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笔记

一、引言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中国从1978年开始，进行了怎样的经济制度大变革，又如何推动了中国经济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未来能不能持续？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中，张五常先生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其中很多看法，现在已经成为共识。

他把这叫做“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就是业内经常提到的“县际竞争”，县级行政区域，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放在企业的角度，也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这个重要结论，他是如何得到的呢？

• 首先，他分析了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制度改革时，面临的各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当时思想意识的解放。
• 其次，他用自己最擅长的合约理论，重点分析了中国从农村到城市，承包责任合约如何演进和扩张，如何巧妙地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在没有完全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推进了改革。
• 第三，他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最重要的观察：县际竞争的形成和运行效果，各县级行政区域的层级如何在其中实现利益共享，如何从经济学视角对此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解释。
• 第四，除了从经济上评估县际竞争的巨大效应，他还从*础权力结构、国企私有化以及防范贪污等方面，对县际竞争的其他效应进行了分析，进一步确认这个关键研究发现的价值。
• 最后，他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货币制度和人民币的兴起，对这类关乎中国经济全局，但决策权又远在县级之上的重要制度变迁，如何积极适应。

在张五常先生看来，自己撰写的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受到了大时代的影响，“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张五常自己很满意这本书，认为这是他“学术上的严谨论著中最后的作品”。这本书也被业界认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看懂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必读书。

张五常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自信满满的经济学家。如果你仔细看他的履历，你会发现，他确实有这个资格。

1935年他出生于香港，1967年在美国长堤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获得西方经济学界的高度认可。之后他在芝加哥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与罗纳德·科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有深入交流。1982年他回到香港大学，担任经济金融学系主任。

在国际学术界，张五常被认为是具有突出研究贡献的经济学家。他今年86岁高龄了，一直被认为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具体来看，张五常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点：

• 首先，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解释最充分
• 其次，他创立的佃农理论、合约理论等，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 最后，他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有深刻洞察

在2007年筹备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时，科斯教授提前一年多邀请张五常，为研讨会写一篇学术长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于是，就有了这本中英文双语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二、哪些关键转变催生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讲到经济制度变迁，你肯定会想到1978年，这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当时，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的GDP为3645亿元，折合成美元后，全球排名第九，这看起来不算差。但如果和当时的第一名美国相比，中国的GDP大约只占美国的十五分之一。

再来看1978年的人均GDP，中国在当时只有381元，折合成美元后全球排名第134位，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落后国家。

通常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就是指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这一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但张五常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当时中国在各方面，其实都还没有做好进行经济制度变迁的充分准备。

张五常也在书中回顾，他在1979年秋天去广州时，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改革的迹象。所以他认为，中国真正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从1980年才真正开始的。

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制度改革，是在哪些关键转变的*础上，才真正迈开了改革的脚步？结合张五常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

0x1：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面临哪些阻碍？

改革开放前，当时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受到科尔奈的影响，意识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问题，再不进行调整，中国经济的未来堪忧。但真要着手进行改革，却发现困难重重。

首先是缺乏广泛的群众*础

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还是仍然坚定地支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反对搞市场经济。他们最多能够接受对传统计划经济进行有限的必要调整，但绝不支持彻底抛弃传统计划经济。因为这种经济制度是从苏联学来的，而苏联在当时还是全球的第三大经济体。

其次，到底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变迁更适合中国，当时没有明确的共识

因为“文革”刚结束，很多冤假错案在*反，教育、交通等更为紧迫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暂时也没有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提出完整方案。

最后，改革的决策并不明确，也不成体系

从1978年底的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来看，有关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明确表述，可以说一句都找不到。唯一能让人感受到积极变化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号召，以及***在报告中的一段话：

“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认为，这样就会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段重要表述，后来的转化你肯定很熟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领大家走向共同富裕。这也成为中国改革的路线图。但在当时，它并没有触及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底线，只是把“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具体化，还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改革方案。

0x2：哪些关键转变推动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既然当时的改革还面临重重阻碍，那又是哪些关键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呢？我为你梳理了三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年5月，中国政府派高级别代表团，赴西欧五国考察访问，学习国际经验。中国在经济制度变迁上，开始有了思想观念的转变

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先后考察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联邦德国。这是中国1949年以后，第一次派出政府高级代表团考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企业规模和民众生活，深深震撼了代表团的高级官员们。他们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搞了几十年传统计划经济，看起来自己也有所发展，但要和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上还差得很远，必须奋起直追。

根据张五常的观察和分析，虽然像这个代表团这样深受触动的高级官员还只是少数人，但中国经济制度大变迁的观念种子，显然已经萌芽了。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升了生产效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转变。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解放，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根据官方记载，1978年12月的一个寒夜，*岗村的18户农民聚在一起，冒着坐牢的危险，自行协商签订了一份按着红手印的协议：把村里的农田分到各户，各自单干。他们还发誓，谁因为分田这件事坐牢了，其他人要负责把坐牢的人的孩子养到18岁。

当时他们显然还意识不到，这个举动会如何改变几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并将如何加速推进中国农村和整个经济制度的改革。

之后他们胆战心惊地起早摸黑拼命干，精耕细作这些分到的田地，很快就迎来了1979年的春耕和夏收，第一年的收成就令他们大吃一惊。

*岗村粮食生产大丰收，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还把国家的800元贷款给还上了。

为什么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粮食却多产了那么多？张五常说，这就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威力。

在多篇文章和著作里，张五常都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分田到户，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虽然土地还是国家的，但经营权事实上下放了，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经济制度的变迁才能实现。

随后，*岗村模式在安徽、四川等地陆续实施，经过政府决策认可，演变成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已经在全国普及，90%以上的农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90%以上的耕地，实现了家庭承包。

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数亿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生产更多粮食，所需要的劳动力反而更少。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随即成为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主力军。

一个地区和国家要发展经济，尤其是工业和服务业，首要的前置条件就是需要具备农业*础。我么之前在讨论《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和《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时候，也同样提到过，这个道理是放之全世界皆准的。

第三个标志性事件，就是“经济特区”的成立。这一局部试验，让政策和制度的灵活性有了转变

1979年4月，***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当年7月，中央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然后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和试办，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率先在深圳实施。这让很多人真正看到了经济制度改革的苗头，也是张五常认为改革从1980年正式开始的原因。

经济特区，这个词你肯定不陌生，从全世界的试验来看，它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一种形式。通过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从而鼓励外商投资。在经济特区，可以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发展经济，并推进技术引进和研发。

但当时中国仍然还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要让大家一夜之间都进行大规模经济制度变迁，显然不现实，也不一定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于是政府的决策智慧和*层的探索尝试就结合起来，通过局部试点的方式，在选定的区域内搞“经济特区”，和当时全国的传统计划经济区分开。通过更加灵活、更有国际化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外来投资，寻求发展突破。

你可能不知道，“经济特区”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的重要依据是，在延安革命战争时期，因为经济困难，就在陕甘宁边区搞了一个特区，也就是著名的三五九旅，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开发的南泥湾。既然革命时期可以搞战时经济特区，和*时期也可以搞外向型的经济特区。

有了政策和制度，从1980年3月起，深圳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其他三个“出口特区”坐不住了。于是在当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都设置“经济特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由此打开，以开放促改革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正式找到。

所以，从张五常的角度来看，具体而重要的经济制度改革决策，在1978年底确实不明显，在1980年才真正开始。但这一时期，政府的思想观念、民众的积极性以及政策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

也正因为观察到这些重大变化，张五常从1979年夏天开始，越来越有兴趣地跟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到了1981年，他察觉到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急速转变，于是用英文写了篇长文，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给出了明确判断：是的，中国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走。这个判断现在看来，它确实很有预见性。

0x3：总结

• 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并非始于1978年底，而是从1980年开始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做好进行经济制度变迁的充分准备。
• 政府的思想观念、民众的积极性以及政策灵活性的转变，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
•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三、如何从合约角度理解承包制？

如果你熟悉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这段历史，你会发现，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后来的乡镇企业，以及城市里陆续开始的集体和国有企业责任制、承包制，都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下进行的变革，可以说是一种有限度的制度变迁。

当时一位高层领导曾形象地提出过一个“鸟笼子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市场调节与计划指导”的关系，就像“鸟和笼子”。搞经济“总是有笼子”，也就是计划体制不能丢，不然鸟就飞走了。

因此，当时的各种改革，你都可以理解为，笼子换了更大更新的，鸟儿有了更多活动空间，但计划经济的控制机制还在。

那么，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的有限改革，在农村和城市如何推行，又取得了哪些成就？今天，我们跟随张五常的“合约理论”，一起看看改革初期的政策逻辑。

0x1：承包责任合约如何在农村改革中取得成功？

“合约”这个词，在张五常看来，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了约束竞争而对权利进行的界定。比如私有产权不可侵犯，从合约角度就可以进行解释。产权就是一种合约，你遵守某种产权合约，就要尊重产权归属。

除了以产权来界定权利，张五常在书中还提到了另外三种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

• 第一，以等级界定权利，比如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上行下效和论资排辈
• 第二，以法规界定权利，比如宪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
• 第三，以风俗或宗教来界定权利

很显然，在这四种约束条件里，最重要的是产权合约、等级合约和法规合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迈进。从合约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等级合约这种界定权利的方式，向产权合约过渡。

不过，这个重大的合约转变，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是涉及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治理结构和相关经济制度的大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找到具体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1978年底安徽*岗村自发找到的。*岗村悄悄把集体的田地分给农民各自耕种，收获粮食后一分为三：“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农民自己的”。

由于粮食大幅增产，这种一分为三的分配，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能得到更多粮食，皆大欢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生产效率大幅提高，集体和国家也乐于推广包产到户。

对于这段历史事实，张五常观察思考了好几年，从经济学上看有没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呢？在1986年，也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铺开后，他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奥妙就是：承包责任合约。

通过这种有新意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和集体仍然拥有土地所有权，产权没有变化，但通过包产到户，国家和集体以土地租约的方式，授予农民比较充分的土地经营权。

当然了，农民并没有完全拥有土地产权，只是拥有土地的自主经营权，所以农民每年要把收成的一部分上缴国家和集体。

你可能会说了，这和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佃农好像没什么区别啊。还真不是。

• 第一，在新的承包制度安排下，农民可以短期耕种包产到户的土地，也可以永久耕种，说是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分地到户。只不过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是经营权。
• 第二，如果农民不想种分到的土地，不必退回集体或国家，而是可以把分得的土地转租出去，让别人耕种，收取一定的转租租金，并获得外出务工或从事其他农业经营的自由。

张五常认为，中国农村闯出来的这个土地制度安排，真是妙极了。国家没有放弃土地所有权，仅通过长期固定租约，就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打破了大锅饭模式。

到2005年，随着中国整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来自农村承包土地上缴的粮食等农业税，在国家税收中占比越来越*。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为之后国家取消农业税奠定了*础。

0x2：为什么承包合约在企业改革后期不灵了？

看到承包合约在农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中国的企业也开始纷纷效仿引用。

你知道，步鑫生、马胜利这两个名字吗？用现在的话说，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企业改革领域，他们可都是响当当的顶流大V。

步鑫生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当时这个*厂经营困难，资不抵债。步鑫生开始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里实行“联产计酬制”，就是把大家分成不同的班组，一个班组相互配合，做多少件衬衫，就拿多少工钱。

你可别*看这样一个工作改革，在当时，这就打破了传统计划体制下工厂的大锅饭，大家不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在联产计酬制下，各班组工人的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迅速激发了工人们的生产效率。

1983年，步鑫生的改革大见成效。海盐衬衫厂的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步鑫生本人，也成了全国知名的改革典型人物。

正是在步鑫生大胆改革的示范效应下，河北人马胜利在1984年毛遂自荐，主动承包了经营不善的石家庄造纸厂，获得比较充分的经营授权。他在这家国有企业率先打破“铁饭碗、铁工资”制度，推出一系列*于计件工资制的具体改革措施，造纸厂迅速扭亏为盈。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的第一年，厂里破天荒盈利140万元，全厂800人，人均利润1750元。那可是1984年，全国多数企业人均月工资不到50元，也就是说，石家庄造纸厂一年创造的人均利润，相当于其他企业员工三年的人均工资。据统计，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4年，企业利润增长了近22倍。

企业承包制大见成效，马胜利也迎来他的高光时刻：全国近千家企业公开“求承包”。1987年，马胜利真的承包了全国各地100家亏损的造纸厂，组建了规模巨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

中国企业改革的历史演变到这里，似乎都在证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工业领域也挺管用。但没想到，麻烦很快就来了。

从1988年、1989年开始，马胜利在全国承包的造纸厂陆续出现亏损扩大和管理不善等问题。

为什么承包合约在农村行得通，到了企业后期却不灵了？根据张五常的调研分析，因为农村各地是根据土地情况，按当地农村人口*均分配，责权利都明确到了个人。有人不愿或不善耕种，就把土地转让给别人耕种，种地效率因此有保障。

而企业当时推行的是短期承包，容易导致功利主义的问题：

• 第一，设备损耗极为严重。为了尽可能多生产，原本要停工检修的设备不会停工；原本要定期更换的零部件，没有更换；所有设备资产还会变旧或折旧，今年满负荷运转的工厂，明年开工能力就只有八成，并且没人负责再投资。同时，还有设备被盗或工人监守自盗的情况发生。
• 第二，国企职工无法解雇。虽然承包企业的负责人可以搞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但是能力不足或不愿多干活的职工，企业还得养着，给他们最低工资保障生存。这也形成企业负担，对其他员工的积极性也有影响。结果就是，计件工资的激励边际效率，也逐步递减。

0x3：如何解决企业承包合约的后遗症？

那针对企业承包合约所带来的两个明显后遗症，有没有解决方案呢？张五常经过调研分析后认为，出路大致可以分为两步：

• 第一步，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明确分离。比如国企，所有权还是国家所有，但日常经营应当长期授予管理者，而不是搞时间过短的承包责任制，要让经营者对企业运营有中长期打算。
• 第二步，并不需要让所有企业都长期保留国有产权，其中一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可以逐步私有化。这样在新的产权合约中，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重新合二为一。

在20世纪80年代，张五常设想的企业承包合约第二步，还没可能实现。但在那之后10年，到1998年国企改革时，通过“抓大放*”，一大批中*型国企实现了私有化，张五常的预言兑现了。

0x4：总结

•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就是从传统的等级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向以产权界定权利的合约安排过渡。
• 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农村通过包产到户实现了。国家没有放弃土地所有权，通过租约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承包合约引用到企业改革的过程中，虽然开局一度顺利，但很快就遇到了短期功利主义行为，需要进一步改革产权合约。

 

四、为什么承包合约扩张推动县际竞争兴起？

我想问你个问题，你知道中国一共有多少个县，又有多少个县级行政区吗？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1年4月，中国大陆共有1301个县，比如四川省威远县；还有117个自治县，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离北京不远的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还有977个市辖区，比如辽宁营口市下辖的鲅鱼圈区；394个县级市，比如江苏昆山市和江阴市；另外还有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这些全都加起来，一共2843个县级行政区。

在张五常看来，正是2000多个级别不高的县级行政区，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地区竞争*本单元，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讲主题的关键词：县际竞争，县一级之间的竞争，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这些县级行政区，在改革中成为最出彩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

0x1：各级行政区如何引进推行承包合约制？

昨天我们讲到，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合约，非常成功。张五常认为，核心原因在于，政府逐步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计划管控，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界定农村土地的使用上，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大幅提高。

再加上农业良种推广和化肥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从整体上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从根上保证了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

但是在把这种承包制应用在工业领域时，问题来了：工业资产的折旧、维护保养和再投资，都成了糊涂账。企业承包者不能随意解雇职工，企业负担越来越重，经营难以为继。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想把亏损的国有企业送人，都非常不容易。

怎么办呢？当时的做法是扩大招商引资，希望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时，各地私人企业很少，国企自顾不暇，真正能进行投资的企业，主要来自港澳台等境外地区，投资重点是外向型加工业。

张五常发现，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区域划分体系里，围绕着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层层承包”的合约开始出现。

说到“层层承包”，你可能第一个想到建筑行业，每个上层分包商留下一部分利润，再把具体活儿分散给下层承包商，各自获利。

不过，张五常这里提到的层层承包，不是指企业之间，而是指从上到下的行政体系，如何逐层落实经济增长的目标。

比如国家提出今年GDP增长目标8%，分解到全国各省份，发展快一些的省份要完成9%至10%，慢一些的完成6%至7%；各省再把增长目标分解到地市级和县级，层层承包的GDP考核体系就形成了。

而各地要完成这些分解下来的增长指标，短期内靠消费增长不现实，靠出口拉动也需要有*础，最终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盯上了招商引资，也就是靠新增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完成分解下来的GDP增长指标。

根据张五常的观察，为了完成GDP考核，各地政府把承包合约引入到招商引资的做法，就和土地使用权的界定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张五常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和形式，是创新而有效的。但是，这个增长目标层层承包的合约组合，在各地引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到1994年，这项制度才开始普遍推行。

他1997年到江苏昆山考察，发现地区间为了招商引资存在竞争；随后他注意到，2000年中国经济通缩结束，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爆发出来了；到2004年底，他梳理清楚了中国这项经济制度的运行密码。

0x2：县级行政区的经济权利如何奠定县际竞争格局？

说完了层层承包，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行政区域。这个你肯定熟悉，从上到下共七层，分别是：中央、省级、地市、县级、镇、村、户，县级正好在中间，位列第四层。

有意思的是，张五常认为，这七层从上到下，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是以经济增长的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各层级上下串连，下一层要对上一层负责，同时拥有发展自主权。

在经济改革展开之后，地区竞争，就在有同样增长目标的地区之间产生了。比如省级之间、地市之间，当然也包括县级之间。好了，重点马上来了。

张五常认为，各层级的行政区，经济权力越大，同层级地区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而负责GDP增长的主要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也不在地市、省级，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级手上。

这个结论听起来好像有点反常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觉得级别越高，权力越大。这就涉及当时一项重要的经济权利——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权力，不是在中央和省级政府手上，而主要是在县一级。

那中央和省级政府管什么呢？张五常认为，它们主要管四件事：

• 一是提供有关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
• 二是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
• 三是有权决定地区干部的任免
• 四是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进行再分配

总之，就是并不直接决定如何使用土地。

张五常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很显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土地这个*础的生产要素，什么都发展不起来，路不能修，城市不能扩建，工厂和住房都没法建。

所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有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各地区的土地，是否得到了最有效率的使用。无论是招商引资搞工业，还是财政投资建交通，只要土地使用得当，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就有保障。

更重要的是，通过地区之间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激烈竞争，最终不断推高土地价值，GDP想不增长都不行。看到这里，我觉得张五常这个经济学家，还真的是目光如炬，看问题入木三分。

0x3：县际竞争为何在各级行政区划中最为激烈？

那么，为什么县级行政区，会有最激烈的地区竞争呢？这既和县级机构在土地使用上的权力最大有关，这一点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也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有关，还和地方干部获得的激励有关。

先说分税制

在1994年之前，各地征税后，按一定数额上缴中央财政。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比如上海和广东，上缴最多，本地留下的税收并不多。所以，20世纪80年代深圳开发，90年代初浦东开发，广东和上海都没有太多的钱可以投入，也得到处招商引资。

但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各地区可以有两项重要收入：

• 一是增值税分成。全国工业产品增值税统一为17%，各地从当地产生的工业产品增值税中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就是4.25%，张五常认为这非常关键，是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制度安排，各地招商引资有了动力。
• 二是卖地的收入。各地出租、出售土地给工厂或开发商而获得土地收入，当地可以留下75%，另外25%上交。这一下强烈刺激了各地大规模修改土地用途，大搞招商引资和房地产建设。

这两项收入，最终都和谁有权决定土地使用相挂钩。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权力恰恰在县一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像2000多家拥有土地的公司，在中国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

再说官员激励

各地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们，有一项非常实际的激励机制。只要外来投资落地，投资款入账，作出直接贡献的官员们，可以拿到相应的物质奖励。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招商引资近乎狂热。比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种商贸会、投资洽谈会，一切都是为了多招商引资，做大GDP，多卖地，多增加地方收入。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把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和企业招来，大家竞相压低招商地价，在税收方面进行优惠返还，目的都是为了让GDP增长。

这恰恰构成了中国各地、特别是县级行政区的商业和投资竞争，最终提高了资源使用和经济运行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0x4：总结

• 县级行政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最出彩的部分。
• 各层级的行政区，经济权力越大，同层级地区间的竞争就越激烈。
• 县际竞争最激烈，既和县级机构有权使用土地有关，也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以及地方干部的激励机制有关。

 

五、县际竞争现象符合什么样的经济学解释？

张五常认为，只要有像中国这样的政治和行政组织体系，可以保证层层承包的经济增长任务落实，朝鲜和古巴也可以抄中国的作业。但难题在于，如何从经济学上解释，中国县际竞争的规律性。

0x1：县际竞争符合什么样的经济学规律？

张五常认为，中国摸索出来的这套合约制度非常复杂，在此之前没有在其他国家出现过，欧洲没有，美国没有，日本也没有，这是中国首创。

同时，这个从上到下层层承包的经济增长合约安排，在各地的实际执行中标准也不完全一样，会有不少变化。这就让经济学的概括和解释更为困难。也正因为困难，自信的张教授决定挑战一下。

为此，他在书里提到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1969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有一次他和科斯教授一起去加拿大，参加一个渔业研讨会。

有人提出：公海上的鱼一般游得很远，所以要推行公海渔业私产化，就要让某一部分公海的捕鱼权被独占，也就是有垄断权，结果就是，市场上的鱼价也会是垄断价格。

张五常当即反驳说，如果地球上所有土地都是他一个人的，他一定会分租给无数农户去耕种。这样农户之间会有竞争，农产品的价格，也一定是竞争市场的价格。

在县际竞争中，中国政府拥有中国境内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但具体如何使用这些土地，并不是政府亲力亲为，而是以50年的长期合约，把全国土地分解，再分租给农民、地方政府和企业。

在2007年，中国政府还明确了土地租约期满后，可以自动续约。即使政府有特别需要，也得支付补偿才能收回土地。因此，有租约的土地使用者，无论是农民、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可以长期使用。

张五常提醒，这个土地使用合约制度大有深意，值得仔细分解：

• 第一，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国有，但土地使用权实际上被清晰地界定为私有，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推行了。
• 第二，这个土地合约是从中央到地方，通过行政体系层层分包下来的。推动分包的核心原因，就是层层分解经济增长的目标。

也就是说，只要从中央到地方在乎经济增长，希望实现增长目标，那么增长目标的层层分解，必然配套土地合约的层层分包。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逐步固化在国家法规和行政条文里。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张五常认为，中国各地对土地使用权力最大的县级行政组织，就有了清晰的责、权、利。

• 责，就是发展经济，有明确的GDP指标考核
• 权，就是使用土地，决定税收条件
• 利，就是地方获得财税和卖地收入，官员获得招商引资奖励和个人升迁

当一个机构有清晰的责、权、利，从经济学研究角度来看，张五常认为，中国这2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就可以视为是一级商业机构。当然，除了发展GDP，政府还要做很多事，比如提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但张五常这里说的，只是从经济学视角作出的解释。县级政府拥有的资源类型和性质都差不多，都要通过外部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这不就类似于商业机构之间的互相竞争吗？

所以，当时有的官员也会说，别的因素不论，单从管理难度来看，管理一个县，就像是管理一盘生意。

在这股招商引资的热潮中，县级干部们有了一些特别实惠的好处。比如应酬费用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款吃喝；再比如成本价买房等。当时，也确实发生了不少弄虚作假和贪污腐败现象。

但中国各地经济增长的实际结果表明，这些改革和发展的制度成本，远远*于最终获得的绩效。各地招商引资中官员也确实付出了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身体健康，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作出了具体贡献和牺牲的。

0x2：中国特色的二合一承包制如何实施？

好，现在你知道了，县际竞争整体上看，就像经济学中商业机构之间的竞争。整体的竞争模式有了，那这种层层承包的承包责任制，又是如何在其中具体运作实施的呢？这涉及科斯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界定，也就是“科斯定律”。

根据“科斯定律”，市场运作分两步：

• 第一步要界定私有产权，以合约来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
• 第二步要出现市场，通过竞争形成市场价格和合约，用来交换资源的使用或获得产品的权利。

但张五常认为，中国各地实施的这种层层承包制度，也就是经济增长目标的承包责任制，和经典的科斯定律不太一样。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权界定，和后面的市场成交，在中国通过县级机构，结合在了同一个合约中。

这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来看，是指在中国特定的土地产权国有的情况下，既要合理合法地把土地租给招商引资来的客商，又要确保他们真的在当地投资，而不是白白圈地。所以就把招商引资落实，和土地批租使用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合一”合约。

比如你到一个县投资，会签一份合约，说明你可以使用的土地面积、地点、地价和使用期限，约定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你的投资款到位后，可以办地产证，你签字的合约可以转让，也可以据此去银行借钱。

根据这个“二合一”的合约，投资者必须履行完全责任，不仅要在合同指定期限内付钱，还要启动合约指定的项目，才能获得当初商谈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是有限制条件。

如果你投了钱拿了地，只修个围墙，没有真正启动约定的建房项目，等于是在当地圈了块地，这就属于合约的不完全履行。这种情况下当地会怎么办呢？根据张五常的调研，当地政府会根据情况分别处理。

• 第一种情况是：当地的地价随后出现了下跌，你按原来约定的价格拿到了地，也交了钱，暂时圈地不开发使用，县里干部暂时不会采取措施。
• 第二种情况是：当地的地价随后出现了持续上涨，你还是没有真正在土地上启动项目。此时，由于当地土地需求上升，当地政府可以按原价或者更低的价格收回，重新招商引资，从而确保当地的投资成果和经济增长。

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为了完成之前提到的，从上往下层层分包的经济增长目标。

张五常认为，正是这样一个有多重约束的“二合一”合约，确保了地方招商引资的效率，大部分土地使用合约，最终都会被有实力，也真想投资的优胜者拿走。

由此，他也得出四点重要结论：

• 第一，私有产权和市场，对改进人民生活很重要，但一定要加入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和安排；
• 第二，民众和社会面对的局限条件如何，对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有决定权性影响；
• 第三，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界定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是息息相关的；
• 最后，如果没有政府和党的推动，中国的经济制度不会奇迹般地发展起来。

0x3：总结

• 只要有中国这样的政治和行政组织体系，其他国家也可以把经济增长任务层层分包。但要从经济学上进行完整解释，并不容易。
• 中国县级行政组织有清晰的责、权、利，从经济学角度看，可视为是一级商业机构。他们通过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类似于商业机构的互相竞争。
• 各地的经济增长承包责任制，把资源使用权界定和市场成交，结合在同一个合约中，投资者只有完全履约，才能拿到土地使用权。

 

六、货币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何利弊？

要想经济改革真正成功，光有制度变迁还不够，还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金融管理体系变革。而在所有的金融管理体系中，货币制度变迁又是重中之重。

你肯定知道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制度的机构就是央行，在中国就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有记者提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钱啊？

一位领导人答：它的货币资金共有18元8角8分。

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时，中国发行10种面额的人民币，金额从1分到10元不等，加起来就是18元8角8分。

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国际金融博物馆看看，在北京朝阳公园的东北角，那里清晰展示了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历史。它们都诞生于1948年12月1日。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中国人民银行真正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而这其中的关键推动因素，就是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0x1：中国人民银行早期如何履行职能？

前边的课程中我们讲到过，在市场经济体系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是各自独立的。以美国为例，美联储是中央银行，主管加息降息等货币政策，是政府部门；花旗银行、摩根银行是商业银行，承接企业和个人存贷款等业务，是商业机构。

但在中国，从1948年到1983年，这长达36年的时间里，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两种职能，曾经都集合在中国人民银行身上。中国人民银行既履行央行职责，也处理居民储蓄等银行业务。具体来看，有几点比较突出的表现：

•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主要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这里面有央行职能，也有商业银行职能。
• 第二，随着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形成，中国人民银行是管理各种金融业务的机关，既包括银行业务，也包括后来的保险业务、证券业务和*金业务。
• 第三，中国人民银行虽然经营商业银行业务，也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但是，要不要发放贷款，贷多少，贷多长时间，收多少利息，中国人民银行自己不能完全做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不能独立行使职能，而要服从于全国计划的大管理体系。

结果就是，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投资饥渴，纷纷转化为对信贷的狂热渴求，信贷风险最终传导到中国人民银行，造成严重的资源紧张和风险累积。

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到1993年，一方面中国通货膨胀加剧，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面临压力，中国金融系统危机四伏。

为此，张五常向中央政府建议：

• 一是主张中国人民银行要真正负起作为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
• 二是不要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尤其是要杜绝靠权力强行借贷，且不负责任的行为，避免商业性风险。

在我看来，张五常提出这两条建议，和当时中国下决心向市场经济转轨有关。

因为在此之前，1992年1月至2月，88岁的***在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呼吁中国加快推进经济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里程碑事件，意味着市场经济从此在中国有了合法性。

0x2：中国人民银行如何进行货币制度改革？

面对产业部门轰轰烈烈地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更加清晰化，就成了20世纪90年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五常认为，当时中国面临比较严重的通胀压力，在信贷、人民币汇率等方面，也有多方面的麻烦。

先说通胀压力。如今中国每年通胀3%左右，2021年以来仅有1%，相对于每年6%-8%的GDP增速，这些通胀是温和可控的。

但在1993年，由于农产品价格放开，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上信贷规模较大，中国的通胀一下子冲到14.7%；1994年，中国的通胀达到创纪录的24.1%。虽然这两年中国的GDP增速也很快，分别是13.4%和11%，但依然无法跑过严重的通胀。

再看人民币汇率。从1980年到1993年，中国大陆实际上执行的是人民币双重汇率制度。一方面有官方汇率，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用于进出口贸易的内部结算价。但这两个汇率价格差别较大，导致有渠道的企业和个人，在两种汇率之间不断套利，严重影响外汇体制。

因此，从1995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有针对性地做了两件事：

• 第一是紧缩货币政策。针对高通胀，中国人民银行相继提高银行存贷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收缩了流通中的货币，也抑制了投资和消费的过快增长。到1996年，中国的通胀降到8.3%，1997年进一步下降到2.8%，这就说明央行控制通胀的政策措施见效了。
• 第二是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制度。中国把人民币与美元非正式挂钩，从1994年起，把原来的官方汇率逐步下调，和调剂市场的汇率并轨。最终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汇率，在8.27至8.28元之间*范围浮动。至此，运行了14年的人民币双重汇率制度终结。

今天我们说起这两方面的货币制度，似乎已经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这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改革。

在张五常看来，当时推动中国人民银行职能明确的关键人物，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也分管金融，为了推动中国人民银行的改革，从1993年7月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0x3：货币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不过，张五常曾经一度不看好中国收缩信贷的做法，也对人民币汇率与美元非正式挂钩表示担心。但后来再看，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是务实、有弹性和有效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分别看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两方面。

首先，在这一次改革中，明确了货币政策的管控原则，形成清晰的货币政策调整原则，那就是盯住通胀。

只要通胀过高，货币流动性太足，央行必须提高利率或准备金率，减少货币发行，控制货币流动性，从而控制通胀。当时，不少人提议把3%作为通胀控制的参考线。这一举措有效抑制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肆扩张信贷的做法。

中国人民银行还设立了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汇集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及经济学家，定期分析经济和金融形势，评估通胀和信贷等关键数据，并对货币政策提出建议。

通过一整套货币体系的制度建设，中国也逐步将信贷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中脱离出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其次，通过合并双重汇率制度，中国实现了对人民币币值的重估。

从1994年到2006年长达12年时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保持在8左右。这很好地配合了当时加速崛起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有利于中国产品扩大出口。

所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明确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出口不仅不受影响，反而逆势增长。这完全得益于在之前几年，中国刚好完成了汇率制度的关键改革，让人民币汇率在有管理的情况下，在一定幅度内上下浮动。

张五常说，最初他对改革不完全理解，一度期望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浮动汇率制，能在中国早日推行。但结果发现，中国货币制度变迁的现实选择，可能更有效。

用张五常的逻辑来说，就是中国选择了既有灵活性，又有约束性的货币制度。这种利用市场合约的自由和弹性的方法，很好地协助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内部转轨和外部对接中，免于被风险蹂躏。

正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找对了方向，这个关乎中国经济全局，决策权又在地区之上的重要制度变迁，就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0x4：总结

• 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都诞生于1948年12月1日。但中国人民银行真正履行中央银行职责，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 推动中国人民银行职能明确的关键人物是***。这和当时中国面临的通胀、信贷和人民币汇率压力都有关。
• 中国最终选择的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充分利用了市场合约的自由和弹性，同时又有约束性，避免了陷入90年代后期的金融风险。

 

七、思维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