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解国富论》若干问题的思考《三》
1、纸币的面额 -- “保守”表象下的缜密逻辑
一国货币的流通可以分为两类：
- 一是商人之间的流通；
- 二是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
在流通过程中，纸币可以被应用于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在对纸币进行管理时，可以通过某种政策手段使货币的流通仅仅限制在商人之间，或者使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大部分交易也能够使用纸币。这种调节纸币流通范围的政策手段就是限制纸币的面额，而强行禁止银行发行小面额纸币政策的依据是这样的：
- 第一，如果发行小面额的纸币得到允许而且普遍实施，就无异于鼓励许多普通人去开银行。大家可能会拒绝使用普通人所开银行发行的5镑期票，但却很少会拒绝它发出的6便士期票。这些“乞丐般”的银行家当然很容易破产，结果可能使接收他们钞票的穷人面临很大的困难，甚至是极大的灾难。
- 第二，因为消费者很少会用大面额纸币进行购物，所以强行禁止银行发行小面额的纸币可以把纸币的流通范围限制在商人之间。如果纸币的流通被推广到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大部分交易，国内贸易就会用纸币进行，市面上的金银币就会被驱逐，纸币主要在商人之间流通则可以防止市场上出现金银币的匮乏。
- 第三，即便是把纸币的流通主要限制在商人之间，银行仍然可以帮助国内工商业。或者说，限制小面额纸币发行的政策不会影响银行对商人的服务功能。这是因为，虽然银行发行的钞票只限于较大面额，并只限于在商人之间流通，但银行通过现金账户以及贴现真实汇票，仍然能够使大部分商人无需存储那么多的现金。
在今天看来，斯密把银行券业务尽量限制在商业范围内，防止其在居民之间的广泛使用的主张无疑限制了金融力量的充分发挥，然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却是基于斯密对当时经济运行情况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 看似“保守”，实则隐含着缜密的逻辑。
0x1：纸币面额的大小对货币市场的影响
在金属货币还占主要地位的时代，斯密提出国家应该提高纸币的发行面额，并对发行纸币的银行进行资格审核，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1、纸币的面额与发行的关系
2、允许发行小额纸币的后果
3、斯密对不同面额纸币的推理
2、通向繁荣之门 -- 金融风险控制
1772年6月，当斯密正在埋头写作《国富论》时，伦敦一家银行破产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使爱丁堡陷入了一场金融大恐慌之中，这造成爱丁堡有约1/3的银行破产关张。该事件使斯密直接认识到控制金融风险的必要性，为此他特别强调了这样两条准则：
- 第一条准则，是办理票据贴现时，只宜贴现真实票据，而不可贴现循环票据。假设银行给商人贴现的是由真实债权人向真实债务人开出的汇票，到期后债务人会立即兑付，这样一来银行垫付的只是商人必须以现钱形式保留以备不时之需的那部分价值，由于这种汇票到期就会兑付，银行垫付出的价值和利息也一定可以得到补偿。银行如果对此类票 据进行贴现，银行的金柜就会像一个水池，虽然水不断流出，但也有水不断流入。出入数量相等，池子里的水就常常会保持很满。反之，如果银行为循环汇票提供贴现，为贴现第一张汇票而实际支付出去的价值会永远无法实际归还贴现它的银行，因为第一张汇票到期时，第二张面额更大的汇票就又开出了。这样，银行金柜这个“水池”里的水就会越来越少。
- 第二条准则，鼓励银行业的自由发展，促进银行竞争。斯密是这样分析的：银行数量越多，那么竞争者也就更多，为了提防同业进行恶意挤兑，各家银行的营业就必须格外慎重，所发行纸币的数额也必须与金银币数额保持适当的比例。这种竞争可以把纸币的流通范围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这样一来一个银行的失败（这是必有的事）对公众的影响就必定会变得比较小，同时，这种自由竞争又使银行对顾客的条件更为宽大。
斯密说：“慎重的银行活动用纸币替代金银，夸张一点的话，简直就像在空中凌空架轨，使昔日大多数的通衢大道变成良好的牧场和稻田，并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就是说，在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之下，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带来极大的繁荣。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风险控制可以称得上是一道通向繁荣之门。
0x1：控制金融风险的两项准则
1、准则1：不可贴现循环票据
只宜贴现真实票据，而不可贴现循环票据。如果贴现循环票据，银行里的现金就会像水池中的水由于进入量小于流出量而趋于干涸。
2、准则2：促进银行竞争
3、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 资本积累的起点
究竟是音乐家的动情歌唱更有价值，还是铁匠的挥汗如雨更具意义？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辨析两个概念开始。有一种劳动投入在劳动对象上能够增加它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对这两种不同属性的劳动的认识实际上是斯密研究资本积累问题的起点。
- 首先，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是研究国民财富增加问题不可或缺的。在一个国家中，制造业工人的生产性劳动一般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产生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入到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非生产性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入到劳动对象上，劳动对象的价值就会增加。这样的价值增加不仅可以补偿工资的价值，而且能够产生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却是致贫的途径。
- 第二，非生产性劳动因其随生随灭的特点，其发挥的效用很难被保存起来形成资产的积累。君主、官吏、军队所从事的都是非生产性劳动，无论他们的劳动怎样高贵、有用和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等功用。他们治理国事和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今年的政绩买不到明年的政绩，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 在这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也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
- 第三，年产品中维持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所需的部分是此消彼长的，需要进行合理分配。无论年产品的数量如何大，它都不可能是无穷的，因此，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部分越大，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必然越小。相反，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的部分越小，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部分必然越大，而次年的年产品也必定越多。因为除了土地上天然出产的物品，一切年产品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0x1：哪一种劳动更重要
斯密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劳动，一种是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能使劳动对象增值；另一种是非生产性劳动，它不能使劳动对象增值。前者如由制造业的工人付出的劳动，后者包括君王和官吏、律师、歌唱家等付出的劳动。
4、国富、国穷之谜 -- 年产品分配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出一幅勤劳富足、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同时期另外一些国家和城邦则在封建领主经济占主导的经济格局下日益腐化没落。导致富足与贫困的界限究竟在哪儿？这要从年产品的分配讲起。
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
先来看用于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品（可被称作“资本”）。这部分年产品不会立即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而是首先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因为把一部分资产作为资本而投入的人，无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取得利润的，因此，他只会雇佣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产首先发挥资本的作用，然后转化成了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再者，生产性劳动者在获得这部分工资收入之后，也不可能在维持生活所需之外留有太多节余。
再来看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可被称作“收入”）。这部分年产品既可能被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也可能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这部分年产品多为大领主和富商获得，大体上，他们更倾向于雇佣非生产性劳动者为自己的享受提供服务。尤其是大领主，其支出中的大部分会被用来供养游手好闲的人（例如食客和歌伎），而不是勤劳、能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封建领主代表的生产力较新兴的资本主义而言是腐朽的。
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生产者对非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产品分配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在富国和穷国又极不相同。在斯密那个年代，欧洲富国基本上都选择把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上，与穷国相比，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大得多，同时，与直接归属于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也大得多。至此，国富、国穷之谜从年产品的分配比例中也找到了答案。
0x1：年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
斯密认为，无论是以欧洲的富国和穷国相比，还是以封建领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它们在年产品如何划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方面都有很大区别。
0x2：非生产性劳动对经济的贡献
笔者认为，非生产性劳动还可以继续分成2类，
- 生产性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服务业）：这种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增值性活动，增加个体和社会总体财富。例如天气预报服务，提供预报的机构本身不进行生产，但是通过气象预报，具体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得以更好的调整自己的生产计划，从而创造了额外的社会财富。
- 非生产性非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服务业）：这种劳动中进行了货币转移行为，并没有增加个体和社会总体财富，只是完成了一种转移功能，将财富从一部分手中转移到了另一个部分人手中。例如演唱会，歌星获得了收入，听众为门票付出了货币，但是听音乐会这件事本身没有产生实际的生产性价值，它只是愉悦了人们的心情。
5、节俭 -- 资本积累之道
关于资本积累，斯密谈到了以下几点：
- 第一需要明确的是，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导致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和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减，因而也会促使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增减，以及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增减。
-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资本增加的原因是节俭，而资本减少的原因是奢侈与妄为。一个人从收入中储蓄了多少，就增加了多少资本。 增加的资本可以用来雇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以获得利息，使借款方有能力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既然个人的资本只能由储蓄每年的收入或每年收取的利息而增加，由个人组成的社会资本也只能利用这个方法增加。
- 第三需要做出说明的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 诚然，必须先有勤劳，才可能创造出用于积累的资本，节俭所积蓄起的东西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如果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是无法增加的，所以说，节俭才是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
- 第四是关于每年储蓄起来的资本流向。储蓄起来的资本最终还是会被消费掉，但因为消费的人和最终流向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富人每年所花费的收入大都被客人和家仆消费掉了，这种消费不会带来任何报酬。资本的消费则不然，它被支付给了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他们会利用消费掉的价值进行再生产并创造利润，社会财富也会因此而增加。
尽管亚当·斯密把资本积累的原因归结为资本家的“节俭”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节俭”的推崇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资本家的节俭相对于封建大领主的骄奢淫逸，也更具进步意义。
0x1：节俭对于增加资本积累的作用
笔者思考：
笔者认为，斯密的这种思考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种供给思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把年盈余用作投资再生产、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雇佣更多工人，那么可以想见，社会的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因为短期内消费的人变少了，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无人消费，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供给过剩，从而抑制生产，最终导致投资再生产的效率降低，社会总财富减少。
因此，对于一个宏观经济体来说，供给和消费两端都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一个社会过分强调节俭，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事。
0x2：奢侈和妄为 -- 亵渎神灵的行为
在亚当·斯密看来，滥用资本就如同把敬神之用的基金收入转移给渎神之用的人一样，是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干点儿事业的钱，拿来维持许多游手好闲的人。换句话说，奢侈和妄为都被斯密看成是“亵渎神灵”的行为。
奢侈的罪过在于蚕食了资本，它对一国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却远不止于此：
- 第一，奢侈者把用以雇佣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挪去供养非生产性劳动者，所雇佣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就会减少，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价值也随之减少，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也相应减少。
- 第二，即使奢侈者消耗的都是国内产品，看似资本没有外流，但其结果也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金。每年总有一定量的食物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却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一国生产品的价值，总不免低于应有的价值。
- 第三，即便不购买外国产品，奢侈行为还是会造成金银外流。奢侈行为会使一国的年产品日趋减少，一部分货币也会因年产品的逐年减少而被逐出流通领域。货币持有者不会令手中的金银闲置，会从国外购入国内生产不足的各种产品，金银的流出就在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形下， 金银的输出不是民生衰落的原因，而是民生衰落的结果。
- 第四，斯密还谈到了国家的奢侈行为。他说：“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为私人奢侈行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可能使国家贫穷。”无论是朝廷中的王公大臣还是教会中的神父牧师，都要依赖别人的劳动产品才能过活，如果这部分人的人数所占比例过高，势必会侵蚀一国的资本。
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和工业上一切不谨慎和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都会使雇佣生产性劳动的资金呈现出减少 趋势。固然，投入到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也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当，他们消费的价值无法被充分地再生产出来，与使用恰当的计划相比，总不免要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
笔者思考：
关于斯密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国中只有1/10的人在从事农业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供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当然，这是通过货币交易的方式完成的。现在这另外9/10的人在吃穿用度的时候不进行任何实际生产性活动，而是为彼此提供非生产性服务，例如剪头发、按摩、唱歌等服务。诚然，这另外9/10的人会过的很快乐，但是从整体看上，国家的整体财富是在逐年减少的，因为很简单，社会总产出<社会总消耗。
0x3：浪费资本带来的危害
1、奢侈的4条“罪状”
6、消费 -- 个人选择与财富积累
- 第一，个人的消费支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被用来购买立即就可以享用的物品，对未来没有好处；另一类被用来购买比较耐久且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把金钱用于声色犬马、锦衣玉食属于前一类，若干年后，这些开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会使享受浮华生活的人两手空空。 修建别墅、庄园，购买珠宝、书籍等则属于后一类，这些开支可以达到改善未来生活水准的效果，其所有者的状况也会好于前者。
- 第二，对个人财富有益的消费方法也对国民财富比较有益。西穆尔的豪华宅邸在今天成为可供普通民众下榻的旅馆，而詹姆士一世的婚床在今天也仍然可供人休憩。王宫别墅、书籍画作、精美家具等流传后世的耐用消费品对其所属国而言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 第三，把收入花费在耐用物品上不仅比较有利于积累，而且容易形成俭朴的风尚。同时，将资产用于耐用消费品上，能够提供更多的维持费，而将收入用于款待宾客，所提供的维持费则比较少。宴客的资财会白白消费掉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如果把这部分钱用来雇佣工匠从事修筑房屋、园林等生产性活动，则有利于国家的财富增长。
当然，抛开个人消费对国家财富增长的影响不谈，将开支用于款待宾客并不一定比一味购置耐用消费品更加恶劣。如果一个人总是喜欢把大多数支出都用于购买珠宝、衣服等琐碎物件，那么此人的性格可能不仅是轻浮的，而且是卑鄙和自私的。
0x1：即时消费还是长远消费
斯密赞赏节俭，赞成购买耐用的消费品，反对把资产用于奢侈品，他分析出个人的消费行为对财富积累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7、借贷资本 -- 贷出取息的资产
亚当·斯密对借贷行为有深刻认识，他为我们分析了借贷双方的动机，指出借贷行为的本质是对社会年产品支配权的转让。
在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借贷行为已经成为个人、企业，甚至国家（通过发行国债）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
0x1：两类不同的借贷行为及其结果
斯密首先分析了借贷双方各自从事这一活动的目的。
- 对贷款方而言，他是把贷出取息的资产看成了一种资本，希望能够按时收回本金，并从借款人那里收取一定的年租作为使用代价。
- 对借款方而言，其借款目的可分为两种：
- 第一，把借来的钱作为资本，用来雇佣能够创造利润的生产性劳动者；
- 第二，将借来的钱直接用于消费。
由于用途的不同，贷出取息的资产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如果把借款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便可以产生利润。这样，借款方就可以既返还资本、支付了利息，又不会侵占其他的收入来源。把借款用于消费则不然，这意味着借款者起到一位浪费者的作用，把预定用来雇佣劳动者的钱拿去供养了懒惰者，而且这将使得借款者必须通过侵占其他收入来源才有能力归还本金和利息。
再来看谁会成为潜在的借款者。借钱消费的人不久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也会为自己的不谨慎感到后悔。因此，相对而言，更多的借贷资本会被出借给谨慎而勤劳的资本家，用在有用之途上。借钱进行消费而不创造利润的通常只有以不动产作抵押的乡绅，为了满足其奢华的生活，在无法继续赊欠商人货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借贷。需要说明的是，借来的钱不是用于日常花销，而是为了补偿以前花掉的资本。
斯密还为我们分析了借贷行为的本质。无论是借贷本金还是偿付利息都是通过货币进行的，然而，借款人和贷款人实际想要的都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借款人借入的实际上是消费品，而借款雇佣劳动者的人，他所借入的事实上也是包括工具、食物、原料等在内的商品。因此，贷出货币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贷款人把自己对社会年产品的一部分支配权转让给了借款人。
0x2：来源及决定性因素 -- 利息
利息是资本使用者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回报，事实上它就是资本的“价格”。影响利息高低的因素是社会上用于贷出取息的资本数量。
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获得利益，必先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借贷行为中也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即借入他人贷出取息的资产，无论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者创造利润，都需要给资产的所有者，或者说贷款人相应的报酬，这种报酬就是“利息”。
1、利息的来源
用于贷出取息的资产属于劳动和土地所创造的年产品的一部分，它在被创造之初就已经被事先预定为用于贷出取息，并且它的所有人不愿劳神费力地亲自运用此类资产。由于这种资本都是通过货币来贷出和偿还的，所以它构成了所谓的货币的权益。
在货币权益中，货币更像是一 种权利证书，将所有者不愿意亲自运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中转移至另一人手中。这样说来，贷出取息的资本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转让，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转让的一大部分的年产品，其条件是借款人在借款期内每年要转让给贷款人一小部分年产品作为回报，这就称为利息。虽然货币在这中间起到了转让证书的作用，但它本身却和它所转让的东西不同，实际转让的是年产品而非货币。
2、决定利息高低的因素
利息的高低实际上是由一种传导机制所决定的。
- 第一，所谓的货币权益会随着由土地和劳动创造的年产品中被预订作为贷出取息的资产的那一部分的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用于贷出取息的资本会随着一般资本的增长而增长。
- 第二，当人们更愿意把资本拿来贷出取息而非亲自使用时，说明使用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一定是下降的。由于资本在这时很难找到其他的可用于牟利的用途，社会上来源不同的资本之间就会产生激烈竞争，要想在竞争中击败对手，就必须开出更优惠的条件。
- 第三， 就像商人低价促销的战略一样，资本持有者只有降低手中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息”，才能把其他具有同样用途的资本挤出市场。可见，决定利息的因素实际上是整个社会贷出取息的资本数量。
0x3：利息的本质是年产品转让时的一种回报
斯密认为，贷出取息的资本实质是贷款人转让的年产品使用权，而利息的实质就是借款人在借款期内回报给贷款人的一小部分产品。
0x4：资本利润与利率
与同时期的其他伟大学者相比，亚当·斯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导致利率变化的主因是资本利润，而非金银数量。
- 第一，斯密认为金银供给数量的增加只会使等量金银所能购买的商品减少，但金银价值的降低却完全不可能有促进利率下降的作用。凡是使资本价值下降的原因，也必然是使利息价值下降的原因。如果100磅的价值减少到只相当于原来的50镑，那么相应的10镑的价值也只有过去的5镑。利率不变，资本价值与利率价值的比率必然不变，而只有当利率改变后，二者价值的比率才会有相应改变。
- 第二，白银数量增加而流通的商品数量不变只会使商品的名义价值降低，其实际价值是不变的。这是因为，货币在流通中所起的是一种转让证书的作用。银币增加只会使单位数量的商品所交换到的白银更多，但实际上所有银币所能支配的劳动数量、维持和雇佣的劳动人数也和原来一样多，这样虽然转让等量资本所需的银币更多，但一国的资本总量是不变的。因此，银币的增多就相当于转让证书变得更加冗长，其实质内容并未有丝毫改变。
- 第三，为进一步说明货币数量增加不是利率下降的因素，斯密还研究了相反的情况。假使一国的金银数量不变，而流通中的商品数量是增加的，此时货币的价值就会得到提升，即同等数量的货币可以支配更多的资本。这样，一国的资本虽然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却增加了。此时，名义上的劳动工资是不变的，而实际工资却可能会比原来高得多， 这造成资本利润在实际上和名义上都下降，利率也就随之下降。可见，无论金银增加与否，决定利率高低的都只是资本利润，而非金银数量。
笔者思考：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商品交换权利，它与商品价值是等比例放大的。不管一国的货币增加多少，如果同样一笔贷出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也能等比例放大，那么用于贷出的货币的价值就是不变的，利率也即不变。但是，如果贷出的货币不能得到等比例的商品收益，那么即贷出货币的收益率下降了，利率自然也会下降了，因为贷出货币不值钱了。
8、经济调节器 -- 利率政策
斯密首先探讨了国家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情况。一国采取这一政策的初衷常常是防止资本所有者“不劳而获”，或是禁绝高利贷行为，但实际上这种政策很难达到政府预想的效果。利用货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一些东西，因此，为了使用货币就必须付出一些相应的东西。在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政策之下，由于政府会对收取利息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债务人不仅要为使用货币支付代价，还要为债权人的潜在风险提供补偿，这样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罪恶。这就类似于国家规定了最低工资，本意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结果却导致了更多低水平工人的失业，工厂因为最低工资的缘故，不得不减少招聘，并提高招工的技术标准。
在设定法定利率的情况下，又分两种情况：
- 第一，法定利率被固定在市场最低利率以下。这时就会出现与禁止收取利息相同的结果，债权人在利息低于货币价值时不会贷出，而债务人必须为债权人所承担的处罚风险支付补偿费。
- 第二，法定利率与市场最低利率相等。此时不能提供可靠担保的人便会因无法从遵纪守法的借款人那里获得贷款，而转向高利贷者求助。因此，法定利率水平应当略高于货币的最低市场价格，或者说略高于具有最可靠担保条件的借款人所收取的货币使用补偿费。
一般市场利率还会影响土地的一般市场价格。资本所有者会计算是把资本用于购置土地还是贷出取息才能带给自己更多的好处。相对于高风险的借贷行为，购置土地的安全性更高，这使得资本所有者宁愿从土地中取得较小收益，也不愿将资本贷出取息获得更大收入。这时只有利息可以补偿两种收入之间的差额，利息越高，更多的资本就会用来贷出取息，土地的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利率越低，土地的价格就会越高。
0x1：政府干预利率的结果
1、没有国家干预时的利率状况
2、国家干预利率时的状况
9、资本的综述性说明 -- 资本的运用
手握资本，意味着你掌握着部分年产品的完全支配权，然而怎样才能用这部分年产品维持尽可能多的生产性劳动，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就要看资本是如何运用的了。
关于资本的使用方法，亚当·斯密将其归为4类：
- 第一，将资本用来购买每年使用和消费的天然产物。这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从事土地、矿藏及渔业改良和开发的人的资本。
- 第二，将资本用于制造和准备这些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此种方法使用的是所有制造商的资本。
- 第三，将天然产物和制成品从丰富的地区运至贫乏的地区，这使用的是所有批发商的资本。
- 第四，将天然产物和制成品分成小部分，便于满足想要得到的人的随时需求。这使用的是所有零售商的资本。
这4种资本使用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整个社会的一般福利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4种使用方法之间还存在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
- 第一，除非资本的投入使天然产物达到一定的丰富程度，否则任何制造业和商业都不能存在；
- 第二，除非有资本被用以制造和加工天然产物，并将制成品直接用以使用和消费，否则会因为不存在对天然产物的需求，而使其不可能被开采和生产出来；
- 第三，除非使用资本将天然产物或制成品从丰富的地区运至贫乏的地区，否则不可能在满足当地需求之外生产更多的产品，不同地区的福利也无从增加；
- 第四，试想如果不存在屠夫，想吃肉时，你就不得不买入整只羊，同样的，除非将一部分的天然产物或制成品分成很多小部分，以适应想要得到它们的人的随时需求，否则每个人便不得不大批购进所需物品。
斯密对零售业的论述格外详细，其中还首次谈到了竞争之利和垄断之弊。他认为数量众多的零售商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虽然有时这种竞争会造成部分商人破产，但却会使消费者从竞争中“渔翁得利”，进而提高公众福利。但假如全部商业掌握在一两个人手中，就会出现贱买贵卖，从而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
10、资本运用与财富增进
初始资本数量相同的几个人，在经过若干年的经营之后，有些可能已是家财万贯，而有的则或许会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虽然所有资本都只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然而等量资本所能维持和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却随资本用途的差异而大有不同，等量资本对所属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值的增加比例也完全不同。
- 首先来看零售商的资本。这部分资本补偿了他的上级批发商的资本及利润，使批发商得以继续营业。同时，零售商的利润则包含了零售资本给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品带来的全部增加值。
- 批发商的资本补偿了向其提供天然产物和制成品的农民及制造商的资本，使他们得以继续经营各自的产业。这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价值增量除包含了批发商的利润外，还有维持运输业者生产性劳动的工资，因而较之于零售商资本，所起的作用要大些。
- 制造商的资本一部分被用作固定资本，用以补偿工匠的资本及利润。一部分流动资本被用来购买原料，补偿农民和采矿人的资本及利润，但大部分流动资本总是会被分配给雇佣工人。因此与批发商的等量资本相比，制造商的资本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要大得多，在社会土地和劳动年产品上所增加的价值也大得多。
- 农民的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是最大的。在农业中，大自然和人类一起参与劳动，然而它却不收取报酬，但生产出的产品却和工人所制造的任何产品一样有价值。农业资本带来的价值增加不仅包含农业工人的工资、农民的利润，还经常包含了地主的地租这样一笔非常可观的价值。在农业中使用的资本不仅比在制造业中使用等量资本能推动更大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能在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上增加更大的价值。
综上所述，就资本运用途径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进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而言，农业优于制造业，制造业优于批发业，批发业又优于零售业。
11、国家层面的资本运用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即一国的富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产业结构紧密相关，而产业结构的形成又取决于要素的流向，尤其是资本的流向。在被誉为“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 中，亚当·斯密是借助于对国家层面的资本运用分析，来探寻一国的富 强之路的。
- 第一，农业和零售业中使用的资本几乎都会局限于某一固定地点，从而总是留在本国之内；制造商的资本会留在工厂所在地，但这可能会是在本国，也可能是在国外，当然如果留在国内，它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会比较大；批发商的资本稍微复杂些，批发商可能是本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其雇佣的运输业者也是如此，然而不论怎样，它都可以起到支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增加本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值的作用。
- 第二，国家可能会像个人一样，存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一个国家可能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同时改良和耕种它所有的土地，制造和准备它所有的天然产物以供直接使用和消费，或是把天然产物或制造品的剩余部分运往遥远的市场。此时，该国就不得不面对怎样调度有限的资本才能产生最大收益的问题。在斯密看来，将资本中的大部分投入农业，所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将会是比较大的，其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最大。将资本投入制造业也会有很高的收益，而投入出口商业的资本是三者中效果最小的。
- 第三，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到3种用途之上，说明该国的富裕程度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地涉足所有领域是不明智的，这也将不利于一国的资本积累，反之，假如能够优先将资本投入收益最高的产业，便产生最大的节余并渐渐积累起充足的资本。美洲殖民地的迅速发展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在那里，几乎所有的资本都被用来从事农业生产，只在家庭内部保留着分散的、粗糙的家庭制造业，其大部分出口贸易和沿海贸易都是由宗主国的商人把持。
12、商品流转的原动力 -- 贸易中的资本运作
在繁复多变的贸易行为背后是资本的往来流转，由于存在资本回收速度的差异，不同贸易方式对一国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大不相同。
西西里的时髦人物穿着其他国家制造的丝绸，其原料却是自己国家生产的；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英国加工，随后又有一部分呢绒送回了西班牙；里昂制成品的原料产地与这些产品的消费地也可能相隔万里……造就这种奇妙景象的原动力，正是贸易及其背后的资本运作。
- 第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贸易就是批发业，专指大批购入以供再大批售出的商业，它可以被分为3种：
- 一是国内贸易，指的是在一国某一地区购入货物并在该国另一地区售出；
- 二是对外消费贸易，指购买外国消费品供本国消费；
- 三是运输贸易，就是把一国的剩余产品运往他国。
- 第二，不同种类的贸易对一国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不尽相同。国内贸易的每次运作都可以补偿本国在农业和制造业中运用的两个资本；对外消费贸易的运作也补偿了两个资本，即将货物运至消费国所耗费的资本，以及从消费国运送货物至本国的资本。这其中，只有一半补偿了本国资本。
- 第三，不同贸易方式的资本回收速度也有很大差异。国内贸易的资本回收周期一般只有一年，有些情况下国内贸易的资本回收甚至能够达到一年3～4次，而对外消费贸易的资本回收周期则要长达2～3年。这样一来，国内贸易中使用的资本已经运行了12次，而对外消费贸易中的资本只能运作1次，这意味着国内贸易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可能是对外消费贸易的24倍（考虑到了来回的运输）。
- 第四，作为一个思维缜密的学者，斯密注意到了一个特例，即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不是用本国产品而是用第三国商品去购买的。 例如，弗吉尼亚的烟草不是用英国的烟草购得的，而是由英国制造品购入的牙买加食糖和甜酒购买的。在这种迂回的对外贸易中，商人不得不等待3次外贸资本的回收，商人也需要用三四倍的资本来维持这种贸易，与用于同一种直接贸易的等量资本相比，对国家生产性劳动给予的鼓励和支持也要小得多。
13、贸易政策 -- 经济自由主义的真谛
对外贸易和运输贸易的发展是一国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违反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政策促成的。
任何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可能会由于过分强调此种政策所带来的某一方面的好处，而人为阻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事实上，放任资源自然地自行流动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一国在贸易中的资本配置便是如此。
- 第一，海上运输业的发展水平在斯密著述《国富论》的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一国的国防和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员和船只的数量，因此很多国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运输贸易和对外消费品贸易的偏爱。在斯密看来这种偏爱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因为，发展对外贸易和运输贸易并不是增加海员数及船只数的唯一途径， 一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还是要依赖于该国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数量以及生产的年产品的多寡。
- 第二，把宝贵的资本用来维持国内贸易可能会比从事对外消费品贸易或是运输贸易对一国的生产性劳动的鼓励和支持作用大得多，所增加的该国年产值也更多，而每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必定总是和它的年产值以及包含支付全部税收的基金成比例的。因此，国家不应过分偏爱或特别鼓励对外贸易和运输贸易，也不应强迫或利诱资本的较大份额进入这两种贸易渠道，而应当任其自然地自行流入。
- 第三，如果这3种贸易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受到约束和强制，是顺应趋势自然发展起来的，那么它们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当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超过本国的需求时，就会产生剩余部分，生产者为补偿其资本，必然会将这部分剩余送往国外，而一国的剩余产品多了，自然就会促进该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另外，用本国剩余产品交换得来的外国产品也超过了国内需求时，就会催生转口贸易。这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发达的运输贸易是一国巨大国民财富的自然结果和象征，而非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更不是人为的、刻意的、违反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政策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