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笔记

一、引言

有关“中国经济未来会怎样？” 这个主题，我们已经学习了两本书，

• 一本是《中国的经济制度》
• 另一本是《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对于张五常和钱颖一两位华人经济学家，如何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制度转型，你应当有了基本了解。那么，站在中国之外，从全球经济的大视角来看，中国经济究竟实现了哪些突破，还面临什么挑战？除了看华人经济学家的分析，我们也有必要听听国际经济学界的有关研究。

同时，中国过去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中国经济的一切增长都是从1978年开始的。我们也需要了解1949年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情况。

基于外部视角和整体分析，我对比了很多著作，最终选择了这本经济学教科书，《中国经济：适应与增长》（第2版）。这本教科书的中文版出版于2019年，之前在2006年还出过英文第1版，都广受欢迎。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他长期专注于中国经济研究，编辑出版过很多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和专著。

0x1：我为什么选择这本书？

这本教科书很厚，中文版62万字，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专门作序推荐，认为极有价值。仔细读完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点：

一是本书内容的完整性。全书共分为七篇、21章，脉络清晰、主体突出

首先，作者用一篇、6章的小篇幅，概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和1949年之前的经济遗产，并对1949年至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概述。

接着，作者用五篇、14章的较长篇幅，分别从增长与发展模式、农村经济、城市经济、中国与世界经济、宏观经济与金融，这五个主要方面，对中国经济展开了全景式分析。这也是全书的主体部分。

最后，作者从环境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展望了中国未来。作者提醒，在环境没有进一步恶化之前，中国有机会改进决策争取更好的发展。

因此吴敬琏先生说，这本著作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做出了“全面而不乏深刻见解的解读，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见解”。钱颖一教授认为，这本书是关于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20篇述论的文集，每一篇可以单独阅读，合起来就是关于中国经济的完整概括。

所以，能有这样一本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完整教科书，无论对外国人还是对你我，都很重要。

二是作者立场的中立性

虽然作者明确表达了他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立场，但在全书各章节的论述里，对中国曾经长期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中国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问题，他都没有采取简单标签化的论断，而是尽可能中立陈述历史事实。

特别是在讨论一些有争议的经济问题时，比如中国的投资、人口、财政等问题，作者努力基于扎实的数据和事实，进行分析，尽可能向读者提供平衡多元的视角，避免过度偏激。

三是研究分析的建设性

对一位国外学者来说，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很容易对中国经济提出批评，甚至指手划脚，这是不少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的通病。

在这本书里，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些结构性症结，经济领域的种种顽症，诺顿教授也常常直言不讳。但他更关注的是，每个具体问题有没有合理的解决方法，解决方法是不是符合中国现实。

比如，在充分肯定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和成就之后，他也指出农村公共服务长期缺失，农民逐步外流破坏了农村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提醒，下一阶段城市化和商业力量，会在农村逐步渗透。

所以，基于这本教科书内容的完整性，立场的中立性和研究分析的建设性，我认为，它值得关注中国经济的所有人仔细读读。而且作者通过完整分析中国经济70多年来的演变，直接回答了“中国经济未来会怎样”这个重要问题。

诺顿教授认为，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很多，但好消息是，中国有资源也有能力，去适应下一阶段的挑战，中国有可能取得成功。

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越来越引人注目，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逐步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核心课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这种趋势也可以说有好有坏。

• 好处是关注和研究的人多，说明中国重要，许多中国经济实践，有可能被梳理总结为新的模式或理论，无论对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有更好的参考价值。
• 但坏处也在于，人多嘴杂，大家的视角不同，运用的数据和事实不一样，结论很可能完全冲突。这有可能会让你眼花缭乱，对你的定力是考验。

同时，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确实有很多新的摸索，完全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去强行解释，你也会发现，可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因此，如何既学会从外部视角看中国，又尽最大可能保持对中国经济现实和基本经济规律的认知定力，对于你和我，都是新的考验。

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里·诺顿教授作为一个美国经济学家，能以最大的学术诚意和中立性，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就更值得我们尊重。

0x2：本书的几个核心关注视角

那从这本教科书里，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有价值的启示呢？我认为，你可以尝试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看这本书：

• 第一，历史的视角。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究竟经历了哪些重大变化，形成了什么样的发展基础，同时存在哪些重大挑战，为什么说从1978年开始，中国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开放？这部分经济历史，已有不少历史结论，但很多人属于知之不详。从诺顿教授的外部视角，你会发现，他看到了这30年中国经济打下的部分基础，为之后改革开放所埋下的重要伏笔，这种梳理历史脉络的思路，值得学习。
• 第二，全球的视角。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不是中国所独有？它实际上遵循着什么样的增长与发展模式？哪些有普遍性，哪些又有独特性，为什么被称为经济的“增长奇迹”？这其中，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就是他对经济“增长奇迹”的准确定义和对比分析。尤其是结合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他看清了中国改革已经走过的路，也提示了即将要走的路。
• 第三，辩证的视角。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为何会率先出现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哪些关键因素推进了中国农业发展？同时又留下哪些重大隐患？这部分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此前的讨论中，重点说了农村改革的成就，但没有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后来农村发展会碰到种种麻烦。
• 第四，发展的视角。为什么中国的工业体系，可以在所有权并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实现规模化和持续性增长？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的竞争探索，又是如何相互适应并提升了中国产业的竞争力？这个问题涉及的发展争议，直到最近几年还在中国学界和决策领域发生。如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完整理解中国产业崛起的秘密，并看到那些重要而独特的产业竞争力，对我们非常重要。
• 第五，未来的视角。作为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经济体，中国为何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并避免其他新兴经济体普遍经历的麻烦？随着经济规模上升，中国能否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继续受益？这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经济全球化主题。如果你还记得，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可能很难逆转，那么中国究竟如何在未来的全球化中恰当自处呢？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将如何变化？

所以，从这些多重视角，你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相应的论点和论据。也正是考虑到作为教科书的完备性，诺顿教授在书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事实、图表和注释。

 

二、中国改革从怎样的经济基础开始的？

如果从国家层面说中国改革的起点，你也许会从1978年年底算起，一切经济巨变似乎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如果你经历过那个时代，你还记得你的1978年吗？

对很多人来说，1978年是全新的开始。为了接受稍好一点的教育，从小山村，搬到十几里外交通更方便的小镇上，开始在镇上的小学读书。因为家境贫寒，他们挤住在借来的两间小平房里；做饭用门口的蜂窝煤炉；多数时候能吃饱，但三四月份粮食青黄不接时，也得吃红薯干；除了咸菜和蔬菜，一两个月能用肉票买点肉吃；虽然冻不着，也没啥像样衣物；娱乐就是能到镇上看场露天电影。

这些就是很多中国人经历过的真实生活场景。诺顿教授的本意，是要向他的目标读者，那些大部分没来过中国、不了解中国的外国学生，做中国经济基本的背景信息普及。

对于经常谈论改革开放的你我来说，多了解这些信息，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发展，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是继承了1978年之前的各种历史遗产才开始的。

0x1：建国前的传统中国经济是怎样的？

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文明大国，但在经济学家眼里，其实1949年之前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快速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为此，诺顿教授首先考察了三个历史时期的传统中国经济。

第一个传统经济时期跨度很长，从1127年直到1911年

在这从南宋到清末将近800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政治上是封建王权时代，在经济上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90%以上的人居住在乡村，数百年不变。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农耕能力很强，比如农业技术的“传统三要素”：选种、施有机肥和水利灌溉，从南宋开始中国就明显领先。但这种相对高效的传统农业体系，有赖于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因此土地的单位产量虽然可观，但人均劳动力的产出却有限。

你可能会说了，当时也有连接周边乡村的初级商业网络，商贸不是也很发达吗？但是纵观历史，你会发现，当时有强制性的社会流动障碍，使得成规模的商品市场无法出现。加上封建王权更迭起伏，财政危机时有发生，经济和环境持续恶化，根本无力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

第二个传统经济时期跨度很短，从1912年至1937年

辛亥革命给传统中国提供了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契机，纺织等现代产业开始发展，现代运输和通信也带来了新机会，其中上海租界和东北地区发展最快。

特别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开始有了基本的经济发展框架，教育、农业、技术都有所起步。但就在中国现代化刚刚露出苗头之时，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化探索就此暂停。

第三个传统经济时期跨度更短，从1937年至1949年

在这12年里，中国连续进行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经济角度来看，仅有部分军事工业和战时纺织产业有所发展。

为了支付巨额战争费用，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断加印钞票，导致全面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基础被严重毁坏。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测算，170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然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迅速下降；到1913年，中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0%；到1949年，进一步下降到世界水平的20%左右。因此，要说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真是绝无虚言的历史事实。

0x2：新中国初期经济取得哪些突破？

那么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在这近30年时间里，一个全新的中国经济又是如何重建起来的，有哪些重大突破，又有哪些缺憾？

从基本经济制度上看，诺顿认为新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放弃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本经济”，也就是小农经济，开始通过直接的政府控制，也就是计划经济，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联合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外部观察视角。当时新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通过对经济资源的集中统筹和计划分配，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战略。为此，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出现了四个重要变化：

• 一是全面实行苏联式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指令经济”。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负责分配各种经济资源。
• 二是企业全面国有化，重点发展各基础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化工业。经过近30年努力，也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但企业之间的资源和产品调配，基本服从于国家计划或上级投资决策，不以盈亏作为评价依据。
• 三是农产品价格被压低，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和城市发展，做出了长时间的巨大让利。我们看看这29年里，全国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1949年是209公斤；之后随着农业生产恢复，到1956年上升到307公斤；但到1961年，由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加上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又退回到209公斤；直到1975年再次恢复到307公斤。
• 四是经济持续增长但消费严重不足，首先，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看，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里，中国GDP从679亿元，增长到3679亿元，看起来不算差。但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起伏比较大，整体经济不算稳定。其次，从具体经济部门的核算来看，诺顿教授认为，这一时期重点发展工业，中国工业部门的核算价格体系偏高，而农产品核算价格体系偏低，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实际上被夸大了。

所以诺顿教授认为，从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虽然超越了过去一穷二白的破败状况，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但总体仍然欠发达。无论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越来越难以为继。

• 首先是农业发展十分艰难。由于耕地面积多年未变，而当时全国实行的集体公社和生产队制度，又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挥，再加上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导致全国粮食生产无法完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情况日益严重：在这20多年里，农业劳动力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农业劳动力相对于1952年增加70%左右。但是由于全国耕地几乎没增加，农村的隐性失业很严重。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安徽小岗村为先导，全国各地农村从1978年底开始，陆续实施土地包产到户，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艰难起步。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详细探讨过。
• 其次是工业明显失衡。由于市场、技术、管理和资源等各方面的短缺或错配，初步形成体系的中国工业，在这20多年里增长并不稳定。在诺顿教授看来，中国当时将工业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却忽视了更适合中国发展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工业。因此，随着大量稀缺的资源投入，中国在东北等地创立了重要的工业基地，但这些工业资产的使用效益比较低，到70年代末，改革也刻不容缓。
• 第三，服务业普遍低迷。1952年，服务业占GDP的29%左右；到了1978年，服务业占比下降到24%，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已经失衡，商业萎缩比较严重。比如之前提到过的餐饮业，由于市场被约束，加上食品供应短缺，餐饮业被全面国有化，规模越做越小。1952年，全国平均每676人对应着一家餐馆；到了1978年，全国平均8189人，才对应一家餐馆。所以你或许可以进一步理解，那个时候，外出吃个饭有多难。

整体来看，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从国家经济到民众生活，都出现了普遍的产业失衡和发展阻碍，因此到了1978年，改革也变得刻不容缓。

0x3：总结

• 1949年之前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快速的现代经济增长时期，都只能算是“传统中国经济”。
• 从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超越了一穷二白的破败状况，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但总体仍然欠发达。
• 实施近30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20世纪70年代末，无论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改革刻不容缓。

 

三、经济“增长奇迹”是中国独有的吗？

你肯定知道，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

不过，我们在之前分享钱颖一教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时曾详细谈到，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特殊，碰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也不特殊。对此，诺顿教授也持同样观点，他的的研究方法简单明了，通过对比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历程，得出两点重要结论：

• 一是城镇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核心驱动力。这一点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和实施路径有独特性：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结合紧密；另一方面中国没有把农民直接转变为城市居民。关于这一点结论我们明天再细讲。
• 二是1979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GDP的结构变化，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曾走过的道路并无本质差别。尤其是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相比，中国验证了更多的增长普遍性。

这两点都是非常有启发的研究思路，今天我们结合诺顿教授的阐述，着重看下什么是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又是否具有独特性？

0x1：历史上出现过哪些经济“增长奇迹”？

虽然我们经常听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说法，但是在国际上，它并非专门用来描述中国经济。实际上，这个词最早是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的总结。之后，也用于描述韩国、泰国，以及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的增长。

那到底什么是经济“增长奇迹”呢？根据诺顿教授的定义，它是指在15年以上的时间里，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每年增长能保持在6%以上。

请注意，这个定义很重要，因为它的核心指标是人均GDP增长，这就意味着它不仅和GDP总量增长有关，还和同时期人口的增长有关。

按照这个定义，诺顿教授认为，历史上其实只出现过三次这样的“增长奇迹”，更巧的是，它们都出现在东亚地区。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

• 第一次“增长奇迹”，发生在1955年至1973年的日本。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起飞，虽然日本人口在这一时期也有增长，但GDP增长更快。在这18年里，日本每年人均GDP增长达到8%，令全世界惊叹。
• 第二次“增长奇迹”，发生在1982年至1996年。几个东亚经济体以较高的速度增长，比如韩国每年人均GDP增长7.4%，泰国增长7.8%，中国台湾地区增长7.1%，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从增长延续15年的时间上看，这次“增长奇迹”算是刚踩及格线。很多人曾经假设，如果没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干扰，这几个东亚经济体很可能创造更大的增长奇迹，世界经济格局也会进一步改写。
• 第三次“增长奇迹”，就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不过，对于中国经济这40年来的增长速度，诺顿教授在书中指出了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比研究困惑。正如昨天我们谈到，诺顿教授认为，1978年中国的经济统计里，存在高估工业品价值，低估农产品价值的情况。那么在过去这40年里，对中国GDP的增速测算，就需要重新评估。按照中国官方公布数据，1978年至2017年，中国的GDP总量从3679亿元人民币，增长到82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的年均增长接近9%；但根据世界银行换算成美元的可比价格，中国GDP从1495亿美元，增长到12.24万亿美元，人均GDP的年均增长在6%以上。

虽然对数据有不同看法，但诺顿教授也承认，无论如何测算，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都是确定的。而且，不同于东亚经济体之前的两次“增长奇迹”，中国大陆具有明显特征：

• 一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时间超长，从1978年以来，延续30多年。直到2014年以后，中国人均GDP增速才开始逐步下降到6%左右。
•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涉及到的人数最多，达到13亿人，数倍于日韩等东亚经济体。

很显然，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存在更长时间、有更多人口受益。

0x2：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是否具有独特性？

诺顿教授随后在书中也进一步分析指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并非始终保持平稳增长。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有三个高峰增长阶段，分别出现在1984年至1985年，1992年至1994年，以及2006年至2007年。在这三个阶段，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都在12%以上。而且，每一次都是在中国经济政策放松之后。也就是说，每个高峰，都对应着一个由制度变迁引发的，加速结构调整的时期，同时这个高峰也是对前期政策压制的强烈反弹。我认为这个观察非常有价值。

我们以第一阶段，1984年至1985年的增长高峰为例，诺顿教授分析认为，这是由两方面原因导致的。

•  一方面是你比较熟悉的，经济增长明显受益于前几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这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基建增长，以及乡镇企业的早期繁荣。
• 另一方面你可能不太了解，1981年至1982年，中央曾明显削减投资，从而导致基建和工业增长低迷。这一削弱政策在1983年有所放松，一下子就刺激了中国基建和工业投资的大反弹。

按同样的思路，我们再看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4年的增长高峰。诺顿教授认为：这不仅是*南方谈话后，中国加速改革和放松市场的结果，也是1989年之后，政治经济紧缩期结束，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红利。

相应的，第三阶段2006年至2007年的增长高峰，就不仅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及国企改革所带来的双重红利释放，这还与之前的国企重组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双重经济放缓时期，逐步结束有关。

从诺顿教授对中国三个增长高峰的分析，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研究思路？就是既从经济规律角度，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性；也从现实政治经济和制度变迁角度，寻找中国增长的特殊性。

好，刚才我们从时间和整体上，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除此之外，诺顿教授还花了不少篇幅，从GDP构成，看产业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比如中国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在诺顿教授看来，1978年以后，中国事实上经历了三个重要变化的时期：

• 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至1991年，他称为“复苏期”。在这个阶段，农业和服务业增长最快，整体结构变化比较温和。农业保持着领先地位，服务业从传统计划经济压抑中释放出来，开始高速增长。
• 第二个时期，是1991年至2012年，他称为“快速工业化时期”。在这个关键阶段，全球市场联动，中国改革加速，工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工业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此时，农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开始大幅下降。也就是说，中国在这关键的20年里，全面实现了工业化，告别了工农业并重的产业结构，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同时，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基本上和工业同等重要。
• 第三个时期，从2012年至今，他称为“后工业化时期”。到2016年，工业占中国GDP的比重稳定在40%左右，服务业占比略有上升，接近工业的比重，但还没有完全引领中国经济增长。

诺顿教授分析认为，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已经完全市场导向，而中国服务业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市场化。比如在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管制和垄断也比较明显。所以在2017年写这本教科书时，他一方面看好中国服务业的增长潜力，同时也强调这就需要特定行业逐步降低进入壁垒。

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回答文章开头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虽然出现增长奇迹，也有其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独特特征，但是这种增长奇迹并非中国独有。

0x3：总结

• 增长奇迹，首先被用来描述日本在1955年至1973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也用于描述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高速增长。
•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并非始终平稳增长，而是有明显的高峰增长阶段。
• 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来看，中国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已经完全市场导向，但服务业也还有部分领域没有市场化。 

 

四、农村改革成就背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1978年底从小岗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当时它迅速得到决策层确认，并在全国推广。到1984年，全国普遍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中国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此时，过去延续了几十年的农村集体生产方式，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组织，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

结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发展情况，诺顿教授认为，农村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结构性缺陷也开始陆续显现，给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留下了很多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跟随诺顿教授的分析，一起来看。

0x1：改革后的农村治理模式有哪些类型？

你肯定知道，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受到很多管制约束。到了1978年之后，农村改革带来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化整为零也带来新的治理挑战。

从数量上看，1978年之前，中国共有330万个自然村落，容纳了近8亿农民在当地生产生活。之后随着农村改革推进，特别是乡镇企业、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这些自然村落不断合并。到2012年，合并成58.8万个行政村，形成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单元。

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各行政村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也不尽相同。具体来看，大致有三种主要类型。

• 第一类最多，也最辛苦。他们继续以农业生产为主，要么产主粮，要么产棉花、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主要还是靠农业生产获利。
• 第二类数量上也比较多，也很幸运。离大城市较近的乡村，比如北京西部的四季青乡、东部的东风乡，以及成都附近的龙泉驿等，随着城市扩张，他们的土地被整体征用，农民获得了补偿，转化为城市居民。
• 第三类比较少，发展有好有坏。全村靠乡镇企业转型为产业村，比如一度名声在外的北京韩村河，天津大邱庄，河南南街村以及江苏华西村等。这些乡村逐步公司化，不再种植粮食，以建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直接获得产业发展收益，村民们有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

很显然，第二类模式融入城市化，不再有乡村治理；第三类模式有村里负责治理和公共服务。最难的是第一类模式，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农户的高度分散耕种，所带来的的治理结构的变化和智力的现实困难，也非常多。典型的就是公共服务比较差，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各级政府也适度加大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公共服务投资。比如兴办学校和医疗服务网络，提供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以及最基本的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但和农民们的实际需求相比，这些公共服务仍然不到位。

比如，当时农村的教育网络虽然全面覆盖，但由于总体投入不足，招不到足够的老师，加上部分地区挪用教育经费，老师工资时常被被拖欠。因为家境贫寒或家庭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很多农村孩童早早辍学打工。同时，农村基本医疗服务也存在缺钱、缺人、缺少培训的情况。

所以，诺顿教授分析认为，农村改革的最大麻烦，就是农村公共服务长期缺失。

0x2：改革后的农村如何重新进行土地规划？

在农村公共服务之外，诺顿教授也发现，在各地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的浪朝下，乡村土地使用的决定权，成为各方面的争夺焦点。这既给部分农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造成很多分配不公和地区发展差异。

前边我们讲过，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们虽然分田到户了，但土地使用的最终决定权，由村委会和上级部门决定。为了本村乡镇企业发展、城市扩张规划、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可以有偿征用农民土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让更多土地，能被纳入当地基建和招商引资的范围，村委会、乡镇和各地县级行政机构，共同推动当地做了几件事：

• 一是把自然村合并成更大的行政村，修建规划好的村民集中居住区域，真的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农村生活，有些地方把这种称为新农村小区，但是也有很多村民并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
• 二是重新把土地，通过转租转包，集中到擅长耕种的农民手上，鼓励他们种好粮食和经济作物。这种方式虽然没有改变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但调整了原来过于分散的耕种方式。这种集中耕种的方式出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村里只留下老弱病残的亲属，土地被大量抛荒。他们只能低价甚至免费转租转包，以免分到户的土地因长期抛荒而被集体收回。
• 三是把大量更改了用途的闲置土地或宅基地，重新打包，要么提供给国家做基建，要么有偿转给政府招商引资，又或者给房地产公司做开发。原来分到田地的农民，则是通过以土地入股的形式，进入商业运营。

这些新探索，部分解决了农村土地从分散到集中的运营效率，在一些地区提高了农民收入，也促进了部分村民向城镇转移。但由于农村土地的国有和集体产权性质未变，在土地规划时，利益纠纷也时常出现。

0x3：乡镇企业发展为何让劳动力外移？

诺顿教授进一步认为，在刚刚我们讲到的农村治理模式和土地规划中，其实真正受益的，只有少部分率先发展乡镇企业的农村。

你可能不知道，乡镇企业并不都是1978年之后才出现的。早在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时期，就鼓励公社社员组建施工队和开办工厂。但在随后的饥荒危机中，这些社办企业纷纷倒闭。

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二次尝试，主要是为农业提供生产品。但只为农业提供生产品，做不大中国的乡镇企业。因此在1979年之后，随着农产品生产效率提升，中央对农业和农村的管制开始放松。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受到政策鼓励，在有劳动力和市场条件的地区，以建筑、农产品加工和其他消费品加工为主，新的乡镇企业不断涌现。

这就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乡镇企业因此迅速发展。1978年就吸纳了2800万农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猛增到1.35亿人。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也从1978年占GDP的6%左右，增加到1996年占GDP的26%之多。

但在这些华丽的数据背后，诺顿教授也发现，真正获得乡镇企业发展红利的，主要是江苏、浙江和山东等沿海省份。他们贡献了全国乡镇企业产值的一半左右，很多内陆省份的劳动力，流动到这些沿海乡镇企业，做大了他们的产值，但这些劳动力家乡的田地没有人耕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量沿海乡镇企业被私有化，加上市场开放程度、外商投资进入等因素，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巨大发展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相对富裕，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对贫穷，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加大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难度。

这也是为什么，从2013年以来，中央全面启动精准扶贫，大力推进脱贫攻坚的主要原因。目的就是解决落后地区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

0x4：总结

• 农村改革带来了巨大成就，但是农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需求。
• 农村改革后重新进行的土地规划，部分解决了农村土地从分散到集中的运营效率，但也带来利益纷争。
• 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发展，也吸引了大量中西部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农村地区间发展差异由此拉大。

 

五、中国产业发展具备了怎样的竞争力？

你可能在新闻中听到过，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可以说不容撼动。和以往的初级加工制造业相比，目前我国在一些领域内也取得创新突破，产业结构升级也开始加快。

那么中国是如何实现产业规模化和持续增长的，在全球的产业竞争力又能否持续？我们一起看诺顿教授的分析。

0x1：中国如何实现产业规模化和持续增长？

在诺顿教授看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工业经济领域，是一个国内外私营企业发挥主导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但这又不是一个标准的市场模式，因为国企和政府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我看来，诺顿教授这个重要判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是观察中国工业体系历史和未来的一个恰当视角。

• 首先，外企和民企已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主导者。具体来看，它们主要占据了市场两端。比如在芯片、数控机床和飞机发动机等高精尖制造领域，是外企的天下，中国本土工业竞争力不足；而在服装鞋帽、家电机械以及五金电子等领域，中国民企在全球领先。
• 其次，国企和各级政府，并非中国工业领域的旁观者，各级政府在产业政策、产业布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高铁、汽车、造船和飞机生产等有关键技术门槛、并且对资本要求较高的领域，很多国企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 最后，这是一个独特的市场经济体系，既开放竞争，又约束管制，有全球普遍性，也有中国独特性。之所以会如此，诺顿教授认为，这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

其中最吸引他的，就是中国在没有大规模私有化的情况下，完成了多次工业革命和产业转型，形成了全新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既多元又充满竞争，既容纳充满活力的小型企业和混合型企业，也容纳高效率的外企和民企，还可以容纳面临治理挑战的国企，堪称全球样本。

诺顿教授认为，推动中国工业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多样性的新进入者分阶段进入，也就是说逐步接纳新企业的进入，从而稳步创造一个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这一点令他印象深刻。

• 第一批新进入者，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他们水平不高，通过集资进入简单生产领域，但对传统工业改革起到了催化作用。
• 第二批新进入者，以90年代的外商投资企业为代表。他们有较高的技术，还有全球市场经验和供应商网络，所以他们的优势保持了较长时间，2004年至2006年达到产出峰值，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 第三批新进入者，以联想、TCL、中兴等混合企业为代表，他们主要在IT、电信等高新科技领域做大做强，成为科技产业的先驱。但他们在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技术领域存在短板，创新压力不小。
• 第四批新进入者，就是各类民企。他们涉及的产业领域最广，规模有大有小，技术有高有低。他们前赴后继，适者生存，对市场变化非常敏感。像万向集团、福耀玻璃和农夫山泉等企业，均是各自行业的领先者，在其他细分领域还有大量隐形冠军企业。

就这样，一个多元化和竞争性的产业格局，在中国形成了。那它是否具有可持续的全球竞争优势呢？我们接着来看。

0x2：中国在全球的产业竞争力能否可持续？

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未来，要面临的第一个担忧，就是成本问题。

比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对中国2008年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持明确的保留意见。他认为，这部法律的本意可能是想帮助收入不高的人群，但确实抬高了劳动力成本，会让中国丢失很多产业机会。

现实也确实在印证他的担忧。比如在2008年之后，像服装玩具电子等低附加值，但又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有一部分从中国迁往越南、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因为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明显更低。

但诺顿教授也注意到，过去30多年里，中国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和上下游产业链优势。也就是说，有些不完全靠劳动力成本起作用的行业，很难迁走。

比如苹果公司，曾在2019年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但在装配生产时，他们需要订购一种小螺丝钉，却怎么也无法在美国找到合适的供应商，最终不得不重新到中国订购。

得到App有一位很受欢迎的施展老师，在他写的《枢纽》这本书里，也讲过一个类似案例。三星把某些产品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但真正转移的只是组装环节，其上游环节，仍然高度依赖中国。

虽然如此，你可能还会问：那又怎么解释这两年，这么多中国制造企业，被芯片等核心元器件逼得发疯呢？这就涉及中国在产业领域真正需要加强和突破的关键领域，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诺顿教授在书中有很多分析讨论，答案是两点：

• 一方面涉及技术创新
• 一方面涉及公司治理

我们分别看看。

首先，技术创新的紧迫性，对中国产业的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这是基本共识。问题是怎么做？谁来做？其中政府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角色，政府的技术产业政策会推动创新，还是会引发摩擦？

对此，诺顿教授明确表达了他的担忧。他认为，通过产业政策提供补贴和隐性担保，来吸引投资者和企业搞创新，很容易造成浪费，并扭曲行业发展。比如，前几年政策扶持的光伏产业，就有深刻教训。

他提醒，中国在创新方面也拥有优势，比如巨大的领先市场，庞大的制造业基地，以及中国人的创业和冒险精神，等等。

也就是说，中国还是应发挥个人、企业和市场的作用，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构建创业投资体系，加强全球合作，从而充分激励创新。中国不必、也不太可能关起门来搞创新，更不需要什么都自己创新。

其次，关于国企和民企的公司治理，诺顿教授认为，从长期来看，也会直接影响中国产业的竞争力。这其实是非常中肯的意见。

之前，外界对国企的管理运营效率，有一些批评意见。诺顿教授认为，这些对国企的担忧和批评不无道理，比如所有权和经营权如何恰当协调，如何激励国企员工创新，如何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等等。

但千万不要以为，民企机制灵活，就没有国企那样的公司治理挑战。实际上，多数中国民企的成立时间不长，经历的市场考验有限，在如何建立成熟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上，民企普遍存在差距。

诺顿教授讲的，其实是比较现实的情况。近年来，中国民企爆发经营危机和金融风险，可以说比比皆是。有的偏离主业，在无关多元化方面走得太远；有的藐视常识，在管理结构上随心所欲；还有的路径依赖，试图把昨天偶然成功的模式，用于今天已经变化的环境。

总之，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竞争环境，如果中国不能在关键技术上有创新突破，或者无法在公司治理上有提升改进，随着中国商业成本进一步上升，要长期保持产业竞争优势，确实不太容易。

0x3：总结

• 中国工业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这是一个多元化、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其中国内外私营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国企和政府也有重要作用。
• 中国拥有丰富的产业集群和上下游产业链优势，那些并不完全靠劳动力成本起作用的行业，很难从中国迁走。
• 要保持中国在产业领域的长期竞争力，既需要突破技术创新，也需要加强公司治理，对国企和民企都是如此。

 

六、中国能否从吸引外资全面转向对外投资？

最近十几年来，你肯定不断看到或听到，中国居民和中国公司，在全球买买买的新闻。中国居民，花的是小钱，买车买包买奢侈品，这些跨境消费很热闹；中国企业，花的是大钱，买楼买地买项目，从产业公司股权，到世界五百强公司，十亿百亿的收购都不在话下。

数据显示，到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在第三地的融资再投资，加在一起达到1400亿美元，比中国当年引进的国外投资还多20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中国从过去需要引进外资的资金流入国，迅速变成了在全球激进投资的资金输出国？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公司和中国投资，又应当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

0x1：中国为何从资金流入国转为资金输出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从发展对外贸易开始的。在诺顿教授看来，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有个重大成果，就是变成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世界第一，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从贸易量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也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印度。虽然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消费和投资持续上升，但贸易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提到贸易，就离不开它背后的投资，既有外资投入中国，也有中国投资海外。这种贸易和投资的双向互动，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陆续开始了。

首先起步的，就是外商直接投资。80年代从中国沿海地区开始，主要投资来自于港澳台地区，或者通过港澳台转入的外资。很快，深圳等经济特区和上海，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地区。

到了1992年至1993年，外商投资迅猛。在诺顿教授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政策变化。在1992年之前，外商投资受到很多限制；1992年之后，中国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房地产等很多行业都向外资开放，外资奔涌而来。

这个投资洪流有多大呢？诺顿教授用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

• 第一个指标，是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1991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但从1992年开始，这个比重先升到2%以上，再升至4%以上，直到1994年达到空前的6%；之后一直到2003年，这个比重都在3%以上。
• 第二个指标，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各产业的集中度，其中70%以上集中在制造业。所以说，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只是中国企业自己努力的结果，外商直接投资，也是重要而关键的推动力。典型的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崛起，之前我们曾谈到，从1984年北汽和美国合资建立北京吉普生产线开始，全世界最主要的汽车公司，都在中国有投资项目，先满足中国市场需求，再从中国向全球出口。
• 第三个指标，除了给钱，外商直接投资也涉及相关技术共享或转让。这一点曾引发不少争议。在诺顿教授看来，直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最大的新技术来源，不是中国企业，而是外资企业。
• 第四个指标，外商投资和外资企业利用资金和技术，引发新竞争。对于竞争力弱的中国同行来说，外资是“狼来了”。比如中国日化行业，就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美国宝洁和英国联合利华等巨头的多重挤压，整个行业都被整合。中国胶卷行业，更是在美国柯达和日本富士的竞争挤压下，全行业被整合，本土胶卷企业几乎全军覆没。虽然竞争对消费者是好事，但这类竞争也引发了激烈争议。

2008年之后，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开始下降。具体原因有三点：

• 一是金融危机对外商实力有影响
• 二是中国对外商投资有新的限制
• 三是中国民企竞争实力上升，反向挤压外资，比如家电行业

从2009年起，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回落到2%以下；从2014年起，这个比重回落到1%附近。虽然此时中国经济体量更大，外资的绝对值并不算小，但它对中国经济的整体重要性在下降，这表明外商投资在中国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0x2：中国如何逐步扩大对外投资？

我们接着再看中国对外投资，是如何从90年代开始，逐步蓄势上升的。具体来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规模不大，以国企为主。1990年，以国企为主的对外投资约9亿美元，主要是亚洲非洲的建设项目。之后15年，每年中国对外投资约几十亿美元，民企开始介入，主要是尝试性质。
• 第二个阶段，投资额在2005年出现飞跃。当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其背后的推动力和标志性事件，就是2004年，联想集团宣布以12.5亿美元，收购IBM的PC业务。虽然这个收购价格，很快被其他规模更大的并购所超越，但中国企业主动适应更具挑战性的全球市场，积极进行复杂而微妙的跨文化、跨地域业务整合和组织融合，这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真正的开始。
• 第三个阶段，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快车道，呈现出国企、民企并驾齐驱的态势。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500亿美元。在之后十年，对外投资的主角变成了民企，2018年达到1430亿美元的峰值，几乎追平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
• 第四个阶段：之后直到现在，总量虽然不小，但结构不断调整，中国碰到了对外投资和跨境收购的典型难题：由于对外部环境、投资目的地、具体项目了解不够，投资失败率明显增加。这其中，投资标的陷阱和投资决策风险，都值得高度关注。

0x3：如何根据对外投资经验调整投资策略？

用诺顿教授的观察来说，中国还是海外投资的一支新军。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复杂，而且成本高昂，投资也经受了很多挫折，面临很多难题，需要好好总结。具体来看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花了不少冤枉钱。高成本投资不仅国企有，民企也有

比如，为寻求铁矿石等重要原料，以及液化燃气等能源供应，以部分有实力的国企为主，中国对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些资源和能源项目投下巨资。结果2014年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暴跌，这些投资项目几乎全军覆没，个别坚持下来的项目，投资成本成倍增加。

这些投资教训，让后来者三思而后行。有些中国投资于是转向海外金融机构和技术公司。结果，投资金融机构的，碰到机构风险释放，投资账面缩水；投资技术公司的，面临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限制。

二是投资结构过多偏重于资源和能源

截至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有38%集中于能源和电力行业，还有16%投资于矿石开采，10%投资于房地产，8%投资于运输，8%投资于金融。

整体看来，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存在风险，且大部分是重资产，灵活性不足，并严重依赖经济周期，起伏巨大。

三是并购投资占80%以上，“绿地”投资明显不足

并购你比较熟悉，就是兼并收购现成的企业。但在估值合理性、资产真实性，以及并购整合的复杂性上，也有很多坑。

“绿地”投资，可能有的同学还不了解，它是指直接在海外投资新建项目，目前还没有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流。实际上，绿地投资最受投资目标国欢迎。因为这会直接增加当地的生产能力和就业，是把当地蛋糕做大。

四是大型民企对外投资风险暴露，被监管严厉约束

按理说，民企对外投资是企业自己的事，但以安邦、万达、复星和海航为代表，大型民企过快对外投资，导致负债率飞速上升，积累了金融风险。

事实表明，这些大型民企增长速度太快，缺乏在全球复杂环境里运营管理的经验和能力，投资效率不高，监管不得不出重手整治。

所以，从经济规模、资金积累以及企业发展需求来看，中国经济既要吸引外资，也要对外投资，不能只选其一。但如果对全球环境认知不足，投资决策考虑不慎，那就很容易引发投资风险，并恶化中国的全球贸易、商业和投资环境。

0x4：总结

•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整体重要性在下降，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 目前中国在对外投资和跨境收购上，依然面临投资风险和各项难题，需要高度关注。
• 从经济规模、资金积累以及企业发展需求来看，中国经济既要吸引外资，也要对外投资，不能只选其一。

 

七、思维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