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软件业：中印谁领风骚
主嘉宾
曹远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吴克忠——中国软件业协会副秘书长、软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副嘉宾
裘昌淼——深圳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饶陆华——深圳市科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场观众
深圳众多软件企业的代表
印度软件工程师
海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LG冠名播出的深圳卫视《对话改革》，今天是2007年的最后一期。最近几年，国际上涌起了一股中印的比较热，时人称之为“龙象之争”，而在这其中软件业的比较尤其引人关注。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将以此展开。首先为各位介绍我们的场上嘉宾，这位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中银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欢迎您。这位是中国软件业协会副秘书长、软件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吴克忠先生，欢迎您。
此外，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还会连线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关于中印软件业的比较，密特拉先生将会有怎样的见解呢，我们一会连线他。
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曹博士开宗明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进行一个中印软件业的比较。
曹远征：我们知道，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也是历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么一个转变，那么再向一个后现代化的转变。从产业构造上看，是农业、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那么软件是在服务业中间占有很重要一个比例，因此，两国都在竞争这个高端领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中印两国软件业来进行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
海东：今年4月份，我们参加博鳌论坛的年会。比尔·盖茨在台上讲了一句话，他说下一个比尔·盖茨将会是在亚洲出现。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就在台下，我们当时就不约而同地嘀咕了一句话，说：“那么会是在中国出现，还是会在印度出现”？我想一开始问一下曹先生，您觉得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曹远征：现在正在竞争状态中，鹿死谁手尚且未知，但是，这恰恰是验证了这个主题的重要性。
吴教授：我觉得可能中国的比尔·盖茨会先出来。
海东：美国有个著名的记者叫弗里德曼，他就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世界是平的》，它里面有个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纽约的会计师可以怎么工作呢，是在海边的海滩上一边晒着阳光，喝着咖啡，然后一边通过手提电脑给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发出指令，让他们来为自己工作。这一幕应该说，什么让美国人的工作会变得如此轻松，就是因为目前印度软件业的一种强大的优势，他们的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工作强度是美国同行的两倍，但是他们的薪水只有美国同行的五分之一，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是印度软件业最大的优势。
曹远征：这么说吧，你提这点我觉得有三点评论：
第一，《世界是平的》，讲的是计算机技术的使用，网络作为一个新技术的知识平台，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称之为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所有的产业不再是整体在一个国家或者在某一地区运行，它会把某一块拆出来，我们通常叫“外包”了，那么其中外包中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软件可以被外包了。
第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在外包服务中间，就你的问题，是中国的外包更好一点，还是印度的外包更好一点，这是一个竞争关系。
吴教授：《世界是平的》给我们一个说法，就是说它是给我们很大的机遇、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真正可以做到跟发达国家平等竞争。
印度近十年来，软件外包做得比较好，十年翻了十倍，在1997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70个亿美元外包，现在大概是700个亿。
外包有不同的层次，印度发展层次是什么呢？譬如美国有好多编程，系统都做好了，我的设计都做好了，下面要做编程了，你可以在印度来编程，这些工作可以让你们来做。印度的外包大部分是属于这种外包。印度做得好，主要是人员多，规模做得大，它基本上一个软件公司可以有上千的人，甚至于上万的人都有。
海东：在这里我要向各位来介绍一座城市，那就是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什么要聊到它呢，因为这个城市目前号称是全球的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它现在是有4500家科技企业，被认为是印度的“硅谷”，关于这个城市，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短片解说词：
班加罗尔位于印度南部，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在距离市中心40分钟车程的近郊，有一座电子城。这里环境优美，绿草如茵，到处是熠熠生辉的玻璃钢建筑物，美国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象微软、惠普等在这儿都有自己的办公楼，各个办公楼的安全检查都十分严格，门口装有摄像头。世界500强有400多家在这儿有分支机构，这里到处弥漫着跨国公司的味道。
在这儿，很多印度软件工程师都取了美国名字，操着一口带有浓郁美国口音的英语，在很多软件实验室看到的都是美国的技术。在各式各样的办公楼中，有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正在为欧美公司编写特定的软件程序，另外一些可能在运作后台支持系统。这里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大洋彼岸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的神经，有人形容说：班加罗尔打个喷嚏，美国就要患上一场感冒。
海东：我听说林彬生先生经常去班加罗尔，您是去那做什么？旅游吗？
林彬生：我以前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是主管惠普在中国的软件研发中心，那么我们有个姐妹中心是在印度，当然比我们中国的大很多，应该有将近一万个人吧，他们所在的地点就在班加罗尔，所以我经常到那边和他们做些交流。
海东：深圳应该说是中国软件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最好的软件业的城市，那么您去了这两个地方以后，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地做一个比较，就您的所见所闻。
林彬生：班加罗尔并不是非常现代化，不像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在班加罗尔的外面，有个新城区，叫做电子城，就是印度几家最大的软件企业在那边落户。那个地方造起来的房子非常漂亮，非常现代化，玻璃房，绿化各方面非常好，但是老城区还是停留在三、四十年代那种样子，没有多大的变化。
如果从整个城市环境来讲，另外有个特点，就是印度人都非常客气，非常好客，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海东：林先生为我们描述了印度的硅谷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是微软的全球副总裁李开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国和美国的软件业的差距有多大呢？他说三个月。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无论在网上挂出什么样的新的电脑游戏，清华大学的学生用三个月就可以完全搞清楚怎么回事，还有所发展。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如果我们全面整体来看，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业比较的话，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差距是多少？几个月、或者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
曹远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我想，中国跟印度软件业有些差异，其实，发展路径好像不完全一致。印度更多是外包的，而且外包还是比较低层次，更多是写程序，编程，对方有什么需求我就按什么写。中国还有点自主研发的性质，所以得出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从直观来看，印度的外包要大于中国的外包，但是中国可能在研发上的能力，至少和印度不相上下。
吴克忠：中国软件业协会副秘书长、软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的软件企业，一直是在自力更生，自主产权，印度的发展方向和我们不太完全一样。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信息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在信息化的基础建设方面，我们比印度要好得多，要走在前面。在计算机制造业方面，我们比它要强得多，总的说来，自力更生的强度、IT开发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认为他们不如我们。
但是他们走出了独到的一条路子就是外包——软件外包，这方面，他们做得是很不错的，譬如像美国，它基本上是印度来做外包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美国它的软件业，它的开发97%是自己开发的，它是利用印度的外包，也就是说你的编程，我什么都做好了，你来做软件的劳动力。我们的外包收入，比起印度来还是比较差。
另外也有一个差距，我们在软件的规范上、软件的管理上，我们的规范性可能比印度的软件公司要差一些，有些我们比较随便，规范也不是很严格。没有跟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软件在质量方面就比较差一些，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改进。
另外就是在软件人才的培养上还有些差别，我们中国的人才培养大部分是靠学校，现在大学培养出来的软件人员，他不一定马上就能上手，马上就能做，而在印度有很多专门的培训班，它的培训班相当多，班加罗尔附近就有一千多个培训中心，各种小的认证中心，你去学习以后，他就能做具体的工作。
曹远征：吴教授，能不能这么说，中印两国的的软件业比较，印度的国际化程度更强一点，中国的大概自主创新的能力稍强一些。
吴教授：对，要强一些，这个曹老师说得还是很正确，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裘昌淼（深圳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从整体上来比较与印度的软件产业，不能光比较软件外包。我给两个数据。一个从软件产业的规模来讲，中国要大于印度，我们占整个世界份额的5.9%，印度是3.8%。
它们外包确实比我们强，它们的外包额度大概是我们的10倍，但是美国他们占的份额很大，日本基本是中国的，因为这个是跟语言、文化背景都有关系。为什么印度它在欧美的外包好呢？一个是英语国家；第二个是英国人统治了两百多年，文化上面跟他们比较靠近。但是印度的软件发展模式，不是我们中国要做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来讲，可能还是要走跟中国制造业结合的道路。
海东：
好，刚刚现场的嘉宾就中国和印度软件业的比较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现在来连线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密特拉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知道印度的软件外包在全世界是受到瞩目的，在你看来中国和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有什么不同？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印度的发展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源于印度民族的几个特有的能力和特点。
首先是印度的多文化主义，一心多用的能力，同时做5件事情。我的太太能够讲很多种语言比我说的还多。
其次印度人有着很多的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他们可以跳出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换一个角度想问题，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另外一个是印度的数学很好，印度人的数学都训练有素。
所以数学、创新开放的思想、多文化、同时做多事、还有英语语言的能力这几个方面合在一起，构成了印度独有的特点。
所以如果中国要追上印度，必须发展这种多文化主义，跳出框框来想问题。另外如果注意英语能力的推广，那么就所向披靡了。因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客户国家在欧美，都是用英语的，特别是美国。
最后，印度完完全全与中国做法不同，没有限额，不用进行执照申请，也不进行监控，印度政府仅仅参与了软件的税收而已。
王海东：好，谢谢密特拉先生，我们一会再和你连线。
海东：林彬生先生是来自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那么大展公司，也是我们国家在软件外包方面最重要的公司之一，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短片解说词：
大展集团目前是中国软件外包业的三大巨头之一。大展公司面向全球外包市场，公司定位是以中国为研发基地，国外客户为发展目标。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大展这几年不断地跑马圈地，通过多轮并购，目前已初具规模，员工已达数千人，在德国、日本、加拿大均有分支机构。
大展公司认为，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印度企业分庭抗礼，做大做强是必然选择。
海东：我想请教林彬生先生，因为您在惠普，包括对于中国和印度这种软件的企业有所接触，从刚才吴先生所说的企业内部的规范管理，包括对软件的质量监控认证，印度比我们做得好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用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讲一下。
林彬生：所谓说国际化的问题，或者说是国际标准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从整个技术，或者说从整个我们叫做行业知识来讲，中国应该是领先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全世界网点非常多，所有的软件都是我们国家自己做的，如果不符合国际规范的话，这么大的金融流动量是不可能流出去的。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规范，没有对这个行业非常深入的理解，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印度的公司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公司反而能够做得到。我们能够搞出来这些国际标准，甚至说超国际标准，这个东西反而是印度很难做得到。比如说，我们的银行行长在美洲银行讲话说，我有4亿个用户，那人家一听就吓一跳。美洲银行人家说，我也就一千来万个用户而已，你这个交易量的软件，我们做不了。
海东：那么我想在这儿，您是强调了中国的软件企业的长处所在，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您觉得中国软件企业不如印度软件企业的地方在哪里？
林彬生：
现在印度公司七、八万人，它都做什么呢？可能这个部门五千个人，就是替美国一家大公司做每天的应用服务、IT服务，美国那边的人已经都裁光了，那个办公大楼也已经被别人占用了，员工都在印度了，整个就搬过去了，东西什么都没有搬，就是整个服务从美国搬到印度。在过去的3年，印度这一方面突飞猛进得非常地厉害，现在印度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中国，印度四大公司的竞争对手，就是IBM、HB和EDS。单就软件外包竞争的话，这一方面，我们和印度的距离就差得非常的大，目前很难赶得上。
海东：刚才林先生在最后提出了一个很要命的观点，您觉得其实在软件外包这一块的话，中国是没有办法赶上印度，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没有办法我们为什么还在做，对吗？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提得非常好。
如果中国要和印度竞争的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软件公司的规模。我希望看到在未来三年到五年之间，中国也可以出现四家公司，每家达到两万多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枪对枪，马对马，我们可以打一下子了。通过这种整合，我们达到一个规模，然后呢，我们跑到美国的某家银行说，我来跟你谈以前EDS和IBM给你做的同样的事情，把你们的银行系统外包到中国来，我来给你跟踪服务，到那个时候我才有这样的底气来说话。
曹远征：我听了很受启发，我有三点感想：
第一点整个全球呈现一个新的分工格局，大的机构把它整块的系统全部外包出去，这时候小的公司就接不住这个订单。
第二个，在全球分工格局下，外包跟离岸尽管有区别，但开始有融合的趋势。
第三个，怎么样来壮大中国的软件业，那么这个路子只能是靠整合了，通过收购兼并，然后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然后你才能在国际上竞争大的客户。
吴教授：现在的软件是逐步走向服务。所以有的人就提出“软件就是服务”。微软准备不卖软件了，它怎么办呢？它就通过下面的代理商，你跟哪个单位应用的，你去给它开发，你给他应用，然后你就给微软每个月交多少钱，或者每年交多少钱，将来软件要走向服务，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外包随着不断地发展，它的内涵要逐步改变，不能一成不变。
海东：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来自科陆电子的饶陆华先生，我知道您的公司，主要是从事电子方面，但是在软件这块，您是自己养的一支研发队伍，您没有打算把它外包出去。您为什么会这么做？
深圳市科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饶路华：
从我们企业来说，有企业的一个市场定位和战略定位。我们主要是从事嵌入式软件，嵌入式软件通过硬件的结合，让这个硬件更丰富，功能更强大，更有竞争能力。我们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软件，通过整体的解决方案，变成到系统的软件这样一个发展。我们很多软件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这样来说的话，我们把核心竞争能力掌握了，否则的话，我们就失去核心竞争能力了。因为我们同林总的公司有一点区别，实际还是一个企业发展战略和定位方面的问题。
海东：那么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业的比较，我们也了解下媒体和网民的观点。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由于中国积极发展软件产业，加上劳工成本比印度低廉，所以开发软件程序的成本约可便宜20％。预计将在5～10年的时间内挤下印度，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大国。
人民网网友“龙的传人”：
赞美印度的人都会对印度的软件业津津乐道，似乎“一俊遮百丑”，但这些人想过没有，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再好的软件也是百无一用。
搜狐网网友“南阳卧龙”：
印度软件业的成就举世瞩目，仅仅花了10年时间，印度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后面，成为世界软件大国。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作为他们的邻居，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而要居安思危。
海东：我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美国有一家公司，它要招聘软件业工程师，结果是有十个中国人来应聘，有十个印度人来应聘，结果出了题目以后，十个中国人是给出了十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十个印度人是给出了完全一致的解决方案。我想问一下林先生，如果您是招考官的话，您会怎么来安排，怎么来选择？
林先生：那就要看看我们招的是什么样的职位。如果我们招的是项目经理，或者高级设计师的话，我会招中国人，如果招很多日常开发，做维护、做服务，我会大批地招印度人。
海东：这就意味着中印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林先生：特点不一样，也有好处，也有不好。比如说我开一个工程师会，布置一些事情下去，布置完了以后，如果说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应该说如果这个团队里边有一两个中国人，不管咱们大陆、台湾，还没等我问有没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已经先有话要说了，他要跟你来讨论一番，好像他的看法更加高明一点。中国人叫什么，喜欢表现自己，大概是这样子。印度的工程师，他开会是从来不说话的，最后你问他：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没问题。这样的人，我们有时候感觉还特别好领导，因为很繁重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他们及时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无懈可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最近这几年，印度的外包会这么强，跟人的特点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海东：节目进行到这里，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今天现场其实来了两位印度的软件工程师，我想来请教一下，两位现在是在哪里工作？
翻译：两位工程师来自中兴通讯。
海东：来自中兴通讯。那么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两位怎么会想到到中兴通讯来工作呢？
印度朋友1：我选择中国，选择中兴通讯的原因，就是说，我希望得到国际化的一个工作背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国家，两个国家在很多领域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完成在中兴通讯的工作以后，还是希望回到印度。
印度朋友2：各位朋友好，我来自中兴通讯，我想就两国的软件工程师，做一个对比。首先在教育体制上，中国和印度有区别，印度是从孩子们开始抓起，印度从小学到大学，都投入巨资，引进国际一流的IT教育。基于刚才所说的这种教育体制的不一致，印度有160万专业的软件高级人才，而中国是50万高级的专业软件人才。中国需要在软件编程项目管理培训、以及工商管理和谈判技巧等方面加强，以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姿态面对世界。
海东：曹先生听完刚才这样一个稍微艰难一点的对话以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曹远征：我想刚刚其实林先生说得很对，如果从大体上来说，可能是中国的工程师创造思维更多一点，那么可能印度的工程师，规范性的操作可能更强一点，那么作为一个好的企业来说，因为这两方面都应该具备，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好的企业。所以从这意义上讲，我觉得是各有所长，那么应该是互补，是有互补性的，因此合作更为重要。
海东：那么接下来，我仍然想请教林彬生先生。您目前是在领导着一家重要的软件外包企业，您刚才也说过了，您现在已经和印度同行成了一种竞争对手。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说几个竞争的例子，这里面您可以聊一聊您胜利的例子，也可以聊一聊败走麦城的例子，好不好？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其实，真正跟印度企业竞争的机会并不多。日本完全是中国的市场，不用说。那么美国的公司在长期外包给印度以后，它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寻求一个第三方，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东欧，它不想把它的所有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头。我在最近这五年当中，我做五到六年的欧美软件外包的情况下，我没有真正地在美国，在北美碰到印度企业直接竞争，大家去竞同一个标，谁输谁赢，没有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跟印度很大的区别，印度没有市场换的，它拿劳力换市场，我们拿市场换市场。
海东：印度目前有很多重要的软件巨头开始进军中国，特别明显的例子，应该就是去年的2月份，当时是印度的第四大软件生产企业，叫做萨迪扬，在南京启动了一个全球交付园区，这个交付园区差不多有2500个席位，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林先生，如果他们进军到中国，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以后，可能会对您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主要是人才竞争的影响，因为做软件服务外包，主要是靠人。水涨船高，有这么大的就业机会，那么我们的大学就要多招生，要多培养IT人才。那么同时，印度公司也把它们非常好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带到中国来，也是间接地培养了中国的人才。
我目前的看法觉得应该是好处大于坏处。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要抢这几个人，可以“猎头”这个样子，总体说大家能够把中国大批的软件人才培养出来，那么我们中国的公司才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汪书福（深圳市脉山龙信息技术公司总裁）：我觉得印度跟中国的竞争，并不是非常大的竞争对手，而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欧美的这些公司，比如说IBM、EDS或者惠普这一类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特别是做IT行业这类的企业家来讲，更应该关注自己的战略、自己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一方面去加以研究，去好好磨练自己的话，将来的竞争市场，中国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谢谢。
王海东：
我们再次连线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
我们知道印度很多外包企业的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中国这方面的企业规模非常小，我们的一位嘉宾认为中国的外包企业只有通过兼并收购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规模，这样在未来的机会就会多一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
这种想法很好，但是必须有自己特有的竞争力。在兼并联合的过程中,是一种互相共享竞争力的过程。你能给对方什么特有的特长利益，和对方能给你什么特有的特长利益。
创立一个公司很简单，中国有钱，可以进行投资建公司，但是运营一个公司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国外很多行业投资了很多的公司。中国人带了很多的消费品进来印度给我们，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并不是发展得很好，因为竞争太激烈。
所以有很多东西必须改变，中国人在印度做生意，必须用印度的生意模式。中国人如何能够跳出自己做生意的模式呢? 如果你能够进行本土化的管理经营你的生意,那么你就可以很快地发展和成功。如果你不能够进行这种跳出中国固有的生意模式的话，那么在印度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即使你是很大的公司。
王海东：
好，谢谢密特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海东：我还想问一下后面那位小姐，就问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家印度的大软件企业在中国的公司要挖您过去的话，您会不会考虑选择过去。
女：我觉得我更希望在中国的公司工作，为中国的公司发展出一份力。
海东：面对印度的软件业竞争，我们看到，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才的竞争，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结果，两位怎么看？
曹远征：印度的企业到中国来发展，大概是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说，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么在这儿投资，进入这个市场更为便利，所以它在这儿投资。
第二，中国软件业的人才也是众多的，那么也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它用到中国的人才，它既然可以占到中国的市场，同时它也可以发展美国或其他海外的市场。那么它是相辅相成的，基于两种考虑，才进入中国。
海东：裘先生目前应该算是深圳软件业的大管家之一，而深圳恰恰在软件业这块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您觉得对于中国模式，深圳在这一块能够提供些什么样的经验。
裘昌淼（深圳软件业协会副会长）：我把深圳软件业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去年，我们软件企业的销售收入是1189亿，在全国大中城市占第一位，那个里头又分出两部分，一个是软件收入753亿，比北京少一点，占第二位。
我们软件出口很大，29.1亿美金，差不多是全国的一半，我们这个出口两部分组成，主要是跟产品结合起来出口，软件外包这块，大概在1.6亿美金。
深圳软件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从2004年开始已经超过12%。有一个定义，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某一个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如果达到10%，就算是支柱产业，还有从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佐证，2005年深圳软件产业增值税的贡献率达到15%，已经很高了。从这两个具体数字来讲，一个软件产业能成为一个支柱产业，可能国内绝无仅有的，国际上也很少的。
还有一个，深圳的软件产业研发投入很大，是深圳自主创新的一个领头羊。一个产业的研发投入，占全市研发投入的70%。2005年，软件产业的研发投入109亿。我们软件产业提供本土自主创新产品占整个深圳市本土自主创新产品的70%。
曹远征：深圳模式是很独特的模式，可能也符合着某种发展的趋势，但它可能不完全具有代表性，我觉得中国是个大国，它可能各种模式都会在发展。当然，可能至少说制造业的发展，会带来嵌入式软件的发展，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毕竟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变化，还需要有更多的专门的软件企业提供外包服务，那么它是个齐头并进的过程，所以才出现了北京模式、深圳模式之别。北京可能是以外包服务为主，深圳可能是以制造为主的?/
主嘉宾
曹远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吴克忠——中国软件业协会副秘书长、软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副嘉宾
裘昌淼——深圳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饶陆华——深圳市科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场观众
深圳众多软件企业的代表
印度软件工程师
海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LG冠名播出的深圳卫视《对话改革》，今天是2007年的最后一期。最近几年，国际上涌起了一股中印的比较热，时人称之为“龙象之争”，而在这其中软件业的比较尤其引人关注。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将以此展开。首先为各位介绍我们的场上嘉宾，这位是我们的嘉宾主持、中银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欢迎您。这位是中国软件业协会副秘书长、软件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吴克忠先生，欢迎您。
此外，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还会连线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关于中印软件业的比较，密特拉先生将会有怎样的见解呢，我们一会连线他。
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曹博士开宗明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进行一个中印软件业的比较。
曹远征：我们知道，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口众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也是历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么一个转变，那么再向一个后现代化的转变。从产业构造上看，是农业、制造业，然后是服务业，那么软件是在服务业中间占有很重要一个比例，因此，两国都在竞争这个高端领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中印两国软件业来进行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
海东：今年4月份，我们参加博鳌论坛的年会。比尔·盖茨在台上讲了一句话，他说下一个比尔·盖茨将会是在亚洲出现。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就在台下，我们当时就不约而同地嘀咕了一句话，说：“那么会是在中国出现，还是会在印度出现”？我想一开始问一下曹先生，您觉得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更大？
曹远征：现在正在竞争状态中，鹿死谁手尚且未知，但是，这恰恰是验证了这个主题的重要性。
吴教授：我觉得可能中国的比尔·盖茨会先出来。
海东：美国有个著名的记者叫弗里德曼，他就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世界是平的》，它里面有个非常形象的描述，他说纽约的会计师可以怎么工作呢，是在海边的海滩上一边晒着阳光，喝着咖啡，然后一边通过手提电脑给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发出指令，让他们来为自己工作。这一幕应该说，什么让美国人的工作会变得如此轻松，就是因为目前印度软件业的一种强大的优势，他们的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工作强度是美国同行的两倍，但是他们的薪水只有美国同行的五分之一，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就是印度软件业最大的优势。
曹远征：这么说吧，你提这点我觉得有三点评论：
第一，《世界是平的》，讲的是计算机技术的使用，网络作为一个新技术的知识平台，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称之为第三次科技革命。
第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所有的产业不再是整体在一个国家或者在某一地区运行，它会把某一块拆出来，我们通常叫“外包”了，那么其中外包中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软件可以被外包了。
第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在外包服务中间，就你的问题，是中国的外包更好一点，还是印度的外包更好一点，这是一个竞争关系。
吴教授：《世界是平的》给我们一个说法，就是说它是给我们很大的机遇、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很大的挑战，我们真正可以做到跟发达国家平等竞争。
印度近十年来，软件外包做得比较好，十年翻了十倍，在1997年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70个亿美元外包，现在大概是700个亿。
外包有不同的层次，印度发展层次是什么呢？譬如美国有好多编程，系统都做好了，我的设计都做好了，下面要做编程了，你可以在印度来编程，这些工作可以让你们来做。印度的外包大部分是属于这种外包。印度做得好，主要是人员多，规模做得大，它基本上一个软件公司可以有上千的人，甚至于上万的人都有。
海东：在这里我要向各位来介绍一座城市，那就是印度的班加罗尔，为什么要聊到它呢，因为这个城市目前号称是全球的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它现在是有4500家科技企业，被认为是印度的“硅谷”，关于这个城市，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短片解说词：
班加罗尔位于印度南部，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在距离市中心40分钟车程的近郊，有一座电子城。这里环境优美，绿草如茵，到处是熠熠生辉的玻璃钢建筑物，美国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象微软、惠普等在这儿都有自己的办公楼，各个办公楼的安全检查都十分严格，门口装有摄像头。世界500强有400多家在这儿有分支机构，这里到处弥漫着跨国公司的味道。
在这儿，很多印度软件工程师都取了美国名字，操着一口带有浓郁美国口音的英语，在很多软件实验室看到的都是美国的技术。在各式各样的办公楼中，有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正在为欧美公司编写特定的软件程序，另外一些可能在运作后台支持系统。这里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大洋彼岸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的神经，有人形容说：班加罗尔打个喷嚏，美国就要患上一场感冒。
海东：我听说林彬生先生经常去班加罗尔，您是去那做什么？旅游吗？
林彬生：我以前在惠普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是主管惠普在中国的软件研发中心，那么我们有个姐妹中心是在印度，当然比我们中国的大很多，应该有将近一万个人吧，他们所在的地点就在班加罗尔，所以我经常到那边和他们做些交流。
海东：深圳应该说是中国软件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班加罗尔是印度最好的软件业的城市，那么您去了这两个地方以后，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地做一个比较，就您的所见所闻。
林彬生：班加罗尔并不是非常现代化，不像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在班加罗尔的外面，有个新城区，叫做电子城，就是印度几家最大的软件企业在那边落户。那个地方造起来的房子非常漂亮，非常现代化，玻璃房，绿化各方面非常好，但是老城区还是停留在三、四十年代那种样子，没有多大的变化。
如果从整个城市环境来讲，另外有个特点，就是印度人都非常客气，非常好客，待人接物非常有礼貌，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海东：林先生为我们描述了印度的硅谷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是微软的全球副总裁李开复，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国和美国的软件业的差距有多大呢？他说三个月。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无论在网上挂出什么样的新的电脑游戏，清华大学的学生用三个月就可以完全搞清楚怎么回事，还有所发展。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如果我们全面整体来看，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业比较的话，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差距是多少？几个月、或者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
曹远征——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我想，中国跟印度软件业有些差异，其实，发展路径好像不完全一致。印度更多是外包的，而且外包还是比较低层次，更多是写程序，编程，对方有什么需求我就按什么写。中国还有点自主研发的性质，所以得出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从直观来看，印度的外包要大于中国的外包，但是中国可能在研发上的能力，至少和印度不相上下。
吴克忠：中国软件业协会副秘书长、软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的软件企业，一直是在自力更生，自主产权，印度的发展方向和我们不太完全一样。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信息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国家在信息化的基础建设方面，我们比印度要好得多，要走在前面。在计算机制造业方面，我们比它要强得多，总的说来，自力更生的强度、IT开发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认为他们不如我们。
但是他们走出了独到的一条路子就是外包——软件外包，这方面，他们做得是很不错的，譬如像美国，它基本上是印度来做外包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美国它的软件业，它的开发97%是自己开发的，它是利用印度的外包，也就是说你的编程，我什么都做好了，你来做软件的劳动力。我们的外包收入，比起印度来还是比较差。
另外也有一个差距，我们在软件的规范上、软件的管理上，我们的规范性可能比印度的软件公司要差一些，有些我们比较随便，规范也不是很严格。没有跟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使我们的软件在质量方面就比较差一些，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改进。
另外就是在软件人才的培养上还有些差别，我们中国的人才培养大部分是靠学校，现在大学培养出来的软件人员，他不一定马上就能上手，马上就能做，而在印度有很多专门的培训班，它的培训班相当多，班加罗尔附近就有一千多个培训中心，各种小的认证中心，你去学习以后，他就能做具体的工作。
曹远征：吴教授，能不能这么说，中印两国的的软件业比较，印度的国际化程度更强一点，中国的大概自主创新的能力稍强一些。
吴教授：对，要强一些，这个曹老师说得还是很正确，应该是这么个情况。
裘昌淼（深圳软件行业协会副会长）：从整体上来比较与印度的软件产业，不能光比较软件外包。我给两个数据。一个从软件产业的规模来讲，中国要大于印度，我们占整个世界份额的5.9%，印度是3.8%。
它们外包确实比我们强，它们的外包额度大概是我们的10倍，但是美国他们占的份额很大，日本基本是中国的，因为这个是跟语言、文化背景都有关系。为什么印度它在欧美的外包好呢？一个是英语国家；第二个是英国人统治了两百多年，文化上面跟他们比较靠近。但是印度的软件发展模式，不是我们中国要做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来讲，可能还是要走跟中国制造业结合的道路。
海东：
好，刚刚现场的嘉宾就中国和印度软件业的比较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现在来连线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来听听他的观点。密特拉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我们知道印度的软件外包在全世界是受到瞩目的，在你看来中国和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有什么不同？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印度的发展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源于印度民族的几个特有的能力和特点。
首先是印度的多文化主义，一心多用的能力，同时做5件事情。我的太太能够讲很多种语言比我说的还多。
其次印度人有着很多的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他们可以跳出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换一个角度想问题，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另外一个是印度的数学很好，印度人的数学都训练有素。
所以数学、创新开放的思想、多文化、同时做多事、还有英语语言的能力这几个方面合在一起，构成了印度独有的特点。
所以如果中国要追上印度，必须发展这种多文化主义，跳出框框来想问题。另外如果注意英语能力的推广，那么就所向披靡了。因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客户国家在欧美，都是用英语的，特别是美国。
最后，印度完完全全与中国做法不同，没有限额，不用进行执照申请，也不进行监控，印度政府仅仅参与了软件的税收而已。
王海东：好，谢谢密特拉先生，我们一会再和你连线。
海东：林彬生先生是来自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那么大展公司，也是我们国家在软件外包方面最重要的公司之一，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短片解说词：
大展集团目前是中国软件外包业的三大巨头之一。大展公司面向全球外包市场，公司定位是以中国为研发基地，国外客户为发展目标。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大展这几年不断地跑马圈地，通过多轮并购，目前已初具规模，员工已达数千人，在德国、日本、加拿大均有分支机构。
大展公司认为，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印度企业分庭抗礼，做大做强是必然选择。
海东：我想请教林彬生先生，因为您在惠普，包括对于中国和印度这种软件的企业有所接触，从刚才吴先生所说的企业内部的规范管理，包括对软件的质量监控认证，印度比我们做得好在什么地方？能不能用具体的例子来给我们讲一下。
林彬生：所谓说国际化的问题，或者说是国际标准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从整个技术，或者说从整个我们叫做行业知识来讲，中国应该是领先的。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全世界网点非常多，所有的软件都是我们国家自己做的，如果不符合国际规范的话，这么大的金融流动量是不可能流出去的。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规范，没有对这个行业非常深入的理解，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印度的公司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公司反而能够做得到。我们能够搞出来这些国际标准，甚至说超国际标准，这个东西反而是印度很难做得到。比如说，我们的银行行长在美洲银行讲话说，我有4亿个用户，那人家一听就吓一跳。美洲银行人家说，我也就一千来万个用户而已，你这个交易量的软件，我们做不了。
海东：那么我想在这儿，您是强调了中国的软件企业的长处所在，那么我想问一下您，您觉得中国软件企业不如印度软件企业的地方在哪里？
林彬生：
现在印度公司七、八万人，它都做什么呢？可能这个部门五千个人，就是替美国一家大公司做每天的应用服务、IT服务，美国那边的人已经都裁光了，那个办公大楼也已经被别人占用了，员工都在印度了，整个就搬过去了，东西什么都没有搬，就是整个服务从美国搬到印度。在过去的3年，印度这一方面突飞猛进得非常地厉害，现在印度的竞争对手并不是中国，印度四大公司的竞争对手，就是IBM、HB和EDS。单就软件外包竞争的话，这一方面，我们和印度的距离就差得非常的大，目前很难赶得上。
海东：刚才林先生在最后提出了一个很要命的观点，您觉得其实在软件外包这一块的话，中国是没有办法赶上印度，因为差距实在太大了。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没有办法我们为什么还在做，对吗？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提得非常好。
如果中国要和印度竞争的话，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软件公司的规模。我希望看到在未来三年到五年之间，中国也可以出现四家公司，每家达到两万多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枪对枪，马对马，我们可以打一下子了。通过这种整合，我们达到一个规模，然后呢，我们跑到美国的某家银行说，我来跟你谈以前EDS和IBM给你做的同样的事情，把你们的银行系统外包到中国来，我来给你跟踪服务，到那个时候我才有这样的底气来说话。
曹远征：我听了很受启发，我有三点感想：
第一点整个全球呈现一个新的分工格局，大的机构把它整块的系统全部外包出去，这时候小的公司就接不住这个订单。
第二个，在全球分工格局下，外包跟离岸尽管有区别，但开始有融合的趋势。
第三个，怎么样来壮大中国的软件业，那么这个路子只能是靠整合了，通过收购兼并，然后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然后你才能在国际上竞争大的客户。
吴教授：现在的软件是逐步走向服务。所以有的人就提出“软件就是服务”。微软准备不卖软件了，它怎么办呢？它就通过下面的代理商，你跟哪个单位应用的，你去给它开发，你给他应用，然后你就给微软每个月交多少钱，或者每年交多少钱，将来软件要走向服务，所以我感觉到，我们这个外包随着不断地发展，它的内涵要逐步改变，不能一成不变。
海东：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来自科陆电子的饶陆华先生，我知道您的公司，主要是从事电子方面，但是在软件这块，您是自己养的一支研发队伍，您没有打算把它外包出去。您为什么会这么做？
深圳市科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饶路华：
从我们企业来说，有企业的一个市场定位和战略定位。我们主要是从事嵌入式软件，嵌入式软件通过硬件的结合，让这个硬件更丰富，功能更强大，更有竞争能力。我们通过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软件，通过整体的解决方案，变成到系统的软件这样一个发展。我们很多软件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这样来说的话，我们把核心竞争能力掌握了，否则的话，我们就失去核心竞争能力了。因为我们同林总的公司有一点区别，实际还是一个企业发展战略和定位方面的问题。
海东：那么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软件业的比较，我们也了解下媒体和网民的观点。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由于中国积极发展软件产业，加上劳工成本比印度低廉，所以开发软件程序的成本约可便宜20％。预计将在5～10年的时间内挤下印度，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大国。
人民网网友“龙的传人”：
赞美印度的人都会对印度的软件业津津乐道，似乎“一俊遮百丑”，但这些人想过没有，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再好的软件也是百无一用。
搜狐网网友“南阳卧龙”：
印度软件业的成就举世瞩目，仅仅花了10年时间，印度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后面，成为世界软件大国。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作为他们的邻居，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而要居安思危。
海东：我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就是说，美国有一家公司，它要招聘软件业工程师，结果是有十个中国人来应聘，有十个印度人来应聘，结果出了题目以后，十个中国人是给出了十个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十个印度人是给出了完全一致的解决方案。我想问一下林先生，如果您是招考官的话，您会怎么来安排，怎么来选择？
林先生：那就要看看我们招的是什么样的职位。如果我们招的是项目经理，或者高级设计师的话，我会招中国人，如果招很多日常开发，做维护、做服务，我会大批地招印度人。
海东：这就意味着中印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林先生：特点不一样，也有好处，也有不好。比如说我开一个工程师会，布置一些事情下去，布置完了以后，如果说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应该说如果这个团队里边有一两个中国人，不管咱们大陆、台湾，还没等我问有没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已经先有话要说了，他要跟你来讨论一番，好像他的看法更加高明一点。中国人叫什么，喜欢表现自己，大概是这样子。印度的工程师，他开会是从来不说话的，最后你问他：你有什么看法？他说，没问题。这样的人，我们有时候感觉还特别好领导，因为很繁重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他们及时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无懈可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最近这几年，印度的外包会这么强，跟人的特点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海东：节目进行到这里，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今天现场其实来了两位印度的软件工程师，我想来请教一下，两位现在是在哪里工作？
翻译：两位工程师来自中兴通讯。
海东：来自中兴通讯。那么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两位怎么会想到到中兴通讯来工作呢？
印度朋友1：我选择中国，选择中兴通讯的原因，就是说，我希望得到国际化的一个工作背景。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都是发展中的国家，两个国家在很多领域都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完成在中兴通讯的工作以后，还是希望回到印度。
印度朋友2：各位朋友好，我来自中兴通讯，我想就两国的软件工程师，做一个对比。首先在教育体制上，中国和印度有区别，印度是从孩子们开始抓起，印度从小学到大学，都投入巨资，引进国际一流的IT教育。基于刚才所说的这种教育体制的不一致，印度有160万专业的软件高级人才，而中国是50万高级的专业软件人才。中国需要在软件编程项目管理培训、以及工商管理和谈判技巧等方面加强，以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姿态面对世界。
海东：曹先生听完刚才这样一个稍微艰难一点的对话以后，有没有什么想法？
曹远征：我想刚刚其实林先生说得很对，如果从大体上来说，可能是中国的工程师创造思维更多一点，那么可能印度的工程师，规范性的操作可能更强一点，那么作为一个好的企业来说，因为这两方面都应该具备，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好的企业。所以从这意义上讲，我觉得是各有所长，那么应该是互补，是有互补性的，因此合作更为重要。
海东：那么接下来，我仍然想请教林彬生先生。您目前是在领导着一家重要的软件外包企业，您刚才也说过了，您现在已经和印度同行成了一种竞争对手。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说几个竞争的例子，这里面您可以聊一聊您胜利的例子，也可以聊一聊败走麦城的例子，好不好？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其实，真正跟印度企业竞争的机会并不多。日本完全是中国的市场，不用说。那么美国的公司在长期外包给印度以后，它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寻求一个第三方，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东欧，它不想把它的所有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头。我在最近这五年当中，我做五到六年的欧美软件外包的情况下，我没有真正地在美国，在北美碰到印度企业直接竞争，大家去竞同一个标，谁输谁赢，没有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跟印度很大的区别，印度没有市场换的，它拿劳力换市场，我们拿市场换市场。
海东：印度目前有很多重要的软件巨头开始进军中国，特别明显的例子，应该就是去年的2月份，当时是印度的第四大软件生产企业，叫做萨迪扬，在南京启动了一个全球交付园区，这个交付园区差不多有2500个席位，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林先生，如果他们进军到中国，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以后，可能会对您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林彬生——大展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主要是人才竞争的影响，因为做软件服务外包，主要是靠人。水涨船高，有这么大的就业机会，那么我们的大学就要多招生，要多培养IT人才。那么同时，印度公司也把它们非常好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带到中国来，也是间接地培养了中国的人才。
我目前的看法觉得应该是好处大于坏处。因为我们并不是说要抢这几个人，可以“猎头”这个样子，总体说大家能够把中国大批的软件人才培养出来，那么我们中国的公司才可以达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汪书福（深圳市脉山龙信息技术公司总裁）：我觉得印度跟中国的竞争，并不是非常大的竞争对手，而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欧美的这些公司，比如说IBM、EDS或者惠普这一类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特别是做IT行业这类的企业家来讲，更应该关注自己的战略、自己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我觉得如果说在这一方面去加以研究，去好好磨练自己的话，将来的竞争市场，中国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谢谢。
王海东：
我们再次连线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
我们知道印度很多外包企业的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中国这方面的企业规模非常小，我们的一位嘉宾认为中国的外包企业只有通过兼并收购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规模，这样在未来的机会就会多一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阿米特-密特拉先生。
这种想法很好，但是必须有自己特有的竞争力。在兼并联合的过程中,是一种互相共享竞争力的过程。你能给对方什么特有的特长利益，和对方能给你什么特有的特长利益。
创立一个公司很简单，中国有钱，可以进行投资建公司，但是运营一个公司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国外很多行业投资了很多的公司。中国人带了很多的消费品进来印度给我们，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并不是发展得很好，因为竞争太激烈。
所以有很多东西必须改变，中国人在印度做生意，必须用印度的生意模式。中国人如何能够跳出自己做生意的模式呢? 如果你能够进行本土化的管理经营你的生意,那么你就可以很快地发展和成功。如果你不能够进行这种跳出中国固有的生意模式的话，那么在印度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即使你是很大的公司。
王海东：
好，谢谢密特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海东：我还想问一下后面那位小姐，就问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家印度的大软件企业在中国的公司要挖您过去的话，您会不会考虑选择过去。
女：我觉得我更希望在中国的公司工作，为中国的公司发展出一份力。
海东：面对印度的软件业竞争，我们看到，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才的竞争，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结果，两位怎么看？
曹远征：印度的企业到中国来发展，大概是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就是说，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大的市场，那么在这儿投资，进入这个市场更为便利，所以它在这儿投资。
第二，中国软件业的人才也是众多的，那么也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它用到中国的人才，它既然可以占到中国的市场，同时它也可以发展美国或其他海外的市场。那么它是相辅相成的，基于两种考虑，才进入中国。
海东：裘先生目前应该算是深圳软件业的大管家之一，而深圳恰恰在软件业这块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您觉得对于中国模式，深圳在这一块能够提供些什么样的经验。
裘昌淼（深圳软件业协会副会长）：我把深圳软件业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去年，我们软件企业的销售收入是1189亿，在全国大中城市占第一位，那个里头又分出两部分，一个是软件收入753亿，比北京少一点，占第二位。
我们软件出口很大，29.1亿美金，差不多是全国的一半，我们这个出口两部分组成，主要是跟产品结合起来出口，软件外包这块，大概在1.6亿美金。
深圳软件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从2004年开始已经超过12%。有一个定义，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某一个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如果达到10%，就算是支柱产业，还有从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佐证，2005年深圳软件产业增值税的贡献率达到15%，已经很高了。从这两个具体数字来讲，一个软件产业能成为一个支柱产业，可能国内绝无仅有的，国际上也很少的。
还有一个，深圳的软件产业研发投入很大，是深圳自主创新的一个领头羊。一个产业的研发投入，占全市研发投入的70%。2005年，软件产业的研发投入109亿。我们软件产业提供本土自主创新产品占整个深圳市本土自主创新产品的70%。
曹远征：深圳模式是很独特的模式，可能也符合着某种发展的趋势，但它可能不完全具有代表性，我觉得中国是个大国，它可能各种模式都会在发展。当然，可能至少说制造业的发展，会带来嵌入式软件的发展，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毕竟我们发现，我们的社会在变化，还需要有更多的专门的软件企业提供外包服务，那么它是个齐头并进的过程，所以才出现了北京模式、深圳模式之别。北京可能是以外包服务为主，深圳可能是以制造为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