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笔记

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穷国？ 

如果按照联合国1967年的标准，通常我们说一个国家“穷”，主要有三个指标：

• 一是国民财富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
• 二是经济实力弱，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不到10%
• 三是教育水平低，民众识字率不到20%

按照这三个标准，全世界最穷的国家有24个。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二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全世界除了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绝大部分其实都很穷。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富国和穷国，主要和第二个指标有关，也就是制造业很不发达，没有实现起码的工业化。换句话说，穷国一般都是农业国或农牧业国。

这就引出一个可能有点反常识的观点：这些国家之所以穷，并不是它们工业没发展好，而是因为它们连立身之本的农业都没发展好，但是有的国家和地区却因为先发展好了农业，从而实现工业化，走向富国之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刘易斯教授的分析。

0x1：二战后富国和穷国的贸易量为什么很小？

一个国家的穷富，与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人提出来的一个“发展经济学”问题。

我们都知道，如果按发展水平来对国家进行划分，可以分成两类：

• 发达国家：数量少、经济体量大
• 发展中国家：数量多、经济体量小

如果按国民收入水平，可以分为三类：

• 极少数是高收入国家
• 一部分是中等收入国家，比如拉丁美洲部分国家
• 而世界其他国家，实际上是低收入国家，比如非洲和南亚大部分国家。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均GDP才300多元人民币，也是低收入国家。

实际上，在二战刚刚结束时，上述分类还不是全球共识。那时世界上贫富国家的划分标准，主要看产业结构：

• 以工业为主的是工业国
• 以农业为主的是农业国

工业国普遍发达，农业国大多贫穷。

因此，刘易斯教授当时的一个研究重点就是：这种对立且失衡的国际经济秩序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如此泾渭分明？

作为一个英国人，刘易斯首先以英国为例，分析工业革命如何把英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他的观察视角非常有意思，看就业人口的分布，这是他的研究长项。

在他看来，从13世纪开始，英国就发生过多次工业革命，但直到18世纪末那一次工业革命，才真正让英国腾飞于世界。之后英国又用了半个世纪，一直到1850年，农业人口数量才首次下降到英国劳动人口总数的50%以下，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国。而在当时，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农业人口都占绝大多数。

进一步看，在英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那几十年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几乎垄断了那个时代，全世界的铁和棉织品的贸易。当时，美国南方虽然出产优质棉花，但美国的棉纺织业并不发达，主要是把棉花作为原料出口英国，英国做成各种棉纺织品，美国再花钱从英国进口棉纺织品。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建国之初，南方种植园主最看重他们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随后，通过更多数据对比，刘易斯教授还发现：虽然英国的工业化，改变了19世纪上半段的世界贸易，但英国和其他比较穷的国家之间，真实的贸易量却非常之小。甚至到了1883年，这也是全世界对贸易量比较准确进行统计的第一年，美国和西欧从亚洲、非洲及中美洲的全部进口额加在一起，按出口国的人口计算，人均不过1美元。

那么，当时的富国和穷国之间，贸易量为啥如此之小呢？刘易斯教授做了两点分析，

• 一是关系到原料供应
• 二是和运输革命有关

我们先看第一个原因。19世纪陆续开始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国家，比如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它们之间差不多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循环。比如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原料，主要是煤、铁矿石、棉花、羊毛和小麦等几大类。除了羊毛需要从亚洲和澳洲大量进口，其他的原料，基本这些工业国都能出产。所以刘易斯认为，在19世纪前半段的工业革命中，穷国的贡献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实际贸易量太小了。

直到19世纪末，欧美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电力取代蒸汽动力，让汽车等工业迅速发展。这时，工业国需要大量的橡胶、铜、石油、铝矾土等原材料和能源，这些资源正好在一些穷国储量更丰富，于是这些穷国就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供应国。之后，直到20世纪初，富国和这些穷国之间的贸易量，才逐步扩大。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19世纪全球的运输革命相对滞后，这限制了世界贸易的快速扩大。比如，在铁路出现之前，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对外贸易，大部分局限于海岸和河流地区，也就是主要靠水运。工业国家虽然从1830年就开始修建铁路，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修建铁路，还是1860年以后的事，而且当时大多数国家要修建铁路，都需要到伦敦去借款筹资，包括北美要修建铁路，也要跨过大西洋找英国人借钱。第三世界国家的铁路建设太慢，自然就限制了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量上升。同时，海运量在1870年以后也在下降。

0x2：为什么大部分穷国不能实现工业化？

那么，大部分农业国为什么没能在19世纪模仿英国，也实现工业化呢？刘易斯教授用到的分析方法，还是就业人口的分布。

他认为，关键的分化出现在19世纪上半段。面对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美国、法国、德国等国迅速仿效跟进，但大部分农业国，也包括中欧国家，并没有仿效跟进，由于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量也不大，世界就此开始分成工业国和非工业国。

有人会问，在那个时代，从技术上看，工业化似乎不难模仿，因为纺织、采煤、冶炼和蒸汽的利用，都是比较简单的，规模化的工厂管理，也不是哪个民族的专利。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国家没能实现工业化？包括当时在政治上相对独立的东欧和南欧国家，也和南亚、拉丁美洲一样落后。泰国、日本和中国也没能全面转向工业化。

刘易斯教授认为，从经济上看，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工业革命需要农业革命先发生，或至少同时发生。也就是说，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所以从英国开始，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当时的农业生产率全世界最高。这意味着，只需要留一部分人从事农业，就可以养活所有人，多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就可以向工业转移。

所以你看，当引入产业人口分布的视角以后，我们就能发现，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先好好发展农业。只有把大量人口从田地里解放出来，工业才能获得最紧缺的人力资本。

随后，在那些农业也发生革命的西欧和北美国家，它们的工业革命，纷纷在19世纪上半段展开了。而农业生产率比较低的地区和国家，比如中欧、南欧、拉美以及中国，工业革命的进展都很缓慢，加上这些国家也没有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合适环境，它们也就只能长期停留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

既然无法仿效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这些穷国就只能通过出口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贸易给富国。特别是随着运输革命出现，贸易运输费用不断下降，也让非工业国，成为越来越大的初级产品出口者，比如澳大利亚。

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主要还是一个出产羊、牛、小麦和蔗糖的农业产区。但随着黄金等矿石的开采热，在19世纪下半段，澳大利亚从一个英国流放罪犯之地，变成了投资热土。通过大量出口矿产品和农牧产品，澳大利亚的经济起来了。

而这个经济腾飞的过程，也伴随着澳大利亚劳动力的转移。到1913年，它的农业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5%左右，其他75%的劳动力，就陆续转化为工业劳动力。结果就是，澳大利亚当时生产的制成品甚至比法国和德国还多，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富国。

0x3：总结

• 富国在贸易中可以自给自足，加之穷国铁路建设缓慢，限制了富国和穷国的贸易量。因此，穷国不能借助全球贸易实现工业化。
• 运输革命出现后，有些国家通过率先发展农业，促进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劳动力流转，实现工业化进程。
• 一个国家要搞好工业，前提是先搞好农业生产，绝不能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

 

二、热带国家为何处于贸易劣势？

热带国家真的处于劣势吗？可能你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这个现象确实存在。

比如说锡兰、泰国、缅甸、巴西、哥伦比亚、加纳和乌干达，它们都有丰富而独特的农业或矿业初级产品，外贸曾经持续增长，甚至还修建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但就是没有成为工业国。

刘易斯教授在书中分析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地理因素，可以说特别关键。因为地理位置决定了生产要素和市场力量，而它们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

那其中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必然逻辑？刘易斯教授用了他非常擅长的劳动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独到分析，我们来看。

0x1：热带国家种植经济作物能否获得竞争优势？

上一讲我们提到了农业的重要性。沿着这个思路，刘易斯教授首先关注到了生产什么的问题。

我们知道，农业种植也分

• 种粮食作物，比如水稻小麦
• 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棉花、橡胶、咖啡，等等

那么粮食作物和种植经济作物哪个划算呢？

微观上看，种植经济作物的利润更大，因为在热带地区，谷物产量有限，种植经济作物，无论是茶、橡胶、咖啡，还是花生，能够带来的收入要高于种植谷物。所以热带地区的农民会大量减少粮食生产，腾出更多土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通过出口经济作物再购买粮食。

可是宏观上看，种植经济作物是否一定能提高国家的整体收入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样做反而会降低这些出口商品的价格。

橡胶这类热带经济作物，主要是那些更发达的工业国家需要。如果种植橡胶的国家不多，产量有限，价格是有保证的。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热带国家源源不断地出产这类经济作物，工业国家就拥有更大的价格谈判权，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把经济作物的价格压到尽可能低。结果就是这些热带国家生产的经济作物越多，收益越上不去，它们能获得的收益，并不必然随着经济作物贸易量的增长而增长。

更糟糕的是，因为经济作物的种植挤占了粮食种植的土地资源，所以它们还得从那些粮食供应大国进口粮食，比如加拿大和美国，结果热带国家被双重打压，在贸易关系中只能处于被动状态。

0x2：生产经济作物的效率如何影响农业发展？

相信只讲到这里很难说服你，刘易斯教授最厉害的，就是他继续做了更深入的分析。他发现，热带国家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它们生产经济作物的效率其实也非常低。不仅低，而且还很难提高。我们来看。

比如棉花生产。在19世纪，美国是棉花出产大国，英国是棉花进口大国。虽然印度和非洲部分殖民地也出产棉花，英国还鼓励它们大量种植棉花，但就是无法取代美国在棉花生产上的优势地位。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美国南方种植园每英亩的棉花产量，大约是印度或非洲每英亩棉花产量的三倍。生产效率不一样，价格竞争力也不同。

除了棉花，还有玉米、牛肉和木材等等，北美温带国家的生产效率都非常之高。结果，其他热带国家在这些商品的出口方面，也不是北美温带国家的对手。最耐人寻味的例子是蔗糖，这原本是热带国家的绝对优势，但随着北美温带国家大量种植甜菜，并且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最终让不少热带国家生产蔗糖的优势也逐渐消失了。于是，甜菜反而成了很多国家生产糖的主要原料，在中国北方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被竞争步步紧逼的热带国家怎么办？那就干脆专门生产一两种出口农产品，在特定领域培育竞争优势。比如巴西出产咖啡，把咖啡生产效率和品种培育做到尽可能好，从而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赢得一席之地。但这样做的后果也很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巴西粮食供应不得不依赖进口，直到其国内粮食生产效率也提高了，才逐步实现了经济作物出口和粮食供应的新平衡。

0x3：为什么热带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很难提升？

刘易斯教授在书中提到了两个原因，我们来听听。

1、第一个原因，是不同地区移民的劳动技能差异巨大

传统农业生产非常依赖青壮年劳动力的数量。因此刘易斯教授的分析就从19世纪下半叶，当时国际移民的两大潮流开始。他重点分析了两个5000万的移民潮。

第一个5000万，是欧洲人前往地处温带的殖民地，其中有大约1300万人移民去了加拿大、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后来，恰恰是这些温带殖民地，成了新兴的工业发达国家。

第二个5000万，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背井离乡，主要去了热带地区，在种植园、矿井或建筑工地，当契约劳工。所谓契约劳工，和那些被暴力掠夺来的非洲黑奴有所区别。黑奴终生不得自由，子女也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但契约劳工是在一定年限内，以劳动抵偿移民费用，之后可以获得自由，当然前提是没有被累死或折磨伤残。

你会发现，相比第二个5000万契约劳工，第一个5000万欧洲移民具备更强的生产技能。他们移民海外后，可耕种土地更大，机械化程度更高，他们通过农业生产能获得的收入，甚至高于西欧和北欧原生国。结果就是，欧洲移民被不断吸引到美洲、南非和澳洲等温带地区，生活富足，这也促进了那里的农作物生产效率走向了正循环。

以书中提到的，1900年前后的粮食产量为例：在英国，每英亩出产小麦1600磅；但在热带地区，每英亩谷物产量只有700磅。加上当时欧洲机器设备较好，可耕种土地较多，所以一个欧洲农民的平均产量，比一个热带农民高六七倍。

2、第二个原因，是人力成本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途径就是压低人力成本。表面上看，这好像应该是热带国家的优势，其实不然。

来自印度和中国穷困区域的契约劳工，确实可以接受更加低廉的工资，从而确保热带区域的经济作物可以大量种植。他们的工资有多低呢？刘易斯教授给了两个对比数据。

在19世纪80年代，那些热带种植园劳工的平均工资大约是每天1先令，而同期在澳大利亚的非熟练建筑工人，平均工资大约是每天9先令。差别竟然如此大。

问题是，温带国家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可以大量降低人力成本，他们的办法更罪恶，那就是使用黑奴。

还拿棉花生产来说，当时美国南方棉花种植园大量使用黑奴，劳动力成本极低，即使在南北战争后，南方陆续废除奴隶制度，但大部分黑人实际上无法自由移居美国北方，仍然只能在南方种植园里干苦活累活。所以刘易斯教授感叹，美国当年的种族歧视，压低了美国南方棉花的生产价格，让美国南方的农作物在贸易中占据优势。

于是刘易斯总结认为：热带国家的出口商品想要有竞争力，不仅要保证工人们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和温带国家同样多的合格商品，同时还要保证工人的工资比温带国家的工人低。前面的例子表明，在棉花生产上，印度和非洲国家的工资差别，不能抵消它们和美国在生产率上的差别，所以这些热带国家没法在棉花出口上和美国竞争。 

0x4：热带国家如何打破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局面？

与此同时，因为在全球贸易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温带国家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后，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随之上升，再通过进口替代和城市化战略，这些温带国家的发展就相对良性。

但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处境被动的热带国家，一方面大量出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一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况，国家和民众收入增长不明显，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有限，进口替代和城市化速度也更慢。

结果就是，不同国家的劳动者无法实现“同劳等酬”。一个尼日利亚劳工辛苦种花生，获得相当于每英亩出产700磅粮食的生活水平；但一个澳大利亚劳工却因出售羊毛，获得相当于每英亩出产1600磅粮食的生活水平。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尼日利亚和澳大利亚两国农业生产水平所决定的。

因此，刘易斯教授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断：热带国家如果不能提高其国内粮食的生产率，注意，不是经济作物而是粮食，那它们就很难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局面。因为粮食是这些国家的“共同商品”，粮食生产效率不高，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土地很可能被农民用来种植那些看似价值更高，但实际上整体收益更小的经济作物，从而不得不花钱，从其他粮食生产效率更高的温带国家进口粮食。

0x5：总结

• 19世纪全球两股移民潮，分别决定了温带农产品和热带农产品的贸易条件，导致它们的价格存在较大差别。
• 热带国家如果不能提高其国内粮食的生产率，那么他它们就很难改变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局面。
• 贸易条件的差别，给温带地区国家和热带地区国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机会，进一步拉大了两类国家的发展差异。热带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因此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三、进口替代政策为何很快达到极限？ 

0x1：进口替代是如何产生的？

刘易斯教授在书中提出，如果想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需要重新审视进口替代的历史，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原来的故事是怎么讲的呢？一般人是这么理解进口替代的：热带国家曾经长期只出口经济作物等初级产品，在粮食和工业品方面严重依赖发达国家。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几乎摧毁了资本主义世界，导致工业制造和贸易大崩溃，工业国家原来大量进口的初级农产品和矿产品，都出现断崖式下降。那些依靠一种或几种初级产品出口换外汇的国家，一下子失去出口市场，也没钱从工业国进口制成品，麻烦很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工业、实施进口替代政策。也就是说，这是这些国家的被迫选择：既然无法出口创汇换取进口，那么就自力更生发展工业制造。

你看，这个逻辑是不是很顺？但是刘易斯教授的观点不太一样。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制造业，和经济大萧条是有关系，但也和二战后的全球经济长期繁荣有关。

首先，发展中国家改变了之前对工业化的怀疑态度。过去他们曾认为，专注发展某种热带经济作物，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换取足够外汇，再进口工业品，是很顺畅的路。因此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对本国推进工业化没有动力。当然，工业国也在影响并限制这些国家的想象力，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建立初级产品贸易关系，让这些国家能赚到钱，并对初级产品出口产生依赖性。

但大萧条来临时，工业国家自顾不暇，哪还管那些穷国能不能继续出口初级产品。要想满足本国民众对工业品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在相对容易模仿的某些制造业领域，尝试进口替代。

很快它们就发现，大规模推行进口替代并不容易。因为越是复杂的产品，越需要好的技术和设备，而这些只能从发达国家进口。比如加工机械零部件所需要的专业机床，在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德国等极少数国家可以生产。只要这些国家卡脖子，限制机床出口，发展中国家要想加工机械产品的零部件就根本没戏。

更重要的是，即使发达国家可以把专业机床卖给它们觉得比较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但要操作这种机床，仍然需要有经过比较复杂且长期训练的高级技工。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虽然简单开了头，但往下推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刘易斯教授认为，单有大萧条，不能解释所有故事的原因。

0x2：为什么二战后富国转变对穷国发展工业的态度？

幸运的是，二战后，新的机会出现了。

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发展史上，从1950年到1973年，是极为罕见的持续繁荣年代。以往那种八九年就来一次的经济震荡，在这20多年里基本上没出现过，世界各国的经济普遍上涨。很多国家人均产出年增长3%至4%，世界贸易年增速稳定在3.5%至4%，后来竟然达到7%至8%，可以说全世界都在分享战后和平发展的红利。

但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持续繁荣导致其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出现了一个对立现象，这就迫使它们不得不改变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扩大进口替代的态度。

什么对立现象呢？

从人口增长来看，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战后婴儿潮，从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迅速下降。加上它们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移民的限制不少，这直接导致新增劳动力不足。

同时，由于经济持续繁荣，多数发达国家在这二十几年里可以说实现了非常充分的全社会就业。这就导致很多新增就业岗位几乎无人可雇，哪怕薪酬水平明显上升，也很难找到人。

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方面发达国家不断优化本国劳动力结构，比如解放女性进入职业市场，适度放宽对发展中国家青壮年劳动力的引进，对低工资和重复性劳动进行机械化替代等等。

另一方面，就是把那些繁重的、低端的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劳动力成本极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开始了它们各自的制造业发展之路。这种进口替代政策也在这样特定的时期，成就了它们的繁荣。

0x3：穷国的进口替代政策能持续吗？

好，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劳动力数量和人力成本优势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搞进口替代，但也能结束它们的好日子。

因为任何国家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是有限的。对这些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新兴的加工制造业显然要比传统的农业和矿业更有吸引力。于是，那些最聪明能干的劳动力纷纷离开传统行业。这就导致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率低下，初级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下降了。

加上经济繁荣推动人口出生率上升，这些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纷纷变成了粮食纯进口国。它们需要把辛苦生产、出口低端制造业所获得的外汇收入，用于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进口粮食（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效率没有发达国家高），结果极大地造福于这些粮食出口国，但对进口粮食的发展中国家，就越来越成了一个新的负担。

这种奇怪的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越来越明显，导致部分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制成品出口所获得的外汇收入，还不够拿来进口粮食。那你说，它们的进口替代政策还能持续么？

事情演变到这里，世界经济的传统结构就瓦解了。所谓传统结构，就是工业国出口制成品、进口农产品；农业国出口农产品、进口制成品。但现在，工业国不仅出口制成品，也出口粮食；农业国不仅继续进口重要制成品，还进口粮食。

0x4：国际经济的传统结构瓦解是好还是坏？

好，站在全球贸易的大视角上来看，这种传统模式的瓦解是好是坏呢？刘易斯教授认为，它至少不是坏事。因为在传统模式里，处于贸易被动地位的总是传统的农业国、穷国、发展中国家。而新的看起来有点混乱的模式里，实际上是不同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效率进行了重新分工。

你看，附加值不高的工业制造，一定是在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才最有效率。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发展起简单的加工制造业，避免了一切工业品都靠进口。同样，劳动力成本高的发达国家，也不必自己生产简单工业制成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反而成本更低。发达国家因此可以把有限的高成本劳动力，更多地用于自己更有优势的高技术含量的制造和服务。

但是如果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这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正如前面提到的，实施进口替代，自主发展工业制造，这确实可以就近满足本国的需求。但能否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还受制于很多因素，比如相关原材料、工人熟练程度，以及工业管理水平等。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一旦开始进军更复杂一些的工业制造领域，就会发现单独采用进口替代政策不管用了。

怎么办？为了保护或扶持国内新生的工业制造，它们事实上采取了限制相关工业品进口的做法，同时在税收、投资、采购等各方面，给予这些自主发展的工业制造企业以各种优惠和补贴。

出发点很好，但结果恰恰事与愿违。由于大力实施强力的自我保护，它们自行发展的某种工业制造，实际上在国际上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无论是技术能力、成本控制，还是工业设计，都无法和那些效率更高的发达国家工业企业相比。结果就是这些国家虽然勉强有了自己的部分工业体系，但实际上还是处于全球竞争弱势。

更要命的是，越是受到严格保护的行业，越缺乏竞争力，进而就越不敢放开进口限制，反过来这些行业的自我发展也就越慢。

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怪现象就是：那些实施进口替代政策范围越广、措施越严的发展中国家，相关工业制造的发展水平越差。

至此，进口替代政策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拉美国家纷纷放弃，重新开放各类工业品进口。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则就此走上了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新时代，从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

0x5：总结

•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重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创汇换取工业品进口，不得不开始发展工业。而二战后短暂的经济繁荣，成为进口替代政策的助推器。
• 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很快碰到天花板，因为熟练劳动力缺乏和农业人口转移，导致农业生产下降，不得不进口粮食。
• 越是在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时强力自我保护的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制造越是在国际市场处于落后水平，进口替代政策就此搁浅。

 

四、穷国为何很难摆脱对外资的依赖？ 

贸易和投资，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必然涉及的两个主要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很多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只要是开展对外贸易合作的，往往也在引进外资上有所作为。外资帮助这些穷国获得了宝贵的发展资源，但也很快给它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那么，外资对第三世界穷国究竟有多重要？为什么这些穷国大量引进外资之后，并不必然实现飞跃式发展，反而容易掉入无法摆脱的外资依赖陷阱？

0x1：全世界的资金一定会从富国流向穷国吗？

在此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全世界的资金，一定会从富国流向穷国吗？刘易斯教授的答案是，不一定，而且在历史上往往还不是。

实际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全世界的钱主要是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之间流动。当时全世界真正有钱的国家是三个：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而获得外来资金最多的国家，则是美国、法国和德国，所以那时的外资流动，等于是富国之间门当户对的投资或借贷游戏。数据显示，直到1913年，全世界外国资本的大部分还是投给欧洲、北美和新成立的温带国家，给第三世界穷国的不到三分之一。

刘易斯教授进一步地研究发现，当时的钱之所以主要在富国之间流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最快。城市人口增长快的国家，需要很多的钱，国内的钱不够，就只能从外国借。而城市人口增长慢的国家，比如年增速低于3%，则有可能把钱往外流。因此在二战之后，当第三世界国家先后也开始城市化和工业化，特别是随着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投资需求上升，外资也就从富国更多地流向穷国。

那外来资金的流入方式有哪些呢？有三种，

• 借债
• 援助
• 投资

由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最初阶段引入外资，主要是通过借外债的方式，这也导致了它们之后越套越紧的外债枷锁，对外资日益依赖。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恶性循环呢？我们继续看刘易斯的研究。

0x2：穷国为何深陷外资依赖？

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更高，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因此需要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改造。仅靠这些穷国自力更生，没法筹集足够资金，因此只能对外融资。

但由于国家太穷，产业基础薄弱，消费市场也很小，像这样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外来资金绝不会直接投资进入。它们更感兴趣的，是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发行外债，并且通常会以这些国家的国家信用和财政收入作为担保，有时还会把某些有利可图的项目建设和运营都外包。总之，外资不会出于公益目的，而帮穷国搞城市建设。

当时，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安排了一些低息或无息贷款，甚至无偿给予一定的发展援助。但由于这些资金的申请比较复杂，且资金有限，要想获得发展援助并不容易。

至于第三世界穷国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差不多要等到上世纪60年代之后，部分国家陆续兴建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的时候。但也不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除非有优势产业。

因此对于多数引入外资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它们真正可以成规模利用的主要是借外债，而一旦开始借外债，往往就很难停下来，只会越借越多。根据刘易斯教授的统计，截止到1978年，发展中国家欠西方国家的债务达320亿美元。

外债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对那些初级产品出口国来说，尤其容易在国际经济形势动荡时，加重债务负担。因为每当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周期就会出现需求波动，马上会影响到第三世界国家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由于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一旦初级产品出口受影响，它们就没有足够外汇进口工业制成品。

即使外部贸易条件没有大的变化，当发展中国家遇到天灾，粮食严重短缺，也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借外债。

而在正常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要偿还外债，只能靠出口额增长和贸易顺差，因为本国货币没有什么信用，还外债必须用国际硬通货。根据刘易斯教授的算法，以1972年为例，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偿还的外债总额，大约相当于这些国家每年出口额的1.8倍，印度的比率是2.25倍，拉美地区高达5.2倍。也就是说，靠贸易顺差来偿还外债，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很难还清的。

怎么办呢？如果不能赖账，也无法获得减免，那就只能是争取外债进一步延期，同时继续对外借新债，还旧债。

因为知道这些穷国越来越还不起外债，富国也就不会轻易借给它们更多外债。即使非借不可，也必须要有新说法。比如，1972年世界银行曾经实施这样的规定：发展中国家借的新债，必须和特定项目联系在一起，用于扩大新建设，而不能去堵穷国的外债老窟窿。

于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想方设法立新项目，再想方设法拿到更多外债资金，然后再想方设法挪用资金，为此不惜搞各种钱权交易或坑蒙拐骗。但这样的事终究是不长久的。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一些欠发达国家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争取各种发展援助。这条路又走得通吗？

0x3：发展援助为何在穷国走不通？

所谓发展援助，原本是二战之后，发达国家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战后重建的一种方式，包括捐赠、无息贷款和低息贷款等。其本意，是希望通过发达国家的金融支持，推动第三世界国家恢复发展。由于这样的发展援助并不考虑商业回报，其审核和发放并不以效率为第一目标，因此全世界发展援助的规模一度扩张到3万亿美元。

这其中，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是最主要的发展援助资金提供者。它们一方面直接给予发展援助，另一方面通过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比如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就通过变相战争赔款的方式，向部分亚洲国家提供捐赠、无息或低息贷款，在很大程度上帮这些亚洲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并带动了这些亚洲经济体部分制造行业的初期发展。

从全球来看，二战后的发展援助，确实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兴建交通网络、构建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等。

但也恰恰因为发展援助是非商业性的，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利用发展援助最没有压力。有的发展援助项目，最初说好是无息或低息贷款，后来被迫变成捐赠或债务免除。加上有的发展援助计划，在具体实施中存在贪腐，严重打击了发展援助提供国的积极性。

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纷纷对发展援助模式提出保留意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发展援助主体组织，也不得不更加严格控制发展援助的立项和资金使用监督。

0x4：第三世界国家究竟有没有办法和外资各得其所呢？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拉美和亚洲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方面保持开放、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提升实力，陆续建立成体系的工业和服务业。这自然可以吸引更多外资涌入。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是这样，90年代以后的中国也是这样，它们慢慢不再依赖外资，反而变成向世界输出资本。

这给我们的启发还是很重要的：借助外来力量实现自身发展是重要的，但外力毕竟是外力，最终还是需要自强不息，开放创新。

0x5：总结

• 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速度，决定了它们需要借钱，还是可以把钱借给别人。第三世界国家无法自筹资金搞城市建设，只能对外融资，其中借外债是主要的方式。
• 国际经贸形势变化，导致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外债负担沉重，很难借新债还旧债，单纯依靠国际发展援助也不现实。
• 一些亚洲经济体通过保持开放和改革发展，建立成体系的工业和服务业，实现了持续发展，也摆脱了对外资的依赖。

 

五、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什么不能持续？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还记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先发展起来的广东沿海等地，是靠什么产业起家的？

靠“三来一补”：也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但为什么在2000年后，这些贸易形式基本上从中国沿海地区消失了呢？

实际上，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并不是中国经济起飞所独有的现象，而是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曾经走过的道路，很多国家都曾在这条路上收益巨大。在刘易斯教授的研究中，他甚至一度把出口导向，称为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动力，可见其重要性。那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出口导向不可持续？

在这本《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里，他做了比较清晰的解释，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任何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发展战略时，都不要过分依赖出口，眼光应该更多地放在国内市场。

听起来，这话是不是有点耳熟？特别是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的刀光剑影之后，如何更加深度开发国内市场，而不是一门心思盯着对外贸易和出口产业，成为很多人的重要共识。

0x1：谁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驱动者？

回到今天的主题，关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我首先想追问，谁是这种增长模式的主要驱动者？是选择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它们的出口对象，也就是发达国家？

真实的经济增长图景清晰而残酷：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其实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因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至少在刘易斯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还是这样一个失衡的国际经济秩序。

为了精确证实这一内在逻辑的普遍性，刘易斯教授对比了两个全球经济普遍增长的时段，一段是从1883年至1913年，另一段是从1951年至1970年。在这两个时段里，全世界的农业、矿物等初级产品的贸易增长了大约0.87倍。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增速竟然与这两个时段里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速基本相同。为什么会这样？

刘易斯教授解释说，如果初级产品出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发动机运转的速度肯定比不过工业生产的增速。只有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以外的其他贸易，全世界初级产品的贸易增长，才能和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速接近同步。这种同步看起来没有问题，但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加速度，不会高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速。结果就是，不同国家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无法缩小。

如果发展中国家非要缩小这种差距，也有两个办法。

• 第一个办法，是放慢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有的环保主义者就这样主张。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一旦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慢，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需求也会下降，结果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也放慢，全球都会陷入萧条。因此这个办法行不通。
• 第二个办法，是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最好能比发达国家的增速更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在出口产业上做文章，而必须发展出口导向产业以外的其他重要产业，服务于国内需求。比如建立本国加工制造业，或其他以国内市场为主的新兴服务业。但发展中国家要做到这点也不容易。之前我们分析过，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政策，自己发展工业，等于是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在国际上容易受打压。

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超越出口导向产业的约束，时间一长，也很难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

0x2：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出口导向产业依赖？

那么，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努力，逐渐实现了部分工业化，甚至在加工制造业领域建立起竞争力，生产的工业制成品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还能向发达国家输出，是不是就算走出了过度依赖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怪圈了呢？

当然没那么容易。因为发展工业的一个前提，是更加高效的农业生产，否则一旦工业分流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本国的农业生产必然受影响。一旦粮食不够吃，就不得不进口粮食。这等于宣告，发展中国家走出口导向型模式，或者走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战略，行不通。

糟糕的是，即使有的发展中国家有能力生产工业制成品，如果其国内市场短期潜力不大，比如贫困人口太多，或者国民人数太少，很容易出现工业制品的需求饱和，也很快就会供大于求。因此，要想扩大工业制成品的销路，还得想方设法走出去，开拓发达国家的市场。

但要重新开拓发达市场谈何容易。如果开拓不成，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就没有新销路，相应的加工制造业就做不大。如果开拓成了，就一定是好事吗？也不一定，因为一旦发达国家变成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对象，那样又会形成新的依赖关系。

0x3：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快增长？

这样说起来，发展中国家真的是命运多舛。从长远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能否最终摆脱发达国家的影响，从而实现更快增长？对此，刘易斯教授提出的看法，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

他先举了一组数字：1975年，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仅占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8%左右，而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竟然高达10%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制成品出口方面，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增长潜力，完全可能增加在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的比重。

具体来看，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不必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市场，而是盯着其他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这些有制成品生产的本国国内市场，积极寻找市场空隙。

前面我们提到，发展中国家之间如果很难进行贸易，只会因为大家都比较穷。不过，如果真想开拓相互贸易空间，还是有办法的。

• 第一条，要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业制品成是不是相互重叠过多，能不能尽可能实现产业互补？若能，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可以进行更多的贸易。
• 第二条，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自然资源，特别是有矿的国家，如果能有针对性地提升技术水平和劳工技能，也可以和国内相关产业联手创新，制造有竞争力的新产品。

当然，这里还是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如果耕种得法，可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发展中国家就不必为了获得粮食，而不得不出口初级矿产品，对发达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两方面的依赖性都会下降。

这还不够，在刘易斯看来，只有技术变化，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因为国际贸易不能替代技术变化，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必然会受到挫折，唯有从国内改变粮食生产开始，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发展中国家才能逐步超越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际经济新秩序也将自然而然地产生。

0x4：总结

• 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因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 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的一个前提，是更加高效的农业生产，否则一旦发展工业分流了青壮年劳动力，本国的农业生产会受影响，一旦粮食不够吃，这些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变成粮食进口国。
• 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要摆脱发达国家影响，唯有多盯着其他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本国的国内市场。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应当是技术变化，而不是国际贸易。

 

六、思维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