资料，不可能重返现场。那历史学家怎么办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只关心绝对的事实，不作任何主观的推测。你只要记录下来有这么一个关于杰斐逊的传闻就行了，至于是不是真的，你就说你也不知道就完事了。这无疑是最严谨的姿态，但是严格说来，这是根本不可行的。

如果禁止任何形式的推测，那你连比如说“拿破仑”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过，都不能肯定。你没见过拿破仑本人，你手里有的只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文件和物品而已。也许法国人捏造了那些文件和物品。以前有个日本学者就写书说中国历史上的大禹是个虚构的人物。现在有个中国学者叫何新，写了好几本书论证西方的古代文明史，包括古希腊古罗马那么多辉煌的历史，都是后人伪造的。何新不接受反驳，而你的确无法纯粹靠逻辑证明他说的不对，事实是我们现代人说一切古代史都要用到大量的推测。

历史学家必须做一些推测，才算是对历史对读者有个交代。法官必须做出一个判决。推测别人的意图不是一个好的科学态度，但是如果现在你正面临要不要跳槽这个选择，你就必须推测一下那个上司对你到底是什么意图。

我们要问的不是应不应该推测，而是应该如何推测。你需要诚实地、明智地进行推测。

溯因推理是科研的起点、洞见的来源和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所能做的唯一的判断。溯因推理非常有用，但是它提供的只是假说、只是可能性。怎么发现和提出各种假说，那需要你掌握相关的证据、事实、数据、知识，特别是你脑子里最好有一些现成的思维模型，在不同的领域中有不同的方法。

我们这一讲关心的是，如果你面前已经有若干个假说而又无法进一步验证，你应该如何诚实地、明智地从中选择一个假说。

严格说来你最后选的这个只是假说，但是它就已经是历史学家判断的真相、法官判案的依据和你行动的指南。

你怎么选呢？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四个选择标准。

• 第一个标准是“通融性”，也就是这个假说能解释的资料越多越好。

这个标准非常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相信拿破仑这个人曾经存在过呢？因为“拿破仑存在过”这个假说足以解释现在有关拿破仑的一切文件记录和实物证据。你要非说拿破仑是虚构的，比如说“是法国人编造的”，那么你这个假说只能解释法国的有关拿破仑的记录。可是英国人也声称他们见过拿破仑啊，英国那些记录又怎么解释呢？

• 第二个标准是“简洁性”，也就是这个假说需要的辅助解释越少越好。

这个标准会让你想起“奥卡姆剃刀”，因为它要求我们选择最简洁、最平淡、最保守的解释。有证据表明前天晚上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个路面是湿的，这说明什么呢？最简单假说就是当天下雨了。当然还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附近有一条小河，突然涨水了，河水漫过了路面。涨水这个假说就不太好，因为你必须得解释为什么小河会涨水，以及为什么有人在涨水的地方修建了这条公路。

简洁性要求我们尽量用平淡的事情去解释离奇的事情，而不要用离奇的事情去解释平淡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相信“阴谋论”呢？因为阴谋论都是假设比如说“有幕后黑手”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都要求那个幕后黑手必须无比强大、甚至几乎能掌控整个世界才行。按照网上某些人的逻辑，世界上一切产生国际影响的大事件都是中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在暗中策划的，他们大大高估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我们说过的“汉隆剃刀（Hanlon's razor）” —— 「能解释为愚蠢的，就不要解释为恶意」，也是这个意思。愚蠢代表人们在生活中常犯的各种错误，比如说忘记了、错了、漏了、误会了等等，是简单的、常见的、大概率的，而恶意是罕见的。

如果那个上司除了安排最近这个任务这一件事之外没对你做过别的不好的事，你大概可以用汉隆剃刀排除“他是在故意整你”这个猜测。

• 第三个标准是“类似性”，也就是这个假说跟我们知道为真的那些事实越相似越好。

有人论证杰斐逊的确跟海明斯有染的一条理由是，在当时的弗吉尼亚，白种男人跟女黑奴发生性关系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但是可以算是有一定的力量。要是反过来，如果当时的历史现实是白男几乎没有跟黑女有过性关系的，那么杰斐逊就更可能是清白的了。很多律师给人辩护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人平时的行为一贯良好”，来论证他不太可能犯罪，这也是在运用“类似性”。

说到这里咱们就不得不说南京彭宇案了。根据最高法院 2017 年发布的说明，南京法官判决彭宇赔偿老太太并没有冤枉他。彭宇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自己撞人。这个判决其实达到了实质正义。

但那个判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判决书。法官在判决书中展现的论证逻辑是彭宇如果没撞老太太，他为什么给人垫付了 200 元的医药费呢？判决书说：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原、被告素不认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被告所称为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原告亲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等书面材料。但是在本案中并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原告家属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其借款给原告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

以我之见，法官使用的溯因推理判断标准就是“类似性”，但是法官使用了错误的“类似”。判决书等于说中国人通常不会拿钱给别人做好事，就算要做好事也会先留下证据。可是中国是这样的吗？真正的事实是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各种无私帮助别人不留证据的好人好事。

正是这一份判决书，让很多国人再也不敢帮扶跌倒的老人。它就如同一个自证预言，一度改变了中国的社会规范。

• 第四个标准主要用于推测历史事件，它说的是“从结果到原因的解释，总是优于从原因到结果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你要尽可能地从后往前推，尽可能不要从前往后推。

这是因为从原因到结果有太多可能性了。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为什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这天成立的呢？如果你从后往前推，那就是因为我们看到 1949 年以后有大量的文件、实物、当事人的回忆，都是说那一天是建国日。这样的证据非常有力。

反过来说，如果你用 1949 年以前的证据推测 1949 年的事儿，就太容易犯错误了。你要说因为早在 1946 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足够多证据表明毛主席英明神武、解放军骁勇善战，所以你相信解放战争打到 1949 年肯定打完，所以你相信新中国一定是在 1949 年建国的……那你这个推导就太弱了。

对历史事件用演绎法是非常危险的，那其实就等于是在预测未来。过去和未来是不对称的。同一个原因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但同一个结果只对应很少的几种原因。这有一个孩子，你要判断他父母是谁，这很容易；这有一对夫妻，你要判断他们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不可能。

有人论证杰斐逊不会跟海明斯有私生子的理由是杰斐逊是个正直的人，他还有种族主义思想，所以他不会对女黑人有想法，这就是从原因到结果。

有人论证杰斐逊的确跟海明斯有私生子，理由是“杰斐逊特别关照海明斯的孩子（并最终给了他们自由）；很多资料记载莎丽·海明斯的孩子看起来很像杰斐逊；麦迪逊·海明斯自称是杰斐逊的儿子；海明斯屡次怀孕的时候，杰斐逊都正好在蒙蒂塞洛家中”，这就是从结果到原因。

后者比前者更有力。

如果有什么事儿是比从一个人的行为推测他的动机更可怕的，那就是从人的动机去推测他一定有过什么行为。

你可能会说，这里说的所有标准都是不可靠的！再怎么说也只是推测！没错。但是我们有时候只能推测。而这些标准能让我们做出最合理的，也可以说是最符合程序正义的推测。

我们已经距离纯逻辑越来越远了。

 

二十一、神来之类比

市面上有不少讲“批判性思维”的书，像摩尔等人的《批判性思维》、布朗等人的《学会提问》、保罗的《思辨与立场》等等，很多是低年级大学生的教材，有的已经出了十几版。这些书讲得都很有条理，试图给人提供一套一揽子思考解决方案。以我之见，这种标准化的“批判性思维”虽然能帮助有心人更清醒地思考，但只能算是“小乘”功夫。

小乘功夫是把思考变成了走流程。怎么避免常犯的思维偏误？一、二、三、四。如何知道一个说法是否可信？A、B、C、D。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讲了科学不是方法，科学思考也不是算法和逻辑规则。我们讲到了最前沿的科学哲学，事实是并没有一套标准的操作能让你机械化地明辨是非。

中国有句话叫『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真实世界里的事儿不会按照固定流程走，你得掌握套路的变化才行；真实世界里的是非往往不能用纯逻辑规则判断。

我们这个系列讲的是科学思考的大乘功夫。思想家的每一件武器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我们讲的技术是“非线性”的，你既要掌握很多流程，又要能够从流程中跳出来，去审视流程本身。

人说“有的人活成数据，有的人活成算法”，其实活成算法并不比活成数据高级。数据代表以往的经验，算法代表机械化地应用经验。如果活成数据的是被观测对象，活成算法的也只不过是工具人。而科学思考者，则是知道该搜集什么数据、提出创造性的假设、能够合理验证理论，以及书写、改进和审视算法的人。

我们已经讲过演绎、归纳和溯因，这一讲说一个更为基本的思维方法。世界上有一些特别厉害的思考者，比如高斯、欧拉、爱因斯坦、冯·诺依曼这些人，是神一样的存在。没有人知道怎么才能学到他们的本事，而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唯一可以跟他们学的。这个方法用好了能出神入化。

这个方法就是“类比”。

所谓类比，就是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同点的思维。你接手了一个新工作感觉有点吃力，想要系统地学一学其中的专业知识，就说“我要找本书充充电！”这就是类比。你把知识类比成能量，那么相应地，自己的知识系统就是电池。这很像是比喻，但类比是比比喻更为基本的思维：比喻只是类比的一种，主要目的是为了表达；类比则是为了思考。

明明是不同的事物，你却能看到它们的相同点，发现它们其实是一回事，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能力。有的人说这是“从具体到抽象”，但我更喜欢学术通才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1945 - ）的说法，这叫从“表象”到“本质”。你得能从两个不同的表象中看到相同的本质，才能把这两个东西作类比。

类比有风险。有人把男女之情跟磁铁作类比，说“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并且据此推出同性别的两个人在一起必定合不来，甚至据此论证同性恋是违反自然天性的行为，这就不是一个好类比。人类情感跟磁铁是两码事，你强行类比那是你的问题，不是事物本身有问题。

可是我们应该如何判断一个类比是不是正确的类比呢？没有统一的方法。你大约只能在类比之后，仔细考察两个事物的本质是不是真的一样，才能判断，你无法事先甄别和选择类比。

因为类比经常出问题，有的“科普人士”干脆就禁止老百姓对科学知识进行类比，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事实是人根本就离不开类比，理解和运用科学知识更需要类比。

有一天你来到一个新建成的写字楼办事。你一看这个大楼充满科技感，特别是其中的电梯都是你从来没见过的样式。但是你仍然，仅仅凭借直觉，就正确地使用了那个电梯。

你这个行动已经用到了类比。你坐过其他类型的电梯，这样的电梯你没坐过，那你为什么会用呢？因为你合理地猜测到它跟别的电梯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个猜测，就是类比。

只要是一个新情况让你联想到以前遇到过的情况，你就会使用类比。有类比，我们才能提炼和运用经验。使用一个社会科学的理论、运用一个心理学的套路、包括在生活中说像“唇亡齿寒”、“说曹操曹操到”之类的典故，也都是类比。你要是敢跟老板说：“别的公司加班都有加班费，我们公司能不能也发加班费呢？”这也是类比，而且是非常合理的类比。

事实上我们早就已经把类比运用于无形之中了。桌子腿明明是木头的，我们为什么也管它叫“腿”呢？“高”和“低”不是高度的概念吗？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东西的质量很高”、“这个人的水平很低”呢？“吃”这个动作不是往嘴里送吗？那为什么你上次超速被警察拦下那个事儿，说自己是“吃”了罚单呢？

有些人认为真正的类比必须是严格的。有一类逻辑测试题，比如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GRE 词汇题，就是专门考类比。这种题就好像对对联一样，比如说“西瓜”之于“红色”正如“西蓝花”之于____，这道题你必须选“绿色”，因为它们说的都是物体和物体的颜色。这样做题是没问题，但是侯世达特别强调，真正的类比根本就不应该限定是精确的。

不精确的类比也是类比，而且往往更有用。“后妈”也是“妈”，这个类比好像没问题，可为什么“祖国”也是“母亲”呢？后面这个类比显然扩大了“母亲”的范畴，但是你要严格地讲，“后妈”已经扩大了母亲的范畴！事实是我们的思维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扩大各种概念的范畴。这就好比说，这里咱们引用一个侯世达发明的类比，以前的人说“北京”指的就是北京城墙以内的老城区，可是北京一直都在变大：“北京”没有不变的分界线。

一个类比好不好，不在于它够不够精确，而在于它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启发。

对科学思考者来说，类比最重要的作用是帮你提出假设。观测结果和数据不会自动给你提供假设，假设都是你这个思考者自己想出来的。你的假设越高妙，你的理论就越有意思。有时候你几乎得是凭空地、从天而降地给个假设。这样的假设是从哪来的呢？除了演绎和归纳，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类比。

比如说，以前伽利略提出过一个“相对性原理”，意思是如果你在一艘行使得非常平稳的船里，如果你看不到船外面的景物，那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力学实验，都无法判断这条船是正在做匀速直线运动，还是处于静止状态。后来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恰恰就是把伽利略这个相对性原理给推广了：爱因斯坦说如果我做的不是力学实验，而是电磁学实验呢？如果我用到光呢？我应该也无法判断船的状态。

这个不是演绎法，爱因斯坦扩大了相对性原理的范畴，他不是在应用相对性原理。这是类比。伽利略那个原理的作用是给爱因斯坦提供了启发，让他提出了包含电磁学的相对性原理，这么一个新的“假设”。当然之后爱因斯坦和实验物理学家必须验证这个假设才行，但是提出假设是整个科学发现中的最关键一步。

类似地，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把“加速运动”和“引力”这两个以前看似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事物等同起来，这也是类比，而且是神来之笔。

为什么爱因斯坦能做出这样的类比？因为他在专利局工作过。爱因斯坦的很多思想实验都跟电梯有关系，而这恰恰是因为他审核过很多关于电梯的专利。

学者们常常会把自然科学中的概念类比到社会科学中。“熵”明明说的是一团气体的混乱程度，结果被用于描写公司和组织的混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加压和泄压”明明是力学概念，结果被用于社会治理。“演化”本来是生物学的事儿，现在普遍被用于论证市场经济。这些类比有的对有的不对，但可贵的不在于准确性，而在于你首先得能想到。

创新也是一种假设和检验，而类比最能提供创新。类比的创新思路就是把一个熟悉领域的东西，应用到新的场景之中。

比如说“滴滴”和 Uber 是用手机打车，是允许普通人用自己家的车给陌生人提供服务的业务，那住房能不能也这么干呢？这就有了 Airbnb 这种共享住房。那自行车能不能共享呢？这就是“共享单车”。

顺着这个思路，那办公室可不可以共享？偶尔干个活儿用的工具可不可以共享？书有没有必要共享？秘书也可以共享吗？类比能提供思路，完了你再验证。

我最近参加了一次“国际消费电子展（CES）”。我发现市场即将推出的各种主流新产品，都可以用

AI + 联网 + 屏幕 + X

这一个公式表示。X 可以是家电、汽车、住房、健身用品或者机器人，或者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比如所谓智能电冰箱，就是带有屏幕、能联网监测食物过期时间、提供菜谱和下单买食物的电冰箱；智能衣橱就是带有屏幕、能用 AI 把你的形象和衣服搭配起来的衣橱……这个道理是 AI 和 5G 网络只要成熟了，你就可以把它们用在一切地方。

做好类比要求我们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本质，那怎么知道一个事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事物根本就没有“内在的”、唯一的、“本质的”……本质。你看到什么取决于你怎么看，也就是你的视角。

这有一辆特斯拉电动汽车。你说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也行，说它是一个比较贵的东西也行，说它体现了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方面的应用、说它是埃隆·马斯克的一个成就、说它是中美合作的新项目、说它速度快、说它环保……怎么都可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同一个人考虑一个东西也可以用多个视角。每个视角都带来一个或者几个思维模型，每个模型都可以用来作类比。

类比只有好不好，没有对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可以认为类比是一种艺术。

为什么这个世界允许人们做类比？因为世界是讲理的，因为道理总是比东西少，道理是通用的，一个道理可以用在不同领域不同的东西上。我猜一切道理都是某种数学结构，都是柏拉图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投影，不过是不是这样都不妨碍你使用类比。

因为世间的道理可以千变万化，所以类比没有规则。类比的作用是给你提供一个假设的思路，是灵感，是可能性。“可能性”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是 possibility，意思是“有没有”这个可能；一个是 probability，意思是“有多大”这个可能。

• 我们前面讲的奥卡姆剃刀、科学实验方法、溯因推理的选择标准，关心的都是评估 probability，即“有多大”可能性
• 而类比，关心的则是提供 possibility，即“有没有”这个可能

能先想到一个可能性，才谈得上去评估和验证这个可能性。大多数人的问题不是想错了、而是能想到的可能性太少，是根本猜不到那个东西的本质，因为他们根本没往正确的方向上想。如果你想不到跟什么东西类比，很可能是你知道的模型太少。查理·芒格号称总结了 100 种常用的思维模型，其中主要是心理学；斯科特·佩奇在《模型思维》一书中描写了几十个模型，其中主要是数学……

我知道的聪明人，没有一个不爱用类比的。类比功夫是你学问和经验的积累，是你聪明才智的发挥。这是一门一辈子的功夫。

 

二十二、两条歧路和一个心法

萧伯纳有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其中有一段对话，曾经给王小波留下深刻印象。话说军火大王安德谢夫想给自己的儿子斯泰芬安排个好工作。他列举了文学、医学、法律、军事等等一系列的职业，可是斯泰芬都不感兴趣。安德谢夫说那你到底能干啥呢？你有什么特长和爱好？

斯泰芬说，我别的都不会，唯有一项长处：我会明辨是非。

安德谢夫一听气坏了，说那么多哲学家、律师、商人和艺术家都不知道怎么明辨是非，你会明辨是非？！

王小波二十来岁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曾经「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可是等到他四十多岁，却专爱写些明辨是非的文章：「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

我们现在有比萧伯纳、包括比王小波那个时代更高级的学问资源，但是明辨是非仍然是个很难的事儿。

所谓明辨是非，就是在模糊、争议和两难的局面下，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或者至少知道该如何判断。

你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会明辨是非。

面对一个不熟悉的、甚至可能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事物，人们会被情绪和视野所限制。

• 王小东对中国足球很恼火，所以他就把中国足球说成一无是处
• 聂卫平是个下围棋的，所以他眼中的中国足球问题就应该用围棋解决

人们会受到各种，有几百种之多的思维偏误的影响。人们不会客观评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把奇迹当作愿望，把愿望当作现实。人们不能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用故事解释事件，用标签简化他人。人们分不清观点和事实，不会诚实面对自己的立场，不懂得跳出自己的视角。

我们演示了这些老百姓思维的毛病。这些毛病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避免的。现在有很多大学、包括一些中学都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已经有一些基于随机分组实验的研究证明，学习批判性思维的确能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不过我们必须诚实地说，有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这些课程的效果很有限，而且难以持续很长时间。

以我之见，批判性思维，以及更大范畴的“科学思考”，并不是一个课程，不是一套标准化操作方法，不是可以直接安装进大脑的操作系统。科学思考是一门功夫，是人的修养。你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中慢慢磨炼才行。你得犯过很多错、吃过很多亏，以至于一想起来自己当年竟然那么幼稚，会感到很不好意思才行。这里面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得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才好。

科学思考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路径。很多人走着走着走偏了，走上了两条歧路。

• 一条歧路是教条主义。

有个心理学效应叫“皈依者狂热”，意思是加入一个社区的外来者，往往比这个社区的原生居民更狂热、更虔诚地相信社区的教条。有的日伪军对中国老百姓比日军还狠，有的留学归国人员跟中国人说话也非得用两个英文单词。皈依者狂热在科学上的表现就是，很多不搞科研的人，那些科普作家和科学记者，比科学家更相信科学。

科学家对科学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信念。科学家只是搞研究做出发现而已，他们希望自己发表的结论是对的，但是他们作为内行，深知有太多发表出来的结论都是不对的。

科学很了不起。科学方法是可积累的、有秩序的思考。像量子力学这样的著名科学理论常常是历经几代人、从理论到实验反复验证、千锤百炼的结果。科学有明确的进步，而人文学科到现在还在琢磨孔子和苏格拉底那些人的话。

但科学不是教条。而且科学也不是方法。科学也不仅仅是一个“可证伪”那么简单。我们小心翼翼地考察了科学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知道科学结论只是程序正义，不是真理。

教条主义者的眼中是个非黑即白的世界，他们希望一切道理都像数学那样可以用纯粹的理性和逻辑证明。

而我们发现那条路根本走不通。

• 如果你既要保证智识的诚实，又要解决真问题，你就不得不承认，你做不到绝对的客观。
• 你总要先有个不是跟所有人都一样的立场。
• 你得不问为什么就相信一些信念。
• 你承认自己只能接收到部分的事实。
• 你需要提出若干个大胆的、有时候是神来之笔一样的假设。
• 然后你还得使用奥卡姆剃刀之类、近乎“审美”一样的标准去选择哪些假设值得你费工夫进一步思考和检验。
• 你得承认你只能得到一个大概有可能正确，但是也有可能不正确的判断。科学思考的作用仅仅是能让你正确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你思考好了一个观点，可是如果事实变了，你就得用贝叶斯方法调整你的观点。而有时候哪怕事实实在有限，并不足以让你形成过硬的观点，你也得给个观点。然后你别忘了用做实验之类的办法检验你的判断。

我们讲了演绎法、归纳法、溯因推理和类比思维，这些方法一个比一个不客观，一个比一个大胆……恰恰因为是这样，只要你用好了，才一个比一个厉害。

有些极端的教条主义者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真理，坚持无比强硬的立场，把不跟他们保持一致的人都视为敌人。这样的人非常危险，会害人害己。

• 另一条歧路是虚无主义。

以前有个科普节目说你得吃那些东西、还得那么做才能减肥；可是没过几年你又听到一个健康专家说不对，你得吃这些东西、还得这么做才能减肥。如果连牛顿力学都是错的，连爱因斯坦都能在量子力学上犯错误，那还有什么科学结论是值得坚信的呢？我们长大以后读书看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跟中学课本上说的几乎完全不一样，现在甚至还有人说秦桧和汪精卫做的事儿也有他们的道理……

虚无主义者有感于这些，索性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是非。他们犯了两个错误。

• 第一个错误是“滑坡论证（slippery slope argument）”。这是一种上纲上线式的归纳法，是无限制的推广。小张找小李借 10 块钱，小李拒绝了。人问小李说你为啥连 10 块钱都不愿意借给同事呢？小李说，我今天借给他 10 元，明天就得借他 100 元，过几天就是 10000 元……那我受得了吗？事实是小张只是因为临时要坐公共汽车忘了带钱包而已！同事之间借点小钱很正常。学术界只是对有些事情有争论，对大多数事情是有共识的！学术有争论很正常，你不能看到表面上波涛汹涌就说整个大海都会随时翻个个儿，事实是知识没有那么容易被推翻，科学思考者的世界观的确会不断改进，但没有那么不稳定。
• 第二个错误是“涅槃谬误（nirvana fallacy）”，也叫“完美主义谬误”。这是一种愿望思维，认为只有完美的东西才值得存在：如果一件事不能做到完美，那就不应该做。你说政府应该禁止未成年人饮酒，他说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还是可以弄到酒偷偷喝。你说你应该上大学，他说上大学有什么用？你没看很多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吗？事实是就算不能完美解决问题，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能以一定的概率解决问题也行啊。你说我经过思考，得出了这么一个不一定正确的结论……他说不一定正确的结论为什么还说出来？可是除了数学，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望获得绝对正确的结论，科学思考本来就只能提供有限的知识。但有限的知识远远好过没有知识。

有些虚无主义者走向了反智，他们不相信、而且鄙视专家和知识分子，总是怀疑别人在故意骗他们。有些虚无主义者成了犬儒主义者，他们认为除了利益是真的、及时行乐是真的，其他一切都是假的。还有一些虚无主义者是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好坏，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认知都是平等的。

我们科学思考者相信世界是讲理的，但是并不认为人可以容易得到绝对的真理。我们这个文章一边探索了寻求正确结论的方法，一边列举了这些方法的局限性。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思维训练。我希望你一边学习科学思考，一边通过对“科学思考”的思考，演练科学思考。

遇到事情，怎么避免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条歧路呢？注意正确做法可不是刻意地走什么“中间路线”，去和稀泥。我这里有一个心法。这个心法叫做“总是研究有具体情境的问题”。有具体情境的问题，才是真问题。

• “你喜欢红色吗？”这就不是一个真问题。你可能喜欢红色的礼品包装和红色的口红，但是不喜欢红色的键盘和红色的窗帘。单纯说红色没意义。“这个键盘，你希望它是红色的吗？”这才是真问题。
• “秦桧的行为有百分之多少的合理性？”这不是一个真问题。你得知道这个问题是谁、在什么情况下问的才行。如果是宋高宗赵构在已经确定了求和政策的情况下问你，秦桧的策略是合理的；如果是国家已经改变思路了，要抗金要光复河山，那就必须先把秦桧干倒。
• “这个药有效吗？”不是真问题。“根据当前科学理解、根据有限的实验证据，在没有其他有效替代的情况下，考虑到这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个药该不该吃”，这才是真问题。
• “救一个人还是救五个人？”这其实也不是真问题。我们必须考察那一个人和那五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考虑当地的法律规定，还得考虑救人这件事儿对当时的社会规范会有什么影响才行。
• “你的产品能解决我的问题吗？”、“你的产品的能力水位是多少百分比？‘，这不是真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再具体场景下，客户是面临什么问题，能力水位是和谁比，和同业竞品相比是不是有一个至少20%的差异化优势。单纯地考察绝对的水位百分比是没有意义的。

教条主义者自己不会考虑情境，虚无主义者不知道别人考虑了情境。

除了数学和在我们这个宇宙里谈论自然科学之外，真问题都得有具体的情境。有具体情境，你才能有立场和视角。立场提供了思考的出发点，视角提供了假设的思路。

有时候你得兼顾别人的立场，换位参考别人的视角，但是世界上的事儿大多没有绝对的客观：总要先有立场和视角，思考才能展开。

出了个什么事儿，别人找你拿个主意，这是科学思考者的荣誉也是责任。你不判断不行，胡乱判断更不行。你积平生之所学，也许就是为了做判断这一刻。为了做出高水平负责任的判断，你必须，

• 既要有坚定信念，又要有开放头脑；
• 既要坚持立场，又要勇于妥协；
• 既要依靠理性，又要借助感性；
• 既要大胆假设，又要小心求证；
• 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具体情境；
• 既要有谨慎保守的作风，又要有果敢决断的气质……

我不认为人工智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做到如此矛盾的思考。明辨是非，是你这个科学思考者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