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你的肖申克
你所拥有的知识并不取决于你记得多少，而在于它们能否在恰当的时候被回忆起来。
让我稍微说得更详细一点：学习新知识并将其存放于大脑中，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恰当的时候能够想得起来去使用。因此，学习的有效性显然应该这样来衡量：当遇到需要用到学过的知识的时候，相关的知识是否会自动从你脑海中“蹦”出来，最起码——能否通过有意识的搜索将它们提取出来。
这可不像它听上去那么简单，否则就不会有“掉书袋”、“读死书”这种修辞手法了。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一点，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关于学习与记忆机制的实验：
《找寻逝去的自我》上提到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这样一个任务：给你一个单词（如brain），要你寻找它的押韵单词（如train）。一段时间之后问你记不记得当时给你的单词是什么了。你可能会不大记得了。现在，如果当时不是要你寻找押韵单词，而是要你联想该单词的含义或功能（如brain的功能），那么你事后回忆起来当时是什么单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对此一个靠谱的解释是：后一种记忆编码方式（称为精细编码）提供了更多的提取线索。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一个线索被触发都可能顺藤摸瓜地拎出整条鱼记忆来。
一个非常类似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只记了实验，忘了出处了，顺便请教知道的同学:) Update：感谢 Leeve 指教，这是 Craik&Tulving 于 1975 年做的一个关于记忆的浅层深层加工的经典实验，参考这里，论文原文可参考这里）：
给出同样一组单词，让一组被试数一数每个单词有多少个音节，让另一组被试阅读单词的含义（或者设想单词可以被使用在哪些场景中），之后让两组被试回忆列表上的单词，猜哪一组能够回忆出更多？
这是一个被广为认可的记忆机制，即：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将许多线索（例如当时的场景、问题的背景，甚至所处的语言环境、空间位置）一并编码进了记忆，事后能否提取出这段记忆严重取决于提取线索是否丰富、以及在回忆的时候是否重现了记忆时的线索。
原则上，在上面提到的两个实验中，两组被试都接触到了同样的单词，都记忆了同样的知识，但取决于在记忆的时候将哪些线索，多少线索和该记忆进行了挂钩，就决定了事后回忆（提取）该记忆的成功与否。
联系我们日常的经验，不难注意到，死板的记忆方式和我们常说的“理解记忆”正对应了不同的编码方式。书呆子记忆就是死记硬背，到最后如果你问他某书某章节讲了什么内容他能倒背如流，问他哪个例题怎么解也能倒背如流，但遇到具体的问题或问题的变种就傻眼了，因为他记忆的时候根本没有深入理解知识，在他眼中的解题过程其实和电话号码簿也没啥区别，也许他唯一编码了的提取线索就是这个答案来自哪一章、哪一节或者哪一个问题。
然而对于理解记忆的人来说，知识中包含了精细的概念、逻辑、一般的解题原则、通用的解题手法、背景知识、类似的问题等等无数的记忆和提取线索，而不是某段孤立的、任意的文本序列。（当然，众所周知理解记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则是记住一般性原理之后，其他细节即便遗忘了也可以自然推导出来，从而无需费力去记忆。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数学牛人们的轶事》（荣耀属于ukim）里面讲了希尔伯特的一个故事：一次在Hilbert的讨论班上，一个年轻人报告，其中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定理，Hilbert说“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wunderbaschon）的定理呀,是谁发现的？”那个年轻人茫然的站了很久，对 Hilbert说：“是你.……”。）
缺乏线索的记忆就像记忆海洋中的孤岛，虽然在那里，但是难以访问。而富含线索的记忆则是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
古希腊（或者古罗马）有一种著名的记忆法就是利用空间位置线索来辅助记忆，我曾经用过类似的手法，在小规模临时记忆任务中似乎相当好用，具体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习惯，经常跑到实体书店看看有没有新书，浏览之后觉得不错的再考虑从网店购买。有时候我会一下看到好几本书，手头又没有带纸笔，怎么有效地记住几本书的书名呢？我发现要记4本书以上就比较困难了（具体数目可能因人而异），至少回头要想好久才可能想全。但我发现通过回忆当时手拿这本书翻看时所站的位置、面朝的方向等信息能够有效地帮助将记忆“拉出来”。
事实上，不仅是位置，有研究表明就连当时的环境、味道、声音都被作为提取线索和记忆编码在一块了。例如，考试环境和学习环境不一致可能会影响发挥（记忆的提取）。
科学松鼠会上有一篇科普《气味与记忆——非一般的亲密》中提到：
我们的回忆很多都是和气味连接在一起的。当闻到某一种味道时会突然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比如端起一杯香热的巧克力饮料，想起了最初品尝巧克力的情景，将一块黑褐色的糖放入嘴中，浓浓的滑滑的，有一些甜蜜和温馨；再比如，夏天在暴雨来临之前，浓郁的泥土和小草味道，会不会让你回忆起小时候因为没有拿伞被大雨淋透的感觉，甚至串联起回家挨揍的记忆，屁股上还有点火辣辣的痛。而当我们想起过年，鼻腔里是不是也会有厚厚的爆竹烟火味道，仿佛立马置身于热闹的大年夜。尤其是在社交活动中，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一种味道想起一个熟悉的人，甚至是几十年没见的老朋友。
的确如此，我有时候会在看小说的时候放上一段背景音乐，之后每当听到这段音乐就想到当时看到的那段情节。
我们甚至会把语言背景作为线索编码进记忆。一项有趣的研究使用双语询问有多个答案的问题，例如：
“说出一个举起一只手并遥望远方的雕像”(“name a statue of someone standing with a raised arm while looking into the distance”)，或者“在一个著名的悲剧爱情故事中，双方因为家庭不同意最终双双殉情，故事的主角是..？”(“In a famous love story, what were the names of two lovers who died because of family disapproval?”)，被询问的人皆是熟练的双语使用者。
结果显示提问所用的语言能够影响答案，例如第一个答案可能是“毛ZD雕像”或者“自由女神像”，第二个的答案则可能是“梁山伯和祝英台”或者“罗密欧与朱丽叶”。用英语询问能够导致被试更可能给出英文环境中的答案，中文同理——当然，是相对于基线而言，而非绝对，具体可参考这篇(PDF Paper)
另一方面，在回忆的时候如果不能呈现当初记忆的时候某些关键线索，就可能导致所谓的线索依赖性遗忘( cue-dependent forgetting )，在线索依赖性遗忘中，你的大脑中并非没有存放目标记忆，只是线索不对，无法提取出来而已。
对此有一个生动的比方是：你要到图书馆去找书，如果你不知道索引号、作者名、书名等信息，你是无法找到你要的那本书的，尽管书就大摇大摆地站在图书馆里的某排书架上（注：严格来说你是可以找到的——一本一本翻看，看到那本书你自然会注意到是你想要的，不过很可惜对于我们的记忆系统来说似乎并没有这么一个方便的线性遍历机制——如果我问你，“对于数学你都记得哪些东西？”你能有次序地一个不漏地告诉我吗？）。
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我的电子笔记本里面有大量的文本片段，我按照主题组织他们，方便检索。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记得有某段材料，记得它的主题和大致说什么，但是缺乏某个关键字，结果就是遍寻不着，往往只能到处翻，同时提醒自己下次在上面多加几个自己熟悉的关键字，比如用自己的话来概括一下主旨，因为自己的习惯用词和作者的习惯用词往往不一样，在阅读作者的文字的时候，你也许下意识里会用自己的习惯词汇来重新表述这段文本，并存放在记忆中，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当要寻找的时候大脑中只记得自己的说法，却不记得作者原话了，然而为了检索到原始文本你必须要知道作者是用什么词汇来表述的。为了弥补这个问题，可以在存放文本的时候加上自己的一段概述，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我们平时在学习和记忆的时候也经常听到类似的提倡：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之后理解得更深刻（实际上是更容易记住和提取出来——知识还是那些知识；此外用自己的话复述也常常触发与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其他知识的联系，进而编码进更多的记忆提取线索，这也是另一个好处（《书写是为了更好的思考》））。
另一个经典实验则是关于抽象在知识的学习和提取中的作用的：
（其实这个实验我已经在博客里用过两次了）先让被试（皆为大学生）阅读一段军事材料，这个材料是说一小撮军队如何通过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小规模攻击来击溃一个防守严实的军事堡垒的。事实上这个例子的本质是对一个点的同时的弱攻击能够集聚成强大的力量。然后被试被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医生想要用X射线杀死一个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只可以通过高强度的X射线杀死，然而那样的话就会伤及周围的良好组织。医生应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给出先前的军队的例子的被试中只有10%想到答案，这是控制基线。然后，在先前学习了军队例子的被试中，这个比例也仅仅只增加到30%，也就是说只有额外20%的人“自动”地将知识进行了转移（自己就能触类旁通）。最后一组是在提醒之下做的，达到了75%，即比“自动”转移组增加了45%之多（需要别人提醒）。
这个实验说明，知识的表象细节会迷惑我们的眼睛，阻碍我们对知识的转移运用（推广），在这个例子中，两个问题领域表面上是不相似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就是因为表面上不相似，而我们的记忆提取又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表象上的线索来提取的，因此这些表面不相似性便阻碍了我们在问题之间进行的类比，阻碍了我们将在一个情境下掌握的道理运用到另一个情境下。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从既有经验中总结知识的时候，应利用适当的抽象来得出适用范围更广的知识（而不仅仅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另一方面，在遇到新问题的时候，同样应该对问题进行抽象，触及其本质，去除不相干因素避免干扰，从而有效提取之前抽象出来的知识。
通俗的来说，这就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解释。
前文说的是记忆的机制、为何记忆的质量有高低、什么样的记忆和学习是更有效的。下文是一些具体的实践方法，关于如何更有效地从日常经验中总结知识，以及如何能够真正学以致用——使知识能够在你需要它们的时候自动从大脑中“蹦”出来，而不是搜肠刮肚半天还是没有头绪。
1) 养成习惯，经常主动回顾一段时间学到的东西（老生长谈了）：这不仅有利于巩固长时记忆，而且一段时间之后的回顾你可能已经因为新的知识学习从而对原先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看法，通过回顾，可以整合新旧知识，得到新的启发。
2) 创造回忆的机会：我知道第一条不顶用，没有人（好吧，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坚持执行。所以有了第二条——创造回忆既有知识的机会。具体来说就是通过：
2.1) 经常与别人讨论，或者讲给别人听。经常和朋友讨论交流，说说一段时间总结的东西，这样别人也学到新东西，你也从别人那里学到新东西，并且彼此在表达的过程中都强化了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双赢的事情。除了面对面的交流之外，一个好的邮件列表和BBS也是不错的途径。（详细解释可以参考《为什么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写博客》第三节：”教是最好的学“）
2.2) 整理笔记：经常整理你的笔记——如果你没有做笔记，现在就开始——整理之前的笔记一来巩固已经淡化的记忆，二来给你重新审视知识的机会。我常常发现对知识的首次记忆往往是有偏颇的，或者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或者只关注了一个点，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看往往能够和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新思考和知识结合起来，得到更多的东西。留心一下你会发现记忆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东西，而且我们对事物的首次理解几乎肯定是不深入的。Tip：我知道你懒（我也是），所以为了更好地创造整理笔记的机会，你可以使用一个不整理就难以检索的电子笔记软件，这虽然乍看上去是麻烦了一点，但他迫使你对知识隔一段时间就进行重读，并分类——你的记忆同样如此：良好分类的信息更容易提取。
2.3) 书写：将一段时间学习的知识按照一个主题系统地“串”起来大大地丰富了知识之间的关联，平添无数提取线索。我经常做这个事情，这个博客上的文章几乎都是此类文章，例如我始终关注一个主题：学习思维相关的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等）如何能帮助我们进行更好的判断、决策、学习、记忆和生活，我将这个大的主题分为一些小的主题，例如“逃出你的肖申克”主要是总结思维中的盲点，以及如何避免这些盲点从而成为更好的独立思考者，作出更好的判断与决策。“BetterExplained”系列则是按照小主题总结一些思维相关的知识，目的仍然是如何成为更好的独立思考者，对事物进行更理性的判断；这些小主题都归结在“思维改变生活”这个大的主题之下。（关于书写的好处，详细解释可参考《书写是更好的思考》）
3) 设身处地地“虚拟经历”别人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的自传式记忆似乎是有某种单独存储机制的，一个证据是一些因基因上其他缺陷而导致所谓“天才综合症”的家伙具有超强的自传式记忆（注意，不是超强的一般记忆，而是自传式记忆）。另外我们在日常经验中也知道，我们的记忆中关于哪些是自己的性格或做事方式，哪些是我们所了解的朋友的性格或做事方式，我们可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可以在不同场景中非常快速地揣测“某某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想”（这被称为 theory of mind ），却不会将其与“我自己会怎么想”混淆起来，证明在我们的记忆中，关于自己的知识和关于别人的知识是泾渭分明的。
对于经验知识的学习来说，光是看着别人做或者听着别人说还不够，往往到了自己就想不起来，结果就是你虽然学到了知识，它却不会在恰当的时候从你大脑中蹦出来，属于“死”的知识。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的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也许是“别人的事情”和“自己的事情”在大脑中的加工方式是不一样的，别人撞墙你也许不仅不疼还会幸灾乐祸，自己擦破皮就龇牙咧嘴了；别人的糟糕事情似乎永远不会发生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总是难以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得自己的教训。一个弥补的办法在于努力设想自己处于别人的境地，经历别人所经历的事情，感受它们，使它们和你的情绪记忆挂钩（进化赋予我们的情绪是提取的绝佳线索，也是强化记忆的最佳催化剂），虽然仍然不够亲身经历那么深刻，但似乎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了。由于我们真切地设想了自己处于这些场景中，在我们设想的场景中我们是第一人称视角，所以当以后遇到类似场景的时候就更容易回忆起当时的感受。
当然，另一个经常被号召的方法就是实践，比起刚才提到的“虚拟实践”而言，实际实践的印象自然要深刻得多。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实际实践都是必须或者可能的。例如你并不需要自己去倾家荡产一次才能领会到什么是金融市场中正确的风险控制——你甚至只需要在纸上演算一番就有数了。有证据表明非洲的一种鱼甚至都能使用简单的推理来替代实际经历，例如，如果它和鱼B有过一次冲突并失败了，如果它观察到鱼B和鱼C有一次冲突，鱼B失败了，它就能直接意识到它自己不是鱼C的对手，从而避免所谓“直接去经历一下”而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这里的进化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很多时候你也无法真正遍历每条人生路径看看会发生什么，你没有这样的时间资源，取而代之的是你只能通过别人的“替代经验”，自己的“虚拟经历”，来获得尽量多的信息。
4) 抽象和推广：如果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学习到“未来”的知识，结果就是每堵墙都要去自己撞一遍试试硬度。人类大脑最杰出的能力之一就是强大的归纳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或者我们常说的：泛化、推广、举一反三、抽象。意思都差不多，都是将特例中得到的规律推广到一般情况。前面关于激光杀死肿瘤的那个实验充分说明了抽象的价值所在，不加抽象的话，知识总是会和无关紧要（irrelevant）的细节挂钩，被约束在狭窄的一个特定场景中，无法传播，抽象使其在知识树（for non-geeks：设想一颗倒长的树，根在上）上上升一个或多个层次，从而能够被运用到更多的分枝上。同样，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也别忘了将问题也抽象一下，剔除不相关细节，使问题也从一个特定的分枝往上抽象，从而碰到之前泛化过的结论。
以上这段介绍本身就有点抽象，不妨举一个例子：我们从大量的经济决策中得到一条适用范围很广的规律——经济决策可以抽象为对投入/回报比例的考量。这是知识获取阶段的抽象；而在问题求解阶段，我们遇到决策问题就可以从投入/回报这个维度上来考量，而不是没头苍蝇一样这边看着想想也对，一忽儿又觉得那个选项看看也对。如果不懂得看到问题的本质（如：经济决策），便很难利用之前推广出来的结论（如：投入/回报，风险估计等等），而是会被我们的原始大脑的一些可预期的非理性所控制（例如从众、从权威、甚至最可怕的行为陷阱——“推迟决策”），成为正常的傻瓜。
5) 联系/比较自身的经历：将别人的经历或者通过阅读和观察得来的经历和自身的经历进行比较，常常能够得到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观察”和“比较”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例如：我之前做过某件事情，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失败了；有一天我看到或阅读到某个人做类似或同样的事情，他成功了。我通过比较两人的差别，可以比较靠谱地推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成功概率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1) 样本大小很关键：比较的个体样本越少越容易产生错误归因，最好多多观察，多多比较和总结。2) 警惕“沉默的证据”、事后偏见、自利归因：读他人的传记的时候，不管传记是本人写的还是传记作家通过访谈写的，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事后偏见，例如最常见的将成功归因为个人能力，忽略机遇因素。将偶然看作必然。
有一天我在书店看巴菲特的那本最近很火的自传《滚雪球》，开篇就提到巴菲特小时候第一次滚雪球的场景，“1939午的冬天，9岁的巴菲特在院子里玩雪。他把少量的积雪铲到一块，揉成一个雪球，然后把它放在地上慢慢滚动，雪球越滚越大.. 从此，巴菲特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目光投向白雪皑皑的整个世界.. ” （虽然你可以说这只是一种修辞或衬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归因倾向）这种手法读来令人倍感深沉，仿佛冥冥之中有一条强大而确定的因果之线，穿越60年光阴，将人一生所有的事情穿在一起。令人肃然起敬。然而这并不是事实，从一个单个个体的观察角度来说，外界的不确定性因素实在太多了，机缘巧合的事情太多了。然而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客观”作家都很难抵抗这种演绎手法的诱惑，可叹的是这已经是我们能够了解他人的经历，拥有“虚拟”的多重经历的唯一途径。
观察、阅读，并别忘带着你的理性去审视（包括本文），弄清娱乐是娱乐，知识是知识，如果你想真正得到一些知识，最好过滤一下你的信息。否则你只是在别人的思考中得意着。
《Making Up the Mind》上讲了这么一个简单但深刻的实验：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的第一反应是：5个凸的按钮，1个凹的按钮。
现在仅仅将图片上下颠倒一下：
在我们眼中立即就变成了：1个凸的按钮，5个凹的按钮。
为什么同一副图片，仅仅是上下颠倒一下，我们就对其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呢？
我们知道，视觉图像要到达大脑，首先要在视网膜上成像（视网膜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感光细胞），刺激感光细胞形成的神经电冲动然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神经通路到达视觉皮层。但后续的繁杂步骤其实都是对视网膜上成的像的处理。这里，对我们的讨论而言视网膜不妨可以看作一张感光胶片，重点在于视网膜上的像完全是一张二维图片。大脑从图像中提取出来的任何信息都以这张二维图片为原始素材。
那么，究竟大脑是怎么从二维图片中看出（推导出）三维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判定深度。前面的两张图片完全是二维图片，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也是二维的。然而大脑却能够从中理解出三维出来，大脑能够判断出一个按钮是“凹”的还是“凸”的。这是怎么办到的？
很简单，假设环境中有光源，并且光源来自上方，那么凸的物体会使其下部出现阴影，凹陷的物体则会在上部出现阴影。于是，图中按钮的下半部出现阴影就意味着按钮是凸的，按钮的上半部出现阴影则代表按钮是凹的。
然而，别忘了，大脑的这个推理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光线从上方照下来，如果光线从下方照下来的话，一切就反过来了，凸的物体将会使其上部呈现阴影，凹的物体将会使其下部呈现阴影。因此同样的一副图片如果假设光线从下方照耀的话，原来看成凸的物体就应该看成凹的，原来看成凹的就应该看成凸的。
那么，回到我们的第一副图片，你能够看着第一副图片并假想光线从下方照下来，进而把原来凸的按钮看成凹的吗？事实证明这很难，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等价的事情——将图片上下颠倒一下：考虑到我们总是假设光线从上方照耀以及按钮的上下对称性，颠倒原图就相当于对原来的图片而言假设光线从“下方”照上去了。
我们发现（上文第二张图），一旦颠倒图片之后，果然凹凸就换位了。
这就是说，同一副图片其实有两种（乃至更多）可能的解释，取决于你的大脑到底假定光照来自下方还是上方。但为什么我们看上面两幅图片却不会出现“二义性”的错觉呢？因为在我们生存的环境中始终就有这么一个巨大的来自上方的光源——太阳，漫长的进化已经在我们的神经回路中刻下了“光源来自上方”这样一个强大的假设，所以虽然第一副图片本该完全有两种解释，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只看到其中的一种解释，即假设光线来自上方的解释，即使卯足了劲看也难以将凸的看成凹的，因为难以克服进化印刻在大脑中的“光线来自上方”的假设，因此为了让你看到“当光线来自下方时你会看到什么景象”我不得不将图片颠倒一下，结果你就看到原来凸的变成凹的了。
对于了解贝叶斯方法的同学，这个“光线来自上方”的假设就是先验（prior）的。
世界在我们眼中其实只是一张二维图片，由于引入了“光照来自上方”这个先验假设，便有了凸凹。否则，文中一开始那张图片中的“按钮”可以是凸的，也可以是凹的，也可以是一张平面的、故意捉弄你的眼睛的画。
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将原图转动90度：
是不是发现凸凹感基本消失了？现在图片看上去更像是透过面板上的一些孔洞看背后的一张黑白条纹纸。前面提到，我们的大脑通过阴影来判断凸凹，在对阴影的“含义”进行推断的时候必须假定光照来自上方，而在这张竖着的图中，假设光照来自上方的话，那些阴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管凸还是凹，都不会形成这样的阴影，因此我们的大脑便无法判断凸凹了。（注：其实只要稍微把头往某个方向转一下就会看到凸凹了，并且，由于90度的偏角远小于上下颠倒，所以可能不少人还是能够在上图中看出凸凹感来的，只要想象光线来自左方或右方即可，比想象光线来自下方容易多了）。
也许这个实验对你来说过于简单，对于我们大脑中的“光线来自上方”的先验假设你还没有强烈的感觉。下面是一个更强的先验假设——人脸。
我们的大脑有一个神经网络模块负责识别人脸，这也是一块硬编码的神经网络，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对任何（类似）人脸的图像敏感，所以随处都看到人脸，稍微类似人脸的图像就会被优先解释为人脸（用“手中拿着锤子，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想钉子”的话来说，人脸模型就是我们的大脑在图像识别时的一柄黄金大锤）：
（图片注：荣耀属于八卦@互联网）
当这种对人脸的强大先验假设在与“光线来自上方”假设产生冲突的时候，真正诡异的事情就出现了！
这是卓别林的面具在旋转过程中的四个不同瞬间的截图，左上图是面具正面的正常图像，但右下角是从反面看的情形——这个时侯实际上面具是向内凹陷的面孔，但是我们的大脑欺骗了我们，让我们仍然看到凸的面孔，因为大脑的人脸识别模块对“脸是凸曲面”的先验假设轻易地打败了“光照来自上方”的假设。大脑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假设光照来自上方，那么根据阴影来推断这就应该是一张凹陷的脸。但我们又知道所有的脸都是凸的，因此必须推翻光线来自上方的假定才能符合“事实”——当大脑中的两个假设相冲突的时候，更强硬的那个获胜。如果这不是一张人脸面具，我们便可以轻易地意识到是凹陷的了。
静态图片不够生动，下面是这个视频的动态旋转过程（看不到视频的话请直接转至youtube link | youku link）：
下面这个视频则很好地将上文提到的两个实验结合了起来（看不到视频的话请直接转至youtube link | youku link）：
如果你对这种先天印刻在大脑中的先验假设仍然有所怀疑，再来看看著名的诡异的Ames’ Room和Ames’ Window吧（看不到视频的话请直接转至youtube link #1, #2 | youku link）：
（图片/视频注：荣耀属于Richard Gregory，以上视频皆可从那下载）
Ames’ Room的构造有点复杂，但Ames’ Window是很好造的。
在Ames’ Window和Ames’ Room中，由于我们假设屋子的框架和窗户的框架是平行的，从而会将视觉上平行的窗户看作是与我们相对平行放置的，而将视觉上扭曲（一头宽一头窄）的窗户看作是与我们相对垂直放置的（因为其一端离我们远去从而变小）。事实上我们在现实中正是通过物体大小的变化来判断远近的，这也正是透视法能够在平面纸张上创造出三维视觉效果的原理：
在上文的实验中，我们的大脑由于有“内建”的假设，所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些按钮无歧义地解释为凸或者凹（后面我们会看到，虽然先验假设帮助我们消解二义性，但先验知识恰恰也正是偏见的本质来源），我们不免要想：如果缺乏先验知识来消解二义性，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这个是著名的Necker Cube，对它的三维解释是二义的。也许由于我们对平放的方块更熟悉（对图片来讲这是一个先验知识，因为它并不蕴含在图片本身携带的知识当中），更多的人会看到其中的一种解释（即“一个平放着的方块”），但其实还有一种解释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引入“现实中平放着的方块更常见”这个先验假设，我们其实是无法在两种假设中选出一种的，两种可能性等同。事实上盯着图片久了之后这两种解释就会随机切换。
要消解二义性其实很简单，引入新的evidence（了解贝叶斯方法（《数学之美番外篇：平凡而又神奇的贝叶斯方法》）的同学对这个字眼应该很熟悉吧？）：
（图片注：荣耀属于wikipedia和Necker）
我们的大脑会综合图片中所有的evidence，以及大脑中原本就有的先验假设，给出最可能的解释。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统计学派的观点，应该让数据本身说话，不引入先验假设的话，二维图片就是二维图片，每种解释的可能性都是均等的，但如果考虑了先验假设，那么往往只有一种或几种可能性是靠谱的(plausible)：
（图片注：荣耀属于Indexed）
前一阵子互联网上流行的“看你是左脑还是右脑”的“旋转的女人”图片也是绝佳的例子（注：其实这跟左右脑毫无关系）（类似的多义性视觉错觉参见Multistable Perception）：
有人看到顺时针有人看到逆时针。但更多的人看到的是顺时针，正如Necker Cube中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个水平放置的方块一样。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对顺时针旋转更为熟悉（先验假设）。
但是如果我们给图片加上一些新的evidence，就会发现变化出现了：
（图片注：荣耀属于Nobuyuki Kayahara和八卦的wikipedia，以及台大心理系陈建中副教授的解释）
像前面的加上了新的evidence之后的Necker Cube一样，通过对图中旋转的女人的剪影添加轮廓线索，强烈提示了目前这个瞬间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通过这个提示，大脑正确的对二义性进行了消解。
其实，说到底一张二维图片就是一张二维图片（外界物体反射的光线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也只是留下二维的剪影），其三维解释有N种（甚至无数种），但为什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大脑能够一下就锁定在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解释上呢？皆因我们的大脑对生成这张图片（特别是图片中的阴影）的环境参数有一些先验的假设（如前面提到的“光照来自上方”、“脸是凸曲面——严格来说，鼻子是凸的”）（注意，这些先验假设并不蕴含在图片中，而是我们在长期生活中无意识统计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漫长的进化过程筛选出来的有价值的先验假设——正如婴儿天生在吃奶期就懂得吮吸一样。）
我们再来回顾一个经典的视觉现象——色彩恒常性（Color Constancy）。我们已经知道，同一个物体，在不同光照条件下我们知觉到它的颜色是基本不变的。一个青苹果在日挂头顶的中午的白炽光线下看上去是青的，在斜阳西下暗红色的光照下是青的，在清晨淡蓝色的雾霭中还是青的。你可能觉得这很正常，青的本来就是青的，有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是如果将我们的眼球换成一个光线接收器，从而客观记录下从苹果表面反射出来的光线的RGB值（红、绿、蓝三色的比例），会发现在不同环境光照条件下，实际从苹果表面反射出来的光线差异是很大的；例如环境光只有长波（红色）的话，那么不管苹果表面的反射比如何，反射出来的光也只能是长波，但为什么我们看起来仍还是青色的呢？
如果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箱子中放置一张白纸，让观察者透过暗箱上的一个孔洞来观察这张白纸。那么当我们在箱子内用黄光照的时候，观察者会看到黄纸，用红光照的时候会看到红纸。但如果打开箱子，则不管用什么光照，我们看到的还是白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为止已经有了一个理论解释框架：尽管同一物体在不同光照条件下反射的光线差异很大，即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差异很大，但视觉皮层对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又进行了一层处理，这层处理就是从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中“抽取”出物体的“真实颜色”。但我们的神经回路如何计算目前还并不最终明确，但有靠谱的逼近算法（被称为retinex algorithm），其中一个简洁的版本是这样的：假设目标物体周围的邻近环境中存在完全反射光线中的绿光成分的物体、也存在完全反射光线中的红光成分的物体、也存在完全反射光线中的蓝光成分的物体，那么只要将眼睛采集到的环境光线中最强的绿光成分Gmax，最强的红光成分Rmax，最强的蓝光成分Bmax分别记录下来，然后算一下目标物体所反射的光线的RGB对(Rmax,Gmax,Bmax)的比例即可。
这里，再一次，我们的大脑从一个具有多义性的信息源中抽取出了一种最靠谱的解释。从物体表面反射出来的光线并不能唯一确定物体的反射比，一个方程无法解出两个未知数（光照、反射比）。但我们的大脑仍然还是聪明地利用了环境中的evidence，靠谱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而，接下来的才是我真正想说的，在刚才提到的算法中，一个先验假设是“目标物体周围的邻近环境中存在完全反射光线中的绿光成分的物体…”，问题是如果这个假设不满足呢？戏剧性的错觉就出现了，见下图：
（图片注：荣耀属于Mauro Vecchi，这是从一个精美的视觉错觉视频中摘取出来的画面，完整版参见这里。）
图中白线所指的两个小方块的颜色一样吗？如果你觉得不一样的话，不妨用软件把这两个色块的像素摘取出来对比一下。（注：这里还有一个关于Color Constancy的不错的视频：多亏色彩恒常性，多彩世界不混乱，或如下）（注：色彩恒常性只是我们体验到的一系列主观知觉恒常性中的一种）（看不到视频的话请直接转至youtube link | youku link）
以上这些错觉与实际生活多少有点脱离，但我打赌以下这个现象每个人都看到过——只要你去过理发店，因为这个错觉也被叫做（理发店门口的）“旋转彩柱错觉”：
（图片注：荣耀属于wikipedia）
透过条柱看到的黑白条块在往下移动，而透过孔隙看到的黑白条块则往右下方移动。然而，实际上孔隙背后的黑白条纹纸可能正在往下移动，也可能往左移动，实际上其移动的角度有无穷多种可能，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只看到了一种可能？具体解释可以参照Barberpole illusion条目。
我们的视觉系统通过大量的先验假设来解释投射到我们视网膜上的二维图像，从中推断出三维结构，类似的例子还有：Kinetic Effect, Aerial Perspective, Parallax Scrolling, 等等。视觉系统感知到的三维图像只是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玩的一个小把戏，或者，严格来说，一系列小把戏之一。
在一般人看来，视觉错觉只是拿来哄MM开心的小伎俩，是魔术师的小把戏，“不登大雅之堂”，然而在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科学家们眼里，视觉错觉是一个迷人的研究领域，是研究人脑如何处理信息的窗口，正如数学家们透过悖论对数学的奥秘一窥端倪，心理学家们也在透过形形色色的错觉现象探索大脑对信息的处理机制。一篇严谨而不失趣味的论文可以参考“Perceiving the Present and a Systematization of Illusions(PDF)”）
以上这些错觉现象实质上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原理，这个原理不仅适用于视觉现象，同样适用于其他心理现象：我们的大脑从外界接受到的信息其实是满含着歧义的，单单从这些信息本身来看，我们应该感到无所适从才是，然而我们的大脑几乎每次都能够从富含歧义的信息中找出最靠谱的解释，作出无比牛B的点估计，这得益于漫长的进化过程，以及我们平常生活中积累的大量先验假设，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些先验假设是双刃剑，其锋刃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偏见”。
《Probability Theory, the Logic of Science》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是一位警察，在一条荒无人烟的街上巡逻，忽然听到入室盗窃自动警报，你转头望去，发现街对面的珠宝店的玻璃窗户破了个大洞，一个蒙面的家伙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的包正从窗户中爬出来，此时，你一定毫不迟疑地断定这个人就是强盗。你是怎么推断的呢？
《疯狂的赛车》里，耿浩到庙里取了骨灰，一出门看到几个黑社会老大模样的家伙，以为是殡仪馆的人，而对方却以为耿浩是杀了泰国佬的地头蛇，并把耿浩手里的骨灰盒当成了藏毒品的工具，还一通佩服，结果一桩阴差阳错的生意就做成了。他们又是怎么推断的呢？
正如以前听过的一句话所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总有一个平凡的解释，和一个疯狂的解释。
例一中的那个背着包的人可能是珠宝店的老板，从假面舞会回来，身上没带钥匙，当他走过自己的珠宝店的时候，一辆卡车呼啸而过，轧飞的石子把他的珠宝店窗玻璃打碎了，为了保护他自己的珠宝，他只能进去把珠宝收起来带走。
至于《疯狂的赛车》，另一种解释不用我说了。
TopLanguage上的一位朋友li kai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有个朋友前些日子刚结完婚，这里有一个故事。他本身并不富裕，因此呢，就跟媳妇商量，咱能不能一切从简，什么三金，（就是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也就都免了吧，媳妇说这是家里规矩，不能同意，这边老丈人当然就更不同意了，非逼着我这穷哥们买三金，给一万元礼钱。
最后，没办法，我这朋友东挪西借把东西弄齐了，婚礼上，老丈人也给新郎一个红包，可我这哥们却始终憋着一股气，接过来之后终于没按耐住，爆发了，你猜怎么？他把红包给撕了扔地上，后来大家就劝他别这样，结婚呢，好不容易安抚下来，有人就说，你把彩礼捡起来吧，看看到底给你多少钱，结果他捡起来一看，是一张存折，上面显示有十万元存款。
原来老丈人并不是想要从男方家捞什么钱，只不过就是认为按照自家风俗这些时必须的，否则女儿嫁的太不风光了。仅此而已。
故事中的这位朋友又是怎么推断的呢？他所得到的信息仅仅是他的丈人坚持要他给礼钱，他并没有得到关于丈人这么做的意图的信息。丈人的意图只是他自己的推断，他对丈人意图的推断只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唯一的可能性。然而他仍然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自己推断的过分信任的陷阱，一旦脆弱的自尊被触发，接踵而来的便是一连串情绪化的、自动化的行为（仿佛汽车挂上了自动挡）。
想一想生活中有多少误解是由于自以为是地对别人的意图的误读而导致的呢？
我们总是混淆“事实”和“推断”，尤其是当我们对推断的确信度很高的时候，或者某种推断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或者当这个推断源于大脑天生的偏见的时候，例如，将关联误当做因果就是我们的认知死穴之一：
（图片注：荣耀属于xkcd）
松鼠会的新书发布的时候，姬十三发布了一个页面作了简介，我跳转过去浏览了一下，看到介绍的结尾跟着一段话：
作者简介
姬十三
姬十三，神经生物学博士，供职于美商百科网站博闻网（http://www.bowenwang.com.cn）。为《新发现》、《外滩画报》、《时尚健康》等报刊撰写科学专栏。个人博客是：http://jshisan.yculblog.com
我就感到奇怪，《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是松鼠会诸多作者的作品合集，为什么这里作者简介只写姬十三呢？我想当然地把这里的作者简介当作了是新书的作者简介，我心想：那难道还有什么可能呢？（这同样也是我们的认知偏差之一——把“想不出其他可能”当做“没有其他可能”）。然而老婆又适时地泼来一盘冷水（我为什么要说又呢？）：这里的作者简介难道不可能是这篇博文的作者简介？我一想，也是啊。要证伪我原来的假设很简单，翻开另一篇博文就知道了。于是我随便打开松鼠会网站上的另一篇博文，果然这里的作者简介是博文的作者简介，而非（我原来所猜测的）新书的作者简介。
但是，关键是，原先我并不知道松鼠会的博文有这么一段作者简介，因而就我原来所持有的知识而言，我作出的推断是唯一靠谱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感到如此确信的原因之一。而且，由于我不知道松鼠会的博文有这么一段作者简介，因而我根本无法看到或设想另一种可能性。既然想不到另一种可能性，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去证伪我的猜测呢？当知识有硬性局限的时候，就算持有Open Mind甚至也是不够的：
（图片注：荣耀归于Matrix67）
古罗马哲学家Lucretius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经典论证。假设宇宙是有限的。我们往宇宙的边界投掷一根标枪。则我们将看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这根标枪穿过边界飞向远方，这说明宇宙并无边界，它是无限的；或者这根标枪一头装上宇宙边界停了下来，这说明边界外“有东西”挡住了标枪，同样说明宇宙是无界的。（来自Matrix67）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面还不存在“有限无界”这个概念的时候，上面的推理真的很滑稽吗？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和古希腊相比固然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真的变得更“聪明”了吗？要知道推理的引擎（演绎和归纳）几十万年来却并没有变化，我们只是站在巨人（数千年知识的积累）的肩膀上，但这个巨人的高度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理由五十步笑百步呢？
我们太可能因为受到知识的局限性而对事物的看法产生无法消除的偏见，有时候打破这种偏见的唯一途径就是开阔视野，多积累知识，以及和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讨论，否则就算抱着“我可能是错的”这种信念，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证伪自己的一个猜测。
关于我们大脑中的先验假设能够对我们的日常推理和记忆造成多大的影响，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
1981年，两位心理学家Brewer和Treyens作了这么一个实验：
召集一些人，告知他们将会参加一项学术研究计划，实验者先带领他们来到一间办公室，让他们稍加等候，一段时间之后，叫他们出来，并询问他们记得办公室里面有哪些东西。一些人声称看到了书，然而实际上办公室里面根本没有书。
这里的原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期望在一个学术机构的办公室里面看到典型的事物——书。当我们的直接记忆并不深刻或者我们当时等候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留心屋子内的摆设和物品时，我们会依靠之前生活中积累出来的先验假设进行推理，填充记忆的模糊或空白。关于虚假记忆的研究也表明，我们的记忆并不像电脑的存储设施那样，忠实记录，然后忠实读取，而是在记录和读取的时候都是相当程度上“构建性”的，而构建所用的“素材”则是我们之前在生活中积累出来的经验。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故事经不同的人口口相传之后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版本的原因。
— 以下对了解机器学习的geeks插播一段八卦 —
对基于统计（特别地，基于贝叶斯）的垃圾邮件过滤的基本机制有所了解的同学应当知道，在判别公式里面有两项分别是P(S)和P(H)，分别代表一封邮件是垃圾邮件和非垃圾邮件的（先验）概率，一项统计表明现实世界中这个比例是8/2，即80%的邮件是垃圾邮件。这个就是过滤器眼中的世界，“八成的人都是坏人”，这个就是过滤器的“偏见”，或者“先验假设”，来一封邮件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作一个最坏的打算。正如机器学习方法的偏见来源于训练数据集，我们头脑中的偏见也来源于我们大脑中神经网络的训练数据集——现实生活。
由于8/2的比例并非时间无关的稳定比例，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如保守起见），目前大多数贝叶斯垃圾过滤系统实际上将这个比例设为5/5，表示“无偏见”，不设先验。这就基本上将贝叶斯这个词扔掉了。但我个人觉得这并不能称为“无偏见”，如果现实就是“有偏”的，保持公平也是一种偏见，这让我忍不住想起P. Norvig讲的关于人工智能鼻祖Minsky的一则轶事：
In the days when Sussman was a novice, Minsky once came to him as he sat hacking at the PDP-6.
"What are you doing?", asked Minsky.
"I am training a randomly wired neural net to play Tic-Tac-Toe," Sussman replied.
"Why is the net wired randomly?", asked Minsky.
"I do not want it to have any preconceptions of how to play", Sussman said.
Minsky shut his eyes.
"Why do you close your eyes?", Sussman asked his teacher.
"So that the room will be empty."
At that moment, Sussman was enlightened.
根据P. Norvig的说法，Minsky是想告诉Sussman一个随机赋值的神经网络也是有模型（或偏见的），只是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模型，我们无法理解。你蒙上眼睛不代表这个屋子不存在，你不知道随机神经网络的模型是什么不代表它不存在。
但我忍不住YY了一把另一种解释：如果现实世界背后的模型本来就是“有偏”的，假装不引入“偏见”本身就是“偏见”。只不过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世界纷繁的表象往往只是一个局部有偏样本，导致我们看上去随机抽取的数据其实还是有偏的，如果我们蒙上眼睛骗自己说这就是真正随机的抽样，那么训练出来的模型肯定也是有偏的，为了补偿这种偏差我们有时候宁可扔掉从训练数据中得到的某些概率，这种方法往往导致长期来讲更靠谱（严格来说这里的术语是robust :P）的模型，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小聪明的人从短期趋势数据上自以为得到了靠谱的模型，把太多的赌注放在了一个建立在因在时间维度上没有随机采样而很可能有偏的数据集上得到的模型上，而真正智慧的玩家则会建议普通人最佳投资方法是无偏见地平均分配资金，避免因模型错误而导致的灾难，这一平均分配的极端形式就是——投资指数。
— 八卦结束，回归正文 —
最后再来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我们在平常生活中积累的偏见有多深：
问题：现在有两个孩子，张森和李梅，其中一个孩子有四个卡车玩具，你认为是谁？
问题：莉莉和丁丁谁将来更可能成为护士？
（注：荣耀仍属于Frith。以上问题演绎自《Making Up the Mind》p168页的英文版本）
尽管我们只拥有他们的名字，名字本身只是任意的汉字，自身并不携带信息（从一个角度来说），但就连三岁的小孩也能对这两个问题给出“靠谱”的答案。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偏见代表着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能够使我们事先就对未知对象的属性进行靠谱的预测，但另一方面，偏见也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和自我妨碍的篱笆：女孩和男孩的数学智商真的有显著差异吗？但受文化影响，女孩认为自己更不擅长数学和理科，这个自我信念从两个角度产生作用，第一，它会让女生倾向于投入更少地时间在理科上，从而导致更低的理科成绩，结果进一步强化了她的“我的数学不好”的信念。这几乎是一个死循环。第二，人们为了维护对自我的信念，会拒绝接受与之相反的信息，如果那一次她数学考得不错，她会寻找外部理由，譬如“只是凑巧罢了”，虽然这种把自己看低的心理过程有点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心理学家们实验证实的结果。
在社会文化方面，人们常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俗语来指代三种现象：
1) 偏见：不同的人戴着不同的有色眼镜，对同一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或解释。是平凡的解释还是阴谋论的解释？存乎一心。
2) 立场：例如对于“生活的意义”没有统一的标准公理，因此每种生活都是合理的，各人可以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优化不同的目标函数。
3) 选择性关注：对于同一事物，不同的人关注的点不一样，象有四腿，各摸一条。
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个俗语的褒义色彩相反，这里除了第二点是中性的之外，另外两点都不能算是好事，譬如程序员在做项目的时候经常只选择性地关注“使用的技术是否有意思，是否有挑战性，是否好玩，我能否从中得到乐趣，是否能学到新东西”，而并不是关注最应该关注的“如何以最小成本达成项目成功”。至于第一点——偏见——就不用多说了，前文已经说得够多了。如果还觉得不够的，不妨读一读社会心理学经典之作《社会性动物》的冲突和偏见部分。
偏见在我们解决问题、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很多时候是不好的影响。因此，让我们经常和具有不同信念和知识背景的人讨论，弥补个人经验知识的局限性导致的偏差，并时常使用以下这句话来提醒自己keep an open mind吧：
“这只是一种解释（可能），未必是唯一的解释（可能）。（想不出其他解释不代表就不存在其他解释）。”
延伸阅读
见文中大量外链。
《逃出你的肖申克》是一个系列，第一篇见：逃出你的肖申克（一）：为什么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前言：《逃出你的肖申克》这个题目我早就放在心中，一直想写一写，但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上次一个偶然的时候，发现可以以对一些人们常常放在嘴边的俗语进行解释为入口，以一年多来学习的关于思维的知识为基础，展开来说一些也许有用的东西，也刚好是对学过和思考过的东西的总结和整理，如果你在看过上次发的“如何清晰地思考——知识结构图”之后发现要读的书太多，无法下手的话，不妨将这个系列作为一个更详细的引路图，注意文中的各个超链接，他们都指向有价值的资料，引用出去的资料的价值远远大于这篇文章本身。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肖申克
（一）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时候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1.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
有句话叫感同身受。我没有体验过肾结石的那种痛苦前，只是道义上支持三鹿宝宝的维权；现在，我真心的支持三鹿宝宝维权行动。我甚至很想折腾一下那些往奶粉里面加三聚氰胺的人，那些知情封锁几个月的人和那些不许家长维权的人。有生之年，得给那些害人之人，一人冲杯三聚氰胺奶粉，让他们”感同身受”一下这种绞痛，认识一下自己干的是不是人事。
2. 别人口中的故事。别人口中的故事也许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难免受到他们自己观念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客观且全面的描述一个事情极少有人能做到。别人的故事也许只是他们的想法，你自己亲身经历同样的事情也许完全又是另一种想法了。
3. 为什么。别人在告诉你一个道理的时候往往只能告诉你怎么(how)做，而难以说清为什么(why)要这么做，遑论“为什么一定(have to)要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一定能说清）。在没有听到逻辑严密、无法辩驳的证据之前，你很难说服自己A选项优于B选项，直到最终自己在某一条路上撞了南墙才肯死心。
4. 世界是复杂的。更何况，很多时候人们根本无法确切地向你保证A选项一定优于B选项：比如，好好学习并不一定会有好的前程；不好好学习也并不一定以后就一塌糊涂。吸烟不一定短命，不吸烟也不一定长寿。坚持到底不一定就胜利（甚至有可能万劫不复），而不坚持到底也不一定就失败（学会放弃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用单一因果来解释事件几乎总是不恰当的，唯一能够靠谱地搞清因素X和因素Y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就是通过随机控制实验。
5. 未来是不确定的。人类天生有一种寻求确定性的需要，以及控制周遭的小世界的需求。我们总是希望听到“你只要这样这样，以后就一定能够那样那样”这类令人窝心的话。然而与我们的控制错觉相反，这个世界有太多因素是不确定的，除了自己的因素比较可控之外，外界的机遇因素几乎完全不是能够控制或预测的。我们最多只能做好头脑准备，尽量不错失机遇。也正因此，你几乎永远也听不到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告诉你“你只要…，就一定能够…”，因为成功并不是仅取决于个人因素的。个人因素往往只是成功的一个既非充分又非必要的条件，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无需悲观，因为毫无疑问，改善个人因素的确能够大大增加成功的几率。
6. 别人的道理，自己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类似“你说的没错，但是并不适用于我这里的情况”这样的话，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事情往往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微小或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不想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很容易自己说服（欺骗）自己说“情况不一样，所以道理不适用”（而实际上到底哪些情况不一样，为什么道理不适用，是不是真的不适用，我们根本就不去深究了）。另外，朋友给出的道理或故事总是跟他当初经历的情境细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记下了朋友的道理和故事，同时也就将这个道理和他当时经历的情境线索给挂钩起来了，于是当类似的情境发生的时候，你的记忆系统就能够根据情境线索提取出朋友当时说给你听的那些道理（《找寻逝去的自我》）；然而，这种记忆提取机制同时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当你经历的情境跟朋友当初经历的情境相似性不足（尽管抽象到本质上可能是一回事）的话，你就不会想起他曾经说的那些道理。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道理是听了一堆，结果自己生活中却不会用的原因。而所谓的能够“活学活用”，就是那些善于抓住知识本质，触类旁通，将道理外推到表面不相似但本质一样的问题领域之中的人，对此《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的第11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先让被试（皆为大学生）阅读一段军事材料，这个材料是说一小撮军队如何通过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小规模攻击来击溃一个防守严实的军事堡垒的。事实上这个例子的本质是对一个点的同时的弱攻击能够集聚成强大的力量。然后被试被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医生想要用X射线杀死一个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只可以通过高强度的X射线杀死，然而那样的话就会伤及周围的良好组织。医生应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给出先前的军队的例子的被试中只有10%想到答案，这是控制基线。然后，在先前学习了军队例子的被试中，这个比例也仅仅只增加到30%，也就是说只有额外20%的人“自动”地将知识进行了转移（自己就能触类旁通）。最后一组是在提醒之下做的，达到了75%，即比“自动”转移组增加了45%之多（需要别人提醒）。这个例子说明，知识的表象细节会迷惑我们的眼睛，阻碍我们对知识的转移运用，在这个例子中，两个问题领域表面上是不相似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就是因为表面上不相似，而我们的记忆提取又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表象上的线索来提取的，因此这些表面不相似性便阻碍了我们在问题之间进行的类比，阻碍了我们将在一个情境下掌握的道理运用到另一个情境下。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经常使用 Google ，遇到知识性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上 Google ，或者上 Wikipedia 。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不是 Google ，而是之前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习惯（比如询问身边的朋友，或者干脆放一边不管）（虽然我曾经总结并告诉自己说“遇到任何知识性问题，第一时间问 Google ”），怎么会这样呢？生活问题难道不也是问题？难道不也应该联想到对待专业问题的方法——Google 之吗？可是我们的记忆系统的特点决定了不是这样的，生活问题就是生活问题，大脑会第一时间将我们之前怎样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提取出来，这个优先级要远远高于一个更一般的策略——Google，只有当没有特定策略的时候，大脑才会退而求其次寻求一般性策略。
还有更生动的：有一次在豆瓣上看到某人日记里面提到一个讲座，后面写了一些感想，但讲座的链接没有给出，于是我第一反应就是留言问他要链接，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把讲座的关键字扔到 Google 上就行了。我可是 Google 的重度使用者啊，怎么会忘了这个呢？！
事实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有两个思维步骤：一是根据问题情境线索从记忆系统当中提取以往成功过的方案（沿袭类似情境下用过的可行方法，这个也被称为 mental shortcut），然后评估该方案是否已经能够解决当前问题了，如果能够，就中止记忆搜寻（这个也被称为 satisficing 原则），在刚才提到的日记问题中，留言询问作者是我在成为 Google 重度使用者之前建立起来的、针对这类情境的特定习惯，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习惯（如果一个人详细说到某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个中究竟），而且这个方法的确满足可行原则，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我不假思索地就沿袭了旧习惯，而没有成功地将在另一个问题领域建立的更好的方法推广到这个问题中来。如前面所说的，如果这个日记是不允许留言的，并且我不认识这个作者，我可能就会立即想到去 Google 了。
如何解决这个“知识经验跨情境转移失败”的问题？除了多多反省观察自己之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多抽象其本质也是一个有力的办法，因为前面提到，正是表面不相似性阻碍了知识的迁移运用，我们常说有些人善于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的人往往就是那些聪明人，因为他们更能够举一反三，将一个地方领悟的道理推广到另一个看上去很不一样的地方。
7. 认知失调与自我辩护。如果我们在听到别人的道理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上的倾向，那么即便别人给出一个有一定说服力的理由，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我们也会竭力为自己辩护；又由于世界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几乎总是能够找到辩护的借口——“上次报纸上说一个英国老太太每天必吸一支烟，活了一百多岁呢。”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8. 失败即成功。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在撞南墙的过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于尚未有人走过的路），并到达成功的彼岸。从信息收集者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成功或失败，失败的事情中揭露出来的信息一点也不比成功事件中的信息少，或许往往还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9. 情绪对照。经历了失败之后，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便会觉得更理直气壮。如果没有经历失败后的糟糕记忆，我们就算理性地认识到目前的做法是更合适的，也很难从情绪上强烈地感受到这么做的“正确感”。
10. 天性。我们有很多根植在大脑中的进化选择出来的天性（《Mean Genes》，《进化心理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别做正常的傻瓜》，《摇摆(Sway)：难以抗拒的非理性诱惑》，Behavioral Economics）。在判断与决策时这些天性的优先级总是最高的。然而，由于这些天性是在远古社会选择适应的，并不适应短短几百年我们才迈入的现代社会，所以我们总是听到内心两个声音吵架。比如我们的天性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也许这对物质匮乏的远古社会是适应的）。所以即便有时候别人说服我们应该往长远考虑一些，他自己就曾经吃过只看眼前的亏，然而你的内心一个声音仍然在高叫着“管他呢！”。
如果在你没有很多钱的时候，有人告诉你，钱多的人并不更加幸福；钱与幸福感几乎不相关。你会相信吗？就算他拿出非常严谨、权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结果（《撬动幸福》），也许你没法反驳，但你内心仍然还会有另一个声音在高喊：“管他的，还是让我先发了财再来担心这个问题吧”，我们似乎有两个大脑，一个理性区域（很可能定位于进化史上较晚近出现的新皮层（neocortex），这个皮层被认为是高级认知推理能力的所在），和一个原始区域。这两个区域并不总是合作无间的，很多时候我们面临两难决策的时候仿佛内心有两个声音在争吵，就是它们在吵架呢——理性的大脑告诉你应该这么做，但是直觉却大喊应该那么做。到底怎么做呢？最终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楚——实验。但如果别人实验了之后告诉你幸福与钱并不想干，你会怎么看？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你的理性大脑是被说服了，但是你的另一个大脑却根本不买帐，它的工作机制是：没钱就用焦虑来驱动你，让你寝食不安，等你挣到钱了，就给你短暂的满足感，之后让你迅速习惯于这点满足感，迫使你把目光投向更多的钱（进一步用焦虑来驱使你去赚更多的钱）。为什么你自己的大脑会跟你过不去呢？为什么它总是不让你开心呢？很简单，如果你总是感到满足的话，就不会去进取，在一个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你的这种不思进取的基因很快就会被淘汰。经过了漫长的筛选，如今剩下来的基因几乎都是挣钱机器（《Mean Genes》）。
贪婪、嫉妒、短视、投机，这些天性也许在远古社会曾经成功地让我们的祖先占取了生存繁殖优势（并不像某些宗教书籍说的这些是所谓“原罪”，它们只不过是适应于特定社会背景的进化心理机制、判断的与决策的heuristics而已），然而现代社会的情境已经改变，分享、合作、交流、长远、诚实，这些才是在现代社会获得成就的方法，但由于我们的天性还没为这个社会准备好（进化是需要时间的，由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太短，才区区数百年，和漫长的几十万年想必只好比一瞬，进化的齿轮——需要经过一代代繁殖淘汰——根本还没来得及跟上，所以我们仍然在使用着适应远古社会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因此，我们常常需要用理性的声音去说服内心的原始人。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自身。
11. 习惯。我们常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习惯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听到一番很有道理的话，但没过几天，发现自己又变回原来的老样子了。甚至于自己在一次困境中领悟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决定在下次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不再犯以前犯的错误，然而，当真正遇到下一次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谁说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也许，对付我们强大的习惯的最佳办法是将自己认为正确的（不管是自己经过困难或失败而领悟的，还是看到书上或听到别人说的）写下来，并常常拿出来翻看。事实上，我的经验是，在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理性分析模块，进一步检验和推理那些道理，我们越是对一个道理审视的详细、深入、全面，大脑中留下的印象深刻，从记忆加工的角度来说，这叫深度加工，带来的结果就是该记忆与更多的提取线索相关联，于是便能够在更多的场景下被唤起（而不是被以往的习惯直接覆盖）（《找寻逝去的自我》）。
（二）亲身经历了就一定明白吗？
1. 很傻很天真的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一个太傻太天真的系统——我们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往往就会选择放弃自己的做法。然而其实撞了南墙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做法不对，可能只是时运不济。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并不代表你的过程就错了。有人勤奋学习却发现中学同学撞大运成暴发户了或者找了个好老公，于是得到悲观结论说学习没啥用。可以想见，如果他因此就改变做法，整天等着机遇降临，同样也可能会一败涂地。同样，结果正确也并不代表方法就一定正确。在金融市场里面这样的情况尤其显著，让大猩猩来选择股票也有运气好的时候（《黑天鹅》），如果大势利好则更是如此。但难道这就代表所用的方法是正确的了吗？客观的做法是：看重过程，而不是看重单次的结果——因为再好的过程也可能会偶尔失利，但从长远来统计，好的过程总体上必然导致更好的结果。（《别做正常的傻瓜》第12章：“抓住老鼠的一定是好猫吗—结果偏见”对此有介绍。）
2. 认知偏差。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系统的认知偏见：我们经常对事物作出错误的解释和归因（即便自己是亲历者），有时甚至反而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李笑来老师曾经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的教练臂围是43厘米，几乎和常人的大腿一般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练习的诀窍——握哑铃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掌边缘贴到靠体侧的那一个哑铃片上。这样的话，哑铃的另外一端将自然地向外翻转一个很小的角度，臂屈伸的时候恰好可以使肌肉获得最大的曲张刺激。然后他得意而灿烂地笑着说，“多简单啊！”而我却突然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他的成功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简单而神秘的技巧”，因为我认识另外一个健身教练臂围45厘米，我从来没看到那个45厘米臂围的教练用这种方法握哑铃。但他们都成功了。（摘自《心智力量的差异》）
事实上，很多成功者自己的总结都不靠谱，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难以对自己成功的原因进行正确的归因，比如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将失败归因于外界因素，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耐。（心理学把这个称为自我服务偏差）。此外人类的思维有着林林种种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不管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只要没有对人类思维和心理机制的基本了解，都难逃认知偏差的影响。作为一个开始：你也可以从《How we know what isn’t so》开始阅读一些经典的思维谬误，或者阅读元凯宁在 TopLanguage 上发的这篇科普：《关于“不了解的领域”，兼谈 Critical Thinking》
3. 情绪系统。我们之所以强烈地依赖于需要亲身体验一个负性事件来学习，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决策与判断强烈地依赖于情绪系统的输出，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没错”，我们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不去做它，如果一个事情“感觉上不对”，则无论有多好的理由也很难说服自己去做它。这种对情绪系统的强烈依赖使得理性的证据在强烈的情绪面前显得孱弱。事实上，我们的直觉的确有不少时候是很灵的（《Blink》、《Gut Feelings》），但也有不少时候是失灵的（前文已经有例子了），正确的做法不是一概而论地听取直觉的意见或者一概而论地不听取，而是将它当成一个启发式的判断，然后利用自己的理性大脑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客观的、逻辑的检验（Critical Thinking）。我们是一定程度上能够驾驭情绪系统的，情绪系统毕竟只是我们的进化工具箱中的决策系统之一，而不是全部。另外始终别忘了情绪系统只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判断决策系统，并且它很多时候是为了适应远古社会而非现代社会的（《Mean Genes》）。
（三）不需要经历也能明白——理性的力量
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深度常常是不够的，在浅层次的思考了之后，如果我们的情绪系统或者直觉已经给出了倾向，那么很少有人会继续深入地思考，而开始转向着手行动。这种匆忙的态度往往是失败的起源，在碰壁了之后，我们被动地“让事实告诉了我们”某方案是行不通的，让事实替代我们进行了思考和推理，我们从失败当中获得了信息，知道了为什么之前的方法是不恰当的，这就是一些时候我们认为要亲身经历才能明白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做了之后才发现…”，人类最强大的能力就是社会学习——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人类最强大的另一个能力则是归纳和推理——
A few lines of reasoning can change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via)
我们可以仔细地，理性地思考、权衡各个选择的利弊，而不仅仅满足于情绪上的判断。 假设我们面临两个选择，A和B，我们可以结合别人的经历，利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去分别推断A或B选项带来的各种各样可能的利弊，对于其中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从别人那里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使得判断更靠谱，或者可以对风险的上下界进行一些估计，总之，我们尽量去让我们大脑中假想的角色去经历失败——我们通过推理发现某条路行不通，就避免了现实中去碰一鼻子灰。
我们在大脑中走得越远，在现实中就走得越稳。我们在大脑中失败的次数越多，在现实中失败的次数就越少。
直到实在没法在事先知道答案（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任何前人都没有探索过的），才必须亲自探险，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探索者，创新者，因为我们站在了别人的肩膀上。
（四）尾
事实上，现代社会人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能否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往往是这类人能够迅速走在别人的前面，在别人跌倒的地方跳过去。如果我们事必躬亲，那么历史绝对不会进步，我们只会每个人从生下来开始都将别人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将别人趟过的泥潭再趟一遍，阳光底下就真的没有新鲜事了，历史就真的永远重复他自己了。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绝非如此，虽然很多人都会甚至需要自己犯一犯某些错误，但同样也有很多人能够在别人的错误中学习。
这是一个信息社会，所有人的经验教训，所有人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以互联网为媒介传播开来，不管我们关注什么主题，总能迅速找到一堆书，论坛，网页，然而能否从中获取知识，避免做别人做过的俯卧撑，就看你有没有一双能够辨识的眼睛，和善于思考的心智（见《如何清晰地思考》），否则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就永远只能是来打酱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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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科学证据，本来是个好事情，这些年大众读者经过泛滥的鸡汤文和灵魂写作的洗礼之后，慢慢觉悟到说要看科普文章，最好看有文献引用的，有出处的那些。
但是科普也分好科普和坏科普。重点不在于是不是科普，而是是不是靠谱。
尤其是现在泛滥的公号、媒体（中外皆如此，并不是外媒上的文章就更可靠），为了保持更新，为了出稿，常常是看到一篇新的论文，只要论文的结论看上去有些噱头，就赶紧发个文章来「解读」一下（science writer也是有生存压力的好吗），因为「来自（这里往往会强调「一项最新的」）科学研究」，而且末尾引用了文献来源（绝大多数连引用都没有）， 所以看上去很是高大上（@张怡筠 就常常发这类「一项研究表明」类的文章）。
本来大众的阅读注意力和认知资源就有限，大家都是希望「你给个准话，咱没时间慢慢考究」，所以这种看上去很美的「科普」文章就很容易误导人，有的时候，反而比一眼就看得出来就是「个人经验」的文章更容易误导，因为后者别人本来就是把你当一个「opinion」来看的，所以内心有一定的先验防御，而前者在普通读者一眼扫过去之后看到「研究」啊「最新」啊「科学」啊以及一些英文文献字眼之后，就很容易下意识的把它当做「fact」来看了。
我们知道科学的精髓在于研究方法论，而不是结论本身。如果把科学研究方法论看做一个「管道」，从一端进去的如果是客观事实，那么从另一头导出来的，也更可能（也只是「更可能」，而不是绝对）是客观事实。但如果从一头进去的是垃圾，另一头出来的，仍然是垃圾。这就是著名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进，垃圾出）原理[1]。
此外，社科类，心理学类的研究，常常面对的是一个多变量的复杂系统，得到的A->B的关系往往很不「纯洁」。
举个例子：就拿孩子和父母同睡（co-sleep）这个在研究界撕了有十几甚至几十年的问题，主要被讨论的两个点：一，同睡和死亡风险的关系。二，同睡和孩子心理发展的关系。这两个关系，都受到大量的调节变量（moderator variables）的影响，而一个具体的家庭，要不要和孩子同睡的决定，几乎总是取决于诸多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一个大而泛之的「同睡增加了孩子的死亡风险」（在一些情况下会减少），或者「同睡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在一些情况下会不利）这样的结论，几乎可以说对于生活中具体的问题分析和解决毫无帮助，徒增焦虑。因为取决于调节变量的不同，同睡对婴幼儿死亡或心理发展的影响可能增强、减弱、甚至反向（例如从积极影响变为消极影响）。
一个简单的鉴别科普文章所引用/基于的文献的质量的办法：期刊质量/被引用数/作者是谁/哪所大学/议题是否有争议/研究所用的方法在证据链上的强度（Level of Evidence[2]）。
例如「同床睡真的有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吗？有研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3]这篇公号文章（@夏天的陈小舒）所引用的研究：
Santos, Iná S. ; Barros, Aluísio JD ; Barros, Fernando C. ; Munhoz, Tiago N. ; Da Silva, Bianca Del Ponte ; Matijasevich, Alicia. Mother-child bed-sharing trajectories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t the age of 6 year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October 2016 published online. 15 January 2017, Vol.208, pp.163-169.
这篇文章的期刊质量中等，也不是一流研究机构/学校的一流作者，被引用次数暂时为0，研究的问题属于争议问题，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属于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4]，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的证据强度是比较弱的，大致排在第三级，在prospective cohort study（及其systematic review）和RCT（及其systematic review）的后面[2]，因为retrospective study用的是以前收集的数据来验证新的（之前收集数据的时候并未想到的）hypothesis，而不是先确立待测的hypothesis再针对这个hypothesis来量身定做最适合的数据收集（prospective study）。这个关键差异带来的问题就是，在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中，hypothesis所需要的关键数据可能是缺失的。
例如该研究缺失的一个关键数据就是「父母当时是否是选择和孩子同睡的」（相对于随机受控实验中的随机安排的），别小看一个「选择」，选择背后隐藏了太多看不见的因素（隐变量），例如父母的教育程度，社会经济情况，文化，父母对孩子的行为解释的偏差（例如有的父母可能对孩子的情绪和行为过分焦虑，所以选择和孩子睡），孩子本身是否已有睡眠问题（所以导致父母选择去和孩子睡）等等。除了「是/否选择」之外还得加一个「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的」。没有这些关键的核心变量，在表层研究相关性，得到的结论只能说是浮光掠影。（这里顺便推荐一下 @咱说 的一篇短文：《论花式社会心理学研究》[5]）
至于研究的结论：「早期&长期同睡和孩子的心理健康可能有负面的关联性」。既不能（像媒体文中说的那样）推出「同床睡并不会有利于孩子心理发展」，也不能推出「对孩子睡眠本身也没有好处」，也不能推出「同床睡有让孩子更加焦虑和抑郁的倾向」。
这就好比问「吃饭能够改善健康吗？」，说「统计意义上吃饭对健康有益」其实没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细分结论」：对于营养匮乏的人，对于经济状况非常差的地区来说，会改善健康状况。对于正常人，多吃少吃点无所谓，既不会改善也不会损害健康。对于肥胖者，则吃得多反倒损害健康了。而对于厌食症患者，看起来是缺营养，但光靠吃本身又解决不了问题，而要往更深层看。
而文章中声明的「研究有明显的缺陷」也不能掩盖以上这几点春秋笔法所透露出的写作意识形态，实际上文中之所以提到「研究有明显缺陷」也只是因为原文主体是抄/译自redbook的一篇英文报道[6]（顺便说，这篇英文报道质量同样也不咋地）中也有这么一句，而作（译？）者自己后来加上的内容又沿袭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以如此拼凑起来的文章读来就有点人格分裂风——前面刚说了研究有明显缺陷，后面就开始言之凿凿了。
所以这项研究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就是指出可能性吧？那可能性是怎么发生的呢？也许是同睡的父母更缺觉，缺觉的父母更焦躁，焦躁的父母的孩子更焦躁，这样的因果通路吧。然而这既不新鲜，也用不着研究来证明，生活常识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那里了。而同睡对一些敏感孩子的安抚作用，安全感的正面影响，也摆在那里了，也是生活常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如果真想全面了解研究中涉及到的复杂的因果和相关性以及怎么正确看待它们，还是推荐从《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入门）。
那遇到常识碰常识两难的时候具体怎么决定？「说这么多，有没个准呢？」答案是「当然没个准」，家家情况本来就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呢？It depends。具体咋办可以问问有大量一线经验（常识），有科学思维，同时又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态度的人，也可以自己用心体会和观察自己孩子的状态，结合自己生活的实际条件和限制，去做一个折中。而且绝大多数时候选择也不只是一个，也很难去判断好赖，更不用说「最优」了。
放宽心，别执着于「唯一正确」、「非黑即白」和「最优选择」这三个大坑就好，只要不突破底线，人都是有弹性的。
如今号称科普的育儿公号和媒体越来越多，知乎上的相关问答也越来越多，但总体而言的观感是大部分都不值得看（还是有少部分不错、且值得看的，一个识别的关键是，看看ta是在「追新」，还是在讲那些深层的、深刻的、也常常是简洁的成长和发展的心理学原理和大方向），如果要看，也带好以上心智工具，不然容易瞻之在左，忽焉在右，诚惶诚恐，不知所从。
最后，回到co-sleep，今年有一篇review是这样的：
Mileva-Seitz, V. R.,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Battaini, C., & Luijk, M. P. (2016). Parent-child bed-sharing: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burden of evidence. Sleep medicine reviews.
论文倒是好论文，可说实话，如果我孩子刚出生，我看都不想看这些，能陪就多陪陪娃，没精力陪就让娃自己睡，遇到天使娃不反抗就开瓶香槟庆祝一下，遇到实在不配合的娃就想想有没有曲线救国的办法，实在搞不定就找个靠谱的睡眠专家、或者多向各个大孩子的父母（过来人）打听打听然后自己再去权衡，真要担心不陪孩子睡带来负面影响就白天多陪陪娃补偿一下，如果孩子状态正常那就连补偿也免了。
比起论文中的数据，当下的孩子才是最科学的证据，特别是小的孩子，什么都摆在脸上。学会观察、体会和理解自家这个特定的娃，也许比什么科学文献的证据强度都高，只要不被自己内心的执念（很多这些执念都是被一些坏科普文吓出来的）拽着一条路非要走到黑走到绝就行，你要做得离谱了孩子的反应和状态会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
但你得看见它，像之前听说的这种任由孩子在门外哭号抓门一个小时指甲都挠破了也要坚持睡眠训练的，抹了辣椒水不能阻止孩子吃已烂掉的手还准备继续上老虎凳的，那都是对孩子的状态已经眼不盲心盲了，这种情况不必让ta补课发展心理学，而是需要解锁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的、但长期被糟糕的教育和信息传播污染和屏蔽的感受力。
还有心理学专业的称「发展心理学很厚一本书，简单说就是立规矩和讲道理」呢（摊手）[7]，还有心理咨询师打孩子被孩子吼「我恨你！」之后和妻子「相视一笑」呢[8]（「一本正经地干着荒谬的事情」）——当然，这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但话说回来，知识再好，也不能全然凌驾于生活经验、常识，和我们与生俱来的父母本能。
末尾留一个彩蛋：有兴趣增加科学阅读技术素养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内在动机和外部奖励的关系，有一个著名的论战，是关于「外部奖励」是否削弱「内在动机」的，Deci和Cameron大战了好多年，互相抡在证据链上处于顶端的meta-analysis，最后也没有一个简单的定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可见心理学领域的结论有多么难（简单地）下。这个论战随便从哪一篇看起都行，例如[9]。
微博评论精选：
咱说：仅对育儿主题，我的观点：第一，没必要看科普文，尤其不必看最新研究的科普，争议话题可看一流期刊上的综述的科普版；第二，看美国最新最流行的儿童心理学教材，教材中的结论大部分都经得起时间考验(但是可能存在跨文化差异)，也培养批判性思维；第三，看大牛写的科普书，获取系统化育儿观念。
emma_程：感觉像是一个悖论，能够辩证看问题的人这类文章看了开头可能就走了，想要相信这类文章的人，内心已经对这个结论有期待，他想要跟文章一样的结果。而至于原本不相信这个结论，看完以后焦虑的人，更多的是期待像你一样的驳斥文章的出现。
沉默的马大爷：对于像心理学这样混乱的领域，「一项最新的研究」坑爹的概率很高，所以那种介绍单个新研究的科普文章看着图一乐就好，不必太当真。
看不见的牢笼（上）
《Synaptic Self》中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由于人的大脑是经过漫长的进化年代“堆积”起来的，也就是说，从爬行动物到哺乳动物到高级灵长类这些进化阶段，我们的大脑从只有原始的反射模块，到拥有初步的情感区域，一直到神奇的具有6层结构的“新皮质”所支撑的高级认知能力，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并非上帝预先编程架构好的，而更像是在既有结构上“叠床架屋”，比如，大脑从内到外基本上是按照进化年代来排序的，比如啮齿类等一些小型哺乳动物的新皮质是光滑的，这是新皮质在进化出高级灵长类之前的样子，后来为了解决大脑中空间不够的问题，进化之手发明了大脑皮层沟回，通过这些褶皱，在不增加太多占用面积体积的前提下使得大脑皮层表面积暴涨，正是这些褶皱使得灵长类进化出独特的高级认知活动，如工作记忆，语言。这种“堆砌式”的进化有它节省和复用的好处（《Kluge》），然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奇特的“进化时滞”效应——进化年代较近的大脑模块和较久远的模块之间要达成完美沟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之前便会造成多个模块之间面对同一个问题决策不一致的问题。
我们的高级认知模块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很重要，必须提前准备并持之以恒，然而我们内心的另一个小声音却在万般阻挠我们把屁股从床上挪开或者把眼睛从网页上挪开；我们明明知道赌博，烟酒，犯罪是不对的，然而内心的一个小声音却在喋喋不休地催我们动手去做。我们明明知道高糖高脂肪的食物不宜多吃，但内心的一个小声音却总是怂恿着再吃最后一勺（不禁让人想起《傀儡人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时候在这个争端中败下阵来的却是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高级认知模块，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高级认知模块似乎根本就没有启用，而是凭借着本能或直觉“自动驾驶”自己的身体（《Gut Feelings》）。
这里的原因是明显的：设想一下，人类的高级认知模块是在相对较近的进化年代出现的，然而原始的情感和条件反射模块却在千万年的进化长河中忠实地保护着我们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努力繁衍后代（《Mean Genes》），这些模块似乎“理应”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然而工业时代的到来将人类生存的环境极大的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原始模块适应的是远古时期的生活，以采集狩猎为主题的社会构成，这跟现代工业文明相差颇大，举个例子，我们的社会交往本能令我们非常顾及自己的面子（面子不仅是一个东方文化中的东西， 在全球都存在），面子可以与很多东西关联——与异性的交往成败，在对手面前是否挺身而出，在困难的任务面前是否完成得很好，这里的逻辑是很明显的：一次糟糕的社会性事件会降低我们的声誉，在远古社会，聚居群体较小，成员之间依赖性很高，糟糕的声誉会导致被赖以生存的群体排挤出去，危机自身的一切，所以我们往往有着不顾一切捍卫自己的面子原始冲动，《Bounded Rationality》里面曾经提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两个男人因为酒吧里面的一点小争执最终大打出手乃至一方杀了另一方。在类似酒吧这样的一个众目睽睽的社会场所，人们往往会为面子而恼羞成怒，作出过激行为，而我们的大脑同时又会认为我们仍然处在没有法制的远古社会，所以杀人便有了可能，事实上我们不难想象在远古社会杀人可以转化为力量和能力的声誉，由于进化的钝刀还没有来得及磨平我们远古时期的“棱角”，所以只有少部分“理性大脑”强大的人才能够作出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行为；《Mean Genes》上面说了这么个例子：在远古社会我们在向姑娘求爱的时候会小心谨慎，因为一次洋相会很快被传递开来从而使得我们变成整个群落的笑柄，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人口流动剧烈，人际关系变动频繁的大城市，社交失败的成本近乎于0，所以正确而理性的做法却是永远都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因为我们的大脑中同时存在着远古的自我，和现代的自我，并且两者并没有完美协调，所以才会出现“如著作等身的教授，聪明的数学家，艺术家同样有可能成为性引诱的牺牲品，同样可能犯七宗罪，同样可能成为焦虑和忧郁症的患者”（《Synaptic Self》）（不禁让人想起前阵子著名的泰格伍兹事件）。
然而除了这些极端情况之外，普通人也常常受到困扰——明知正确的事情就是没法去做。仔细想想这简直是一句类似悖论的话：既然你的大脑认可某种做法是正确的，而同样又是你的大脑主管你的行为，那为什么偏偏你没法执行呢？这就说明主管行为的并不仅仅是你的“认知”模块，认知模块发完话之后自会有更强大的情绪模块藐视“上级”的决定。所以我们常常哀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和别人作斗争，而是和自己作斗争。
《Phantoms in the Brain》提到这么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看到老朋友时会自然微笑，然而站在摄影师面前我们却经常“挤”出难看而别扭的微笑。我们常常说第一种微笑是发自内心的，第二种笑则是有意做出来的。事实上这两种微笑的确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机制，只不过不是心脏和面部肌肉，而是两个不同的大脑模块。自然、下意识的微笑来自于大脑中位于进化年代较古老的丘脑和进化年代较新近的大脑皮层之间的一个叫做“基底核”（basal ganglia）的结构，而有意识的笑则是由大脑中的动作皮层控制的。而这两者只有前者具有正版的微笑神经回路，当我们看到朋友的时候，朋友的脸庞的视觉映像通过视觉神经传导到我们的情绪模块（边缘系统），并进而被转发到基底核，后者的微笑回路负责调动面部肌肉生成一个真正自然的微笑，整个过程在不到一秒内完成，在这个时间里你的高级认知模块根本还没来得及活动呢。
有些时候一些人会因为中风而导致一侧运动皮层受损，如果你叫他对着摄影师笑，你会发现他挤出的是半边脸的山寨微笑，另一边脸（对应受损的运动皮层的那一边）则不笑。然而神奇的是如果他见到老朋友，则会发出两边对称的、自然的微笑，因为控制自然微笑的基底核没有受到损伤。
而在极少数情况下，则会出现一种恰好相反的情况：中风损伤了一个人的基底核，影响了半边脸的微笑回路，一开始这个人自己也注意不到，直到他对妻子自然微笑，妻子会惊讶地发现他脸上只有“一半”微笑。然而，如果摄影师叫他微笑，他却能够做出对称的微笑，虽然是不自然的那种，因为控制有意识微笑的运动皮层并没有损伤。
就像两种微笑一样，我们的大脑在同一个决策上经常有不同模块的参与，有的人更偏向使用直觉进行决策（《Predictably Irrational》），有的人则更偏向于理性分析，而事实上这两者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场合适用，无法驾驭这两种决策引擎的人要么一方压倒另一方，要么就是陷入纠结。
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听从内心的召唤”，因为我们对事物的热情来自于我们的情感系统，没有这个系统的支持，我们很难在一件事情上持之以恒的专注投入，emotion（情绪）和motion（动力）本就是同根生，说明人们很早就了解到情绪和动力的关系。对此有这么一个真实事件（记不得在哪本心理学书上看到的了，记得的朋友请留言。），一个事业顺利的中年男人，原本过着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有一天不幸遭遇了车祸，车祸损伤了他的头部，他的情绪大脑遭到了损坏，后来虽然他健康方面痊愈了，然而却从此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再没有动力去发展他的事业，照顾他的家庭，对他来说发生什么都是无所谓的。事实上，我们所谓的生活的意义便来源于情感系统。
我们在面对道德问题的时候听从“良知的召唤”，因为漫长的进化给了我们一套非常优秀的天生道德判断神经回路（《社会性动物》），只要听从良知的召唤我们便能在道德的平衡木上走得稳稳当当。
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决策判断都刻画在天性里面，然而同样也正是这些天性在很多时候会让我们陷入困境，我们“能存储能量就尽量存储能量”的食物摄取天性虽然适合远古社会，然而在能量充裕的现代社会却导致大量人的超重。《How We Decide》上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实验：让一群人走过一个屋子，屋子的中间放着一个桌子，上面有诱人的巧克力蛋糕，也有水果沙拉，让其中一部分人默记某个7位数字序列，另一部分人则只默记2位数（当然，实验者会为默记数字的原因编造一个谎言，例如测试记忆能力），实验结果是，那些默记7位数字的人更可能选择巧克力蛋糕，因为记忆数字过载了我们的高级认知模块，使得它无暇和原始大脑的决定作抗争。
我们对于未来的惩罚和收益都估计不足，倾向于就眼下的损益进行决策。这就导致我们天性在决策方面目光短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会在大学阶段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进行学习之外的娱乐，这些娱乐都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能够立即获得愉悦，并且并不会导致立即的损失。毕业看似遥遥无期，我们很难提前几年就设想几年后的危机，毕竟，未来的事情谁说得清呢？也许我们的远古生活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几年后的潜在收益跟眼下唾手可得的好处无法相比。
我们的原始大脑同样也分不清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真实，在获得社会成就和声望的动机的驱使下，即便是虚拟的网络游戏社会，我们也会投入大量精力，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大脑并没有错，我们的确应该去获得声望，只不过它还没有聪明到跟得上工业文明，它并不明白虚拟世界里面的生存能力和地位并没有办法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生存能力和地位。
如你所见，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生活在信息社会的远古人，如果上帝要为我们目前生出的时代设计人类，我们将会是身体上适合长期久坐不见阳光，眼睛尤其适合长久盯着30厘米以内的物体看，我们情绪上会偏好有节制而健康的饮食，我们的身体发育将不会在肌肉上浪费太多不必要的能量，青少年也不会在青春期强烈渴望冒险和建立小部落内的声望并为之做出各种危险或可怕的事情，而在执行力上我们则会偏好于执行能够积累知识和技能的长远计划，正如geeks们所崇尚的一句话所言：smart is the new sexy。
然而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才短短数百年，英特网的历史则更是短的几十年，和漫长的进化长河相比仿佛一瞬，我们匆匆忙忙把自己推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而进化的齿轮转动得却慢了很多拍，于是我们都成了进化时滞的牺牲品，我们用远古的双眼打量着这个世界，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完全不必害怕，但我们还是会汗毛倒竖，汽车酿成的交通事故每天无数，而我们过马路却置若罔闻。一句话：我们的情绪大脑仍然停留在20万年前，而20万年前是没有汽车这种物种的。
然而，我们毕竟拥有所有动物中神经元和突触数量最多，结构最复杂的新皮层。我们拥有神奇的认识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利用情绪系统本身的特点来克服它自身的缺点。
我们做事情难以持之以恒地专注，因为任何一个新鲜刺激的外部信号都足以激活我们强大的情绪大脑，情绪大脑一旦被激活，其神经信号往往轻而易举地抢占我们的注意力，结果就是我们发现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很难维护内心的宁静和专注，于是我们发明各种隔绝干扰的方法来保护我们脆弱的理性大脑，从而能够让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大脑喜欢事情往积极方向发展，有这样一个实验：研究者让被试将手放在冰水中一段时间，有两个选项可供选择，一是将手放在非常冷的冰水中60秒并取出，另一是将手放在非常冷的冰水中60秒，然后再在逐渐变得不那么冰的冷水中放30秒再取出。绝大多数人认为第二种选择更为不那么痛苦。然而从经历的“客观”痛苦上讲，很明显第二种情况下人要受更多的罪。但是那种“情形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可以带来明显的正面情绪，于是第二种情况下的主观痛苦要小于第一种情况。而GTD的原理正是如此：通过提供不断的进展，让执行者意识到事情正在朝向完成不断迈进，这种正面趋势所带来的积极情感能够进一步激励个体把事情执行到底。
总之我们发明各种认知方法来“诱使”或“要挟”我们的情绪大脑同意去执行一件事情：我们向朋友承诺我们要做的事情，于是我们的情绪大脑会迫于信誉受损的压力而去主动完成这件事情。而加入互助学习小组则本质上是利用大脑的从众本能和同侪压力。《Nudge》上提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一百美元的论文催缴金”：为了“逼迫”自己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论文，戴维将三张100美元的支票预先交给泰勒，戴维每延迟一个月完成论文，泰勒便可以提取其中一张支票并将钱用于开聚会（而且还不邀请戴维参加:)），显然，戴维的情绪大脑很难容忍这样吃亏的冤枉事，所以为了避免它，便忠实地督促戴维把论文按时搞定了。此外还有“减肥违约金”，“夏令时”，“圣诞节省钱俱乐部”以及著名的“Save more tomorrow”等很多有意思的例子。
最后，经常动用理性思考也能够锻炼理性大脑的“实力”，在更多的决策场合获得压倒性优势。神经科学显示，大脑的模块的确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The Brain That Changes Itself》），一个经典的证据是钢琴家的大脑中对应手指的神经回路占用面积要比正常人大很多。另一个有意思的证据是，如果一个人失明了，那么负责接受视觉信号的神经回路往往会被听觉所侵占（人们常说瞎子的听觉格外灵敏难道便是这个原因？）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过了时的原始大脑，但同样也更新了我们的新皮层，能否不被20万年前的自己绑架，取决于你是否认识到关于大脑的进化历史，和能否正确使用你的理性大脑。
逃出你的肖申克》系列是从09年1月开始写的，到现在已经三年半了，这个系列几乎是我从03年写博客以来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系列。从08年开始，我就开始大量阅读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方面的书籍，对于我们的思维如何工作，我有着深深的着迷（事实也证明心理学是一个太有趣的学科，例如这个系列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逃出你的肖申克（二）：从视觉错觉到偏见》单单在http://mindhacks.cn上就有15万的访问量），虽然不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也避开了研究中难免的繁琐技术细节，从局外人的角度纯粹去欣赏也许更为有乐趣，而即便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心理学也俨然已成为当下社会的显学（我最爱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甚至也涉猎到了进化心理学），其实这很容易理解，所谓心理学就是关于人脑如何工作的科学，既然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人构成，而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又由我们的大脑所支配，那么从这个根本上去理解很多问题便非常深入本质，所以在科研方面心理学正在渗透进越来越多关于“人”的科学，形成一个个蓬勃的交叉学科，例如行为经济学（甚至还有叫神经经济学的）、计算神经科学等等，而心理学的现世价值更是无处不在（甚至都被有些书搞的有点恶俗了），例如工作中的问题解决、决策判断、人际关系，家庭中的亲密关系、育儿，个人成长方面更是有无数关于心智成熟的书，国内在近几年引进的国外经典的书籍也呈加速势态（但仍然跟国外市场有严重时滞，有些好书引进到国内居然跨度相差20年）。《逃出你的肖申克》系列就是源于我阅读国外的泛心理学书籍的一个不断积累的读书笔记，其中有我自己的思考，但更多的是对我看过的知识的归纳和贯通，这个系列的文章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中有无数的外链，因为我觉得能在一篇文章中归纳的东西实在太少，好的文章并不是体现在文章本身，而是体现在它为读者打开的一扇扇窗。
一，知识的诅咒
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是如此有名以至于被人尊称为“克拉克第一定律”）：“如果一位有名望的老科学家告诉你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极有可能是错的。”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知识是一把双刃剑”这个道理在心理学领域其实并不新鲜，《Made To Stick》上面就提到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A心里想一首曲子，然后用打拍子的方式打出来，B听着A的拍子要去猜测A打的实际是哪个曲子。参与者选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曲子，如“世上只有妈妈好”（此处根据中国国情稍加演绎）。这个实验的亮点在于，往往A认为“那么简单的曲子”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呢？而实际上B听了却就是猜不出来。A对B能否猜中的概率估计，与B实际猜中的概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A以为50%的人能猜出来，而实际上只有可怜的2.5%）。
原因？因为A心里本来就知道答案（曲子本来就是A定的），所以对于A来说这是“显然”的，但B只听到拍子，对B来说再简单的拍子也并不是“显然”的。关键在于，由于A心里明知答案，就无法去设想不知道答案的B听到那样的拍子时是什么感觉，也就无法真正准确地推测出B猜中的概率了。
实验者把这个现象称为“知识的诅咒”：由于知道某个知识，反而影响了判断。在以上的实验当中，如果A自己并不知道曲子，（曲子是实验者选的，拍子也是实验者打的），那么A就能够体会到B的感觉了。
以上这个例子，只要稍加引申一下，就不难类推到一个日常现象：为什么说大多数时候换位思考只是个陷阱。因为真正的换位思考，意味着你必须知道对方大脑中所有真正影响他决策和行为的因素，这包含太多的东西：对方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甚至对方那一刻的情绪。一个人的行为由众多因素来决定，其中绝大多数因素常常隐藏在我们根本觉察不到的潜意识层面（《Strangers to Ourselves》），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其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更不用说要别人还能够真正的“换位”了。不仅如此，你还必须摆脱自己大脑中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情绪的影响。这两者本身都极其困难，乘起来更是难于登天。所以说现实当中的大多所谓换位思考一不小心就沦为以己度人。
有时候，当事情所涉及到的是人之常情，的确是可以以己度人（因为有些事情大家都差不多），例如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侵犯，那么当侵犯别人隐私的时候只要想想自己愿不愿意成为对方就可以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当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观念的时候，例如价值观，那么就会落入以己度人的陷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人生规划，往往抱着好心，办着坏事，因为当父母“换位思考”什么是“为子女好”的时候，无法摆脱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价值观是一个人内心非常强大而又隐蔽的东西，我们很难摆脱自己的价值观而真正从另外一个人的价值观角度去考虑（要是真的能够在内心那么容易地“切换”价值观的话，价值观就不叫价值观了），于是父母将“己所欲”施于“子女”。这里父母们自己的价值观，就仿佛前面那个实验当中被试A心里所想的曲子。因此，原则上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己所欲勿施于人。
如果你对于Critical Thinking有所了解，你应该知道这样一个有名的谬误（Fallacy），叫Affirming the consequent，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玫瑰需要水，所以玫瑰是植物。这个逻辑咋听起来非常正确，但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们的“直觉逻辑”常犯的错误之一，由于所有人脑袋里都知道“玫瑰是植物”这个“知识”是正确的，所以爱屋及乌地也认可了它的“伪前提”（也就是说“结论是对的”意味着“逻辑是对的”）。如果把这里的结论换成错误的，你就摆脱了“知识的诅咒”，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人需要水，所以人是植物。
以上只是两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知识的诅咒只是我们大脑中的众多看不见的牢笼之一。
二，思维的牢笼
关于创造性的研究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叫做Candle Problem（Pop Science畅销书作者Daniel Pinker在TED演讲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Motivation中也用到了这个例子），它的描述是这样的：
给你一堆火柴，一盒大头钉，一根蜡烛。问题：如何将燃烧的蜡烛固定在墙上，从而让它燃烧的时候蜡烛油不至于滴到桌上。 如下图：
这个问题由心理学家Karl Duncker于1945年提出，在问题的最初描述下，被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大致会尝试两种徒劳无功的做法（《Imagine》）：
- 试图直接用大头钉把蜡烛钉在墙上（蜡烛会碎掉）。
- 试图将蜡烛烧融之后粘在墙上（蜡油粘性不足以支撑蜡烛的重量）。
在两次失败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放弃，认为问题无解。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最终得出了正解，即：把蜡烛放在装大头钉的盒子当中，然后把盒子用大头钉钉到墙上。如下图：
之所以这个小问题如此困难，心理学家推测，乃是因为我们下意识里面认为大头钉的盒子就是用来装大头钉的，压根就从来没有想过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心理学家把这个称作功能定势（Functional Fixedness）。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在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的下意识层面，所以我们自然也就很难打破他们——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大脑中做了哪些假定，又怎么去打破那些假定呢？
对于盒子的既有功能的知识，成了一个思维的牢笼，这其实也是知识的诅咒的一种。（知识的诅咒对创造性构成的扼杀是如此的显著，以至于Simonton声称大学本科头两年的教育之后所学的东西可能反而对创造性的抑制效果更大。（《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
知识的诅咒是如此的隐蔽和难以摆脱，以至于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跟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的人交流，这里的理念是，如果你自己没法跳出框框，那么至少找一个跟你拥有不同框框的人对照一下，这样一对比便可以明白自己的框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局外人”在一些问题上往往有新鲜而富于创造性思路的原因。
如何打破这种牢笼呢？Ellen Langer在《Mindfulness》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被试去想出物品（例如锤子）尽量多的用途，当Langer把物品递给她的学生的时候，她分别尝试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是一个锤子”，第二种说法是“这可能是一个锤子”，仅仅加上了一个词“可能”，同学们所给出的用途就大大增加了。这种条件式的表达非常有助于思维突破功能定势。
Candle Problem还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变种，例如下面这个：
当实验者把大头针放在盒子外面，而非盒子里头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答案。
此外还有，当用书面语言来描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盒子和大头钉”（而不是“一盒子大头钉”），会增加解出来的概率。此外，即便说“一盒子大头钉”，只要把“盒子”和“大头钉”加下划线也能显著增加成功率。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变种，都是启发问题解决者“不把装大头钉的盒子仅仅看作装大头钉的盒子”。
当我们谈论创造性的时候，我们通常谈论的是以下几个东西：
- 跳出常规框框的思考（think out-of-the-box）
- 将两个东西/概念以前人没有想到的方式联系/结合起来
- 将既有方案推广到全新的问题场景中
后两点我曾在之前的文章《锤子和钉子》和《跟波利亚学解题》中有所提及。而第一点，即thinking out-of-the-box则一般被认为是创造性的标志性问题。
out-of-the-box这个说法源自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笔不离纸（一笔画），不重复描线，不多于4条线段，经过所有9个点）：
这个问题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相信大多数人在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抓耳挠腮的。因为9个点的“隐形”边界构成了一个框，我们在画线条的时候下意识地就被束缚在了这个框内，而在框内是无解的，可是框内的画法偏偏又有好多种，直到你遍历所有框内画法之前是没法确定框内无解的，所以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框内徒劳地画来画去。
思维中的这些隐形的“框”就是扼杀创造性的罪魁祸首。要想意识到这些框的存在，就必须对自己的思维过程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虽然心理学上已经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的思维过程绝大部分对意识而言是“不透明的”），但长期留意倾听自己思维的声音、善于反省的人还是较其他人更可能注意到思维过程的一个个关键的中间步骤。而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飞舞的轨迹可以通过它一闪一闪的亮光推断出来一样，通过注意我们思维的这些中间步骤，便有可能大致推断思维过程的全貌。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注意这些一个个的思维中间步骤，我们就有机会停下来，对它们进行“取反”操作，打破这一条因果链，从而在思维走上错误的岔路之前就避免它（实际上，这种对自己思维的“取反”操作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有这样一本书，叫《Whatever You Think, Think The Opposite》，还有一本叫《What Makes Your Brain Happy and Why You Should Do The Opposite》）。例如下面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摘自《Algorithm Puzzles》）：
你站在一条河边要过河，你带着一头狮子，一只羊，和一颗大白菜。你的小船一次只能承载你和另外一样东西。如果你把狮子和羊留一块，狮子会吃掉羊。如果你把羊和白菜留一块，羊会吃白菜。怎么才能保证狮子、羊、和白菜都到达对面。
这个问题，但凡卡住的人，都卡在同一个地方，即：把羊带过去了，回头下一步到底是再把狮子带过去还是把白菜带过去呢？把狮子带过去，回头拿白菜的时候，狮子吃掉羊。把白菜带过去，羊吃掉白菜。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如果注意审视自己思维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把思维拆分为最小的原子单元，每一步只往前推必要的一步，不作跳跃，就有可能意识到关键的环节，并从思维的惯性中解脱出来。
我们的惯性思维，便是把N个东西紧密地绑定在一起，而没法拆分开来，每次都是直接跳到结论。如果把思维过程比作一棵树，在每个阶段基于特定的假设走上其中一条分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已经遍历了所有的情况，还没有解，所以就想放弃了，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早在这棵思维之树的最根部节点我们就走上了一条其中不存在最终解的分支，例如上面的那个经典的9点问题，其根部的分叉就是：到底是在框内找还是在框外找，如果限定在“在框内找”这个假设/分支之下，那么无论你怎么遍历，最终都不会有解。你可能觉得已经穷举了所有的情况，但其实并没有，还有一半的解空间没有探索。而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便是因为隐含的一个假设把你限制在了某个框/分支内。如果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足够细致，就有可能注意到原本很隐蔽的假设，从而从思维“树根”开始就走上另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这虽然是一个小智力题，但是背后所蕴含的心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创造性意味着跳出你自己思维的惯性步骤，跳出你的下意识思维在某一个隐蔽的环节设下的隐蔽的假设。而要想打破铁屋子，必须首先知道铁屋子在哪，否则就是在黑暗中抓瞎。而想知道铁屋子在哪，则是通过对自己的思维过程仔细的观察来实现的（有的富有创造性的人已经把对自己思维的“取反”无意识化了，他们不管想什么都会下意识地想一想反面）。
要想观察自己的思维，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就是“出声的思考”（think outloud），程序员们所熟知的“橡皮鸭子调试法”便属此例，很多人在工作中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想找个同事请教请教，但就在把问题描述给同事听的过程当中，电光火石之间，答案自动蹦了出来（这也是为什么Dr. House总是要找他的团队讨论的原因，而当团队不在的时候就算找个扫地的清洁工也行。这里的原理是：把思考过程转化成语言表达出来，就让它成为了思考本身的对象，即“对你的思考进行思考”，便有助于发现思考过程中的隐含假设或者步骤。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做法就是与人讨论，因为讨论不可避免涉及到两个环节：
- 表达自己的思维：这就是前面说的，把自己的思维表达出来，思维本身就变成了你思考的对象，你就有可能注意到思维环节当中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隐蔽的环节，并对其“取反”，跳出原本的框框。
- 参照别人的思维：由于每个人思维的框框（隐含假设）未必一样，所以你的“显然”可能是别人的“不一定吧？”。通过对比，之前隐形的思维边界就会显现出来，这就好像在黑夜中没法看到黑色的字，而在白色背景的映衬下就会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隐蔽的假设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方面，从人的知觉系统的固有“偏见”中来，例如九点问题中那个隐形的框就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经典例子（《逃出你的肖申克：从视觉错觉到偏见》）。另一方面，从之前所掌握的知识当中来。例如《Mindfulness》里面这样一个实验：
先让你做这样一道题：A、B、C三个容量分别为21、127和3夸脱的罐子，用他们取100夸脱的水。很快你想到了方法：先装满B罐，然后减去A罐，再减去两次C罐（即B-A-2C）。127-21-3-3=100。接下来再给你做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只是容量不一样：A=23，B=49，C=3。目的是得到20夸脱的水。答过前一个问题的人很多都会直接发现B-A-2C同样适用于这个问题，而看不到那个更简单的答案：23-3（A-C）。而没有前一个问题干扰的人则更容易看到最简单的答案。知识的双刃剑效应在这个小小的实验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效应在知觉上也存在，例如下面这个例子（《The Mindfulness Solution》）：
在上图中你看到了什么？一个英文单词：Perception。
那么下图中呢？
一堆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线条？其实这是阿拉伯语的Perception。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图1的Perception归根结底不也是一堆弯曲的线条吗？但是你能够把它真正看作是一堆线条吗？很难。因为作为一个你已经认识的单词，其含义会自动从你脑海中蹦出来（这种“蹦出来”效应是一种自动的、自下而上的效应，你没法用意志去“抑制”它），Perception这个单词自动蹦出来的含义会阻止你去带着“初心”看待“这堆线条”，在你的眼中这不再是一堆单纯的，无意义的线条了。但是图2中的文字就不一样了，由于你根本不认识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限制），你就能够仍然“看山是山”了。这个例子是不是也让你想起本文开头的“知识”的诅咒呢？没有知识是万万不行的，但知识有时候的确会掩盖你对于世界的真相的观察。
再看一个经典的例子：
这幅图相信大家都见过。在没有看到那只狗之前，图中只是一堆混乱的斑点，而一旦看见了狗，你就无法再视而不见了，那只狗会顽固地从你的视野中“蹦出来”，那堆原本看上去混乱无序的斑点便失去了其混乱的本质，你的知觉被锚定在这个唯一解释上。在上文的“倒水问题”中，那个既有的解法就像是上面图片中的斑点狗，会第一时间顽固地蹦出来，占据你的注意力，遮蔽你的思维，让你注意不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有这样一个笑话：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看守警卫看到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把手上放着一个箱子，警卫把那个男人叫下来，让他打开箱子，结果发现箱子里面全是沙子。第二天，这个男人又来了，还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个箱子，警卫打开一看还是沙子，如此两个月，这个男人每天都穿过边境，每次都带着一箱沙子。警卫哥终于崩溃了：“大哥你快把我们逼疯了，两个月以来你每天都骑着你的自行车，带着一箱沙子穿过边境，你这到底是走私什么呢？”。男人回答：“自行车”。(#)
不要只关心箱子里面是什么，要“跳出箱子思考”。
跳出箱子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式对于我们而言就像空气一样，身处其中根本就浑然不觉。前面提到的“出声思考”和与人讨论固然是很好的办法，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真正需要创造性的困难问题往往命中的是大多数人的思维盲点，所以讨论可能也还是无济于事。另一方面，虽然说创造性需要打破既有知识的限制，但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足够的知识却又不可或缺。人们常常用牛顿因为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或者爱因斯坦的自由落体思想实验来说明灵感的重要性，然而没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和数学知识作为铺垫，就算有人告诉你苹果落地是由于地球的作用，你也没法得出万有引力公式，就算有人把你放到一个自由落体的电梯中让你真实感受运动与静止的相对性，你也没法导出相对论。如何在掌握必要知识的同时又不会被其限制住思维，才是保持创造性的关键，如何走得了这个微妙的平衡木，在人类对于自身大脑的认知的历史上一直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无数卓越的头脑前仆后继（包括像庞加莱本身也对他为什么能够在一瞬间灵感顿现也非常有兴趣并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考），直到今天，心理科学似乎才刚刚开始揭开创造性和灵感的面纱。
三，情绪的牢笼
情绪是人类最强大的能力之一，我们有丰富而微妙的情感世界，我们大脑中有众多涉及到情感的模块，如杏仁核、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等等，我们强大的情绪脑使我们能够在一瞬间对事物贴上“喜欢”、“没感觉”或“厌恶”的标签（从而迅速作出“趋向”、“无所谓”还是“回避”的选择）（《The Happiness Hypothesis》，《The Mindfulness Solution》），能够对复杂的道德情境作出众口一词的判断（《The Moral Animal》），能够体会蕴含着无限微妙情愫、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隐喻（《I Is an Other》）。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情感世界也是我们大脑中牢笼最多的地方。要理解这一点，需明白情绪大脑的几个基本属性：高优先级、黑盒、迅速但粗糙。
大脑中的情绪模块属于进化年代较为古老的部分（《Synaptic Self》），其掌管的事情往往是关乎生存繁衍利益，所以权力至高无上，例如你走在河边，忽然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东西横在路边，还没等你的理性大脑反应过来你就一跳三丈高了，这个让你一跳三丈高的信号便源于我们情绪大脑的一个重要模块——杏仁核（Amygdala）。我们的视觉信号进入大脑之后兵分两路，其中一路（high road）通往我们大脑的“高级”区域做详细但较慢的计算，另一路（low road）则到达我们的杏仁核，进行迅速但粗糙的计算，我们的立即行为受到low road的支配（被杏仁核绑架了），因为该路的计算速度较快（但很遗憾“快”跟“准”是一对矛盾），如果疑似遇到对我们可能有威胁的场景，我们立即就会进入所谓的“战斗或逃跑”（fight-or-flight）状态。
由此可见，情绪大脑并不那么“聪明”，它要的是“快”（因为所涉及的决策往往生死攸关），而未必是“准”，就像我们设计计算机算法一样，为了“快”，有时候必须以牺牲“准”为代价。此外，当牺牲“准”的时候，情绪大脑也不是胡乱牺牲，而是会有特定的倾向性，它会倾向于宁可错在保守的一边，即宁可把绳子错当成蛇，也不可把蛇错当成绳子，因为把绳子错当蛇只不过是吓一跳而已，没什么代价，而把蛇错当成绳子可能就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错。大脑中的这种固定的、有章可循的倾向性就是所谓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Predictably Irrational》）
此外，我们的情绪大脑还是一个黑盒模块，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感受到其输出（情绪体验），而对于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绪，却一无所知。有些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对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情感是什么（例如人们常说的“总是在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Strangers to Ourselves》）。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了解自己，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大脑非常善于为自己的情绪或行为寻找看上去合乎情理的解释（《逃出你的肖申克（四）：理智与情感》）
有这样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实验，由心理学家Donald G. Dutton和Arthur P. Aron在1974年设计，实验名叫“悬索桥上的爱”（《Sway》）。实验者招聘了一些被试，表面上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优美的风景对人的创造力的影响，实验的场所在一处风景名胜，被试需要穿过一座悬索桥，如图：
一位漂亮的女助手会拦住被试，请求填写问卷。对于其中一部分被试，女助手在他们已经穿过了悬索桥之后拦住他们，而对于另一些被试，则在悬索桥中间拦住他们。在问卷填写完毕之后，女助手会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对对方说“如果你有兴趣，欢迎打电话给我，我很愿意进一步解释实验的细节”。
然而，这个实验的真实意图却是想要知道到底是哪组被试中有更多的人对女助手动心，实验人员事后会统计哪组被试当中有更多的人会打电话约女助手出去。
这个实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其结果很令人掉下巴：两组被试唯一的区别便是在桥上还是桥头被拦下来，这个无关紧要的区别跟女助手的吸引力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包括后续的类似实验也证实了确有关系：在桥上被拦下来的被试当中有更多的人打电话约女助手。为什么？心理学家认为，当被试处在悬索桥上的时候，情绪处于高唤起状态，心跳加速，手心湿润，这跟异性吸引所致的唤起状态很相似，人们的下意识会将这种唤起状态部分错误归因为女助手的吸引力。而实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被试自己并不认为是这种错误归因让他们觉得女助手更加具有吸引力，而是真诚地认为女助手就是更有吸引力。
类似的，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情侣，父母越是干涉，往往会反而导致他们情感越发热烈。但这儿的关键在于，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家长干涉的“功劳”，而是真心觉得情感越发强烈。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体现了一个一般性原则：由于我们的大脑每秒接受的信息里面只有少得可怜的一部分到达意识层面，绝大多数都在下意识层面处理掉了。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洞察大脑中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感觉“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那样做，是由于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推理“为什么我会那么做”，对于了解自己的人来说，这种推理往往正确，但如果不够了解自己，那么就有可能错误地推断了自己行为的动因。
心理学对我们行为的动机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前者例如：金钱、物质、惩罚，等等。后者例如：好奇心、成就感、价值观等等。一个重要的观察是：当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的动机归因于外部动机，因为外部动机更为看得见摸得着，而内部动机则较为隐蔽（文艺一点的说法就是内心的小声音太容易被外界的喧哗所遮蔽）。
心理类和育儿类的书籍中经常可见引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此处的版本稍加演绎，原版记不大清了）：
一位老人住在一个小木屋中，经常有小孩来他的木屋旁边玩闹，喜欢安静的老人不胜其扰，老人知道赶他们走也没有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有一天，老人把孩子们叫过来，给了他们每人五毛钱，说“我很喜欢你们，以后你们每天都过来玩，每次都都会给你们每人五毛钱”。孩子们听了之后当然很开心，居然还有这等好事，还有人愿意花钱让他们玩，于是他们每天过去玩。如此过了一阵之后，老人又把他们叫过来，说“最近我没什么钱了，只能给你们每人两毛钱”，孩子们听了之后虽然有些不快，但总比没钱好吧，所以还是过来玩，但劲头已经大不如前了。如此又过了一阵，老人说“虽然我很想你们过来玩，但我真的没钱了，以后不能再给你们钱了”。孩子们听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心想“没钱还指望我们来玩吗？”，于是都散了。
育儿类的书籍用这个故事来告诫父母，毁掉孩子对事情本身的兴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物质奖励。当物质奖励和兴趣同事存在的时候，由于前者更为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我们的大脑对于物质激励更为敏感，所以更容易推测自己的行为的动机为物质激励，而一旦大脑将这两者挂上了因果关系就坏事了，因为一旦以后“因”（物质激励）被撤掉，“果”（好好学习）也就消失了。（当然，如果孩子本身就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使用物质激励来作为初始动因也无不可。由于本就没有内部动机，所以外部激励不会让事情更糟，《Redirect：The Surprising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Change》第四章对此有非常详细的分析）
反过来说，当外部动机看上去不足以解释行为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错误）地把动机归结为“我想这么做”。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有名的说服技巧叫“登门槛效应”（《Yes!: 50 Scientifically Proven Ways to Be Persuasive》），其原理也与此类似。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它们统称Overshadowing Effect（遮蔽效应），当行为存在多个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更“吸引眼球”的解释往往会占上风，不管其是否真正的解释。换句话说，“吸引眼球”的外部动因会“遮蔽”内心的微弱的小声音。
面对选择也是如此，我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呢？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口味的双盲实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人们相信他们选择可口可乐而不是百事可乐是因为前者味道更好。然而一旦把标签撕掉，人们往往惊讶地发现自己选择的却是百事可乐。实际上，标价、品牌、甚至放在货架上靠左还是靠右的位置、菜单上的字体是否美观，这些都在下意识层面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往往错误地将自己的选择或体验归因为商品本身的质量或者味道。（《Subliminal》）。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决策是理性的，基于正确的信息的，这种Wishful Thinking使得我们推测自己之所以选择一种商品肯定是基于其质量（“否则自己就太傻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很傻），这种自我认知的需要掩盖了真正的动因。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有各种变种，也许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版本）：
实验者雇了两组人，给他们一些艺术海报让他们选择，其中一组人让他们在选择之前先详细罗列自己认为每一张海报好在哪里或不好在哪里（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著名的列表决策法一样），另一组人则不这么做，而是直接遵循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在实验结束之后若干天，实验者回访了这些人，发现第二批人（直接选择的）很明显比第一批人（先罗列原因的）更中意他们当初的选择。
这个实验的原理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情绪大脑是个黑盒，它选择喜好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而我们所意识到的只是结论（“一眼眼上去就喜欢，也说不清为什么”），但是第一组被试却试图去推测这个黑盒内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而推测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却相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理性）的，于是他们基于这些推测出来的（往往不正确）的逻辑进行决策，之后发现自己的情绪大脑却并不买账，因为理性大脑猜猜看猜错了。这里，后者的“理性”分析遮蔽（Overshadow）了情绪大脑真正的动机。
Overshadowing Effect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心理动机方面。例如早在1950年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对视觉记忆进行语言描述不仅不会帮助深化记忆，反而还会损害记忆。Schooler和Engstler-Schooler两位心理学家在1990年做了一个很经典的实验（《The Invisible Gorilla》），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这样的：“语言对视觉记忆的遮蔽效应：有些事情不可说，一说便破”。其中“不可说，一说便破”是我意译的，原文是“Some Things Are Better Left Unsaid”，这个实验模拟的是当时目击证人指认犯罪嫌疑人的过程：
两组被试首先观看30秒银行被抢现场录像，其中犯罪嫌疑人露了一下脸。之后，其中一组被试被要求花五分钟“尽可能详细”地描绘他所看到的犯罪分子的脸，另一组被试在这五分钟内则什么都不做。接着，两组被试都被要求从一组嫌疑人当中进行指认。
猜怎么着？前后一组被试指认的准确率为64%，而后前一组被试，也就是那组被要求尽量详细地描绘录像中看到的嫌疑人的脸的被试，他们的准确率竟反而只有可怜的38%。
正如前面提到的选艺术海报的实验一样，当我们被要求对自己无法获知其内部状态的大脑黑盒模块（不管是情绪模块还是视觉记忆模块）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的分析只是推测，或者只是在用有限描述能力的语言去试图逼近无限微妙的视觉记忆，而我们又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推测或分析，并进而仅依据他们来做判断决策（而将真正拥有信息的大脑模块抛弃在一旁），于是遮蔽效应就发生了。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的最深层动机来源于情绪大脑，情绪大脑指引着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而既然如上面所说，情绪大脑“并不总是对的”，但又是一个黑盒，无法窥其内部，所以出错了也很难“调试”和“纠错”，那么当情绪大脑出错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二战之后，由于战争的创伤，很多儿童无家可归，无人照料，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后，在人际关系相处交往方面出现了诸多的困难，联合国遂派心理医生、心理分析学家John Bowlby去做调研。Bowlby后来便由此提出了著名的Attachment Theory（依恋理论）。虽然心理分析学派后来饱受批判，但Bowlby的依恋理论本身却是一个很成功的经典理论，并且在后来被拓展到两性关系当中。
最简单的来说，依恋理论认为一个人成年之后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模式与其儿童时期与主要照顾者（通常是父母）的相处模式有很大的因果关联。
与心理分析学派试图把任何成年的行为模式都往童年归根溯源不同（这属于拿着锤子找钉子），依恋理论基于一个很“现实”的假设：对刚出生不久的幼儿来说，有两个关键的需求：1. 生存需求。2. 探索环境的需求。前者要求父母在视线之内，后者则往往意味着离开父母。Bowlby认为，漫长的进化中的自然选择使得我们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动机调节/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第一要义是满足安全感（生存）需求，在此前提之下，去努力探索环境。就像我家宝宝总喜欢玩楼下某户人家门口蹲着的一只惟妙惟肖的石膏狗，但是很显然她觉得那是只真动物，所以有点害怕，所以她的折衷方案就是拉着我的手要我跟她一块过去，然后她就放心地调戏人家的门神了:)
Bowlby用负反馈系统来打比方，例如空调中的自动控温系统，当室内温度达到某个阈值之下的时候就自动启动空调，到达阈值之后便关闭，从而使室温稳定在一个温度。我们大脑中的安全感控制系统也是如此，当安全感降到某个阈值之下的时候，便开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叫“焦虑”的情绪，驱使宝宝去寻找他/她的照料者，而找到了之后，焦虑便逐渐降低。当第一需求——安全感——得到满足之后，便启动第二个需求——探索，而探索的过程中一旦感知到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例如父母离开、环境陌生，等等），则探索行为会立即停止，安全感的调节器再次打开。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在两个需求之间去的平衡的动态控制系统。
但以上只是理想情况，基于父母的不同行为，孩子的行为也会有显著的不同，以下是依恋理论当中的三个比较主要和典型的类型：
安全依恋型，即安全感较强，相信妈妈总会在身边，所以探索行为较多，即便因妈妈离开而焦虑哭泣，一旦妈妈回到身边也会很快回复到探索状态。这个被认为是理想的依恋模型，形成这种依恋模型的前提是父母总能够在宝宝需要的时候满足其安全感需求。
逃避型，这种类型的孩子不管对父母还是对陌生人都表现漠然，也不会去探索环境，比较孤僻。依恋理论认为这种行为的成因是父母总是不能给与足够的安全感，例如没有耐心，对孩子的需求不敏感，拒绝身体接触，以及其他负面反馈，久而久之孩子会形成“我也并不需要你”的心理，因为没有人能够长期生活在期望得不到满足的焦虑中，要么改变现实使希望成真，要么改变期望以适应现实，在这种类型的依恋关系中，由于父母无法满足孩子对于亲密关系的期望的现实，所以孩子只能降低心理期望。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控制系统把安全感放在首位，安全感得不到满足就不能去探索环境，所以这类孩子可能会陷在这个阶段很久。其实，心理学家通过检测心跳、压力荷尔蒙水平发现这类孩子并非真的通过调节期望从而完全没有焦虑，其实在平静的表面下，他们仍然期望得到父母的关爱（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人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以后慢慢再说）
矛盾型，表现出对于亲密感的过分渴求，不能很快得到安全感满足并探索环境。分离焦虑很高，而当父母真正返回的时候又表现出愤怒和反抗以惩罚父母。这种类型的形成往往由于父母不能一致性地给予关爱，时而关心时而冷淡，往往当孩子表现得强烈需要关爱的时候才会去关爱。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后果就是孩子总是焦虑着想去争取多一些关爱，并且希望通过惩罚去减少父母“不打招呼就闪人”的几率。
在儿童时期形成的依恋模型很可能会成为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的参照系，当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很可能会沿用当年在亲密关系中形成的一些下意识的假设（“我知道在你需要的时候你总是会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我消失了”，“我不需要你”），例如逃避型的孩子可能较难建立真正互相信任的亲密感，而矛盾型的则可能会表现出对亲密关系丧失的高度焦虑、总是寻求蛛丝马迹要确信对方是爱自己的。我们的大脑最具有可塑性的年龄就是在童年（当然，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大脑都是具有可塑性，并且观念都是可能发生根本转变的，这里只是相对而言），而对于世界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亲密关系）所形成的心智模式更是在最初与人（父母）相处的过程中就萌芽了，可以说，早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是我们成年后理解外部世界的样板，我们通过这些经历建立心智模式，并通过心智模式的滤镜审视未知的世界（尽管世界可能早已经跟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实际上，所谓的心智模型就是我们的过往经历所形成的一些泛化的模型，以内隐记忆的形式存在，这些内隐记忆一般不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情绪的形式，我们往往会感觉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情绪压力，驱使着我们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情。例如《Parenting from the inside out》中的一个故事：一位父亲由于早年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一段压力极大的儿科护士的经历所形成的心智模式，使得后来他自己成为父亲的时候，一旦宝宝哭，就发现自己情绪仿佛陷入了一个黑洞，无法提供宝宝需要的安慰。
心智模式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心智模式，我们就没有了理解世界的参照系，但难以改变的错误心智模式会成为我们的心智牢笼，有些心智模式干脆就是心智黑洞，什么都无法从中逃逸。
世界上最难以改变的心智模式有两种：
- 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我就是没有数学天分”。既然自认没有数学天分，那么就不会去花时间钻研数学，自然不会在数学上有所提高，那么结果也就反过来证实了最初的预期，即“我就是没有数学天分”。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一种非常广泛存在的心智模式，在育儿理论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给孩子这样的观念：智力是天生的。或者通过种种言语让孩子形成这样的观念，例如总是夸孩子聪明，而不是夸他/她努力（《NurtureShock》）。因为一旦形成智力天生的观念，孩子就会避开高难度的事情，因为做的不好就会对自尊形成打击（“看来我还是不够聪明”），而不去尝试的话还可以骗骗自己（“我只是不想做罢了”）。而不尝试也就不会有提高，从而在那些他认为自己不够聪明的地方永远也不能“聪明”起来。
- 无法证伪的命题：例如假定别人总是怀着恶意的，恶意这种东西，永远无法证伪，不管别人行为多么看上去没有恶意，你都可以从恶意的角度给出解释，即便没法从恶意的角度进行解释，最不济也可以说别人心里就是怀的就是恶意，只不过行为受到种种其他限制而已。这类心智模式就像卡尔·萨根的龙一样，你永远都无法证伪，就像阴谋论永远都有其立足之地一样，除非人类能够直接观察思维。这种心智模式的特点是，无论现实给出的证据如何强，都没法对其构成根本威胁，只要不能百分之百证伪，他就可以选择相信那个他愿意相信的假设。
最后，即便不属于上面两类的心智模式，仍然还是难以改变，因为一旦成为了心智模式，便跟情绪挂上了钩，一旦跟情绪挂上了钩，便难以逃脱证实偏差的影响，作为情绪大脑的“律师”的理性大脑会忠实地履行律师的义务，为它寻找单方面的证据和解释。（《逃出你的肖申克（四）：理智与情感》）
某种程度上说，生活就像是一系列不断进行的微实验，我们根据所遭遇的现实形成一些假设（观念），然后根据这些假设行事，而我们的行为进而又会触发周遭的反馈，我们于是根据这些反馈再调整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一个不断假设检验的过程。遗憾的是，在这个实验面前，有的人是不合格的科学家，因为在实验里面，首先必须提出可证伪的假设（上文的第二点），其次，必须收集两方面的证据（上文第一点），像“我没有数学天分”这种假设，具有这种观念的人根本就不会去收集反面证据，既然没有反面证据，又怎么谈得上推翻呢？这就像一个科学家，盲目地声称一个假设，然后根本连实验都不屑于做就发表了一样。你可能会觉得，拿生活跟科学实验比，具有可比性吗？有。实际上，每个宝宝都是天生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 in the Crib》），从开始探索环境起就不断地对世界进行着假设检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比你想象得更像科学家，对世界进行着各种猜测与检验，或者说，对于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科学家，只不过有的人比较民科罢了。
还有一种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情绪陷阱，就是对于负面情绪的下意识回避。据传释迦牟尼曾对众生讲过这样一个寓言，其大意如下：
当一个人被一支箭射中的时候，他其实被两支箭射中，第一支箭就是那支物理意义上的箭，这支箭带来皮肉痛感。而第二支箭则是心理意义上的，其源于你想要回避痛苦的期望跟无法回避的痛苦之现实之间无奈落差带来的“二阶”痛苦（“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射中了呢？真郁闷啊！”）。而这个二阶痛苦才是真正狠的那支箭。其实不仅仅是第二支箭，现实中往往伴随着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一个负面的事件引发情绪系统的雪崩，例如没有赶上deadline，导致担心被老板责怪，导致担心丢掉工作，导致担心还不上房贷，再一念想及那些看上去仕途顺利的当年同学，更是各种情绪纷至沓来。然后由最后两支，也是最狠的两支箭来收尾：1) 对负面情绪本身的负面情绪（“我不想情绪这么糟糕，可是现在情绪却又怎么糟糕，好郁闷啊”）2) 因无法扫除负面情绪而带来的无力感。
村上春树在《我在跑步的时候谈些什么》里也提到，“痛是不可避免的，但苦却是你自己选的”（Pain is inevitable, but suffering is optional）。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肉体累死（甚至我们还会花钱找累——一种叫做“锻炼”的活动），但有各种烦死，因情绪紧张、压力、焦虑等等而郁闷死，这里的“死”未必是个比喻，因为压力和焦虑的确能够对人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著名生物学家Robert M. Sapolsky就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讲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生理伤害，例如胃溃疡、心血管疾病、免疫系统衰退等等，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当生物面对需要紧急应对的压力源的时候，符合生存要义的做法就是把身体的能量调集到肌肉上，以应付fight-or-flight需求，这种时候有些虽长远看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就不可能兼顾了（因为身体能调遣的能量是有限的），例如免疫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等等，极度紧张中甚至连痛感都会暂时关闭（战场之上中枪了还浑然不觉，只觉得肋下忽然一阵麻木，血就流了下来），这里的进化论意义上的原则是很显然的：如果紧急的事情应付不好，可能连明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免疫消化呢？
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牺牲那么多是不是值得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当需要应急的情况并不是很多的时候，这并不构成牺牲，只是暂时关闭消化免疫等等系统，等危机解除了之后身体会立即回复平衡状态。Sapolsky在他的书中想要说明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其他动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应急是少数情况，大多数时候身体处于平衡状态。然而，人类不一样，人类有一个强大的能力就是能够在大脑中虚拟推演未来，一方面，这种能力带给我们卓越的未雨绸缪的能力，能够远在灾难发生之前就做些什么从而避免灾难，或者做好准备使得当灾难发生的时候的损失降到最低，但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也令我们在推演未来的时候有太多需要担心的损失，有太多的事情不受我们的控制。在我们大脑所适应的远古时代（《逃出你的肖申克（三）：遇见20万年前的自己》）这一机制是完美的，而在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它就成了双刃剑。我们的大脑就像一架时光机器，未来可能存在的灾难、过去曾经受到的苦难，穿越到现在，纷至沓来，使得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断面都可能承受前后几年跨度之内需要担心的事情，使得我们活在过去活在未来，但惟独不活在现在。
可是，你可能仍然疑惑：我们可以理解在草原上当狮子跑过来的时候，身体调集所有能量应付肌肉的需要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当我们担心考试考砸、丢掉工作、演讲搞砸等等也会带来同样的生理反应呢？这些莫非也需要肌肉来完成吗？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大脑仍然处于石器时代（生物进化的速率远远小于社会进化），而在石器时代，绝大多数问题都是需要武力来解决的，文字的发明是很晚近的事情，相对于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灵长类几千万年的历史而言，只不过是一瞬。在漫长的进化阶梯上，我们的大脑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不断出现的生存和繁衍竞争，而这两者都是得靠肌肉的:) 由于我们的大脑还没来得及进化就被带入了现代社会（基因的进化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其实别说基因了，我们的社会进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连符合拉马克进化的“文化”都存在时滞效应），所以很多地方我们的语言当中的隐喻也都处处折射出我们的“远古思维”，例如当我们非常想要得到一个东西我们会说“力争”（英文则有"fight for it"，就更形象了），我们也常说“努力”，“用力过猛”、“尽力”等等，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并不用“力”，而是用“脑”。那么，既然我们的原始大脑遇到任何潜在的负面后果，都会紧张起来做好迎战的准备，而我们的现代理性大脑又会把考试考砸认知为“负面后果”，那么一想到考试考砸就肾上腺激素分泌增加也就不奇怪了，虽然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大脑显然应该“越重要的考试越冷静”。
其实，所谓情绪的牢笼是一个泛指，情绪的牢笼效应多种多样，例如习惯，为什么习惯难以改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习惯往往伴随情绪，想要改变习惯的企图总是撞在负面情绪的南（难？）墙上，而如果对负面情绪没有宽容度，既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性想法去做，同时又希望避免负面情绪。结果只能是发现两者不可得兼，天人交战一番之后往往最终还是情绪说了算。再如自尊的牢笼，如果说心智模式是一间屋子，那么自尊就好比是把这间屋子加了一扇无比坚固的铁门，任何企图颠覆原有心智模式的信息都会触发脆弱的自尊，引发内心巨大的反抗情绪，而一来二去由于受不了其他人提供的威胁到自己心智模式的信息，自尊便会逐渐演变成自闭，到这一步便是把铁门又加上了铁锁贴上了封条，而隔绝了外界信息的结果便是，原有的心智模式更加不可能改变了。
情绪的牢笼是最强大的，其强大之处在于，即便你意识到了，也未必能够挣脱它，因为挣脱的过程不可避免会带来负面情绪（情绪大脑就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怎么劝他就是不依不挠），而我们对于负面情绪天然的回避倾向会把我们拉回到顺从的老路上去。到目前为止，心理科学能够给予我们逃出情绪牢笼的最有效的手段有两个，一是改变行为，观念会自动跟上，但如果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单凭个人自身的力量先去改变行为相当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二是改变观念，行为会自动改变。但改变观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难于登天。尽管如此，在这方面还是有两派卓有成效的做法，一是对事实重新认知（或者叫“再认知”），二就是当下很火的Mindfulness。后者某种程度上也包含前者。
要理解这两派做法，须首先理解我们的情绪大脑工作的方式，有一个著名的模型叫ABC模型，描述的是情绪产生的过程，首先是A（Activating Event）：即最原始的客观事实，然后是B（Beliefs about the event）：即我们内心的各种内隐的心智模式。最后才是C（Consequence）：即引发的情绪。而我们很多时候只直接体验到C，既看不到原始的事实（A），更觉察不到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式（B）。
ABC模型描述的是情绪产生之前的事情，那么情绪产生之后呢？负面情绪是一个负反馈系统，其产生的目的就是要驱使你去做点什么从而消除它。所以负面情绪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我们不妨把这最后一步称为D（Drive）。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的链条：ABCD。
“再认知”方法着眼于环节B，其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情绪的产生是心智模式作用于现实的结果，那么改变心智模式，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负面情绪的产生，属于防火型策略。再认知在很多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很多事情确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例如你一想到房价这么高就恨不能省下每一分钱（《蜗居》中海萍同学的做法），你也可以一想到房价这么高，再怎么省也是杯水车薪，还不如好好对待自己明天去买个iPhone，反正相比于高房价而言什么东西都不显得那么贵了。
而Mindfulness的理念就更微妙了，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思维技术，源于佛教，但正在跟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结合并产生像MBSR和MBCT这样对日常心智成熟非常有效的技术：神经科学家们发现长期冥想训练的喇嘛们的大脑中的神经回路产生了一些永久性的变化，使得他们更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大脑平静下来。Mindfulness很多时候着眼于D环节，即虽然负面情绪已经产生了，但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对负面情绪的宽容度（佛教将之称为慈悲心，现在一些文艺化的Mindfulness书籍则将之称为对自己要有柔软的心），从而让自己不像拉磨驴一样被它驱使着走。Mindfulness经常用像这样的隐喻来描述我们的意识跟情绪的关系：情绪就像是一场忽如其来的大雨，我们的本能总是赶紧找个屋檐躲起来，而Mindfulness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安然地走在雨中。佛教古老的智慧当中，有“妄念”这一说法，这一说法跟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智模式其实非常接近，正如科学家们所领悟到的：所有模型都是错的，只不过有些模型更错。心理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所有心智模型也都是错的，只不过有些心智模型让你更苦逼。而妄念的说法正符合这一要旨，你所感知到的情绪乃是你自己都未必知道其对错的心智模式所带来的结果。而通过训练对负面情绪的宽容度，我们便能够逐渐不为这些念头所驱使，而是能够比较平静地看着情绪来来去去。对此也有人用这样一个隐喻：你的意识是一个空屋子，而来来去去的情绪则是到来的客人，客人会不期而至也会离去。或者这样一个意向：情绪就像一波一波的浪潮，你是冲浪者，而浪尖总会过去。由于对Mindfulness这一古老技术的研究才刚刚开始（《Buddha’s Brain》），所以Mindfulness相关的书仍然只能大量使用隐喻来传达一些微妙的含义。
但是，不管是再认知还是Mindfulness，都不是速效药，心智模式不仅隐蔽，而且有情绪作后台，特别强大，所以心智成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耐心。借用软件工程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银弹”。
罗素曾经说过，“我是不会为信仰而死的，因为万一我错了怎么办？”对于我们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应是类似的态度，既然我们那么讨厌负面情绪，唯恐避之而不及，那么就应该不要动不动就调动负面情绪，因为，万一我错了怎么办（岂不是白白(生气|郁闷|焦虑|担心|etc.)了么）？别忘了在事实和情绪之间，潜藏着纷繁复杂而隐蔽的心智模式，他们就像暗物质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对你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引力。
写到这里发现已经太长了，只能分成上下两部分了，下部分打算写一写“认知的牢笼”、“知觉的牢笼”、“习惯的牢笼”和“个体经验的牢笼”。文中提到的链接，可以集中参照我的豆列：【只读经典】思维改变生活，【只读经典】育儿即育己。
看不见的牢笼（下）：柏拉图的洞穴
一：迷信的好处
心理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其经典之处不仅在于它是著名的行为主义创始人斯金纳所做的，更在于它以一种非常简练的方式揭示了人和动物的某些行为的深刻联系。这个实验被称为“迷信的鸽子”，并被收录在《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一书中。实验是这样的：给笼子里的一群鸽子喂食，喂食器被触发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喂食以后，会发现，笼子里面的鸽子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迷信”行为，有的鸽子不停地转圈，有的鸽子一个劲地啄笼子的某个特定位置，有的鸽子不停地摇头，等等。仿佛他们相信这样做就能影响喂食器给食一样。这个实验有趣就有趣在他跟人类的迷信行为（例如穿某只特定的袜子跟赢球的联系）的本质上的相似性。（出于某些奇怪的心理，心理学家和大众都挺喜欢这种对人类进行降格的实验，其中心理学家们最好的一口的就是这种在动物身上重现人类的行为的实验。）
迷信，毫无疑问可算是一种思维的“牢笼”，所谓迷信就是一种跟现实规律不相符合的心智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如相信一个无根据或不存在的规律。作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对真理有着执（bìng）着（tài）追求的物种，我们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生活在幻觉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对迷信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反感。
这本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近几十年来，工作在进化论和心理学的交界处的一群人逐渐意识到，我们所共有的许多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行为或怪癖，如果放到整个生物演化的大框架下面去看，就讲得通了，这门学科就是进化心理学。这方面最为公众所熟悉的例子之一就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质疑。例如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分钱实验（正式说法叫“最后通牒游戏”）：你跟另外一个被试参与这个实验，心理学家给了另一个人一百块钱，他可以随意进行分配比例，可以给你1毛钱，也可以全给你，而你只能做两件事情，接受或者拒绝，如果你拒绝，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拿不到任何钱。现在，如果对方只给你一毛钱，你会怎么做呢？理性人假设是说，只要他分给你的钱是非零的，你都选择接受，因为从（绝对）获利的角度来说这明显是更好（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上谁也不会这么做，对于不公平的分配，我们往往“宁可玉碎不能瓦全”。这说明我们做决定并不仅仅是为了最大化个人绝对收益。事实上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拥有相对繁衍优势的基因才最终会被留存下来，“相对（而不是绝对）优势”才是终极的目标函数。为了保持相对优势，我们不仅愿意放弃，甚至有时候愿意牺牲绝对利益。例如有这样一则有趣的寓言：你是一个农夫，你的邻居有一次恶意毁了你半亩田，你很愤怒，这个时候上帝出现了，上帝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保持原样，另一个是上帝再毁掉你半亩田，但同时却毁掉你邻居一整亩田。你会怎么选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也无需对人性的阴暗面感到灰心，这个逻辑的反面同样成立，即我们对于合作行为也是“投桃报李”的，比如《合作的进化》就是专门讲我们的合作基因的。）
迷信也是类似的道理。乍看起来迷信的确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尤其是当你把目光只放在那些“真·迷信”上的时候，你难免会感叹人类有时候真是蠢到家了。但是，实际上，迷信只不过是我们高度进化的适应机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by-product)。说到这个，故事就多了去了。这里再讲两个进化心理学家们最喜欢举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在本系列前面的文章中也提过）：假想你是原始人，你在树林里面打猎，听到身旁不远处的灌木丛可疑地动了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按兵不动，还是更愿意相信后面有一头猛兽而走为上计呢？当然是走为上计，因为如果真有猛兽，你就捡了一条命，如果没有猛兽，你除了吓一跳以及花点力气之外也没什么损失。再如食物中毒：在我们茹毛饮血的远古生活中，食品安全实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进化选择压力，假想你在吃了某东西之后不久上吐下泻，即便有可能只是巧合，出于保险起见也还是假定是食物有毒，下次不吃为妙，因为不吃该食物的话还有别的食物可以选择，无关大局；但吃了的话可能代价就大了。
谈进化心理学就不得不谈性别差异，性事可是进化心理学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这习俗从达尔文那传下来的到现在还经久不衰，著名进化心理学家David Buss在他的教科书《进化心理学》里面字里行间都是性（也可以瞅一眼他的Publications）。其中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就是：男人更容易把女人对他的微笑理解为别人对他有意思（迷信），而女人则不会有这个倾向。按照上面的逻辑，这背后的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
实际上，“进化”是一个如此一针见血的视角，以至于普通人在思考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的难以理解的想法或行为习惯的时候，只要一放在进化的视角下，就立即好理解了，David Wilson在《进化论与生活》中就诙谐地称人人都可以是进化论学家（当然，对现象提出进化论假设是廉价的，验证却常常严谨而艰辛。而对进化心理学假设进行肤浅和草率的论证也使得进化心理学屡遭诟病。）
学术界把以上提到的两种错误，即“没风险时误以为有”跟“有风险时误以为没有”分别称为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妹子无意时误为有意”和“妹子有意时误为无意”）。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必须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有所取舍，考虑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基因传宗接代，而不是做不要命的科学家，所以进化之筛选择出来的决策系统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我们的这个在未知面前为了最大可能性确保生存繁衍优势而作出的特定选择偏好，被统一称为Error Management System。事实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的取舍贯穿了我们日常生活决策的方方面面。例如孕妇辐射服科普了那么多年，销量还是那么火，也是类似的道理：对于大众来说，要深入理解枯燥的科学研究到情感上确信防辐射服的确没有必要的地步，是不大现实的，所以科普了许多年之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虽然很可能报纸上、科学家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并不排除他们弄错了的可能性”（毕竟科学家们犯错也是家常便饭），既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穿了也不过就花几百块钱（也没什么太大的不舒服，况且一辈子也就生那么一（几）次孩子），而不穿的话则“不排除”严重后果，那么还是穿了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确定性的代价来消除不确定性的风险的现象，正如同发达的保险业一样。
理解了生物内置的Error Management System及其使命之后，再来看迷信的鸽子的行为，就不再是那么傻缺了。假想你是一只鸽子，笼子边上有一个喂食器，有一次凑巧你在做某个特定的动作（例如转了个圈）之后，喂食器掉下来了食物，你小小的鸽子大脑中灵光一现：会不会是我这个做法导致喂食器给食了呢？你继续转圈，果然一会喂食器又给食了。现在你会怎么做呢？你要停止转圈吗？如果你是一只非常看重食物的鸽子，非常希望能最大可能性确保食物的继续供给，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不要改变当前的行为，因为历史数据表明在至少当前的行为下，是有食物的；而如果改变行为，就不知道了，你没有试过，你小小的脑袋也无法设想这种情况，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未知就是风险。如果风险小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把各种可能性试一试，发挥一下我们的科学家精神，但如果风险较大的话，还是保险一点好，毕竟生存是第一要义。（你可能会说为什么鸽子不先试一试停止转圈，如果喂食器停止了，说明果然是转圈带来的，那么就重新开始转呢？首先你要知道，“重新开始转”跟“一直保持转着”是两个不一样的状态，完全有可能一旦停止转圈，就再也得不到喂食了（再转也不管用了）。其次，鸽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生物，也没有人类那么强的好奇心），你可能仍然觉得鸽子的做法很愚蠢，难以理解，但这其实只是因为你站在上帝视角，已知了给食器是固定间隔的，你知道了谜底当然觉得鸽子很傻，但设想你自己面临的是完全未知情况，却必须做一个最优概率的选择，情况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对鸽子来说，它并不排除给食器受它的行为影响的可能性。如果你对鸽子无法感同身受，那就想想打麻将，我上高中那会儿很喜欢打麻将，如果你也打麻将，一定知道打麻将的人如果手气不好就喜欢换换位子（我们老家那里叫“拈风”），比如有一次，你手气总是不振，但拈了风换了一个位子之后果然连糊了几把大牌，这时要是有人跟你换座位你大概是不愿意的；更重要的是，即便他跟你说，换一下试试嘛，如果你手气差下去了，我保证再把位子还给你，这时理(mi)性(xin)的你很可能仍然还是不肯，因为鬼知道当你换回来之后那个位子的“风”还在不在了（也许这个风需要你一直坐在那里才能持续呢？），保险起见还是保持原样，什么都别乱动。正如英语中的一句谚语所说：If it ain’t broken, don’t fix it.
而所有这些根源无非只有一个：我们首先是生存者，其次才是科学家。在这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即便不探究竟也得确保生存。为了确保生存繁衍，我们就必须面临在未知面前时作出选择的情况，既然是未知下的选择，就一定是有系统偏差的，只是往哪一边偏的问题。同理，只要是未知下的选择，就一定会有错误，只是往哪边偏的错误更致命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当科学家，把未知情况弄清楚之后再做决定呢？因为有些时候非要去弄清楚，就意味着小命可能搭上。好奇心不止会害死猫。
但关于迷信最令人掉眼镜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在另一些时候“迷信”甚至本身就是有利的。多才多艺的跨界心理学家Nicholas Humphrey就对安慰剂效应提出了一个反直觉但颇令人信服的进化心理学解释：由于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消耗能量来构建起防护网（制造免疫细胞等），总的来说维护一个免疫系统对人的身体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再加上我们的祖先所生活的水深火热的环境，我们的身体总要面对未来不可知的病菌的侵袭，所以当免疫系统出动杀敌的时候，并不会倾巢而出，而是总有所保留，而至于保留多少，出动多少，基于什么来调节这个闸门呢？Humphrey认为有多种环境线索会触发我们内部的这个调控系统，他把这个控制系统称为Health Management System，例如冬天感冒拖得时间比春夏要久，因为冬天打猎采集都困难，食物贫乏，免疫系统只能调成低档运行，宁可让感冒病菌在体内多苟延残喘一段时日，也不会大举进军以求速决，因为要留有余量来对付总是不确定的未来。而春夏则是采集狩猎的大好季节，食物补给相对充足得多，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可以调高功率。但是，总的来说，免疫系统是偏保守的，因为未来总存在着不确定的风险。但是，这种留一手的策略未必会适合所有的情况，当我们需要免疫系统加大功率的时候怎么办呢？Humphrey认为我们的先祖无意中发现了可以骗免疫系统的办法，本质上，不管是巫医，蛇油还是其他什么，目的就是要去“骗”免疫系统相信，援军已经驾到，可放手一搏。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外界的干预本身并没有直接帮助，但“鼓舞”了免疫系统的“士气”。
二：再谈自我实现的预言
本文的上篇曾经提到，心智黑洞有两种，一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种是逻辑上就无法证伪的信念。其中尤数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生活中最为常见。要说自我实现的预言，就必须回到刚才的Error Management System：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固然不会有时刻潜伏的豺狼虎豹，也不会有无处不在的致命病菌寄生虫；但有另外一种Error却始终贯穿人类演化的长河，就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时间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限资源。花在什么地方有更大收益，很明显是进化之手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当中，选择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无一例外都受到两个根本因素的制约：一，我们是否有能力做成这件事情；二，这件事情做成了有多大的收益。第一个回答“能不能”的问题，第二个则回答“要不要”的问题。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活着的心理学家当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男人）毕生致力于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对自己“能否做某事”的信念从何而来，该信念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就是他提出的经典概念“自我效能感”的由来。自我效能感跟Error Management System有什么关系？例如如果一个人由于某些原因，先入为主地相信了自己不擅长某事，那么他很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投注精力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他相信那是浪费时间，而如此一来他也便永远无机会发现他是否真正无法擅长某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基于大脑中既有的信念来构建行为，作出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往往又反过来去印证（或者叫“不推翻”）这些信念，就像循环论证一样，你先假设一个命题成立，然后一路往下最后回到“所以该命题成立”。回到前面提到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自我实现的预言跟Error Management System大有关系？因为正是因为我们要Manage“投入了没有收益”这种浪费生命的Error，才使得我们选择了不尝试就放弃。这固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同时也闪耀着进化的智慧之光，因为有所舍才有所得，放弃自己认为不擅长的事情的同时也意味着会在自己认为能擅长的事情上投入时间，这又是另一种正向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除了Error Management和Health Management System之外，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还有很多内置的控制系统（进化心理学家Douglas T. Kenrick在《The Rational Animal》中就声称我们大脑中至少有7个自我），由于我们的环境充满了未知，一切决策本质上都是概率决策问题，所以这些系统在工作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可预期的系统偏差（《Predictably Irrational》）。行为经济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们在近些年来发现了不计其数的认知偏差（《Think Fast and Slow》，List of Cognitive Biases on Wikipedia），一开始人们觉得这些偏差很莫名其妙，是属于人类大脑的缺陷（《Brain Bugs》），但随着进化心理学的发展，他们正在逐渐被放到进化论的大框架中去解释，然后人们发现很多偏差并非缺陷，而是适应我们的远古生存环境的系统机制（《Caveman Logic》）。于是，我们就回到了该系列文章之前提到的一个（也是进化心理学的）核心概念——
三：再谈进化时滞（Evolutionary Time-lag）
进化时滞还有一种说法叫进化惯性（Evolutionary Inertia）。但是不管怎么说，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超进化的迭代速度，进化的脚步总是会慢好几拍。换句话说，我们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的众多系统仍然是为了适应远古石器时代而定制的。这里简单回顾一下那个最经典的例子：我们身体对于脂肪的态度，来者不拒，因为在食物匮乏的远古社会，从来也没有面临过“肥胖”这种选择压力，因为食物总是不够的，所以负责脂肪摄入和积累的系统只需要一条简单的规则，就是“有多少都存起来，留着好过冬”。只可惜这条规则到了食物充裕的现代社会，就变成了悲剧了。（《Your Survival Instinct is Killing You》）
进化时滞能够有力地解释很多在信息社会看来很愚蠢的人类行为。例如腰臀比在生物上是女性生殖能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所以男性大脑之中的性选择系统会把纤腰丰臀定义为“非常诱人”（你看非诚勿扰上有多少“腰控”就知道了），但是这个规则是可以被黑掉的，束腰提臀紧身衣就是一个例子，甚至当腰臀比到达了匪夷所思的不现实的地步（卡通）时，我们仍然会觉得越是诱人，因为正如刚才说的脂肪控制系统一样，它只有简单的一条规则，腰臀比越小越好（因为在远古社会是没有这种“人为”“非自然”的高级黑的），这在学术上叫做超常刺激（Supernormal Stimulus）。卡通美女们大到不现实的眼睛和你懂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于超常刺激没有防御力，因为超常刺激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们进化出来的系统还没有来得及对付这种新颖的事物。关于超常刺激的另一些研究也可以参见《The Tell-Tale Brain》。
进化时滞是我们的宿命，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速度必然快于缓慢的进化迭代（生孩子毕竟还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过程）。然而，除了古老的大脑之外，我们还拥有具备普适认知能力的新皮质（Neocortex），和新皮质中强大的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它们倒是能够与时俱进，应付未知的新局面（否则社会也就不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可是这同样也带来了问题：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要面临两个大脑的斗争，例如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要吃，我们的“理智”却告诉我们不应该吃。后者当然是对的，而前者如果放在远古社会也是对的。经常处于这种天人交战的纠结中，也难怪现代人各种心理问题多。
所以，总的来说，牢笼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可避免的，在面对未知信息的时候必须作出的取舍。另一类则是因为进化时滞效应带来的“暂时性”的不适应。但是这两类牢笼的背后，都是同样的一个根源，就是我们首先是适者生存下来的生物，其次才是灵长类，我们虽有普适认知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本能却是为了保护和延续基因的（《The Selfish Gene》），甚至就连我们的好奇心和普适认知能力也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具备更大的生存繁衍优势，而一旦遇到关乎身家性命的不确定、未知、风险面前，进化所偏好的基因几乎总是偏保守的。
四：柏拉图的洞穴（知觉的牢笼）
柏拉图的洞穴是一个人人尽皆知的著名隐喻，即便是以我们现在对大脑的认知来看，柏拉图这个隐喻也显现除了极强的预见性。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知觉——视觉——承担了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其原始输入无非是视网膜上的二维信号。从二维信号到我们所感知到的五彩缤纷、富含物体和意义的三维世界，中间经过的是我们大脑中的复杂神经网络的解释。作为“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大脑，当然最看重的就是，哪种解释最可能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繁衍更有优势，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偏的视角，把更大的权重放在了“生存繁衍利益”，而不是“客观事实”上。著名神经科学家Dale Purves最重要的工作之一（《Brains: How They Seem to Work》）就是提出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抱着无偏、客观的“初心”去看的，而是带着进化筛选出来的一些先验假设去解释世界，这些硬编码在大脑中的先验假设就是以“对生存繁衍有利”这个原则筛选出来的，例如David Buss在一篇介绍进化心理学的综述文章中用的一个现象：同样的楼层，从下面看，和从上面看，我们感觉到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会主观夸大（大约32%）“下跌”的高度，原因是跌下来是致命的。这也是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一个推论——小心驶得万年船。
横亘在我们的意识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就是我们的具最终解释权的大脑神经网络，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柏拉图洞穴。
而知觉（perception）只是外部信号进入我们大脑的第一层处理，接下来是认知（cognition）——
五：认知的牢笼
讲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书现如今真是一抓一大把，如果图读得轻快闲适的话可以看一下《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中译：《清醒思考的艺术》）。我们基因里面首先就自带了一些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我们通过过往的经验，又自己完善了一部分。认知图式是我们解释世界的参照系和滤镜，我们虽然感觉我们平时看到的是“客观”的事情，但其实绝大多数时候，特别是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时候（社会认知，因为人的行为往往有多种解释），我们所感知到的其实是经过我们的认知图式解释过的。
例如我们在听到别人的话的时候，大脑中会自动地开启一个叫“猜猜他说这话的意图是什么”的系统，这个系统又往往需要借助另一个叫做“他是哪种人呢？”的系统的辅助。这套系统叫做Theory of Mind，ToM属于发展心理学上最经典的研究（译）之一，借用里面的一段话：
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超级模拟器，不仅能够模拟物体飞行的轨迹和落点，模拟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还能模拟他们头脑中的想法、意图，以及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在微博上曾看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带孩子去听音乐会，借着她开心的时候，颇有心机的问：你看台上的人演奏的音乐是不是很动听？女儿回答：挺好听的，妈妈我知道你接下来会说让我也学一门乐器对不对？
如果你有孩子不妨在家自己试试，说到一半停下来，孩子往往能猜到你的下文。
当我们在揣测他们的想法、意图的时候，通常是很准的。有时候甚至别人根本不用开口，而只要往旁边一站，我们就感知到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例如《虎妈战歌》里面有这么一小段插曲：
有一次，露露练琴练到一半，忽然爆发了：“停停停，妈，别说了！”。
“露露，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答道，我的确一个字也没说。
“你嘴上不说，可是你脑子里在想！”
“我什么也没想！” 我气愤的说。但其实我刚刚的确想了，我觉得露露的右肘抬得太高，整个状态也不对。
“把你的大脑关掉！” 露露命令道. “除非你把大脑里的念头停掉，否则我不练了！”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错得离谱，以己度人。虽然这通常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但在亲密关系中，错误地解释对方的想法、意图和行为经常会带来灾难性的恶性循环。例如在我阅读过的育儿类书籍里面，较偏爱的书当中有一本叫做《The Explosive Child》，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写得并不算太好，有点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感觉，重复和类似的例子举得太多，但它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全书就围绕一个核心来讲（少即是多），即父母如何解释孩子的行为。正如本文的上篇所说，在事实和感受之间，横梗着一道巨大的、看不见的鸿沟，这就是我们的心智模式，我们对世界，对人的认知图式，我们大脑中的“解释层”。《The Explosive Child》的精华几乎就是下面这一句话：
Children do well if they can.
当我想翻译的时候发现这句话很难翻译，我能想到的翻译是这样的：“如果能好好的，孩子们一定会好好的。”，反过来说就是：孩子的坏行为（这里姑且不去谈论是不是有真正的“坏”行为，下文同），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好好的），而是因为他不能（有苦衷）。
书中也同时提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模型，就是：
Children do well if they want to.
“如果孩子想好好的就一定能好好的”，这个认知模型也有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孩子没有好好的，是因为孩子不想（好好的），“这孩子就是调皮/顽固/爱哭…”。
这两种解释风格下面的父母们的心态和反应有天壤之别，而且就像上文提到的，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个良性循环，一个恶性循环。相信孩子天性向善（只是力有不逮）的父母，会提供支持性帮助，会通过倾听理解来帮助孩子超越障碍，他们进而会看到孩子的行为转变，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确认他们的做法的合理性。而另一方面，相信天下孩子都是熊孩子的父母，则会通过威逼利诱、惩罚奖赏来试图控制孩子，如此一来，孩子行为改变则会强化他们的奖惩做法，而如果孩子行为不改变，则会被解释为奖惩力度还不够。最后，如果一切奖惩都用尽了（所谓“打也打了，好话也说尽了”）仍是没有改变，便会被解释为“这孩子，没办法了”。
两条截然不同的路，都是没有回头路的路——除非有外界的巧妙干预。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Timothy D. Wilson在《Redirect》中就讲了这么一个非常触动人的例子：一个非常简单的干预手段——每次家访短短两个小时，历时不算久，却有效地从根本上改善了无数家庭的亲子关系。这个简单的干预手段就是：当父母看到孩子的坏行为的时候，例如发脾气，哭闹，执拗等等，当父母想要归因到孩子身上的时候，研究人员只是简单地邀请和鼓励父母去继续思考孩子行为背后可能还有什么原因，除了“这孩子就是脾气不好/爱哭/执拗/逆反”等解释之外还有什么可能的其他解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邀请，就打开了父母原本狭隘的思路和固定的解释倾向。例如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原本认定孩子就是爱哭的父母可能会转而想，孩子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是不是需要拥抱，等等（当然，具体原因视孩子年龄和具体家庭社会环境而定），研究人员会鼓励父母不停地去想可能的解释，并尝试一些做法，留意孩子的响应，直到某个解释看上去成立。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干预就是要让父母用一个科学家的心态去看待孩子的行为，去大胆提出假设，并小心一一求证，而不是先预设偏见，钻到窄巷子，一条道走到黑。也是要让父母用一个好的诊断科医生的角度去看待孩子的行为，学会对自己说“这只是症状，而不是病因”。事实上，一旦父母打开了思（nǎo）路（dòng），往往立即就会尝到甜头，因为就像成年人很多时候也会“非不想乃不能也”一样，孩子更是如此，很多事情孩子并不是不想，而是实乃做不到，当父母以一个理解和帮助者的角色出现，给孩子需要的包容或支持，孩子的反馈往往会是非常正面的。
以恶意还是善意来揣度他人的行为，是我们大脑中的社会化模块中一个很核心的参数，影响几乎任何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不管倾向是哪边，很大可能是自证的，才需要格外留心。
六：跳出牢笼：改变的逻辑（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学点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
认识到我们大脑存在这样的“解释层”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平常对绝大多数事情的“接收——解释——反应”一连串的过程都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这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别人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反应（不管是话语，还是情绪）几乎立即就会随之产生，而接下来我们的后续的思考和行为几乎肯定都是在这个解释层所限定的框框里面，有时候，这个框是容易看到的，就像上面的那个亲子关系的例子一样，但很多时候，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一些模式是如此的深，其触发的情绪反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一旦被触发起来，我们的思维就像在（情绪的）洪流中站不住脚的人一样，被直往下游冲去。对于这种情况，在现代心理学里面，有多种做法，一种就是上篇曾提到的Mindfulness，Mindfulness源于佛教的“内观”或“觉察”，在这种状态下，就好比是把意识从情绪的洪流中抽离出来，从而不被裹挟而去，当然，现代神经科学对此有更深入的解释，这里不作深入介绍（以后另文介绍），总的来说就目前的研究和实践来看这是一种极为成功的心智工具（《Mindsight》）。但Mindfulness毕竟还是一种绕开了问题的本质的做法，它对待情绪的态度就是，情绪自来自去，我们本无法控制，也无需控制，接受“情绪总会自然产生自然而去”的事实，不去抗拒，就像站在河边看着流水流过一样。可是这样的看法是无法让我们这样的技术控满意的，因为这还是没有回答情绪之河的源头在哪，我们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或心智模式（mental model）就是河的源头，而Mindfulness只是在“下游”解决问题，如何能改变“上游”的心智模式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心理疗法，但在继续行文之前想先对这个名字吐个槽，“心理疗法”是个很不靠谱的名字，这个名字里面的核心是一个隐喻——“疗”，疗原本是针对肉体疾病，疾病当然是身体的不正常状态，“疗”就是让身体恢复正常状态。那么，“心理治疗”给人的直接印象当然就是，让不正常的心理回复正常状态了。也就是说这是个从负分到零分的过程。但是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却有一个本质的差别：设想如果你大腿上被捅了一个窟窿，细菌感染了，你的免疫系统搞不定了，那身体必然处于一个“病”的状态，需要“治”，但心理不一样，如果你（wǒ）小时候被狗追过两条街，从此看到狗就害怕，这不叫心理“病”，而是心理的自然且卓有成效的应对机制。事实上，恰恰相反，被狗咬了居然还不怕的才是真的需要治。
近些年来，在进化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的前沿进展逐渐收敛到同样一个基本假设（我当然不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只是一个有兴趣的局外人，但是在我的阅读中发现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那些表面上看上去是“病态”的心理机制，其实如果再往深层看，只不过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心理应对机制在正常发挥作用。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个被狗追了两条街的人，直到成年之后还看到狗就发抖，莫非也不是一种“病”的状态？答案是：也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很明显一个年轻力壮的成年人怕一条小狗，是很不合理的，这当然是一种“不合理”或至少是“不必要”的状态。说“不是”，是因为这个条件反射，在该人还很幼小的时候是一个保护机制，所以又是合理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合理的心理应对机制，会在时过境迁，当年某些前提条件已不复成立的时候，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机制，从一个当初有巨大帮助的应对机制，成为了一个同样巨大的（心智）负担，正如同上文所说的“进化时滞”一样，我们的心理应对机制也会“过期”。这些过期变质的心理应对机制并不会消失，他们会继续存在于我们的情绪大脑当中，驱使和限制着我们每日的行为，其中对成年人每日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心理学界长盛不衰的话题——Attachment（依恋模式），例如如果一个人在童年习得父母的爱需要讨好才能获得，只有讨好才能免于被忽视和抛弃的焦虑，那么当TA成年之后也会无意识假定自己配偶的爱也是有条件的，也会不由自主地去讨好、让步等，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再来一个经典的例子：自我妨碍。著名的心理学家Carol Dweck因为他关于fixed mindset和growth mindset的研究享誉全球，他写过一本经典的书叫做《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其核心源于一个研究：如果我们认为智力是一个内在的、固定的特质，而不是可以通过努力和投入去改变的一个变量，那么有前者这种认识的人就会试图避开那些挑战性的工作，而后者则相反。因为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应对挑战失败了，就意味着他们得面对“我不够聪明”这样一个结论，而对于后者来说只是意味着“我还得再用点功”。这个实验当然就如同很多心理学实验一样有很多趣味的细节和变种，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重点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些相信智力是固定的人，所发展出来的“回避挑战”的这样一种心理“疾病”，只不过是他们的信念所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合理应对机制罢了，也就是说，在一个智力的的确确是固定的世界里面，他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至少，别公然去尝试不确定的挑战）。
这里再引用一个有趣的例子：
某私营公司的文秘小刘有一个坏习惯：什么文件，她都会拖到最后的一刻才会拼命做。譬如，公司周一开了次会议，老总让小刘最迟周四交上整理好的会议记录。无论周一、周二时间多么宽裕，小刘都不会先完成这份记录。她经常是一天十次、二十次地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文件，但每写几个字就会停下来，一个字都写不下去。直到周三的下午，她才会在电脑上对着键盘一通狂敲，如果下午完不成———这对小刘是家常便饭，她就会拖到晚上，搞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夜里一两点才下班。周四，她一定会一早来到单位，红着眼睛、带着一脸的疲惫把报告亲自交给老总。小刘下了无数次决心，发誓要改变自己这一作风，但一年年下去，没有任何效果。
袁荣亲说，小刘知道，这是一个恶习。但她一直没有想过的是，这个恶习给她带来了不少好处。譬如，同事们都知道她是“加班大王”，这个称号传到老总耳朵里，老总也从不批评她做事拖沓。这些好处成了奖励，强化了小刘办事拖沓的习惯。这个恶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小刘的爸爸对小刘要求很高，上学的时候，每次做完作业，她爸爸都要检查一遍，一发现差错，爸爸会狠狠地批她一顿，斥责她不努力不认真。最后，小刘发展出应对办法：熬夜在最后一刻才把作业完成。这样，即便爸爸检查出了错误，但因为知道小刘熬过夜，不仅不斥责她，反而会夸她用功。公司里其实也一样，老总是男性，面对老总就仿佛是面对老爸，小刘害怕老总斥责自己不努力，所以用了以往的应付方法应对老总。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心理机制也会像进化一样那么赶不上趟呢？为什么不总是与时俱进地更新呢？原因不止一个，以后再详述。这里暂且先回到“心理疗法”这个名字，把刚才没吐完的槽吐完：如果我们同意说一个过时的心理应对机制并不能算作“病态”，而是一种必然（物理定律尚且会过时，会被更精确的理论所取代和包含，心理“定律”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心理疗法”这个称呼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如果过时的心理应对机制算是疾病，那么人人都有病（确实有些书声称如此），但声称人人都有病也只是稍有助益，本质上我们并不是在治病，而是在试图让自己的陈旧的心理模式更新一下，从而跟上客观事实（“更新一下大脑”），所以如果“成长”这个词不适用于此，我已想不出更适合的词了（虽然“心智成长”也已经快成为陈词滥调了）。如果非要在我们的每日烦恼和另一些严重影响生活的心理机制之间划一个界限，那么区别也只是“成长”和“疗愈”的区别，一个是面向绝大多数人，叫做“心智成长”，另一个则面向极小部分因一些特别的心理机制而生后备受影响的，叫做“心灵疗愈”（虽然“心灵”这个词也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但总比“心理”好点儿），但重点是：不管叫什么名字，背后本质上所沿用的心理学原理都一样。
实际上，为了避开人们对“疗法”这个词的偏见（更惨的是运用该疗法的被称为心理医生、治疗师），由心理疗法衍生出来的各个支流都开始想一些不那么负面的名字，其中最流行的例如“什么什么Coach”（如life coach啊，relationship coach，career coach啊）。看纽约时报作者，心理治疗师Lori Gottlieb的《What Brand is Your Therapist》这篇文章就知道了。
Psychotherapy发展到今天，虽然派系众多，且新名词套路层出不穷，但究其根本，目的都相同，就是解除人们心理的痛苦，而所用的方法，本质上也不外乎从以下几个层面去介入：认知层（认知疗法），行为层（行为疗法），情绪层（精神分析）。从历史角度来说，先是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派，后来有斯金纳的行为派，再后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带动了认知派。其中最流行，适用范围最广泛的就是基于认知的疗法（还有认知行为结合的认知行为疗法）。
跟大众对于心理治疗的糟糕印象不同，对现代心理疗法的实证效果研究早就进行了好多年，并且已经证明心理疗法是有显著高于安慰剂的效果的，此外跟药物干预（如抗抑郁药等）相比心理疗法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效果长久，甚至“永不复发”（想想也是如此，一旦心智成长了，谁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下呢？）美国最权威的心理协会APA，就专门设专题来打消人们对于心理疗法的偏见和顾虑，并推广心理疗法。不过因为两个原因，这条路还挺长。一是心理疗法这个领域就像心理学一样，有不少历史包袱（多伦多大学著名的发展和应用心理学家Keith E. Stanovich有一本很著名的书《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中译《对"伪心理学"说不》，就是专门讲心理学的历史包袱和糟糕的大众印象，以及如何正视它的），它们待见大众，大众还是不怎么待见它们（考虑到中国人对于面子的顾虑，任何跟心理疾病沾上边的名词还是躲远点为妙，即使改称“心理咨询”或“心理健康”之类的说法似乎效果也还是好不到哪去），二是据APA的说法，虽然有像认知行为疗法这种非常科学和实证的做法，但实际上心理治疗师们也因为种种原因并不用它们，耶鲁大学心理学家Alan Kazdin（也是APA前主席，Yale Parenting Center的Director，P.S. 他写的育儿书和文章挺有启发的）2001年9月就曾经在TIME上抨击这一现象并建议制度改革以使得更多人能够从现代心理疗法中获益。
我们知道流行的心理疗法有很多，其中最成功的之一要数认知行为疗法，当然现在又多了Mindfulness-Based的一堆做法，但是从本质上，所有的疗法无外乎两种，治标的和治本的。所谓治标，就是着眼于我们的理性脑，所谓治本就是着眼于我们的情绪脑。不过很多时候治标和治本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当你通过再认知方法改变了你对某件事情执着的态度，从而你行为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偏执（虽然情感上还有偏执的冲动），天长日久，你情感上发现原来的偏执冲动也慢慢消失了（因为新的行为导致新的经验，而新的经验则会feedback到情绪大脑，“更新”里面的神经回路）。也有时候治标及治本，比如说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本来就是因为某个错误的认知所导致的，一旦改变了认知，所形成的情绪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认知还没有来得及因为天长日久“沉降”到情绪大脑的底层，形成无意识的神经回路的话）。
认知行为疗法皆着眼于我们的“上层”大脑，而着眼于“底层”大脑的疗法则一直以来没有特别卓有成效的，在历史上，心理动力学疗法（Psychodynamics Psychotherapy）显然是这其中最显著的一路，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其理念在于我们日常的行为绝大多数由潜藏在情绪大脑中的无意识动机所驱动，而精神分析帮助我们将这些动机“意识化”，从而提供改变的契机。精神分析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有两个特点：一是耗时非常之长，为快餐化时代所抛弃。二是精神分析师所给出的解释难以证明或证伪，而似是而非的解释也容易进一步混淆对象对自己本来就模糊的认知。但是，在有些时候，当心理动力分析确实点到了点子上的时候，对方会经历被称为“transformation”的过程，在这个深刻的改变过程中，情绪大脑被“更新”，原来的问题会从根本上不复存在。实际上，transformation不经过心理治疗师之手也会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特别是当我们经历极为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有的时候原本固有几十年的执念会在“一瞬间”想通了，这个“想通了”并不是我们通过理性大脑的逻辑推演来想通了，而是情绪大脑自行“重组”，而你的意识只是感受到了“想通了”这么个结果，就像局外人一样。话说回来，什么时候心理动力学分析打到对方的心坎上，什么时候没有，怎么能够有计划、系统地、高效地逼近那个最终的心理真相，一直是心理动力疗法派的一个难题，早期的精神分析做法更像是或者治疗师提供一些候选分析，然后对方看看像不像，或者是治疗师有一些技巧让对方能够感觉到不受评判（从而不激发其内心的防御机制）的跟自己的情感大脑进行对话，从而去自我探索，而至于探索则是随机和不系统的。但是就在近些年，这个领域出现了一个很有前景的方法，叫做Coherence Therapy，Coherence Therapy从着眼点来说跟心理动力分析是同源，着眼于问题的根源——情绪大脑，但区别在于，Coherence Therapy提供了一系列的技术，能够高效地、同时却不干扰地帮助我们去探索到自己内心隐藏深处的“执”，并通过把他具象化成文字的形式来保持对其的觉知，从而在觉知的过程中让这些“过期”的应对机制跟大脑中的其他情感自然发生相互作用，最终自行消解，整个过程中治疗师的作用只是辅助性和技术性的，运用的都是对方自己内心的力量。这里不对其做深处介绍，有兴趣的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先看几个Case Examples，非常发人深思，我感觉Coherence Therapy代表着心理动力分析派的未来。
学习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自我“治疗”，而是说，心理疗法里面有很多理念，能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最近国内的一本育儿类的书《顺应心理，孩子更合作》其中就有很多地方运用认知疗法的原理（放心，不是“疗”孩子，是“疗”父母内心的种种纠结）。
Psychotherapy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重点仍然还是在于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至于改变也好，成长也好，无论你把它叫做什么，都是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
